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就这样给了我们开创祖国新纪元一种新的启示：中国现代化的最佳实现——有赖于中国海峡两岸全体民众的和平统一，共建中华的爱国行动的成功实施；有赖于海峡两岸全体同胞的民主思想与法制意识的不断普及深化；而最关键的一环，又有赖于海峡两岸当权的国共两党关系的正常化、健康化、文明化、理性化的完善程度。因此，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如何重新科学地认识、反思、探讨、开拓与发展国共两党关系以及海峡两岸的社会关系，使之不但是朝着最有利于祖国和平统一的发展与演变，而且是朝着最有利于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发展与演变，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同时，这对于整体中国政治民主化进程，国共两党的自身建设与双方引导人民抓住历史契机，迎接历史挑战；这对于海峡两岸人民和平统一，竞争发展，共建中华这一伟大的民主爱国主义运动的理论与实践也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
　　众所周知，中国当代历史自从有了国共两党关系以来到目前为止，在整个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占统治地位的历史，就是国共两党起伏沉浮，各自为政的历史；就是国共两党又联合又分裂又合作又斗争的历史。这个历史不但雄辩地反复地告诉了我们这么一个知之容易行之则难的真谛，合则中国兴，分则中国衰！和则中国昌，斗则中国伤！这也是无数献身于中华民族繁荣富强革命事业的仁人志士用生命换来的民族教训！把这个教训结合中国当代最大的政治——国家现代化建设来认识的话，就不可能不得出这么一个结论：国共两党合作如果只是建立在一种伪科学非理性的虚假合作关系上，这就意味着中华民族要跻身于世界前列，仍将会遇到中国人自己人为地在制造一种难以逾越的障碍；这就意味着亿万炎黄子孙又一次痛苦地无可奈何地放弃振兴中华崛起祖国的最佳契机！
　　——《论国共两党关系与中华民族之命运》  杨岸达

　　一个很善于破坏的民族，不见得就会成为一个很善于建设的民族。只要我们祖国仍处于国共两党以武装力量为后盾的对峙与两岸分离的病态之中。孙中山先生的“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的未竟事业，就永远不可能在全中国境内完全实现。尽管国共两党都声称自己是中山事业的最好继承人，业已大部分实现甚至超越实现了中山先生的理想。那么请问，作为一个中国人不能在自己的国土家园自由来往，平等互爱，这是中国的自由平等吗？我们只一水之隔，鸡犬相闻，却老死不相来往；国内各施其政，国外各施其主，你争我斗，水火不容。那么请问，这么一个分离的国家能称为一个自由平等的中国吗？一个国家要实现现代化，但自己民族破隙之事却迟迟不能圆满解决，那么这个国家现代化的内涵是否太肤浅了呢？看来，就我们中国的实际而言，海峡两岸和平统一的问题不解决，海峡两岸各自为政的社会与人民，要真正完全享受到现代化政治民主的问题（也就是自由平等的问题）也就无从根本解决，也就更不要奢谈享受什么高度民主、高度文明之类的伟大的许诺了。（不管这种民主来自那种社会形态）这是一方面。因为，随着海峡两岸的逐步开放与交流（这也是一种对内开放，只是目前两岸这种和而不统的局面只能叫做有限开放），人们对民主与自由的认识与要求就会越来越高，越来越广（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法律、人权等等）。而国共两党不能正常合作，两岸不能和平统一，这种认识与要求就会受到抑制甚至导致矛盾与冲突。另一方面，双方一旦真正地让自己的治理下的民众享受更广泛深刻的政治平等自由权利，让自己社会的民众享有更多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罢工等等的公民的基本权利并完全真正实施。那么，谁又能保证政敌的另一方不会利用这一合法的因素，施加影响，乘机而入，全面渗透，多方击破呢？当政治手段无效时，就执行军事斗争是政治斗争的继续。最后，政治冲突演变成军事冲突，从而达到以武力推翻对方政权为已任与目的。试问，只要是处于这种以两党武装力量为后盾而对立、分离、敌视状态下的现实中国。那么，那个当权党又会真正给自己领导治理下的社会与人民更深刻广泛的平等自由，民主开放呢？当然，和平统一后的中国，双方能在一个共同的统一的法律范围内，按照法律的程序与规范去和平竞争，以富国强民的主义与施政纲领去争取选民，并通过全民直接选举成为执政党又是另一回事。
　　——《论国共两党关系与中华民族之命运》  杨岸达

