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是20世纪中国百年历史中最后出现的一个政治伟人。他具有胸怀博大、意志坚定又充满耐性的个人品格，同时具备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政治品格。在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方面，他对中国发展的贡献远远超过他的前辈毛泽东。邓小平一生同中华民族的共产主义运动实践紧密相联，他始终作为一个坚定的共产党人而奋斗，但是，可以肯定一点的是，即使在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组织消亡后，而邓小平的名字却仍然会与世长存并且闪闪发光。毛泽东是他的领袖，他是敬畏毛泽东的，他认为毛泽东的错误中也有他的一份。因此，他反对个人崇拜也从不搞个人崇拜。不过，直到1979年以前，他仅做为共产党队伍中的一员对中国历史发挥作用。而在1978年12月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已经步入晚年的邓小平成为推动中国进行经济改革的领导者，并且成就了他历史地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地位，从而深刻地影响到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最终使他成为超越毛泽东的历史伟人。他的晚年是光辉灿烂和光彩照人的。
  
邓小平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有二：一是邓小平把中国历史拉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正是在邓小平的推动下，古老的汉族国家终于在走到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确定了一个比任何文化革命和政治运动深刻百倍社会实践——经济改革。而在中国走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之前，经历的种种的暴力革命、军事战争和形形色色的政治运动，而这一切都流于形式或者失败。最后，是邓小平用他的政治智慧推动中国回归到了运用经济手段解决生存和发展问题的道路上。1966—1976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极其具有复杂性质的政治运动，也是整个汉民族国家表现的在关于革命问题的幼稚理解与对权力的疯狂追求时期。“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是整个运动中的口号。对于这场政治错误的校正是成就邓小平的历史的地位的基本条件。邓小平个人是这场政治运动的受迫害者，因此，他对政治运动错误的认识最为直接。是中国人民有幸，让邓小平这个“口里说不翻案而心中想着要翻案”的政治家保留了下来。他的政治经历让我们后来人想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的名言。
   
二是邓小平改变了自古以来中国政治的传统生态。从秦始皇到毛泽东，事实上具有一脉相承的政治文化血统，而邓小平却是思想崭新的政治家。他在自己的有生之年，没有把自己放在国家“一把手”的崇高位置上。当然有人也批评他做“太上皇”，但是，应该为他辩护一句的是：在“文革”之后和改革之初的衔接过程中，历史是允许他这样做的。最后，他在交出权柄时完成了领导人在生前和平交接。这个政治现象对于中国具有重要的意义。邓小平历史地充当着中国新型的政治秩序和新型政治家出现的开端。现在，世上已无邓小平，世上最缺邓小平。
  
历史上，在1911年辛亥革命之前，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和暴动，结果都是打翻一个朝代又建立起一个新的朝代，中国政治形式表现为朝代的轮回并且在如此的轮回中原地踏步。而使得中国历史真正走出历史轮回和朝代兴亡循环的政治伟人是邓小平。邓小平是开创中国社会永不停息向前发展的第一人。自从邓小平开创改革开放时代后，中国历史的面貌才真正的焕然一新，而且是一往无前了。此后，中国人再也不会重复没有变化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环境了。因为人类需求的无限性决定了人类劳动创造的永无止境。
  
20世纪最后20年的中国改革开放时期，是中国新文明的开端。公平的制度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基石和生产力发展的保障。同时，公平制度的设计是中国走向民主的前提，因为民主必须由公平的制度体系作保障。
  
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取得的巨大的经济成就，为中国社会实现民主奠定了物质基础。一方面，社会生活已经由“政治中心”转移为“经济中心”。这个转移是一个根本的变化，从此，中国历史的面貌与以前完全不同。而推动中国实现这种变化的历史巨人则是邓小平。另一方面，社会生活的多样化趋势已经不可逆转，首先是人们生活方式选择的多样性。
  
设计和建设公平的制度体系，是21世纪初中国面临的最重要的社会政治任务。如果执政党不从公平制度建设入手推动和引导中国的政治文明进步，中国内部动乱的根源也就无法消除。可以肯定，在改革开放时期后的21世纪初，中国必须进行一场涉及到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公平的制度建设。公平制度建设涉及经济、政治与文化的各个方面，没有这个阶段，中国就不会走好21世纪的百年。这个阶段应该在21世纪前20年内完成。否则，中国发展将会受到制度的障碍并且有可能发生内乱。因此，在改革开放时期后的21世纪初，中国必须经历一次公平制度的设计与建设时期，从而对中国发展万世开太平。
  
