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出这样的话题，深感不是像我这样的极其业余的思想家所能够完成的理论任务。而且，象这样的题目，也应该比着马克思、恩格斯作于1845-1846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来写。《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次系统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向世人提供了一种认识历史和现实的新的观念和方法，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成熟。
　　我深知，在21世纪初中国这样的一个重要的转折关头，为中华民族提供一种伟大的精神风貌、崭新的价值原则和正确的历史态度以及科学的世界观，是一个对于我们民族今后的文明发展最重要的工作之一。这个任务是历史性的，必须由一大批优秀的、充满着文明的人文关怀和具有科学的思维方法的思想家共同完成。但是，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和思想理论界，我还没有看到和发现具有这样能力的思想家或者政治家的存在。在这方面，我希望自己是孤陋寡闻的。
　　而且，长期以来，我已经习惯于写“豆腐块”大小的文章了，长篇巨著不是像我这样的“学院”派以外的业余的思想家的工作。甚至，就连“业余思想家”还是一个自封的称号。
　　2003—2008年上半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尤其是2008年以来发生的自然灾难和许多社会危机事件，更让我认真思考中华民族的精神力问题。当然，我是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不可能像黑格尔那样强调和理解人类精神状态。我所说的精神力是建立在社会存在基础上、通过人们的行为表现出来的态度立场、思想观念、道德价值、是非标准和心理特征。精神力不可能离开人类的肉体和社会现实而独立存在，就象人类不可能离开阳光、空气和水一样。
　　对于自然灾难，中国大陆的思想界、民间以及政府表现的仍然是缺乏自觉的反思意识和深入寻找根源的能力。我们看到的太多的新闻报道是悲情、眼泪、感激、歌颂，甚至还有余秋雨的《泪劝》和王兆山的歪词。面对如此的现象，我仍然要不客气的说，在大灾面前，中华民族还仍然是一个缺乏大智慧的民族。但是，这不是因为群众中缺乏具有大智的人，而是政府主导下的宣传、政策没有对人民的思想、意识、观念和认识问题的方法给予科学的引导。人民就像在“三峡工程”中不知道有黄万里的存在一样，在地震发生之前和之后，也不知道有耿庆国这样的地震科学家存在。
　　在地震灾难过后，2008年06月03日《光明日报》广东省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发表了一篇文章——《抗震救灾彰显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抗震救灾激发民族精神的活力》，把抗震救灾彰显民族精神的内涵表述为“这次抗震救灾所彰显的民族精神，主要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爱国主义精神的高扬。第二，自强不息精神的展现。第三，人文精神的张扬。”并且认为：“抗震救灾展示民族精神的价值民族精神是一种凝聚力。民族精神是一种战斗力。民族精神是一种创造力。”但是，我相信，中国人已经不再需要喊口号式的宣传，也根本不会被这样的宣传所打动。
　　我们的时代也许不会再出现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家。网络不仅是全球信息最方便快捷的思想舞台，而且已经成为人类思想表达和交流的最有效的工具。在这个时代，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思想家肯定会在网络世界中产生。
　　的确，21世纪中华民族的文明进步和社会发展取决于我们的伟大的精神力。这一点是肯定的，但是，有争论和非常容易发生误会的问题是——究竟什么才是一个民族伟大的精神力？伟大精神力又来自何处？这是本篇文章试图回答的基本问题。

　　二、
　　我们可以把中国20世纪历史划分为四个时代：1、1901—1928年封建皇朝崩溃、军阀割据和辛亥革命确立新政体；2、1928—1949年中华民国时代；3、1949—1976（1979）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代；4、1979—2003年的改革开放时代。四个历史时代的代表人物依次是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邓小平。
　　20世纪百年中华民族的精神面貌，主要特征表现为儒学文化的破产和以政党为基本力量的意识形态在创立、宣传、争论、斗争过程中的重建。因此，儒学的全面破产和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重新寻找、定位和一次次失败过程，其基础则是中国人对20世纪社会发展方法、道路的探索、选择和确定的过程。
　　孔子儒学在20世纪初，被以五四运动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所终断。事实上，自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中国人对自己的社会建设和发展的方法实在走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几乎处在无计可施的绝境。太平天国后的洋务运动失败了、义和团又起，中国社会几千年的小农生产方式和文化形态已经没有方法为如此古老的帝国找到在产业革命过程中社会和平转型和制订完善的法律制度的条件，中国20世纪的暴力革命、军事战争、政治运动和改革开放无不根源于此。一句话，几千年小农经济导致了中华民族社会的整体性贫穷，并且，由于贫穷导致价值体系的落后，因而使得一切政治力量在短时间内都没有办法为社会找到正确的发展出路和文明进步的出口。
　　五四运动中的青年学生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愤怒呼声。这是当时运动的需要，但是，也是中华民族在文化转型过程中的简单化。
　　从中国社会宏观历史的角度看，儒学的破产只是20世纪初开始的中国农业文明体系的全面崩溃在思想领域里的表现。中国自秦汉开始的以家族为组织核心的统一的、专制的封建皇朝统治，到1911年辛亥革命，已经延续了2100多年，在经济上是一成不变的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耕作方式，在政治上是法统如一的封建皇族自上而下的统治，在文化上，汉武帝后“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始终贯彻下来，而儒学的创始人孔丘的称誉更是一朝比一朝高。
