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改革开放几十年，成就举世瞩目，但同时出现了一系列不谓不严重的负面效应，甚至可能遭遇前进障碍和发展瓶颈，我们正处于持续发展的十字路口和继续改革的关键时刻，正如任仲夷先生９２岁高龄临终之际直言：“鄧小平在他一生最辉煌的１８年中，在中國造就了一个比较富裕的社会，一个相对开放的社会，一个生机勃勃的社会；但也留给了我们一个尚未能解决贫富悬殊问题的社会，一个未能解决腐败蔓延的社会。究其根本原因：就是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此言既出，引发了朝野上下、境内海外的强烈共鸣，人们万分激赏，无不钦佩这位年高德劭的老共產黨人难能可贵的正气和勇气。他说：“小平同志的不足，主要在于没有利用他自己的崇高威望，适时地推行他曾所主张的政治改革。”这是几行在生命尽头不道出口则死难瞑目的惊世绝唱！在任仲夷去世后第三天，仲共官方公开纪念并高度评价了中國改革开放的杰出领袖胡耀邦先生，九泉有知，终当含笑。
我们的社会为什么会刚刚渡尽劫波走向最初的富裕和相对开放，就沦入贪腐横行、贫富悬殊、人才压抑、理想沉沦的境地呢？我认为中國社会的积弊，使人们重生存而轻自由、重索取而轻付出、梦想“青天”护佑的苟且心理，可能是历史遗留的痼疾。总设计师鄧小平先生并没有超越他始终跃跃欲试然却难以逾越的历史局限，执政黨内一部分人依然从内心深处固持“左比右好”的观念，为数不少的朝中人士在个人利益、集团利益与国家利益、民众利益两大版块的矛盾中不假思索地就选择了前者而弃却了后者，权力的腐蚀作用为世人始料未及、当权者措手不及、权利欲熏心者则唯恐错失机会，公开、公平、公正的宪政民主体制明显缺失，真正意义的政治改革迟滞不前，经济改革的一部分政策从最初的兼顾公众利益逐渐滑变为巩固和扩大少数既得利益集团所垄断的利益，经济指标的过热追求，超前掠夺，空前透支，并污染了自然和社会，社会价值观被利益的过渡追逐所扭曲，好人受气而小人得志，急功近利的心态浮躁不已，人与人之间的信用度滑至历史最低点，精神文明与文化事业被边缘化，从过去的物质虚无主义、形而上的精神拜物教滑向了而今的精神虚无主义、形而下的拜金主义……未臻盛世，已闻衰音，哀莫大焉！这绝非危言耸听。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已是拨乱反正２８年来为人们公认的共识。改革开放２６年实践证明：经改政改一头热，是不可否认的智慧缺位和设计缺憾。
其实早在八十年代初中期，卓越的仲共领导人胡耀邦先生在公开场合就慨然指出：包括执政黨在内的任何黨派团体、任何人，都必须在宪法的范围内活动，不可逾越宪法所界定的范畴。这是改革开放早期极具前瞻性的宪政民主思想。
而今胡溫新政伊始，思敏于前的胡錦濤先生即在仲共十六大闭幕时刚上任第一次讲话中重温、重申了改革先驱胡耀邦先生这一宪政主张，首倡违宪调查，终将人權入宪，继而提出“三个为民”——“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的理念；行高于众的溫家寶先生，从管子、孟子的“亲民爱民”、“欲强国，必先富民”的思想光芒中得到启示，而关怀民生，为灾患呼救，为百姓喊冤，为民工讨钱，为农民鸣不平而减负免税，为教育担忧，为传媒心痛，为经济疗诊，为腐败求解……“诺言”与“谎言”的生死抉择，“法治”与“人治”的艰难博弈，这不能不说是改革开放的后新时期难能可贵的进步。
什么是宪政？宪政无非是民主+ 法治+ 人權。人權表现在人人都不仅拥有生存权——解决温饱，人人都可通过勤奋工作公平竞争而获得应有的经济收入或同等报酬；而更应拥有知情权、话语权、表决权、自由著述出版权，言无不尽，言者无罪，拥有四大自由，即：思想、言论、宗教信仰的自由，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在这四种基本人權的基础上，确立宪法的民主精神。政府必须由人民选举，法律必须由人民制定，在现代世界，宪法与普选制，是民主国家最基本的标志。世事洞明的任仲夷老妙语诠释江澤民先生所言“叁個代表”的内涵外延：“执政黨所代表的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不仅应当包括经济利益，更应该包括政治利益，即宪法所赋予公民的各项权利。”
政治改革的要件应是：充分尊重人權，开放新闻出版，解除传媒管制，保障公民对当政者的评判、选择和公众对权力层的监督；大胆借鉴“三权分立”的权力制衡机制，健全与强化宪政民主和权力监督机制，防止权力滥用，个人尤其黨政一把手的权力必须受到相应制约；适时推进包括直接选举在内的民主政治良性发展；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以自由、民主、法治的普世原则，建构和谐共存的社会，而力避个人權利欲无休止膨胀的状态，建设公平正义、诚信互助、共同富裕的物资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共生互动协调发展的新型社会。
