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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国摘录(93)         
强国摘录(93)
[ 作者:谢昭武    转贴自:本站原创    点击数:1921    更新时间:2008-07-26    文章录入:admin ]

讨论、商量、谈判、对话,是约定任何一项契约的必要步骤。一方既想利用他方的积极性、能力、投入,又想更多地满足自己的利益,所以就需要商谈。商谈的目的就是把如何合作与如何分配放在一起谈。供货商要和要货商谈,销售者要和需求者谈,合伙人要和合伙人谈,老板要和员工谈,妻子要和丈夫谈,这个省的人要和那个省的人谈,城市人要和农村人谈。在协商讨论中公民们努力寻求达成一致意见,大家可以相互学习,可以自我调整,可以知道如何更好地达到自己的目的,可以知道哪些目的是达不到的。最终可以达成某个规范性共识,形成一个规范性观念,这一规范融合了每个参与者的各自利益。偏执者认为不必经过讨论协商,他们就知道“正义”的规范何在。但是,不经过大家的充分思考和讨论,这一规范很可能只是偏执者的一己之见而停留在偏执者的心中;即使被强制实行,也不会产生活生生的效应。
  大家应该使用社会交往理性进行相互商谈,但社会交往理性并非是和个人利益分开的两件事,似乎一个人或者要鱼,或者要熊掌,两者不可得兼。它们两者实际上是钓鱼杆和鱼的关系。所有人都想获得大鱼,也就是自己的利益;可是缺乏社会交往理性的人就像一个没有钓鱼杆、或者使用的是一只劣质鱼杆的渔夫一样,是钓不到鱼的;即使钓上来鱼,也不会是大鱼。一个不善于和要货商对话协商的供货商,一个不善于和需求者对话协商的推销员,一个不善于和合伙人对话协商的投资者,一个不善于和员工对话协商的管理者,一个不善于和妻子对话协商的丈夫,一个不善于和外省人对话协商的本省人,一个不善于和农村人对话协商的城里人,一个不善于和国民对话协商的政府,都将难以享受到互利性的文明成果。在合作时会出现种种矛盾,但经过协商讨论,大家会发现有些矛盾是出于缺乏相互了解,有些矛盾则可以通过讨价还价、谈判、妥协来解决,从而提高了达成共识的机会。
  ——《没有公共讨论,民主就只是空壳》  张晓群

  现代政治社会体由成员们的参与而产生,并使得这种参与变得日益平常;通过这种参与而形成的共识,由于其广泛深厚的群众基础而变得力量强大。国民们在这种充分的公共讨论中,培养并形成了公共意识,培养并形成了正义感。国民们在这种讨论中学习如何与他人求同存异,学习如何理解他人的意愿,学习如何把自己的利益和他人的利益结合起来。参与或者关注这种社会政治讨论,是培养国民政治素质的最好大学;具备这种社会政治理性的人越多,既是他们的幸事,也是该社会的幸事;反之,则意味着该社会整体文明素质不强。
  ——《没有公共讨论,民主就只是空壳》  张晓群

  没有和谐斗争,便没有民主政治的和谐生态,没有民主的和谐生态,便没有社会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的合理与和谐,没有和谐的社会环境、民主环境,积蓄的可能只有社会危急,进而引发社会动乱乃至暴力革命。
  ——《良好的民主政治生态是和谐斗争的结果》  田忠国

  俞可平先生对于民主问题有一个形象的比喻,叫“民主象陀螺”,俞先生的本意是说,民主不能在文件或口号里,而应该在现实生活中运转起来。民主这个陀螺转起来起码具有三方面的意义,一是通过民主制度和民主程序的运行,达到社会各阶层不同力量的融洽与平衡。二是民主像台机器,只有跑起来才能发现机器质量、存在问题,发现问题后再完善、提升制度与程序。三是只有通过实践,才能把民主理念转化为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促进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

  世界发展历史早就证明,残酷的斗争只会制造灾难性的结果,和谐斗争永远是人类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良好境界,如果禁绝和谐斗争,其结果只能导致残酷斗争的产生。社会财富的配置是这样,社会思想资源、政治资源的配置也是如此。
  ——《良好的民主政治生态是和谐斗争的结果》  田忠国

  光有思想,没有制度和程序,那只是一种寄托的精神花园,令人向往怡人身心,但是,没有实际作用。
  ——《良好的民主政治生态是和谐斗争的结果》  田忠国

  事实证明,没有官员对民众的敬畏,便没有官员对维护民众利益、民众权利的尽心尽责,没有官员对民众权利和民众利益的尽心尽责,便没有清廉高效的政府。
  ——《良好的民主政治生态是和谐斗争的结果》  田忠国

