韩民族的性格极其刚烈，表面看来是不知变通，实际是在重大原则问题上不肯姑息。在涉及到民族尊严的问题上，韩国人的情绪更会不顾一切地如火山般爆发，直至拼个鱼死网破。
　　——《刚烈自尊的韩国魂》　　王泠一

　　因为对月球来说，联合国规定：谁先利用，谁先获益。所以概括起来，二十一世纪月球探测的战略目标应该是建设月球的基地，开发和利用月球的资源和能源，为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服务。不是纯粹地为了单一的科学目标，而是要综合性地开发利用我们的卫星月球，来为我们的地球服务。
　　——《中国探月不是梦——月球探测的进展与前景》　　欧阳志远

　　能源安全是指能源可靠供应的保障。首先是石油天然气供应问题，油、气是当今世界主要的一次能源，也是涉及国家安全的重要战略物质。1973年石油危机的冲击，造成那些主要靠中东进口石油的国家经济混乱和社会动荡的局面，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现在许多国家都十分重视建立能源(石油)保障体系，重点是战略石油储备。预计，2010—2020年后世界石油产量将逐步下降、而消费仍将不断增加，可能开始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世界油气资源的争夺将加剧。我国石油、天然气资源相对少，人均石油探明剩余可采储量仅为世界平均值的1/10。从1993年起，我国已成为石油净进口国，1996年石油净进口量为1393.4万t，随着石油供需缺口逐年加大，不断增加石油进口将是大势所趋。但大量从国外进口石油，有可能引起国际石油市场振荡和油价攀升，油源和运输通道也易受到别国控制。 
　　——《中国能源问题与世界能源技术发展趋势》

　　能源生产利用对生态环境造成的损害，正是中国环境问题的核心，其中主要是大量直接烧煤造成的城市大气污染，以及过度消耗生物质能引起的农村生态破坏，还有CO2温室气体排放问题。如不采取有效的限制措施；我国2020年CO2排放量将居世界第一位。因此，发展清洁能源技术是中国能源战略的一个基本选择。 
　　——《中国能源问题与世界能源技术发展趋势》

　　气象专家说，大气的质量只有海洋的二百六十分之一，同样数量的污染物进入大气所增加的浓度比进入海洋大得多。如果海洋百分之一的碳素进入大气，就能使大气碳素浓度增加一半，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相反，大气将其百分之一的碳素给海洋，只不过使海洋碳素浓度增加０．０２％，影响很小。并且，大气还极不稳定，也极其敏感，一个小小的变化就足以引起巨变。 
　　气象专家指出，大气的脆弱性并不限于自身，还要影响其它圈层和人类。比如，如果为了满足住房和工作地点取暖的需要，平均每人增加释放２吨二氧化碳，每人驾驶汽车又增加１吨二氧化碳，全人类每年就增加排放２００亿吨二氧化碳。那么，每１０年地球的温度就会升高０．１至０．２６摄氏度，一个世纪后就会升高１至２．６摄氏度，南、北极温度将上升２至７摄氏度。这将会导致海水热膨胀和极地冰川融化，从而使海平面上升，带来一系列严重的后果，包括干旱、热浪和洪涝等自然灾害并使一些生物物种灭绝。
　　——《 面对自然我们何时不再脆弱——写在世界气象日》

　　气象专家说，季风进退异常和年际变化使得我国生态环境十分脆弱，旱涝、高温、冷害等气候灾害频繁发生，对国计民生影响很大。１９９１年的江淮大水，１９９４年的高温少雨，１９９８年的长江、松花江和嫩江大水，近几年持续的北方大旱，每年的台风袭击等等都造成了巨大损失。 
　　据统计，我国每年因各种气象灾害使农田受灾面积达５亿多亩，受干旱、暴雨、洪涝和热带风暴等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影响的人口多达６亿多人次，平均每年因气象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占国内生产总产值的３％到６％。
　　——《 面对自然我们何时不再脆弱——写在世界气象日》

　　两千多年间中国出现过四次生态大破坏：西周时黄土高原有森林3200万公顷，覆盖率达53% ，先秦时达60% 以上，东北、西南地区森林覆盖率80-90%，是我国生态第一个黄金时期。秦至西汉，传统农业形成，“奖励耕战”，“移民戌边”，人口增至6000万，黄河流域大面积森林被毁，水土流失，“河水重浊，一石水六斗泥”，这四百年是第一个生态破坏时期。东汉至隋初，是我国生态相对恢复的第二个黄金时期。隋唐后人口上升，扩大垦荒，水土流失加剧——“明代黄河含泥60% ，至清为70% ，使黄河淤积、泛滥；到1949年全国森林覆盖率降至13% 左右”，这1300年是第二个生态大破坏时期。至于后两次大破坏，则全都是1949年以后的事——“大跃进”和“文革”接踵而至，可谓古已有之、于今为烈。
　　——《面对环境现状探索我国生态环境的发展》 蔡正邦