　　当我们在反省国共两党关系与中华民族命运之紧密联系时，善良的人们不得不常常怀有这么一种深深的历史遗憾：如果大革命时期北伐战争胜利后的中国，国共两党关系不发生龌龊与敌视，至使国民革命分化与衰变，导致十年内战的话；如果在浴血奋战八年，共同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后，国共两党能携手共进，求同存异，联合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共同组成民主联合政府，真正实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全国普选、以和平民主宪政建国，不再在满目疮痍的国土上再打一场疮痍满目的大内战并导致国家分离的话；如果国共两党在一九四九年分治两岸后，双方仇恨对方，比对历史上一个共同的民族敌人还更仇恨的心态与政策不再继续强化，双方不再像幽灵一样千方百计运用各种手段与方法，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宣传等等各个方面，算计、干扰、打击、破坏、丑化、封锁、防范对方的话。完全可以这么肯定，我们祖国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的建设与发展都会更上一层楼。当然，历史的昨天不能在今天用如果去假设，但历史的明天却要靠今天的我们去改变与创造。而国共两党友好合作，海峡两岸和平统一这种新的历史创造只有是在全体民众广泛的理性参政之下，我们中华民族的大团结才将会以一场充满活力的喜剧开始而再不会以一场充满流血的悲剧告终。
　　我们要改变祖国历史命运，首先，要改变的就是国共两党关系与我们自己。我们就不能违背“分则衰，合则兴”这条最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定律，并且要有效地把这一发展定律纳入最符合中华民族最高利益的祖国现代化与改革开放、民主法制的历史轨道上来。否则，我们中华民族就永远逃脱不了历史的惩罚！
　　——《论国共两党关系与中华民族之命运》  杨岸达

　　“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支起整个地球”！能使我们古老而新生的中华大厦屹立于世界强国前列的支点也就在这里。我们中国人一旦掌握好这个支点，历史的面貌就会焕然一新。
　　这里必须强调的是，国共两党之争导致祖国的创伤与分离，不但极大地延误了中华民族进入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而且违背了双方建党与合作时的初衷。恢复正本清源的历史面貌，就可以看到国共两党本来就都是由那些不甘心祖国贫穷落后、任人宰割、追求国富民强、自由平等的最优秀的爱国分子所组成的政治团体；都是灾难深沉的祖国母亲孕育哺养而成的，有共同文化传统、民族意识、各自方法、特点以及对西方文明各有舍取扬弃的中华儿女；都是当时社会结构与世界历史裂变所产生的革命产物。不管中国以后的历史发生了何等翻天覆地的变化，双方的关系从何等亲如手足演变到何等深仇大恨的地步。但国共两党关系的渊远流长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助相克、相反相成的历史却客观存在着。就民族理想而言，社会主义信念和三民主义信念从本质上来说，也不是非要达到什么你死我活的那种原则。双方的矛盾也只是对实现民族大同世界这一革命的实践中依靠的对象，批判的武器、权力的分配、革命的程序、国情的适合、社会的形态等等方面有不同的立场和方式罢了。双方奋斗不止，追求不懈的目标，不都是为了建立一个梦寐以求的自由平等的世界上的一流中国吗？不都是为了创造一个更符合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理想社会吗？就算国共两党由于所谓性质不同而奉行斗争哲学。但他们双方必竟首先是中国人，就像任何革命者首先必须是爱国者一样。国共两党再千变万变，中国人这个宗是绝对变不了的。所以，中华民族最高利益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年代，是破坏年代还是建设年代，无论何时何地都是高于任何政党利益并应成为他们的第一利益。这就像一个民族的整体利益受到内乱浩劫与战争毁灭一样，作为这个国家民族的各阶级、各阶层民众利益代表的政党集团，又谁能秋毫不损，免于一幸呢？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个刻骨铭心的教训，难道中华民族非要到外敌入侵带来的大灾大难时才会有痛心疾首的大彻大悟吗？
　　我们之所以强调这些：对于海峡两岸人民特别是新的一代中国人消除历史芥蒂与党争陈见，认识到国共两党再度合作关系的正常化、健康化、文明化、理性化，不但只是和平统一祖国的需要，而且也是中国两岸人民同享一个共同的民主与法治的需要；不但只是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感情需要，而且也是共同建设现代化国家的理性需要，无疑地是有极大裨益的。
　　——《论国共两党关系与中华民族之命运》  杨岸达

　　世界经济格局的急剧变化与新的技术革命狂潮已向我们再次敲响了醒国的警钟：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还在继续扩大，甚至跟一些发展中国家与地区相比也有落后的趋势。因此，曾有一位中国同胞痛心疾首的指出：1958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份额是4.7%；（不包括中国台湾地区，下同。）而1980年降到2.5%；196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与日本相当，而1980年只占日本的1/4 ，至1985年下降到1/5 ；1960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4600亿美元，而1985年超出额则达到36800亿美元。照现在这种差距比率发展下去，再过五六十年中国将重现鸦片战争时那种落后挨打的地位。（不要以为有了核武器就万事大吉，未来的高科技电子化大战完全有可能使我们的核军事系统一瞬间就功能紊乱，陷入死寂）这对于我们中华民族想在下一个世纪中成为国际一流的现代强国，不能不说又是一种天下第一号大神话。
　　——《论国共两党关系与中华民族之命运》  杨岸达

