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有和公有制企业，它们的效率低下，贪污腐败等各种问题，并不是工人产出效率不高的原因所造成，也不是公有制企业固有的弊端所决定。中国公有制企业的问题，主要还是出在私有上，即公有制企业名义上的公有和实际私有，长期公有和短期私有的矛盾上。这一矛盾不解决，无论是下岗制度、破产制度和股份制度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国有企业的诸多问题，而实际上只是把那种矛盾所产生的恶果转嫁到职工和百姓身上，加剧了社会的两极分化。根本达不到推行此项政策所预想的那种真正完善企业健康机制和刺激经济增长的要求。
　　——《对中国改革的政策建议》 曹泽新

　　中国现在的诸多问题，如人口问题、经济问题、环境问题等等，归根到底就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不解决，所有的这些问题就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实际上，无论是西方社会还是社会主义各国，都有自己的农民问题解决方案，但大都不适合中国国情。
　　——《对中国改革的政策建议》 曹泽新

　　东方的中央集权思想和西方的民主思想在实际生活中一直冲突的一个焦点就是选举权。在东方政治制度中，各级行政官员的任免是由上级来决定，而在西方政治制度里面，则是由该行政职位下的公民通过投票来决定官员人选。这两种政治制度似乎非常对立，不可调和，但事实并非如此。
　　围绕着选举权展开分析，我们知道，在东西方的选举过程中，共涉及到了两个人和两股势力。其中两个人是指上一任官员和新上任官员，两股势力则是指该行政职位的上级官员或机构和该行政职位管辖下的公众。
　　因此，在整个选举活动过程中，无论是东西方，实际上都涉及到了两种权力的行使，这两种权力分别就是上一任官员的罢免和新任官员的举任。我们看到，在西方政治制度中，上一任官员的罢免权实际上是自动行使，而在一个稳定的中央集权制度中，一般来说，官员的职位都被保留，也就是说罢免权被无形取消。
　　实际生活中，无论东西方的政治制度，都存在着自己的缺陷。在中央集权制度里，一般政权由于缺乏监督机制，所以总会存在各种腐败现象。当中央有一项政策要通过这个机构实施时，往往由于各级行政官员在行使职权时不受监督，这些政策在推行过程中就出现各种各样的变质现象，政策实际上并没有得到真正执行。尤其是底层官吏的腐败，会导致政权机构与公众的对立，直接威胁着整个政权的存在基础。中国历代王朝的更迭，其根本原因都出在这里。而西方政治制度，却由于任免权完全下放，根本无法形成类似东方的行政机构的强大手段，从而各种社会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尤其对现在的中国，这种行政机构可以说是能解决中国农村问题的唯一手段，市场机制解决不了农村问题。
　　但是，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以前的选举权是由罢免权和举任权构成，也就是说这种选举权是可以分割的，所以完全可以通过选举权的分割行使来给出一种新的政治体制。这种新的政治体制能够将现存的这两种政治制度的优点兼收并蓄，同时摒弃它们各自的缺点。
　　中国有两句话，结合起来可以恰如其分地说明新的政治制度：“相马还须伯乐”，“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从这两句话来看，伯乐（上级），一般而言，识人经验更丰富，大局观更强，同时也是行政上的需要，更适宜行使举任权；而群众对上一任官员的政绩更有切身体会，更有发言权，因而更适宜行使上一届官员的罢免权。
　　新的政治制度具有以下一些原则：
　　一，把人事罢免权下放，真正由群众掌握，由群众投票表决；
　　二，上层机构保留举任权和行政罢免权。
　　其中，人事罢免权必须得到切实行使，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官员被群众投票罢免，则下一任期内坚决不能平级或越级使用；其次，即使一个官员在群众的投票中没有被罢免，上级依然可以根据他对各项政策的执行程度，考虑是否进行行政罢免，举任新的人选。这样就构成了一种与东西方政治体制都不同，但优点兼收并蓄的新的民主集中制度。
　　在这种民主集中制度下，由罢免权所致，各层腐败分子和平庸官员的清理工作一直进行，保证了整个行政机构的廉洁高效，同时，在罢免权的监督下，官员的危机感甚至比西方民主制度下更为强烈，整个中央集权行政机构与以前相比，运作起来更为自如，能够彻底贯彻中央政府各种政策的真正意图。这样民主集中制度下的廉洁高效的中央集权行政机构，是西方民主制度不可能具有的，最能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强大社会手段，这种手段在贫穷和落后的国家里是解决西方政治制度下完全无力解决的各种社会问题的必须手段。
　　随着新的民主集中制的提出，也从理论上化解了东西方政治思想冲突的一个核心矛盾，为中国的东西方政治和经济等社会理论界的各种思想的融合，提供了一个现实的基础。也为政治思想斗争阵地向西方世界转移，为马克思主义在世界的传播提供了一个现实的条件。此外，新的民主集中制的实施，通过不断地换血工作，会使共和国政权完全扎根于人民群众的基础之上，为共和国政权的长期稳定和中国社会的长治久安从制度上筑下了无比坚实的基础。
　　——《对中国改革的政策建议》 曹泽新

