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学者柏杨先生在《中国人史纲》一著中，虽未肯定陈霸先，却有这么一句评价：“陈帝国是南北朝唯一没有出过暴君的政权。”柏杨先生以指责中国人“丑陋”名震遐迩，对陈霸先无好感不足为奇，但陈朝三世五帝没有一位被愤世者斥为“暴君”，在中国历史上实属难能可贵，尤其当时处于民族矛盾激化、内外战乱不断的时代，中国社会从南到北人际关系异常紧张，弱肉强食，一切凭武力说话，君主厕身其间，能以平和的心态处理政务，委实不易。而整个陈朝没有出过一位暴君，应和奠基人陈霸先亲民、爱民、关心普通百姓生计的从政品格有关。

一个人物伟大或平庸，本质区别在于其精神境界。“文学是人学”，史学也同样，研究历史归根到底是在研究人的属性，升华人的精神。解读陈霸先的从政品格，涉及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民族关系等诸多方面，单从人学角度而论，古代伟人的优秀品德和崇高形象，就具有难以估量的积极意义。本文试从陈霸先和同时代人相处的所作所为，来开掘一位古代平民政治家的文化内涵。

一、举乱世之英才

《陈书》的作者姚思廉曾这样评价陈霸先：“高祖（指陈霸先，下同）智以绥物，武以宁乱，英谋独运，人皆莫及^[1](p40)。”这“莫及”之处，用姚思廉之父姚察的话来说，就是“英略大度，应变无方，盖汉高、魏武之亚矣^[1](p40)”。一个政治家，能做到“应变有方”已属不易，至于“应变无方”，更有其特殊含义，说明陈霸先身处中国第一个民族大融合时代，面对错综复杂、瞬息万变的政治局势，能出神入化地运用自己的政治艺术，非一般人所能测度。陈霸先灵活机动地驾御时局的政治艺术，集中体现在他的用人之道上，他以远大的目光和开阔的胸襟，把最大多数人团结到了自己的周围。

陈霸先处理与侯瑱的关系，很能显示他的博大胸怀。侯瑱本来是梁鄱阳王萧范手下战将，后来参加王僧辩对侯景的征讨战争，在剿除侯景势力的战斗中发挥过很大的作用。梁元帝在江陵败亡后，侯瑱成了豫章一带的重要军事力量。陈霸先诛除王僧辩后，曾征侯瑱入朝，希望取得侯瑱的支持。侯瑱却因自己曾侍奉过王僧辩，只在表面敷衍，不肯屈从陈霸先。陈霸先在梁绍泰二年二月平定会稽张彪后^[2](p145)，命周文育领军往湓城袭击侯瑱，但侯瑱已有防备，周文育碰了个钉子^[1](p139)。这时，正好有北齐军大举进犯建康，陈霸先急召周文育火速回救台城。侯瑱受到袭击，与陈霸先嫌隙自然更深。他乘陈霸先忙于对付北齐的时机，加快了对周边势力的吞并。周边对侯瑱威胁最大的力量是新吴的余孝顷。侯瑱在绍泰二年四月留堂弟侯奫守豫章，自己全力以赴进攻余孝顷，但一直到初秋仍未攻下。侯瑱就在余孝顷新吴城外筑了一个长长的包围圈，并收下了余孝顷城外所有禾稼，企图困死余孝顷。岂料后院失火，部下侯平与侯奫发生争执，侯平一怒之下，率士卒袭击侯奫，把豫章掳掠一空，席卷了军府中所有的伎妾玉帛，逃往建康，投奔了陈霸先。侯瑱失去根本，将士溃散，他逃回豫章，豫章人又拒绝他入城，侯瑱只好领了亲信投到自己的部将焦僧度军中。焦僧度劝他投奔北齐，但侯瑱别出心裁，认为陈霸先宽容大度，一定会容纳自己，就往建康请罪。陈霸先见侯瑱到来，果然不记前嫌，马上作出两个让侯瑱意想不到的决定：一是授侯瑱为司空，二是诛除了乱军邀功的侯平^{[3](p1100，下栏)}。侯平瓦解侯瑱，解决了陈霸先未能解决的难题，应该说是助了陈霸先一臂之力，谁知不仅没有得到奖赏，反而获罪遭诛；强盛时企图与陈霸先抗衡，失势后又来投靠的侯瑱，则反而受到重用。这戏剧性的转折，充分反映了陈霸先知人善任的个性。他深知侯瑱的能量与品性，才在对方危难时出手扶持；也深知侯平是一个轻薄浮躁、见利忘义的危险分子，才不顾他立下奇功而铲除了他。侯瑱后来也没有辜负陈霸先的信任，成了新兴的陈王朝的顶梁柱，多次带兵解除危难，陈霸先死后，侯瑱更立下赫赫战功，击溃了对陈王朝威胁最大的王琳集团，又战败了北周的军事入侵。