　　在中国人民要和平统一、共同建设的这个大趋势下，国共两党能组成一个新的民主爱国主义同盟吗？并在这个新的民主爱国主义统一战线中对国家建设、经济革命、自由地发挥着重要作用与伟大贡献吗？当然，我们不能设想在国民党专政下的国共合作；同时也不能设想在共产党专政下的国共合作。却衷心希望双方扬弃专政意识，相互妥协，取长补短，各尽所能，平等合作，和平竞争，共创一个祖国统一的民族民主的法治的共和制新国家，使海内外一切炎黄子孙充分发挥自己的智慧与力量，来为祖国与民族谋幸福而真正有了极大的用武之地！
　　妥协是一种真正互利的较量！国共两党为了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会再来一次最伟大的妥协吗？为了祖国与人民的最佳前途，国共两党放弃一切不利于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政策与原则，无论是站在党的立场与宗旨，还是站在国家与民族的利益来认识，都不是一件十分丑恶，出卖灵魂的大拍卖呀！而这种相互妥协恰恰表明了国共两党的胸怀宽阔，光明磊落，大公无私，天下为公的高尚的精神！
　　——《论国共两党关系与中华民族之命运》  杨岸达

　　不可否定，国共两党都对我们中华民族的发展起过非凡的历史作用，但双方又或这样又或那样给我们中华民族造成巨大的历史创伤。究其原因，我们既要从历史传统、社会结构、经济状况、文化心理、群体意识、外来干预等等存在寻根找源，也要从国共两党的自身建设与关系变迁中解剖分析，但这些并不能说是国共两党的信仰与宗旨的错误，而是国共两党一度科学上违背了自己的主义（科学的武器不能科学的运用）从而造成了各自一定的错误与失败。但历史的命定性却仍需要国共两党从谬误的泥坑中站起来，并希望国共两党科学地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科学地认识自己、建设自己。巨大的历史创伤总是以巨大的历史进步为补偿的。中国这个巨大的历史进步就是国共合作，祖国统一、平等竞争、共同建设。国共两党完全可以在不放弃自己的信仰宗旨的前提下，以党的原则与立场去恪守祖国统一合作，民族团结共兴这个大原则与大立场。用最符合民族利益的科学态度，务实最有利于民族现代化建设的新政，在新的历史大潮中再现自己是一个真正的” 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 的中流砥柱之革命政党。
　　——《论国共两党关系与中华民族之命运》  杨岸达

　　人民，人民宣布自己如何选择历史性行动的伟大时刻已经降临！集中国当代历史之大成，中国人民不但有国民党当政时期正负两方面的经验教训；而且也有共产党当政时期正负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同时亦还有国共两党又合作又分离时期正负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人民将面临三种历史选择：一、维持两党对立导致祖国目前仍在分离的现状；二、重演历史那种惊人的相似之处，先合后分的民族流血悲剧；三、一劳永逸地和平地结束祖国分离状况，共创一个统一的民族民主的共和制的现代化强国。唯最后的选择，才是海峡两岸全体人民唯此为大，义无反顾，充满希望之光的历史文明走向。
　　当统一的历史和平之钟真正指到人民不再沉默而开始行动的时刻，整个中国两岸人民就会高高擎起民主与科学、法治与自由、改革与开放的旗帜，以满腔的热情，无畏的气概，理性的行动引吭高歌：在合作中竞争，在竞争中合作，在合作竞争中开拓前进！此时此刻，中国人将向全世界骄傲地庄严宣告：我们自己就是祖国分离，民族破隙、两岸仇视的掘墓人！一个新的世纪儿诞生了！一场更雄伟壮观气势磅礴的史诗般的英雄交响曲将由中国的一代新人统一的和平演奏。
　　到那时，一个整体中国全面的健康的理性的对内开放的时刻就真正来临了，有了这种全面的理性的健康的对外开放，也就才能最大限度地汇集海峡两岸一切国力，调动海内外一切积极因素，去全心全意为中国现代化强盛服务。
　　到那时，我们民族内部谁战胜谁的问题也就真正地解决了。国共两党与人民将共同彻底战胜自己的敌人——国家的分离与民族的落后。中国的新人曾认为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的痛苦基础之上是一件极不道德的事情。那么，能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的幸福基础之上，不就是一种两全其美的最好道德吗？我们已经找到了这种最美好伟大的道德了，中国海峡两岸人民与国共两党的幸福与欢欣就是建立在对方同胞对祖国统一与共兴中华的成功的欢欣与幸福的基础之上，这难道对所有的中国人来说不是一件最伟大美好的道德吗？
　　到那时，我们这个历史悠久，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统一的中国跻身世界前列的日子就真正为期不远了。我们这个历经沧桑饱受磨难的中华民族再次为人类做出最伟大贡献的日子也就真正为期不远了。谁能说占全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一个统一的十二亿全体中国人过上了现代化生活的本身，不就是对人类做出了一种最伟大的贡献呢！
　　最后的选择已经确定，“这里必须杜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
　　——《论国共两党关系与中华民族之命运》  杨岸达

