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人来说，以下的气质较为突出。
　　忌讳战争。因为中国人经历过多次被侵略之苦，所以也很厌恶去侵略别的国家。
　　大国意识强、认为自己国家的文化最好并以此而自负。
　　没有什么人种偏见。
　　阴郁，外人难于了解其内心。
　　憨厚，忍耐力强。
　　保守，不易改变。
　　生活节奏比较缓慢。
　　总之，在严酷的环境中经历了数千年磨炼的中国人比较缺少乐观的精神。
　　——《中国人的智慧》 松本一男

　　中国人的这种“慢慢儿来吧”的态度，虽然优点不少，但也有缺点。“慢慢的”缺点之一是时间观念松弛，没有争分夺秒的精神。
　　“慢慢的”缺点之二是效率低。中国人一直认为自古以来中国在文化、思想、技术方面都是最优秀，所以并不急于摄取其他国家的知识和文化。对欧洲文明、尤其是科学、技术方面的成果也采取慢慢吸收消化的消极态度。相反，日本人则积极、热心地吸取新知识，新文化。
　　1543年葡萄牙人把火枪传到了日本，三十二年后日本军队中就出现了火枪部队，从此火枪便成为日本军队中不可缺少的新兵器。火枪传到中国的时间比日本还早，可是八十年后丰成秀吉出兵朝鲜时，中国明朝的军还没有火枪部队，而且到一百五十年后明朝灭亡时，中国军队仍没有大规模地使用火枪。
　　仅此一例便知日本人和中国人的速度观念之不同，在吸收先进国家的科技、文化、思想方面的速度差异也就可想而知了。因此日本明治维新后数十年就发生了明显变化，而中国却很难摆脱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状态。中国人的勤劳程度并不比日本人差，但效率却明显不如日本人，这不能不说和中国人时间观念有关。
　　——《中国人的智慧》 松本一男

　　中国人崇尚“肚量大”、不拘泥于小事的人，在小事上斤斤计较的日本人往往被中国人指责为“太小气”。但日本制品之所以质量好也正是由于日本的技术人员斤斤计较出来的，“不拘小节”恐怕亦是中国制品质量粗糙的原因之一。在日中合办的企业里，因为双方办事态度不同而引起的争执不在少数。中方抱怨日方“气量太小、挑剔过分”，日方则抱怨中方“粗枝大叶，马虎过分”。
　　中国人认为：既成的法律、规则、契约、约束等，不见得完全正确，由于客观形势的变化，可能会出现与实情不相称的情况，这时就不应拘泥于先前的约束，而应作出与实情相应的扩大解释。比如做买卖，卖者希望尽可能卖得贵些，而买者则希望便宜些买到，为了达成买卖，两方不是都需要有点“马马虎虎”的态度吗？
　　但是在近代社会中，从国家的政治、外交到民间的贸易、雇佣，都以契约的形式进行，以至于有人把近代社会称之为契约社会。发达国家都把契约看作有绝对的约束力，应该无条件地被执行。所以认为可以对契约持“马马虎虎”态度的中国人，很容易被指责为是不可信赖的伙伴。这是大概是中国难于与其它国家进行良好合作原因之一吧。
　　——《中国人的智慧》 松本一男

　　中国人向来有重文轻武的风尚，对“斯文人”即学者或文人怀有强烈的憧憬。由于汉民族原本是农耕民族，对于农民来说，最重要的是有能胜任艰苦农业劳动的健壮身体，有提高生产量的专门知识以及即使天灾地变也不气馁的忍耐力。但却缺少骑马民族那样勇猛果敢、战胜一切敌人的精神和勇气。
　　由于历史上中国不断地遭受异民族的侵略，几乎每场战争都是由他民族或他国挑衅的。数千年来苦于被侵略的中国人，本能地忌讳战争，视战争为罪恶。中国漫长的历史中，赞美战争的文学作品，可以说几乎没有。所以可以说中国人是从本质上厌恶战争。
　　——《中国人的智慧》 松本一男