为什么经济体制改革障碍坚冰早已突破，而政治体制改革却始终隔靴搔痒举步维艰？科学剖析总设计师鄧小平先生的不朽创举和严重历史局限，追怀和检讨改革开放先驱者的成就与缺憾，从而于峰回路转中调较罗盘，正是我们而今寻求继续改革之智慧和勇气的良方。
思想的谬识与方法的误导：
政治改革滞迟不前的内在根由
总设计师小平先生一生一直在左与右、封建專制与民主自由的纷繁扰攘和夹磨中孤独而痛楚地生活着，因而他的思想不可避免地带有历史的局限性。
一是由于他一直奔波于生存实践中，从赴法当“油印博士”、转苏进入孙逸仙劳动大学“半工半读”、归国进入中央苏区后一直跌宕沉浮于戎马征战，直至开国以来历次政治运动中政务烦琐，很少系统深入研究政治经典理论，更几乎不读文史与哲学理论书籍，所以一直未形成自已革命、建设与改革的完整思想理论体系，而靠的是灵感式的思想火花来左右自己乃至国家的活动，往往以实用主义式的“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和经验主义式的“摸着石头过河”来指导工作。由于欠缺科学的预见性，他的某些话，在改革开放中被一些暗箱操作权钱交易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者盗用和扭曲，后果是不良的。如“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并没有界定大致应该怎样“先富”，“先富”到什么程度？强调发展效率而忽视社会公正，其后遗症在当今社会显而易见。
二是始终在反封建專制主义方面显得进退维谷，而反所谓子虚乌有的“资产階級自由化”时却左得出奇，对自己并不内行的文艺作品，却偏凭道听途说佞语谗言而胡乱定性，的确缺乏应有的民主包容心态，视有民主作风、法治意识和獨立思考能力的知识分子和政治同僚为“持不同政见者”或“假想敌”（按專制者的逻辑就必将不同政见者打入另册），宁左勿右的文化專制主义，禁锢思想领域，窒息文艺空气，致使刚刚初尝扬眉吐气滋味的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清官群体、知识阶层和作家艺术家们复感寒意攻心如履薄冰，从而逐渐淡化甚而丧失创造进取的激情和勇毅。
三是比较注重个人利益和集团利益而相对漠视广大公众的利益，例如，“纹革”后拔乱反正为右派平反昭雪，他却坚持说“反右是正确的，只是扩大化了，资产階級右派杀气腾腾，不反不行”（参见《鄧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３４５页），言下之意可以全盘否定纹革却“不能全盘否定反右”，何故？因为反右时，他黨的總書記，反右是他具体主持的。第一次天安門事件因为支持他就是革命行动，第二次同一地点事件因为反对他就是“反革命行动”，为顾及自身利益与地位而违心不唯实，以致于在客观上激化了黨群官民矛盾。
四是继续坚持荒唐的“路线斗争”和“无产階級專政”理论不肯放弃，而殊不知，“專政”理论本身是错误的，任何革命政黨，在取得政权之后，都必需经历一个“还政于民”的过程，才能有执政的合法性。“專政”这个与“專制”孪生的词汇本身就是反民主、反法治、违宪的反动概念。其实民主、法治与專政是不能相容的，所谓“人民民主專政”，安全是不合逻辑的荒唐之谈，欺人之术。
五是他反对了对毛澤東先生的个人迷信，却竭力制造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反对对毛澤東的“两个凡是”，却搞了对自己的“两个凡是”，最后严重违背了黨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准则，在已退居中顾委主任之位上的１９８７年越俎代庖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向时任中央主席、總書記并早已公开表示任满此届即主动辞职的胡耀邦先生发难“逼宫”，指摘胡耀邦“近年来一直纵容资产階級自由化”，最后还主持开列了关于胡的“二十条错误”发文至县团级，把胡耀邦先生积极正确的改革思想和行动说得一无是处，这实则是“垂帘听政”封建專制遗风复现。
六是当胡耀邦坚持反腐败须从高层抓起，批示同意对一位政治局委员的子女违规违法经商牟取暴利案件进行搜查查处时，因为触及了高层相当一批人的利益，小平先生居然表示奇怪的沉默，对胡不予公开支持。他显然是在权衡对自己的利弊。这种对腐败的纵容，导致后来同类事件泛滥难收，揽权敛财恶风上行下效，国家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部门利益个人化……权钱交易成为无可抑制的灾患。
得失参半，泾渭分明；
政治改革乃兴黨强国的必由之路
千秋功过，后人评说。其实好在可以告慰的是，小平先生早在１９８０年８月２１日、２３日答意大利著名时政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时，就坦陈：“我自能够对半开就不错了……你一定要记住我的话，我是犯了不少错误的，包括毛澤東同志犯的有些错误，我也有份……不犯错误的人没有……”赴法穿西装、归国穿列寧装、开国一直只穿中山装的总设计师的历史局限客观存在。一个真正的馬克思主义者从来就敢于面对现实否定自我。我们没有诋毁之意和回避忌讳之必要，而是公正客观评价，藉以反思，为继续改革、尤其倾力推进政治改革和努力建设政治文明，激浊扬清，铺平道路。所以，用不着为他护短。
