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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国摘录(94)         
强国摘录(94)
[ 作者:谢昭武    转贴自:本站原创    点击数:1376    更新时间:2010-04-30    文章录入:admin ]

 

一个有远见的民族,总是把关注的目光投向青年,一个有远见的政党,总是把青年看作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前进的重要力量。

——胡锦涛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世界上青少年人口最多的国家。这是中国未来发展的巨大潜力来源,也是未来竞争的优势所在。中国要从人口大国走向人力资本强国,就必须开发这一潜力,就必须发挥这一优势。为此,开发人力资源是中国政府的第一责任,投资人力资本是中国政府的第一投资。

——胡鞍钢

 

单纯自上而下的监督,必然是失灵的。因为,上级政府面临着信息上的难题,不一定能够及时地了解县官的动态。更大的问题是,即便上级政府能够了解县官的信息,也不可能去认真地约束、监督县官。上级确实控制县官,但反过来,上级也依赖县官。上级政府能否管理好民众,能否积聚足够多的财政收入,能否创造出良好政绩,完全得看下属县官们的表现。上级政府本身并不是就某些自己分内的事务独立地对民众或上级负责,上级官员并无单独的政绩可言。相反,上级官员的政绩就是下属县官们的政绩的总和。
这样,作为监督者的上级与被监督者的县官就具有几乎完全相同的利益取向。上级会发现,县官为了追求自己的政绩而做出超越法律的事情,其实也在增加自己的政绩,自然倾向于不闻不问。假如县官的做法引起巨大反响,尤其是借助舆论等途径引起自己上级的关注,后者问罪下来,上级的本能反应也必然是包庇、回护。因为,承认县官之错,也等于承认自己的失职。可以说,上级政府监督下级政府会陷入无法克服的悖论中:监督者会变成同谋者。

于是,县官一方面作为亲民之官,掌握着一整套具体而微的国家权力机器,另一方面,尽管他面临上边好几级政府的控制与监督,但制度运转的自然逻辑会使这些监督趋向失灵。这样,那个完整的权力就成为一种几乎不受什么限制的权力。

——《县官专权的体制根源  秋风

 

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发生重大历史变革进程中,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不同利益集团的影响。重大社会变革的背后,实质上是不同利益集团之间为维护自身利益而以不同方式进行的激烈争斗。

——《关于当今中国的利益集团  毛寿龙

 

政府是最强大的利益集团。如果缺少外部竞争、外部约束、缺乏内部的自觉性,政府有些部门会有非常强烈的动机去争取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在中国,人们往往把它叫作公共利益政府部门化。如果不受约束,军队、武警、公安等国家机关都可能成为利益集团。

——《关于当今中国的利益集团  毛寿龙

 

利益集团划分有很多种,可以分成政治性的,经济性的和慈善性的,还有学术性的。政治的是掌权的,经济的是抓钱的,慈善的是道德的,学术是为了求知的,这几个领域的利益集团事实上都存在,这是一种分法。除此之外,还有宗教团体等,其实人们有什么生活,就有什么利益集团,而且这种利益集团有时候和政府是有关系的。

利益集团作为一种政治、经济和文化性的社会现象,都是可以研究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探讨政治是什么,在我看来,它是在政治上尽可能地去利用强制权力去损人利己。有时候是损人还不利己。两派的政治斗争斗什么,就是要抢占有利地形,我抢到的虽然没用,但是只要让你没抢到就行。当然,除此之外,还具有互惠性的经济利益集团,还有以各自的共同兴趣为基础的文化性的利益集团。后者更多地体现为服务性和自愿性。

——《关于当今中国的利益集团  毛寿龙

 

强势和弱势,是从影响力的角度来说的,他们实际上是用政治分析方法在分析利益集团。而且这只是其中的一种分析方法。政治学里对利益集团的研究还有一种方法,认为公共利益是通过利益集团的相互主张、相互批评、相互冲突斗争及相互磨合然后体现出来的,本来是没有公共利益的,但几个人或通过协商,或通过互动,慢慢地产生共同的利益。集团之间的相互竞争产生公共利益,你表达意见,我也表达意见,先表达再综合最后变成公共利益,所以,利益集团具有公共利益效应。在这个基础上,有一种规范的理论,认为公共利益一定要包含每一个人的利益,就好像我们整个国家的资产,既包括大家共同的财产,也包括每个人兜里的财产,每个人兜里的财产和大家共公的财产是有关系的,比如社会“空气”好了大家钱就都值钱了,“空气”黑乎乎的钱就都贬值了,环境不好,狂风下雨,甚至爆发战争,搞不好大家全完蛋,兜里还能有什么钱?所以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是密切相关的,一个抽象意义上的共同利益,既包括共同的利益,也包括大家兜里的小利益,这种小利益和公共利益也是有关系的。

