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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国摘录(91)         
强国摘录(91)
[ 作者:谢昭武    转贴自:本站原创    点击数:1685    更新时间:2008-07-09    文章录入:admin ]

 

  “功以才成,业由才广。”各项事业要发展,都要靠人才来带动、推动和拉动。
  一提人才,就免不了说到那些艺术明星、学术名人、社会名流。殊不知,他们只是人才汪洋大海中的“一粟”。如果只把他们当人才,那就是片面的人才观,畸形的人才观,不科学的人才观。
  人,一切正常的人,只要能按正常人的生活方式生活,照正常人的学习方式学习,依正常人的行为方式作为,就能为社会做出不平常的贡献,成为不平常的人才。
  平凡出伟大。伟大未必出伟大。耀眼的珍珠无不是出自于不起眼的蛤蜊。大家想想看,历史上有多少伟大人物生不出伟大来,世界上有多少从小就按伟人的生活方式生活的人,到头来没有成为伟人,成了“扶不起来的刘阿斗”。就是在世袭制的情况下,也“世袭”不了多少代。“龙生龙,凤生凤”,是反科学的。
  相反的,平凡出伟大则是规律,是铁的规律。俗话说:“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这一观点是迈向科学人才观的第一步。在封建社会里,能喊出这样宏亮的声音,是难能可贵的。
  如今,学科分工越来越细,社会分工越来越细。职业门类有消有长,消长相抵后,远不止360行。新华社说,当代中国至少有两万种职业。在两万种职业中,不管哪一种,都能成人才。养鸡的能成鸡大王。驯虎的能当王中王。你养鸡下蛋少,他养鸡下蛋多;你养鸡下的蛋,蛋黄苍白,他养鸡下的蛋,蛋黄呈桔红色:还不承认人家是人才吗?你见了老虎来了吓得跑,老虎见他来了,老老实实站着听指挥:还不承认人家是人才吗?“一手鲜,吃遍天。”只要能在自己平凡的岗位上,精通一门手艺,就是能工巧匠,就是十足的人才。只要有一技之长,就是人才。不承认他们是人才,就是不懂得科学是从哪里来的。实践出真知,也必然会生出真知的载体——人才。
  这一行的状元与那一行的状元之间,有可比性,又没可比性。长期以来,有个数学家与物理学家谁了不起的争论,能说清楚吗?这等于问:是一斤大还是一尺大?只有用“行行出状元”一说,才能解释明白。
  ——《“科学人才观”浅说》  邓伟志

  我们是唯物主义的反映论者,而不是先验论者。我们认为,人的才能是后天形成的,而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娘胎里带来的。天才就是勤奋,天才就是汗水。天才来源于实践,来源于丰富的实践,来源于长期的实践。
  ——《“科学人才观”浅说》  邓伟志

  智莫难于知人。才能也体现在识才上。除了死人不再出错外,人没有不出错的。可是,我们对人才的宣传多有片面性。只说有才的一面,不说无才的一面,把人才,尤其是把大人才描写得完美无缺,高不可攀。这是不利于人才涌现的。
  “黄金无足色,白璧有微瑕。”任何人才,“天才”,“超天才”,都有傻的一面,都有不足之处,甚至有的还有很坏的一面。能够做到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就很好了。实际上,人才往往是糊涂与不糊涂参半。在此专业、此领域是巨人,在彼专业、彼领域很可能是矮子。
  ——《“科学人才观”浅说》  邓伟志

  不挑剔人才的缺点,不等于放纵他们的缺点。不论是才上的缺陷,还是德上的污点,都要引导他们注意克服。不过,也应当看到,有些时候,优点的延长变了了缺点,在克服其缺点时,力求恰如其分,不要砍过了头,连优点也砍伤了。辩证的人才观才是科学人才观。
  ——《“科学人才观”浅说》  邓伟志