　　专制文化和封建制度的双重束缚下，无论是统治者阶级中的开明人士还是民间的反抗力量，都丝毫无法冲破坚如磐石的文化和制度壁垒。最后的结果是，只能借助于外力。就象打开过门需要1840年鸦片战争的炮舰一样，而在意识形态方面，中华民族也只有想西方寻找和学习。共产党接受的马克思主义事实上就是西方意识形态的一种。的确，在马克思的时代，马克思主义是西方工人阶级自身解放的理论形态。
　　自由主义子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选择之一。其代表人物是胡适，他是20世纪上半页中国和中华民族少有的几个智者之一。也是到1949年后被毛泽东所批判的思想家。但是，现在看，历史站在胡适先生的这面。他写于1919年七月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再0世纪初，已经在教导中国人做实际的事情，而不要去崇尚“主义”。在文章中，他写到——“什么教训呢？这可分三层说:第一，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到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器都能做的事。第二，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一切主义都是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社会需要的救济方法。我们不去实地研究我们现在的社会需要．单会高谈某某主义，好比医生单记得许多汤头歌诀、不去研究病人的症侯，如何能有用呢？第三，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无耻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欧洲政客和资本家利用国家主义的流毒，都是人所共知的。现在中国的政客，又要利用某种某主义来欺人。罗兰夫人说，"自由自由，天下乡少罪恶，都是借你的名做出的！"一切好听的主义，都有这种危险。”“这三条合起来看．可以看出"主义"的性质。凡"主义"都是应时势而起的。某种社会，到了某时代，受了某种的影响．呈现某种不满意的现状。于是有一些有心人，观察这种现象、想出某种救济的法子。这是"主义"的原起。主义初起时，大都是-种救时的具体主张。后来这种主张传播出去，传播的人要图简便，使用两个字来代表这种具体的主张，所以叫他做"某某主义"。主张成了主义，便由具体计划，变成一个抽象的名词，"主义"的弱点和危险，就在这里。因为世间没有一个抽象名词能把某派的具体主张都包括在里面。比如"社会主义"一个名词．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和王揖唐的社会主义不同，你的社会主义，和我的社会主义不同；决不是这一个抽象名词所能包括。你谈你的社会主义，我谈我的社会主义，王揖唐又谈他的社会主义，同用一个名词，中间也许隔开七八个世纪，也许隔开两三万里路．然而你和我和王揖唐都可自称社会主义家．都可用这一个抽象名词来骗人。这不是"主义"的大缺点和大危险吗?”事实上，在20世纪30—40年代，在中华民族的社会生活中，已经形成了一大批优秀的思想家队伍。他们中大多是民主主义者，并且具有独立的人格和科学研究精神。
　　鲁迅是20世纪中华民族最深刻的思想家。他看到了儒学的实质和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1935年4月29日他写《在现代这个的孔夫子》——“总而言之，孔夫子之在中国，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是那些权势者或想做权势者们的圣人，和一般的民众并无什么关系。然而对于圣庙，那些权势者也不过一时的热心。因为尊孔的时候已经怀着别样的目的，所以目的一达，这器具就无用，如果不达呢，那可更加无用了。在三四十年以前，凡有企图获得权势的人，就是希望做官的人，都是读“四书”和“五经”，做“八股”，别一些人就将这些书籍和文章，统名之为“敲门砖”。这就是说，文官考试一及第，这些东西也就同时被忘却，恰如敲门时所用的砖头一样，门一开，这砖头也就被抛掉了。孔子这人，其实是自从死了以后，也总是当着“敲门砖”的差使的。”在同一篇文章中，鲁迅间接的提及了孔子和释迦牟尼的关系以及民终对两者的态度问题——“孔夫子到死了以后，我以为可以说是运气比较的好一点。因为他不会噜苏了，种种的权势者便用种种的白粉给他来化妆，一直抬到吓人的高度。但比起后来输入的释迦牟尼来，却实在可怜得很。诚然，每一县固然都有圣庙即文庙，可是一副寂寞的冷落的样子，一般的庶民，是决不去参拜的，要去，则是佛寺，或者是神庙。若向老百姓们问孔夫子是什么人，他们自然回答是圣人，然而这不过是权势者的留声机。他们也敬惜字纸，然而这是因为倘不敬惜字纸，会遭雷殛的迷信的缘故；南京的夫子庙固然是热闹的地方，然而这是因为另有各种玩耍和茶店的缘故。”
　　在五四运动中，成长起来了一大批优秀的思想家队伍——胡适、鲁迅、陈独秀、李大钊、张东荪、张君劢、梁漱溟、曾琦、左舜生、李璜、罗隆基、王国维、马寅初、陈寅恪，等等。他们是在20世纪初，为苦难的中华民族寻找光明的盗火者，他们是五四精神的创造者、代表者、体现者和宣传者。
　　其二，是出生在20世纪初，成熟在“一二.九”运动时代的思想家，他们中最具有独立精神的人物，现在看是顾准，其他的著名人物还包括李锐、杜润生、于光远、胡绳、王若水、李慎之、王元化、刘宾雁、邵燕祥、何家栋。等等。
　　在1949年后，中国大陆逐步失去了独立思想家存在和生长的政治环境和社会条件。1957年毛泽东发动的“反右”，既是一场思想上的清洗，又是一次对异己知识分子的政治迫害。“反右”之后，毛泽东在党内外和全国上下已经完成了思想上的大一统，而“文革”则把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登峰造极和君师合一的体制完全合法化。至此，毛泽东几乎可以为所欲为，并且能够颠倒黑白和指鹿为马。
　　但是，即使在“文革”中，在我们的社会中也存在伟大的思想家和抗争者。湖南人民出版社在1989年出版了《位卑未敢忘忧国——“文化大革命”上书集》一书。我们可以从中看，即使在1966—1976年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文革”中，中华民族也存在大批的明辩正误、为民请命的思想英雄。
　　请看一个小人物给毛泽东的信吧——“尊敬的毛泽东主席：请您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名义想一想：您在干什么？请您以党的名义想一想：眼前发生的一切意味着什么？请您以中国人民的名义想一想：您将把中国引向何处去？文化大革命不是一场群众运动，是一个人在用枪杆子运动群众。我郑重声明：从即日起退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致礼！北京外国语学院东欧语系德语专业一年级一班学生王容芬1966年9月24日”。而其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才刚刚拉开序幕，在千百万红卫兵行将开始他们的野蛮作为时，王容芬——这个刚刚大学一年级的学生，却是多么的出奇的冷静呀。她发出的声音振聋发聩。但是，毛泽东决不会为之所动。