——《关于当今中国的利益集团  毛寿龙

 

公共利益往往倾向于强势的利益集团,但强势的利益集团掌握规则制定规则的时候,如果只制定完全有利于自己的规则,这个强势利益集团绝对是要完蛋的。我认为,对于强势集团来说,保护不了弱者等于保护不了自己,因为强者的地位是变化的,而且变化太快了,不可能今天你是强者,就永远是强者,有可能这一代是富人,下一代是穷人,也有可能这今天是穷人,明天就变为了富翁,什么都是有可能的。

——《关于当今中国的利益集团  毛寿龙

 

不能仅仅依靠强势群体的自觉,还需要制度设计,而且还要让弱者能够通过正常的渠道参与规则的制定,让强者相互竞争相互约束。我个人认为,解决冲突的办法是靠政治制度,包括人权、弱者的权利,你只有保证了弱者的权利和利益,才能真正地保护强者的利益。

——《关于当今中国的利益集团  毛寿龙

 

保护弱者的最好的方法,是保护每一个人的基本权利,比如保护个人的产权。很多人认为,保护产权是在保护富人的利益,其实不然,看似主要保护私营企业家的产权实际上更多的是保护了穷人的产权。

——《关于当今中国的利益集团  毛寿龙

 

有权有钱的人在制定规则的时候有很多优势,但真正稳定且有利的规则,最好是大家一起来制定的规则。在一个行业内企业非常多的时候,大家会愿意制定一种规则,慢慢地会形成一种公共空间,这个公共空间的规则往往是有利于大家的。规则在桌子上制定的和在桌子下制定的是一样的。而桌面上的规则对大家都会有很多约束力的,即使是皇帝,虽然他有很大的力量,但他的力量在于他很少用这个力量,皇帝金口玉言,不能随便说话的。因为一说话,为了体现其权威性,就需要执行。而一旦执行出现了问题,就很可能影响其权威性。所以,有道的皇帝,往往很重视规则的普遍性,君子和平不同,朋而不党,大概也可以这样理解。

如果有权有钱的人,不让大家参与规则,往往在桌子下制定有利于自己的规则,这样的规则一出来会受到大家的批评,是没有力量的,除非用非常手段控制大家。当然,一旦失控,有权有钱的人,也会反过来受到非常的伤害。

——《关于当今中国的利益集团  毛寿龙

 

潜规则就相当于吸血鬼,吸血鬼不见阳光,永远活着,而且非常有力量,见谁就吸谁的血,但一见阳光,立马烧成了灰,消失了。所以,要改变潜规则的问题,首先是要把潜规则变成显规则。桌面上和桌面下的问题,根本的解决办法是把桌子掀掉。

——《关于当今中国的利益集团  毛寿龙

 

政府一定要给各种各样利益集团充分的组织、充分的空间。一是对政府来讲,一定要确保有一个公共的平台,让大家比较自由地表达意见,而且能够有不同的组织,不要因为是对政府不利的、反对政府的,就不给他组织,不给它表达。其实组织了一个平台后,肯定会有冲突的想法和不同的利益。在公共平台里面,政府第一要表现得豁达。第二要知道在公共平台里面反对自己的和支持自己的都是有利于加强政府自身建设的,因为反对你、质疑你,这样政府才能发现自己的问题,天天唱赞歌说好话,就不是公共平台了。支持你的是增加你的力量,反对你的是发现你的问题,解决你的问题。第三,在这个基础上,政府一定要关注个人的权利,一旦个人受到社团和其他组织的伤害,政府就直接出手,直接去保护公民的权利;或者说公民一旦发现自己的权利受到损害,就通过行政诉讼、其他的民事诉讼、行政复议等等来寻求保护,政府一定要出击,要强有力地保护个人的权利。还有一个,就是政府自身的建设,政府一定要和公民以及一般的利益集团之间有比较好的关系,这是个三角关系,政府不要和利益集团关系比较紧而和公民特别远,一定要让公民参与到政府中来,不是说只有利益集团才能参与,公民就没有机会了。因为由于公共利益的自然趋向是往往会偏向于小的比较强势的集团利益,代议制民主往往会代表多数人的利益,所以真正的代议制民主是一种对抗性的民主,少数派和多数派对抗,弱势和强势对抗,在对抗的过程中保护弱势的利益,增进强势的利益,最后才有公共利益。否则就几个强势在那里叫唤,那不算公共利益。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要对公共利益有个比较好的理解,就是刚才说到的公共空间的理解确实很重要。政府一定要有自己的自主性,要亲民,要多替弱势群体说话,保护个人的基本权利和利益,否则很容易被利益集团俘获。