　　纵横世界，大凡成了这个地球上一流国家的民族，不管她们的历史如何，现在的制度如何？大家成功的最大的共同之处，就是没有中国这种频繁的内战；准军事水平的内乱以及延续至今的这种以党的武装力量为后盾的对峙的国家民族分离的状况存在。我们中国只要始终处于这种国共两党的敌视之中，而我们中国人又始终无法改变这种两党之争的格局，解开这对老大冤家的死结，我们中华民族就永远无法放开自己，心身健康地自由舒畅地去共同建设自己的国土家园，整个祖国与人民实质上也就永远是非同一般的受害者。
　　——《论国共合作与国家现代化建设》  杨岸达

　　中国海峡两岸的当权党决定着中国海峡两岸的军队何处何存，反过来这种军队的何处何从又决定着这两个当权党的政治命运何处何存。如果海峡两岸的这两个当权党没有了军队，这两个当权党是否就再不是两岸社会的决定性力量了呢？是否就会退出或消失于中国社会的历史舞台呢？回答当然是否定的。千变万变，只要全心全意为中国全体人民谋现代化幸福的这个宗旨不变。这套本领越来越强大。中国人民不会也没有理由拒绝国共两党成为统一中国跻身世界前列的民族先峰队。当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无论在中国国土上任何一处地方所见到的军人。他内心深处真正感受到这个军人既不是国民党军人，也不是共产党的军人，而仅仅只是中国的一名职业军人，一名保家卫国的真正战士。那么，中国国防现代化建设就迈出了非凡的一步。中国政治现代化也就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和平女神也就真正屹立在统一神州的每一处神圣的地方。
　　——《论国共合作与国家现代化建设》  杨岸达

　　中华民族要把中国党派武装对峙的资源成功地彻底地转换了一致对外的民族的国防现代化资源，从而彻底地抛弃内战策源地跃向新的和平绿岸，就不能不涉及到国共两党各自的一系列的原则与立场；一系列的体制改革与建设；并通过国共合作、祖国统一，共同去努力奋斗、倡导、开拓、创造一个海峡两岸人民愿意共同接受，拥护、实行的现代的政治民主化的共和制。这种新型的完全的民族民主共和制既包括具有中国政治特色的国共合作，政治协商等内容；也包括了具有西方政治特征的分权制、多党制、普选制等成份；这种新型的民族民主共和制的主要特征是：能科学地使国共两党、海峡两岸、阶级党派之间的关系正常化，健康化，文明化，法治化并使之并行不悖地全面地发挥各自的建设潜能；能很好地为中华民族的新型国体服务；（所谓新型的国体，是指无论在那种形式下的和平统一，整体的中国在相当长的时间仍存在着一个国家两个制度或多种社会形态的生产力，存在着同一个阶级在一个国家下两种社会制度里所处的不同的社会关系与政治地位等等，这也就构成了和平统一后的中国的新型国体）。能很好地为一个国家不同社会制度下的各个阶层人民服务；能很好地为中华民族最大的政治——国家现代化服务。
　　一种新型的国体产生必须要有一个新型的政体与之相适应，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一切中国人的积极性；才能最大限度地利用好一切国内外资源；才能最大限度地发展各方面的现代生产力。这样，整个国家与人民才能兼容并包，相得益彰；异同其存，各尽其能；荣辱共担，功利共享；竞争互利、共同繁荣。如此，国共两党与两岸人民和平统一、振兴中华的宏图伟业，也就真正找到了丰富的内容与完美形式上的伟大统一。
　　民主共和制作为人类现代文明的产物与各国人民智慧的结晶，是既可以为社会主义国家服务也可以为资本主义国家服务，也当然可以为一个国家两个制度里的各个阶级与人民服务。（就像西方文明的产物——社会福利制度，保险制度，税收制度等等国家管理科学一样，是可以为不同社会形态的国家服务的。）以分权制、多党制，普选制为主要内容与特征的民主共和制，作为现代国家社会的一种科学管理已载入了历史文明的史册。她的产生是历史的必然，她的成长过程与完善阶段，是与创造历史动力的广大民众以及他们的优秀代表们的不断斗争，创造、建设分不开的。不存在是谁的政治专利。有这么一种正统的观念认为；搞两党制不符合中国国情。其实，我们早就具备了有中国特色的两党竞争制了。只是这种拥兵自重的两党竞争制与现代政治民主化的和平两党竞争制不同：竞争的两方不是在一个共同有效的法律范围内通过法律程序去谋取执政地位的，而是以武装斗争为主要手段而夺取政权的；双方的竞争最终不是通过全体选民而是直接依靠党的武器力量去决定胜负的。（一九四五年抗日胜利后，国共两党曾经在重庆，就党派平等合法；不搞一党专政；军队国家化；全国普选等政治民主化问题进行谈判，签过协定，但由于种种原因终究失败了。往后、历史就完全以截然相反的行动转向了。）从这个角度来说，多党和平竞争制的确在中国既没传统又没市场。的确不符合中国这种以军队为主要竞争力量的两党制的这个国情。我们承认这个国情是为了更好地重视它并改造它。我们不是国情宿命论者。国情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否则，军队国家化等问题的提出也就没任何实质性的意义了。
　　尽管这种有中国特色的两党武装竞争制产生了两个政权并导致了国家的分离；尽管双方从没有在一个共同的现代法制里面对面按法律程序与规则和平地参入建设与行动；但双方之间的竞争从过去到现在，从战争到和平；从破坏到建设却从来没有停止过。当然，双方为了使自己领导与管辖下的社会更兴旺发达，不但要比国外的社会搞得好，而且要比海峡对岸的同种同族的那个社会搞得好，双方都在尽最大可能地从各个方面发展与奋斗，尽其所能地展示自己的潜力，就从这一点来说并不是什么坏事。但问题是，中国的这种以武装力量为主要竞争手段的两党制的存在，是与祖国分离，民族破隙，束缚合力的民族悲剧联系在一起的，其本身就是一曲国殇尽悲歌！是一种有悖中国国情健康演变发展的行为；是对中华民族大家庭合力进取的一种压抑，是对国共两党本身的民族信念的一种亵渎！也就理所当然地要受到海峡两岸全体人民与国共两党自己的最终唾弃！
　　而新生的民族民主共和制中的多党和平竞争制，正是结合祖国分离，民族隔绝，合力扭曲这种特殊国情而应运而生的。是科学地完善两党关系并使之纵深地健康发展。是合理合法地有效地管理国家与无内患之忧地献身国家现代建设，彻底地执行谁也不吃掉谁的最佳结构形式。国共友好合作，谈判对等只要成为现实，中国两党和平竞争制就初具雏形了。双方只要能更进一步朝着政治民主化，竞争法治化的征途上深化与发展。全体中国人民向往以久的各党各派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与百家齐放，百家争鸣的政治文化文明就会成为真正的现实。
　　——《论国共合作与国家现代化建设》  杨岸达

