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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国摘录（93）
作者：觉远 转贴自：诚正民族精神研究所 点击数：2169
讨论、商量、谈判、对话，是约定任何一项契约的必要步骤。一方既想利用他方的积极性、能力、投入，又想更多地满足自己的利益，所以就需要商谈。商谈的目的就是把如何合作与如何分配放在一起谈。供货商要和要货商谈，销售者要和需求者谈，合伙人要和合伙人谈，老板要和员工谈，妻子要和丈夫谈，这个省的人要和那个省的人谈，城市人要和农村人谈。在协商讨论中公民们努力寻求达成一致意见，大家可以相互学习，可以自我调整，可以知道如何更好地达到自己的目的，可以知道哪些目的是达不到的。最终可以达成某个规范性共识，形成一个规范性观念，这一规范融合了每个参与者的各自利益。偏执者认为不必经过讨论协商，他们就知道“正义”的规范何在。但是，不经过大家的充分思考和讨论，这一规范很可能只是偏执者的一己之见而停留在偏执者的心中；即使被强制实行，也不会产生活生生的效应。 现代政治社会体由成员们的参与而产生，并使得这种参与变得日益平常；通过这种参与而形成的共识，由于其广泛深厚的群众基础而变得力量强大。国民们在这种充分的公共讨论中，培养并形成了公共意识，培养并形成了正义感。国民们在这种讨论中学习如何与他人求同存异，学习如何理解他人的意愿，学习如何把自己的利益和他人的利益结合起来。参与或者关注这种社会政治讨论，是培养国民政治素质的最好大学；具备这种社会政治理性的人越多，既是他们的幸事，也是该社会的幸事；反之，则意味着该社会整体文明素质不强。 没有和谐斗争，便没有民主政治的和谐生态，没有民主的和谐生态，便没有社会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的合理与和谐，没有和谐的社会环境、民主环境，积蓄的可能只有社会危急，进而引发社会动乱乃至暴力革命。 俞可平先生对于民主问题有一个形象的比喻，叫“民主象陀螺”，俞先生的本意是说，民主不能在文件或口号里，而应该在现实生活中运转起来。民主这个陀螺转起来起码具有三方面的意义，一是通过民主制度和民主程序的运行，达到社会各阶层不同力量的融洽与平衡。二是民主像台机器，只有跑起来才能发现机器质量、存在问题，发现问题后再完善、提升制度与程序。三是只有通过实践，才能把民主理念转化为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促进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 世界发展历史早就证明，残酷的斗争只会制造灾难性的结果，和谐斗争永远是人类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良好境界，如果禁绝和谐斗争，其结果只能导致残酷斗争的产生。社会财富的配置是这样，社会思想资源、政治资源的配置也是如此。 光有思想，没有制度和程序，那只是一种寄托的精神花园，令人向往怡人身心，但是，没有实际作用。 事实证明，没有官员对民众的敬畏，便没有官员对维护民众利益、民众权利的尽心尽责，没有官员对民众权利和民众利益的尽心尽责，便没有清廉高效的政府。 “专制文化”有两种思想，一种是独裁思想和另一种奴化思想。“独裁思想”的宣扬，使当权者专制独裁的身份合理化，合法化——是“天子”，他的所有行为是奉天承运，天经地义，不容置疑。而奴化思想的宣扬，使人们承认独裁者合法身份，合理行为而甘愿被其奴役，并承认独裁者所制定一系列奴役规则，致使在这一长期奴役环境里形成自己已扭曲生命的价值观，而安于其中。 说到底，就是因我们民族文化不健康，没有建立起理性的有益于各种阶层的人和平相处的思想文化来，而使我们民族一直处在争斗之中。如果我们民众都明白自己做为一个现代人——一个公民的权利，而抛掉内心的奴性，当权者自不会找到当“爷”的感觉——而他们不会，也不敢胡作非为。而当权者如果明白，政权的更替是历史发展的正常规律，而正视这种现象——制定一系安全更替的规则——这不仅保护了自己，而且使民众不因权力争夺遭受刀枪之苦。象现在，明白自由言论与自由思想，是这个人类中永远都会存在的自然现象，而合理地对待，给我们这些独立思想者一个合理位置，那就不会制造出这么多，他们想象中的“敌人”。 网络不仅是全球信息最方便快捷的思想舞台，而且已经成为人类思想表达和交流的最有效的工具。在这个时代，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思想家肯定会在网络世界中产生。 