　　中国从隋代开始创立了重用文人的科举制度。科举制度使身份低贱、出身贫穷的人也有机会通过考试成为官吏。与世袭制度相比，是非常进步、光明正大的任用人材的做法。但科举的考试科目太偏科，只考儒学和文学，所以有很多对政治、经济、军事、科学等知识全然不懂的人也能合格作官，因而造成中国在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方面比欧洲落后很多。
　　——《中国人的智慧》 松本一男

　　日本男人一旦争吵起来很快就动手打起来，但中国人争吵时却较少动手武斗。中国人争吵的方式是先动嘴，迫不得已时才动手。首先把对手的罪行、见不得人之事诉诸于众，博得周围观众的同情，这是中国式争吵的最常用手法。性子急的日本人看来，与其强辩夺理，不如冲上去打对方一拳更痛快。可是在中国，争吵的双方却只是互相辱骂对方，并不轻易动手，这也就是中国所谓的“骂街”。日本人和中国人的争吵方式的确有天壤之别，这大概也是日本人和中国人的作战方式有本质不同的原因所在。
　　中国人首先寻求“不战而胜”的方法。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孙子兵法》说：战争是手段而并非最终目的，而且战争是关系到国家人民生死存亡的大事，又要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因此不战而胜才是最上策。因此中国人不仅对战争，对于争吵也同样贯彻不战而胜的思想，寻求使自己的损害最小、不需要成本的取胜方法。因此中国人争吵时，设法不动手而只动嘴让对方屈服，既无体力消耗，又没有身体的伤害，这才是最上策。这就形成中国人动嘴不动手的“骂街”习惯。
　　虽然中国人厌恶战争，但也不是说中国人遭到侵略时就立即投降。但中国人一般不主动出击，而是采用以逸待劳的战术，坚持到敌人没有了耐力时，才给敌人毁灭性的一击。
　　——《中国人的智慧》 松本一男

　　中国人没有日本武士、旧帝国军人那种“玉碎”的风气，认为打不赢就选择死的做法并不明智。到了打不赢时候，就设法避战、撤退，万不得已时就暂时向敌军投降，等待卷土重来的日子，这就是中国人的思考方法。中国人认为撤退不过是一种战略手段，并非是可耻的事情。这与在战场上以冲锋陷阵为主，宁死不撤退的日本武士道精神有天壤之别。日中战争开始时，中国政府当局把大量城市的失陷向国内外解释为“预定的撤退结果”，当时日本当局还嘲笑中国的这种说法不过是嘴上不服输，但八年战争的结果却证实中国的说法是正确的。
　　——《中国人的智慧》 松本一男

　　中国人是一个对“面子”非常介意的民族，经常会为了维护“面子”而坚持错误，也会不惜牺牲实际利益来换取形式上的面子。自古以来中国在外交方面一直是搞“面子”外交，而不是利益外交。只要外国人派个使者到中国来“朝拜”一下，满足中国人面子上的需要，中国就可以“下赐”给外国人许多物质上的利益。
　　——《中国人的智慧》 松本一男

　　中国人认为晚辈如果指出长辈的错误就是不给长辈面子，是极大的不孝。晚辈即使发现长辈犯了或正在犯错误，也要考虑到长辈的面子问题，不能直接批评指出长辈的错误，顶多转弯抹角的提一提。同样下级对上级也要出于面子的考虑，不便或不能提出直接的批评。
　　在日本，政府部门和民间企业的领导人如果干得不好，就要辞职下台，没有人考虑当事人的面子问题。在中国却要挖空心思地考虑照顾当事人的面子，设法让当事人“体面”地下台。所以往往要给下台的领导人安排一个“有名无实”的虚位来保住当事人的面子。中国人由于对面子的过分考虑，往往造成对长辈和上级错误的过分宽容。
　　另外，在日本的政府部门、民间企业，如果部下犯了重大过失，其领导人也多半也要引咎辞职。如果子女犯了罪，家长会承担责任，如果家长担任的是重要公职，几乎毫无例外地辞职（或被迫辞职）。这是日本人承担责任的作法。但中国的情况却不同，政府、企业中的部下出了过失等于败坏了领导人的“面子”，所以要尽量予以掩盖。在迫不得已时，可以让部下辞职，但没有理由让领导人自己辞职，因为中国人认为领导人被部下败坏了“面子”，是受害者而不是责任者。
　　对于中国人来说，不管出了什么问题，保全面子是最重要的。政府部门、企业一旦出了问题，最优先、最重要的是考虑如何保全面子，而不是找出问题的原因和改进的对策。这种中国式的“面子”第一的考虑方法，也是造成中国人难于改正错误的一个原因吧。
　　——《中国人的智慧》 松本一男