　　从科学的角度来认识多党制，人们承认“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历来如此”是条历史铁律。一个家庭的成员都尚有不同的认识、差异、矛盾，一个芸芸众生的十亿大国就更不要说了。但问题还不在于此，问题在于一个国家的民族内部代表着各自不同利益的阶级与政党之间以及执政党内部发生的矛盾与冲突；（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是，国家社会的诸多矛盾最终总要集中地有代表性地反映在执政党内的最高决策层内的。）人们到底该如何对待？有什么科学办法能使之导向合理的流向，使这种矛盾与冲突有效地限制在社会产生负作用最小的限度内，让这种矛盾与冲突转化为一种建设性动力而不是破坏性动力呢？我们也承认党内党外的斗争可以推动历史的发展。但是任何党内党外的斗争的进行都必须在国家的法律范围，准则，程序内进行，才会良性地有律有序地产生最佳的社会效益。一旦超过了这些界限，就会给政党与人民，国家与社会造成灾难。党内党外斗争既然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而客观存在的，我们为什么不能顺其自然，因势导利，扬长抑短，化敌为友，使其具有合法性、文明性、健康性、公开性、和平性、规划性、程序性呢？为什么不可以将这一历史铁律用制度与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以便彻底地克服与防范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党派之争所引起的社会震荡与周期性的恶性政治危机呢？以便使一切关心国家事务与社会发展的人们尽管政见不同，信仰各异，但都可以在一个共同的有法可依，依法办事的政治范围内和平共处地竞争发展呢？通过法律的规则与程序，用非暴力批判去良性地建设性地解决各种社会矛盾与冲突呢？否则，就不但违背了大社会的法则，而且也违背了大自然的法则。
　　——《论国共合作与国家现代化建设》  杨岸达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习惯堕力；沉淀在我们意识深层结构中的封建专制基因；中国人文化素质的普遍程度不高；人口过多带来的负数；生产力落后对民主、自由、法治的束缚以及中国人对民主与自由也有个承受能力的过程问题等等，都会对中国的民主、自由、法治、共和制建设起着极大的阻滞作用。这也就相应地存在着民主从何处起步到如何进程为好的问题。国外的政治民主化那些经验可以借鉴，那些可以移植；我们在那些方面可以结合他人的长处消化后，形成自己的民主特色；如何把握时机、条件、有条不紊，循序渐进的推进民主建设，也就成了我们一件绝不可以掉以轻心的事情。但是，人民必竟是创造历史的伟大动力与主体，民主之神必定要降临中国大地。从鸦片战争到改革开放的今天，中国人民经受了多少耻辱，蒙受了多少磨难，遭受了多大的打击，遇到了多大的考验，中国人民必竟都跨过来了。民主，作为人民自己的事情人民当然会更努力把它办好。今天，以国共合作为主导，以和平统一为契机的民主进程，使中国人能更好地站在一个新的历史台阶思考问题与参入行动。我们将欣喜地看到，国共两党这两个不共戴天的死敌，为了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也能够以新的姿态进行着沟通与对话。国共两党如果都能够容纳对方的合法存在与和平竞争，同样也就将容许其它党派的合法存在与和平竞争。（不然谁也无法自圆其说。）人们常说当政党要经得起改革与开放的考验的伟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也就在这里了。机不再来，时不待我。中国人要民主，中国人就要理性地献身于国共合作、祖国统一的民主爱国事业。以国共合作促民主，以民主促国共合作（从而形成祖国统一，民主崛起，经济繁荣这么一举数得的国运）也就成了中国人赢得民主，建设民主的最佳方案。
　　——《论国共合作与国家现代化建设》  杨岸达