　　正是他们——张志新、遇罗克、林昭等，在20世纪60年代当毛泽东堕落到万劫不复的罪恶深源之时的批判者们，才是民族的骄傲，也是当之无愧的英雄。
　　由宗凤鸣辑录的《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于2007年1月开放出版社（香港）初版。这位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1919～2005）在2002年，几乎大彻大悟的说道：“我对这个主义那个主义已不感兴趣，而现在的时代很难建立什么理论学说。从社会的历史发展来看，本是个自然过程，是根据实践发展形成的潮流，也就是根据民意一步步向前发展。民意就是人们内心里的真正的需求。当然在实践中间会有曲折，而不是靠什么理论、主义或设计来推动。过去正是靠理想的设计，从而走上了空想、乌托邦。十分欣赏顾准提出的走向经验主义。”（327页）不仅如此，他还认识到只有在不同派别的论争中才能激发形成新观点，政治上也必须有反对派才能使执政者保持谨慎与理性，包括对马克思主义的更新等。（329页））“一切社会弊端渊源于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
　　而从胡适先生的1919年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到赵紫阳先生在2002年说出这样的话，时间相差了近一个世纪。
　　中华民族在自己的社会生活中，太不在乎哪些不掌握权力的伟人了。

　　三、“三民主义”和马克思主义
　　在20世纪里，“三民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是影响中华民族理论和实践的主要的思想。
　　“三民主义”——孙中山先生提出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
　　孙中山关于三民主义的书稿在1922年（民国11年）陈炯明的部队进攻广州大总统府时失落，目前可以看到的印行材料，最早见于1905年的《同盟会宣言》（即《民报》发刊词），最晚的是他在1924年以“三民主义”为题所作的16次讲演纪录。1929年，在南京完工的中山陵，处在山顶最高峰的祭堂，有3个拱门，分别书写着“民族”、“民权”、“民生”。
　　孙中山在1924年6月16日于广州黄埔军官学校开学典礼中，以三民主义为纲，对该校师生之训词，后来成为中华民国国歌。孙中山在多次讲演和宣言中指出：他所领导的政党和运动须达到三个目的：进行民族革命以实现民族主义，进行政治革命以实现民权主义，进行社会革命以实现民生主义，他又认为最后一个目的，最好用改良的方法逐步实现，而避免一次革命。
　　中华民国政府迁台后，三民主义成为蒋介石在台湾的“党国意识型态”，直到现在，金门岛上著名的“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标语，仍然与厦门对岸的“一国两制统一中国”标语遥遥相望。
　　不可否认，三民主义的批评者众多，他们认为孙文的《三民主义》基本上是东抄西凑，自相矛盾，思想极度混乱的产物。1927年陈炯明所着的《中国统一刍议》提到：“三民主义及其发表之政纲，类皆东抄西袭，绝少独立之思想，一贯之理论，而于国情亦未适合。（详细批评，非本论范围，但国民党贤者，必知其说，不过头上有偶像，不敢触犯耳。如有马定路德出于其党，庶有中兴之望）。在今日视之，已属陈腐不堪，亟待修正。有何神圣而必强求青年，桎其心思，梏其趋步耶！”
　　刘宗正则批评孙中山有“大汉沙文主义”的思想，例如：“就历史上说，我们四万万汉族是从那一条路走来的呢？也是自帝国主义一条路走来的。我们的祖宗从前常用政治力去侵略弱小民族”（民族主义第四讲）、“中国自秦汉而后，都是一个民族造成一个国家”（民族主义第一讲）、“就中国的民族说，总数是四万万人，当中参杂的不过是几百万蒙古人，百多万满洲人，百几十万回教之突厥人。外来的总数不过一千万余人。所以就大多数说，四万万中国可以说完全是汉人。同一血统、同一语言文字，同一宗教、同一习惯，完全是一个民族。”（民族主义第一讲）、“中国四万万人是亚洲世界主义，一定要先讲民族主义，所谓欲平天下者先治其国。把从前失去了的民族主义从新恢复起来，更要从而发扬光大之，然后再去谈世界主义，乃有实际。”（民族主义第四讲）孙中山讲民族主义时，严厉批判马尔萨斯《人口论》，他说中国不是人口过剩，而是人口没有增加，“我们中国人口在已往一百年没有加多。以后一百年，若没有振作之法，当然难得加多。……环看世界各国的情形，在美国增多十倍，俄国增多四倍，英国、日本增多三倍……我们中国却仍然如故，或者甚至于减少。”“我们民族被世界各国人口增加的压迫，不久就要灭亡，这是显然可见的事。”。
　　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思想，本具有浓烈的社会主义色彩，例如他在民生主义第二讲便提到“......民生主义究竟是什么东西呢？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就是社会主义。所以我们对于共产主义，不但不能说是和民生主义相冲突，并且是一个好朋友，主张民生主义的人应该要细心去研究的。”“共产主义既是民生主义的好朋友，为什么国民党员要去反对共产党员呢？这个原因，或者是由于共产党员也有不明白共产主义为何物，而尝有反对三民主义之言论，所以激成国民党之反感。但是这种无知妄作的党员，不得归咎于全党及其党中之主义，只可说是他们个人的行为。所以我们决不能够以共产党员个人不好的行为，便拿他们来做标准去反对共产党。”但因国民党政府迁台之后，力行反共产主义、反社会主义的国家政策，虽然打著是发扬、拥护三民主义的旗号，对其中左倾的部份，采取模糊带过的方式，使民生主义真正的精神，反而更显得模糊不清。
　　从理论上说，“三民主义”是中华民族政治家在推翻封建专制制度后的思想大杂烩。它把一切民主的、进步的和反专制的思想都往里装。因此，三民主义不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理论体系，而是现实政治家对西方的民主思想传播、宣扬和理想。
　　孙中山用他的三民主义学说，一下子跳过了孔子儒学。这同孙中山的个人生活经历有关。他没有严格的在中国式的私塾里读过“四书五经”，他自幼接受和经历的是西方文化的熏陶。
　　三民主义对中国传统的影响力是巨大的，也是良好的。孙中山所说的“天下为公”系出儒家《礼记•礼运•大同篇》，是儒家的最高社会理想，也是三民主义的最高社会理想。“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是共产主义的最高社会理想。
　　《礼记•礼运第九•大同篇》：“孔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中国文化在孙中山那里是一种理性的、和平的转型。孙中山先生说：“我们革命党向来主张三民主义去革命”。但是，孙中山所说的革命同毛泽东所说的革命决不能够同日而语。毛泽东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在延安各界庆祝斯大林六十寿辰大会上的讲话》）可见，毛泽东至晚年都没有放弃他的“与人斗”的观点。毛泽东个人的胜利带给整个民族的却是社会灾难。