继承邓小平的遗产，要比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共产党人纠正毛泽东时代的错误容易的多。因为在经过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期后，全体中国人都具有了一种开放的意识，人民已经懂得，改善自己生活的因素是物质财富的创造和增加，而不是权力。对于中国人，这是一个根本的变化。
  
历史地看，邓小平理论的提出无论作为一个概念或者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范畴并没有实质性的历史价值与意义。邓小平是一位伟大的现实主义政治家。当然，他对于马克思主义有着自己的理解，他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所阐述的思想的重要意义在于，他超越了任何机械的、简单的、形而上学式的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
  
在21世纪初，从政治观念上，汉民族国家必须从“打天下”转向“选天下”。因为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以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逝世为标志，中国共产党内第一代“打天下”的领袖人物基本上都退出了政治舞台。实质的问题在于：中国的国家政权再也不应该依靠“枪杆子”来获得。中国共产党在21世纪初的一个最重要的政治使命是：实现国家政权的从“打天下”到“选天下”的转变。共产党新一代领袖应该从现在开始，就自觉地为完成这个任务而奋斗，如果非等人民起来强迫完成这个任务的话，中国社会的民主就仍然存在流血的可能。中国共产党必须避免悲剧的发生。1989年春节的学生运动，是改革开放时期发生的一次不成熟的民主运动。但是，经过这场学运，中国经济和政治改革的步伐仍然发生停滞的现象。又是邓小平在1992年的春天站出来，才推动中国进入到第二轮的改革开放中。
  
当然，任何历史时代都必然存在明显的局限性和缺陷。而缺乏公平制度的设计与建设，是改革开放时期使表现出来的最大的缺陷。改革开放时期所取得的经济增长成果以及一切社会进步都需要依靠制度来保障。
  
毋庸置疑，在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现代政治体制的雏形已经具备。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国家政治体制方面，已经形成了包括中共党委、政协、人大和政府在内的四大部分。可以预计，中国大陆社会的政治改革也必须在这样的基础上进行，一个重要的工作任务就是重新设计和确定这四大政治组件的职能。显然，政协和人大是需要加强的部分，并且必须从法律的角度赋予两者实际的政治权利和国家职能。政协和人大不应继续成为共产党和政府领导干部退养的场所，两者需要发挥独立的国家职权。前者应该作为一个政党联盟体系而发挥政党的作用；后者则应该发挥立法和选举的作用。
  
西方伟大的思想家为人类设计的政治制度是“三权分立”的。在20世纪初，孙中山提出的中国政治制度是“五权分立”的宪政民主制度。但是，孙中山先生设计的“五权宪法”，最终被淹没在军阀混战和政党战争的炮火之中。“五权宪法”这一概念最早是1906年孙先生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上提出的。其产生的背景源于西方议会制各国对代议制政体的批判，彼时瑞士的政体一度成为改革的样板。1905年左右，尤其是美国盛行的进步党运动，更是把直接民权的范围扩大到联邦政府一级。孙先生参照美国的地方自治法，认为直接民权是发展方向，地方自治为建国基础。这也是袁世凯和他的“洪宪帝制”一同进入坟墓，共和国失而复得后的沉重教训所致。因此，从政体上看，孙中山要求对间接民权的流弊和缺点予以“根本之刷新”，主张在县自治和直接民权的基础上，造一个受人民支配、为人民谋幸福的万能政府。在孙中山看来，“政是众人之事，集合众人之事的大力量，便叫做政权；政权就可以说是民权。治是管理众人之事，集合管理众人之事的大力量，便叫做治权；治权就可以说是政府权。所以政治之中，包含有两个力量：一个是政权，一个是治权。这两个力量，一个是管理政府的力量，一个是
政府自身的力量。”人民有权（人民掌握四大政权，即选举权、罢免权、法律创制权、法律复决权）、政府有能（政府掌握五大治权，即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考试权、监察权）、权能分治、均权主义和地方自治是“五权宪法”的核心内容。孙中山十分重视人民公意和参政权的实现，要“用人民的四个政权，来管理政府的五个治权”。在他理想化的设计中，国民大会和立法院都由人民选举产生，国民大会代表人民行使政权，是“管理政府”的，是“管理国家大事”的，而且国民大会行使立法权和对政府的监督权比立法院更具权威，国民大会是更高的权力机关。立法院虽然拥有立法权，但国民大会因有对法律的创制权和复决权，不仅可以独立创制法律，而且可以废除立法院通过的法律，可以通过立法院未予通过的法律；立法院虽然对总统提出的司法、考试、监察三院院长的批准权，但三院院长并不对立法院负责。而包括行政、立法在内的“五院皆对于国民大会负责。各级人员失职，由监察院向国民大会弹劾，而监察院人员失职，则由国民大会自行弹劾、罢黜之”；国民大会拥有的对中央政府官员的选举权和罢免权是更重要的对政府的监督权。可见，孙先生的“五权宪法”理论完全是建立在人民主权论基
础之上的。
  