  “专制文化”有两种思想,一种是独裁思想和另一种奴化思想。“独裁思想”的宣扬,使当权者专制独裁的身份合理化,合法化——是“天子”,他的所有行为是奉天承运,天经地义,不容置疑。而奴化思想的宣扬,使人们承认独裁者合法身份,合理行为而甘愿被其奴役,并承认独裁者所制定一系列奴役规则,致使在这一长期奴役环境里形成自己已扭曲生命的价值观,而安于其中。
  上个世纪初,觉醒的有识之士认识到,这种独裁专制帝王制度不改,中国是没希望的,于是他们推翻了独裁专制腐败的清政府。同时还他们还意识到,形成专制思想的文化传统不改——中国仍不会有进步的。于是又发动起了“新文化运动”——反对传统文化。
  ——《中国的“专制文化”是怎样形成的?》  鲁扬

  说到底,就是因我们民族文化不健康,没有建立起理性的有益于各种阶层的人和平相处的思想文化来,而使我们民族一直处在争斗之中。如果我们民众都明白自己做为一个现代人——一个公民的权利,而抛掉内心的奴性,当权者自不会找到当“爷”的感觉——而他们不会,也不敢胡作非为。而当权者如果明白,政权的更替是历史发展的正常规律,而正视这种现象——制定一系安全更替的规则——这不仅保护了自己,而且使民众不因权力争夺遭受刀枪之苦。象现在,明白自由言论与自由思想,是这个人类中永远都会存在的自然现象,而合理地对待,给我们这些独立思想者一个合理位置,那就不会制造出这么多,他们想象中的“敌人”。
  因此,我认为现在所有中国思想学者的任务仍是批判传统文化,汲取中外文化中健康的思想,建立起能保证各阶层,各党派,各团体及未来新生思想群体和平共处——使我们整个民族万代,永世得以太平的文明思想。
  ——《中国的“专制文化”是怎样形成的?》  鲁扬

  网络不仅是全球信息最方便快捷的思想舞台,而且已经成为人类思想表达和交流的最有效的工具。在这个时代,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思想家肯定会在网络世界中产生。
  ——《论中华民族的精神力》  徐国进

  政党政治对中国20世纪的最大贡献停留在推翻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而建立起来的,又是一个在政党外壳之下的一党专政制度。可以说,20世纪中国的政党政治在实践上是失败的。现在看,即使我们按着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我们也不能把政治制度建设失败的责任完全归结为经济基础的落后上。在这方面,我们的文化传统和政党领袖的自私性都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中国20世纪里的政治家在骨子里仍然是专制的。
  ——《论中华民族的精神力》  徐国进

  思想自由是中华民族文明的真正开端。在人类社会中,权力决不是一个叫人崇拜的偶像,而现代政治文明的真实性恰恰在于,权力必须是人民口中无情的批判对象。可以肯定,当中华民族能够自由的、理性的批判权力的时候,这个政治就发生了实质的进步。
  ——《论中华民族的精神力》  徐国进

  对于中国,我可以说句俗话——一切都是权力惹的祸。因此,中华民族从现在起也必须觉悟,必须把权力关进笼子,不再允许权力为所欲为。权力必须听命于普遍文明的民意,并且以民意为基础。
  为权力产生制定公平的、公开的法律程序和竞争规则。这是中国大陆政治改革的核心与难点。但是,没有真正的政治改革,中国就不会成为一个真正伟大的的国家。政治文明建设可以把中国迅速提升到一个伟大国家的行列中,更关键的,在于政治改革能够激发全民族和整个社会的创造力、发展力和文明水平。
  ——《论中华民族的精神力》  徐国进


  总而言之,孔夫子之在中国,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是那些权势者或想做权势者们的圣人,和一般的民众并无什么关系。然而对于圣庙,那些权势者也不过一时的热心。因为尊孔的时候已经怀着别样的目的,所以目的一达,这器具就无用,如果不达呢,那可更加无用了。在三四十年以前,凡有企图获得权势的人,就是希望做官的人,都是读“四书”和“五经”,做“八股”,别一些人就将这些书籍和文章,统名之为“敲门砖”。这就是说,文官考试一及第,这些东西也就同时被忘却,恰如敲门时所用的砖头一样,门一开,这砖头也就被抛掉了。孔子这人,其实是自从死了以后,也总是当着“敲门砖”的差使的。
  ——鲁迅

  实体正义(也称实质正义)与程序正义是社会正义的两个层次。实体正义指的是符合公认的道德价值的社会正义,程序正义指的是法律正义。在一个健康的社会里,社会正义与法律正义是一致的,因为法律的最终目的就是维护社会正义。可以说,法律正义是手段,社会正义是目的,社会正义往往通过法律正义来实现。但在中國这个各级政府机构已经堕落为一个个自利型集团的極權社会里,社会正义却极难通过程序正义来实现。
  ——《从杨佳事件看目前的实体正义》  何清涟