　　日本人认为：“不管多坏的人，人死了罪也就没有了，人死了就都变成了神佛”。对于犯罪者，在他们活着的时候，对他们判刑、惩罚是应该的，但对死人问罪有什么意义呢？有人尽管生前作了很多坏事，犯了很多错误，一旦死了，他的罪行和错误就可以被原谅了。所以许多日本人在做了错事，造成巨大损失时，往往采用以死谢罪，以死换取人们对他的原谅。这也是造成日本人自杀率高的原因之一。
　　——《中国人的智慧》 松本一男

　　由于中国人拒绝承认自己的任何缺点错误，缺乏对自身问题进行深刻探讨和反醒的风格，使中国人无法从以往的失败中吸取到真正的经验教训。同时由于中国人对自己文化的绝对自信，无形中造成对外国文化的漠不关心，不能积极吸取外国文化的优点来弥补和改进自己的不足。中国人的这种“夜郎自大”的心理大概是中国不能象日本那样迅速实现近代化的原因之一吧。
　　——《中国人的智慧》 松本一男

　　像报纸上说的：以色列国会里吵起来了，不得了啦，三个人有三个意见。但是，却故意抹杀一件事情，一旦决定了之後，却是一个方向，虽然吵得一塌糊涂，外面还在打仗，敌人四面包围。仍照旧举行选举！各位都现白，选举的意义是必须有一个反对党，没有反对党的选举，不过是一台三流的野台戏。在我们中国，三个人同样有三个意见，可是，跟以色列不一样的是，中国人在决定了之後。却是三个方向。
　　民主不是形式，而是生活的一部分。我们的民主是“以示民主”：投票的时候，大官还要照个相，表示他降贵纡尊，民主并没有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只成为他表演的一部分。
　　中国人的不能团结，中国人的窝裹斗，是中国人的劣根性。这不是中国人的品质不好，而是中国的文化中，有滤过性的病毒，使我们到时侯非显现出来不可，使我们的行为不能自我控制，明知道这是窝里斗，还是要窝里斗。锅砸了大家都吃不成饭，天塌下来有个子高的可以顶。因为这种窝里斗的哲学，使我们中国人产生了一种很特殊的行为　死不认错。各位有没有听到中国人认过错？中国人不习惯认错，反而有一万个理由。掩盖自己的错误。
　　为了掩饰一个错，中国人就不得不用很大的力气，再制造更多的错，来证明第一个错并不是错。所以说，中国人喜欢讲大话。喜欢讲空话，喜欢讲假话，喜欢讲谎话，更喜欢讲毒话要毒的话。不断夸张我们中华民族大汉天声，不断夸张中国传统文化可以宏扬世界。

　　中国人生下来就有很沉重的负担，每天都要去揣摩别人的意思。如果是平辈朋友，还没有关系。如果他有权势，如果他是大官，如果他有钱，而你又必须跟他接近，你就要时时刻刻琢磨他到底在想什么？这些都是精神浪费。
　　——《丑陋的中国人》 柏扬

　　因为中国人不断的掩饰自己的错误，不断的讲大话、空话、假话、谎话、毒话，中国人的心灵遂完全封闭，不能开阔。中国的面积这麽大，文化这麽久远，泱泱大国，中国人应该有一个什麽样的心胸？应该是泱泱大国的心胸。可是我们泱泱大国民的心胸只能在书上看到，只能在电视上看到。你们看过哪一个中国人有泱泱大国民的胸襟？只要瞪他一眼，马上动刀子。你和他意见不同试一试？洋人可以打一架之後回来握握手，中国人打一架可是一百年的仇恨，三代都报不完的仇恨！为什麽我们缺少海洋般的包容性？
　　没有包容性的性格，如此这般狭窄的心胸，造成中国人两个极端，不够平衡。
　　一方面是绝对的自卑。一方面是绝对的自傲。自卑的时候，成了奴才；自傲的时候，成了主人！独独的，没有自尊。自卑的时候他觉得自己是团狗屎，和权势走得越近，脸上的笑容越多。自傲的时候觉得其他的人都是狗屎。不屑一顾。变成了一种人格分裂的奇异动物。
　　在中国要创造一个奇迹很容易，一下子就会现出使人惊异的成就。
　　但是要保持这个奇迹，中国人却缺少这种能力。一个人稍稍有一点可怜的成就，於是耳朵就不灵光了。眼睛也花了，路也不会走了，因为他开始发烧。
　　——《丑陋的中国人》 柏扬