　　我们缺少了一个科学传统。零零碎碎的近于科学家的人物是出现过的，但一个传统就谈不上。在欧洲，伽利略（一五六四——一六四二）、牛顿（一六四二——一七二七）、达尔文（一八○九——一八八二）等科学天才的崛起，其传统可上追公元前二百多年的阿基米德（公元前二八七——二一二）等人。而本世纪最重要的两个科学发现——半导体与基因（DNA ）——又可上追牛顿及达尔文。为了应用科学，训练工程师的学院在二百年前已在法国开始了。
　　历史上，从陶渊明到苏东坡到郑板桥，我们不容易找到一个算是有学之士是没有做过官的。那是说，求学是求官，求生计及一点「治」权。伦理学问可治，科学学问不可治也。读书识字的，或多或少要向伦理那方面下功夫，论什么君子、小人，科学的兴趣也就不容易培养出来。
　　我们历来科学人材的缺少，不是没有天分，而是有天分的都讲伦理，谈诗论词去也。
　　——《中国为什么衰落》　张五常

　　民间舆论中有的是谏言，有的则是怨言，谏言固然可嘉，怨言也未必就可畏。其实，让民怨及时发泄出来往往可以缓解冲突，消除某些潜在的隐患，无视甚至压制民怨乃是不明智之举，民怨一旦沸腾起来就犹如洪水般其后果往往不堪设想。当然，民间舆论带有一定的利益驱动性和盲从性，形象地讲，形形色色的民间舆论有时就如同“酸雨”般其建设性和破坏性俱在。
　　——《善待民间舆论》　刘武俊

　　电视新闻常常出现各级官员深入普通百姓家中问寒问暖的画面，这无疑是官员深入群众倾听民众呼声的一种积极的姿态。不过，仅有姿态是远远不够的。何况，在蜂拥而至的镜头、话筒和前呼后拥的各级领导面前，普通老百姓通常很难有说真话、吐真言的勇气。就目前中国的现状而言，真正有效的民意传达渠道乃是具有道义感的新闻媒体。可以说，在多数普通百姓仍然不太习惯和不太善于利用新闻媒体表达自己的呼声的情况下，新闻记者应当主动担当起民众代言人的职责，充分发挥“群众喉舌”的特殊功能。
　　就舆论监督而言，朴实而直率的“民言”比所谓“名言”更丰富和更有价值。在我看来，“名言”往往是沾了“名人”之光才“一鸣惊人”，带有明显的话语霸权色彩，其实不少“名言”都可以出自平民百姓之口，因而对所谓“名言”的迷信不过是对所谓“名人”的膜拜的表征而已。朴素的真理往往就是常识，“皇帝的新衣”中那个小孩说出的被大人们嘲笑的童言其实就是最质朴的真理，这句童言足以让那些自以为深谙世事的狡猾的大人们汗颜。
　　——《善待民间舆论》　刘武俊