　　联合国环境署、开发署、世界银行和美国世界资源研究所联合发表的《１９９６—１９９７年度世界资源》报告指出，全球都市化正在改变人类的物质和社会生活环境，加剧了全球的资源危机和环境恶化。如在过去的２０年中，世界的能源消耗增加了５０％，而到２０２０年，还将增加５０％。又据美国矿产局统计，按１９９０年的生产速度，世界黄金储备只够用２４年，钢为６５年，铝为３５年，石油探明储量只可供开采４４年，天然气为６３年。大量事实说明，工业文明的发展造成对自然资源的过量开采，已严重威胁子孙后代的生存发展。
　　——《建构生态环境伦理》

　　清帝国功亏一篑，没能保住自己的国号和皇位。原因何在？它是从三方面自己把自己打垮的：
　　1．政治制度改革当断不断。
　　从1906年宣示预备立宪开始，走文明国家共同的议会民主之路，已是无可抗拒的趋势。1910年1月、6月，各省咨议局联合会连同各省商会、教育会及其他绅民代表两次发动速开国会的请愿运动；9、10月间，各省督抚纷纷电请先设内阁以立主脑，开国会以定人心；各地学生接连罢课；资政院也通过决议上奏，请速开国会。这些情况表明，经过近十年改革实践，民众、士绅和各级官吏的认识渐趋一致，政治制度改革迈大步的时机已经到了。可是，清政府虽然把原定十年的预备立宪年限缩短为五年，仍然扭捏作态，不肯在翌年立即召开，坚持在1913年才开国会。1911年5月说是组织责任内阁，却换汤不换药，弄出一个不伦不类的皇族内阁。改革时机，稍纵即逝。当断不断，并且一再激怒各种社会力量，通过体制内改革整合社会的机会白白流失了。
　　2．无力制止贪污。
　　中国传统专制王朝，也有分权制约的设计，有纠举和监督官吏乃至最高统治者的机构；而以儒学为代表的思想教育和道德约束，其精美和深厚可称并世无双。但中国历代官吏的贪污也是惊人的；清代也不例外。历来的统治者都说要反贪污，可是在专制制度下往往成效不彰，处在衰败时期的清帝国更是如此。原因是：第一，有些行贿受贿活动已成为官场习惯，人人如此，法理和是非界限已经模糊。第二，担负反贪重任的监察系统同样没有逃脱腐化的命运。“近日言官卖摺之风甚夥。……大抵皆以贿陈奏者也。……明朝言官多争意气，今朝言官多因贿赂，可耻之甚!”他们也会揭露若干黑幕，但很难求得公正、彻底，且很可能是以黑反黑。第三，没有独立的司法和监察系统，它们都不过是行政系统的附属物。最后的裁决权掌握在专政政权的最高统治层特别是皇帝、皇太后或其他专制者手中，当他们本身不乾净时，要真正反贪无异缘木求鱼。第四，社会生活没有民主化，民众维护自己权益的现代公民意识没有形成，也没有形成强有力的独立的新闻舆论监督。一些报馆是官办或接受官方津贴的，缺少现代报刊的独立品格。总之，晚清贪风无法遏止无非再一次证明，没有外力，专制政权不可能真正纠正自身的弊端。
　　3．重蹈国有经济的死胡同 。
　　众所周知，清帝国覆没的直接导火线是1911年强制推行铁路国有政策。这一措施犯了双重错误：
　　一是直接侵犯广大民众的权益，触发众怒，犯了一般统治者通常不敢犯的错误。收回铁路利权，不是一般商业行为，而是经济利益和捍卫主权的政治行为相结合的群众运动。有的路权（如川汉、粤汉）是历尽艰辛，才从外国人手中争回来的。1903年12月清政府颁布《铁路简明章程》，改变铁路只准官办或外国人办的状况。“在1903—1907年的5年间，全国有15个省份先后创设了18个铁路公司。”其中13个商办，4个官商合办或官督商办，坚持官办的只有1个。[xlvii]有的股金是按亩收取的，群众性很强。公司和筑路权都曾依法办理有关手续。清政府收归国有，既违法，又与民众对立。加上政府手中没钱，打算借外债来办，更引发强烈的民族情绪。火山因此喷发。
　　二是重蹈洋务运动覆辙。将筑路权收归国有的唯一藉口是这些公司管理混乱，筑路进展缓慢，成效很差。这符合事实。它体现了中国企业家成长缓慢，法治不健全的现实。说企业家腐败，政府官员就不腐败吗？政府要有所作为，只能从加强法治入手，引导股东们通过法定程序，自行整顿，推动企业家更快成长，走向健康发展之路。市场，也只有市场，才能教会人们怎样经营自己的企业。越俎代庖已属违法；收归国有，忘记洋务运动在官办经济的死胡同中打转，碰得头破血流的教训，完全是往后倒退的蠢行。
　　——《20世纪中国社会变革的可贵开端—— 我看清末新政》　　袁伟时