在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的宪政建设仍然没有达到孙中山设计的高度。1954年，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公布，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然而，在“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思想影响下，1957年以后民主法治受到严重破坏，至“文化大革命”在1976年结束，中国人最基本的人权都没有保障，连共和国主席手捧《宪法》都保护不了自己。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1982年，新的宪法颁布；1999年3月，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在宪法修改中明确规定“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2004年3月，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中，新增“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等条款。
  
但是，由于立法权不具备独立的性质和地位，正像孙中山在一次演讲中说的那样“立法者成了行政官员可任意蹂躏的妓女”。
 
目前，政党制度改革仍然是中国大陆面临的最大的政治问题。共产党在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指导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失败后，在政治价值、文化观念和整个意识形态方面都没有成功。而在1992年启动的第二轮改革开始后的权力腐败逐步升级，从组织和思想的一切方面都冲击到共产党的执政基础。甚至于，“新西山会议派”的自由主义学者已经提出共产党取得国家政权的合法性问题。显然，共产党21世纪初面临者生死挑战。
  
而在许多情况下，关于政治文明建设的宣传还是在空喊口号和仍然愚弄人民群众。政治必须成为人类社会中的一种文明活动才有意义。它包括：传播文明进步的思想和价值观念、设计和落实先进的制度、保证所有社会成员的利益平衡。而中国的政治活动几乎等同于维护既得利益集团和权力象征。正是因为政治活动的落后性，逐步使得整个民族国家和社会丧失了创造力。
  
从根本上说，政党间在公平的法律制度下的竞争是现代国家所必须。而政党之间的竞争则是政见与施政实践的竞争。对权力的公开追求和竞争、对一切社会问题及其解决方案的公平讨论，将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政治传统和文化形态，是造就新型政治文明的关键因素。
  
可以说，中国政治制度建设已经不缺乏文明的原则、理论和观念，中国社会缺乏的是一大批真正热爱中华民族和懂得社会发展规律的政治家，他们必须是一批对人民群众的热爱高于对权力本身热爱的人。从理论上说，历史的批判必须让位于现实的批判，汉民族才能够在理论思维方面普遍的成熟起来。
  
在经历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经济改革和社会开放后，汉民族关于国家建设的具体方法和未来轮廓应该是清晰可辨的了。我认为，在邓小平逝世后的十年，中国已经走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社会也已经完成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期的历史任务。
  
“为万世开太平”的公平制度建设是最现实的历史要求。改革开放实践的历史性成功取决于公平制度的保障。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事实上已经存在许多具体领域政策措施的失败和不成功。这些因素无不为人们否定改革开放时期制造了素材。从2004年理论界开始的关于改革的争论，已经充分表明了改革失误形成和积累的社会矛盾。
   
历史已经超越了邓小平开创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已经走进一个全面的、综合性发展阶段，这个时期的主要的政治任务，就是为中国社会发展设计和确立全面的公平制度。这是中国历史在经历了改革开放时期后必然也必须要经历的阶段。如果中国发展战略不能够进行这样的选择，中国就有可能发生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时代生活使得中国再也不需要巨人，而是需要能够为人民提出和建设公平制度的政治家。
  
天降大任于21世纪初的中国共产党。这个党必须为中国在21世纪的发展以及更长远的未来找到具体的方法。就像它在为了夺取全国政权而找到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一样。但是，历史已经宣告了这种夺取政权方式方法的终结。邓小平开辟的改革开放时期为中国社会民主化在经济基础方面准备了前提。
  
邓小平将永远做为一个自觉地、不遗余力的推动中国发展的伟人而活在人民心中。邓小平的名字已经镶嵌在中华民族为了实现自身文明而奋斗的历史中。邓小平的奋斗与业绩属于所有追求光明的中国人。
   

                                   徐国进2007-2-17--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