  邓小平在他一生最辉煌的18年中,在中国造就了一个比较富裕的社会,一个相对开放的社会,一个生机勃勃的社会;但也留给了我们一个尚未能解决贫富悬殊问题的社会,一个未能解决腐败蔓延的社会。究其根本原因:就是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
  ——任仲夷

  政党最怕的是听不见人民的声音,最怕鸦雀无声。
  ——邓小平

  什么是宪政?宪政无非是民主+ 法治+ 人权。人权表现在人人都不仅拥有生存权——解决温饱,人人都可通过勤奋工作公平竞争而获得应有的经济收入或同等报酬;而更应拥有知情权、话语权、表决权、自由著述出版权,言无不尽,言者无罪,拥有四大自由,即:思想、言论、宗教信仰的自由,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在这四种基本人权的基础上,确立宪法的民主精神。政府必须由人民选举,法律必须由人民制定,在现代世界,宪法与普选制,是民主国家最基本的标志。
  ——《走出总设计师的历史局限》  童怀邦

  没有民主政治,何有改革开放相继的良性循环;没有公平公正、反腐倡廉,哪来共同富裕、和谐小康;没有彻底革除权钱交易买官鬻爵,岂能唯贤是举人尽其才;没有创新机制,咋谈民族复兴;没有民主监督,何求政治昌明;没有反思历史,何以持续发展?自觉超越过去时代的历史局限,才能创造性地开拓未来全新的里程,构建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
  ——《走出总设计师的历史局限》  童怀邦

  将中华民族春秋战国至今近 2800 年的历史与美国独立战争前后近 250 年的历史作一个粗略的比较,不成正比的反差令人震颤。透视期间 350 个中国皇帝与 43 个美国总统的运行轨迹,中华民族从遥遥领先到望尘莫及、由盛极一时到一落千丈的社会根源寓意甚深、一览无遗。
  任何一个社会,杰出的政治家不仅应该富于同情心和责任感,还要有渊博的知识,有出类拔萃的才能。在历史的长河中,祖国政治家群体中不乏德才兼备、魅力十足的人物,但是,与同期美国的政治家相比,祖国杰出的政治家很容易犯美国政治家犯不了的错误,功过相抵,黯然失色,根本就不是一个档次。
  何以至此呢?社会机制、尤其是政治机制使然。
  ——《皇帝与总统的运行轨迹》  袁梅

  穷人在任何时代、任何制度下都不可能消失,可怕的不是贫穷,这种贫穷如果不是制度性的,是有可能通过努力或其它正当途径改变的,那么贫穷就会成为社会不和谐的根本原因。造成当前中国不和谐的最根本原因不在于穷人问题,而在于严重的社会不公,这种不公并不是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而是体制性的,现有的体制框架实际上已经没有能力保障基本的社会公正,因为这种体制本身就是依靠不公而赖以运转的,这是一个建立在社会不公基础之上的秩序,一小部分人被赋予了无限的特权,对绝大部分人的权利进行肆无忌惮的剥夺,对社会资源进行竭泽而渔式的瓜分和掳掠。
  ——《中国不和谐的最根本原因在哪里?》  傅国涌