　　资源有物质形态的（如自然资源），也有非物质形态的（如人文资源）。话语资源就可以视为一种典型的非物质形态的资源。中国最稀缺的话语资源是什么？显然不是处于强势地位的官方的权力话语，而是处于弱势地位的民间舆论。
　　民间舆论是公民社会民意和道义的源泉，以民间舆论监督公共权力乃是公民社会弘扬的一种民主理念和高擎的一面民主旗帜。
　　——《善待民间舆论》　刘武俊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主要外部监督制度，目前处于虚置状态。人民代表产生机制先天不足、大量退休官员充斥人代会，使得人代会的监督职能、监督能力大大弱化。另外由于中央集权制与地方自治制的矛盾，地方人代会很难发挥监督实效。纪律检查委员会、监察部门的体内监督机制很容易陷入官官相护的怪圈，同体监督本质是调和中庸。权力失去监督必然导致腐败，腐败现象对社会健康肌体的危害，是危机根源之一。
　　——京东山人

　　拜金主义盛行、经济利益至上，已成为社会各阶层人员的行为准则，使社会文化系统日益庸俗化，累积形成文化危机的隐患。社会文化存在危机，大大削弱了危机整合能力，对社会健康发展造成不良影响。
　　——京东山人

　　中国控制危机主要依赖中央庞大的财力和军力，这不是长久之计和解决之道。必须对社会系统进行变革，使社会各系统能协调发展。尤其是理顺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关系，建立起有效的监督机制，完善人代会制度，最大幅度地降低权力干预市场的力度，社会文化系统导入务实的、有效的价值观系统。
　　——京东山人

　　无数的历史经验表明，一个国家的国家安危主要涉及到军事国防、经济国防和政治国防三个部分。
　　所谓军事国防，即保卫国土的军事力量和打击敌对国的军事力量。
　　所谓经济国防，主要指在战争期间或敌对期间，维护国家经济运转的能力，包括对国内关键经济设施和生命线工程的国防保卫力量，对境外战略物资运输线的保卫力量，以及包括能源在内的战略物资的储备。
　　所谓政治国防，实际上就是人心国防，其关键就在于政府行为是否与国民利益保持一致，政府官员是否有漠视民众、欺压百姓、盘剥国民、搜刮国财的行为，以及国民彼此是否有认同感。总之一个国家的政府与国民之间、国民与国民之间的亲和力越大，这个国家的政治国防、人心国防也就越牢不可破。
　　——《中国的软肋在哪里？》　 重构

　　事实上，21世纪人类社会正巧走到了一对矛盾的交汇点上，一方面是传统资源和能源即将枯竭，另一方面则是基因工程技术的进展有助于更多的人更长久地生活在小小的地球之上。在这种情况下，人类大家庭如果没有新的生存理念形成（例如善待自己、善待生命、善待自然），那么为了生存而激发的敌对行为，则难以避免愈演愈烈之势。
　　——《中国的软肋在哪里？》　 重构

　　事实上，当年毛泽东能够率领民众建立新中国，他手中的王牌就是还社会以公正。问题是他对社会公正的理解存在着误区，误以为平均就是平等的全部内涵，集体企业、国有企业或全民企业的大锅饭就是最好的社会公正形式。
　　其实，社会公正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个方面说的是，国家或政府要对任何一个国民都提供一份基本的生存保障，在这种生存保障的层面上，需要强调平等关系中的平均内容，以及社会公正中的人道主义内容。
　　第二个方面说的是，国家和政府要尊重所有国民的创造能力和选择生活方式的权利（其前提是不伤害其它国民的权益），任何国民都有创造财富并获得相应财富份额的权利；在这种创造生活的层面上，尊重国民的不同创造能力，才是公正的。对比之下，“多劳多得”强调的是劳动，而忽视了劳动本身并不等于就一定能创造出新的财富，因此这种财富分配方式必然导致低效或无效劳动的盛行。
　　从这个角度来说，集体企业、国有企业的大锅饭并没有实现真正的社会公正，因为它剥夺了众多国民创造财富的权利，以及多创造财富者可以较多获得财富的权利。也就是说，毛泽东推翻了一种不公正（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残酷或不人道的剥削），但是却又走向了另一种不公正，即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能力的限制。
　　发展是硬道理，这句话没有错。但是，它有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社会公正。对于一个追求国民幸福的负责任的政府来说，任何时候维护社会公正都应当是第一位的，因为社会不公乃是经济发展的大敌，同时也是社会稳定的大敌，更是国家安全的大敌。中国的软肋，实际上正在这里。
　　——《中国的软肋在哪里？》　 重构