　　孙中山的最大贡献是他已经开始自觉地设计和规划封建皇族体制崩溃后中国的政治制度，即他提出了“五权宪法”。但是，在他生前和死后，这个宪政体制的建设基本上是停滞了，他之后的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没有成为中国宪政体制和社会民主的真正的实践者。国民党在台湾，直到1987年蒋经国才开放了党禁与报禁，从而民进党经过短时间的成长，即于2000年成为台湾的执政党，到2008年520结束了8年的执政历史。国民党又重新获得执政地位。
　　政党政治对中国20世纪的最大贡献停留在推翻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而建立起来的，又是一个在政党外壳之下的一党专政制度。可以说，20世纪中国的政党政治在实践上是失败的。现在看，即使我们按着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我们也不能把政治制度建设失败的责任完全归结为经济基础的落后上。在这方面，我们的文化传统和政党领袖的自私性都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中国20世纪里的政治家在骨子里仍然是专制的。
　　经典马克思主义产生于19世纪40年代的欧洲。可以肯定的说，马克思主义是中国人从西方国家学来的理论。在中国，接受和实践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政治力量是中国共产党。
　　我们可以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民族向学习西方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后，其理论是被中国共产党接受下来并且致力于共产主义实践的。但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是通过俄国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作为自己社会实践的参照物的。因此，事实上，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接受，主要是对列宁主义的接受。所以，可以认为，在中国，列宁主义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力比马克思主义更大、更深刻、更具体。
　　列宁的阶级观和国家观，事实上同经典马克思主义阐述和理解的阶级与国家，已经存在很大的差别。而中国共产党则是接受的列宁关于阶级、国家、政党等一系列观点，并且拿来在中国社会进行实践。
　　在前苏联，当列宁去世后，斯大林在实践上更是把马克思主义片面化。而当赫鲁晓夫对斯大林进行批判时，毛泽东却反其道而行之，采取了批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的方法，他的目的无非是在中国逐步确立起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权威和为自己的个人崇拜打下思想基础。
　　中华民族在林林总总的理论中找到马克思主义，是通过前苏联的，毛泽东的著名的一句话叫做——“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因为前苏联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基地。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成为毛泽东思想，而毛泽东思想又把马克思主义简单化和教条化。
　　同样，毛泽东也是“三民主义”的否定者，他说：“如果说共产党不实行共产主义了，那这个共产党还要它做什么？!”“在现在，我们是坚决的三民主义实行者，在将来，我们是无条件的实行共产主义者。”但是，他不敢否定孙中山个人和孙中山的事业，毛泽东在他的代表作《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孙中山先生之所以伟大，不但因为他领导了伟大的辛亥革命(虽然是旧时期的民主革命)，而且因为他能够'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对三民主义作了新的解释，树立了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这里强调孙中山的伟大之处，一在领导了辛亥革命，二在树立了“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同时还指出他有与时俱进的精神。
　　《实践论》是1937年7月至8月,毛泽东在延安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作《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的系列哲学讲授时,作为其中的一个重要章节的演讲。在《实践论》中，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点归结为两条：一是阶级性，一是实践性。毛泽东说：“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唯物论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一个是它的阶级性，公然申明辩证唯物论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再一个是它的实践性，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

　　四、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
　　1925年12月1日，毛泽东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开宗明义和直截了当的讲道——“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我们要分辨真正的敌友，不可不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作一个大概的分析。”
　　随后，毛泽东把中国的阶级划分为五个部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情况是怎样的呢？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中产阶级。这个阶级代表中国城乡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小资产阶级。如自耕农⑺，手工业主，小知识阶层——学生界、中小学教员、小员司、小事务员、小律师，小商人等都属于这一类。半无产阶级。此处所谓半无产阶级，包含：（一）绝大部分半自耕农⑽，（二）贫农，（三）小手工业者，（四）店员⑾，（五）小贩等五种。无产阶级。现代工业无产阶级约二百万人。此外，还有数量不小的游民无产者，为失了土地的农民和失了工作机会的手工业工人。”“综上所述，可知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