  人要成才,需要个人奋斗。过去泯灭个性,损失惨重;倘若走向另一极端,泯灭集体,也是走向毁灭。专家成在专,败也在专。时间是个常数,很专的人只能把精力用在专业上,力争在专业范围内既深且广,如果离开了专业就难说了。1979年我在南京多次拜访过一位一流的天文学家。他谈天不谈地,更不谈人。即使谈起地学来,他也是坚持从天文学角度看地球。对人事问题他不置一词,怎么问他,也撬不开他的嘴。他固守在自己的专业阵地上,是值得效法的。专业越是细化,越是要在细化基础上加以整化。细化到人,整化在群。一个专业占有一个侧面,许多专业集合起来就全面了;一个专业是一个角度,许多专业集合起来就是全方位了。“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横也看,侧也看,远也看,近也看,就能存异求同了,也能存同求异了。求出了“异”,就是发展空间,就是新起点。因此,文化科学发展到今天,必须实现集群效应,开展知识互补,思维共振。个人奋斗依算术级数上升,集群效应能呈几何级数提高。个人奋斗是三加二等于五,集群效应是三加二大于五。
  从攀登科学高峰来讲,应该有梯队,有结构。红花虽好,也要绿叶相扶。都是“高端”,头重脚轻,要当心“峣峣者易折”。宝塔形结构最为稳固。
  所谓集群效应,并不仅仅指一个团队,而是指许多团队的联合体。在互联网出现以前,要推行跨地域的团队的联合体是有困难的。在互联网出现以后,生产工具既实现了腿的延长,也实现了脑的延长。过去说:“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毗邻。”那是艺术夸张。今天,已经变成了璀粲的现实。每一个网民都是千里眼、顺风耳、飞毛腿。谁拥有电脑,谁就拥有世界。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社会生产力的飞跃,有必要、也有可能实现人才的集群效应,更好、更广、更高地发挥人才的才能。
  ——《“科学人才观”浅说》  邓伟志

  人才生命周期的瞬时性。
  从前,有人做梦也想长生不老,但那只能是梦想。不久前,我们还在敬祝万寿无疆,那仍然是伟大的空想,祝愿而已。“而已”矣!今天,还有人企图让自己的才华永驻,那也是难以兑现的。即使是才华的载体——成就,也很难永垂不朽。孔子的《论语》两千多年了,直到今天仍然能够古树开新花,为中华民族再添光辉。我不相信,两千万年以后,“新花”还会像今天这般茂盛。“后来居上”是规律。即使这规律没条件起作用了,才华的高峰期也是“一瞬”。就算孔子是千年一人,两千万年以后,就会有一万个“孔子”。第一位孔子不就成了万分之一了吗?何况规律无情,“后来居上”是历史的大方向。
  近现代科学和技术在加速度发展。旧石器时代经历了多少年?人类历史有多少年,旧石器时代就是多少年。为什么?因为人类大约有二、三百万的历史,新石器时代以后的一代又一代,加起来也不过是旧石器时代的一个零头,一个零头的零头,一个可以略而不计的零头。作为材料的铁器时代几千年就过去了。作为机器动力的蒸汽机时代只经历几百年就被原子时代替了。作为机器控制部分的计算机时代正在火红,正在迷人。容我武断地说一句,计算机时代也是“免子的尾巴——长不了的”,用不了多久,就会被别的时代所取代。这不是诅咒,这是辩证法在挑战。那么,作为时代先锋的人才,作为时代标志的人才的才能呢?也会转瞬即逝。“转瞬即逝”不好听,可是,站在历史的长河看,就是那么回事!真是那么回事!当然,站在一己的角度,怀着扭曲的心理,用近视眼去看,总希望流芳百世。
  古代的有识之士头脑很清醒,他们把人才称作“一时之选”、“一时之杰”。请注意这里的“一时”。“一时”者,“一瞬”也,他们早就判定了人才的瞬时性。《三国演义》的开头语说得有道理:“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
  承认瞬时性,不是搞自暴自弃,目的是要珍惜光阴,争分夺秒,极力在才华的高峰期,多发热发光。
  ——《“科学人才观”浅说》  邓伟志

  人才是首创精神的体现者。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是为了发挥人民的首创精神,而去建立一个宜人的氛围。
  ——《“科学人才观”浅说》  邓伟志

  和谐社会归纳起来是要处理好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在这三个关系中都有人,都靠人才。和谐社会还包括处理好阶层与阶层、地区与地区、行业与行业、国内与国外之间的关系。阶层、地区、行业、内外都要体现到人,落实到人,由人才来协调,由人才来推进。“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人才之间尽管在学术上有不同学说、不同学派,但是,人际关系应当是和谐的。由此可见,人才是社会交响乐的跳动着的音符。
  ——《“科学人才观”浅说》  邓伟志