　　随着时间的推移，国人将越来越明显地看到：国共合作，不但涉及到祖国和平统一，同时还将对整个中国的政治、民主、法制、军事、文化、经济等领域产生一系列深刻的变化与伟大影响。经济建设是双方合作的重心，也就使国共合作与国家现代化建设有了更实质性更有意义的内在联系。国共合作有过共同国民革命的经历，也有过共同御敌抗战的经历，但共同进行经济建设却是双方合作领域关系中的一大全新的课题。共同的经济建设虽然开始还不是双方合作的重心，但最终将成了双方合作的重心。这样，国共合作将是超越了原有的范畴与意义了，这对全体中国人来说确确实实是一件极大极好的幸事。
　　——《论国共合作与国家现代化建设》  杨岸达

　　今天，中华民族要实现国家现代化，以开放的胸怀迎接世界，纳入世界，进军世界。是不能再一次让中国的专制文化之魔束缚着我们的心身，捆住着我们的手脚而殆误历史了。因此，全力消除与清算封建专制主义文化在海峡两岸社会各个领域里的遗毒与影响，彻底地整治好沉淀在我们每个中国人灵魂深处的传统历史之病。也就成了中华民族当代社会精神革命与文明建设的重要任务。以国共合作、祖国统一为主要内容与特征的民主爱国主义运动当然也不可能置身度外并要首当其先了。之所以如此，因为国共合作、两岸统一的成功本身就是对封建专制主义文化的一种最好革命、一种最好批判、一种最好的民主爱国。双方的这个合作过程既是批判传统文化中封建专制主义的过程，又是发扬传统文化中爱国主义过程，同时又是共同建设大中华新文化的运作过程。但这个过程是异常艰巨的。之所以异常的艰巨，是因为中国的封建专制主义文化是与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可以与封建专制主义的传统观念进行最彻底的决裂，但我们不可能与民族性的文化性的传统观念进行最彻底的决裂，实质上对前者的决裂也不可能是最彻底的。我们面临着这么一个难题：我们的破坏却可能连传统中好的一面一起破坏了。我们的建设却可能连传统中的坏的一面一起建设了。比如，敬老尊贤是传统美德；唯老是从是封建意识。我们要继承前者批判后者。但两者之间都有一个共同的文化母带，一个共同的重叠之处，一个共同之点，（好与坏连在一个共同的传统母体上，伤害谁都会对母体有影响，而保持传统文化的原有态势，即是一种历史文明的炫耀，又是一种历史沉重的包袱，并终究由于要被历史的现代化潮流所淘汰而面临的历史危机将又是一个问题。）我们是很难做到那么泾渭分明、存谁舍谁，加之西方文化文明中好与不好，适应与不适应的力量的冲击，我们仍还需要传统文化中好与不好的外壳与内核来保护自己，这就更造成了我们到底该怎么办的复杂性与艰巨性。这真是个问题，一个不能回避也无法回避也没有必要回避的问题。经过时代的砥砺与洗礼，中国人总算对这个问题有了更深刻的知；新的历史契机又给我们解决这个问题更有效的行。新瓶装旧酒只会使我们误入老路反受其害；旧瓶装新酒却是一种推陈出新的真正进步。传统的旧瓶怎么装时代的新酒，才会最符合中国的国情又最合乎世界的潮流？以最小的社会成本与历史成本获取最大的社会效益与历史效益，从而最大地可能地缩小中国与世界发达国家各方面的差距，也就成了中国政治家们的一门重要的学科了。众所周知，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占统治与主导地位的一直是儒家文化。而儒家文化的核心是个仁字，“仁者爱人”。我们姑且不论它在中国二千多年历史中为维护封建专制统治起过多大的反动作用；或者为弘扬中华民族爱国主义起过多大进步的作用；它到底具有多大的社会文明性与具有多久的历史欺骗性。但我们现在要有效地启用它，是必须完全赋予新的时代内容与进步意义的。结合中国的传统与国情，新时代的民族之仁是什么呢？那就是国共合作、两岸统一、竞争互利、共兴中华！（为了中华民族最高的整体利益，这个仁超越了党派阶级，意识形态之争。国共两党不但对对方那个政敌讲仁，也对对方不同的制度以及这个制度下的人民讲仁。于是才就有了双方的平等合作、和平统一、竞争互利、共同繁荣的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民主爱国统一战线的最广泛形成。）这就是中国的新仁政；也是中华民族的新人道；是中华民族的最大之仁。是中国人的最大的爱国主义。于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再造与新生，也就踏上了一条崭新的建设征途。爱国主义也就找到了一种最伟大的文化历史归宿。
　　我们要让这种以法治为基础，以民主为主导，以两党两岸合作竞争，互利发展为主体关系的新仁道推动着中华民族进入国家现代化，我们就需要来一次比五四运动更广泛更深刻更丰富更持久的新文化运动洗礼！并通过这次洗礼更有效地把两岸现代文明与中国传统文明最适度地结合起来，并由此而产生一种最有利于中华民族心身健康，全面发展的历史文化趋势；产生一种全新的潜移默化了的现代的集体无意识的新文化文明。我们需要一种最佳载体为之顺利发展与运作。我们已经找到了这种最佳载体。国共合作，和平统一就是这种新文化，新文明的最佳载体与策源之地。让我们理性而热情地献身于这一宏伟事业。新文化的太阳将使我们祖祖辈辈，世世代代，栖息、生存、奋斗、发展的古老大地焕发出更加朝气蓬勃，和谐自由，繁荣昌盛的青春之光。这只手足自缚的东方雄师终于摆脱了自己套在自己心身上的枷锁。她勇敢地站在巍峨雄伟、壮观无比的新文化之巅，高昂自信它环视着广袤的世界；她终于有了一种渐入佳境，如虎添翼开放了的感觉。她向全世界发出了最强有力的庄严的吼声，她义无反顾地跃向了新的天地……。
　　——《论国共合作与国家现代化建设》  杨岸达

