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容难容之事

陈霸先不仅能正确对待和自己意见相左的人，还能冷静处置一般人难以承受的突发性事件。

陈霸先平定侯景之乱后，儿子已只剩下陈昌一人。作为陈霸先事业的继承人，其地位无论在陈霸先眼里还是在其他人眼里都是十分重要的。所以，梁承圣元年，陈昌年仅十六岁，即被授为吴兴太守。陈霸先又精选陈昌的辅佐人员，请著名人士谢哲、蔡景历同往吴兴，辅佐陈昌治理郡政，又遣著名学者杜之伟陪伴，向陈昌传授经书。不久，梁元帝在江陵征陈霸先子侄入朝，陈霸先遣陈昌和侄子陈顼一起赴任，并命心腹将领徐度、毛喜作为辅佐人员分别陪同，可见陈霸先对自己子侄的重视程度。

江陵受到西魏偷袭，梁元帝被杀，陈昌、陈顼都成了俘虏，被掠往长安，毛喜也随陈顼被一起掳走。徐度却突围而出，逃回陈霸先身边。当初，徐度不是一个人陪陈昌赴江陵的，而是带有一支兵马。陈霸先的用意十分明显，即徐度此行，除了辅佐陈昌任职外，主要责任在于保卫陈昌的安全^[1](p189)。江陵的防御战尽管相当复杂，徐度和陈昌散失的客观原因也许很多，但丢下主人，自觅生路，罪责之大是不言而喻的。而且这位主人还是陈霸先唯一的儿子，陷落虎口的生还机会十分渺茫。这件事给陈霸先心灵上的打击可能有如天崩地裂，应该说非常沉重。即使在当今时代，也可能会在当事人双方之间造成极不愉快的情感危机。但陈霸先并未因此而与徐度形成隔阂，亲密战友依然是亲密战友，陈霸先袭击王僧辩的绝密军机只有四位将领参与，徐度即是其中之一。从这件事中，我们可看出陈霸先应对突如其来的挫折和打击，具有常人难以想象的非凡毅力和勇气。前人用“高山仰止”来形容伟大人物的品格，陈霸先即如高山，可仰之，但“不可极也”。

陈霸先之所以能如此体谅，不计较徐度的过失，可能植根于他和这些部下兼战友长期以来结下的真挚友谊。这种友谊经过了出生入死的战斗考验，已超出亲情的羁绊，升华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精神境界。这种境界，我们可以从陈霸先让战马给杜僧明的故事中得到印证。这是陈霸先和蔡路养在南野激烈鏖战的一个小片断，由于蔡军骁勇异常，陈军战况不妙，杜僧明战马受伤。紧要关头，陈霸先忙策马来救，并把自己的战马让给了杜僧明^[1](p136)。古代打仗，战马就是命根子，陈霸先在关键时刻让出战马，体现了他对部下极端的关爱和信赖。杜僧明得到战马，也没有自觅生路，而是和部下数十人翻身杀向敌阵，终于反败为胜，赢得了突破蔡路养封锁线的最后胜利。

梁太平二年八月，陈霸先在平定萧勃后，已基本稳定南方局势，具备了征讨王琳的条件，因而命周文育、侯安都两位常胜将军出征，以周文育为南道都督，侯安都为西道都督，二将集中了陈霸先所有精锐力量。按照军事实力，应该必胜无疑。岂料骄兵必败，周文育和侯安都各自为政，失了和气，在与王琳的一场合战中全军覆没，所有将帅都被活捉。这可以说是陈霸先起兵以来唯一的大败仗。而且打败仗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两位都督指挥失误，属周文育和侯安都的主观过失。王琳因为这一仗获胜，兵势旺盛到了极点，要不是顾虑鲁悉达掣肘，王琳已具备了进军颠覆建康政权的实力。

但王琳也犯了一个小小的差错。他把俘获的陈军将帅都集中关押在自己乘坐的大舰的舱底，命自己的亲信王子晋负责看管，未料到王子晋是很贪财的家伙，经不住侯安都等人的甘言美语和许以重赂。陈永定二年八月，王子晋驾一艘小船伪装钓鱼，傍在大舰的边上，乘着夜色，把这些被俘的将帅从底舱接出，全部送到岸上。周文育、侯安都等有如漏网之鱼，急急逃回建康，听候处分。因主观过失，导致全军覆没，使陈国精锐丧失几净，周文育、侯安都罪不容诛。但陈霸先宽恕了他们的过错，接见不久，就恢复了他们原有的职位^[1](p145)。周文育和侯安都复职后立功自效，也没有辜负陈霸先的宽容。