  中国有考试竞争的传统,中国的科举取士制度举世闻名。它曾有效地打通了下层人士向上层流动的渠道,保证了上层社会不断得到新鲜血液的补充。但当这个以当官发财为目的的考试被彻底神圣化之后,一切以科举为中心的传统教育完全沦落成了仕进的敲门砖,教育对学子身心健康的引导和训练,教育对创造性思考的推动促进则被弃于一边。
  不可否认的是,我们当代的应试体系在一定程度上传承了古代科举的精神,甚至有过之无不及。它是国家包办的,它是人们崇拜的对象,它是很多贫家子弟赖以腾达的唯一门径,它实际上也在很短的时间里演变成了教育的核心和目的,取代了现代教育应有的所有积极意向。古代科举的影响还只限于少数的读书人家,现代的考试体系则几乎动员了所有不甘心落伍的家庭,让几乎所有的孩子在十几到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尽量放弃休息和锻炼,去博取一纸大学文凭。
  看来,让孩子们忙个不停的根本的教育症结在于工具性的考试被神化、异化成了教育的唯一意义和目的。当以考试分数为最高目标时,孩子们的睡眠和运动又算得了什么呢?
  现代的应试教育制度在搞垮一代代孩子身体的时候,更在直接败坏着整个民族的生活追求和品味。追逐分数的考生与追求真理的学子不可同日而语,再高的分数也无法保证考生不会迷失在物欲横流的世界里。正像在古代,科举制造的士阶层很容易地就会沦落为寡廉鲜耻、有奶便是娘的社会油子。
  ——《是谁不让孩子们休息和锻炼?》  贾奋勇

  中华民族一直自称为,同时被人称为勤劳节俭的民族,似乎应该与浪费无缘。其实,中国人既勤劳节俭,又奢侈浪费,二者并行不悖。细心的观察者会发现,中国人的浪费一般都与“公”有关,要么浪费的是公物,要么是在公共空间的浪费,而对于私物或在私人空间,中国人确实又称得上是勤劳节俭。
  ——《“中国式浪费”昭示国人精神贫困》  宕子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式浪费是一种仪式性的浪费,不但是一个社会问题,更是一个社会心理问题。中国式的浪费显然并不昭示产品的丰裕与过剩,而是国人精神的贫困。这种精神贫困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即国人公共精神和责任感的缺失。这主要表现在对于公共物品的不珍惜上;其二,国人将具有浪费的能力当成了一种"身份符号",当成了衡量一个人有没有“面子”的重要指标。因此,浪费在国人是一种用来填充精神的空虚与无聊重要方式,在此意义上,它是一种巫术仪式性的消费,是一种“夸富”仪式,它普适的公式便是“我消费(浪费),故我在”——这是国人应对其存在性焦虑的一种方式。
  ——《“中国式浪费”昭示国人精神贫困》  宕子


  应该说我们这个民族也是重视思想的力量的,要不然一个人一经产生了一点思想就那么容易将之奉为圭臬,尊发明这个思想的人为圣人。但是,我们重视思想的方式与西方文化有很大的不同。我们是将之束之高阁,然后顶礼莫拜,然后就成了新思想的杀手锏,几千年来的思想禁区与文字狱简直就没有中断过。表面是重视思想,实际上在做一件专门扼杀思想的事情。而西方的重视思想,就是鼓励大家不断地发现新思想,提出新观念。同时也不妨碍他们尊重传统的思想观念。
  ——《思想的力量》  许锡良

  对于一个真正作家来说,每一本书都应该成为他继续探索那些尚未到达的领域的一个新起点。
  ——海明威

  1500年前后,许多事指向农业文明的解体,比如说,农奴制解体解放了人身,文艺复兴解放了人的精神,宗教改革解放了人的思想,地理大发现则把人推向全球,第一次把世界连成一个整体。一种新的精神发展起来,这种精神赞扬财富,让人们心安理得地去发财,人们在不知不觉中取得了许多自由:人身自由、信仰自由、思想自由、经济活动的自由以及由此而必然出现的财产自由等等。所有这些都为一种新的文明创造了前提,社会变动的时机已经来临了。
  ——《1500年: 现代化起步》

  虽说专制王权曾经起过进步作用,它形成后却又对进一步的发展构成障碍:专制王权把权力放在一个人手里,这使得国家常会受一人之害;君主再英明也会犯错误,而且这种错误无法受到节制—西班牙的查理五世和菲力普二世,英国的詹姆士一世和查理一世以及法国从路易十四到路易十六时期都出现过这种情况。同时,专制权力限制人民的自由,使他们的能力不能充分发挥。因此,一个人的绝对权力阻碍了国家的发展,不限制这种权力,国家便无法进步。克服专制王权于是成了继续前进的条件,在这个时候,谁先克服专制王权,谁就先迈出现代化的第一步。
  是英国迈出了这关键性第一步,而英国革命则是建立新政治制度的第一次尝试。英国革命并没有达到目标,但它却为“光荣革命”的成功、即克服专制王权铺设了道路。英国在光荣革命后就走上了顺利发展的路,工业革命首先在英国发生,说明在一个合适的政治制度保障下,经济会发生飞速发展。美国和法国是紧接其后的国家,它们也都用不同的方式完成了政治变革,而工业化“起飞”也就接踵而至。当这些国家的工业化汹涌澎湃时,其他欧洲国家便感到了压力,于是就被迫实行变革,不得不向现代化的方向迈进。这样就形成了后进企图追赶先进,争相实行现代化的浪潮。于是人们看到:继英国革命以后,又有法国革命、德国革命、1848年欧洲革命、俄国革命等等;与此同时,则有北美独立战争、南美独立战争、比利时独立战争、波兰的独立企图、德国的统一、意大利的统一等一系列重大事件,这些事件无非就是要追赶现代化的潮流,为经济发展创造合适的政治条件而已。这样,所有的欧美国家都走上了追求现代化的道路,现代化就在这些地区首先传播。
  ——《1500年: 现代化起步》