　　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是制度。良好的制度是人才迅速成长和资金积聚的强大推动器；反之，则资金消散、人才流失。从1901至民国建立，有很多制约经济发展的不利因素：强势和享有特权的外国资本；厘金和其他苛捐杂税；由于政治制度改革滞后带来的政府官员腐败；日俄战争及其他突发事件引起的社会不安和动荡；等等。但民族经济仍有不俗的表现。1895——1913年间，民族资本工业发展速度年均15%，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列强无暇东顾期间的发展速度还略高一点。其他经济事业发展也比较顺畅。主要的一条是政府不再愚蠢地坚持以官办或官督商办的垄断经济为路向，扶植和奖励私人资本，建立自由的市场经济制度；加上工资和原料低廉；市场广阔；这些有利因素足以抵消其他制度性缺陷带来的不利因素（如贪污腐败和政府效率奇低等）的影响。
　　——《20世纪中国社会变革的可贵开端—— 我看清末新政》　　袁伟时

　　看一个文化是不是活着的，就要看她的基本精神是否还能打动现实的人群，与实际生活和历史进程有呼应。按这样一个看法，我们就不能说古埃及文化还活在埃及，或两河文化还活在伊拉克。当然，任何活文化都会发展、变化，但那是一个自然演变的过程，新旧形态之间有血脉相通、“基因”相连。如果出现了文化的断裂，也就是人们的生存方式、思想方式和精神取向的强行改变，被另一种异己文化顶替而不是与之交融，就不能再说这是一个原来文化的新形态了。

　　一战结束时，每桶石油只卖到2美元。二战后，每桶原油降至1．8美元，并将这一不可思议的价位一直保持到1970年。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阿拉伯国家产油国同仇敌忾、一致对外，第一次把石油作为政治和经济武器，宣布削减石油产量，实行石油禁运，使主要石油消费国经济遭受沉重打击，同时结束了长达近30年的低价石油时代。
　　1973年—1979年，世界石油价格从5美元一桶上升到40美元一桶。油价暴涨对西方世界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不少工厂倒闭、许多工人失业，经济被拖入了严重的衰退之中。此后，伊朗发动伊斯兰革命使每桶石油突破40美元，导致世界油价的第二次“强烈地震”。在经济遭到重创之后，西方工业国为应付石油危机带来的影响，作出了能源政策调整，决定建立石油战略储备。
　　石油战略储备是维护一个国家能源安全，乃至经济及社会安全的大事。制定适合于各国的能源发展战略，尽快建立起能源安全预测、预警和储备应急机制，已经变得刻不容缓。
　　——《石油安全　国脉所系》 顾玉清

　　建立一个廉洁、高效的政府，形成一个廉洁、祥和的社会，应该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追求。但遗憾的是，直到目前，尚没有一个国家或地区敢于声称他们在这件事上已经尽善尽美，无懈可击。不过，在廉洁程度的较高较低上，国家以及地区之间的差别还是存在的。新加坡和香港在廉洁方面的建树，还可以帮助我们坚定如下信心———这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并不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已经丧失了活力，而炎黄子孙，更当有能力在反腐倡廉这件大事上有所作为。说到香港，其实在历史上也曾腐败得一塌糊涂，只是在廉政公署成立并健康运行以后，情况才有了根本转变。
　　——《曾经很腐败的香港如何走向廉洁》 商子雍

　　每一王朝在其后期形成的强大既得利益阶层给国家税收带来的巨额损失，在掏空了国家的公共财政的同时也摧毁了王朝的统治大厦。这一既得利益阶层与国家公共财政之间的紧张，是传统中国社会的基本问题，其影响极其深远。
　　——《历史为什么轮回》 程亚文

　　王朝的循环、帝国的衰落，一般而言是一种综合性的结果，政治、经济、文化等等全面凋零，统治秩序就将难以为继。
　　检索一下历代王朝在其晚期经济上所出现的征侯，不难发现，以下几点是共通的：税收大量短缺。每个王朝在其建立之初，都曾有过一段时间的安宁和繁荣，如汉朝有“文景之治”“光武中兴”，唐朝有“贞观之治”“开元盛世”，清朝有“康乾盛世”，宋明两代也曾有过休养生息、政治清明、国家财政充裕、人民生活安康的和谐局面。但好景不般都不长久，每一朝代在前几任皇帝之后，由于缺乏有效的货币制度和商业法律，税收无论是提取量还是在其现有制度维护上，都开始遇到许多困难，以至到王朝后期，都面临开支超过税收的困难局面。
　　——《历史为什么轮回》 程亚文