如果细细品味陈霸先用侯瑱、杀侯平的举措，我们会感受到陈霸先的用人之道，具有非凡的政治魄力。他当时面对的是一个多项选择，不同的选择必然导致以后不同的政局。他能毅然起用先前的劲敌，杀掉前来献媚的立功者，即使用今天的目光分析，仍算得上是一个最佳的政治选择。

与侯瑱相仿的是鲁悉达，鲁悉达在梁末保有晋熙、新蔡等五郡之地（在今安徽潜山与湖北黄石一带）。梁末，王琳已投靠北齐，占据在今武汉一带，其余藩镇豪强纷纷拥兵自重，东阳留异、新吴余孝顷、临川周迪等都不服从建康诏命，鲁悉达也割据一方，但他夹在王琳和建康两大强势之间，既不敢妄自尊大，又不甘俯首称臣。当时，王琳仰仗北齐支援，兵势最盛，他已具备进兵挑战建康的实力，但王琳怕进兵后受到鲁悉达的腹背之击，故而不敢轻举妄动。王琳为了获得鲁悉达的支持，就遣使授鲁悉达为镇北将军。陈霸先也在争取鲁悉达的归顺，特遣心腹谋士赵知礼招抚鲁悉达，授其为征西将军、江州刺史。鲁悉达不偏不倚，保持中立态度，对两边送上的封赠照单全收，包括鼓吹女乐，概不拒绝，但军事上，却不肯后退一步，不接受任何一方的实质性控制。陈霸先识破了鲁悉达的骑墙用意，因而遣将军沈泰潜军偷袭，企图解除隐患。沈泰进兵，未能取胜。王琳在多次招诱失败后，也勾结北齐共同进攻鲁悉达，双方相持一年多。陈永定年间，鲁悉达部将梅天养勾引齐军突破城防。鲁悉达失守，率领数千部属渡江撤退到南方。鲁悉达穷途末路，也往建康投奔陈霸先，同样受到了重用。《陈书》描写了两人相见时的情景：“高祖见之，甚喜，曰：‘来何迟也？’悉达对曰：‘臣镇抚上流，愿为藩屏，陛下授臣以官，恩至厚矣，沈泰袭臣，威亦深矣，然臣所以自归于陛下者，诚以陛下豁达大度，同符汉祖故也。’高祖叹曰：‘卿言得之矣。’ ^[1](p199)”陈霸先对鲁悉达的爱重之情，溢于言表。