政党政治对中国20世纪的最大贡献停留在推翻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而建立起来的，又是一个在政党外壳之下的一党专政制度。可以说，20世纪中国的政党政治在实践上是失败的。现在看，即使我们按着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我们也不能把政治制度建设失败的责任完全归结为经济基础的落后上。在这方面，我们的文化传统和政党领袖的自私性都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中国20世纪里的政治家在骨子里仍然是专制的。 思想自由是中华民族文明的真正开端。在人类社会中，权力决不是一个叫人崇拜的偶像，而现代政治文明的真实性恰恰在于，权力必须是人民口中无情的批判对象。可以肯定，当中华民族能够自由的、理性的批判权力的时候，这个政治就发生了实质的进步。 对于中国，我可以说句俗话——一切都是权力惹的祸。因此，中华民族从现在起也必须觉悟，必须把权力关进笼子，不再允许权力为所欲为。权力必须听命于普遍文明的民意，并且以民意为基础。
实体正义（也称实质正义）与程序正义是社会正义的两个层次。实体正义指的是符合公认的道德价值的社会正义，程序正义指的是法律正义。在一个健康的社会里，社会正义与法律正义是一致的，因为法律的最终目的就是维护社会正义。可以说，法律正义是手段，社会正义是目的，社会正义往往通过法律正义来实现。但在中國这个各级政府机构已经堕落为一个个自利型集团的極權社会里，社会正义却极难通过程序正义来实现。 邓小平在他一生最辉煌的１８年中，在中国造就了一个比较富裕的社会，一个相对开放的社会，一个生机勃勃的社会；但也留给了我们一个尚未能解决贫富悬殊问题的社会，一个未能解决腐败蔓延的社会。究其根本原因：就是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 政党最怕的是听不见人民的声音，最怕鸦雀无声。 什么是宪政？宪政无非是民主+ 法治+ 人权。人权表现在人人都不仅拥有生存权——解决温饱，人人都可通过勤奋工作公平竞争而获得应有的经济收入或同等报酬；而更应拥有知情权、话语权、表决权、自由著述出版权，言无不尽，言者无罪，拥有四大自由，即：思想、言论、宗教信仰的自由，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在这四种基本人权的基础上，确立宪法的民主精神。政府必须由人民选举，法律必须由人民制定，在现代世界，宪法与普选制，是民主国家最基本的标志。 没有民主政治，何有改革开放相继的良性循环；没有公平公正、反腐倡廉，哪来共同富裕、和谐小康；没有彻底革除权钱交易买官鬻爵，岂能唯贤是举人尽其才；没有创新机制，咋谈民族复兴；没有民主监督，何求政治昌明；没有反思历史，何以持续发展？自觉超越过去时代的历史局限，才能创造性地开拓未来全新的里程，构建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 将中华民族春秋战国至今近 2800 年的历史与美国独立战争前后近 250 年的历史作一个粗略的比较，不成正比的反差令人震颤。透视期间 350 个中国皇帝与 43 个美国总统的运行轨迹，中华民族从遥遥领先到望尘莫及、由盛极一时到一落千丈的社会根源寓意甚深、一览无遗。 穷人在任何时代、任何制度下都不可能消失，可怕的不是贫穷，这种贫穷如果不是制度性的，是有可能通过努力或其它正当途径改变的，那么贫穷就会成为社会不和谐的根本原因。造成当前中国不和谐的最根本原因不在于穷人问题，而在于严重的社会不公，这种不公并不是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而是体制性的，现有的体制框架实际上已经没有能力保障基本的社会公正，因为这种体制本身就是依靠不公而赖以运转的，这是一个建立在社会不公基础之上的秩序，一小部分人被赋予了无限的特权，对绝大部分人的权利进行肆无忌惮的剥夺，对社会资源进行竭泽而渔式的瓜分和掳掠。 变革需要点滴的记忆，进步需要在原有的基础上不断地开拓。不知渐变的民族，注定没有美好的未来。一个民族，平时不能付出更多的泪水或血汗，就是再好的时运也不会降临到自己的头上。 只要政治领域依然充满惨杀、镇压、管制等字眼，政治的道德就很难建立起来。只要政治道德败坏，国家繁荣和持续发展就会是一句空话。只要我们政治生活中依然充满着惨杀、腐败和愚昧，今天我们获得的所有进步都可能丧失或巩固不下来。 镇压可以把崩溃往后拖，如同用铁锹不断拍打沙堆周边，可以使沙堆继续增高一样。