　　中国历代王朝更换的基本动力，是农民起义。农民起义所呼唤的平均地权思想，对每一代王朝都有震撼力，也因为此，每一代王朝在建制伊始，都通过打倒原有大地产拥有者、重新分配土地，使"耕者有其田"，土地基本能够按照人口来平均。平均土地的结果，是在国家形成自耕农阶层，这一阶层占据着农民的大多数。然而，这同样是暂时的，随着休养生息阶段的过去，赋税增加，自耕农逐渐承担不起生存的压力，不得不将自己的土地让给大地主，而自己则沦为佃农。这一过程通常时间都不长，到帝国后期，慢慢就形成佃农和农奴占据着农民的多数、而自耕农逐渐沦为少数的境地。土地严重集中。平均地权只是每一王朝初始时的景观，由于缺乏相应的商业和货币体系作支撑和法律的制度性约束，帝国的财富总是按照马太律穷者越穷、富者越富，而在农业社会中，财富的主要标志就是土地占有量，那些与政治权力相勾结的大地主，在经历几代皇帝之后，一般很快就通过对自耕农的高利货盘剥而积累起大量的地产，相反，自耕农阶层在日益加重的徭役赋税和无法偿还的高利货的双重压迫下，逐渐失去自己的土地主权而成为大地主的附庸，乃至到帝国后期，国家的大部分土地是被占人口绝对少数的土地主所瓜分。
　　——《历史为什么轮回》 程亚文

　　每一代王朝在其初始，自耕农都占据着全国人口的大多数，帝国的税收也因为人口和土地的增长而有一时的充实。尽管几乎每一代王朝在其开始都曾对土地平均和保持自耕农数目作出过努力，但后来的结果，却仍然是土地集中、自耕农锐减速、公共财政缺失，如此不断循环。
　　在税收锐减、国家公共财政空虚的情况下帝国将面临什么样的结局？历史学家早有有结论：维系着帝国统治的两大力量——官僚体系和军队，将因为缺乏财政上的支撑而无法维持，帝国因此首先从自身体制上瓦解；而内部不堪忍受剥削的农民在则也联合起来，为自身生存而举起义旗，这时往往又有外族趁王朝内部的动乱而以武力来犯。在内忧外患夹击下，帝国只好分崩离析。
　　——《历史为什么轮回》 程亚文

　　在历代王朝后期，围绕赋税全体臣民实际上分成了两类：一类是掌握政治经济权力的既得利益者，即土地贵族，他们不必交税或少交税，并且通过高利贷等方式对农民进行盘剥；另一类是农民（自耕农、佃农、农奴），他们在承担政府的税务的同时，还承受着土地贵族的剥削。贫和富的这样分野，已经告诉人们帝国的财富究竟流入了何处，并且社会到底经历了什么样的分化。
　　贫和富的对立因此并不仅仅表现为财富占有量多寡的对立，而更多表现为谋取财富机会有无的对立，单纯的贫富不均在一般情况下还并不是最紧要的问题，但在贫富不均的同时假如致富的机会亦不均等，弱势都实际上已被逼入了无路可走、无希望可觅的艰难境地，起可反抗“为富不仁”便顺其自然。传统中国社会也因之呈现出动乱循环。
　　——《历史为什么轮回》 程亚文

　　从中国古代的王朝循环和古罗马的衰亡不难看出：一旦形成一个力量强大而且足以排他的既得利益阶层，一个社会在其早期形成的相对合理的社会和政治秩序将因为这个阶层的存在而慢慢消蚀。罗马的大地产所有者所建立起来的庄园经济，最终彻底改变了罗马的经济和社会结构，进面瓦解了帝国货币化的行政体制和政治上层建筑，这直接导致了罗马统治的破产。强大既得利益阶层的存在，将造成恶性循环，形成极度贫富不均现象，而一个贫富严重不均的社会无论对该社会的公共财政还是社会秩序秩序来说，都是一个灾难。
　　历史的往鉴和当今世界的现状都表明：一个国家的税收状况，是与该国的两极分化程度成反比的，与拉美诸国显著的贫富悬殊相伴的是公共财政的贫弱，而与东亚一些后发国家的经济景气相随的是这些国家的良好税收状况。一个贫富严重不均的社会必然是一个贪污腐败无度、社会各阶层极度对立、大众意志横受压抑的社会，一个贫富严重不均的社会必然是一个税收无法落实、税收制度得不到有效执行、公共产品普遍匮乏的社会，一个贫富严重不均的社会必然是一个文化和价值观分崩离析、国家和社会认同日益解体、政治合法性遭到质疑的社会。曾几何时“看上去很美”的印度尼西亚，之所以其经济体系在东亚金融危机面前一泻千里、一下子就显示出外强中干的脆弱性，这是与苏哈托家庭对印尼经济的盘剥分不开的；经历"休克疗法"后的俄罗斯，其经济一直萎糜不振，公共财政枯竭调零，原因所在，亦与苏联解体后形成的大金融和工业寡头操纵俄罗斯经济命脉并染指政治权力的局面密切相关，而据美国学者大卫.科斯的研究，就是苏联的解体，也应该归功于当时业已存在的少数既得利益者（大约10万人左右）。既得利益者对国家造成的灾难，除却吸干了国家的公共财政、制造了阶级和阶层对立外，同样重要的是，也阻碍了国家的发展。而一个国家的内部安全，不仅维系于国家的财政收入，而且维系于国家能不能向前发展，发展利益对一个国家来说，就是未来的生存利益。
　　——《历史为什么轮回》 程亚文