——《关于当今中国的利益集团  毛寿龙

 

政治精英要通过现代民主制度转变为职业政治家,而不要变成古代政治中掠夺性的政治军事集团。现代民主制度是人类政治文明的结晶,是专门用于解决政治权力垄断问题的,也是专门用和平的政治竞争取代血腥的政治斗争的制度安排。

——《关于当今中国的利益集团  毛寿龙

 

也不能专家参政就是好,就是好,没有一点问题。如果制度不完善,其中的问题也是很大的,因为现在知识分子参政议政缺乏比较好的制度平台,学术自由不够充分,在政府比较集权决策的情况下,个别经济学家对国家的决策影响太大,很可能让国家的政策出现新的偏差。当经济学家人品好的时候都可能出问题,当经济学家人品不好的时候,其问题会更大。

——《关于当今中国的利益集团  毛寿龙

 

每个人都有具体的问题要解决,关键在于解决具体问题的时候一定不要忘记有很多制度的因素在里面,制度的意义是长期的,很多制度,既是有利于弱者,也是有利于强者的,强者一定要保持人道、保持谦虚、豁达,要有这种品格,没有这种品格就不配做强者,顶多是弱者中的强者,而且也很不安全。

——《关于当今中国的利益集团  毛寿龙

易中天:政府管道德,无非担任两个角色,一是倡导者,二是仲裁者。当仲裁者,对公民不利。因为政府手中有公权力呀,权力还很大。这就很容易把道德裁判变成“法外施刑”,把有道德污点的人变成“过街老鼠”。当倡导者,则对政府不利。因为这会对政府官员的道德水平,提出极高的要求。他们甚至必须是全民的道德楷模,否则就不好意思当倡导者。结果是什么呢?是一旦出现贪腐,则政府威望尽失。我们知道,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国家哪个政府,可以做到绝无贪腐。再说了,你也不可能只倡导不仲裁吧?
老愚:政府不该“以德治国”吗?

  易中天:历代王朝以德治国的结果是什么?满朝伪君子,遍地真小人。王朝末年,更是如此。事实证明,用官方倡导、灌输、裁判的方式,解决不了问题。

  老愚:用宗教行不行?

  易中天:学术界确实有一部分人提出来,说要有信仰,甚至主张建立国教。比方说,将儒学变为儒教,再把儒教定为国教,认为这可以解决道德问题。因为在西方社会,道德的使命很大程度上是由宗教来完成的。可惜这同样行不通。第一,中华民族是没有宗教感的,不然早创造出来了。三千年都没有,这会儿你造一个出来,不客气的说,弄不好就是邪教。其次,儒学在本质上是反宗教的。儒学的主张,是“以人为本”,不是“以神为本”;是“人本主义”,不是“神本主义”,怎么可能变成宗教?第三,一个现代的、民主的、法治的国家,是不能建立国教的。美国宪法的第一修正案,就明确规定不得建立国教。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也规定公民有信仰的自由。这就包括有信教和不信教的自由,也包括如果信教,信哪个教的自由。把儒学定为国教,是违宪的。

  老愚:这么说,真的没办法了?

  易中天:办法是有的,只不过说来话长,还得从长计议。

  老愚:还是不甘心?

  易中天:当然!我们有三千年的文明史啊!我们是道德感极强的“礼仪之邦”啊!这会儿居然刮起“道德沙尘暴”来,谁甘心啊!所以,我们的态度,是担忧而不绝望。绝望,这个民族就完了。但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得改造国民性。

  老愚:有人说,只有人类共同的弱点,没什么中国人特有的“国民劣根性”。所谓“国民劣根性”,是殖民主义者的臆造。你怎么看?

  易中天:这个问题,要看怎么讲。作为学术问题,自然可以讨论。比方说,世界各民族,是不是都只有人类共性,没有民族个性?如果有,就不能说只有人类共同弱点了。再比方说,什么叫“劣根性”?是不是与生俱来、不可更改的?如果是,那就谁都没有。所有的缺点和毛病,都是后天的,也都是可以改变的嘛!所以,问题并不在于叫不叫“国民劣根性”,而在于是否承认我们的国民性有问题。

  老愚:您认为有问题吗?