　　中国人是天下最容易膨胀的民族，为什麽容易膨胀？因为中国人“器小易盈”，见识太少，心胸太窄，稍微有一点气候，就认为天地虽大，已装他不下。假如只有几个人如此。还没有关系，假使全民族，或是大多数，或者是较多数的中国人都如此的话，就形成了民族的危机。中国人似乎永远没有自尊，以至於中国人很难有平等观念。你如果不是我的主人，我便是你的主人。这种情形影响到个人心态的封闭，死不认错。可是又不断有错，以致使我们中国人产生一种神经质的恐惧。
　　不晓得什麽是自己的权利，也不晓得保护自己的权力，每遇到一件事情发生，总是一句话：「算了，算了。」「算了算了」四个字，不知害死了多少中国人，使我们民族的元气，受到挫伤。我假如是一个外国人，或者，我假如是一个暴君，对这样一个民族，如果不去虐待它的话，真是天理不容。这种神经质的恐惧，是培养暴君、暴官最好的温床，所以中国的暴君、暴官，永远不会绝迹。中国传统文化里各位在《资治通监》中可以看到　一再强调明哲保身，暴君暴官最喜欢，最欣赏的就是人民明哲保身，所以中国人就越来越堕落萎缩。
　　——《丑陋的中国人》 柏扬

　　因为我们没有独立思考训练，也恐惧独立思考。所以中国人也缺少鉴赏能力，什麽都是和稀泥。没有是非，没有标准。中国到今天这个地步，应该在文化里找出原因。
　　这个文化，自从孔丘先生之后，四千年间，没有出过一个思想家，所有认识字的人，都在那裹注解孔丘的学说，或注解孔丘门徒的学说，自己没有独立的意见，因为我们的文化不允许这样做，所以只好在这潭死水中求生存。这个潭，这个死水，就是中国文化的酱缸，酱缸发臭，使中国人变得丑陋。
　　——《丑陋的中国人》 柏扬

　　整个世界近现代史表明，一个民族、国家的社会历史进步总是同它的开放态势、与是否善于吸收世界先进文明的成果相联系的。从本质上说，个人的知识、经验、智慧总是有限的，而群体的知识、经验、智慧却是浩大无限的，人类通过相互之间的交流、学习而相互启发和补充，获得知识无数倍的扩张，此乃善莫大焉、利莫大焉的大好事。封闭总是和落后、愚昧联系在一起，而开放总是和进步、开明联系在一起。

　　自尊是人之所以为人、民族之所以为民族的心理基础。正常的民族自尊可以增强民族的凝聚力，使民族自强、自立，是民族发展的动力。但过度的自尊就会造成封闭、唯我独尊、目空一切、排斥一切的倾向，不能平等地对待他人和其他民族，也妨碍自己认清其他民族的优点和自己的弱点。对本民族缺乏自省，妄自尊大，正是满清以来的近代中国积贫积弱的心理原因。诚然，中国历史上屡遭外族侵略、欺凌，但我们决不能因此漠视封建专制制度的腐朽性和对民族发展的危害性，正是因为政治腐朽，造成民贫国弱才导致外族侵略。抗击侵略是正当的，但若因此产生盲目的排外、仇外心理，进而否认和拒绝一切世界文明，那就是非理性和愚蠢的了。
　　——《偏激民族心理对中国的危害》　郑奋明

　　现在，中国从事农业的人口大概是７０％—８０％。中国经济要想现代化，农业人口一定要大量减少。美国农业人口大概是７％，他们除了供应自己外，还有很多出口。日本的明治维新，农业人口是由８５％减到１５％。台湾高速发展时期也是从８０％减到１５％。所以中国农业人口一定要减少，转向工业部门。中国需要新建大量的工厂和城镇。
　　——张五常