　　爱民主与爱国，这不应该是一个问题。事关国家利益，真正的民主人士不会有丝毫含糊。
　　之所以要民主制度，就因为专制制度只维护一党一派的私利，而民主制度则使任何党派都无法把自己的私利放在首位，必须把国家利益民族利益放在首位。打个比方，国民党统治下流行“党国”一词，党在国之前，党在国之上，党大于国，国成了党的附属物；这在英美国家是绝对无法想象的，哪个执政党敢把它的位置摆在国之前，国之上，它立刻就得滚蛋。
　　这就是说，民主和爱国并不矛盾，民主和救亡相统一，真正爱民主自然会爱国。君不见，当袁世凯帝制自为卖国肥己时，反抗最力的正是主张民主最力的孙中山黄兴等“异见人士”；君不见，当懦弱的北洋政府打算在巴黎和约上签字时，最早走上街头抗议的正是主张民主最力的北京新青年；君不见，当日寇铁蹄紧逼中原时，最早挺身而出呼吁抗日救亡的正是主张民主最力的王造时、陶行知等知识分子。一部抗日战争史，也印证了民主和救亡相统一。八年抗战中，中国共产党一再告诫执政的国民党，不能以抗战为借口扼杀民主，只有民主才能最大限度地发动民众；只有最大限度地发动民众，抗战才会真正有力量，才能真正救亡。抗战初期，国民党部分地听取了中国共产党的这个意见，因此抗战初期国民党确实取得了比较可观的战绩。但到抗战中后期，国民党又逆历史潮流而动，厉行一党专制，为了维护其一党一派的私利，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甚至绞杀新四军，极大地削弱了抗战力量，导致了正面战场上的一连串惨败。专制祸国而民主救国，难道还有什么疑问吗？
　　具体到今天来说，民主才能救中国依旧颠扑不破。比如台湾问题。台湾问题之所以一直是个问题，主要原因，是没有真正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而把一党一派的私利放在首位。如果真是大公无私，那么，就应该统一压倒一切——首先是压倒党派利益。统一后谁执政、谁下野抑或联合执政；统一后实行社会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制度抑或实行一国两制，都不应该成为统一的先决条件。两岸先走到一起，组成一个政治实体，然后经由民族自决，即两岸人民通过真正民主的手段，共同决定统一后的中国实行什么样的社会和政治制度、决定统一后的中国应该谁执政谁下野抑或谁都不下野而是联合执政。只有这种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统一，才会代价最小，统一后才会最稳定最和谐，才最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
　　那么为什么不这样做呢？最大障碍，在于家天下观念——国家是我的私有财产，统一不能改变这个格局，统一只能以这个格局为前提。而对方又不能接受这个格局，就只好僵下去，只好拖下去。等到实在僵不下去拖不下去，就打。这种以一党一派的私利为出发点的所谓统一，是建立在强权基础上的统一，是一方吃掉另一方的统一，是成王败寇式的统一。
　　——《以民主统一中国》  天马星空

　　一个民族能够承认自己的弱点，就有进步；一个人能够承认自己的过失，就有希望。
　　——曾子墨

　　目前推行民主政治，主要关键在于结束一党治国。……因为此问题一日不解决，则国事势必包揽于一党之手；才智之士，无从引进；良好建议，不能实行。因而所谓民主，无论搬出何种花样，只是空有其名而已。
　　——《解放日报》1941年10月28日

　　是要彻底地、充分地、有效地实行普选制，使人民能在实际上，享有“普通”、“平等”的选举权、被选举权，则必须如中山先生所说，在选举以前，”保障各地方团体及人民有选举之自由，有提出议案及宣传、讨论之自由。”也就是”确定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完全自由权。”否则，所谓选举权，仍不过是纸上的权利罢了。
　　——《新华日报》1944年2月2日