  易中天:当然!没问题,就不会出问题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今天的“道德沙尘暴”,恰恰源于积重难返的“国民性问题”。比方说,中国人有个毛病,就是一事当前,不问是非,只问亲疏。自己的哥们,错了也是对的。规矩啦,原则啦,法律啦,都可以不讲,直接走后门。总之,只要是“自己人”,什么都好商量。所以,中国没有“公德”,也没有“私德”,只有“二人之德”。也就是说,只有在熟人之间,才讲道德。其他地方,就不讲。这样一种道德,显然是靠不住的,甚至不是道德。如果利益的诱惑足够大,为朋友两肋插刀,就很可能变成“把刀插在朋友肋上”。比方说,传销。这难道不是国民性问题?

老愚:但是有人认为不能谈这个。中国人要站起来,必须破除这个消灭民族自信心的魔咒,你怎么看?
  易中天:真正的自信心,是可以被摧毁的吗?如果可以,那他并不自信。如果自信,那就不能摧毁。要让一个人没有自信,只能在他还没有建立起自信心的时候,比如小孩子。可是,有着三千年文明史的民族,还是小孩子吗?

——《道德沙尘暴与国民性问题  易中天

 

文化大国,一定是有影响力的。而且这影响力,还一定是超国界的。事实上,文化,文化,一要“文”(文明),二要“化”(影响)。有文能化,即有文化。化出国界,即为大国。不能化出国界,岂不成了卡拉OK,自娱自乐? 

我想,恐怕还是因为有魅力。有魅力,才有吸引力。有吸引力,才有影响力。影响力不是硬推出来的。想当年,孔子何曾漂洋过海办儒学堂?佛祖又何曾不远千里办佛学院?然而其影响力,却是不胫而走,远播四海,流传至今。为什么?自身有魅力,挡都挡不住。由此可见,文化魅力,是成为文化大国的关键所在。 

于是我们又要问:文化魅力,来自哪里? 

也有三条。第一,这些国家或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精神”或“国家精神”。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自己都没有精神,却说可以影响世界,岂非天方夜谭?第二,这种精神,一定有着深刻的内涵。肤浅的东西,可以喧嚣一时,难以影响一世。第三,这种精神,一定有着出彩的形式。出彩不一定就是美,就是精致、高雅、灿烂、辉煌,但肯定不是说套话、打官腔、陈词滥调、人云亦云。它一定是让人耳目一新、叹为观止、爱不释手的。 

有了这三条,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就会有一种极具魅力的精神气质和精神风貌。比方说,魏晋风度或者盛唐气象。这就会有吸引力,也就会有影响力。因为深刻的内涵让人尊敬,出彩的形式让人喜欢。如果还能像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一样,立人文之本,开风气之先,那就能对人类文化做出卓越贡献。有这样的贡献,世界就会承认你是“文化大国”。 

——《文化大国:是否可能,如何可能》   易中天

 

文化大国,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成为“文化大国”,也不应该是少数精英的一厢情愿,而应该是全体国民的共同追求。国民活得有尊严,中国才有尊严;国民活得有文化,中国才有文化。也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可能产生出有影响力的人物、思想和作品。因为人民的实践,才是文化的源泉。

——《文化大国:是否可能,如何可能》   易中天

 

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时,我们曾提出三个问题不容回避:改革开放对中国意味着什么?二、30年改革开放到底做了些什么?三、改革的彼岸到底在哪里?

中国改革的彼岸是什么?         

其中第一个问题,从历史和国际的坐标上来看,从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不但是对中国文革十年的拨乱反正,而且是中国近代史上自洋务运动后的第二次现代化尝试。18401850年代,中国和日本同时在西方船坚炮厉之下被迫打开国门,日本开启明治维新的同时,中国也开始了洋务运动;然而,明治维新为日本带来了物质层面的现代化,而洋务运动却在中国以全面失败告终,其间的教训十分深刻。尔后,中国经过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清末新政,始终无法进入现代化国家之列。

究其原因,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哲学之下,中国未能达成现代宪政立国的目标,以及未能建立一套符合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的管理和制度,并继而完成民族精神世界的成熟,此实为主要原因。