鲁悉达抵陈后，虽不久病亡，其弟鲁广达却继承了兄长遗业，后来，为陈朝的稳定和发展立下汗马功劳，成了陈王朝的忠臣节士。

鲁悉达和侯瑱原先同为陈霸先的强劲对手，都是溃败后投奔陈霸先的，梁将韦载的情况又不一样，他曾举兵公开对抗陈霸先。

韦载是梁朝名将韦睿之孙，时任义兴太守，陈霸先出兵袭击王僧辩之前，知道韦载是王僧辩的心腹，已命侄子陈蒨前往家乡长兴保护族人，又命周文育轻军袭取义兴。周文育军抵义兴前，却被韦载探知，韦载就闭城固守，又联络吴兴杜龛、会稽张彪等共同举起了反旗。韦载守城使出一个高招，故意录用原来隶属陈霸先的旧兵，这些旧兵都擅长弓弩。周文育苦攻不下，双方相持数十天。陈霸先只好亲自领兵出征，先攻克韦载水栅，又遣韦载的族弟入城相劝，晓以大义，韦载才率领部下归降陈霸先。陈霸先对韦载十分器重，不仅随才录用其部下，还留其在身边，随时参与军机大事。后来，在徐嗣徽、任约勾引齐军渡江时，陈霸先向韦载问计，并依计而行，果然取得了战争的胜利^{[1](p249-250)}。

以上三将最后建功立业，都和陈霸先爱才、惜才、用才的诚恳态度有关，这种开阔胸怀，陈霸先其实一以贯之，即使对待并不隶属自己的友军，同样能充分显示自己英略大度的个性。他在广东发兵，由于得到南川豪帅的支持，称得上兵精粮足，军中积贮余粮有五十万石，而当时沿长江东下的王僧辩的西军却遇到粮荒。军队乏粮是十分危险的，容易引起兵乱。陈霸先得悉后，马上分出三十万石，送给了西军^[1](p5)，既挽救了时局，又在南方军民中树立了自己豪侠无私、顾全大局的光辉形象。

陈霸先善于任用原来的对手或敌将，与他不拘一格的用人政策有关。他赖以崛起的社会基础是广大平民阶层，他的用人制度，有别于此前南方各个贵族王朝。徐陵在陈天康元年任吏部尚书，对陈霸先的用人制度曾作了一番改革，他榜示了自己改革的用意：“永定之时，圣朝草创，干戈未息，亦无条序。府库空虚，赏赐悬乏，白银难得，黄札易营，权以官阶，代于钱绢，义存抚接，无计多少，致令员外、常侍，路上比肩，咨议、参军，市中无数，岂是朝章，应其如此？……^[1](p333)”从徐陵宣布改革开始，陈朝的用人制度又对广大平民阶层关闭了大门。这里不分析徐陵的改革是否应该，我们却可以从徐陵的批评中，看到陈霸先建立政权时，曾让广大平民出身的人进入了上流社会，冲击了向来被贵族独占的官僚市场。

《梁书》记载，王僧辩的女婿杜龛看不起陈霸先，“龛……为吴兴太守，以霸先既非贵素，兵又猥杂，在军府日，都不以霸先经心^[2](p644)。”因为陈霸先的依靠力量，大部分是平民出身的将领，在世族出身的杜龛眼中，自然都是“猥杂”之类，而这正是陈霸先把广大平民阶层作为依靠力量的可贵之处，具有平民政治家的独到眼力。

陈霸先敢于打破世俗观念，平等、广泛地容纳社会各个阶层，为广大平民阶层参与社会政治生活敞开了大门，给浮夸而衰朽的上流社会注入了生机，在门阀制度盛行的时代，属于十分了不起的政治举措。他的用人之道，体现了以国家大局为重的精神，以这种精神建立起来的政权，才有可能代表大多数人的意志，不划政治小圈子，进而受到大多数人的拥护。

二、化干戈为玉帛

陈霸先是武将出身，南征北讨，身经百战，堪称马背上骑出的皇帝，但他不是一个好战之人，不到万不得已，不轻易使用武力。综观与陈霸先有关的梁陈历史，陈霸先所参与的战争，相对来说，都是被逼出来的，显得有点被动。而被动中又不时闪烁着主动的锋芒，出敌不意，攻其无备，时时化被动为主动，结果无往而不胜，通过战争消灭了战争。

史书记载他身临的第一次大战是兵解广州之围，当时，杜僧明、周文育等包围了广州，意欲杀了刺史萧暎，为故主卢子雄报仇。陈霸先作为西江督护，主要责任就是护卫广州，于是领兵救援，一战荡平。后来他出征交州，是奉朝廷之命行事，交州（辖地相当于今越南的北越部分）在汉代已属于中国领土，陈霸先进军交州，完全属于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分裂主义的正义之战。