　　我相信，在当时，这篇文章不会发挥多大的作用。它既不是象费孝通《乡村调查》那样的社会学著作，又不是思想深刻的哲学论文，更不是语言优美的文学作品。如果没有毛泽东之后在共产党组织中的领袖地位，这篇文章会很快被封沉在历史的文字垃圾中。但是，中华民族之不幸至于，无数位共产主义者“抛头颅、洒热血”的牺牲，其结果是偏偏成就了毛泽东这个毫无民主素养和文明心理的人站到了中国最高权力的舞台上翻云为雨几十年。苦难的中国人在毛泽东的革命旗帜下一而再再而三的政治运动的蹂躏。
　　中国社会就是在这样的狭隘的革命思想的指导下，一步一步在毛泽东的推动下走想革命与政治运动的深源。毛泽东根本不懂得社会分工的性质、作用和意义，不懂得阶级和产业分工形成的经济基础和发展规律。
　　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大海的认识还达不到冰山一角的程度。然而，毛泽东却以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唯一正确的代表自居。
　　现在，我们可以继续发问：究竟怎么样认识人类社会面临的敌人？究竟怎么样确认人类自己朋友？这个问题仍然是中国上会发展的首要问题。而敌人，决不能从人类自身成员中寻找，而必须从社会生会中一切不符合文明标准的因素中寻找。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认为：环境污染、人类社会中的贫穷、疾病、不公平等等，这些才是人类生活的敌共同敌人。
　　人类不能够因思想观点的不同来确定和划分敌人和朋友。恰恰相反，不同思想的相互交流、争论可以让人类发现真理，可以推动人类行为的文明，由此引导社会生产力的进步。
　　1937年，以毛泽东发表《实践论》和《矛盾论》为标志，中国共产党的毛泽东思想诞生在陕北延安的群山之中。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是在工农红军达到后全国热血青年共同向往的地方。
　　对于20世纪中国人，革命是一个既神往又模糊的概念。辛亥革命爆发后，关于革命的思想主要受孙中山的影响，而在1949年后，关于革命的观念则主要的来自于毛泽东思想或者毛泽东语录。
　　从语源上说，革命来自于《易．革卦》的彖传：“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是变，命是天命。在古代，“革命”只指改朝易姓；在20世纪，革命在政党体制下，也没有被赋予产业、经济方面的内涵。
　　革命是20世纪中国最流行的词汇。1899年，梁启超在《清议报》上著文提倡“诗界革命”，“革命”获得更广泛的语义。1902年，主张保皇立选的康有为写了一篇《答南北美州诸华侨论中国只可行立选不可行革命书》，第二年，章太炎回敬以《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这是当时，是影响非常大的一场争论。同年邹容写了著名的《革命军》。
　　孙中山《革命运动概要》说：“革命之名字，创于孔子。中国历史，汤武之后，革命之事实，已数见不鲜矣。”这在当时，是为自己的“革命行动”争取合法性的努力，但稍后，很多人已指出中国历史上只有造反和变乱，鲜见革命，而此时的革命，已旧瓶新酒。所以章太炎说：“吾所谓革命，非‘革命’也。”（《革命的道德》）就是这个意思。
　　1949年后，“革命”的词义变得越来越宽泛和具有反判性，并且成为共产党价值体系中的核心词。在理论上，马、恩曾提出“不停顿的革命”的设想，为毛泽东继承后，演变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思想。
　　1980年代以来，“革命”的极端色彩淡化了一些，或者革命有就成为一个被遗弃了的词汇。到1990年代后，在知识分子中间，开始在“革命”一词的用法上“西化”，有意在世界通行的语义上使用这个术语。1995年，香港出版了李泽厚和刘再复合著的《告别革命》，提出“革命”是激进主义和情绪化的，“二十一世纪不需要革命”。这本书在两个方向上遭到批判。
　　社会暴力把革命的美好性破坏殆尽。一致于我们在日常生活和政治宣传中，革命已经是一个被遗弃了的字眼。
　　如果我们能够从如下的意义来理解革命的话——革命是人类通过劳动和科学手段充分利用自然界的实践，是人类社会建设过程中的彼此尊重、友爱和关怀，是人类向一切不符合文明生活素质的行为宣战。如果这样，20世纪中国历史肯定会改写。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这是邓小平“一句顶一万句”的话，也是远远高过“毛泽东思想光辉”的平凡语言，更是邓小平式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可以肯定的说，仅仅这一句话加上邓小平的改革实践，他就使毛泽东相形见绌，也使得到现在仍然崇拜毛泽东的人们自惭形秽。1987年4月26日，邓小平在接见外宾时指出：“搞社会主义，一定要使生产力发达，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坚持社会主义，要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摆脱贫穷。”这既是对“文革”当中“四人帮”一伙“宁要贫穷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的谬论的批判，又是后来关于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一论断的直观、简洁而又深刻的概括表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已经成为新时期广大人民群众理解、实践社会主义的口号和指针。
　　当然，我认为，邓小平是有错误的。但是，毛泽东却是用手中的权力向人民肆无忌惮的犯罪。
　　而什么是社会主义？邓小平并没有就此问题做过太多的理论回答，他只告诉了我们——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在1987年，这就够了。在我看来，与其说“邓小平是改革开放总设计师”，不如是邓小平是领导中国人民向贫穷出宣战的第一位政治家。
　　事实上，邓小平对毛泽东的否定是不彻底的。这是邓小平的历史局限性所在。做为中国改革开放历史的一个小小的见证人，我要说的是，在“文革”过后，邓小平应该有能力和有权威彻底否定毛泽东。但是，他没有这样做。不仅为改革开放留下了一个历史性的遗憾，而且为他之后的共产党政治家留下了更多的困境和迷盲。更大的遗害至于，当目前改革开放时期的一系列社会矛盾和问题出现时，许多普通百姓又开始为毛泽东借尸还魂。这是中国社会基层生活中一个非常可怕的现象。
　　改革开放时期的权力腐败，仍然是政治制度落后造成的。共产党第四代领袖已经高举“公平正义”的旗帜，但是，历史留给共产党的机会应该是不多了。
　　向贫穷宣战，这是中华民族的一项长期的社会任务。仅仅30年的改革开放时期远远不够。但是，中华民族有就有了一个伟大的开始，现在的主要问题是，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期寻找和平转型的出路和方法。