　　国有企业的问题一定要在经济彻底市场化的前提下解决。许多人对市场的功能仍然认识不够。市场是最有效的激励机制，因为市场是不需要你认错的，它会自动地惩罚你。比如说我开一家餐馆，我煮的东西不好吃，没有客人来帮衬，我就没有生意，就要关门。市场不需要我认错，因为我认了也未必肯改。
　　当经济运作不好的时候，一定不要把它当作一个机器去修理，国有企业不是紧紧螺丝或是加点油的问题。政府的职责不是修理，而是要提供一个环境，让企业能够按照市场法则运行。
　　股份制、多元化持股的思路是对的，但是股份一定要有转让权，假如没有转让权，这个股份是没有用的。人民公社的时候有公社工分制，公社工分制也是一种股份制，可是那时候的情况非常糟糕。所以股份一定要能够自由买卖，这是非常重要的。再有一点，政府可以拥有一部分股份，但是不要直接左右企业的经营。我想这一点近两年政府还做不到，因此一些所谓的股份制是不规范的。国有企业改革也应该孤注一掷，真正让投资人或者职工持有股份，决定企业的命运。
　　——张五常

　　世界上大致有三种制度：一个是用等级特权来界定权利的，一个是以资产来界定权利的，第三个就是贪污的制度，是以贪污的权利来界定的。贪污一旦制度化这个国家就没救了。中国现在虽然贪污腐败现象比较严重，可是还没有到制度化的地步。制度化贪污的权利界定是很明显的，比如说像印度的贪污，你管皮包的进口，他管手表的进口，他负责外汇的管制，各有一摊，井水不犯河水，而且贪污的权利还可以买卖，可以继承。举个巴拿马的例子：官员贪污日期都清楚界定，比如每周一、周二、周三是他的贪污的日子，周四、周五、周六是你贪污的日子。中国还没有到这个地步，但是也要警惕。
　　——张五常

　　多年来我就有这样一个信念：中国人的竞争力不比任何人差，只要有一个自由竞争的机会，我们中国人一定能赢，海外华人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中国人刻苦耐劳，而且劳动力非常廉价，这几年我觉得中国人不止是劳动力廉价，连天才都是廉价的。中国有这么多天才，这么努力地做事情，怎么可能输给外国人？问题是现在规章制度太多，对经济的管制太多，束缚了人民的创造力，所以当务之急是建立一个能够发挥人民创造力的经济环境。
　　中华民族的重新崛起是一个艰巨的历程，中国要抓住机遇，一步都别走错，才能进步得快一些。
　　——张五常

　　真正的力量乃在于民心。所谓的民心，乃在于全体人民过上体面的生活，从而他们会有自尊，他们考虑问题也会更有责任感，而不是无赖式的破罐子破摔；人民拥有充分的自由和民主，他们从心眼里体会到自己对于社会的责任，他们无需鼓动、无需宣传动员，会自愿为保卫国家的自由而牺牲，因为保卫国家的自由，就是保卫他们自己的自由；他们拥有高度的自由，从而他们的创造力得到充分的发挥，而这正是知识、财富、和力量的真正源泉。
　　我们的确需要强大，但应该是人民的强大，应该是每一个平民都有财富、有力量、有自信心，我们所需要的强大蕴涵在自由、民主、富裕、公平这些基本价值中。
　　——《我们需要人民的强大》　 华夏论坛

　　人才关是关不住的，就算强行留住，没给他发挥才能的环境和机制又有何用？当然，如何留住人才，如何从机制和环境着手创造条件，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的正面效应……都是当局者应该思考的问题。我不是危言耸听，中国目前的人才流失状况正在步印度的后尘——一流人才全部出国，成为西方国家的廉价精英人才的供应地；反过来，不管有多少人才在国外获得了诺贝尔奖，在先进技术方面永远在西方后面亦步亦趋，处于二流水平，并沦为西方先进技术产品攫取丰厚利润的低端市场。最终不过是个经济发展缓慢，人口负担重，生态环境恶化的二、三流国家。
　　——《得人者得天下：从美国的移民谈起》　　风雪千山

