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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国摘录(95)         
强国摘录(95)
[ 作者:谢昭武    转贴自:本站原创    点击数:1738    更新时间:2010-04-30    文章录入:admin ]

 

历史启示我们,一个国家要臻于富强并保持富强,必须听取时代的呼声,根据发展的需要,不断地自我更新,力争先进并保持先进。在这里,改革开放是问题的关键。所谓改革,不只是物质经济层面的改革,也包括政治体制和思想文化的根本改革。单纯的经济和科学技术的改良,并不能彻底改变一个国家的命运。所谓开放,不只是经济上的开放,而是包括学习他国各方面的长处,不能限于皮毛。思想文化改革是深层次的改革。我们主张保持并发扬中华民族极其丰富的优秀文化传统,反对不加区别、不顾国情的全盘西化,但百余年来,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文化禁锢人们的思想,是中国落后的一个重要根源,这是不容争辩的事实。批判和摧毁业已过时的旧文化,在思想文化上不断自我更新创新,也是国家兴旺发达的关键之一,切不可等闲视之。

——《百年前的世界与中国   刘存宽

 

国家政策,就历史角度而言,可以分为两种,即传统政策和因时政策。传统政策指的是统治集团立国的既定方针,它不会轻易随形势而改变。如清朝的扬满抑汉政策,贯穿其兴起和衰亡。而因时政策则是为了适应形势而制定的政策,它体现了与时俱进,有时是对传统政策实质的修正。也有的因时政策随形势变化而转变,甚至是对已有政策的反动,如清末铁路、邮电由商办转为官办。

国家政策,就其重要性而言,可以分为三类:基本政策;重大政策;具体政策。这些政策经过配套、积累、沉淀,就形成了基本制度、重大制度和具体制度。

政策和制度决定国家的命运,应是晚清政治史研究的重中之重。惜乎以往的研究对此重视不够。即使有一些研究,也往往停留在政策和制度的制定层面(静态研究),未达政策和制度的施行层面(动态研究),更遑论延及社会对政策的反馈。而正是这一施行和反馈层面,才是晚清国家与社会互动的结合点。

晚清国家制定政策和制度,并向全社会推行,推行中引起社会的反馈,导致政策和制度的修改和补充,并再次向社会推行,这样的循环往复就形成了国家与社会的互动。互动分为良性互动和恶性互动,或者说正向互动和逆向互动。国家与社会的互动是良性抑或恶性并不取决于政策和制度本身。坏的政策遭到反对进行修改会形成良性互动,如清初圈地制度的废除;好的政策因中间梗阻,执行不力,也会为善不终,如清末新政。

国家政策和制度的推行对于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政策和制度不是国家与社会互动的唯一动力,社会的反馈对于政策和制度的推行有时起决定作用。

——《晚清国家与社会互动   郑起东

 

曾国藩奏保幕僚,通常有直接奏保、委托奏保和交互奏保三种办法。直接奏保即由其本人具折出奏。这种办法最为便捷,在受保幕僚中所占比例亦最大,但有时却不大方便。例如刘蓉和郭嵩焘二人,追随最久,功劳亦大,才能足任方面。曾国藩早想让他们升任高位而碍于儿女姻亲,例应回避,不能由自己出奏,只好托人代办。第一次曾国藩打算将刘蓉送到湖北由胡林翼保奏,因故没有办成。其后骆秉章入川奏请携左宗棠同行,曾国藩留左而荐刘,终于达到目的,使刘蓉二年之中连升四级,由候补知府跃居陕西巡抚之位。郭嵩焘则先由李鸿章保为两淮盐运使,再托两广总督毛鸿宾奏保广东巡抚。有时是因事暂离,奏保不便,也托人代办。如同治四年曾国藩北上剿捻时,只带部分秘书人员随行,便将留在两江总督衙门中的幕僚一一托付给署理江督李鸿章,要他予以奏保。交互奏保亦是遇有某些不便而采取的一种权变之计。例如,曾国藩担任两江总督后,欲整顿皖北吏治,又怕受到直接管辖这一地区的安徽巡抚翁同书的阻挠,便致函于翁有恩的湖北巡抚胡林翼,要求安徽与湖北间各举数员,交互奏保,庶几二人“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翁碍着胡的面子,不便拒绝,遂使曾如愿以偿。