　　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在理论发展和意识形态建设方面的最好表述是实事求是。从现在起，共产党必须为中国社会扎扎实实的设计、建立起一整套的适应发展和文明进步的制度体系。共产党在理论政策上要做的，就是为人民群众的思想松绑。思想自由是一个民族文明和一个社会发展的最好的催化剂。
　　我认为，共产党失去思想理论的创造力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在没有思想创造能力时又偏要创造一种似是而非的观点。“三个代表”的提出事实上形成了对共产党理论创造力的最大讽刺，在社会上几乎没有起到正面的教育意义。因为在这个时代，每个社会成员都能够辨别是非真伪，其实，社会并不需要执政党在理论上去提出或者创造什么，人民需要的——是社会公共政策的公平、公开，是解决民生问题的及时、合理，是处理社会治安事件的迅速、有力。难道执政党非要创造出一种新的理论观点来才能够被人民拥护、赞扬、歌颂吗？

　　五、改革开放时期的思想理论和意识形态。
　　改革开放时期中国人的思想表现是，物质利益成为人们日常生活追求的唯一的目的。
　　事实上，中国改革开放是缺乏充足的理论准备的。但是，改革开放时期又是中国民间文化大发展的时代。但是，有一个现象必须提起，这就是：由于共产党正统宣传的破产，在“文革”之后和改革之初，人们再也不相信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的宣传，因此，为巫文化的发育留下了一个十分宽裕和充足的发育空间。在20世纪80年代初，由于群众文化生活的缺乏、枯燥和贫瘠，随着《周易》的出版发行，气功、算命、相面等一系列在政治运动时代被严格禁止并被说成是“封建迷信”的文化现象开始出现，一时间，气功热遍及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各种气功流派层出不穷，而且每个流派都有自己的信众，最后，我们知道，气功的集大成者和终结者就是“法轮功”。它是一种非典型的巫文化相信。任何稍具科学知识和理论素养的人都会对它的说教嗤之以鼻，而不幸的是，在祖国大陆，这样的东西竟然拥有如此多的信徒。一位长者曾经语重心长的对我说道：“因为共产党说什么，人们都不信，而又没有更好的吸引人们的东西，人们只好信法轮功了”。多么可悲的中华民族意识形态呀。更关键的，在于我们的国家没有一种良好的政治制度。
　　气功现象作为一种涉及普通百姓的社会现象，事实上从一个角度说明了政治宣传和思想控制的失败，同时，也告诉我们，在严厉的文化统治下，是注定发展不起一种健康的精神风貌的。思想统治越严厉，人民的精神就越畸形，而科学精神、而民主意识，根本就不能够真正的发展起来。
　　我认为，气功热是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意识形态缺乏的冰山一角，更为严重的问题是，共产党始终没有能力从理论上挽救起整个社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已经不需要中国共产党运用权力的影响力去挽救了。
　　马克思主义这朵人类思想史中最美丽的精神之花，已经历史地被在改革开放时期成长起来的新一代中国人所接受和继承下来。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毛泽东热在中国大地死恢复燃，邓小平没有能够彻底否定毛泽东的后果的负面影响开始在社会中显现出来。
　　2003年后，思想理论界开始对改革开放时期的反思。由于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的积累和暴露以及许多具体领域里的局部改革的不成功，社会矛盾达到了异常尖锐的局面。
　　在中国关头，所谓的“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很可能随时出现。
　　对于起自1979年代的改革开放时期，必须有一此完整的和站在历史高度上的总结，同时，改革开放时期作为20世纪中国的最后经历的一个历史阶段，也必须从思想上、政治上有一个完善的、良好的终结。只有如此，中华民族的文明进步在21世纪才能够真正迈开步伐。
　　一个最值得重视和注意的事实是，在改革开放时期，形成了中国大陆社会新的社会阶层，这些新阶层是改革开放受益者、拥护者和实践者。新阶层是中国社会改革开放所迸发出来的产业分工力量的结果，也是一系列社会政策推动的结果。但是，我们还没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这些新阶层就是中国21世纪新文明的推动力量和代表力量。必须从政治上让这些新的社会阶层真正转化为社会文明进步的助力。
　　在中国大陆，改革开放的许多具体政策的失误，已经对我们的社会尤其是工农利益造成很明显的侵害。这是改革政策所必须纠正的，共产党第四代领导人已经自觉地认识到问题的存在和严重性。但是，真正解决问题尚需要时间和正确的方法。坚持改革开放与反对改革开放并没有出现鲜明的意识形态和思想理论上的对垒。但是，必须看到，局部改革的失败有可能引发更多的社会动荡。
　　反对改革开放的一派，在思想理论上是极其落后的，他们多半打出毛泽东的旗帜，试图从毛泽东时代的回顾和对比中找到否定改革开放时期的依据。这些人是历史的垃圾。而最严重的问题上，坚持改革开放的社会力量尚找不到改革开放时期后的中国大陆社会的正确的方向、理论和政策。目前，这个问题也已经成为考验共产党的最严峻的问题。
　　到2003年，我认为，在政治上随着共产党领袖权力由第三代转移第四代手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期的历史使命也就完成。
　　中国大陆社会进入到了一个整体性、综合性的发展时期。在这个时期，是工业、农业和社会服务业的共同发展，是经济、政治和文化等社会系统的相互促进，是国家教育、科技、卫生等公共事业的进步。发展本身是多中心的或者说没有中心点的，因此，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协调发展。

　　六、
　　思想自由是中华民族文明的真正开端。在人类社会中，权力决不是一个叫人崇拜的偶像，而现代政治文明的真实性恰恰在于，权力必须是人民口中无情的批判对象。可以肯定，当中华民族能够自由的、理性的批判权力的时候，这个政治就发生了实质的进步。而现在，执政党需要自觉地停止宣传机器对自己的无谓的歌功颂德。问题在于，在目前，这样做只能使人民群众反感。
　　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初的中国共产党手中也是得不到真正的救赎的。但是，我坚信，在改革开放时期成长起来的思想家，会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的继承者与发展者。因为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实践具有最深刻的认识，