侯景之乱后，陈霸先参与的首次战争，是在高要太守、西江督护的职位上袭击广州刺史元景仲，表面上看，是以下犯上的行为，实际上，元景仲当时已背叛梁国，在侯景的蛊惑引诱之下，准备举兵响应侯景。元景仲知道陈霸先是他投靠侯景的绊脚石，打算举兵前先除掉陈霸先^[2](p554)。在这生死存亡之际，陈霸先联络拥护萧梁政权的志同道合者，抢先出手，一举击垮元景仲。这不能不说是正义战胜了邪恶。接下来，从讨平兰裕，到进驻大庾岭，则属于反对地方割据势力，为北伐勤王清除障碍。

侯景这个人物，完全代表了中国历史上的邪恶势力，他反叛东魏，起因于政治上的野心，他反叛梁朝，下注于军事上的冒险，主观上似乎是为了求得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客观上则把中国南北推入了火坑，尤其是对南方经济、文化造成的破坏是难以估量的，给南方百姓带来的苦难是难以言表的。所以在侯景这股邪恶势力极端猖狂的时代，评价一个人在历史上的功过，首先应看他对侯景的态度，是助长邪恶势力，还是致力于剿灭这股势力。陈霸先在高要举兵，一直到进驻大庾岭，其动机和结果都是为了勤王靖难，剿灭侯景邪恶势力。这种意志，源自中国历代仁人志士的民族正义感。中华民族繁衍发展至今，几千年的奋斗史尽管曲折起伏，却一直绵延不断，能形成当前举世瞩目的强劲之势，就得力于这种意志。而蔡路养、李迁仕等，出于自身的种种目的，企图阻止陈霸先进兵，在大局上已犯下不可饶恕的过错，从客观角度讲，他们都在为虎作伥，所以，我们不能把陈霸先和他们之间的军事冲突，简单地视同藩镇势力之间的相互吞并。

陈霸先用兵有一个原则，即十分重视维护“国宪”，他对危害国家的人决不心慈手软，而对有利于国家的人，则宽厚忍让。反映他这种从政品格的明显例子，就是他对萧勃的态度。

萧勃的父亲和梁武帝是堂兄弟，陈霸先和他第一次打交道，是在奉命出征交州的时候（545年）。当时，朝廷命新任交州刺史杨日票众军和萧勃等在广州西江合兵，共同征讨李贲。但萧勃身为宗室大臣，不仅自己逃避出征，还揣度杨日票众军害怕远征，暗中利诱分化，希望将士们能投到他的帐下，以壮大自身的实力。杨日票心有所动，就聚集诸将，讨教对策。陈霸先对萧勃的行为是坚决抵制的，其分析斩钉截铁：“交阯叛换，罪由宗室，遂使僭乱数州，弥历年稔。定州（萧勃时任定州刺史）复欲昧利目前，不顾大计。节下奉辞伐罪，故当生死以之，岂可畏惮宗室，轻于国宪？今若夺人沮众，何必交州讨贼，问罪之师，即回有所指矣^[1](p2)。”陈霸先并不因为萧勃是宗室权贵而放弃自己的原则，他心目中的国家意识十分牢固，所以敢带头抵制这种另立山头的企图。而到了梁太清三年（549年），在推翻元景仲时，陈霸先之所以又要拥戴萧勃，推他入主广州，一方面是因为当时岭南别无宗室人选，另一方面，陈霸先已决意领兵勤王，没有妄自尊大的企图。他推萧勃为主，表明了自己拥护萧梁政权的政治态度，同时也希望北伐过程中能获得萧勃的支持。不料萧勃坐稳交椅后，却明确反对北伐，并劝陈霸先安享尊荣，这时，陈霸先已看出萧勃政治上的短视。萧勃的企图，是要陈霸先成为岭南守户之犬，其实质是放任邪恶，坐视国家败亡，这是任何一个有民族正义感的中国人所不能容忍的。陈霸先在出军前如此答复萧勃派来挽留的使者：“仆本庸虚，蒙国成造。往闻侯景渡江，即欲赴援，遭值元、兰，梗我中道。今京都覆没，主上蒙尘，君辱臣死，谁敢爱命！君侯体则皇枝，任重方岳，不能摧锋万里，雪此冤痛，见遣一军，犹贤乎己，乃降后旨，使人慨然。仆行计决矣，凭为披述^[1](p4)。”陈霸先又一次显示了自己维护“国宪”，不畏宗室的决心。我们仅从萧勃这两次阻挠进兵的表现，已可看出其精神境界是低下的。