  变革需要点滴的记忆,进步需要在原有的基础上不断地开拓。不知渐变的民族,注定没有美好的未来。一个民族,平时不能付出更多的泪水或血汗,就是再好的时运也不会降临到自己的头上。
  鸦片战争后,中国为何总是时运不济,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社会不知道演进。在与西方距离严重拉大之后,中国不是做和平演变的演进,而总是幻想一次变法、一次新政来解决发展社会演进问题。在变法和新政之前,统治阶级总是拿什么“稳定压倒一切”“坚持绝对领导”等不是理由的理由,拒绝点滴的和平演进。为了防微杜渐,统治阶级总是把演进消灭在任何可能萌芽的状态。其实,这也害了统治者。中国政治长期没有稳定的形势,统治阶级总是杜绝任何形式的和平演变是罪魁祸首。
  发展存在于细微,轰轰烈烈不是发展。那些平时不知道如何和平演变的民族,注定要重复过去的历史。一个革命后依然希望革命的民族,必定是平时不知道演变的民族。美国宪法制定几百年的历史,可是,除了个别的添加外,根本性的记忆却没有多大改变。
  一个民族要想获得更大进步,必须牢记“历史或过去的记忆”。在一个缺少创新激情的民族中,坚持渐进演进更为重要。一个平时喜欢故步自封的民族,只要法律能够改良,就不要彻底地砸烂。
  自由依附于法律和秩序。只有渐进的法律和秩序,才能给我们提供更大的空间。自由的空间,需要不断地拓展。和平演变原有的法律和秩序,远比社会大变革更能推动个人和社会的自由。
  渐变是发展的常态,只有在渐变基础上的变革,才是稳定有序的形式。无视渐变基础的变革,注定是对原有进步的毁灭。孔德说:“进步绝非变革,而是在于记忆的保持。当变革是绝对的时候,就不存在改良的事物,也不会由为可能的改良所确定的方向;当人们像野蛮人一样完全不保存经验时,人们将会永远处于优质状态。那些不能牢记过去的人是注定要重复过去的。”
  进步需要经验积累,文明就是过去历史的记忆或保留。人类的文明进步,需要稳定的秩序下和平演进。打乱和平演进的秩序,等于把自己推倒野蛮人的阶段。那些平时不知道和平演变只靠革命推动的民族,是一个缺少政治道德的民族。缺少政治道德的民族,从来就没有美好的未来。如果这个民族,不能改变靠革命推动历史的德行,那么,他的命运或未来,注定为少数政治不道德的人所控制。
  进步是历史记忆的保持,是在原有基础上的修正,而不是抛弃。历史需要依序发展,文明需要历史的记忆或保持。发展需要在不断的积累,超越或地质演变,都是打断发展。孔德还说:“人必须认识到,人类进能够改变的只是速度,而不会出现任何发展顺序上的颠倒或超越任何重要阶段。”
  平时不知道演变的民族,注定是一个缺少政治道德的民族。缺少政治道德的民族,跟无赖一样,宁可在斗争中流尽最后一滴血,也不会在和平环境演变中留下一滴汗。奢侈或堕落的民族,总是在水深火热之后奋不顾身,而对于社会的和平演进不闻不问。
  平时不流汗,到时多流血。任何事情的进步,都需要持之以恒的点滴坚持。坚韧的推动,需要稳定的社会常态。中国是一个平时懒惰,不思进取,而社会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后喜欢大变革的民族。这样的民族就是平时苟活、苟且,但是,到了变革的年代,却要大肆流血。那一个民族平时具有极大的改革热情,那个民族就不需要流太多的血就能推动社会进步。一个平时缺乏改革热情的民族,他的结局注定是流血或更大的付出。
  ——《不知渐变的民族没有美好未来 》  翟羽佳

  只要政治领域依然充满惨杀、镇压、管制等字眼,政治的道德就很难建立起来。只要政治道德败坏,国家繁荣和持续发展就会是一句空话。只要我们政治生活中依然充满着惨杀、腐败和愚昧,今天我们获得的所有进步都可能丧失或巩固不下来。
  民主协商就是道德的政治。靠高压手段的残酷镇压,就是不道德的手段。镇压开启了,协商的渠道关闭了。协商的渠道关闭了,社会矛盾激化了。不道德的政治会在合法的外衣下把权力变成了一种说谎与欺诈、抢夺与压榨的工具。
  推动社会的进步,政治是一个有力的杠杆。促进社会进步的最有力的推动者,就是道德的政治。只有当政者树立了良好的、至善至美的人格榜样,下层人民才可能如影相随。可是,在错误的政治原则下,狡诈和暴力等不道德的政治手段被反复使用之后,社会罪孽也在不断的积聚下来。一旦有发泄的机会,就可能导致社会罪恶总爆发。
  鸦片战争之后半个多世纪了,清朝政府本来可以通过变法,引导社会走改良的道路。可是,由于政治原则的错位,镇压代替了协商,清政府选择了道德败坏的政治。正是这次政治的败坏,导致人民在革命的道路上越走越远。革命在正义与人道的伟大的原则之下,终于爆发了。继任的袁世凯依然没有从不道德的政治中走出来。于是,革命反复发作,最终切断了协商对话的渠道。此后,一系列更为不道德的暴力事件发生,社会暴虐的大门终于打开。当道德的政治手段不能整合社会的时候,最不道德的政治手段就会成了解决社会的首选手段。
  镇压只能开启最坏的政治,导致最坏的政治道德理念。政治败坏之后,社会全面坍塌。如果暴力从统治阶级开始,那么,整个都会笼罩在血腥之下,暴虐自上而下,渗透到每个阶级,最终成为最穷困阶级的武器。
  政治道德的败坏,必然导致社会的毁灭。今天政治崇尚暴力,等于发给民间暴虐发放通行证。一代或几代领导人的血腥,报应最终要在他们的子孙后代中得到报应。对政治不负责的统治,是败坏一个民族最好的方式。谁开启政治暴虐的闸门,也就等于把暴虐的种子播种到民间。
  ——《政治无道德就是社会的毁灭》  翟羽佳