——《关于曾国藩的幕府与幕僚   朱东安

 

有计划地储备和培育人才是曾国藩幕府的第二个特点。讲储备则曾国藩用人如流水,其幕府恰是储备人才之库;论育人则曾国藩如师长教弟子,其幕府即为读书、习练之所。曾国藩的人才政策是博取慎用。取之欲博则凡具一技之长,一处出色者即广为延揽,多多益善,唯恐有所遗漏;用之欲慎则使用之时,慎之又慎,唯恐用非其人,人非所宜。面对众多的人才,而要做到用之无误,就要有安插之所,考察之方,不仅要察言观色,还要试之以事,验之以效。于是,曾国藩的幕府就成为实现这一目的的理想之地,对各种人才先事广为搜求,延之幕府,一旦需要即量才取用。据说,每有赴军营投效者,曾国藩先发给少量薪资以安其心,然后亲自接见,一一观察:有胆气血性者令其领兵打仗,胆小谨慎者令其筹办粮饷,文学优长者办理文案,学问渊博者校勘书籍。在幕中经过较长时间的观察使用,感到了解较深,确有把握时,再根据各人的才能和功绩奏保官职,委以地方之责。曾国藩的这套办法行之多年,卓有成效,本人自以为百无一失,世人也多推其有知人之明。倘无如此庞大之幕府,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

曾国藩认为,大才乃天然生成,而中等以下人才则可通过培养教育造就出来。同时,科举制度耗人精力,误人青春,使天下无现成人才可取,要做好兵事、饷事、吏事、文事,亦必须自己动手培养人才。所以,他非常重视人才的培养工作。他的幕府一则治事,一则育人,既是办事机构,又是有计划培养各种人才的学校。他从军从政多年,在部下面前始终保持着两种身份:既是统帅和官长,又是老师和父兄。而幕府乃文人聚集之地,故他主要以老师的身份出现,不行军营规矩,略似私塾约束,同幕僚之间犹如严师教弟子,馆师课蒙童。曾国藩所拟“凡堂属略同师弟,使僚友行修名立,方尽我心”的对联,基本反映了这种关系。

曾国藩培养人才的办法主要有三条:读书、历练、言传身教。他在专为幕僚拟定的劝诫条令中规定,凡入其幕府者,必于军、政、饷、文四事之中精习一事,并结合实际进行学习,增长才干。而学习又不外学古与学今两种途径,学古则多读书籍,学今则多找榜样,多向人请教。他对身边秘书人员抓得尤紧,不仅经常找人个别谈话,还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规定课程,定期考试。同时,他还利用茶余饭后之隙谈古论今,向幕僚传授自己的读书心得和实践经验。对于不在身边的幕僚,则主要通过书信和批札,结合实际事项进行开导,传授知识和经验。在培养方向上,曾国藩亦注意因材施教,根据各人的特点进行培养。有的人,如张裕钊文学基础很好,但不适于做官,曾国藩就令其专攻文学,以求发展。对其所谓“文学四弟子”中的其他三人吴汝伦、薛福成、黎庶昌,曾国藩也都在文学方面进行过培养,不过与张裕钊的要求有些不同而已。在培养人才问题上,曾国藩真可谓呕心沥血,终生不懈。不少幕僚受其感动,拜他为师。例如,赵烈文咸丰六年初入曾幕,咸丰十一年再次入幕,同冶四年始行拜师大礼,改变称呼。此足见其郑重其事,并非草率之举,阿谀之行。曾国藩幕僚中有如此众多的人才,对他们大多数来说,恐怕是同曾国藩的教育、培养分不开的。

——《关于曾国藩的幕府与幕僚   朱东安

 