陈霸先对手下将帅赤诚相待，视同血亲骨肉，还可从他最后对待周文育的态度上看出来。陈永定三年五月，周文育征讨王琳部属时，被反叛的熊昙朗谋杀，这使陈霸先十分哀伤。六月十二（这年的六月为“丙戌朔”）^[4](p77)，陈霸先患病，六月十六，病情略有好转，当天，周文育的灵柩抵达建康，六月十七，陈霸先“素服哭于东堂，甚哀。”六月十八，陈霸先仍带病“临讯狱讼”，当晚，病势转沉，六月廿一，陈霸先病亡^[1](p40)。不管周文育的死和陈霸先的病亡有无直接关系，但从陈霸先致病和转危的时间来看，两者不会仅是简单的巧合。周文育不幸遇难，至少让陈霸先感到了极度的悲痛。陈霸先能容失子之痛，却难容亡友之悲，这或许是陈霸先从部下那里“咸能得其死力^[1](p118)”的主要原因。

周文育是陈霸先替萧暎解除广州之围时所抓的俘虏，跟随陈霸先南征北战已十多年，两人结下深厚友谊容易使人理解，反过来，陈霸先对待新来乍到的部属，也不乏宽容气度。

将军沈泰本是会稽张彪的部下，于梁绍泰二年投降陈蒨，后隶属陈霸先帐下，在抗击北齐和王琳的历次战争中，都受到了陈霸先的重用。陈永定二年二月，沈泰见陈国国势微弱，乘在前线与鲁悉达对峙之机，率军投降了北齐。当时，正值周文育、侯安都全军覆没不久，新兴的陈王朝面临着王琳和北齐强大的军事压力，沈泰举军投降敌国，无疑使陈霸先雪上加霜。从这一角度讲，沈泰的罪行是不可饶恕的。但陈霸先没有意气用事，除授命侯瑱总督水步，防遏沈泰引敌入侵外，对沈泰投敌的后事，又作了妥善处理。陈永定二年三月，陈霸先针对沈泰叛国专门下了一道诏书，这道诏书很能反映陈霸先待人处世的精神境界，是研究古代政治文明的重要文献，诏书全文如下：“罚不及嗣，自古通典，罪疑惟轻，布在方策。沈泰反覆无行，遐迩所知，昔有微功，仍荷朝寄，剖符名郡，推毂累藩，汉口班师，还居方岳，良田有逾于四百，食客不止于三千，富贵显荣政当如此。鬼害其盈，天夺之魄，无故猖狂，自投獯丑。虽复知人则哲，惟帝其难，光武有蔽于庞萌，魏武不知于于禁，但令朝廷无我负人。其部曲妻儿各令复业，所在及军人若有恐胁侵掠者，皆以劫论。若有男女口为人所藏，并许诣台申诉。若乐随临川王及节将立效者，悉皆听许^[1](p36)。”

这诏书一方面对沈泰的反叛行为严加斥责，另一方面又分清首恶与胁从的不同，防止有人乘机掠夺、侵害沈泰将士家属。这种罚不及嗣，不搞株连，“但令朝廷无我负人”的宽宏胸怀是十分理智和难能可贵的，体现了中国古代曾有过高度的政治文明，即令今人读来，也是心怀感激的。不是感激陈霸先给了今人什么恩惠，而是感激他在一千四百多年以前为后世树立了一个政治文明的样板。

中国封建专制两千年，社会文明程度进展十分曲折缓慢，政治文明程度在陈朝以后历经隋、唐、宋、元、明、清，反而严重倒退，一千四百年内，除了唐太宗等少数几位仁主外，造就了无数的暴君，奉行的都是暴政。一言之失，获灭族之罪，一字之误，致流血漂杵，党锢之禁，文字之狱，要是陈朝人复活，真要骇异后人退化之严重。所以，陈霸先的政治文明，值得后人大力弘扬。

南北朝时期，不仅民族矛盾激化，阶级矛盾也异常尖锐，因而最高统治者大多十分残忍，不仅对待仇敌手段毒辣，对待异己毫不留情，即使对待亲友也不乏猜忌和戕害。尤其是北方的少数族政权，政治手段都是非常野蛮的。和陈政权并存的北齐，虽然也以中国正统文化自居，其统治手段之残酷简直让人听来发指。如北齐文宣帝高洋十分残暴，一次打仗，一位都督受伤，什长没有及时相救，高洋就杀了什长，挖出五脏，命其余九人吞食，连污秽之物也逼他们全部吃下。高洋动辄杀人，宰相要预先把死刑犯准备在近旁，以供他不时之需。高洋对身边的人经常大发淫威，贵为宰相的杨愔，尽管顺从到帮他拿厕筹，仍免不了挨皮肉之苦。为了防止北魏元氏宗室东山再起，高洋曾下令杀光元氏长幼，投尸漳水，捕鱼者能从鱼肚里剖出人的爪甲，以致邺下之人，长久不敢吃鱼。高洋因为横加猜忌，自己的几位亲兄弟也没有逃脱惨遭屠戮的厄运。