　　在农业社会，国家发展无外表现为两方面：一是为维护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良性运转而对自身建设进行投资的能力，包括积累财富对外征服获取新的土地资源以济破产农民、运用公共财政为贫穷无产者建立社会保障等；二是不断扩大自由经济在国家经济生活中的比重，打破自给自足经济结构的单一和板滞，拓展经济生活的多样性和灵活性，提高经济生活自身调节能力。但我们从古代中国的王朝循环和罗马的衰落中都已看到：强大既得利益者恰恰对这两方面都造成了阻碍。隋唐以后的王朝已经很少对外征服，这绝不是因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中国和平主义”，而是源于国家公共财政和经济动员能力的薄弱，不能对外开疆拓土的结果，帝国到其后期，已无法应付破产农民和新增人口对土地的日益增长的需求。
　　——《历史为什么轮回》 程亚文

　　一个社会是能够改进它的利益分配格局、培育起一个强有力的纳税中坚阶级或阶层的，如此一个社会亦将获得它应有的生命弹性。抑制既得利益阶层的无度生长、防止政治权力在经济领域的随意运用，因此理所当然。既得利益者总是竭尽全力维护其既得利益，不管自身利益是否与国家和民族利益相一致。倘若让这样的一个既得利益阶级或阶层掌握国家的统治，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利益必将被弃之而不顾，甚至出卖国家利益也不为不可能。
　　——《历史为什么轮回》 程亚文

　　每一种类型的社会都必有其相应的中坚阶层，这个阶层发育生长良好，则这个社会的政治经济状况也将良性运转，反之一个社会必将存在大而难以解决的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在农业社会中，土地及其产品是社会的主要经济来源，自耕农是社会的中坚，自耕农数目的多寡和参政的程度，直接影响了社会的经济政治状况；而在传统工商业社会，工厂企业及其生产是社会的主要经济来源，中产阶级是社会的中坚，中产阶级力量强大与否，决定了社会的政治经济运行效果。而在当下我们正在经历的这个时代，假如如一些人所说的“知识经济”已经到来已业为事实的话，我们应该认为，知识正在取代以往的农业和工业而成为社会的主要经济来源，知识阶层正成为社会的中坚，这样的一种社会，知识的生产、运用和知识阶层在社会中地位、权力的增长都实现了正常化，那么，整个社会也就步入了正常化。
　　——《历史为什么轮回》 程亚文

　　转型期社会的领导阶层更换，虽然体现了社会向前发展的本能性要求，但我们从近现西欧社会的历史进程中不难看出：这一过程其实交织着权力转移的痛苦。欧洲商品化时期的土地贵族，就曾与君主之间屡屡爆发冲突，竭力捍卫其既往政治经济地位。既得利益者必然是政治上的保守主义者而不会成为改革者，精于维护政治经济现状而不愿作丝毫变革。西汉的王莽改制为什么不能成功，原因就在于王莽将私有大地产收归国有、重新分配给纳税农民的政策触犯了富裕家族的利益并遭到了他们的强烈反对，虽然这一改革对缓解当时西汉的尖锐社会对立、维持西汉的生存其实必不可少。中国历史上的其它改革者如王安石、张居正的不能成功，原因亦同出一辙。苏联最后一位总统戈尔巴乔夫所推行的改革之所以最后落败，也与80年代以来俄罗斯形成的10万既得利益阶层篡取了政治权力紧密相关。这一阶层促使苏联走向了解体，但并没有推倒旧的政治经济结构，现在的俄罗斯仍然继承了苏联后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合而为一的统治秩序。过去的既得利益者作为落后阶级继续掌握着社会的政治经济权力，必然阻碍着这个社会的健康发展。一个国家在社会政治经济结构转型的过程中，必须防止政治资源与经济利益的直接联姻。
　　联系当代中国的改革进程，应该指出的是，肇端于二十世纪70年代未的改革开放宏伟大业，在创造了国家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已经改变了传统农业社会的经济和社会结构，一个现代工商社会的到来也正呼唤着政治结构的转型。让先进阶级真正走上历史前台，是走出传统中国社会的治乱循环、开发当代中国政治现代性的自然选择。但以目前而论，中国尚不存在成熟而有政治影响力的中产阶级，所谓有资本者只是如何清涟所说的官商结合者，资本没有独立性，中产阶级因此也没有独立的政治经济地位。这个阶层如何进一步生长、并参与政治角逐，仍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和实践。
　　——《历史为什么轮回》 程亚文