后来，在陈霸先辅佐梁敬帝时（555年），萧勃多次接到建康诏封。当时，南方战乱已近十年，百姓需要安宁，国家需要稳定。按理说，萧梁政权已多次遭遇毁灭性打击，作为宗室重臣，应与中央王朝保持高度一致。而以前一贯逃避战争的萧勃，偏偏不自量力，错误估计形势，竟在梁太平二年（557年）二月草草举兵，轻率地发动了一场不义之战，企图一举颠覆建康，结果是自取灭亡。在这场战争中，萧勃的副手欧阳頠是被迫卷入战争的，陈霸先作了区别对待，当欧阳頠被周文育俘虏，押至建康时，陈霸先不仅没有处分他，反而起用了他，授其为使持节、都督衡州诸军事、衡州刺史，不久又授为都督广交定衡等十九州诸军事、广州刺史 ^[1](p158)，等于把整个岭南以及岭北部分地区的军政大权全部交给了一个俘虏，而这个俘虏前不久还在敌方营垒之中。这也是陈霸先善于放手用人的典型事例。欧阳頠果然十分称职，后来为陈初的社会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萧勃与陈霸先最后的较量过程中，陈霸先完全属于被动应战，却先礼后兵，有理有节，不仅赢得了政治上的主动权，最终还获得了战争的彻底胜利。

另一支和萧勃力量相当的藩镇势力是王琳。在西魏袭破江陵不久，王琳被长江中游诸将拥戴为盟主，势力日益强盛。王琳本来已投靠北齐，他仰仗异族政权和陈霸先作对，必将损害南方的汉族人利益，把民族矛盾进一步引入江南。从王琳一生行事来看，不见得是一个死心眼忠诚萧梁政权的人，他与建康割据对峙，很大程度上有一见高低的心态。而陈霸先对待王琳，则一直持笼络容忍的态度。绍泰元年十月，萧方智刚即帝位，就诏授王琳为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这封授实际上代表了陈霸先本人的意图。但王琳不买帐。太平二年三月，陈霸先仍授王琳为湘、郢二州刺史。王琳这时依然拥兵自重，不肯接受建康诏命，陈霸先就在当年八月，遣周文育、侯安都前往征讨。十月，陈霸先禅梁称帝。周文育与侯安都因互不协调，全军覆没，众将领都成了王琳的俘虏。王琳一战获胜，就于次年正月遣使赴北齐，请求迎接梁永嘉王萧庄为梁主^{[3](p1105上栏)}，三月，“齐发兵援送梁永嘉王庄于江南，册拜王琳为梁丞相，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琳遣兄子叔宝帅所部十州刺史子弟赴邺。琳奉庄即皇帝位，改元天启。……庄以琳为侍中、大将军、中书监，余依齐朝之命^{[3](p1105中栏)}。”

陈霸先面对王琳强大的攻势，一方面组织军事力量，命侯瑱、徐度等组成前军抵挡，命陈蒨领军五万继后征讨；另一方面，仍展开政治攻势，遣谢哲劝谕王琳。王琳这时由于征讨周迪失利，兵势受挫，陈永定二年八月，同意退军归镇湘州。陈霸先见王琳愿意和解，立即下诏命西讨诸军缓行^[1](p37)。所以，陈霸先对王琳，一直坚持化干戈为玉帛的态度，其战争属于防御性质。