在这样一个昏暗的时代，能如陈霸先那样，坚持政治文明，以冷静、理智、宽厚的态度来处理人际关系，显得特别可贵。说明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不仅源远流长，而且各个时代、不同层面的仁人志士都参与了积极的创造，在这些人中，也包括封建时代的少数最高统治者。

五、海纳百川，襟怀天下

南北朝是民族矛盾异常激烈的时期，陈霸先除了对同为汉族的各方力量能坚持和解政策外，对待异族的态度也十分开明，并不象我们现在有些人想象的那样，持有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意识。陈霸先没有大汉族主义思想，在他团结的对象里，包括许多少数民族。除高凉洗氏夫人的事例外，我们还可以追溯到他平定交州时的一件事情。即在交州闹分裂的李贲最终是被獠王杀死的，獠王杀死李贲后，能把首级献给陈霸先，说明陈霸先奉行的应是民族和解的政策。

陈霸先奉行民族和解政策，我们从他对待世代敌国的异族政权北齐的态度中，也可以看出他的博大胸怀，在他和异族之间，并未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这一点，我们可从以下几方面来分析：

第一，陈霸先有统一中国的愿望。一个分裂的中国，潜在的战争危险要远高于一个统一的中国，所以，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统一一直占据主导地位，为国家统一作出贡献的人一直受到人们的肯定，破坏统一和制造分裂的人一直被视为历史的罪人。陈霸先虽处于中国的分裂时期，但他南定交州、北战广陵的行踪，已经表明了自己的政治态度。他评价自己弟弟陈休先时说：“此弟若存，河洛不足定也^[1](p210)。”说明他建立的不会是一个满足于偏安的政权。只是由于侯景之乱，南方四分五裂，国势衰弱，才使他无暇北顾罢了。而且，统一中国应具备必要的条件。要是对方民心十分稳固，政治现状有利于百姓安居乐业，企图诉诸武力以成就自己救世主的理想，则非但无法实现统一的目的，说不定还要成为挑起战争的历史罪人。更有甚者，保不准还会全盘皆输，损失惨重。梁武帝得淮南后失全国，陈宣帝图淮北而丢淮南，陈后主纳“后梁”而输江南，就是严重的历史教训。所以，陈霸先有统一中国的愿望而无实施统一的步骤，有所为又有所不为（事实上，陈霸先建立陈朝后一直忙于应付各种割据势力，无暇顾及北方），应属于值得提倡的英明之举。

第二，陈霸先对北齐的战争，总体上也属防御性质，其中根本原因是实力不够，此外，还和他开阔的政治胸襟有关。侯景乱梁，北齐乘机抢占了淮南。陈霸先在平定侯景之乱后，曾率先领兵前往广陵，准备接管侯景在长江北岸的武装力量，这是陈霸先政治远见所在。当时，北齐也已经授权行台辛术绥抚淮南，并移镇广陵。比较而言，辛术的军事力量更强大。侯景在江北的部将郭元建本来也是北方人，郭元建是侯景乱梁的得力干将，在南方已犯下滔天大罪，按照他的毕生行事，自然不愿归顺南方原先的敌对势力，所以，侯景败后，郭元建马上归顺了北齐。陈霸先因北齐势盛，只好返镇京口。北齐政烦赋重，江北百姓不堪忍受，陈霸先后来又在五月和七月两次领兵渡江作战。七月的一次，陈霸先出兵是为了接应广陵的起义民众，北齐要求梁朝割让广陵，王僧辩同意后，遣使命陈霸先退军，广陵百姓一万多人随陈霸先一起南归 ^[1](p6)。此时，南方国力十分虚弱。