  镇压可以把崩溃往后拖,如同用铁锹不断拍打沙堆周边,可以使沙堆继续增高一样。但那种增高不会无限,最终还是要垮,而且堆得越高,坍塌越烈。试验表明坍塌过程将持续到沙堆重归临界状态。
  ——王力雄

  权力腐败是社会病态的集中表现。孟德思鸠认为,所有掌权者都想滥用权力。这是社会不公平、不公正的根源。要想使当权派公正使用权力,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组织起强大的反对派。反对派只有站在民众利益一边,以公正立场抨击当权派的弊端才能赢得民众支持。所以文明国度都用法律保护反对派充分行使公民权利,对当权派进行全方位监督,确保权力公开透明运行。
  ——《强大的反对派是社会健康保证》  田奇庄  王一名

  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某些规律大同小异。消灭了野狼,鹿群不再有生存威胁,就会变得懒散,渐渐出现疾病流行种群退化。许多物种一旦失去天敌,很容易泛滥成灾。古今中外的历史反复证明,凡是不允许反对派存在的一边倒政权,大都腐败猖獗,民生凋敝,动乱频发,难以为继。
  ——《强大的反对派是社会健康保证》  田奇庄  王一名

  有人担心,反对派势力强大了会阻碍社会发展。
  此乃杞人之忧。
  当权派垄断了社会主要资源,反对派必须足够强大才能与之抗衡。老鼠不可能与大象对抗,学校冠军难与世界冠军对垒。只有势均力敌的双方才有较量的可能。美国NBA的天皇巨星乔丹只有和约翰逊、伯德等顶尖球星交锋,才能充分展示天才。如果乔丹只和校队比赛,他迟早会沦为三流选手。
  "敌存灭祸,敌去招过”。反对派的声音如果太微弱,当权派就会无所顾忌,我行我素。如果反对派足够强大,当权派就会循规蹈矩,谨慎行事。消灭了所有对手的当权派,貌似强大,其实却是泥足巨人。没有外在威胁,很容易产生内讧;失去监督,滥用权力就会成为潜规则。长此以往必然引发内忧外患,遇到风吹草动,很容易土崩瓦解。苏联和东欧等国前车之鉴教训多多,足以令人警醒。
  ——《强大的反对派是社会健康保证》  田奇庄  王一名

  反对派与当权派的较量,只能依据法理和公道,结果必然是权力运行走向公开透明,宪法法律得到落实,社会实现公平公正。有了强大反对派的全方位监督,当权者深怕有过失被对手抓住把柄,必然爱岗敬业,勤政为民。假如出现这样的政治环境,当权派中每年将少产生多少腐败罪犯?官员中将有多少人不再为公款吃喝捐躯!
  如果由于反对派施加的压力,促使公职人员争当社会道德楷模,则反对派功莫大焉,老百姓更是最大的受益者。如此三赢局面,难道不是绝大多数国人所期待的吗?
  ——《强大的反对派是社会健康保证》  田奇庄  王一名

  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住了所有国家;如果你控制了粮食,你就控制住了所有的人;如果你控制了货币,你就控制住了整个世界。
  ——基辛格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靠什么赢得尊严?要靠国家的发展,靠健全的民主法制,靠社会的和谐进步,靠道德的力量,靠人的素质提高。今天,应该再加上这句话,还要靠创新的精神!”
  ——温家宝

  在我们这个星球上,日本是最善长学习并接纳外来先进文明的国家。现代日本文明究其实是汉唐帝国文明和西洋文明的复制品。一个处于蛮荒状态的草昧民族,就因为虚心学习接纳当时世界最先进的文明成果,跃升为这个星球上的一等民族,超过中国老师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文化巨人。
  日本民族在学习外来先进文明的过程中,不但能做到虚心诚恳全心全意。而且能很好的结合本民族的特点,尤其是融合本民族的文明优势,结果日本能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在很多方面超越他的老师。
  和日本民族相反,中华民族对待外来先进文明的态度是深闭固拒妄自尊大,实在无法排拒时就采取“拿来主义”,摄取形式排泄内容;同时用“民族劣根性”对外来文明进行“筛选”,能够适应“中国特色”者才能“为我所用”。因此外来文明进入中国后大多变得不伦不类,往往徒具外在形式而失去精神内赅。一个典型例子是自掘坟墓的满清政府在进入墓门的前一年为了缓解内外危机,仿效欧洲政府建立“责任内阁”,可内阁的十三名成员中居然有九人来自“皇族”?
  当“西方文明”不能按中国人的期望值解决中国的“传统问题”时,我们就很容易简单地把过错推到“西方文明”身上,丝毫也意识不到问题的根源不是我们引进的“西方文明”;而是“传统文明”的惯性作用,是我们对西方文明的“悲剧性误读”。
  ——《我们对西方文明的悲剧性误读》  熊飞骏