陈霸先军事上呈被动姿态，政治上却一直保持主动的攻势，这种政治攻势有利于社会安定，因而赢得了南方的民心。他在与王琳对峙时，曾遣给事黄门侍郎萧乾出使，劝谕豫章的熊昙朗、临川的周迪、东阳的留异，以及晋安的陈宝应。陈霸先对萧乾说：“建、晋恃崄，好为奸宄，方今天下初定，难便出兵。昔陆贾南征，赵他归顺，隨何奉使，黥布来臣，追想清风，仿佛在目。况卿坐镇雅俗，才高昔贤，宜勉建功名，不烦更劳师旅。”萧乾受命，沿途宣传，果然取得预期效果。这些割据势力“并率部众，开壁款附^[1](p278)。”正因为萧乾这一趟出使，才牵制了王琳，使得王琳盛大的兵势不敢靠近建康一步。

陈霸先重视运用政治手段的另一个突出事例，是他派裴忌平定吴郡。陈霸先诛除王僧辩后，因王僧辩之弟王僧智在吴郡举兵抗拒，陈霸先派将军黄他前往征讨，王僧智陈兵西昌门外，与黄他相持不下。陈霸先就起用裴忌，临行前对裴忌说：“三吴奥壤，旧称饶沃，虽凶荒之余，犹为殷盛，而今贼徒扇聚，天下摇心，非公无以定之，宜善思其策^[1](p318)。”陈霸先的这一番话，从吴郡的战略地位，到王僧智的危害性，到对裴忌的期望所在，完全是从政治角度来下达任务的。裴忌发挥的作用，果然远非只会军事硬拼的黄他可比，不仅迅速结束了战争，稳定了一方，后来还官拜左卫将军，成了陈霸先政治部门的重要成员。

陈霸先善战而不好战，对战争取十分慎重的态度，说明他重视保护广大平民阶层的利益。

三、存异己之人

陈霸先一生，尽管处理军务的时候比较多，但对军事问题的处理，无不着眼于政治的高度，善于运用政治手段解决军事争端。作为政治家，陈霸先有着旁人难以企及的开阔胸襟，能容忍下属具有不同意见，甚至包括不同政见。

当初，王僧辩作为梁元帝的亲信大臣，其地位和势力都超过陈霸先，王僧辩被诛，陈霸先立刻遭遇许多人的挑战，挑战者都来自原来的王僧辩集团。如海宁人程灵洗，捕吏出身，在抗击侯景势力的战争中立下军功，后隶属王僧辩。陈霸先袭击石头城时，王僧辩属下只有程灵洗出兵前来救援，和陈霸先将士激战于石头西门。程灵洗战事失利，力屈途穷。陈霸先遣使招谕，程灵洗“久之乃降”。陈霸先并未因为他武力抗争而心生芥蒂，反而“深义之^[1](p172)”，授其以高位，让他助防京口重镇。陈霸先重用程灵洗，显示了一个政治家的宽宏雅量。程灵洗父子后来忠心耿耿，都成了陈王朝的高层骨干力量。

梁陈时期的著名文学家徐陵在侯景反梁前曾出使北齐，奉梁武帝之命，准备迎接被俘的贞阳侯萧渊明回国，结果因爆发侯景之乱而滞留异域，饱尝流离之苦。徐陵多次向北齐朝廷请求回国，北齐一直不予理睬。梁承圣四年，北齐文宣帝高洋因江陵覆灭，西魏势力南侵，也想在南方培植自己的势力，因而遣上党王高涣领兵，武力护送萧渊明到建康称帝，并选徐陵作为陪臣来辅佐他，共同南返。徐陵这时才重新燃起返回故国的希望之光。萧渊明致王僧辩、致陈霸先的信件，都是徐陵撰写的。萧渊明抵建康，让王僧辩喜出望外的是获得了徐陵，因而礼遇隆重，授徐陵为尚书吏部郎、掌诏诰。徐陵也十分珍视王僧辩的知遇之恩。不料陈霸先袭杀王僧辩，萧渊明黜位，这使徐陵十分伤感和不满，就在当年底趁任约、徐嗣徽袭占石头城时，偷偷溜入敌方阵营。按照徐陵的预测，建康朝廷是挡不住北齐大兵袭击的。然而，北齐尽管强盛，终不及陈霸先神武，北军屡战屡败，全被困入石头城中。最后因双方盟和，北军才在陈霸先大军的监视下撤回江北。徐陵无奈，依旧返回建康。陈霸先并非不清楚徐陵私通外敌的小动作，却释而不问，接着继续任用徐陵，授其为“贞威将军、尚书左丞^[1](p332)”。而徐陵的“异志”并未到此结束。