梁元帝被西魏杀害后，梁将陆法和、王琳等先后投靠北齐，王僧辩败亡，其手下亲信将领徐嗣徽、任约等也投奔了北齐，并积极充当引导北军南侵的急先锋。绍泰元年底，北齐乘陈霸先主力南征之际，出动二万多兵力，在主帅柳达摩等率领下，助徐嗣徽、任约进攻台城。陈霸先急忙回军救援。这场战争，陈霸先灵活用兵，以弱制强，有效地摧毁了北齐的生力军，并把北齐的主力全部包围在石头城内，北齐军成了瓮中之鳖，最致命的是断了水源。这时，建康城内却泛起了一片求和声浪。其主要原因是担心军事上的获胜会激起北齐更加强烈的报复，极端虚弱的建康政权，不可能有对付强盛北齐的能力。所以，大臣们都主张乘胜和解，以换得苟延残喘，且要求陈霸先让驻防京口的侄子陈昙朗往北齐充当盟和人质。陈霸先反对和议，并预料北军未受重创，还会卷土重来，但面对群情汹汹的舆论压力，陈霸先的民主作风促使他遵从了大多数人的意见，只是有话在先：“孤谬辅王室，而使蛮夷猾夏，不能戡殄，何所逃责。今在位诸贤，且欲息肩偃武，与齐和好，以静边疆。若违众议，必谓孤惜子侄。今决遣昙朗，弃之寇庭。且齐人无信，窥觎不已，谓我浸弱，必当背盟。齐寇若来，诸君须为孤力斗也^{[3](p1097，下栏)}。”结果，获胜的南方反而陪着笑脸，把人质交给了走投无路的北齐军。

处于军事优势的陈霸先，能毅然送爱侄入虎口，无论是客观上还是主观上，都属维护广大平民阶层利益的忘我壮举，显示了他“走出小家为大家”的高尚人格。北齐军撤回江北后，酒疯子皇帝高洋果然不相信南方还有实力，他可能认为擅自盟和的北齐将帅丢了他的脸，一怒之下，杀掉翻败为胜、立下奇功的主帅柳达摩，于太平元年三月又出动十万大军，五月，取道芜湖杀向建康。但高洋发起的是不义之战，受到南方人民的坚决抵抗，六月，北齐军又被全歼。陈霸先为了振作士气，不再放虎归山，北齐最高军事指挥官四十六名将帅被全部斩首^[1](p11)。北齐用武力胁迫建康建立一个傀儡政权的幻想彻底破灭，从此，打消了兵戎相加的念头。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北齐鲜卑族政权的创立者高欢尚能奉行民族和解政策，而其子高洋则是一个极端昏暴无道的酒疯子。由于高洋残忍，上行下效，整个北齐的政风是极端野蛮的。《资治通鉴》载：“帝（指高洋）既残忍，有司讯囚，莫不严酷，或烧犁耳，使立其上，或烧车釭，使以臂穿之，既不胜苦，皆至诬服^{[3](p1106，下栏)}。”要是没有陈霸先从军事上阻止高洋的南扩野心，那么，在南方已稳定二百年的华夏传统文化，必将遭到最后毁灭性的摧残。

第三，陈霸先能客观冷静地承认异族政权，既不排斥，也不畏惧。综合分析陈霸先与北齐的战争，他对异族政权是持尊重和包容态度的，但他不放任异族的强暴，敢于制止野蛮的武力进犯。他在诛除王僧辩后，仍依前向北齐称臣^{[3](p1096，下栏)}；军事上战胜北齐后，仍没有否定北齐宗主国的地位^[5](p64)。滑稽的是，他敢于处决北齐前来挑战的将帅，却又不肯在北齐前来调查的特使面前承认自己的果敢。在徐陵代笔的《与北齐广陵城主书》中，他是这样解释北齐将帅的“失踪”的：“……而萧轨等缺信叛亡，苟相陵易。郁从东道，驰至北郊。既逼宫闱，无容静默。两两相对，俱有损伤。便闻人马，因此奔散。且置兵之地，沟涧且多，退兵之时，投赴相积。近遣张都来此，具是行人所见。但广陵、建业，才隔一江，战场去岸，不盈五里。军人退散，理返乡家，缘岸村人，复有舟楫，且芦簰荻筏，竟浦浮江。千百为群，前后相继。吾又勒兵案甲，不听讨捕。若无恐惧，并应安达。假使在此，不可更生。至彼而殂，差非吾过。……^{[6](p3449，上栏)}”一个紧张激烈的战争场面，在陈霸先的答复中，宛如一幅轻松幽默的漫画，这对一手制造战争的北齐统治者来说，恐怕惟有苦笑而已。