　　他们把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理解为实现人类文明进步的一种工具。他们不会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某个具体观点出发认识马克思主义，而是从人类文明对于马克思主义要求出发，重新阐述、发现和表达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在他们手中和心里决不是一个可以随意篡改和任意御用的工具。他们深知，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不会处处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招摇撞骗的。
　　马克思主义者在中国大陆的使命是，真正按着马克思的政治理想，为中华民主社会建铸起一个理想的政府系统——这是21世纪中国大陆马克思主义者们的光荣的责任。政府的建设必须符号马克思在《哥大纲领批判》和《法兰西内战》中表述的思想——即把政府建设成为不断推动中国社会生产力质量提高和劳动者解放的组织，而不是一种层层叠叠的官僚机构。对于中国大陆来说，最需要的政治改革是消除一切不必要的官僚机构，使政府和一切社会的公共机构都成为一个能动的、自觉的为了人民利益而工作的组织。——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大陆政治制度的理想。
　　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大陆政治制度提出的具体建议包括：1、中国大陆立即着手设计符合中华民族文明发展需要的公平制度体系；2、在国家制度的框架内，合理划分社会公权力的职能；3、实现新闻自由，制定《新闻法》；4、各政党平等，制定《政党法》，5、推行全民普选，制定《选举法》。
　　马克思主义者不会为自己设定任何具体的敌人，他们的敌人决不是社会中具体的个人，而是一切不符合文明标准的行为，是环境污染、是人类的疾病、贫穷、社会不公平、制度不合理、权力的胡作非为、行为的不检点、铺张浪费、等等等等。
　　由于文明水平的提高是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而提高的。因此，劳动创造是人类生存的第一要务。
　　从21世纪初，我们已经看到了中华民族的文明曙光。而且，在21世纪初中华民族经历的几次大事件中，已经可以看到中国民间真正健康的精神力量和文明的素质。
　　我坚信，我们面临的改革开放时期后的现实，要求中国大陆必须在国家的政治制度建设方面进行一场最伟大的社会发明。这是涉及中华民族13亿人口的发明，同时是为我们的子孙后代创造幸福的发明。这要求共产党必须成为一个目光远大和胸怀宽广的政党，必须放弃曾经使得自己政党成功的而现在已经落后了的原则、理论观点，比如“党指挥枪”、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等等。而放弃这些对于共产党又多么痛苦和困难。但是，如果现在不做这些工作，用强权的力量继续维护已经过时和行不通的政治原则，难道还要在中国大陆社会民主化的道路上流血吗？
　　对于中国，我可以说句俗话——一切都是权力惹的祸。因此，中华民族从现在起也必须觉悟，必须把权力关进笼子，不再允许权力为所欲为。权力必须听命于普遍文明的民意，并且以民意为基础。
　　为权力产生制定公平的、公开的法律程序和竞争规则。这是中国大陆政治改革的核心与难点。但是，没有真正的政治改革，中国就不会成为一个真正伟大的的国家。政治文明建设可以把中国迅速提升到一个伟大国家的行列中，更关键的，在于政治改革能够激发全民族和整个社会的创造力、发展力和文明水平。
　　当中国大陆面对21世纪的发展课题的时候，需要共产党和民间表现出一种既奋发向上又科学理性的精神力，并且，向着崇高的境界引导中华民族的精神素质。

　　七、
　　21世纪初中华民族的精神面貌，通过四川512大地震表现出来。
　　首先是关于“普世价值”问题的争论的展开。以《南方周末》为一方，以独立学者司马南为另一方。
　　早在2007-12-17南方报业网——《国家荣誉制度当奠基于人类普世价值》——“不可否认，中国改革开放，既是对国家的开放，也是对既有价值观的开放。正因为此，我们看到，今年的十七大报告中写入了许多普世价值，包括民主、自由、公正、法治、人权、人格尊严等都纳入到社会主义价值目标体系中去。”南方报业的编辑记者们是认可人类普世价值的。
　　很明显，《南方周末》的编辑部编辑们，对21世纪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表达了最真挚期盼和最良好的愿望。但是，他们对21世纪中国未来的基本轮廓仍然是模糊的。《南方周末》（下称南报）2008年5月22日署名“本报编辑部”的文章《汶川震痛，痛出一个新中国》——“以国民的生命危机为国家的最高危机，以国民的生命尊严为国家的最高尊严，以整个国家的力量去拯救一个一个具体的生命，一个一个普通国民的生命。国家正以这样切实的行动，向自己的人民，向全世界兑现自己对于普世价值的承诺。”“显而易见，这是一个拐点，执政理念全面刷新的拐点，中国全面融入现代文明的拐点。”“只要国家以苍生为念，以国民的生命权利为本，只要有这样的底线共识，就会奠定全民族和解、中国与全世界和解的伦理基础。整个世界就都会向我们伸出援手，整个人类就都会跟我们休戚与共。我们就会与世界一起走向人权、法治、民主的康庄大道。”“这是多好的转型契机。中国现代化这锅百年老汤，是到煮开的时候了。一个民族的百年悲情，是到升华的时候了。”其实，所谓现代化本身就是一个争论不休的概念。
　　司马南发表——冷看《南方周末》裸体冲锋。最后，他戏谑的讲道：“看官，无论您持何种观点，且听我说两句肺腑之言。第一，“普世价值”这玩意儿，不同人群、不同时代、不同文化背景下，均有不同的解读，“真理从来都是具体的”（列宁语）。那种放之四海而皆准，并且由胳膊粗、力气大、背景深的大佬及其小兄弟、代理人找上门来推行的“普世价值”，您最好离他远点，久入鲍肆，不闻其臭！第二，南报用“坐商形式”来兜售“普世价值”，不太合适。笔者早年毕业于商学院，略通为商之道。开辟市场必须抓典型，今曰“案例教学”，而推广“普世价值”的成功案例，近年莫过伊拉克国。过些日子，没准儿伊朗也会被强行“普世”。所以，诚恳建议南报诸公到那一带宣传“普世价值”，一定特带劲儿。最好带上前几天驻伊美军用古兰经当靶子实弹射击，弹无虚发的照片，伊拉克人民无论是什叶派，还是逊尼派，都会被你们感动，会热烈欢迎你们的。“画水鏤冰，与时消释”，南报同仁，大热天，歇歇吧！中国抗震救灾不缺什么普世价值，眼下缺帐篷倒是真的。”
　　司马南在冷看《南方周末》裸体冲锋中，言词可谓冷嘲热讽和诙谐幽默，但是，总的说，司马南表现了他思想的狭隘性。
　　在学术界，承认“普世价值”的一派与否定“普世价值”存在的一派各持一词。一边是张鸣先生认为——大灾唤醒了我们的普世价值。一边是司马南先生的——普世价值很像神话。陈祖甲《什么叫“普世价值”？》——“在《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里查到有“普世教会运动”（ecumenism)的条目。原来在公元一、二世纪时，各地基督教会的组织形式不一样，到三世纪时，教会趋向主教制，发生了教义见解上的分歧。于是在公元325年，举行了有基督教以来的第一次普世会议，提出统一教会的主张。公元五世纪末，拜占庭皇帝称自己为“普世牧首”受到罗马教会的反对。也许“普世价值”这个概念就是从这里来的。”但是，陈祖甲先生属于不承认普世价值的一派。
　　关于普世价值问题的争论，让我们认识到，即使是从哲学上，也没有办法给出“普世价值是什么？存在不存在？”这样的问题一个一致认可的定义。