　　任何人或国家都需要自豪和自尊。因为如果没有这些东西，这个人或国家必然自卑，见人矮三分，不敢和人争对错是非。这人或国家的生存机会，因此大受损失。所以任何人或国家为了求生存，必然需要自尊。
　　——《中国人的自尊》 水树

　　暴力行为一旦流行于社会，必然出现弱肉强食，强者为尊的局面。而社会秩序的崩溃，也必然导致经济崩溃。没饭吃的当然不会是有权有势之人。目前的法制虽不健全，但仍有和平变革的可能。中国人如果足够聪明，就应该抓住这难得的可能性，哪怕只有一线，使它开花结果。这种智慧，才是全世界都向往而难得的。如果再用暴力和动乱来解决社会问题，只会遭全世界人民的耻笑：这个国家根本没有记性。
　　——《中国人的自尊》 水树

　　中国文化有若干特别的长处，比如，中国文化特别能吸收外来文化。他不排斥外来文化。民国初年中国青年留学西洋和日本的热潮，改革开放后中国青年的留学热潮，都表现出中国文明自我更新的特殊能力。世界上哪个国家，那个民族，在什么时代，有过这样犹如热恋一般的向外求学的热情？
　　中国人的品质，实在有可自豪之处。在中国文化的熏陶下，中国人勤劳刻苦，爱好和平。中国人如今在世界各地谋生。他们是怎么去的？不是用武力进攻去的。他们用自己的头脑和双手，在最艰苦的环境中谋生。而且能活得不错。他们有社会功能，当地社会就接受他们。这是中国人的长处。他们的工作并不显赫，但是这些工作被社会需要。
　　中国文化崇尚俭朴的生活。这种俭朴实际上是把钱用到了最有用的地方。一般来说他们挣的钱并不多，但是能一个子儿一个子儿地攒起来，然后让自己的孩子受教育。而受教育的人，除了在反右和文革时代的中国不受尊敬，在其他地方和时代都受到尊敬。甚至属于最受尊敬的那一类人。
　　——《中国人的自尊》 水树

　　在21世纪，中国、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历史使命再清楚不过：振兴古老的文明，一改前150 年的颓势，恢复自己作为世界主流文化应有的特质，创造力和领导地位。
　　——《第三类把握》 伟达

　　忏悔、还是不忏悔？这的确是一个问题。人生几十寒暑，与整个人类的历史长河相比，实在是太短暂了。因此，我们更应当不断地反省自身，反思过去。这样，未来的人们就能够将我们的教训引以为戒。他们也就能够少走一些弯路。真的，我们也许永远期待不到世纪末大审判。但是，我们是否可以期待在走向新世纪的时候，所有被伤害的人都能够被一颗真诚忏悔的心灵所抚慰；伤害人的和被伤害的都可以拥有荡涤过的安祥和宁静的灵魂。 
　　——《忏悔，还是不忏悔？》　 张　斌

