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战略文集》这部十卷本的文集是近二十多年我的战略分析文章的集结，将时间跨度这么大的文章按主题以文集的形式编纂出版，对我来说，既是荣誉更是挑战：需要直面多年后变化了的形势，看看多年的研究结论是否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作品的生命力不在于其天女散花般的观点——观点谁都会有，而在于这些观点扎根实践和历史的深度。说出某一观点是学者的权利，而证明这一观点则是学者行使权利后对读者应尽的义务。只有能反映时代主题的观点及在此之上形成的思想才是有生命力的，其生命的长短，取决于这种思想触及时代问题的深度。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能贴近中国实际的好作品不是靠媒体包装就能产生的，它更多的是历史沉淀的结果。在历史中能沉淀下来的作品只能产生于实事求是的研究之中。时间是作品的终极裁判，在公正的时间面前，任何虚浮和热闹的东西都会随风而散，而真正有价值的作品则会在历史的反复考验下愈显光芒。当代中国学者应以先贤为榜样，抓紧时间为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做成一些风吹不走的事。

师，事也。事无师，故可为师。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学术功底说到底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功底；学者对历史事件的把握能力说到底也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研究问题的能力。“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我既反对用虚无主义解释东方尤其是中国的历史，也反对用虚无主义解释西方的历史。用虚无主义反对虚无主义，用唯心论反对唯心论，这与用空气打空气、用棉花打棉花一样是无力的，且在政治实践上也是不成熟的。

“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一种文明要能成为时代的引擎，不能没有理论相伴。理论的高度取决于它反映时代问题的深度。22世纪的中国人对21世纪中国的认识高度，取决于今天生机勃勃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广度和我们学者对这个伟大实践的认识和研究的深度。这个问题的解决，仅靠振臂长呼和一味批评是远远不够的。

“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长远来看，未来能满足中国需要的不是这派那派的理论，而是“实事求是派”的理论。只有实事求是的理论才能反映我们时代的本质。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曾引进西方战略学，经过四十多年的吸收和消化，中国战略学界应在告别“言必称希腊”的语境后形成有中国气魄和中国风格并扎根于中国实践的战略理论。实践没有终点，真理探索也未有穷期，我将为此付出毕生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