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在20世纪初叶，中国政治形态通过辛亥革命的爆发实现了从以家庭（族）为核心组织的皇权政治转向以政党为核心组织的政党政治。孙中山先生创建的政党组织几经改造，最后定名为国民党，并且于1912年建立中华民国。孙中山是在辛亥革命后中国政治制度的第一位伟大的设计者。
  
　　20世纪初在政党兴起的过程中，据研究者声称中国当时有300多个政党组织。由于20世纪建立起来的政党政治的基本框架不能够成为继续推动中国文明进步的动力,我们必须从现在起重新构建一种新的政治制度。20世纪中国政党政治所体现的，是中国政治从封建的家庭皇权政治向政党政治转化的基本面貌。这个过程对于中华民族，真正是一种最为残酷的历史性洗礼。
 
　　我们可以把中国20世纪百年政党政治实践看成是一个过渡。把20世纪“党天下”的政党政治过渡到21世纪“天下人之天下”的公民政治。在辛亥革命前，中国是封建家庭皇权政治，20世纪百年是政党政治，到21世纪必然发展为公民政治。
  
　　显然，中国最缺乏的显然不是政党组织，而是缺乏保证政党政治文明运转的公平法律制度，也缺乏政治文明建设所需要的文化的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支持。这导致中国政党政治的发展走向了军事化的道路。一方面，中国政党政治在20世纪无法进行公平法律建设的制度。
　　另一方面，中国生存下来的两大政党——国民党和共产党，在其背后，是世界范围内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交量。历史事实是，没有国际支持，国内政党就没有生存的条件。
  
　　20世纪中国国内和国际间复杂的形势：国内是封建皇权体制通过暴力革命的崩溃和落后的农业经济基础以及刚刚开始发育的市场主导下的产业力量；国际大背景是“二战”后形成的格局——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体制的成熟和以前苏联为轴心的新兴的社会主义制度。
  
　　在这样的国内外背景下，中国政党政治逐步演变成为军事力量的冲突，最后政党对于国家政权的争夺通过战争的方式完成。可以说，中国20世纪的政党政治的表现是世界范围内最不符合现代国家文明尺度的政治。
  
　　从21世纪初开始，中国大陆必须开辟一个自觉地建设公平制度的时期。这个时期从上层建筑的一切领域整个国家运行的制度基础，为社会文明发展创造条件。由于20世纪政党政治制度、政府职能、司法制度等一系列个就制度建设缺乏完整的、系统性的公平法律的支持和整理。这就要求共产党的领袖人物自觉意识到自己的使命，同时对于20世纪中国政党政治的发展历史和自身政党的历史做出客观的、正确的评价，放弃过时的、不合时宜的政治观念。任何政党都不可能长期生存在对自己的歌功颂德中。
  
　　另外一个迫切的现实问题是，中国领导人需要放弃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思维，并且从中走出来。只有如此，才能够为中国开辟出一个以建设公平制度体系的历史时期。共产党如果失去21世纪初的为中国设计万世太平的文明制度建设的时机，就难以逃脱类似前苏联与东欧共产党的命运，而且只是时间问题。对于一个成熟的民族国家来说，30年的社会改革已经足够，而且，改革开放已经成为中国大陆的社会常态。已经没有必要总是从理论上强调改革开放。现在，从理论上强调“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解决社会问题和矛盾需要改革开放”都等于什么也没说。殊不知，在目前人民群众的社会心理中，“改革”已经成为一个近乎于“小姐”一样的词语。因为许多不合理、不公平、不文明的社会事实，都无不假“改革”之名而进行，改革成为保护特殊利益集团和为权势集团堂而皇之谋取不公平利益的代名词。许多部门、许多单位、许多国有企业的所谓“改革”，都在行为小集团谋利益之实。如果把这许多的具体领域的改革失败累加起来，就有可能导致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发展成果毁于一旦。问题就是如此严重，因此，无论从理论还是从实践的角度，继续喊“坚持改革开放”已经
　　没有意义。这只能使得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继续与社会现实相脱节，并且落后于社会文明发展的步伐。空喊改革开放对于中国发展无益。因为任何改革都是具体的。而当许多具体领域的改革失败后，这些失败积累起来，离整个社会危机爆发也就不远了。
  