　　中国的教育在培育人才方面，极大地忽略了一个最基本的东西，那就是学生的批判性思考(Critical Thinking)能力。
　　中国学生的一个普遍缺陷是知识面窄，实际工作能力(包括动手能力、独立工作能力)差，缺乏开拓精神和创新力。而背书好和考试成绩突出则为中国学生的两大特色。
　　中国的教育不改革，社会改造难有成效。而教育改革，最重要的是要改变教育思想。要从旧的那种把学生培养成XXXX接班人的“模子型”思维中解放出来，以科学精神来建立一种为诱发人性健康发展的教育思路。
　　就生活在社会之中的人来说，最重要的素质就是批判性思考能力。有了此种能力就能分辩是非真伪，为发展其他能力打下最重要的基础。此种素质应该从少年儿童起，就注意培养和诱发。
　　现今国际教育界人士对于批判性思考能力比较一致的定义是：批判性思考能力是指这样一种思考能力，它能有目的地和正确地来对待、分析和证明某种观点，并能解释该种观点的真实含义，最后达到带效地解决某种问题的结果。因此，从更通俗的角度来说，批判性思考能力是指人们在面临外部世界、外界事件和自己需著手解决问题时，所表现出来精神方面正确的知识、能力、态度、习惯和专长，并通过解决各种问题而不断增长自己新的知识。
　　当一个人具有批判性思考能力之后，就会表现出各种极其有用的品质：
　　——不满足现状和现成的答案，对范围广泛的各种各样题材产生出探究的兴趣；
　　——一直关注和衡量自己是否对各种事物都有所了解和获得了充足的信息；
　　——时时准备使用批判性思考能力来处理事物；
　　——相信理性的科学探究过程，对权威和传统的信条会提出质疑和挑战；
　　——自信具有理性能力并可应用；
　　——思想开放而能接受多元观点；
　　——在考虑多种方案和多样意见时有极大的灵活性；
　　——能充份理解别人的意见(包括与自己相同或不相同的)；
　　——能公允评价各种观点所具列的理由；
　　——能公正地觉察自己可能存在的偏见、成见、陈规等消极因素；
　　——在衡量、形成和选用判断时讲究慎重；
　　——在发觉有充足理由和根据来推翻自己原来观点的时候，会真心实意地采取行动加以修正。
　　由此可知，批判性思考能力是人们最有价值的才能之一。而强调培养批判性思考能力的教育就是一种关于学会如何学习的教育，一种以被教育者为中心的教育，一种废弃灌输式教学的教育。这种教育经常要求学生思考“这是什么”、“真的这样吗”、“为什么会这样”、“能否有其他变化”、“如何著手做”、“如何做得更好”、“种种的理由是什么”这样一层深过一层的问题。这种教育不会再要求被教育者天真盲目地接受所谓的权威。这种教育不仅仅是一种手段，而且本身也是一种目的。批判性思考能力在教育中占主导之后，其他有关知识的方法、原则、理论的教学就能取得更好的效果。
　　相比之下，没有批判性思考能力的人，往往是权威的跟随者。他们对任何事情都不感兴趣，也不对事实感兴趣；宁愿不思考任何东西，不敢提问，也不敢表示怀疑；对自称掌握知识和理由的权威不敢提出反问；不相信理性是探究事物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对自己是否具有理性能力缺乏信心；思想闭塞，在判断他人论据的时候往往表现出不公正态度而又极力否认自己有成见和偏见；在需要作判断时要么仓促行事，要么久拖不决，从来不情愿去考虑另一种意见；他们不善于为自己思考，却要依赖别人为他们思考；他们总是往好处想，过份怀有希望而大多落空；他们相信某种东西，不是因为真实地存在，而是希望如此存在，冀求如此存在或以为如此存在。中国目前教育所造就的多是此类人。
　　我们可以作如此设想，如果五十多年来中国的教育一直突出批判性思考能力的培养，那么还会出现“一致通过”、“不理解也要执行”、“无限忠诚”、“一句顶万句”那种绝对观念所造成的危害？还会出现“人云亦云”的“群体思维”和“随大流”的潮流？还会出现“全民下海”、“全民直销”和“全民炼功”的“全民”局面？可知，教育重要，培养具有批判性思考能力的教育最重要。在批判性思考能力面前，还有神权专制和世俗专制的蒙蔽和掩饰的可能吗？中国的出路在于教育，教育的成功就在于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考能力。
　　——《中国教育最缺的是什么》　　向　真

　　在世界上，如果你是弱国，自然有弱国的思维，而如果你是强国，自然有强国的思维。反过来也对，如果你想强国，请接受强国的思维方式，否则，如果你想弱国，那么尽管采用弱国的思维方式好了。
　　中国要强国，就要向现在的强国，美国和日本学习，学习他们的思维方式。
　　“功劳”或者“好处”不能抵偿罪行。
　　——《强国思维和弱国思维——兼评赵无眠的文章》　 数学