曾国藩与幕僚之间总的来说是主从关系,具体而言则又可分为互慕、互助和相互影响三个方面。首先,他们双方都有相互结合的愿望,可以说是一种相互倾慕、相互追求的关系。曾国藩认为,远而言之则天下之兴亡,国家之强弱;近而言之则兵、饷、吏、文四事之成败利钝,无不以是否得人为转移。故多年来爱才如命,求才若渴,为吸引和聘清更多更好的幕僚尽了很大努力,做了大量工作。他于率军东征之前,即号召广大封建知识分子奋起捍卫孔孟之道,反对太平天国,盛情邀请抱道君子参加他的幕府。其后行军打仗,每至一地必广为访察,凡具一技之长者,必设法延至,收为己用。闻有德才并称者,更是不惜重金,驰书礼聘。若其流离失所,不明去向,则辄具折奏请,要求各省督抚代为查明,遣送来营。曾国藩与人通信、交谈,亦殷殷以人才相询,恳恳以荐才相托,闻人得一才羡慕不已,自己得一才喜不自胜,遂使之爱才之名闻于全国。由于曾国藩精研百家,兼取众长,早在青年时代即已道德文章名满京师,称誉士林,加以其后出办团练,创建湘军,战功赫赫,威震天下,遂被封建统治阶级视为救星,受到不少知识分子的崇拜。由于清朝政治腐败,等级森严,满汉藩篱未除,加以取士不公,仕途拥塞,使一大批中小地主出身的知识分子空有一片血诚,满腹才华,而报国无门,升发无望,不得不千方百计地为自己寻求政治上的出路。有的知识分子则非但升发无望,且身遭乱离之苦,徙无定居,衣食俱困,亟须庇护之所,衣食之源。还有一部分知识分子,既无升官发财之念,亦无饥寒交迫之感,甚或已是学问渊博,名满士林,但却仰慕曾国藩的大名,以一与相识为幸,一与交游为荣。他们闻曾国藩能以诚心待士,破格用人,遂纷纷投其麾下,入其幕府。

——《关于曾国藩的幕府与幕僚   朱东安

 

人们由此不难看出,曾国藩同幕僚的关系,归根结底还是主从关系,其维系纽带全在私谊,私谊对他们双方都是神圣的,高于一切的,任何方如有违背,这种关系即会解除,甚至结成私怨。

在长期合作共事过程中,曾国藩和幕僚之间相互都产生过一定影响。曾国藩每遇一事决疑不下,不仅向部下个别征求意见,还往往令幕僚各抒己见,进行讨论。有时也让他们呈递书面意见,以供参阅。这样做,既有令其历练政事之意,也为从中吸收高明建议和看法。据说,咸丰十年曾国藩关于北援问题的决策,就出自李鸿章的启发。有时幕僚也单独呈递条陈,对一些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供曾国藩采择。例如,赵烈文就曾就招贤用人问题上书曾国藩,提出不少甚有见地的看法。所有这一切,无疑都会对曾国藩产生一定影响。在有些问题上,诸如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兴办军事工业等,幕僚的意见和影响还对他的思想发展起了推动作用。例如,派遣留美学生一事,就是接受容闳的建议,同李鸿章等人协商之后决定的。其江南制造局的迁址扩建,翻译馆的增设及其与上海同文馆的合并等,无疑也是接受了幕僚的建议。因为在这些方面他所知不多,如果没有幕僚们为其谋划和经办,他是很难下定决心,向前迈出一步的。

比较而言.曾国藩对幕僚的影响显然会更大,更深远。多年来曾国藩一直对其幕僚精心培养,视若子弟。除为数不多的几个老朋友和名儒宿学之外,一般幕僚亦对曾国藩尊之为师,极为崇拜,一言一动无不视为楷模。从道德修养、为人处世到学术观点、文学理论,以至军事、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无不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曾国藩的影响。尤其经常在曾国藩身边的人员,朝夕相处,耳濡目染,日积月累,潜移默化,于不知不觉之中,已受其熏陶,增长了见识和才干。

——《关于曾国藩的幕府与幕僚   朱东安

 

南非的成功转型,跟两个人的名字有关,一个是曼德拉,一个是德克勒克。因为这个缘故,他们两人都荣膺了1993年的诺贝尔和平奖。但是,他们之外,他们之上,还有一个人,那就是图图。德克勒克很重要,毕竟他是在任总统,整个国家机器在他手上;曼德拉也很重要,毕竟整个反对派都跟着他走。而图图有什么?

图图只有他的教堂,只有他的手无寸铁的信众。他没有一兵一卒,在那个仇恨和暴力火山般迸发的年代,那个血与火的年代,他拿什么去搏击风云?凭什么力挽狂澜?