因此,作为中国近代第二次现代化尝试的改革开放,如何汲取中国第一次现代化努力失败的经验、教训,就显得十分必要。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开放的彼岸,应是全面建立以市场经济为主导,以宪政和法治为依归的现代国家。要做到这一步是否还需要30年,抑或更长时间?在纪念国庆60年和改革开放30周年的时候,这一点应当引起人们的思考。

政改“碎步走”不可忽视     

问题是:这些都是理论阐述,一进入中国的实际,情况就会比理论阐述要苦难许多倍。这就是中国目前的现实,也是中国的瓶颈。因此,对未来而言,中国掌握好两者之间的平衡十分重要,那就是一方面继续维持中国现有的社会稳定,并在这基础上保证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和繁荣;另一方面则又要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两者平衡的最好药方,就是我们提出的政改“碎步走”的方方案,亦即在维持社会稳定的情况下,每年逐步为政改增加一些积极和有建设性的元素。

与此同时,通过持续发展来逐步解决贫富不均的问题,也是刻不容缓的挑战。

减少偶然性和不确定性       

西方的人们经常称中国的发展“不可预测”,其原因是中国还没有建立起一套现代意义上的宪政体制,因此中国的发展往往充满偶然性、人为性和不确定性。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中国五千年文化又有其自身的定数和逻辑,不然我们就无法解释中国何以历经艰难依然保持完整并拥有强大生命力。对我们民族的未来,全球每一个华人都要抱有足够的信心,相信中国在二十一世纪将迎来民族更为兴旺的发展期。

我们现在要做的,是汲取我们过去失败的教训,汲取人类现代化迄今成功的经验,以此来减少中国未来发展的偶然性、人为性和不确定性。

——《到底如何看中国未来的发展?   邱震海

 

1820年代开始,中国衰败进程加剧。我们的前辈曾尝试过各种办法,归纳起来无非是改良和革命两种,学习的模式从西方到日本,又到苏联,林林总总。但十九世纪末所有的改良努力几乎都告失败,最后只能诉诸革命的道路。于是,二十世纪又爆发了两场革命,一场是辛亥革命,另一场就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两场革命的结果,是中国大地先后出现了两个国号,一个是中华民国,另一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但无论是改良还是革命,无论是两场革命中的哪一场革命,或两个国号中的哪一个国号,归结到最后都是中国的仁人志士用不同的方法、途径和意识形态,试图拯救这个苦难深重的民族。

——《中国国庆60年:大历史和大文化思考   邱震海

 

过去六十年里,前后各三十年的区别是十分明显的。前三十年,中国主要是用革命的手段延续救国之梦;只有到了后三十年,中国才进入了成功改良的时代。1978年底,当中国开始改革开放时,从某种意义上跨越了过去近百年革命和血雨腥风的路程,重新嫁接到一百多年前的“洋务运动”。改革开放和洋务运动虽然时空背景不同,但对中国知识分子和政治家而言,其使命却一如既往,即都是为了达成国富民强的理想;在外部特征上,两者也颇为类似,即都以学习、追赶向西方为目的,而且两者都采用和平改良的手段。

当然,与洋务运动相比,最近三十年来中国民营企业和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是决定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主要因素。但必须承认,这三十年,中国只是基本解决了技术上如何学习和追赶西方的问题。从改革开放初期的虚心学习西方,到最近十七年的市场经济,用五四运动时的话来说,中国正在逐渐从器物层面进入到制度层面,虽然这个制度主要还只是经济制度。如何从制度上建构一个保障现代化成功的框架(这个制度自然包含经济、法律和政治制度),依然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个无法饶开,而且至今未能解决的问题。

众所周知,人类的现代化首先成功于西方,因此过去一百多年从日本开始,亚洲现代化的过程,首先就是全方位学习西方的过程。因此现代化从某种程度上也就成为西化的代名词。但由于中国历史的悠久和文化的深厚,中国在现代化模式上不可能完全复制西方制度的版本。无论是洋务运动时期的“体用说”,还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各种争论,都印证了这一点。这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化从技术层面进入到制度层面阶段,一个无法饶过而在短期内又似乎难以解决的问题。我们目前身处的就是这个阶段。

——《中国国庆60年:大历史和大文化思考   邱震海

 

中国媒体在成长,跟着整个社会一起成长,用自己的成长推动着整个社会的成长,这大趋势决不会有改变。

——《2009:谁引领新闻话语权?   笑蜀

 