　　中国至今为止也未能摆脱贫穷落后的现状，最重要的原因莫过于中国人妄自尊大的品性。中国人总把自己的优点放在嘴上，又总把眼光盯在别人的缺点上。一提到向西方学习，就会有很多人出来争辩说：中国也有中国的优点，西方也有西方的缺点。中国人最多可以承认西方的科学技术比中国先进，绝不会承认西方文明比中华文明先进。
　　中国人却缺乏自我批判的勇气，宁可沉溺在“中华文化世界第一”的自我陶醉之中，也不愿正视西方文明把中华文明打得一败涂地这个现实。
　　——《中国为什么赶不上日本》 林思云

　　任何集团内部都有竞争和合作的两面，中国人却把集团内部的竞争上升成为斗争。历史上中国人自己间的斗争给中国带来的伤害，远远大于外国侵略中国所造成的伤害。中国人似乎生来就有互相拆台的倾向，这在政治运动中表现得特别明显。中国人从小就接受不信任别人的教育，政治运动一来，大家互相怀疑，互相揭发告密，甚至为了自己利益出卖别人。
　　日本人之间也有内斗，但这种内斗是有节制的，不会发展到损害大家共同利益的地步。而中国人的内斗却是无节制的，为了打倒自己的敌人，中国人甚至可以请来异族帮忙或投靠外国人。
　　——《中国为什么赶不上日本》 林思云

　　任何一个史学家都知道：甲午的命运在明治维新与洋务运动两种不同的变革兴起时就已种下。既使我们能侥幸获得一二次的战术胜利，也难逃最终的战略失败。
　　如果是经济，我们可以强国；如果是军事，我们可以强军。但如果是制度的腐败，我们又将何去何从？既使先让我看过历史真相，再把我送回到甲午战争三十年前，我放声高叫：“不维新变法，既使三十年后经济，军事都不弱于人也会被打败”又有几个人能相信我这句话？
　　——《含泪的回顾：我们为什么输给了日本？》

　　今天我们不能再一次走错路，因为中华民族已经无力再犯一次错误了。只有以民主的精神追求民主，我们才拥有最后一次机会。
　　——《漫话民主精神》　　海星

　　在先进的民主国家里，平等精神几乎成为人们的本能。它深刻地融合在人们日常生活中，体现在人们平常的待人处事上。
　　——《漫话民主精神》　　海星

　　在民主国家里，每个人都是自由的。我的观点，你不同意，我也照样能说，你不能让我闭嘴。我做的事，你看不惯，我也照样能做，你不能不准我做。只要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任何人都可以完全自由地说自己想说的话，做自己想做的事，别人再怎么看不顺眼，也不得干涉。这就是民主，也是自由进步的源泉。在享受自己的自由的同时，你也就必须宽容他人的自由，所以民主总是宽容的。如果大家都容不得别人，最后大家就都会失去自由，专制就会再现。
　　既然大家的目标是一致的，就应该以宽容的精神对待他人的不同意见，应该尽量找到共同点，尽可能团结，尽可能合作，尽可能双赢。不应为了一点似是而非的不同意见，就闹得你死我活。
　　——《漫话民主精神》　　海星