通常认为南非转型是和平转型,其实未尽然。在德克勒克宣布取消党禁,释放曼德拉之后仅仅四年中,从南方到北方,从首都到乡村,屠杀事件此起彼伏,至少14000人死于各种暴乱。

假如只有曼德拉和德克勒克,很难想象,这样的血雨腥风伊于胡底。德克勒克不具备给自己绞肉般的专政机器刹车的能力,事后证明,专政机器的几乎所有嗜血行动根本就把他蒙在鼓里。同样,曼德拉也没有遏制反对派暴力的能力,他甚至连自己的妻子都约束不了。如果南非政治舞台上只有他们两人,结局就只能是硬碰硬,就只能像许多国家的革命史那样,以极端诱导极端,直到整个社会元气丧尽。

南非没有走上这样的歧途,南非最终走出了仇恨和暴力互相刺激的恶性循环,主要就是因为有了图图。就这个角度,说南非可以没有德克勒克,可以没有曼德拉,但不能没有图图,那是一点都不过分的。

那么,图图拿什么去搏击风云?凭什么力挽狂澜?无它,惟有人性,惟有爱。

——《惟有德性,才是转型时代的定海神针    笑蜀

 

总结百年立宪的深刻教训,一是宪政需要决断,需要勇气,稍有疏忽就会坐失机会,而机会往往一去不复。二是就当下来说,尤其需要方案,需要通过具体的方案,需要通过针对具体方案的讨论,来集中全民智慧,提升我们的宪政经验,提升我们公共治理的水准。所以,首个治理评估框架固然是很好的示范,但仅有这么一个示范方案仍远远不够。宪政既是一个价值问题,更是一个操作问题,一个技术问题。只有从具体方案切入,操作才有一个起点,技术的精进也才有一个起点。这方面,有待我们急起直追。

——《人权成为治理标准的宪政启示    笑蜀

 

从戊戌维新运动上溯鸦片战争,相距58年,中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道路上已经蹒跚地行进了半个多世纪。但是人们对周围已经发生的变化,并不像我们今天这样看得清楚。当太平天国革命被镇压后的很长时间内,人们还在津津乐道什么同治中兴,期待通过举办洋务使中国走上自强求富的道路,一场外国侵略战争结束了,人们总是重新过起他们久已习惯的升平日子来。少数有远见的先进分子如郑观应,痛感需要向沉睡的人们发出危言,但不得不先表白一下他们所处的仍是盛世,以免招来更多的攻击,因而把自己的著作称为《盛世危言》。人们的麻木已达到何等可悲的程度!

1894年至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把这一切突然结束了。

 甲午战败带给中国人心灵上的创痛,是以往历次战争失败所不能比拟的。吴玉章同志在他的回亿录中描述过他们当时的心情:“我还记得甲午战败的消息传到我家乡的时候,我和我的二哥曾经痛哭不止。”“这真是空前未有的亡国条约!它使全中国都为之震动。从前我国还只是被西方大国打败过,现在竟被东方的小国打败了,而且失败得那样惨,条约又订得那样苛,这是多么大的耻辱啊!”严复在给吴汝纶的信中也写道:“大抵东方变局不出数年之中。”“尝中夜起而大哭,嗟乎,谁其知之?”

 可是,事情到这一步还没有结束。甲午战败后隔了两年,以德国强占胶州湾为起点,西方列强纷纷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再隔两年多,又发生了八国联军的对华战争。世界上所有的帝国主义国家联合起来,共同进攻一个半殖民地国家,这在世界历史上还没有过先例。

亡国灭种的现实威胁,像一个令人战栗的阴影,笼罩在每个爱国者的心头,盛世的幻梦最终地化为泡影。麻木不仁的状态再也无法保持下去了。

——《救亡唤起启蒙》    金冲及

 

自然,戊戌维新运动的思想家们的议论和主张远不是那样完满,存在着软弱性、空想性和不成熟性等种种弱点,这在一种新思潮兴起的最初阶段是常见的现象。而在中国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它所能依靠的新的社会基础实在太薄弱,遭受暂时挫败是难以避免的。但是经过他们的奔走呼号,终于把原来根深蒂固的封建正统观念的网罗上撕开了一个巨大的裂口,人们明显地看到:经历了戊戌维新运动潮流的冲刷,中国思想界已从原来一池死水似的状态中摆脱出来,变化的节奏异常地快速起来了。思想的闸门一经打开,奔腾的洪流就谁也阻挡不住了。戊戌维新运动的这个历史功绩是我们无法忘却的。

——《救亡唤起启蒙》    金冲及

 