　　愚民政策虽然造成了沙漠，却绝难征服民心。
　　——《解放日报》1942年4月23日

　　可见民主和言论自由，实在是分不开的。我们应当把民主国先进的好例，作为我们实现民主的榜样。
　　——《新华日报》1944年4月19日

　　像林肯总统和罗斯福总统那样的民主的政治生活中产生的领袖，是虽在战时也一点不害怕民主制度的巡行的。他们害怕民主的批评和指责，他们不害怕人民公意的渲泄，他们也不害怕足以影响他们的地位的全民的选举。他们不仅不害怕这些民.主制度，而且他们坚决地维护支持这些民主制度。因此他们才被人民选中了是大家所需要的人。
　　——《新华日报》1944年11月15日

　　二十年来，尤其是最近几年，我们天天见的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政府所颁布的法令，其是否为人民着想，姑置不论。最使人愤慨的是连这样的法，政府并未遵守。政府天天要人民守法，而政府自己却天天违法。这样的作风，和民主二字相距十万八千里！所以民主云云者是真是假，我们卑之无甚高论，第一步先看政府所发的那些空头民主支票究竟兑现了百分之几？如果已经写在白纸上的黑字尚不能兑现，还有什么话可说？所以在政治协商会议开会以前，我们先要请把那些诺言来兑现，从这一点起码应做的小事上，望政府示人民以大信。
　　——《新华日报》1946年2月1日

　　中国人民为争取民主而努力，所要的自然是真货，不是代用品。把一党专政化一下妆，当做民主的代用品，方法虽然巧妙，然而和人民的愿望相去十万八千里。中国的人民都在睁着眼看：不要拿民主的代用品来欺骗我们啊！
　　——《新华日报》1945年1月28日

　　他们说这一套都是外国人的东西，决不适用于中国……原来，科学为求真理，而真理是不分国界的……现在固然再也没有顽固派用国情特殊，来反对科学——自然科学的真理了。只有在社会现象上，顽固派还在用八十年前顽固派用过的方法来反对真理……民主制度比不民主制度更好，这和机器工业比手工业生产更好一样，在外国如此，在中国也如此。而且也只能有在某国发展起来的民主，却没有只适用于某国的民主。有人说：中国虽然要民主，但中国的民主有点特别，是不给人民以自由的。这种说法的荒谬，也和说太阳历只适用外国、中国人只能用阴历一样。
　　——《新华日报》1944年5月17日

　　中国要实行民主政治，必须“取资欧美”，但又要避免欧美民主政治的一些流弊，更驾而上之，这正是中山先生的伟大识见。
　　——《新华日报》1942年11月12日

　　我们认为最重要的先决条件有三个：一是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二是开放党禁；三是实行地方自治。人民的自由和权利很多，但目前全国人民最迫切需要的自由，是人身居住的自由，是集会结社的自由，是言论出版的自由。
　　——《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

　　年青的民主的美国，曾经产生过华盛顿、杰弗逊、林肯、威尔逊，也产生过在这一次世界大战中领导反法西斯战争的民主领袖罗斯福。这些伟大的公民们有一个传统的特点，就是民主，就是为多数的人民争取自由和民主。美国现在是反法西斯战争中联合国四大主要国之一，担负了彻底消灭法西斯、消灭侵略、建立世界永久和平安全的重大责任，从美国的革命历史，从美国人民爱好民主自由的传统精神，从美国人民的真正利益，我们深信美国将继续罗斯福的民主政策，不会忽视世界各处，尤其是中国人民的声音，人民的要求。
　　—《新华日报》1945年7月4日

　　不论程度之深浅，美国是始终保有一种传统精神的国家，那传统就是民主。
　　——《新华日报》1943年4月15日

　　统制思想，以求安于一尊；箝制言论，以使莫敢予毒，这是中国过去专制时代的愚民政策，这是欧洲中古黑暗时代的现象，这是法西斯主义的办法，这是促使文化的倒退，决不适于今日民主的世界，尤不适于必须力求进步的中国……言论出版的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基本要件，没有言论出版的自由便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不民主便不能团结统一，不能争取胜利，不能建国，也不能在战后的世界中享受永久和平的幸福……新闻自由，是民主的标帜；没有新闻自由，便没有真正的民主。反之，民主自由是新闻自由的基础，没有政治的民主而要得到真正的新闻自由，决不可能。
　　——《新华日报》1945年3月31日

　　党对政府的领导，在形式上不是直接的管辖。党和政府是两种不同的组织系统，党不能对政府下命令。
　　——《董必武选集》第54-55页

　　法西斯的新闻“理论家”居然公开无耻地鼓吹“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报纸”的主张。它们对于”异己”的进步报纸，采取各色各样的限制、吞并和消灭的办法，如检查稿件、任意删削，威胁读者、阻碍推销，派遣特务打入报馆、逐渐攘夺管理权，最后则强迫收买，勒令封闭。
　　——《解放日报》1943年9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