我们必须克服政治上的极左倾向、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的專制主义。一个勇于反思不断创新的政黨才会保持旺盛持久的生命力。
不可忽略的是，鄧小平先生于新时期走入权力最颠峰和思想死胡同之后，却在关健时刻，发见“八九”之后的“治理整顿”整掉了许多改革成果，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一以贯之的改革路线颇相悖逆，于是乎不顾高龄有病之身，于“山重水复疑无路”的１９９２年春天，重走东南沿海，触景生情地发表了著名的“南巡谈话”，提出了著名的“三个再……一点”和“三个有利于……”重要观点，把经济改革拉回了既定方向，聚光成他人生最光辉的时刻，完成了他的天鹅绝唱。
我们甚至相信，假如他能够活得今天，或者若有来世，不一定会再反什么“自由化”的，不一定再会谈“自”色变。自由，是多么美好的字眼，是人權的重要方面，是宪法应重点保护的对象，也是许多革命英雄、民主先驱和政治精英（包括共產黨人）毕生追求的境界。有幸的是，北师大已出版将发行全国小学作为教材的《新公民》读本，已经把“自由”重新审视重新定位，赋予光彩夺目的现代要义。但愿我们的新一代，我们的千秋万代，不再受无自由之苦无民主之累无法治之灾无宪政之困。请容笔者在这里祈祷。
援引鄧小平先生自已曾说过的原话：“……政黨最怕的是听不见人民的声音，最怕鸦雀无声。”说来容易做来难，责已宽来责人严。在权位之上，真正不同声音一来，就不一定受得了容得下。
如果重温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中期那段最开明的时段，胡耀邦先生创新理论，解放思想，躬身实践，锐意民主，激奋改革，力倡开放，襟怀坦荡，大义凛然，公正无私，虚怀若谷，从善如流，深入实际，关怀民生，体恤民情，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不捂盖子，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装袋子（人事档案），那是多么昂扬向上、阳光璀璨的日子！
胡耀邦先生主持推动破除现代迷信、平反百万冤案两大系统工程之后，不论遇到任何干扰，始终坚持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与经济体制改革同步，认同人类社会进步的普遍规律，必须走民主、科学、法治之道，力促舆论开放、言论自由，力主解除黨禁、废除文艺作品审查制度，态度鲜明地反对“老左”们的种种无端干预。
改革开放初期的成果，是中央和地方一大批改革开放领军人物的集体智慧和全国亿万民众共同努力才取得的。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靠不了一个两个“青天”和神仙皇帝，只有靠公民大众自已的觉醒与顿悟。任何从政者也不能贪天下之功为已有。而应如执政黨新一届總書記胡錦濤先生所言的那样：“立黨为公”。
纵观这个正在变革着的伟大时代，如果原来说“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而今可以说“只有推行政治改革才能救社會主義”。“四项基本原则”不是都不坚持，而是要与时俱进地做出修改、增删和调整（这只能作为黨内原则），即：“坚持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同步改革，坚持宪政民主制度，坚持创造性地丰富、发展和完善馬克思主义，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建设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
没有民主政治，何有改革开放相继的良性循环；没有公平公正、反腐倡廉，哪来共同富裕、和谐小康；没有彻底革除权钱交易买官鬻爵，岂能唯贤是举人尽其才；没有创新机制，咋谈民族复兴；没有民主监督，何求政治昌明；没有反思历史，何以持续发展？自觉超越过去时代的历史局限，才能创造性地开拓未来全新的里程，构建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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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总设计师的历史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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