  我们曾以为,只要掌握西方人手中的产品、工具、技术,就达到了与他们同等的强大,却不知这些有形的东西只是西方文明的结果,它背后是人们设计产品和制造工艺所依据的智慧,是系统的科学研究与发现体系,是为被广泛认同的文化原则。居城市中心的教堂和大学,一个代表人们心中无条件的敬畏,一个代表人们心中至高无上的理性原则。有了信仰与理性的支撑,人们才有了不断发现、发明与创造的智慧,这就是现代文明内在的文化基因,是所有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现代文明背后的灵魂所在。
  ——《西方文明崛起的文化基因》  姚国华

  理性文化最纯粹的体现是西方大学文化。最早的大学在中世纪意大利由医学和法律学校演变而来,12世纪后半叶法国也有了依托修道院的巴黎大学,随后英国也有了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大学可以追溯到13世纪,远在航海时代来临之前,古代希腊地理学家托勒密的地圆说就已经成为人们的常识。荷兰莱顿大学是1575年成立的,当时荷兰还刚刚爆发摆脱西班牙统治的独立战争,十多年之后他们建立自己的共和国。在德语地区,布拉格、维也纳、海德堡和科隆于14世纪建立了大学,而普鲁士更于1810年建立了全新的柏林大学,很快成为世界文化与学术中心,获得的科学成就比英法两国的总和还多,这样德国很快实现统一与强大。美国立国之前一个半世纪,北美殖民地的第一批清教徒移民,生怕脱离欧洲大陆的文化传承,也建立了自己的剑桥大学,即哈佛学院。
  ——《西方文明崛起的文化基因》  姚国华

  有人用“塔”比喻:“塔尖”是获奖科学家,“塔身”是科研工作者群体,而全体国民,特别是青少年,则是“塔座”。只有国民的创新能力不断提高,“塔座”才会更扎实,“塔身”才能更优秀,“塔尖”才将光芒四射。因此,创新关口必须前移,要让创新成为全民族的一种习惯,使创新思维渗透于工作、学习、生活和一切社会事务中。
  ——《让创新成为一种习惯》  谢卫群

  一个国家的文化,同科技创新有着相互促进、相互激励的密切关系。而要在我们的社会培育创新的文化土壤和文化精神,必须有包容标新立异的观念转变,也要有鼓励开拓创新的制度支撑。比如,要培养青少年的创新习惯,老师对学生创新意识的呵护极其重要,这就需要重新调整教育的评价体系。
  ——《让创新成为一种习惯》  谢卫群

  发展战略是对发展的谋略,是对发展中整体性、长期性、基本性问题的计谋。发展战略的第一个属性是发展性。任何发展战略都是谋划怎样发展的,不谋划怎样发展就不是发展战略了。发展战略的其它四个属性分别是整体性、长期性、基本性和谋划性,这与谋略的四个属性是一致的。
  ——《树立发展战略新思维》   孙延海

  据统计,1953年时,美国有5万个慈善组织;截至2008年,据不完全统计,美国现有大小慈善机构约140万个,总资产占美国经济的5%。2006年,美国全国的慈善捐款总额超过了2900亿美元。而在过去40年中,美国人年均慈善捐款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8%。
  如今,在美国,慈善组织经常被称为与政府、企业并立的三大社会支柱之一。
  ——《美国慈善史:从卡内基到盖茨》

  现代美国慈善文化主要基于一种新教理念,即富人只是财富的社会管理人。换句话说,在法律意义上,财富为私人所有,但在道德和价值层面上,超过生活需要的财富就是社会的。
  ——《美国慈善史:从卡内基到盖茨》

  事实上,盖茨捐出全副身家还回答了一个缠绕已久的效率与公平问题。我们经常认为效率与公平很难统一,但盖茨却用实际行动表明,代表效率的财富,也可以转化为公平的财富。盖茨的财富没有传给二代,没有家族化,反而以捐赠的形式社会化、慈善化,并通过基金会的运作帮助社会解决贫富差距,实现公平的正义。因而,盖茨的捐款不但刷新了财富观,还刷新了代际转移的财富继承理念。而他也以一个企业家、一个资本家的自觉,在一手赚钱的同时,也一手花钱推进公益慈善,从而在微观层次上,在企业范围内,解决了效率与公平的两难问题。
  ——《从盖茨全捐看富不过三代》   李龙