　　在民主社会里，几乎所有的协议都是妥协的产物。人生在世，与别人完全一致的时候恐怕不多。你有你的利益，他有他的利益，你有你的价值取向，他有他的价值取向，出现矛盾在所难免。可是你要活，也得允许别人活，你想活得好，也得让别人活得好。怎么办呢？那就只有妥协，照顾到各方面的利益和要求。所以在民主社会里，让哪一部分人完全满意的东西几乎是没有的，大家要达到一致的，是虽非人人满意，但人人都可接受的共同点。如果一部分人完全满意，另一部分人完全不满意，那肯定是专制，不可能是民主。因为专制是不用妥协的，不行咱就刀枪相见，拼个你死我活。把阶级敌人都消灭光了，咱就说话算话，爱干嘛干嘛，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所以民主国家内战少，专制国家打它几十年稀松平常。
　　妥协对各方来说，都是各有所得，也各有所失，总体利益最大就行了。所以要搞民主，就得正视他人的利益。你可以尽力争取自己的利益，但也要照顾到对方的利益。最终大家各占一块，也就是双赢。不能说便宜你得占尽，让对方吃亏对底。这样不可能达成协议。最后只好火并，打成个双输。通过一次次妥协，每次大家都有进账，最后大家就都能富起来。如果坚持斗争哲学，见人就拼一场，你赢个三场五场有可能，但最终非垮不可。所以说善于妥协、见好就收的人，往往是最大的赢家。
　　民主其实不仅仅是一种政治模式，还是一种心态模式和生活方式。在专制制度下长大的“民运”们，容易认识到前者，却难于做到后者。专制模式是什么呢？就是遇事各走极端，丝毫不让，凡事不讲合作，绝不妥协，哪怕自己吃亏，也不能让别人有便宜可占。这种心态的后果，就是全体倒霉，谁也别想捞到什么。
　　——《漫话民主精神》　　海星

　　现今世界上最富裕最发达的国家，都是民主国家，而这种富裕发达，只能通过长时期不懈地建设而来。没有建设的民主，肯定不是好的民主。所以你要搞民主，你就不能只知批这个，斗那个，这也不行，那也不对。你得说出什么是对的，怎样才行，换了你要如何做。不能学那些流氓无产者，好破坏而不事建设。让他干正经事不行，让他去破坏捣乱打砸抢，他倒能干得干净利落，花样百出。
　　在民主国家里，你可以批评别人，但你自己也必须提出自己的建设性主张。看一看民主国家的竞选，每个政党都必须提出自己的一系列建设政策来接受人民的评判。没有见到过只靠批评别人就能上台执政的。你要有自己的政纲、政策及具体操作方法。你得告诉大家，你的政治政策是什么，你的经济政策是什么，你的教育政策又是什么。你要有一整套详细具体现实的建设方案，还要说服人民接受。你不一定得善于砸碎一个旧世界，但你一定得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否则你就只能在台下狠批猛骂，永远也上不了台。
　　——《漫话民主精神》　　海星

　　思想本身，没有丝毫危险的性质。只有愚暗与虚伪，是顶危险的东西。只有禁止思想，是顶危险的行为。
　　——《危险思想与言论自由》 　李大钊

　　仇外思潮的勃兴，必然导致对西方价值观念的仇视和对所谓“传统”的回归，从而导致社会的全面倒退。所谓现代化，其实就是西化。正是西方先进的人文科学观念的大规模引入，才使得中国社会在近二十年间告别了那个野蛮、血腥、黑暗的中世纪式的时代，初步搭起了相对宽松自由的法治国家的框架。仇外之风一起，多年来“与国际接轨”的努力势必废于一旦。中国社会全面回归“传统”之日，便是摒弃好不容易才进口的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等观念、再度告别现代文明之时。
　　——《中国人的拳匪情结》 何碧

　　仇外思潮的昌行，最终将导致法西斯军国主义。为了“洗雪国耻”，国家势必穷兵黩武，不是重蹈前苏联的覆辙，就是走上纳粹的老路。时下的“捐献航空母舰热”已然露出了端倪。这种喧嚣，只能为军界强人争预算呐喊助威，迫使国家将紧缺的资金用于军工，象前苏联那样让军备竞赛拖垮整个国民经济，害得民不聊生，最终政权垮台，国家解体。就算能勉强混下去，也无非让世间多一个北韩而已。有史以来，丧权、失地、赔款、受辱最甚的国家，莫过于一次大战后的德国，而籍武力洗雪国耻最成功的“民族英雄”则首推希特勒。他最后把德国人民带到何处，史有明鉴。
　　——《中国人的拳匪情结》 何碧

　　对谁也不能搞个人崇拜。
　　——张志新

　　清朝走过的盛而骄、富而奢———骄必怠、奢必贪———贪必腐、腐必败的历史轨迹无可置疑地表明，如果在兴盛和富裕后不思进取，贪图奢靡享乐，虚骄懈怠，必然导致腐化衰败，走向灭亡。
　　——《腐败导致清朝从盛世滑向衰落》　　王国华