　　中国媒体要警惕“双重封建化”，什么是双重封建化？它是从德国学者哈贝马斯的媒体“再封建化”的概念引申出来的，一方面，长期以来人治、长官意志等封建意识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极大，去封建化的任务还没有完成，而初期市场经济的弊端和它与生俱来的弱点却降临到他们身上。在一些地方，从官媒合一到商媒勾结和官商媒共谋，以私人和团体利益冒充公众利益，以“监督”社会底层和“监督”外乡人为乐。
　　另外，现实的情况是否认媒体的社会公器职能和对权力的制衡作用，对新闻传播领域的调控保留了法制的盲区和人治的特区。
　　——展江

　　社会稳定机制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要经常地把人民的不满表达出来，化解掉。媒体显然是这个稳定机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当然，必须承认媒体报道不可能完全做到客观真实，这是我们的日常经验。但是当大家都进行报道的时候，事件的真相就会最大限度地呈现出来。有些人担心媒体自由度加大就会带来太多负面的东西，但我们应该记起托克维尔的一句话：一个人要获得新闻自由带来的莫大好处，同时必须忍受这种自由可能带来的伤害或者痛苦。只想获得好处，不想忍受痛苦乃是一种病态的民族心理。这个说法非常经典。
　　——贺卫方

　　媒体自由度空间被压缩，造成的结果是双重的伤害。首先伤害的是媒体自己，媒体越来越不像媒体，比如在一些电视新闻里，很难听到人民的声音，我们经常看到一些电视镜头，一个农民说一些非常格式化的话，我们知道，这肯定是记者导演出来的，是公开的新闻造假行为。媒体也经常利用自己的准政府权力进行寻租，在这样的环境下，媒体只能越来越堕落。
　　不少媒体每天忙着报道领导的活动，而不是将视角放在新闻本身上，你到一个县里就会发现，县电视台的日常新闻就是报道县委书记会见了谁，县长会见了谁，开什么会，它的操作模式和它的上一级电视台几乎是一样的。
　　如果各种新闻媒体里，充斥着这些报道的话，那么我们就看不到我们社会中的真实情况，如果一个社会的真实情况，尤其是负面的真实情况被隐瞒住，那么这个社会就会很危险，整个国家就仿佛被放在火山口上。
　　尤其是像中国这样的有着中央集权传统的国家，信息不对称是一种传统的劣势，不少官员只对其上级负责，民众对官员很少有约束力，这样，既没有民主体制带来的约束，媒体如果也不能有效地监督官员，那是雪上加霜的事情。
　　首先，在我们这个国家，新闻应该有的价值未被充分认识。即使中国社会已发生深刻变化，但人们对新闻价值的认识也是模糊的，有的甚至是错误的。
　　其次，长期以来，有一种观点认为，新闻媒体的空间越大，社会会越混乱、动荡，政府就会丧失更多的权威。
　　第三，我们有一种观念，就是把新闻媒体单纯地理解为工具，与之相适应的是对媒体限制得很死，媒体的监督作用根本发挥不出来。
　　——贺卫方


　　媒体报道空间的扩大更会使政府地位提高。为什么这么说呢？在很多国家，媒体每天都在抨击政府，但是社会非常稳定。有人看过英国报纸，发出感叹：读这里的报纸，每每预感，第二天就会爆发革命，因为好像英国人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中。但是，自1688年的革命以来，英国社会一直很稳定。美国情况也是如此，一些驻白宫记者参加新闻吹风会经常提一些“哪壶不开提哪壶”的问题。政府想掩盖什么他就会问什么，因为总统拿他也没有办法，克林顿和莱温斯基的事情被全国媒体连篇累牍，冷嘲热讽。媒体这样做有什么效果呢？执政者当然就要考虑，连这么小的问题，都会有人抓住不放，你还敢做更大的坏事吗？
　　所以，西方国家的官员因对媒体有所忌惮而有所约束，而我们的不少地方，因为没有媒体监督，司法独立体系也不完整，实际上害了不少官员！有一个被判处死刑的官员曾说：“中国做官，如果做到了厅局级，就没有监督了。”如果官员到了一定级别就没有监督了，这到底对官员好还是不好呢？我想，当然是对官员不好。
　　——贺卫方