西洋文化先进国家到今日之地位,系累世文化积聚而成,非旦夕可及。千百年来,经多少学问家累世不断地劳苦工作而始成今日之文化。故救国之要道,在从事增进文化之基础工作,而以自己的学问功夫为立脚点。此岂摇旗呐喊之运动所可比拟?当法国之围困德国时,有德国学者费希德在围城中之大学讲演,而作致国民书曰增进德国之文化以救德国。国人行之,遂树普鲁士败法之基础。故救国当谋文化之增进,而负此增进文化之责者,惟有青年学生。现在青年作救国运动,今日反对这个,明日反对那个,忙得不得了,真似可怜年年压针线,为他人补破衣裳。终不是根本办法。吾人若真要救国,先要谋文化之增进。日日补破衣裳,东补西烂,有何益处?深望诸君,本自治之能力,研究学术,发挥一切,以期增高文化。又须养成强健之体魄,团结之精神,以备将来改良社会,创造文化,与负各种重大责任。总期造成一颗光明灿烂的宝星,照耀全国,照耀亚东,照耀世界,照耀千百年而无穷。

——蒋梦麟

 

为了将北大办成世界一流,蒋梦麟深切期望北大能够具备自己与众不同的精神,成为中国教育界的楷模。对于北大应该有的精神,蒋梦麟提出自己的期待:

第一,具有大度包容的精神。俗语说“宰相肚里好撑船”。个人如此,机关亦如此。凡一个机关只能容一派的人,或一种思想的,到底必因环境变迁而死。即使苟延残喘,窄而陋的学术机关,于社会决无甚贡献。虽不死,犹和死了的一般。但容量无止境,我们当继续不断地向字一方面努力。

第二,具有思想自由的精神。人类有一个弱点,就是对于思想自由,发露他是一个胆小鬼。思想些许越出本身日常习惯范围以外,一般人们恐慌起来,好像不会撑船的人,越了平时习惯的途径一样。但这种思想上的胆小鬼,被北大渐渐儿地压服了。北大是不怕越出人类本身日常习惯范围以外去运用思想的。虽然我们自己有时还觉得有许多束缚,而一般社会已送了我们一个“洪水猛兽”的徽号。北大里面各种思想能自由发展,不受一种统一思想所压迫,故各种思想虽平时互相歧异,到了某种思想受外部压迫时,就共同来御外侮。引外力以排除异己,是北大同仁所不为的。

正是有了这种精神,虽然此后中国在政治上风暴迭起,但北大却在这一批有勇气、有远见的人士主持下,引满帆篷,安稳前进。

——《蒋梦麟与北京大学》    |马勇

 

偏激和狂热给后世中国带来的负面效应是极其沉重的。而这两种偏向本身也不合乎他们所倡导的理性精神和科学与民主。在现代社会,政治是一种专门的职业,在一定程度上说,现代社会的公民不可能没有一定的政治倾向和政治原则,只是这种倾向和原则要运用的适度,要在理性精神的指导下,在一定的秩序范围内通过民主的程序加以实现和完成。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号称思想启蒙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即使不发生1919年之后的政治热情的冲击,也注定它不可能坚持十年、二十年,真正在思想文化上为中国政治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

五四启蒙者后来的行为背离了他们的初衷,这既是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又是五四启蒙运动夭折的根本原因。这一结局之所以如此,除了中国知识分子固有的政治热情的文传统外,似乎还有五四启蒙者的心态以及内在理路上的原因。囿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五四启蒙者的道路选择是不破不立,他们虽然以多元开放的文化心灵面对西方文化,呼唤民主与科学,但却对中国的旧文化旧道德充满了没有丝毫缓和余地的否定。他们一方面批评学术上的独尊一家,好同恶异导致专制、黑暗的恶果,另一方面则竭力排斥和自己的学术见解、政治见解不同者,企图以新的文化独裁代替旧的文化独裁。他们面对与自己意见相左的旧文化没有丝毫的宽容精神,既无视旧文化得以发生发展的历史背景,又武断而不容商量地主张彻底抛弃旧文化。

当我们回顾20世纪中国历史的时候,我们觉得五四新文化运动在知识分子层面建立的启蒙心态虽然给中国带来了无限的好处,使中国传统社会的秩序根基真正第一次发生动摇,但由于启蒙者无意识地承继了中国知识分子唯我独尊”“真理只在我手的思想传统,缺乏现代社会更加需要的容忍精神,因而其负面效应绝不应当低估。