  创新能力愈益成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能不能实现跨越式发展,尽快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关键取决于我们是否敢于和善于创新,是否能在理论创新、体制创新、科技创新和其他创新方面有重大的突破。
  ——胡锦涛

  中国目前出现的绝大部分问题如腐败、特权、贫富悬殊、道德堕落、弱势群体、工人农民贫困化、产业低端化、过度外贸依赖、资源环境破坏、国有资产流失、公民社会的缺乏、极端民族主义的亢奋等等都源于瘸腿的改革,即只有经济体制改革的单兵突进,没有政治体制改革及宪政民主与之相配合;扭曲的经济改革、行政改革、社会改革统统走进了死胡同!
  但是倒退更是没有前途的,特权制度、户籍制度、劳教制度等正是源于改革开放之前,源于经济与政治的垄断。
  现在要做的是以政治体制改革纠正经济体制改革的偏差,以宪政民主矫正人治与垄断的过失。
  唯有进一步改革开放、启动名副其实的政治改革、推行宪政社会主义,才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治国正道,也是中华民族的前途所在。
  ——《设立政治改革特区,试点宪政社会主义——建议将深圳、阜阳、汶川地震灾区设立为政治体制改革特区》  胡星斗

  我们决定不会把财产分给我们的子女,我们希望以最能够产生正面影响的方法回馈社会。”
  ——比尔·盖茨

  舍天下之财,成天下之善。千金散去,财富归于社会,而又臻于文明,正是财富累积的正道。比尔·盖茨希望自己对世界有“正面的贡献”,使个人财富之一粟归于人类文明之沧海,诚所谓沧桑正道,而西方文明亦早在慈善的事业中孕育了一句名言:“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
  比较比尔·盖茨的财富态度,中国富人的财富态度颇堪玩味。尽管中国富人的财富崛起同样充满争议,但财富的继承却是波澜不惊地无可非议,中国的“富二代”登上历史舞台,非但没有遗产税的挑战,而且富人们想方设法的是如何把所具备的社会资本与财产一起打包交给下一代。中国的财富,缺少一种社会性的尺度,所以在比尔·盖茨将个人财富转化为社会文明之时,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富一代”,正想着如何“一世”又“二世”,直至“既寿永昌”地使个人财富为子孙享用不尽,遑论“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的财富伦理。
  相较于西方的慈善文明,我们只有财富,没有文明。人都有一种累积财富的不正义倾向,所以慈善是必要的;人亦都有一种累积财富的正义倾向,所以慈善是可能的。因此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一指向上,我们应该向比尔·盖茨学习:累积财富,就当累积成社会文明,只有社会拥有了财富,创造了文明,个人与后代才拥有不竭的财富来源。对于我们这个社会来说,慈善是一项长久的事业,她也许并不煊赫于一时,但整个文明却将从中受益,而财富从文明的意义上深究,终究只能属于社会,有聚有舍,有散有来,方能成其久远、成其荦荦大者。
  ——《向比尔·盖茨学习正确的财富观》

  协商谈判是实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必由之路。不同国家民族尚能通过协商谈判化解矛盾解决争端开展合作,两岸同胞是一家人,更应这样做且应做得更好。
  ——胡锦涛

  唯有民族魂是值得宝贵的,唯有它发扬起来,中国才有真进步。
  ——鲁迅

  教育者,非为已往,非为现在,而专为未来。
  ——蔡元培

  大学并不是贩卖毕业证的机关,也不是灌输固定知识的机关,而是研究学理的机关。
  ——蔡元培

  中国历史上政权更迭与大多数西方国家不同,主要是世袭。如果一个政权腐败了,就得靠宫廷政变或是武力推翻。这样往往造成政治动乱和饥荒战乱。中国历史上几次较大的改朝换代,都应了马尔萨斯的诅咒,造成了长期的战乱、人口的大规模缩减、和经济的大倒退。国民党和共产党长达四年、双方动用军队总数号称千万的血腥大战,而且还造成台湾及其附属岛屿被永久地分裂出去的危险和蒙古被永久地分裂出去的事实,这就是中国政权更迭的一个缩影。为什么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两党不可以通过竞选来决定谁来执政呢?站在美国人的角度来看待,国共谈判无法达成协议,只能靠战争来决定雌雄,确实是无法理解的,这就是当时中国民主意识的现状。这就像文明人要去打官司比智慧,而野蛮人只会比拳头,这就是典型的政治体制的落后和不健全。就算是世袭也经常是几个儿子争一个王位,互相残杀。太子立了又废,废了再立,中国历史上相当多的君王都杀过或关压过有篡权之嫌的儿子。
  ——《适合中国国情的政治体制改革道路》