几千年的历史证明，中国是一块原生性极强的土地，占主流的一直是本土文化，同时又善于接受和同化外来文化。北朝、金元、满清都是少数族外来文化占据统治地位的时代，用我们现在中华民族的观念来分析历史上少数族掌权的现象，理应持客观包容的态度。难道汉族人可以称帝统治他族，他族人就不能称帝来统治汉族？虽然少数族夺取统治地位时，无不仰仗血腥的暴力，其摧残汉族无辜百姓的手段是残忍的，但促使其成功的恰恰都是由于汉族政权自身的极端腐败。对百姓来说，葬身虎口和命丧狼牙没有实质性的差别。纵观汉族政权被少数族取代的历史，当时的汉族政权已经沦为少数腐朽家族利益的代表，一个政权仅代表一个集团而已，并未代表广大汉族人民的利益。这样一个只代表少数圈中人利益、已经被底层广大民众所抛弃的汉族统治集团，败亡于能代表整个少数族人民利益的、新兴的异族统治集团，其实不值得奇怪。少数族政权取代汉族政权的现象，与其说是野蛮征服了文明，不如说是野蛮扫荡了腐朽，践踏了文明。对于人口占绝对优势的汉民族每一位匹夫来说，应思考的是支配自己命运的统治集团为什么会逐步走向腐朽，从而导致最后的玉石俱焚。所以，不能把汉族政权和整个汉民族利益等量齐观。

其次，不能把奋起抗争与维护腐朽统治混为一谈。在民族矛盾冲突之际，广大民众时刻面临生存威胁，为本民族的生存而抗争、给野蛮势力以沉重打击的有志之士，就是民族英雄，永远值得纪念（尽管他们那时可能还打着没落政权的旗号）。因为这打击至少能迫使野蛮势力有所收敛，甚至会迫使他们步上文明的轨道；而持迁就投降态度的，无疑是历史的罪人，因为这种迁就投降助长了野蛮势力的嚣张气焰。当然，分析历史上的民族问题，情况很复杂，唯本民族为是，视异族为劣的，属典型的民族主义意识，固然不足取；同样，死扣义理，不顾时势，盲目地以抗争为英雄，以和议为卖国的论调，也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迂阔之谈。

陈霸先的民族观之所以值得肯定，一是他尊重异族创立的政权，不盲目排外，只要有利于国家安定，就不怕俯首称臣；二是他勇于制止异族的野蛮凌辱，不迁就投降，只要能维护人民利益，就不怕武力抗争。一切“以人为本”，不死扣义理，不盲目争雄称大，说明陈霸先注重的是广大平民百姓的生存环境。政治家的民族包容意识强，能使国家和民族少走许多弯路，让人民免去许多不必要的流血冲突。

六、高风亮节，德化人心

陈霸先给予他人的印象，史书上有这样几处记载，最早是陈霸先的恩师萧暎，萧暎任吴兴太守时，十分器重陈霸先，曾对身边僚佐说：“此人方将远大^[1](p2)。”第二个也是陈霸先的上司——新任交州刺史杨日票，杨日票欣赏陈霸先的军事才干，曾说：“能克贼者，必陈司武也^[1](p2)。”第三是高凉郡的少数民族领袖洗夫人，洗夫人和陈霸先共同击退李迁仕后，回家对她丈夫冯宝说：“陈都督非常人也，甚得众心，必能平贼，君宜厚资之^{[3](p1078，中栏)}。”第四是在和王僧辩会师时，《梁书·王僧辩传》记载：“霸先倜傥多谋策，名盖僧辩，僧辩畏之^[2](p627)。”可见陈霸先能给他人以非常深刻的影响。

余姚虞荔、虞寄兄弟都是梁朝德高望重的饱学之士。虞荔在陈蒨平定张彪时被陈霸先请到建康，虞寄在侯景之乱时已被乱兵劫持到闽中。闽中豪帅陈宝应仰虞寄美名，延为府中上宾。陈霸先起兵讨伐侯景，虞寄就劝陈宝应归附陈霸先，陈宝应因而遣使通诚。侯景平定后，梁朝诏征虞寄入朝任职，陈宝应推托路途阻隔，不肯放行，并多次要虞寄在闽中任职，掌管府中文翰，虞寄一直推辞不就。陈宝应尽管受到陈霸先厚遇，后来还被陈文帝列为皇室宗支^[1](p487)，但野心非小，陈天嘉年间，反象日渐暴露。虞寄常在言语之间讽喻规谏，让陈宝应明白逆顺之理，陈宝应却听不进。有一次，陈宝应让左右读《汉书》，自己卧而默听，当读到蒯通称赞韩信“相君之背，贵不可言”时，陈宝应忽然起身发话：“可谓智士。”虞寄立刻直面反驳：“覆郦骄韩，未足称智；岂若班彪《王命》，识所归乎^[1](p259)？”但陈宝应没有省悟。