  以民主和法治两大要素为标准,我们可以把世界上的现行政体划分为四种主要模式:(1 )缺法治少民主——这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制度;(2 )有民主缺法治——这也是众多发展中国家的制度;(3 )有法治有民主——这是几乎所有西方发达国家的制度;(4 )有法治少民主——世界上只有香港和新加坡采用。
  ——《法治与未来中国政体》  潘维

  政治改革不能“摸着石头过河”,因其性质不同于经济改革。经济改革是各级、各地政府不断尝试释放市场能量的过程,而政治改革则是自上而下建立新的政府制度的过程。政治改革的近期和远期目标必须清楚、透明,给各级官员和各行各业的人民以信心,求得公众的理解、支持和监督,不容出现大面积的误解和混乱。
  ——《法治与未来中国政体》  潘维

  倘若没有强大的法治文化,民主制会迅速腐化,陷入崩溃和重建的循环。众多缺少法治的国家不懂西方先有法治后有民主化的历史,盲目效法西方民主制,所以很快就落入社会失秩的陷阱。
  ——《法治与未来中国政体》  潘维

  中国社会最大的弱点是缺少法治。在这样的条件下去追求政治自由、建立民主制,我们将得到世界上最糟糕的政治制度——有民主缺法治的制度,这将使金钱政治滥觞,黑社会政治兴旺发达,社会四分五裂。社会为什么会公平有序?因为法律在约束人的行为。一个人为什么会守法?答案既不是民主制,更不在于该人“素质”的高低,而在于政府以其权威切实保障包括政府官员在内的所有其他人都遵守法律。法治就是从制度上向每个公民保证:政府会迫使包括官员在内的所有其他人都守法。
  ——《法治与未来中国政体》  潘维

  为什么香港直到70年代初都是个相当腐败的城市,仅在模仿新加坡60年代后期的经验,建立了独立的廉政公署之后才迅速解决了腐败问题?答案只可能是:(1 )中华民族有足够的能力向西方学习法治;(2 )咨询型法治是在华人社会中形成的一个独特的伟大创举,它结合了西方政治文明的精华和中國政治文明的优秀传统,特别适合华人社会的现代化。
  ——《法治与未来中国政体》  潘维

  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
  ——邓小平

  有少数人富裕起来,但大量的人会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
  ——邓小平

  在中国搞任何改革,如果得不到实权阶层的理解、支持,便寸步难行。假如维新运动获得洋务派支持的话,改革可能会变得温和一些,步伐虽不至迈得太大,但会很稳健。总之,洋务派的失势使中国近代化的发展面临着更大的阻力。
  ——《甲午战争与中国近代化的巨大挫折》  喻大华

  从中国近代化屡受挫折中可见:首先,中国近代化运动始终缺少一个为大多数人所理解的长远目标和能够给大多数人带来利益的近期目标。洋务派的自强、求富过于笼统,且少数人从中渔利,暴富一小撮,苦了多数人。维新派的目标又过于高远,人民大众不是无知,就是不理解,没有引起社会的共鸣。所以近代化运动只局限于上层,没有获得全民族的支持,从而经不起挫折。其次,近代化始终缺少一个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洋务派缺乏团结和决心,维新派则缺乏谋略和才干,这也使得近代化运动经受不起挫折。最后,中国近代化的领导者们缺乏务实精神和冷静态度。他们忽视了中国的特定国情,企盼通过短期努力就使中国的近代化取得突破,一旦受挫便又一蹶不振。他们还缺乏求同存异的气量和胸怀,仅因实现目标的途径不同便互相攻讦,势同水火。本世纪初,当饱经暴风骤雨的历史航船再次起锚启航时,清政府、孙中山、康有为这三个势不两立的舵手分别提出了自己的航向。于是,历史航船在舵手们的斗争中曲折地前进着。
  ——《甲午战争与中国近代化的巨大挫折》  喻大华

  一个国家的元首,在我的理解,有4个核心的责任:第一,不管国家处境多么艰困,他要有能耐使人民以自己的国家为荣,使国民有一种健康的自豪感。第二,不管在野势力如何强悍,他要有能耐凝聚人民的认同感,对国家认同,对社会认同,尤其是对彼此认同。第三,他要有能耐提得出国家的长远愿景。人民认同这个愿景,心甘情愿为这个愿景共同努力。第四,他不必是圣人,但他必须有一定的道德高度,去对外代表全体人民,对内象征社会的价值共识。小学生在写“我的志愿”时,还可能以他为人生立志的效法对象。
  ——《今天这一课:品格》  龙应台