　　政府和媒介最理想化的关系不应该简单到谁是谁的胳膊或者大腿，他应该是你的一个朋友，而且是个诤友，能在很多地方提醒你。自己的手很难给自己动手术。
　　曾有官员问我：你要是个官员，是个当事人，媒体来报道这个问题时，你会觉得烦吗？我承认我也会觉得烦，没有监督是最让人舒服的。但问题是，既然你在这个岗位上，就要面对这种麻烦，因为此事关系民众利益，老百姓有权知道，有权给你添麻烦，你必须承担义务。
　　从人的本性上说，谁都不喜欢有人在旁说三道四，西方国家的官员内心也很讨厌媒体，但他们不得不面对。因为它后面有一套制度化的东西作保证。
　　中国还缺乏这种体制。不欢迎媒体报道成了所谓的常态，因为我们体制上没有规定必须得这么做，没有规定事件发生时就应该有媒体及时介入，没有规定信息披露应该达到什么样的标准、什么样的程度，没有规定在什么情况下必须把情况向老百姓说清楚。
　　对于捂盖子的现象，不能单纯地把责任推到具体的官员和当事人身上，没有制度的约束，谁愿意走不轻松的道路呢？解决之道还在于制度建设，比如制定“情报公开法”，一些重大事情，与老百姓密切相关的事老百姓有权知道，以便于作出相应决策。
　　——喻国明

　　政治上，中国的大国地位逐步得到承认，一个负责任的政治大国形象正在树立；经济上，中国已经成为带动地区经济乃至世界经济增长的新的“发动机”；在军事上，中国的潜力已经引起美、日等国的关注。抓住这一机遇期和化解外部压力将是新世纪初叶我国对外战略的根本任务。
　　继续加强睦邻友好外交，争取周边国家对我国发展战略的理解和支持。用互信取代猜疑，用对话消除误解，用合作解决矛盾，在中国周边地区建立“政治友好圈”。

　　——《抓战略机遇，避战略风险》 郭学堂

　　世纪之交的地区危机和冲突似乎离中国越来越近。事实上，它们越来越关系中国的国家利益。上个世纪90年代早期的国际安全问题大多与我们无关，如海湾战争、索马里和卢旺达人道主义干涉、波黑冲突和海地危机，都令我们感觉那样遥远。然而，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我们逐渐有了“城门失火”的感觉，台海危机、科索沃战争和中国使馆被炸、阿富汗战争、南亚核危机、朝鲜核危机以及可能发生的第二次海湾战争，都使我们感受到国家安全和地缘政治上的无形而强大的压力。加上亚太地区的大国关系很不成熟，领土争端和统一问题在很多国家存在，主权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依然是亚太地区国际政治的实质。
　　——《抓战略机遇，避战略风险》 郭学堂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20年中，中国要采取长远对策，争取战略时间和空间，化挑战为机遇。首先，继续加强睦邻友好外交，争取周边国家对我国发展战略的理解和支持。用互信取代猜疑，用对话消除误解，用合作解决矛盾，在中国周边地区建立“政治友好圈”，这是我们化解外部压力的重要手段。
　　其次，充分利用经济“漩涡”这一优势，打好经济牌。与军事牌和政治牌不同的是，这张牌谁都愿意要，是一张扩大合作领域和区域的好牌。我们要利用历史机遇，在经济上扩大对外交流，在周边地区建立一个“经济合作圈”。
　　第三，加强与周边国家的军事交流、对话与合作，寻找突破口，从国家到地区，逐步建立“军事交流圈”，这有利于消除“中国威胁论”和缓解外部军事压力。我们扩大与“上海合作组织”中的其他五国的军事交流与合作的潜力还是很大的，与一些东盟国家建立军事对话、交流渠道和机制也是比较容易的。
　　以上三个方面在政策上是相互联系的，因此，要相互协调，一起推动，才能打好外交上的“太极拳”。在练“内功”时，不会打“太极拳”化解外来压力，很容易树敌和遭到攻击；没有“内功”也打不好“太极拳”。练好“内功”和打“太极拳”缺一不可。
　　——《抓战略机遇，避战略风险》 郭学堂

　　一个国家旅游经济的发展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成熟的标志之一。在我国旅游业被作为经济的支柱产业之一，已在四川及中国西部其它地方得到共识。我们常听说：“没有文化的旅游经济是一种苍白短视的经济，反之，不与经济联姻的纯文化，也是没有生命力和缺乏后劲的。”这里文化与经济之间的互动关系，就是要提高文化和经济的品味，使两者具有更浓的时代气息。
　　——《中国西部古文明研究综述》 王德奎 