虞寄知道陈宝应反叛陈朝的野心已不可遏止，就隐居东山寺，假称脚病，不肯入陈宝应府中。陈宝应猜测虞寄的脚病是伪装的，派人前往焚烧虞寄的卧室，虞寄仍安卧不动，左右想扶虞寄逃出，虞寄拒绝说：“吾命有所悬，避欲安往？”纵火者无奈，只好回过头来亲自救火。

不久，东阳留异举兵反叛陈朝，陈宝应派兵响应，虞寄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谏诤书，作最后的规劝。为了使陈宝应看清形势，信中首先分析侯景之乱时，群雄迭起，民无定主，陈宝应选择贤君，投靠陈霸先，不失为远见卓识之举；又指出陈霸先禅梁称帝属时势使然的天命所归：“自天厌梁德，多难荐臻，寰宇分崩，英雄互起，不可胜纪，人人自以为得之。然夷凶翦乱，拯溺扶危，四海乐推，三灵眷命，揖让而居南面者，陈氏也。岂非历数有在，惟天所授，当璧应运？其事甚明……^[1](p260)”；接着，或正或反，层层剖析陈宝应举兵反叛属自取覆亡的必败理由，共十条；最后，劝陈宝应和留异决绝，速遣儿子入朝为质，以避凶趋吉。书信呈上后，陈宝应览书大怒。幸亏有人劝说：“虞公病势渐笃，言多错谬。”使陈宝应压住了火气，且顾忌虞寄是东南民望，才没有敢下毒手。后来陈宝应兵败，十分后悔，对其子说：“早从虞公计，不至今日。”

应该指出，虞荔、虞寄既是博学鸿儒，又都是梁朝遗老，他们恪守中国传统文化的道德信条，感情上十分眷恋梁朝故国，但为什么对新兴的陈氏王朝如此归心呢？这并非因为他们得到了陈氏王朝的什么好处，而完全出于对时局的理解，对国计民生的考虑。即从虞寄角度来说，他这么忠心耿耿地替陈王朝说话，实际上与陈霸先不曾有过一面之交，也未沾上一点皇恩。况且虞寄此时还陷身陈宝应手中，这个不可一世的藩将已决定和陈王朝决裂，虞寄却不怕落下杀头之罪，竭力歌颂陈王朝，企图阻止藩将的背叛行为。由此可见，陈霸先禅梁称帝，是被时势、被民情推上去的，象虞寄之类高尚贤达，尚且如此肯定其合法地位，当时建康普通百姓对陈霸先的爱戴之情可能还要炽烈。

关于虞寄的学问品行，我们可从唐朝散骑常侍姚思廉的评价中得到完整的印象。姚思廉是一个文人，文人惯于相轻，但他对虞寄的评价却让任何一个读者肃然起敬：“寄少笃行，造次必于仁厚，虽僮竖未尝加以声色，至于临危执节，则辞气凛然，白刃不惮也。……前后所居官，未尝至秩满，才期年数月，便自求解退。常曰：‘知足不辱，吾知足矣。’及谢病私庭，每诸王为州将，下车必造门致礼，命释鞭板，以几杖侍坐。常出游近寺，闾里传相告语，老幼罗列，望拜道左。或言誓为约者，但指寄便不欺，其至行所感如此^[1](p263)。”虞寄在百姓心目中，可敬可亲，简直如同神明。虞寄在陈霸先讨伐侯景时已促成陈宝应归附陈霸先，在陈朝渐趋稳定时又阻止陈宝应背叛陈文帝，实属利国利民之举。清人赵翼曾误以为姚思廉写虞寄时有徇私之笔^[9](p122)，当是未明虞寄谏诤之时代背景而已[注]。

陈霸先能使素不相识的虞寄如此归心，应与他以德服人、以德治国的能力和声望有关。虞寄属德高望重的大儒，另一位力能扛鼎的猛将，他对陈霸先的忠诚态度，和虞寄相仿，只是表现方式不同。

周铁虎，出生地不详，人们只知道他是北方人，南渡归梁时“语言伧重，膂力过人，便马槊”，起先在梁河东王萧誉手下为将，以勇敢著称，被萧誉任为府中兵参军。侯景之乱时，梁元帝萧绎与萧誉结仇，派世子萧方等袭击萧誉，萧誉帐下周铁虎出战，萧方等被杀。后来萧绎又派王僧辩征讨萧誉，抓住了周铁虎，王僧辩因为他杀了方等，准备活烹他，为方等报仇。周铁虎口出壮语：“侯景未灭，奈何杀壮士。”王僧辩见他出语不凡，就留下了他，任为属将。后来周铁虎跟随王僧辩屡立大功，进爵为侯。