没有兴趣不能集中,脑子疲倦也不宜。记着,思想是脑子的运动,而疲倦是不宜思想的。集中不要勉强。漫无目的,近于什么也不想的那种魂游,对集中可有大助。让脑子憩息对思想重要,对集中也重要。

这就带来自己的经验之谈。顶级的集中力不可以招之使来,而是要等impulse的出现,即是要等有点激情的欲望,有点难以自制地要去想。这种「激情」不可以招之使来,但如果思想的憩息处理得好,不愁不会出现。习惯了,不招之也会来。更奇怪的是,好些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在半睡半醒中我会无端端地想到答案。可能因为集中地想而不达之后,脑子可没有忘记,在梦中给我提供答案。这是思想集中带来的意外收获。

——《集中力是怎样练来的》    张五常

 

温家宝总理呼吁,中国需要大批有真知灼见的教育家来办学。他之所以这样呼吁,当然是因为现在中国的教育不是教育家在办,而是衙门在办,是教育行政官员在办。现在的中国是一个只有教育官员而没有教育家的国度,中国教育一直搞不好,一直为人诟病的真原因就在这里。但是为什么现在中国没有教育家呢?中国历史上从来不缺大教育家,直到上个世纪,陶行知、蔡元培、张伯驹、陈鹤琴、黄炎培、梁漱溟不是仍然可以如数家珍么?为什么我们现在的教育家天空突然就一片空白了呢?答案可以很多,但说得出的一个重要答案,就是教育官员太多,教育官员权势太盛,他们就像入侵教育界的外来生物水葫芦,长到哪里,就抢光哪里的阳光、空气和肥力,而他们其实只懂做官,连尊师这点起码的人伦都不放眼里,还指望他们懂教育,尊重教育?他们包办下的中国教育,能够是真教育?

所以,中国教育之灾,归根结底是官灾。教育界官势越盛,教育就越是没希望。要使教育有希望,别无他途,必须如温家宝总理所说,切实推行教育家办教育。教育必须分权于教授、教育家这样的职业共同体,必须让这样的职业共同体成为中国教育的主宰。教育官员必须摆正自己的位置,他们只是给教授和教育家跑堂的,教授和教育家需要什么样的公共服务,他们就必须提供什么样的公共服务,而不能在教育界一手遮天,仿佛他们就是教育界的统治者。

——《中国教育之灾,归根结底是官灾》    笑蜀

 

改革之初,有如发生了核聚变,民间的巨大活力短短几年中改写了整个国家的面貌,令世界惊叹。个中奥妙何在?无非是不折腾。尽管思想界也有风风雨雨,但经济社会领域不受影响,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不受影响,老百姓过自己小日子的权利受到尊重。而中国的老百姓最勤恳,只要有一个安稳的角落,只要有一份平静的光阴,他们的创造天赋就会发挥到极致,就会像蜜蜂酿蜜那样,把自己的小日子雕琢得有滋有味。

 一样的天,一样的地,一样的人,折腾不折腾,结局大不同。又岂止当下如此,其实历代皆然。所谓文景之治,所谓唐宋盛世,归根结蒂都得益于不折腾,即得益于权力的自我约束,得益于国家对社会的让步,得益于社会自由的扩大。而无论秦之亡,还是隋之殇,祸端都源于权力的自我膨胀,都源于国家对社会的侵犯,一句话,都源于折腾。自由创造奇迹,折腾制造灾难,此说不诬矣。

——《不要折腾老百姓的小日子》    笑蜀

 

如果说,空前繁荣的网络议政,正在把中国互联网变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众议院”、规模最大的“陪审团”,那么现在则更进一步,中国互联网似乎正构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智囊团”。

这就是网络的神奇和伟大。它的横空出世,不仅改变了中国的舆论生态,那些从来没有获得过话语权的沉默的大多数,在互联网上迅速崛起,以至于网络舆论简直就成了草根狂欢的天堂;而且正在改变中国的政治生态。从恐惧互联网到包容互联网,甚至自己也投身互联网,与多极的网络力量形成良性互动。官员对互联网态度的这种转变,实际上是中国政治生态的转变,传统那种僵硬的命令型政治,正遭受越来越强烈的质疑和抵制。回应政治,公众参与的政治,正在以互联网为平台而崭露头角。

  无疑,这是积极的趋势,是中国现代化转型极其重要的一环。但欢呼的同时也必须清醒地意识到,网络议政并不是万能的。虚拟空间终归无法取代现实空间,网络生活毕竟不能取代现实生活。