陈霸先禅梁称帝前，太平二年九月，徐陵奉命制作《九锡文》，此文洋洋洒洒，罗列陈霸先起家以来所有功勋，共计二十二起，从救广州，定交州，一直到平侯景，抗北齐，歼萧勃，凡是重大的军事行动，都写在里面了，却偏偏不见陈霸先翦除王僧辩一事，而事实上，陈霸先最终登上权力的顶峰，最关键一步是取王僧辩而代之。诚如陈吏部尚书姚察所说：“王僧辩阙伊尹之才，空结桐宫之愤，贞阳假秦兵之送，不思穆嬴之泣。高祖乃蹈玄机而抚末运，乘势隙而拯横流，王迹所基，始自于此，何至戡黎升陑之捷而已焉^[1](p41)。”徐陵哪怕再疏忽，也不至于会疏忽陈霸先的这次重大军事行动。而这时，距王僧辩受诛刚满两年，朝中谁也不会不顾政治需要去否定这一举措的正确性。《九锡文》是以皇帝的名义颁发的，虽然文字古奥难懂，在当时却是一篇影响巨大的文章，姚思廉在唐代写作《陈书》，还称“自有陈创业，文檄军书及禅授诏策，皆陵所制，而《九锡》尤美^[1](p335)。”《九锡文》不仅是对陈霸先以前功勋的全部概括，还是为下一步禅代所作的舆论准备。徐陵敢抹煞诛除王僧辩一事，不以此为功，固然反映了他作为一个文人的孤傲骨气；同时，陈霸先能置若罔闻，听之任之，也表现了一个政治家的大气。

和徐陵相仿的是武康沈文阿，沈文阿也是一位具有倔强个性的文人。侯景平定后，陈霸先因为和他同郡，向朝廷表举沈文阿，授其为原乡令、监江阴郡。陈霸先入朝辅政，沈文阿也入任国子博士，不久领步兵校尉，兼掌礼仪。当陈霸先受禅称帝，正需要沈文阿派用场的时候，这位礼仪官却弃官不干了，其原因还在于他不理解陈霸先所为，以弃官回家来表示对陈霸先改朝换代的抗议，表示对旧朝的忠心。当时应该是出尽了陈霸先洋相的，所以，“高祖大怒，发使往诛之。”幸亏吴兴郡的监郡是沈恪，沈恪和沈文阿同宗，忙请使者宽限，并缚了沈文阿，同到建康向陈霸先请罪。陈霸先见两人来到，果然怒气全消，“高祖视而笑曰：‘腐儒复何为者？’遂赦之^[1](p435)。”从这记载来看，陈霸先应该是一个十分拿得起，又十分放得下的人。

陈霸先允许下属保留不同的政见，还见之于宽容沈恪一事。沈恪对陈霸先十分忠诚，但他对陈霸先禅梁称帝也有不同看法。关键时刻，陈霸先让中书舍人刘师知召来沈恪，命沈恪领兵入内，护送梁敬帝出居别宫。“恪乃排闼入见高祖，叩头谢曰：‘恪身经事萧家来，今日不忍见许事，分受死耳，决不奉命。’高祖嘉其意，乃不复逼，更以荡主王僧志代之^[1](p194)。”沈恪的话，对一个即将结束梁朝国祚，取而代之的人来说，是非常刺耳的，尤其是“经事萧家”的话。但陈霸先不仅不怪罪，还能够“嘉其意”，陈霸先的这种态度可谓大雅之极。