　　腐败还是引起清王朝军事涣散、军队战斗力下降的直接原因。军队是国家机器的支柱，是国家强盛和社会安定的保证。
　　官僚统治机构的奢靡腐败的必然后果，就是强化对小民百姓的压榨和剥削，致使广大民众生活日益贫困。
　　——《腐败导致清朝从盛世滑向衰落》　　王国华

　　一般来说，在国际经济危机时期，贸易保护的声音往往抬头；而在繁荣时期，自由贸易又容易成为潮流。对于强国来说，自由贸易是占领弱国市场，打败弱国企业的旗帜；对于弱国来说，贸易保护是抵御市场强权，发展民族工业的盾牌。当一国从弱变强时，它就会开始赞同自由贸易；反之，当一国由强变弱时，它又会回到贸易保护主义路线上去。可以说，美国的历史就是根据本国在国际市场竞争中的力量强弱交替运用贸易保护和自由贸易两种主张的历史，而美国也正是因此才从一个殖民地国家变为世界第一流的强国。
　　——《美国崛起之路对中国的启示——对美国历史上贸易保护和自由贸易之争的思考》　韩德强

　　一个国家的民族工业从幼稚到强大要经历多么漫长和曲折的道路，而且完全可能永无出头之日。如果认清这一点，那么不难想见，今天世界贸易组织给发展中国家几年或十几年的所谓幼稚工业保护期，其意义恐怕是死刑——缓期执行。
　　——《美国崛起之路对中国的启示——对美国历史上贸易保护和自由贸易之争的思考》　韩德强

　　美国由弱到强的崛起向我们生动地展示了市场经济的真谛，即市场经济是弱肉强食的经济。弱者如果不想被强者吃掉，唯一的办法就是认清自己的竞争地位和实力，一方面深沟壁垒，另一方面找准强者的弱点主动出击，打一场经济上的以弱胜强、由弱到强的持久战。
　　——《美国崛起之路对中国的启示——对美国历史上贸易保护和自由贸易之争的思考》　韩德强

　　虽然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和进出口额都已经不小，但中国还没有强大的民族工业，还没有在世界市场经济海洋里遨游的大鲨鱼，还没有走完由弱到强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中国真正的国情不是落后，而是弱小。落后到先进只是个时间问题，弱小到强大却是一场生死博斗，胜利和失败的可能性都是存在的。世界上一百多个国家都是市场竞争的主体，但大部分国家却都是市场竞争的失败者。
　　——《美国崛起之路对中国的启示——对美国历史上贸易保护和自由贸易之争的思考》　韩德强

　　国民交纳所得税，是现代经济制度中极重要的组成部分。在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个人所得税实际上是国家财政的主要来源。人们也把交纳所得税看作义务。平时人们所得到的几乎每一笔收入，都已经被预扣所得税。而每年4 月报税季节，不管是蓝领工人，还是白领阶级，不管是球星歌星，还是政治人物，有自己动手的，有请会计师代劳的，都得把自己上一年的收入和该交的税额算清楚，如实报给税务部门。税务部门则随机抽查，一旦查出有故意偷漏的行为，那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不管是谁，轻则罚款补税，重则入狱，身败名裂。
　　——《有感于中国富人被查税》　　唐逸鸿

　　政府收了税以后，也应该好好地为纳税人服务，应该尽到政府的责任。如果交完税之后，对怎么花这些税款毫无发言权，甚至被贪官污吏们挥霍浪费时，纳税人也无权置喙，那么，不要说人们纳税的自觉性无法提高，连政府向民众收税的合法性都有问题。
　　实际上，这正是现代社会的基本运作方式：公民有交税的义务，同时也有监督政府如何使用这些钱的权力；国家有收税的特权，但也有为纳税人服务并接受监督的义务。只有当这两方面都“依法办事”的时候，社会机制才能正常运转。
　　——《有感于中国富人被查税》　　唐逸鸿

　　实际上，法律的可操作性还与腐败现象有密切关系。不少法律和规定相当严格，但在现实中无法办到，于是只能由执法的人来折中减免，很多腐败现象就在这个过程中产生。因此，认真考虑法律的可操作性，也是反腐败的一个重要措施。
　　——《有感于中国富人被查税》　　唐逸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