　　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谈到西方文艺复兴运动，对民族的伟大复兴影响最大的就是宣扬古希腊、古罗马先进的生产力和文化。他说西方民族近代工业革命的发达地区虽在英、法、德等国，但催发西方民族自强自信心的却源于较英、法、德偏远的古希腊、古罗马山区的真实历史。在十四至十六世纪西方掀起文艺复兴运动之前，英、法、德这些地方还很落后，有的还是不毛之地，只有沿海岸，由于早先的海盗及商贸经济才造成有一些繁华的城镇。但后来居住在这些地方的商人及学者，到意大利半岛从已经败落的古希腊、古罗马的遗址中，看到了西方民族曾经创建过经济和文化的辉煌，从而大大受鼓舞，增强了重建西方民族繁荣的自信心，从而掀起了一场前扑后继影响深远的文艺复兴运动。
　　——《中国西部古文明研究综述》 王德奎 

　　对美国首先要破除两个误解：一个是认为美国没历史。我们通常都说它的历史很短，那么人家200年怎么就发展得这么快？其实美国并不是从200年前从头起步的，没那么神。它在立国以前，如果从“五月花”开始算起的话，（1630年）即17世纪，到现在也快400年了， 它到立国的时候，已经是有相当的准备了。还有一点重要的是，它不是从原始社会开始的 ，它是从当时欧洲最先进的思想和生产力的基础上开始的，然后在美国得天独厚的土壤上 、气候条件上、历史条件上发展起来的，而且又没有欧洲封建社会的包袱，所以它是在一 个最现代化的基础上发展的，这个起点就不一样，这是历史上的原因；另外一个对美国的 误解是，认为只有物质文明没有精神文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群体，要兴旺的话 没有一种精神支柱是不可能的。美国的精神就是欧洲启蒙运动以后的那一套理想和精神， 而且比欧洲实现起来障碍更小，自由自在的发展出来了，美国的基础比较好，再加上其他 的条件，它可以最大限度的发挥每一个人的创造力。所受的束缚很少，自然条件又比较好 ，这是它先天的东西。但和其他资本主义制度一样，它在南北战争之后，飞快地发展资本 主义工业化，各种各样的矛盾都来了，贫富悬殊、政治腐败、权钱交易、分赃制，它都存在，那么 它靠什么慢慢净化呢？它的改革有3个动力，一个是群众运动加公众批判监督，媒体的揭露 ，包括学界出现各种各样的改良的和激进的思潮，批评不平等的现象。它要求平等的观念 是哪儿来的呢？从启蒙运动过来的，人生而平等的观念。宪法又规定言论自由，出现了所 谓“掏粪文学”，专门揭丑；第二股力量是政府和政界，开明的总统和政客不愿意看到社 会矛盾尖锐化，导致一系列的向弱势群体倾斜的立法；第三股力量是已经赚了很多钱的大资本家、大财团，搞公益事业，美国的公益基金会，从20世纪初起，这是美国特有的现象 。大批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拿这些钱怎么办，把钱花在什么地方非常重要，要会赚钱 还要会花钱，它的传统不是把钱花在穷奢极侈，或传给子孙，而是花在公益事业上。慈善 事业是有传统的，但是大规模的、现代化的基金会是20世纪的产物，公益事业起的作用是非常大的，这是美国平衡社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一种机制，可以补政府之不足，尤 其是在20世纪前半叶，在政府的福利政策还没有出台之前，私人公益事业起了很大作用， 特别是在发展教育、扶贫、扶植弱势群体方面有很大效果。到了小罗斯福政统实行“新政 ”之后，他把政府的性质改变了，本来政府只保证宪法的“四大自由”，但小罗斯福提出了新“四 大自由”，除了原来的言论自由、信仰自由之外，还加了“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 惧”的自由，你受穷也是政府的事，政府应该保证你不饿死，变成政府的责任，而过去不 是。这样，一系列的福利政策和医疗保险都出来了。现在美国主要的社会福利，大头还是 在政府，私人公益事业是小头，但是一个不可少的补充，特别是在教育、研究所、“思想 库”，都是靠私人捐助。总而言之，美国相对说来比较好的解决了发展和平等这一对矛盾 之间的平衡。我认为任何一个社会，它要向前进的话，取决于它能不能够很好的解决这两 个方面。即使美国这样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不能只片面强调发展经济。 
　　——《为什么要研究美国？》 资中筠

　　美国的自由主义有两种：一种称之为“保 守主义”，更加偏重于自由竞争，极端的话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政策是偏向资产者，刺 激投资，只要投资多了就会发展生产，发展生产就会雇佣更多的人，也就使得穷人的生活 好起来了，这叫“滴漏政策”；另外一种就认为这是不行的，因为起点不是所有的人都平等的，不能放任竞争就完了，必须有法律、有政策“抑富济贫”。这是属于自由主义的两 种倾向，一种比较强调自由竞争，一种比较强调平等，这两种来回摇摆，也是美国的一种自我调节。一般说来，民主党偏向于平等，共和党偏向于刺激竞争，但每个党里也有各种 派别。
　　——《为什么要研究美国？》 资中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