　　但是，可以肯定，一方面，否定普世价值的存在是对人类社会文明的亵渎，是无视人性光辉的表现；另一方面，任何普世价值都不是抽象的存在，而是通过具体的人类行为表现出来。正因为此，承认普世价值和不承认普世价值的双方都在各说个话。
　　人们经常把具体的物质利益的矛盾、冲突和斗争当做不存在普世价值的理由，但是，实际上，人类社会的阶级斗争、政治矛盾和观念冲突，同普世价值的一般性存在是两个层面上的问题。
　　事实上，中华民族是人类普世价值的先行者。看中国思想史就知道，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孔子的“仁”、墨子的“兼爱”，就是人类生活应该接受的普遍准则。中华民族在自己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缺点，在于逐步形成了牢不可破的专制政治体系和“官本位”意识。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下，一切社会规则、法律、制度的设计与建设，都首先是为权力服务的。而且，从来都不着眼于限制权力。
　　因此，在人类普世价值的原则下，为中国大陆社会找到一种有效限制权力的制度体系，这才是中华民主在21世纪初的最重要的政治选择和社会使命。共产党领袖必须在这项工作上有所作为并且积极作为，为了中华民族子孙后代的幸福，站在全体公民的立场上完成这个任务。
　　人类生活的共同利益是一个基础。具体的利益要求和矛盾斗争是在更大层面上的共同利益的基础上表现的。地球是人类生存的自然基础，人类发展到目前，离开地球而生存还不是现实。因此，保护地球上的自然环境是人类的共同利益，但是，人类社会生活又是通过不同的具体要求而体现的。任何价值，作为人们观念的价值，都必须找到它的具体的载体，才有意义。
　　可以肯定，一场新的思想理论交锋，已经全面的展开，而这次，在一个全球化和网络时代，这场讨论将最广泛的展开。其参与人数和规模将超过以往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我希望看到的，是一个与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相媲美的时代的开始，或者说，是21世纪中华民族新文明的出现和成熟的开始。

　　八、
　　21世纪初中华民族精神力的源泉是什么？21世纪中国依然会是一个失败的国家吗？或者，在21世纪初，中华民族是否真正懂得了社会发展和建设之道？是否真正为自己的社会找到了文明进步的根本方法呢？这些问题，是中国大陆思想家所要回答的关键问题。
　　兰德公司是美国最重要的以军事为主的综合性战略研究机构。它先以研究军事尖端科学技术和重大军事战略而著称于世，继而又扩展到内外政策各方面，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研究政治、军事、经济科技、社会等各方面的综合性思想库，被誉为现代智囊的“大脑集中营”、“超级军事学院”，以及世界智囊团的开创者和代言人。它可以说是当今美国乃至世界最负盛名的决策咨询机构。在2008你6月，美国兰德公司发表了一份报告《兰德公司对中国人的评价》，其中有言——“随着传统文化价值观的破坏和逐步衰弱，大多数的中国人，包括受过教育的人都徘徊在精神和内心世界的十字路口，像迷失的狗一样不知何去何从”。这是通篇报告的最后结论，所以，我的感觉是，当你认真通读了报告的全部内容再突然在报告的最末尾读到这句话时，你就不会勃然大怒了，你会感到无可奈何，甚至感到人家分析的有道理。我想，一切关心中国命运的人们，肯定也会和我一样去读这篇报告。所以就不用引用它的其他内容了。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到“除了现代的灾难而外，压迫着我们的还有许多遗留下来的灾难，这些灾难的产生，是由于古老的陈旧的生产方式以及伴随着它们的过时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还在苟延残喘，不仅活人使我们受苦，而且死人也使我们受苦，死人抓住了活人”。现在中国大陆，的确就像是一个死人抓住活人的时代。
　　中华民族必须有能力保证自己的社会不再21世纪的发展中继续失败，在很大程度上，这取决于我们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原则的正确性、政策决策的前瞻性和自身民主改革的进程。到现在为止，从中国大陆的政治舞台观察以及社会生活的整体表现，我们的确还不能够看到能够引领中华民族走向成功的伟大政治家，但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却已经表现出了富有创造力和发明力的精神力量，以及体系着人类正义、公平的伟大精神品格。
　　“枪杆子”即军事武装力量中产生的只能是专制性质的政权而产生不了治理国家的良君，自上而下的官员任命制只能产生唯上级脸色行事的政治奴才而产生不了民主政治家。
　　在政治改革和政治文明建设方面，中国大陆还始终没有真正迈开步伐。邓小平在推动这个大陆经济改革之后，在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致使政治改革没有涉及到实质问题和关键方面，即权力产生制度方面。
　　中国大陆21世纪的发展，必须首先解决政治制度中的干部制度。把选举作为各级领导人产生的唯一的法律渠道。而邓小平之后的中国大陆政治家，基本上是为了维护稳定，江泽民的最大贡献，从1990年接过政权到他交出权力的2003年春，可以被认为是维护了大陆社会的13年稳定，目前的胡温新政仍然看不到共产党对现行不合理的政治制度做根本性改革的迹象。但是，为了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和长远未来，必须有人以大无畏的勇气开始政治改革。必须相信人民会对权力做出正确的选择。
　　2008年7月3日，台湾《经济日报》发表评论说，投资大师吉姆•罗杰斯日前拜访马英九时，曾向马英九提到19世纪是英国人的世纪，20世纪是美国人的世纪，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马英九说1950年代香港总督就说过此话，60年后有专家重新提出，他觉得很有趣。实际上，早在七、八十年前英国历史学家汤恩比就第一个做过这样的长期预测。
　　在21世纪来临的时刻，全中国人都对21世纪寄于了无比美好的期源。我们当然希望“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但是，这需要合适的条件、良好的环境和正确的方法。美好的理想正如同高昂的激情一样，有时不仅对解决社会问题无益，反而有害。中国21世纪社会建设发展和文明进步需要的是平和的理性、充足的智慧、高尚的行为、严谨的创造。需要全社会的企业、学校、科研部门和政府的共同努力。
　　21世纪中国在社会文明发展的道路上，需要超越的是人类历史上的全部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需要跨越的是20世纪百年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鸿沟，需要飞跃的是人类文明的新的高峰。

　　徐国进2008年7月7-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