  权力不受约束、选票没有价值的地方,就没有谦卑感恩的政治家,只有高高在上的霸主。”
  ——《民主政治造就恭谦的政治家》  刘军宁

  在民主政治下,理想的政治家应该在政治上不与民不争高低;在道德上与民不争是非;经济上不与民争货利。政治家越是感恩谦卑、忍辱负重,给无辜民众造成的伤害就越少。政治家和官员的腰杆是弯的,民众的腰杆才能是直起来。所以,在民主政治下,谦卑的执政者有福了,因为他们顺应了道;感恩的执政者有福了,因为他们光大了德!
  ——《民主政治造就恭谦的政治家》  刘军宁

  我认为,家天下—党天下—民天下。这是中华民族社会政治文明发展的三不曲。20世纪的党天下可以看做是21世纪民天下的过渡。而21世纪出的关头,则是中国大陆由“党天下”向“民天下”转型的历史时刻。在这个时刻,中国最需要伟大的政治家。而伟大政治家的任务是:为中华民族新的政治文明奠定公平制度基础。
  到21世纪初的目前为止,中国大陆社会在产生公权力的制度方面仍然沿用着自上而下的任命制。这已经使得我们的国家严重缺乏政治人才。而一个缺乏伟大政治家和政治人才的国家,肯定也是缺乏公平、正义的社会,同时,民风也会严重存在着缺乏爱心、关怀和相互帮助。
  在21世纪初的时刻,中国大陆的伟大政治家必须从设计、制定和落实公平、公开、公正的选举制度开始。选举制度是中华民族新的政治文明形成的一个起点和入口。 
  ——《中国大陆政治家:为中华民族新文明而奋斗》  徐国进

  我们的民族如此伟大而古老,我们的民族从近代开始又是如此的落后和贫弱。为什么?我们曾经寻找过许许多多的理由。但是,我要说的只有一条,那就是:自古以来,我们的民族国家没有真正领导人民群众不遗余力的进行物质财富创造发明的政治家,没有真正为了社会公平正义而无私的进行以限制权力为目的的制度建设的政治家。
  伟大的公民社会,必须始于伟大政治家集体的形成,而伟大政治家的形成,则始于公平的自选举制度的确立。中华民族必须明白的一个真理是:盲目的赞美权力会使人民盲从和愚昧,依靠武力获得权力会让人民屈辱和野蛮。中华民族应该懂得一个道理是:一个缺乏伟大政治家的民族,是不会形成良好民气的社会。
  政治家必须是人类社会的道德榜样,具有无懈可击的社会公德,同时又能够明辩社会发展方向并且进行正确政策决策的人。两方面的素质,缺一不可。
  ——《中国大陆政治家:为中华民族新文明而奋斗》  徐国进

  从秦始皇到毛泽东,只有孙中山先生是致力于为中华民族国家设计公平政治制度以限制权力的政治家。因此,除了孙中山先生之外,在我们民族的范围内和政治史中,几乎找不到致力于建设一整套公平制度的伟大先贤。中国政治家的绝大多数是以维持自身权力为基本目的的政治家。
  身处21世纪的中国人,必然是为结束落后的政治体制和创造新的政治文明而生的一代。创造新的政治文明的任务并不难,难得的是拥有现实权力的政治家的勇气、无私和远见。
  中华民族的悲哀有许多种,其中最为刻骨铭心的是人民永远无法制衡强权;中华民族的苦难有许多种,其中最为伺空见惯的是强权造成的苦难;中华民族的悲剧有许多种,其中最令人伤心的是人民总是接受胜利者的暴行;中华民族的落后有许多种,其中最使人愤恨的是都知道错在哪里却无法及时纠正。中华民族啊,又到了人民重新选择自己的生活和未来的时刻。直到目前,中华民族的政治家还仍然缺乏自觉地进行以限制权力为目的的政治制度建设。
  权力产生制度的不规范和不确定性,是中国社会政治不稳定的主要原因,也是权力威胁社会平安的主要原因。因此,在权力产生制度的建设方面,必须由依靠武力“打天下”转型为依靠民主的“选天下”。
  中国是一个有太多政客而少伟大政治家的国度。历史上,政客是由宦官、皇亲过戚、八股文人等充当的。20世纪中国的政党,同样没有较好的充当培养伟大政治家的基地。国民党和共产党通过军事战争完成了个就政权的更替,而国民党和共产党在执政的整个过程中,其干部制度都是采取自上而下的任命制。
  “打天下”必须转型为“选天下”。中国大陆社会的政治家们,必须立即着手研究、设计、制订、建立和实施“选天下”的制度框架。在21世纪初的这个关头,是中华民族发挥创造力的最有效的政治策略和平安的走向未来的唯一正确的出口。
  把民族精神力说的通俗一点,就是一个民族必须知道什么是正经的事情并且知道怎样去做。我依然持这样的观点:政治家、思想家、企业家和科学家,四位一体的社会力量是推动中华民族文明进步的最重要的力量。
  ——《中国大陆政治家:为中华民族新文明而奋斗》  徐国进