——《政治开放不能止步于网络》    笑蜀

 

人民币应该怎样升值呢?没有完美的解决方案。教科书上的答案是一次性的大幅升值。但是快速升值对实体经济来说会是非常困难的,原因是出口商来不及去适应。

渐进式的升值也有其弊端,正如中国在2007-2008年时所经历过的那样:由于投资者很容易产生对人民币升值并带来收益的预期,海外资金纷纷涌入中国,而这又可能进一步推高了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这种局面直到全球金融危机到来之后才被打破。

中国当下所面临的两难选择对这个国家而言并不陌生。这意味着,中国政府可能会采取一个世人熟知的办法,即20057月时人民币与美元脱钩这样一个折衷方案的翻版。当时,人民币小幅升值,然后走上了渐进式升值的轨道。相关部门还放宽了人民币汇率每日允许波动的区间,试图让市场相信,人民币既可以走高,也可以走低,结果却是市场并不买帐。

——《通货膨胀可能促使中国将人民币升值

 

世间很少有事物能比大学更美。当防线崩瘫,价值崩溃,水坝倒塌,洪水为害,前途变得灰暗,古迹沦为泥淖时,只要有大学屹立在那里,它就屹立闪光;只要它存在,人那颗被引导去从事美满探索的自由心灵仍会给人类带来智慧。

——英国诗人约翰·梅斯菲尔德

 

当然,由于清政府调整教育政策的根本目标是维护自身的封建政治统治,加之客观上财政经济的异常艰窘,教育政策的调整受到很大限制,我们对其成效不可过分高估。客观地讲,任何文化政策都是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工具,都带有明显的政治功利色彩,其实施效果都会受到制定者主观目标的局限,难以超脱其范畴。清政府自然也不例外。“新政”时期,清政府调整教育政策是在内外交困的危机局面下被迫作出的抉择,而不是为了发展国民教育付出的积极行动,在此情况下,其教育政策的制定与施行便处处体现了既发展又限制的特点。教育宗旨对于“忠君”、“爱国”的格外强调,留学章程对于学生“中学”素质的关注和“西化”倾向的防范,新式学堂对于学生崇儒重道思想的强化,如此等等,不胜枚举。清末教育政策的调整是清政府图存本能下的产物,清政府自身的封建性以及制定政策的被动性使政策施行效果在无形中逊色不少。

——《试析清政府“新政”时期教育政策的调整》   张小莉

 

大学的改革必须在保持大学自治与政府干预之间平衡的基础上进行,政府对大学自治权的剥夺,表面上使大学能够更加服从和贯彻政府的改革意志,然而却违背了大学自身的发展规律,失去自主权的大学也就丧失了大学的灵魂与本质,从而导致改革既不能满足政府和社会的利益需求,也不能使大学获得真正的发展。

——《从西方大学改革二百年历程中获得的启示》

 

现代大学已成为社会进步的核心动力,知识的保存、传播、创新,文明的传承和进步,人才的发掘与培育,科学的发展与技术的更新,文化的国际交流与沟通,无不依赖大学作为基础。随着时代的发展,大学的功能也在不断扩展和变化,但大学绝不能因此而成为社会现实需求的简单回应,它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开启智慧、追求真理、传播知识、弘扬文化的重要使命应该得到永久性的坚守,并在变革中进一步巩固和充实。洪堡为柏林大学确立的教学与科研相统一的原则,不仅在当时使柏林大学迅速成长为世界一流的高等学府,而且直到今天也依旧是指导大学科学发展的理论精髓。

——《从西方大学改革二百年历程中获得的启示》

 

科研是大学的灵魂。19 世纪初,柏林大学在洪堡的影响下确立了“教、学与科研相统一”的原则,将科研正式纳入大学的必需范畴,使从事科学研究成为教授的当然职责。在柏林大学的创办者看来,科研方面卓有成就的优秀学者,也总是最好和最有能力的教师。对科学研究的倡导成为柏林大学成功的主因之一,而柏林大学所产生的影响也主要体现在对科研工作的推崇方面。美国从19 世纪后期开始建成的“研究型大学”,也因其倡导科学研究、实施教学与研究并举、大力发展研究生教育、重视基础研究而迅速成长为美国高等教育的旗舰。20 世纪以来,美国的科技水平之所以在全球范围内处于领先地位,与其研究型大学高水平的科学研究是密不可分的。

——《从西方大学改革二百年历程中获得的启示》

 