  中国需要建立正常的国家元首和政府的任期换届选举制度。人民有一人一票地表达意愿的选举权和公开透明民主科学的治理国家的制度,并把它明确写入宪法,以保证中国经济的正常持久稳定的发展。因为民主选举是一个国家最重大的政治生活,美国的宪法基本上就是一部选举法其他的内容很少。实际上,政治改革比经济改革更加重要,因为它不只关系到一个国家一时的经济发展,而是关系到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千秋大业。就像美国开创民主制度的杰斐逊、华盛顿、富兰克林等政治人物比起后来的许多任辛辛苦苦治理美国的美国总统更加被世人所铭记。一个国家没有这种政权更替的法律制度上的保证,当权者就无法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国家利益上来,还得分心去培植个人势力,进行权力斗争。如果有了法律制度保证,当权者竞争上岗,而且必须把全部精力投入工作,只有能力强、政绩好,百姓认可,才可以堂堂正正的连选连任。同时也解决了当权者卸任后的后顾之忧,因为他有作为总统的终生获免权和总统的终生生活待遇。不象现在的高层领导人担心一但失去手中的权力就会变成阶下囚,或因说错一句话就被软禁、被扁为庶民。由于中国的政治改革畏首畏脚,进展得特别的缓慢以及中国人不承认自己的政治制度落后,实际上是害人害己的事。
  ——《适合中国国情的政治体制改革道路》

  国改革开放中最重要的和攻坚的一件事,就是政治体制改革,也是反腐败的根本手段。它的条件完全不同于前苏联的经济和政治改革肯定可以像我国的经济改革一样平稳的、顺利的发展,它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是造福于子孙后代的功德事,并将有利的推动中国的统一大业。创立一个开明的、吸引众多人才的、与国际社会相融合的、有竞争活力的和真正长期稳定发展的新的中国政府的形象,这需要一代顺应历史朝流的明智、识大体的中国领导人,出以公心、付出一定代价才能够完成。
  ——《适合中国国情的政治体制改革道路》

  中国处在由不发达国家向发达国家过渡的时期,如何加速这一过程,她的政治体制的改革和民主意识的建立的迫切性是显而易见的。由于经济的高速发展,已经显出政治体制的落后严重制约经济继续发展的空间。政治全球化,给拒绝这一过程的少数国家以更多的国际压力,中国在国际上的政治形象对于她开放改革走向世界、统一大业甚至自身安全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中国的普通老百姓生活的社会的最底层,没有任何畅通地反馈渠道,一般的民意无法到达国家管理的高层。如果没有一人一票的选举权的制衡,上层官僚是不会真正关心民意的。中国老百姓普遍的生活水平很难提高,中国整体上的财富积累效率极低,也很难推动消费和拉动内需,中国的贫富差距仍然会越来越大。每一届新的中国政府上台伊始,都明确表示要把政治体制改革提到议事日程上,但谁也不愿意承担风险,使政治改革不了了之。如果中国的政治改革不能够主动地实行“软着路”的话,使中国大一统的官僚体制仍然以它巨大的惯性慢慢的滑向很可能导致政治动乱的边缘。只要不进行政改,这种危险就永远存在,并可能因为动乱断送掉经济改革多年以来取得的所有成果。
  ——《适合中国国情的政治体制改革道路》

  有话是:“只有无能的将军没有无能的士兵”。我们必须检讨我们的统治者,领袖人物和知识分子他们到底怎么了?中国的文化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从清朝中期开始,我们的统治者就开始实行文字狱,实行愚民政治和具有奴性的文化,以便于统治者的统治,形成讲空话、不办实事和欺骗百姓的坏习惯。实际上直到现在,我们的社会风气还是这样,而且我们的政治体制也没有多大的变化,这些现象都严重地败坏了我们民族的社会风气,也影响了我们人民素质的提高。要想让我们国家和地方的领导人避免说空话说假话和各种腐败的滋生,必须从新闻全面开放开始,从所有人和反对党对国家大事可以批评和争论开始,从开放我们的思想开始。不然的话民族自信心是无法建立的,振兴中华只是一句空话。没有任何政治权利和地位的老百姓,是不可能有民族优越感和民族自信心的,就是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也不会持久,经济发达了还会出现其它问题。这个过程可能要用较长的时间,可能要有一个痛苦的过程,但必须马上开始做,逐步培养人民的民主意识,重新建立我们民族的民族自信心,像推进我们的经济建设一样,重视和推进我们的民主建设。这主要包括:开放新闻,打开我们人民的眼界,尊重人权、使每个中国人真正建立可以当家作主的自信心,讲实话、讲实际、办事讲信用、办事认真、讲礼貌、对所有的国家大事,都可以进行争论和批评等基本的民主性。
  ——《适合中国国情的政治体制改革道路》