  玛雅文明为什么消失?罗马帝国为何衰落?文明与国家就像个人一样,似乎逃避不了成长与衰亡的周期命运。即使到了现在,分析家们仍无法明晰这样的复杂问题。尽管历史的绵延感如此强大、充斥的变量又如此之多,但的确在某一时刻,我们会发现几乎所有的变量都在朝向更糟糕的方向,就像传染病在大规模爆发前的临界点。甲午战争最终变成了一个庞大的帝国崩溃的临界点,它无情地证明了之前那一代中国精英的努力不过是暂时延缓了它的寿命,而之后,这个国家的精英阶层尽管做出了更富变革意义的举措,却最终证明挽救的速度早已追不上衰败的速度。而帝国最后的捍卫者们也被迫承认,日渐全球化的历史已不能给予他们足够的时间进行有步骤,但过分缓慢的改变,他们的命运不再仅仅由自己主宰,而必须与外部世界共同分享,游戏规则改变了。
  ——《甲午战争与旧秩序的崩溃》

  自1860年代开始的,被历史学家称之为“同治中兴”的改革,在很多方面,就像是日本人差不多同时开始的明治维新一样,似乎标志着一个古老文明面对现代挑战的应变。中国和日本同为专制政体,改革同样由精英阶层自上而下地推动,而在才智上,李鸿章一代也绝不逊色于伊滕博文一代。一直到1894年中日正式交战前,这两个国家谁的成功更显著,似乎仍未有定论,一位观察者在1870年代分别了考察了中国与日本之后,很确定地说,中国的前景更值得期待。但这两场变革的显著区别是,当面临挑战时,中国首先选择的是从历史中求诸答案,变革者们最主要的期待是恢复一个他们幻想中的朴实和稳定的农业社会。
  在中国一代又一代人眼中,黄金时代总是存在于那个已经逝去的年代,他们采用的各种手段,不管是来自西方还是自身,都是为了保持原有的社会结构,原有的政治体制和原有的思维模式。所有近代化的努力,都像附着在内脏已经腐烂的身体上的光鲜皮毛,在任何一个考验面前,这种分离都如此明显,对于中国政治系统的官员来说,中日战场上的输赢,其重要性远比宫廷政治要小得多。改革虽然暂时扭转了内部传统部门的颓势,但不过是加固了那些本应被改变的体制,它使一个王朝延续了更多的时间,却没有向现代国家方向演变。向它所期待的康乾盛世一样,王朝或许可以击败来自内部的叛乱和来自中亚腹地的挑衅,却对来自海洋那边的挑战无力抗拒。
  中国的历史太悠久了,幅员太辽阔了,它总能寻找到回避根本的变革的方式。当美国的“黑船”来到日本时,这个国家无处可躲,只能正面迎接变化;而在中国,即使八国联军攻占了北京,慈禧太后仍可以相对从容地逃到陕西。帝国的惰性总是不自觉地拒绝变革,而变革发生后,它传播的速度又过分缓慢。日本的历史学家屋太一发现,一个组织患有绝症的原因有三个:一,功能体的共同体化,功能体是为了达到组织的外在目标,共同体是为了满足成员自己的需求,晚清中国社会内部的不同利益集团,全部以追求自己狭隘的利益为出发点,而忘记整个组织的外在目标;二,对环境的过度适应;三,沉醉于成功的体验。超过2000年的相对一致的历史,使得中国人极度适应了自己的生存环境,即使当一些新挑战到来时,他们也仍重复性地使用曾经有成效的老办法,比如“同治中兴”。
  但所有的努力最终都没有收到渴望的成效,百日维新是一个无所不包的“休克疗法”,没有得到足够长的时间与足够强的权力支持。虽然在义和团运动之后10年,清政府几乎采纳了百日维新的所有主张,但此刻,这个组织自我挽救的速度已落后于它腐烂的速度,而且它最终发现自己已无力面对层出不穷的危机。而且在20世纪初,中国已不具备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相对不受打扰的改革条件。更为彻底的国际竞争已经展开,国际环境的压力对于中国的压力更为显著,中国固有的政治、经济、文化与一个崭新的世界潮流的分歧越来越不可调和,不同背景、思维与利益的群体间越来越难以相处。越来越多的人相信,只有一场彻底的革命才能挽救她,而这场革命必须从一切方面洗刷旧传统……
  ——《甲午战争与旧秩序的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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