禅梁称帝其实并不是陈霸先的个人意志，当时代表了大势所趋的一股历史潮流，甚至还有许多人设下圈套，迫使陈霸先相信所谓的种种瑞祥之兆。紧锣密鼓声中，也只有沈文阿、沈恪唱了一点反调。陈霸先能容忍这些不和谐的音符，固然和他大度的个性有关，同时也说明他十分善于理解他人。因为善于理解他人，才使他最终赢得了更多人的推崇和爱戴。

陈霸先受禅不久，还冒出了一件十分棘手的事。新迁太中大夫、领大著作新城人许亨，联合徐陵、张种、孔奂等几位故旧同僚，向陈霸先抗表，要求为王僧辩父子营葬。当初，陈霸先以擅自废立、勾引北齐的罪名处死了王僧辩父子，因为是罪人，有司将这些人的遗体草率地埋入大坑。而今，许亨等却要求给予他们一定的礼遇，重新建造坟墓。这在今天看来，也着实称得上胆大妄为，弄不好，会立刻惹来杀身之祸。因为按照一般的逻辑，为王僧辩营葬，等于为王僧辩翻案，为王僧辩翻案，等于彻底否定了置王僧辩于死地的现政权。但陈霸先平和地处理了这件事，不见批评，不见解释，不见争论，更不见后来有什么小鞋穿。文人们的惊世骇俗之举得到了陈霸先的默许。许亨等人就以自己的私财，备办了七副棺木，为王僧辩父子亲信们争取到了身后应有的礼遇^[1](p459)。

封建社会的本质特征就是专制独裁，而我们读梁陈历史，却会时时遇到中国由来已久的民主作风，尤其在陈霸先身上，具有充分的体现。这种民主作风是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精髓所在。

关于陈霸先的民主作风，有两个战争中的细节可供我们参考。第一件事发生在他和侯安都之间。当时，王僧辩屈从北齐的政治倾向，使陈霸先十分反感，这时正好来情报说北齐将要出动军队，王僧辩也派江旰到京口通知陈霸先。这使陈霸先误解为王僧辩故意联合北齐来收拾自己。于是，陈霸先在京口毅然举兵，前往石头城偷袭王僧辩。由侯安都、徐度领水军，陈霸先自领马、步，分水陆两路进军，事先约定在江乘罗落桥会合，再分头进攻石头城，但毕竟是兵犯宫阙的军事冒险，陈霸先心存疑虑，“控马未进”。侯安都水军经过罗落桥，见陈霸先还没有出兵，不由吃惊，急忙上岸追问，并骂道：“今日作贼，事势已成。生死须决，在后欲何所望！若败，俱死，后期得免斫头邪？”陈霸先对左右说：“安都嗔，我乃进！”于是下令进军^{[3](p1096，中栏)}。陈霸先袭击王僧辩，属绝密军机，当时参与商议的知情者，只有周文育、侯安都、徐度和杜稜四位将军，且杜稜提出的还是反对意见。陈霸先之所以“控马未进”，并非为了事后推卸责任，最大可能是他担心侯安都半途退缩，所以，当侯安都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表明心迹后，陈霸先马上下达了进击的命令。但不管陈霸先用意如何，一个直系下属敢用粗话出口骂上司，可见这个上司平素不会是一个作风霸道的人，上下级之间的民主气氛是很浓郁的。

第二件事发生在陈霸先和周文育之间。太平元年五月，北齐萧轨、东方老等率领十万大军，从芜湖出发，大举进犯建康。陈霸先亲率一军在一个叫白城的地方（应在建康之南）伏击北齐徐嗣徽部，正好周文育也领兵赶来参战。当敌军临近，正要下达出击令的时候，一阵急风迎面吹来，陈霸先迟疑说：“兵不逆风。”周文育说：“事急矣，当决之，何用古法。”说罢，“抽槊上马，驰而进，众军从之，风亦寻转，杀伤数百人^{[1](p139-140)}。”这里姑且不论陈霸先显得有点迂腐，周文育作为一个下属将领，敢于不顾主帅意见，当机独断，擅自领兵进击，也同样反映了陈霸先平时和下属们亲密无间的民主气氛，反映了他的人格平等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