但那种增高不会无限，最终还是要垮，而且堆得越高，坍塌越烈。试验表明坍塌过程将持续到沙堆重归临界状态。 权力腐败是社会病态的集中表现。孟德思鸠认为，所有掌权者都想滥用权力。这是社会不公平、不公正的根源。要想使当权派公正使用权力，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组织起强大的反对派。反对派只有站在民众利益一边，以公正立场抨击当权派的弊端才能赢得民众支持。所以文明国度都用法律保护反对派充分行使公民权利，对当权派进行全方位监督，确保权力公开透明运行。 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某些规律大同小异。消灭了野狼，鹿群不再有生存威胁，就会变得懒散，渐渐出现疾病流行种群退化。许多物种一旦失去天敌，很容易泛滥成灾。古今中外的历史反复证明，凡是不允许反对派存在的一边倒政权，大都腐败猖獗，民生凋敝，动乱频发，难以为继。 有人担心，反对派势力强大了会阻碍社会发展。 反对派与当权派的较量，只能依据法理和公道，结果必然是权力运行走向公开透明，宪法法律得到落实，社会实现公平公正。有了强大反对派的全方位监督，当权者深怕有过失被对手抓住把柄，必然爱岗敬业，勤政为民。假如出现这样的政治环境，当权派中每年将少产生多少腐败罪犯？官员中将有多少人不再为公款吃喝捐躯！ 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住了所有国家；如果你控制了粮食，你就控制住了所有的人；如果你控制了货币，你就控制住了整个世界。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靠什么赢得尊严？要靠国家的发展，靠健全的民主法制，靠社会的和谐进步，靠道德的力量，靠人的素质提高。今天，应该再加上这句话，还要靠创新的精神！” 在我们这个星球上，日本是最善长学习并接纳外来先进文明的国家。现代日本文明究其实是汉唐帝国文明和西洋文明的复制品。一个处于蛮荒状态的草昧民族，就因为虚心学习接纳当时世界最先进的文明成果，跃升为这个星球上的一等民族，超过中国老师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文化巨人。 以民主和法治两大要素为标准，我们可以把世界上的现行政体划分为四种主要模式：（1 ）缺法治少民主——这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制度；（2 ）有民主缺法治——这也是众多发展中国家的制度；（3 ）有法治有民主——这是几乎所有西方发达国家的制度；（4 ）有法治少民主——世界上只有香港和新加坡采用。 政治改革不能“摸着石头过河”，因其性质不同于经济改革。经济改革是各级、各地政府不断尝试释放市场能量的过程，而政治改革则是自上而下建立新的政府制度的过程。政治改革的近期和远期目标必须清楚、透明，给各级官员和各行各业的人民以信心，求得公众的理解、支持和监督，不容出现大面积的误解和混乱。 倘若没有强大的法治文化，民主制会迅速腐化，陷入崩溃和重建的循环。众多缺少法治的国家不懂西方先有法治后有民主化的历史，盲目效法西方民主制，所以很快就落入社会失秩的陷阱。 中国社会最大的弱点是缺少法治。在这样的条件下去追求政治自由、建立民主制，我们将得到世界上最糟糕的政治制度——有民主缺法治的制度，这将使金钱政治滥觞，黑社会政治兴旺发达，社会四分五裂。社会为什么会公平有序？因为法律在约束人的行为。一个人为什么会守法？答案既不是民主制，更不在于该人“素质”的高低，而在于政府以其权威切实保障包括政府官员在内的所有其他人都遵守法律。法治就是从制度上向每个公民保证：政府会迫使包括官员在内的所有其他人都守法。 为什么香港直到70年代初都是个相当腐败的城市，仅在模仿新加坡60年代后期的经验，建立了独立的廉政公署之后才迅速解决了腐败问题？答案只可能是：（1 ）中华民族有足够的能力向西方学习法治；（2 ）咨询型法治是在华人社会中形成的一个独特的伟大创举，它结合了西方政治文明的精华和中國政治文明的优秀传统，特别适合华人社会的现代化。 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 有少数人富裕起来，但大量的人会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 在中国搞任何改革，如果得不到实权阶层的理解、支持，便寸步难行。假如维新运动获得洋务派支持的话，改革可能会变得温和一些，步伐虽不至迈得太大，但会很稳健。