陈霸先袭杀王僧辩后，周铁虎却率领所部人马，立即归降陈霸先，成了陈霸先手下一员勇将。后随周文育征讨王琳，兵败被擒。王琳逐个引见被俘的陈军将帅，惟独周铁虎铁骨铮铮，辞气不挠。于是王琳留下所有将帅不杀，只杀周铁虎一人^[1](p170)。陈霸先得知此事，特地下诏褒奖。陈天嘉年间，周铁虎又获殊荣，被配享在陈高祖庙庭。按理说，周铁虎这样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猛将，一切都来自王僧辩的不杀之恩，应该为王僧辩死节，但他偏偏“士为知己者死”，成了为陈霸先尽忠的烈士。其中原因决非偶然。

如果说周铁虎是被陈霸先德泽所化的武将的代表，那么杜稜的经历就来得还要典型。杜稜本来是梁新渝侯萧暎广州府中的幕僚，萧暎死后，一直跟随陈霸先，立下不少军功。梁承圣四年九月，陈霸先袭击王僧辩之前，先召周文育、侯安都、徐度及杜稜四人商议，惟独杜稜表示为难。这使陈霸先十分不安。为了防止杜稜泄露军机，陈霸先使出了极端手段，亲自用手巾绞昏杜稜，关入密室，后来大军出动，陈霸先仍召杜稜同往^[1](p192)。杜稜和陈霸先之间爆出这么一个异常的过节，要是放在一般人身上，肯定会掀起不小的情感波澜。但结果并非如此，陈霸先重用杜稜一如既往，杜稜忠诚事主依然如故。这年十月，陈霸先亲自领兵东征杜龛，留守台城的重任就交给了杜稜。当时主力出征在外，台城内十分空虚，任约、徐嗣徽勾引北齐大兵压境，杜稜和侯安都共同指挥防御，杜稜“昼夜巡警，绥抚士卒，未尝解带^[1](p192)”，终于取得了抗战的胜利。陈霸先称帝后，又把主掌中外兵要的中领军一职交给了杜稜。陈霸先死时，朝中没有别的大将，惟独杜稜握有军权，但杜稜毫无异志，依然忠心耿耿，助章皇后完成了陈王朝最高权力的顺利交接。杜稜的故事会给后人留下种种遐想，即促使杜稜生死不渝地效忠于陈霸先的，究竟是什么？

杜稜毕竟没有被绞杀，另一位将军杜僧明和陈霸先还有着杀兄之仇。当初，杜僧明与兄长杜天合及周文育等一起包围广州，结果被陈霸先赶来一场痛击，杜天合中箭身亡，杜僧明被俘^[1](p136)。两人之间有着这一深仇，却不见后来给双方的信任带来什么影响。杜僧明在陈霸先手下任将帅，南征北战，屡建大功，终于成为陈王朝的奠基人。杜僧明是陈霸先德化左右的又一成功典型。

左传云：“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8](p126)。”陈霸先影响社会各阶层的“德”，集中表现在他散财节用的恭俭作风上。这种生活作风，基于他对民力的珍惜，基于他的民本意识。因为以民为本，陈霸先才能“恒崇宽政，爱育为本，有须发调军贮，皆出于事不可息”；因为以民为本，才能“以俭素自率，常膳不过数品，私飨曲宴，皆瓦器蚌盘，肴核庶羞，裁令充足而已，不为虚费”；因为以民为本，才能“充闱房者，衣不重彩，饰无金翠，歌钟女乐，不列于前^[1](p40)”。《陈书》记载，永定二年正月，战事有所缓和，陈霸先立即下诏：“近所募义军，本拟西寇，并宜解遣，留家附业。晚订军资未送者，并停，元年军粮逋余者原其半。州郡县军戍并不得辄遣使民间，务存优养。若有侵扰，严为法制^[1](p36)。”永定三年四月，因东阳一带遇灾，陈霸先特遣中书舍人江德藻前往救灾慰劳。浙江金华一带的地方志中，至今还保留有陈霸先遣使赈灾救贫的记载。