——《除了民主——我们还需要什么?》    马勇

 

五四一代对民主政治的热情与渴望无可非议,民主政治毕竟是人类发展到今天所发现的较为理想的制度。因此,在一定历史阶段,民主政治确实值得中国人去追求,也值得中国人为之而献身。不过我们所要强调的是,五四一代思想家在分析民主政治何以在中国不能成为现实时,未免太过于看重人为的因素,而相对忽略了从社会经济结构中去寻求民主政治不得以产生、发展的根源,没有能从经济生活中揭示出民主政治在中国发展的根本障碍。

当时的中国,不要说广大的农村依然处于中国传统社会的生存条件下,即使在中国为数不多的都市中,又有多少人在享受现代社会的文明,真正处于现代社会条件之中呢?在中国人自古以来的生存条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情况下,企图以观念的变化和政治体制的改变来推动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其用意虽然善良,其目的并不一定能实现。如果我们承认旧思想的瓦解是同旧生活条件的瓦解步调一致的话,我们便不能不承认五四一代思想家对民主政治的急切渴望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向往,民主政治的选择在中国人的生活条件没有根本改变的时候,只能是美妙的向往。从这个意义上说,至少在五四的年代,民主政治不是中国最需要的。中国最需要的是发展经济,发展社会生产力。只有在商品经济获得充分发展,自由、平等的商品交换原则在经济生活中习以为常的时候,民主政治才能真正得以实现。如果资产阶级实行统治的经济条件没有充分成熟,君主专制的被推翻也只能是暂时的。人们为自己建造新世界,不是如粗俗之徒的成见所臆想的靠地上的财富,而是靠他们垂死的世界上历来所创置的产业。他们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首先必须创造新社会的物质条件,任何强大的思想或意志力量都不能使他们摆脱这个命运。这是五四思想家留给我们的思维教训。

——《除了民主——我们还需要什么?》    马勇

 

看到人民需要解决的问题,我常仰而思之,夜以继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我还想当一个人为多数人所信任的时候,他已经不再属于自己,他已经是“公共财产”,属于人民了。我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真正做到无愧于人民,我要带着真心、真意、真情来同网友们交流的。我愿随意地同大家谈心。

——温家宝

 

一个社会当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那么注定它是不公平的,这个社会也是不稳定的。

——温家宝

 

读书关系到一个人的思想境界和修养,关系到一个民族的素质,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兴旺发达。一个不读书的人是没有前途的,一个不读书的民族也是没有前途的。

——温家宝

 

一个年轻人要勇于创造,但这必须下艰苦卓绝的功夫。如果不下艰苦卓绝的功夫,就不会有坚实的基础。

——温家宝

 

在一定意义上讲,一个国家的强大和信誉不仅仅表现在经济的实力,还应该表现在民族的素质和道德的力量,而且我以为后者比前者更为重要、更为长远。

——温家宝

 

我国办有报纸,但遗憾的是我国的编辑们不愿将真相告诉读者,他们不象你们的报纸敢讲真话,只讲真话。我国的编辑们在讲真话时十分吝啬,他们只讲部分的真实,而且他们也没有你们报纸这么大的发行量。由于不能诚实地说明真相,我们的报纸就失去了新闻本身的高贵价值,也就未能成为广泛传播文明的方式了。

——李鸿章

 

中国之所以未能成为强国,对世界和平及繁荣有所贡献,乃由于两大敌人的阻碍。一是日本,半个世纪以来一直操纵中国政治,给中国带来灾难,现在中国在美国帮助下已经打败了日本。第二个敌人是你们的内奸,我们美国人爱莫能助,这个内奸的名字就叫贪婪。你们若要享受真正的自由,要为人类的福利尽一份力量,非得除去这个内奸不可。

——抗战时期驻华美军司令魏德迈将军

 

国家发展、民族振兴,不仅需要强大的经济力量,更需要强大的文化力量。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是一个民族真正有力量的决定性因素,可以深刻影响一个国家发展的进程,改变一个民族的命运。

——温家宝

 

没有先进文化的发展,没有全民族文明素质的提高,就不可能真正实现现代化。

——温家宝

 