总之，洋务派的失势使中国近代化的发展面临着更大的阻力。 从中国近代化屡受挫折中可见:首先，中国近代化运动始终缺少一个为大多数人所理解的长远目标和能够给大多数人带来利益的近期目标。洋务派的自强、求富过于笼统，且少数人从中渔利，暴富一小撮，苦了多数人。维新派的目标又过于高远，人民大众不是无知，就是不理解，没有引起社会的共鸣。所以近代化运动只局限于上层，没有获得全民族的支持，从而经不起挫折。其次，近代化始终缺少一个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洋务派缺乏团结和决心，维新派则缺乏谋略和才干，这也使得近代化运动经受不起挫折。最后，中国近代化的领导者们缺乏务实精神和冷静态度。他们忽视了中国的特定国情，企盼通过短期努力就使中国的近代化取得突破，一旦受挫便又一蹶不振。他们还缺乏求同存异的气量和胸怀，仅因实现目标的途径不同便互相攻讦，势同水火。本世纪初，当饱经暴风骤雨的历史航船再次起锚启航时，清政府、孙中山、康有为这三个势不两立的舵手分别提出了自己的航向。于是，历史航船在舵手们的斗争中曲折地前进着。 一个国家的元首，在我的理解，有4个核心的责任：第一，不管国家处境多么艰困，他要有能耐使人民以自己的国家为荣，使国民有一种健康的自豪感。第二，不管在野势力如何强悍，他要有能耐凝聚人民的认同感，对国家认同，对社会认同，尤其是对彼此认同。第三，他要有能耐提得出国家的长远愿景。人民认同这个愿景，心甘情愿为这个愿景共同努力。第四，他不必是圣人，但他必须有一定的道德高度，去对外代表全体人民，对内象征社会的价值共识。小学生在写“我的志愿”时，还可能以他为人生立志的效法对象。 权力不受约束、选票没有价值的地方，就没有谦卑感恩的政治家，只有高高在上的霸主。” 在民主政治下，理想的政治家应该在政治上不与民不争高低；在道德上与民不争是非；经济上不与民争货利。政治家越是感恩谦卑、忍辱负重，给无辜民众造成的伤害就越少。政治家和官员的腰杆是弯的，民众的腰杆才能是直起来。所以，在民主政治下，谦卑的执政者有福了，因为他们顺应了道；感恩的执政者有福了，因为他们光大了德！ 我认为，家天下—党天下—民天下。这是中华民族社会政治文明发展的三不曲。20世纪的党天下可以看做是21世纪民天下的过渡。而21世纪出的关头，则是中国大陆由“党天下”向“民天下”转型的历史时刻。在这个时刻，中国最需要伟大的政治家。而伟大政治家的任务是：为中华民族新的政治文明奠定公平制度基础。 我们的民族如此伟大而古老，我们的民族从近代开始又是如此的落后和贫弱。为什么？我们曾经寻找过许许多多的理由。但是，我要说的只有一条，那就是：自古以来，我们的民族国家没有真正领导人民群众不遗余力的进行物质财富创造发明的政治家，没有真正为了社会公平正义而无私的进行以限制权力为目的的制度建设的政治家。 从秦始皇到毛泽东，只有孙中山先生是致力于为中华民族国家设计公平政治制度以限制权力的政治家。因此，除了孙中山先生之外，在我们民族的范围内和政治史中，几乎找不到致力于建设一整套公平制度的伟大先贤。中国政治家的绝大多数是以维持自身权力为基本目的的政治家。 玛雅文明为什么消失？罗马帝国为何衰落？文明与国家就像个人一样，似乎逃避不了成长与衰亡的周期命运。即使到了现在，分析家们仍无法明晰这样的复杂问题。尽管历史的绵延感如此强大、充斥的变量又如此之多，但的确在某一时刻，我们会发现几乎所有的变量都在朝向更糟糕的方向，就像传染病在大规模爆发前的临界点。甲午战争最终变成了一个庞大的帝国崩溃的临界点，它无情地证明了之前那一代中国精英的努力不过是暂时延缓了它的寿命，而之后，这个国家的精英阶层尽管做出了更富变革意义的举措，却最终证明挽救的速度早已追不上衰败的速度。而帝国最后的捍卫者们也被迫承认，日渐全球化的历史已不能给予他们足够的时间进行有步骤，但过分缓慢的改变，他们的命运不再仅仅由自己主宰，而必须与外部世界共同分享，游戏规则改变了。 自1860年代开始的，被历史学家称之为“同治中兴”的改革，在很多方面，就像是日本人差不多同时开始的明治维新一样，似乎标志着一个古老文明面对现代挑战的应变。中国和日本同为专制政体，改革同样由精英阶层自上而下地推动，而在才智上，李鸿章一代也绝不逊色于伊滕博文一代。一直到1894年中日正式交战前，这两个国家谁的成功更显著，似乎仍未有定论，一位观察者在1870年代分别了考察了中国与日本之后，很确定地说，中国的前景更值得期待。但这两场变革的显著区别是，当面临挑战时，中国首先选择的是从历史中求诸答案，变革者们最主要的期待是恢复一个他们幻想中的朴实和稳定的农业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