姚思廉概括陈霸先的生活作风，一是不贪钱财，二是不事挥霍，“及乎践祚，弥厉恭俭^[1](p40)，”“恭”者待人，“俭”者接物。社会对财富的创造，总有一定的限度，而统治者的挥霍，往往没有止境，以有限的财富填充无止境的挥霍，自古是动乱之源，是罪恶之极。陈霸先称帝后能愈加恭俭，顾及底层百姓，为世人树立了光辉榜样，永远值得后人褒扬。其高度平民化的生活作风当时是影响了整个官僚阶层的。山阴孔奂任晋陵太守时不接受富人赠送的衣、被，留下一句名言：“太守身居美禄，何为不能办此？但民有未周，不容独享温饱耳。”“民有未周”就不忍独享温饱，是典型的平民政治家情结。陈初官僚能像孔奂一样行事的不少，应和陈霸先的以身作则有关。陈霸先的恭俭之风，后来还一直影响到了陈文帝和陈宣帝，陈文帝“国家资用，务从俭约。常所调敛，事不获已者，必咨嗟改容，若在诸身^[1](p61)”，陈宣帝“皆循俭约，勿尚奢华^[1](p96)”及遗诏薄葬等，都和陈霸先倡导的恭俭品德有关。

综上所述，陈霸先出身寒门，起家下吏^[7](p257)，从一介平民成长为一代英主，除了天时地势的造就外，其自身英略大度、爱育为本的从政品格才是主要因素。评价历史人物功过，或褒或贬，或抑或扬，历来争论不一，都因价值取向不同，政治立场不同。要是我们从“以人为本”的思想出发，作为开国皇帝的陈霸先，最值得发掘的文化内涵是其亲民、爱民、关心普通百姓生计的政治倾向。他出身平民，起用的多属平民，称帝后保持平民本色，政治上倾向于平民，坚持“爱育为本”，是中国古代平民政治家的典型。

平民阶层属于社会的大多数，统治者为少数贵族阶层谋利益十分容易，为广大平民阶层谋利益则非常艰难，能为广大平民阶层谋利益的最高统治者，才称得上大德之君。

陈朝只有半壁江山，陈霸先只做了三年皇帝，研究历史的人很容易忽视陈朝的历史地位，忽视陈霸先的历史作用。假如我们深入分析，陈霸先不仅为维护国家民族利益、为延续华夏文明作出了巨大贡献，更以自己的立身处世，为后人留下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精神宝库。作为现时代的中国人，精神境界或许更高，可今天的精神境界毕竟来自千百年的文化积淀。中国人离开自己的文化积淀，就不成其为中国人。一个古代平民政治家陈武帝的形象，代表的就是中国古代优秀的政治文化。

[注]赵氏云：“虞寄本梁臣，……后陈武代梁，宝应有异志，寄惧祸及，不受其官，……其于陈武，未尝有君臣之分也。若以报韩为心，正应佐宝应拒陈武，乃反为书劝宝应臣服于陈武，书中并称陈武曰‘主上’，曰‘今上’，以自托于班彪《王命》论。试思彪本汉臣，故宜归心于汉，寄非陈臣，何必预附于陈？当其不仕宝应，尚不失为洁身远害，及其推戴陈武，适形其望风迎合而已。而《陈书》专以此为寄立传，且详载其书千余字，欲以见其卓识高品。亦思寄之于陈武，有何分谊，而汲汲推奉耶？”赵氏不知，虞寄早已促成陈宝应臣服于陈氏两代帝君，陈宝应此时所拒的并非陈武帝，已处在陈文帝时代。赵氏非但弄错了虞寄谏诤的时间，且推论虞寄人品，仅限于愚忠层面，并未站在民本立场上领悟虞寄的“君子之心”。

参考文献

1、唐姚思廉《陈书》（中华书局1972年3月北京第1版）

2、唐姚思廉《梁书》（中华书局1973年5月第1版）

3、宋司马光《资治通鉴》（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5月上海第1版）

4、陈垣《二十史朔闰表》（中华书局1962年新一版，第77页）。

5、唐李百药《北齐书》（中华书局1972年11月北京第1版）

6、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1958年12月北京第1版）

7、唐李延寿《南史》（中华书局1975年6月北京第1版）

8、《四书五经·春秋三传·庄公二十四年》（中国书店1985年第二版）

9、清赵翼《廿二史剳记·卷九·陈书多避讳》（中国书店1987年4月第一版）

（本文系江苏省六朝史研究会2004年年会学术交流论文，后有修改，全文登载于人民日报出版社2005年12月出版的《中国当代思想宝库（卢继传主编）》）

作者简介：蒋伯良，男，1954年生，中学高级教师。

通讯方式：浙江省长兴县电大        邮编：313100     E-mail：7627329@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