　　自私是人的天性，它永远不会消失。但它也不能过度的膨胀，在道德的束缚和理性的制约下，人们应该把自私限制一定的范围内，否则，人与人何以和睦相处？何以保障人类的共同前程不会毁于一旦？
　　——《对中华民族的重新审视》　　梁卫军

　　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会有它自身的缺点，人类历史上从来就没有出现过完美的民族，然而我们的民族今天所能包含的缺点范围之广应该是其它的民族少有的。面对国民的劣根性，鲁迅曾“不惮以最坏的恶意猜测”中国人，时至今日，这种猜测我们依然需要它，它有利于国民的自省，它有助于民族的进步，它会推动国家的强盛。除民族性格凸现出的自私、贪婪、虚荣、浮躁外，我们还拥有虚假的爱国主义、狭隘的民族主义泛滥；封建思想的浓厚、伪科学的盛行；无事时的空谈，遇事时的沉默；享乐主义的至上，对吃苦耐劳的畏惧；男人目空一切的狂妄，女人盛气凌人的高傲，不一而足。
　　——《对中华民族的重新审视》　　梁卫军

　　持异议绝非故意唱反调，哗众取宠。真正的持异议者往往是智勇兼备者，甚至为大智大勇者。为真理作出牺牲，为社会做出贡献，是他们的墓志铭。屈原为持异议投江自尽，谭嗣同为持异议颈血洗刀，李大钊为持异议甘受绞索，苏格拉底为持异议宁死也不逃亡，布鲁诺为持异议凛然身就火刑。中外古今，为真理而持异议者，是可敬的，是值得永远赞美的。
　　做一个真正的持异议者并不容易，它需要一个人时刻提醒自己坚持独立人格，努力避免个性的平面化、平庸化，在一个异己的世界中保持不屈不挠的锐气；它需要一个人不间断地丰富人生阅历，增加知识储备、改进思维方式，以增进对周围世界的洞察与敏锐；它还需要一个人在关键时刻，勇于接受挑战，敢于作出牺牲，直至以生命捍卫执著的追求。
　　真正的持异议者应当受到支持和爱护。在学术上，持异议者固然重要，持异议者生存和发展的土壤更重要。愿我们的社会和学术界能善待持异议者，让他们在宽松的社会关系和学术空间中伸展舒张。
　　——《善待不同声音》　　安克明

　　价值观的确立是社会化的基本内容。相比较，西方文化比较强调个体主义的价值观，强调个人意愿的合理性；东方文化则比较强调集体主义价值观，强调集体的利益高于一切。在西方文化的价值观中个人利益有着合法的位置，而在东方文化的价值观中个人利益则处于压抑的地位。从实际生活来看，个人的意愿与社会的价值观之间往往是有差距的，如果社会完全否认个人利益的合法性，个体必将掩饰自己的真实意图而采取表里不一、言不由衷的表达方式，从而导致说假话和虚伪的行为表现。
　　一般来说，西方人比较重视自我意识的个性发展，多鼓励儿童自由且自然地表达自己的思想与情感；中国人则比较强调自我意识的社会性发展，多引导儿童逐渐学会在某些场合掩饰和控制自己的真实情感或真实想法。概括地说，西方的成人力图使儿童发现自己的存在、自己的需求；中国的成人则力图使儿童发现社会的存在、社会的要求。各国的年轻一代经历着不同的社会化过程是因为各国的社会环境不同，西方社会是个充满选择机会的社会，人们必须从小学会了解自己的需要并据此进行各种选择，如此才有可能生存于社会。中国人的个人选择机会相对较少，人们主要还是生存在一个以群体为中心的社会里，所以中国人必须从小学会如何使自己的行为服从群体需要，否则将很难适应社会。
　　毫无疑问，集体主义和个体主义这两个方向，无论过度强调哪一个都不利于社会的正常发展。过度的个人主义因缺乏合作而易于导致社会的冲突和解体；过度的集体主义则因窒息了个体的创造性而必将导致社会发展的缓慢与停滞。如何在青少年的社会化过程中，掌握这两个方向的“度”或“分寸”，是东西方共同面临的课题。
　　——《细说中国人——实话与虚伪性格》　　上官子木