新帝国主义,其帝国主义的本性并没有变。产业资本、金融资本和国家之间配合得更加娴熟和默契。它们利用资本和军事实力,创建所谓的游戏规则,设置圈套,套牢弱势国家和民族。新帝国主义不仅仅是要自然资源,而是要牢牢控制从农业到工业到各种可能牟利的产业,最终实现从思想上控制一个国家和民族,在产业上让你完全依附宗主国。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帝国主义的新本质。

——郎咸平

 

一百多年前,大清王朝靠茶叶出口源源不断地创造着贸易顺差,英国人为此不得不从墨西哥筹措白银,才能持续向中国采购茶叶。全球范围内的这么折腾,到头来还要把白银源源不断地运到中国,英国人当然不甘心,于是他们搞出了一个两步走的计划。 

首先,从东南亚搞到鸦片,然后走私到中国,通过鸦片贸易把中国人的白银再赚回去,从此就再也不用费劲去墨西哥挖银矿了。最后搞得中国白银大量外流,林则徐上书说这样不行,再这么下去就要亡国了。于是道光派他去广东调查。林则徐到了广州以后,新官上任三把火,第一把火就把烟馆烧了,第二把火烧了烟枪,第三把火就把鸦片给烧了。英国人不爽了,于是派舰队来,来了不跟林则徐过招,直接开到南京,把京杭大运河给封锁了,这下北京城里的粮食供应就断了,最后大清王朝派出首席谈判代表琦善签订了《南京条约》。 

《南京条约》一共四条:割地、赔款、开放通商口岸、协定关税。当时道光皇帝看了这四条,不是勃然大怒,也不是觉得愧对祖宗,而是大发感慨:琦善呀,你这个首席谈判代表太有才了,这么几个条款就把那么多总兵都赶不走的英国人送走了。于是道光即刻下令,林则徐退休,琦善封赏。 

为什么道光皇帝觉得很划算呢? 

第一条,他一看英国人要的不过是一个从来没听说过的小岛,叫香港岛,比今天的香港小多了,只不过是一个小岛。当时的对外通商城市是广州,香港岛不过是个不毛之地,算得了什么?我泱泱大国,送给他就是了。 

第二条,赔款。这也无所谓,才二十多万,摊派给广州十三行就是了,十三行的老板个个身家都上千万两白银。 

第三条,通商口岸多开放几个就是了,反正广州开放了一百多年也没出什么大事儿。 

第四条,也是我们今天看起来最为痛心疾首的,为什么呢?中国自己生产的产品承担的各种苛捐杂税非常高,而根据这个条约,外国货以后只需要承担百分之十几的统一税率,从此以后,中国的企业家就注定要面临先天严酷的经营环境。更要命的是,这个固定税率以后如果要改的话还得跟英国人商量,这不就相当于把关税都交给外国人控制了嘛!可是道光不这么看,当时的情况是清朝的官员腐败不堪,中央规定的税率其实不到5%,可是地方海关盘剥的各种手续费、红包等等,加在一起就有20%,这样统一规定之后,朝廷拿到的钱反而更多了,所以这事儿让道光很高兴,一直搞不定的收税和反腐败问题也一并解决了。 

可以看出,真正的不平等条约都不是人家逼迫你签的,我们中国人这点骨气还是有的。可是帝国主义深知我们的弱点,那就是皇帝未必知道首席谈判代表都干了什么蠢事,而这个首席代表根本不管本国企业的死活。谁叫你笨呢?当年签订条约的时候,满朝文武都觉得割了老祖宗留下来的江山,颜面扫地,却不知道协定关税才是真正要命的。等到发现不对劲的时候,再想补救为时晚矣。 

——郎咸平

 

在涉及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重大问题上,即使是中国很穷的时候,我们也是铮铮铁骨。

——温家宝

 

中国的现代化绝不仅仅指经济的发达,它还应该包括社会的公平、正义和道德的力量。在我在任的最后几年,我将为这件事情尽最大的努力。我认为,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

——温家宝

 

我去台湾的愿望依旧是那么强烈,因为我认为中华民族5000年的文化,具有强大的震撼力和凝聚力,不要因为50年的政治而丢掉5000年的文化。

——温家宝

 