  我们必须适应西方民主体制当中,所有的结论都必需在议会里喋喋不休地争论之后才会有比较正确的结果。虽然没有争论的政府会形成某种程度的高效率,而这种效率往往会造成某种方向性的错误,走很多弯路,实际上“欲速则不达”。事实上,许多事物在不断地持续的争论中所有的利害关系和可能性都会被提出,才会慢慢使答案变的清晰起来。中国只有建立了民主的政府管理体制,才能使现在低效率的腐败官僚体制得以改善,才能促进中国的进一步发展,扭转中国在国际上的政治和外交被动的局面。
  ——《适合中国国情的政治体制改革道路》

  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我是个有条件的温和统一论者,所以把台湾也包括在中国里面。但不赞成无条件之统一,更不赞成要烂就烂在锅里头的独裁之大一统)的事情正在起着微妙的变化。但不幸的是,大陆现今的政府依旧在延续其独裁治国理念,有幸的是,台湾经过二十年来的民主自由的试验,从蹒跚学步,到逐渐走上正轨,尤其今年的大选,从前那个独裁政府所依重的执政党国民党,重新获得票选上台的机会。让我们看到自由民主,对过去的仇怨,对过去历史重负的化解,对一个社会渐进重建和温和新生的伟大力量。国民党在八年前失去了治理台湾的权力,但经过他们不懈的努力,经过他们对自己执政观念的重建,从一个身背历史袍袱的独裁执政党,终于成为一个通过民选,重新获得执政权力的新生政党。这个新生政党的执政者当然与此前的执政是完全不同的理念,随时如履薄冰,受到多方的监督与制肘,做得不好,当然就可能被轮选下台。这也就是国民党主席吴伯雄,为何在马英九获胜为什么饱含泪水,为什么说民意才是真正的力量的道理。
  ——《向浴火重生的国民党学习》  冉云飞

  在台湾大选给我们带来的众多启示中,我愿意单独列出以下几点来,来为至今仍旧不思进行民主自由之政改的大陆独裁政府借鉴。也许我要你借鉴是与虎谋皮,但我仍旧要说出来,让更多的民众知晓,让他们更知晓自己的权利如何受损,从而促进独裁向着温和理性、健康改良方面前进,这是中国民众之福。
  一、一个黑社会意义上的政党,是如何转变成一个民众真正用选票来支持的现代政党。一个政党要有力量,来源于民众选票的支持,而不是来自压服民众。压服民众带来的是恐惧(而且这恐惧是双方的,因为执政者也恐惧),不是真正内心的支持。国民党给共产党做出了示范,从国民党身上可以看到他们对民意的驯服,而不是趾高气扬。这一点对于一个有历史袍袱的政党,要想将来不被清算,要想平和过渡,要想不流血而为社会带来平稳的软着陆,尤其重要。
  二、在现代文明政治滚滚大潮的今天,不要相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要相信民意才是政权的来源,这一点国民党也给共产党很多启示。共产党的领导人毛泽东相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是一种野蛮的丛林法则,不符合真正现代的文明政治,大陆执政者尤其抛弃此种观念。
  三、要真正道歉,要痛彻反省,要正视历史上本党执政所犯的罪恶。这一点国民党也给了共产党很好的启示,马英九对国民党独裁执政时期给民众造成的灾难,在很多场合有道歉与反省,正是这样,国民党获得民众的谅解、同情与支持。也就是说,如果民主自由了,共产党如果像国民党一样改变,他也完全可以重新执政,但绝不是像现在这样与民争利的独裁执政。
  四、执政党的谦卑与感恩,是来源于民意的真正强大。马英九获胜后,他却说的是感恩与谦卑,当然不敢耀武扬威,更不敢从此认为“现在是老子的天下了”,因为他处在的执政党位置,相当于拿来民众与在野党的火上烤,这绝不是件轻松的事。像共产党现在这样太子党横行,以为这是老子的天下的强横霸道,是不符合民主自由理念的。当然有人会说,正是共产党看到民主自由给他带来这么多不自由,所以他才决意要继续走独裁统治的道路,这种情形当然不是不可能,不过,这对民众对国家不是什么福音,就是对共产党自己也未必是什么福音。
  五、民主自由是个训练过程,与素质高低与民族种别并无直接的因果关系。人类所有的小孩都有个蹒跚学步的过程,那个时候他们都没有“素质”,也并非同属一个民族,但世界上所有小孩都通过蹒跚学步的过程,把路走好了。这个蹒跚走路的过程,他人不能代替。即人类发展到今天,在智力训练与人类认识上都有不少的进步,但人类中的每个人都还得从蹒跚学步开始,哪怕其中有些人事后被证明具有天赋,具有获得诺贝尔奖的能力,但依然不能越过一个蹒跚学步的过程。民主自由通过这样的训练与学步过程,逐渐变成我们的生活方式。台湾正在如此学步,正在走上正轨,那种以为中国人素质低,那种认为中国不适合搞民主的“国情论”可以休矣!为国家计为民族计为民众计,现在是共产党该向国民党学习的时候了,否则共产党便是一个继续违逆民众意愿,同时危害国家民族的政党。
  ——《向浴火重生的国民党学习》  冉云飞