　　人类社会应该崇尚强者的“竞争”，还是应该提倡弱者的“平等”，是一个很难说得清的问题。如果人类社会要一味提倡弱者的“平等”，过分同情保护弱者，搞干好干坏都一样的大锅饭，这样的社会就会失去向前发展的原动力。但如果人类社会要一味提倡强者的“竞争”，就会出现血淋淋的残酷竞争，也不是一件好事。不过强者和弱者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各自强调自己的理论。强者要求更多的“竞争”，而不喜欢束缚他们手脚的“平等”；而弱者则要求更多的“平等”，害怕对他们难于取胜的“竞争”。
　　——《中国人已经在心中默认自己是一个弱者》 林思云

　　一个具有强者心态的人，其基本标志就是有向强者挑战的雄心。具有强者心态的运动员，会把自己的目标定在世界冠军上，而不是当个省市第一名就够了；具有强者心态的企业家，会把企业的目标定为制造世界一流产品，而不会满足于生产一些廉价商品赚钱盈利；具有强者心态的国家领导人，会为国家制定一个“一等强国”的发展目标，而不是制定一个“小康水平”，“中等发达国家”的小目标。
　　——《中国人已经在心中默认自己是一个弱者》 林思云

　　报仇与法律是格格不入的，法律是制止和惩罚任何罪恶的手段，法律的建立是要否定报仇这种个人行为，以法律形式解决个人仇恨。但中国的传统报仇美德从来不以法律的解决为标准，尽管也常常有通过法律手段解决仇恨问题的事例，但由于在中国历史上人治大于法治，法律的公平性中国人是不相信的，“衙门大门朝南开，有理无钱别进来”，由于社会道德败坏，法律在金钱权势面前不起作用，所以解决仇恨问题一直还是以个人报仇为主。直到现在，因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中国依然是一句空话，报仇的个人行为到处可见。
　　——《中国人已经在心中默认自己是一个弱者》 林思云

　　中国企业的发展计划，都是急功近利，只顾短期盈利的小计划，缺乏向世界一流企业挑战的雄心壮志。即使是中国政府制定的长远规划，也没有向先进国家挑战的雄伟计划。
　　中国人还没有与强者竞争，在自己心里就先认输了，丧失了向强者挑战的勇气。
　　——《中国人已经在心中默认自己是一个弱者》 林思云

　　拿破仑说：“中国是个沉睡的狮子，一旦她醒来世界都要发抖。”中国人总爱炒卖拿破仑的这句话，好像是说连拿破仑这样的伟人都说中国人了得，你们还不相信吗？日本人却敢说：“拿破仑看走眼了，日本才是沉睡的狮子，一旦日本醒来世界都要发抖。”中国人迷信所谓外国专家的预言，但中国却每每让外国专家的预测落空；日本人不信外国专家的预言，却每每让外国专家跌破眼睛。
　　——《中国人已经在心中默认自己是一个弱者》 林思云

　　强者们从来不向别人抱怨，因为他们没有需要抱怨的事。强者们心里没有闷气，对别人有不满就找当事人立即解决，自然没有必要在背后说别人的坏话，更不需要丑化和贬低别人。
　　——《中国人已经在心中默认自己是一个弱者》 林思云

　　强者依靠自己解决问题，弱者依赖他人解决问题。弱者的另一个法宝是和过去比，我们现在已经比过去好多了，应该满足了。很多中国人似乎已经很满足中国的现状，实在看不出中国人内心深处有一种争当世界一流强国的欲望。最近日本提出要在21世纪争夺“科学技术的霸权”，中国人准备在21世纪干什么呢？
　　弱者心态的人没有承认失败的勇气，总要为自己的失败找借口开脱。找一个比自己更差的弱者，回忆一下过去的艰苦，往往是为自己失败开脱的最有效方法。
　　——《中国人已经在心中默认自己是一个弱者》 林思云