一个技术牛人,公司提升的时候一般会让你当经理不再做技术,这个时候99%的工程师会感到高兴,认为是公司对自己的大奖赏,升官了嘛,至于自己适不适合搞管理已经完全不重要了。可见,这种要当官的文化已然深入骨髓,中国文化,总的来说是一种崇拜的文化,中国信仰,也是一种对好官的信仰。

一个没信仰的地域,其实很悲哀。基督教对中世纪的欧洲文明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很多朋友,搞技术为了糊口,或者努力搞技术是为了以后不搞技术,而并非有啥兴趣,更谈不上创新。美国一些人做技术做得快乐得不得了,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精神极度充实,佩服哪些人。

——cookz

 

众所周知,西方文化是一种罪感文化,即基督文化。获得上帝的拯救,成为上帝的选民,便意味着进天堂,灵魂永生。这是人生的最高价值所在。行文至此,我们不禁猜想:西方文明是否演生于此?即西方科技兴旺发达,是否从宗教中获得原动力?答案是肯定的。马克斯.韦伯曾证明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存在着因果关系。受此启发,我们也试图寻找西方科学的繁荣和勃兴在宗教中的含义。诚然,我们比韦伯幸运得多,不需要作长篇的论述,便一目了然。下面三段文字摘自《圣经.次经》中的《所罗智训》。

 “他使我们真正认识到自然的力量:世界是由什么构成的,各种元素是如何运行的;太阳的运行,四季的变化,诸多星宿以及年代周期是如何确定了历法。他教我们明白生物的本质,认识野兽的行为,风的力量和人类的思考能力,认识植物的种类及其根茎的药用价值。我学到了人们熟知的事物,也学到从前无人知道的事情,因为存在着的万物形成的智慧是我的老师。”

“我反复思考:献身于智慧便是永生。爱她便是无比幸福。做她的工作就是不尽的财富,有她的陪伴就是拥有正确的判断,与她交谈就是得到荣耀。”

“智慧单独活动,她也能成就一切。她能更新一切。尽管她自身永远变化。一代又一代,她走进圣洁人们的心灵,使他们成为上帝的朋友和先知。上帝最爱的莫过于与智慧相伴的人们。”

细读这三段引文可知:第一段表明智慧就是当代一切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科学知识。第二、第三段表明献身于智慧便能得到上帝的眷爱,因此灵魂永生并且今生也无比幸福和荣耀。因此从事科学研究,对基督徒来说,就能获得人生的最高价值。从而演生出科技发展的巨大推动力。

——《回答钱老: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技术的帅才》  石立刚

 

贪官也是一个人。一个贪官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是坏的。每一个贪官后面都有一段辉煌。贪官有自己真实性的一面,为社会做过贡献,他曾经是好的,如果不好,他能当这么大的官吗?

——最高检副检察长谈日记局长韩峰

 

 

无限超越的圣灵,在这些细小的细节上启示他自己,而我们甚至可以用我们脆弱微小的头脑来了解,我的宗教信仰即有对他诚心的崇敬而构成的。我深深的相信有一种难以理解宇宙显明的超越的理性力量的存在,这种感受构成我对上帝的观念。

——爱因斯坦

 

我认为每个原子必有某种智慧所掌管,所以千变万化。成了造化之妙。这种智慧是从比我们更伟大的能力而来。上帝的存在,在我几乎可以用化学来加以证明。我深信有一位全知全能,充满万有的,至高无上的神的存在。

——爱迪生

 

上帝绝不会将幸福赐给那些把他所规定的程序和权力的永恒规则弃之如粪土的国家。

——华盛顿

 

在美国社会,一个人的收入可能自己都不清楚、太太不清楚、周围的朋友同事不清楚,但是有一个地方一定清楚,那就是税务局。我们正好相反,你的收入你清楚,你的太太最清楚,周围的朋友同事也差不多清楚,但是就一个地方不清楚,那就是税务局。这个事往前追,非常基本的东西,就是国民收入记录制度。美国就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个制度,至少保证了两点,第一,每一个人的收入是清楚的,第二,政府是掌握的。我们没有,所有的措施都无从谈起。所以我经常说,不要老盯着中国的贫富差距有多大,基尼系数是多少,只要盯一个东西就行,就是政府要把国民收入的记录制度建立起来。政府不能说现在没有条件还建立不起来,一些西方发达国家是在没有计算机、没有互联网,就靠手工抄卡片的情况下,将这个制度建立起来的,怎么我们就没有条件呢?

——网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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