  谎言说一千遍就会变成真理。谎言永远是谎言,假象就是假象,真理永远站在高处,冷静的审视着。之所以有时不出面,不是懒惰,不是失职,而是在试炼人心,分别善恶。即使真相迟到,只是暂时的,宇宙的不爽原则就是一切最终会水落石出。一切伪装只是人类的一场假面舞会。舞会结束,真相就露面了。民主选举让媒体大显身手,揭示一切谎言,还原事实真相。候选人的一切都要展示在广大民众面前,用简单的新闻封锁,异议打压,强化洗脑,重复谎言又怎能凑效?!
  民主的好处就是可以让选民认真的检视候选人,那个想要代表人民做主的人。在这样的体制下,只要是谎言,重复一亿遍也不会成为真理。在專制政体下,可以通过种种谎言欺骗人民,但是,其实只是自我欺骗,时过境迁,自己也不信。历史会在人民真正做主以后还原真相。不过,那时到来的真相就换了一个角色,不仅仅是指正者,还会成为审判者。
  ——《台湾民选——七大谎言的破灭和三大启示的烛照》  董桄福

  如今中国整个国土就象个巨型建筑工地。由此形成的基础设施,是中国本世纪经济发展的基础。看看发达国家的经验就明白:美国的高速公路体系,是在五十年代形成的,当时的年负载量是六千多万车辆,如今早已经翻了几倍。在严重超载的情况下,这些高速公路虽然危机重重,但大致运行正常,使美国经济不至于心肌梗塞。日本的高速公路、新干线等交通体系,是在六十年代初期借东京奥运会而完成,至今运营自如,质量过硬。有了靠得住的硬件,才有靠得住的发展。
  ——《大震考验中国的基础设施》  薛涌

  中國因为经济发展太快,庞大的基础设施都是在几年之内迅速赶建出来的。这样的急速扩展,最容易留下隐患。有人说,中國目前还是穷国,不可能把标准提得那么高,要先发展再讲质量。可是,日本六十年代初期也不是富国,但其基础设施则要按照一流发达国家的标准一步到位。道理很简单:基础设施建设必须有前瞻性。在建设阶段也还不是个发达国家,但使用几十年后就可能成为一个发达国家,到那时再按发达国家的标准推倒重来的代价太大。美国的高速公路体系的建设质量已经相当高了。但半个世纪后也要面临巨大的维修费用。我们现在如果不以高标准建设,也许二十年后维修的成本就会压上来。更重要的是,基础设施建设消耗的人力和资源甚多。中國目前还在享受人口红利、处于劳动力供应最充足的阶段,基础设施建设成本相对较低。几十年后人口老化,劳动力供应不足,再来翻修现在草率建设的基础设施,就将让我们为现在省下来的钱加倍支付利息。
  基础设施上偷工减料,可以在短期内为承建企业带来巨大利润;地方政府急于搞政绩工程,也会为这种行为开绿灯;但全社会必须在长时间内为之埋单。这就要求国家承担必要的管理责任。比如,建筑的隔热标准,直接涉及到建筑的能源效率。隔热水平低,就会使建筑在取暖、空调方面消耗大量能源、制造大量污染。目前中國的能源价格含有国家补贴,社会普遍低估了建筑的能源成本;而制定隔热标准时,国际油价还远远不到现在的一半。如果连这样的标准也不执行,整个社会就必须为之支付巨大的能源费用。在其他指标上偷工减料,后果也不例外。今天是地方政府的政绩,明天就可能是老百姓的坟墓。所以,在此次灾难后,国家要制定更高的建筑标准,对全国主要的基础设施和各种新建建筑进行核查,对那些连现有标准也达不到者,要责成承建单位返修,否则进行重罚。二十一世纪的中國,不应该再依赖靠不住的硬件来求发展。
  ——《大震考验中国的基础设施》  薛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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