　　近来医学上已经倾向于把心理异常作为一种病征，甚至有些心理医生把弱者心态也算是一种病征，专门治疗那些对自己灰心失望的患者，帮助他们克服自己的弱者心态，重新树立起自信走向社会。中国人的弱者心态找个高明的心理医生看看，也许能够治好，但这首先要中国人承认自己患有弱者心态的心理病。如果中国人坚称自己非常健康，再高明的医生也无能为力。
　　——《中国人已经在心中默认自己是一个弱者》 林思云

　　西方国家的所谓人权，是指个人的自由和尊严。如言论自由、集会自由，辩护权力等。西方国家的人权观念是和基督教的背景密不可分的。在基督教的教义中，上帝是主宰整个世界的、唯一的、万能的神。上帝给予每个人同样的爱、同样的关怀，赋予每个人同样的权力，每个人在上帝面前都是平等的。基督教告诉人们，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可以直接到上帝那里寻求帮助，而无需去依靠父母、兄弟、亲属的帮助，也不必去借助朋友的力量。信仰基督教的人们相信只要有上帝这个无所不能的神作后盾，凭借个人从上帝那里获得的智慧和力量就可以去单枪匹马地闯世界，因此信仰基督教的人们往往持个人主义的世界观。我们从西方的小说和电影中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场面：基督教徒在遇到困难时，向上帝真诚地祈祷：“万能的主啊，请赋予我智慧和力量吧！”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神的观念相当淡泊。由于中国人没有西方人那样对神虔诚的信仰，心中没有上帝这个万能的神作支撑，因此缺乏单枪匹马地闯世界的勇气。中国人闯世界时往往去借助更实在、更具体的帮助，这就是家族和朋友。所以中国人相当注重家族的庇护和朋友的帮助，持家族主义和小宗派主义的世界观。中国有一句有言：“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这正是中国人家族主义和小宗派主义的世界观的写照。
　　中国人认为：遇到困难时最可靠的帮助是来自具有血缘关系的家族，所以中国人最重视家庭关系，家庭的观念远比西方人强烈。汉语中有各种区别个个家庭成员的名词，如兄弟、姐妹、叔伯、舅姨等，而西方语言中则没有。为了在大家庭中维持、调谐好各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西方式的强调个人利益和个人自由的个人主义显然不行，因此中国创立了一套家庭成员之间的行为准则来维持家庭关系。
　　中国人认为长辈有对晚辈进行扶持帮助的义务，比如中国的父母在子女上学，结婚等需要钱的时候，往往毫不犹豫地倾囊相助，甚至借债也在所不惜。而中国的子女在接受父母帮助时也认为理应如此，没有特别的感激之情。然而中国的长辈有对晚辈进行扶持帮助的义务的同时，也有对晚辈进行管教、处罚的权力。另一方面，中国的晚辈在无条件地得到长辈扶持帮助的同时，也要付出相应的代价，那就是对长辈的无条件服从，个人的重大事情、比如婚姻等都要由长辈决策拍板。
　　这样中国人在传统上形成了长辈爱护晚辈，晚辈服从长辈，在家庭中实行以长幼顺序为基础的等级制度。同时中国人还把这种互利的家庭等级制度推广到整个国家，认为国君要对臣民予以无条件的爱护，臣民也要对国君予以无条件的服从。这就是中国传统上所谓的“仁政”。由于中国人从小就在家庭中接受等级社会的教育，缺乏或根本没有西方人那种人人平等的世界观。
　　由于中国人的世界观与西方人不同，所以中国人常常基于自己的家庭观念去评论西方人，认为西方人家庭关系冷淡，人情淡泊，人与人之间完全是金钱关系，儿子到父亲家吃一顿饭也要付钱，而年老的父母也得不到子女的关照。同样西方人亦往往基于自己的人权观念去评论中国人，认为中国的父母打骂子女，甚至干涉子女婚姻的行为是侵犯个人人权的行为。
　　——《中国人的人权观念》 林思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