慈禧上台时,正是大清国风雨飘摇的危难之时:英法联军洗劫北京,太平军占据半壁江山,捻军回民不断起事,帝国几无宁日。国事如此焦头烂额,结果咸丰一死,便剩下慈禧与同治一对孤儿寡母——这也决定了整个清末的历史走向。在执政的最开始,慈禧可能只是想给儿子同治看好江山,届时将权力移交给长大的皇帝,历史学家唐德刚称之为“姨太太”心理。

由此可以看出,慈禧并没有做大事的抱负,她的最终目的不过是为将来的小皇帝作一过渡——晚清之所以不能和日本明治维新或者德皇、沙皇等相比,原因还在于慈禧这种“女人当政”的心态:她不是皇帝,也没有进取心,最多只能守成。“精于治术而昧于世界大势”,这是目前学者们给慈禧太后最公允的评价。

慈禧太后失败了,她没有把中国带入近代化的门槛,这是她的个人悲剧,也是中华民族的莫大遗憾。她是政治强人,但不是大政治家。面对晚清残局,清末民初的陈宝琛于1895年写下“天公不语对枯棋”的诗句。在封建社会日落西山的时刻,连老天爷恐怕也束手无策。慈禧能有什么办法去挽救清朝的沉船呢?

——《天朝向左世界向右》    王龙

 

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勋爵有句名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权力会给个人带来诱惑:当一个还不是权力者的时候,很多人拥有“伟大”的抱负,要改善我们生活的世界,要消除不平等,要根除腐败与特权;一旦拥有权力,则可能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权力就成了他们夺取财富和更高权力的工具。而如果这权力是绝对的,那几乎毫无疑问地腐蚀心灵,从而导致进一步的专制和腐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无论是慈禧太后还是维多利亚女王,依靠个人的道德自觉几乎是不可能防范权力腐败的。我们最应该做的,是从制度创立的源头,去探索两个国家的政治权力结构的奥秘。

——《天朝向左世界向右》    王龙

 

晚清贪污活动的又一显著特点是形成了以财求官,以官求财的恶性循环。在中国传统社会,民众上升的途径很窄,做官(实缺和虚衔)或取得有关的身分成为人们成功的主要标志。以官求财是社会认可的人生途径之一,不容许的仅是过分诛求。于是,除科举外,以财求官也成了其中一条管道。明的是捐纳,暗的则是行贿。从现有材料看,当时的行贿受贿大都是为了保官、求官。这反映了晚清仍是官员处于支配地位的传统社会,即使从西方传进来的新的经济成分亦依附于官府,企业家也对保官求官有很大兴趣。

——《晚清:制度缺陷是贪污成风的主要根源》    袁伟时

 

历来的统治者都说要反贪污,但在专制制度下往往成效不彰,处在衰败时期的清帝国更是如此。原因是:第一,有些行贿受贿活动已成为官场习惯,人人如此,法理和是非界限已经模糊。第二,担负反贪重任的监察系统同样没有逃脱腐化的命运。“近日言官卖摺之风甚夥。……大抵皆以贿陈奏者也。……明朝言官多争意气,今朝言官多因贿赂,可耻之甚![19]他们也会揭露若干黑幕,但很难求得公正、彻底,且很可能是以黑反黑。第三,没有独立的司法和监察系统,它们都不过是行政系统的附属物。最后的裁决权掌握在专政政权的最高统治层特别是皇帝、皇太后手中,当他们本身不乾净时,要真正反贪无异缘木求鱼。第四,社会生活没有民主化,民众维护自己权益的现代公民意识没有形成,也没有形成强有力的独立的新闻舆论监督。一些报馆是官办或接受官方津贴的,缺少现代报刊的独立品格。  

总之,晚清贪风无法遏止无非宣告专制政权依靠自我监察力量不可能真正纠正自身的弊端。只有实现社会生活的民主化,建立强大的权力制约体系,才能净化政府机构——这是研究晚清贪污留给我们的重要的启示。

——《晚清:制度缺陷是贪污成风的主要根源》    袁伟时

 

晚清新政积极推动市场经济发展;勇敢地引进西方的大陆法系;推行地方自治;促进以商会和教育会为代表的非政府组织的发展;着手建立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预备立宪”……曙光在望。可是,在民众迫切要求实行宪政的关键时刻,统治者贻误时机,结果被历史潮流所淹没。这是晚清留给我们的又一重要教训。

——《晚清:制度缺陷是贪污成风的主要根源》    袁伟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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