　　历史地说，改革开放时期作为一个从纠正政治运动错误出发的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特殊时期的基本使命已经完成。以2003年春季“非典”事件的社会影响和共产党领导权的转移为标志，中国在21世纪初开始走向了一个整体性的、综合性的、全面化的社会发展时期，这个时期的最重要的政治任务是建立起系统性的公平制度。因此，身处21世纪的中国领导人必须顺应这个历史性的需要和形势，去自觉地规划、设计、整理、确立中国社会文明发展需要的公平制度，为21世纪乃至中国更长远未来的稳定健康奠定制度以及上层建筑方面的保障。
  
　　因此，身处21世纪初的中国领导人肩负着开创新的政治文明的使命。如果他们意识不到这种责任，而使中国发展需要的公平制度建设落后和停滞不前，就会影响到21世纪中国的发展速度和规模。
  
　　共产党的存在是中国政治改革的最大问题。共产党及其社会主义实践对于中国社会以及中华民族文明进步的影响、作用与结果，都需要放在一个宏观历史背景下才能够客观地衡量，现在还远远不能够做出全面的科学结论，也不具备做出理论结论的条件。但是，这有就是一个需要从理论上和哲学方面进行探讨的问题。
  
　　现在看，共产党作为中国的执政党，面对迅速变化发展的社会经济与生活方式，在政策决策以及整个意识形态、价值观念方面都显得力不从心和跟不上形势要求。甚至于，在1992年中国第二轮改革的过程中，权力腐败逐步从中低层蔓延到最高层，整个共产党组织也正在被权力腐败所吞噬。在市场经济体系的基本轮廓已经建成的目前情况下，共产党应该对于自己的历史作用，尤其要对于自己组织的现状做出客观的实事求是的判断，并且由此着手建设适应21世纪中国发展需要的新型政治文明。
  
　　共产党需要成为国家体系中的一个同其他政党组织平等的政党。1949年10月共产党取得全国政权而执政后，在大部分时间里，仍然没有把自己的组织放在一个公平制度体制内和平等法律的约束下。可以说，20世纪中国政党政治欠下中国人民一份历史公债，这就是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没有能够建立起国家稳定发展的公平制度体系，因此，对于这份公债，必须现在偿还。有些人要中国补所谓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课，这是错误的。而中国要补的课是补上一次进行公平制度的建设阶段。而历史地说，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对于人类历史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国21世纪的文明发展，必须是建立在两大不同的文明体系基础上的建设。
  
　　那么，21世纪中国大陆政党政治制度如何建设和确立呢？“新西山会议派”的学者认为应该走台湾模式。我认为,中国大陆政治制度建设必须在现有国家机构的框架内进行。从1949年10月后到现在，中国大陆的国家机构已经形成了全国人大、政府、共产党委、政协四大系统。现在的主要问题是，通过法律赋予各个系统正确无误的国家职权范围。政治改革的具体任务如下：
  
　　1、重新设计和分配全国人大、政府、共产党委、政协四大国家机关的职能。
  
　　2、发展基层选举，从而确立起中国大陆的选举制度框架。选举必须成为中国一切政治活动的起点。而不是继续依靠“决定”、“决议”等等方式。
  
　　3、用合理的法律，确定立法、司法、行政、军队等国家机器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和责任。
  
　　4、建立公平竞争的政党制度，各个政党是平等存在政治活动主体。在条件成熟时，制定《政党法》。中国政党政治的制度基础必须重新构建。
  
　　5、政府的唯一职能就是合理的、正确的、快速的解决民生问题。中国大陆太需要一个好政府了。
     
　　21世纪中国必须走自己独创的人类政治文明之路。21世纪初的公平制度建设是整个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基础。然后，中华民族的文化素质、科学技能都将得到最迅速的提高和改善，再造文明中国的理想即可实现。

                                       徐国进
                                       2007-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