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戊戌维新运动上溯鸦片战争，相距58年，中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道路上已经蹒跚地行进了半个多世纪。但是人们对周围已经发生的变化，并不像我们今天这样看得清楚。当太平天国革命被镇压后的很长时间内，人们还在津津乐道什么“同治中兴”，期待通过举办洋务使中国走上“自强”和“求富”的道路，一场外国侵略战争结束了，人们总是重新过起他们久已习惯的升平日子来。少数有远见的先进分子如郑观应，痛感需要向沉睡的人们发出“危言”，但不得不先表白一下他们所处的仍是“盛世”，以免招来更多的攻击，因而把自己的著作称为《盛世危言》。人们的麻木已达到何等可悲的程度！

1894年至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把这一切突然结束了。

　甲午战败带给中国人心灵上的创痛，是以往历次战争失败所不能比拟的。吴玉章同志在他的回亿录中描述过他们当时的心情：“我还记得甲午战败的消息传到我家乡的时候，我和我的二哥曾经痛哭不止。”“这真是空前未有的亡国条约！它使全中国都为之震动。从前我国还只是被西方大国打败过，现在竟被东方的小国打败了，而且失败得那样惨，条约又订得那样苛，这是多么大的耻辱啊！”严复在给吴汝纶的信中也写道：“大抵东方变局不出数年之中。”“尝中夜起而大哭，嗟乎，谁其知之？”

　可是，事情到这一步还没有结束。甲午战败后隔了两年，以德国强占胶州湾为起点，西方列强纷纷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再隔两年多，又发生了八国联军的对华战争。世界上所有的帝国主义国家联合起来，共同进攻一个半殖民地国家，这在世界历史上还没有过先例。

亡国灭种的现实威胁，像一个令人战栗的阴影，笼罩在每个爱国者的心头，“盛世”的幻梦最终地化为泡影。麻木不仁的状态再也无法保持下去了。

——《救亡唤起启蒙》    金冲及

自然，戊戌维新运动的思想家们的议论和主张远不是那样完满，存在着软弱性、空想性和不成熟性等种种弱点，这在一种新思潮兴起的最初阶段是常见的现象。而在中国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它所能依靠的新的社会基础实在太薄弱，遭受暂时挫败是难以避免的。但是经过他们的奔走呼号，终于把原来根深蒂固的封建正统观念的网罗上撕开了一个巨大的裂口，人们明显地看到：经历了戊戌维新运动潮流的冲刷，中国思想界已从原来一池死水似的状态中摆脱出来，变化的节奏异常地快速起来了。思想的闸门一经打开，奔腾的洪流就谁也阻挡不住了。戊戌维新运动的这个历史功绩是我们无法忘却的。

——《救亡唤起启蒙》    金冲及

西洋文化先进国家到今日之地位，系累世文化积聚而成，非旦夕可及。千百年来，经多少学问家累世不断地劳苦工作而始成今日之文化。故救国之要道，在从事增进文化之基础工作，而以自己的学问功夫为立脚点。此岂摇旗呐喊之运动所可比拟？当法国之围困德国时，有德国学者费希德在围城中之大学讲演，而作致国民书曰“增进德国之文化以救德国”。国人行之，遂树普鲁士败法之基础。故救国当谋文化之增进，而负此增进文化之责者，惟有青年学生。现在青年作救国运动，今日反对这个，明日反对那个，忙得不得了，真似“可怜年年压针线，为他人补破衣裳”。终不是根本办法。吾人若真要救国，先要谋文化之增进。日日补破衣裳，东补西烂，有何益处？深望诸君，本自治之能力，研究学术，发挥一切，以期增高文化。又须养成强健之体魄，团结之精神，以备将来改良社会，创造文化，与负各种重大责任。总期造成一颗光明灿烂的宝星，照耀全国，照耀亚东，照耀世界，照耀千百年而无穷。

——蒋梦麟

为了将北大办成世界一流，蒋梦麟深切期望北大能够具备自己与众不同的精神，成为中国教育界的楷模。对于北大应该有的精神，蒋梦麟提出自己的期待：

第一，具有大度包容的精神。俗语说“宰相肚里好撑船”。个人如此，机关亦如此。凡一个机关只能容一派的人，或一种思想的，到底必因环境变迁而死。即使苟延残喘，窄而陋的学术机关，于社会决无甚贡献。虽不死，犹和死了的一般。但容量无止境，我们当继续不断地向“容”字一方面努力。

第二，具有思想自由的精神。人类有一个弱点，就是对于思想自由，发露他是一个胆小鬼。思想些许越出本身日常习惯范围以外，一般人们恐慌起来，好像不会撑船的人，越了平时习惯的途径一样。但这种思想上的胆小鬼，被北大渐渐儿地压服了。北大是不怕越出人类本身日常习惯范围以外去运用思想的。虽然我们自己有时还觉得有许多束缚，而一般社会已送了我们一个“洪水猛兽”的徽号。北大里面各种思想能自由发展，不受一种统一思想所压迫，故各种思想虽平时互相歧异，到了某种思想受外部压迫时，就共同来御外侮。引外力以排除异己，是北大同仁所不为的。

正是有了这种精神，虽然此后中国在政治上风暴迭起，但北大却在这一批有勇气、有远见的人士主持下，引满帆篷，安稳前进。

——《蒋梦麟与北京大学》    |马勇

偏激和狂热给后世中国带来的负面效应是极其沉重的。而这两种偏向本身也不合乎他们所倡导的理性精神和科学与民主。在现代社会，政治是一种专门的职业，在一定程度上说，现代社会的公民不可能没有一定的政治倾向和政治原则，只是这种倾向和原则要运用的适度，要在理性精神的指导下，在一定的秩序范围内通过民主的程序加以实现和完成。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号称思想启蒙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即使不发生1919年之后的政治热情的冲击，也注定它不可能坚持十年、二十年，真正在思想文化上为中国政治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

五四启蒙者后来的行为背离了他们的初衷，这既是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又是五四启蒙运动夭折的根本原因。这一结局之所以如此，除了中国知识分子固有的政治热情的文传统外，似乎还有五四启蒙者的心态以及内在理路上的原因。囿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五四启蒙者的道路选择是不破不立，他们虽然以多元开放的文化心灵面对西方文化，呼唤民主与科学，但却对中国的旧文化旧道德充满了没有丝毫缓和余地的否定。他们一方面批评学术上的独尊一家，好同恶异导致专制、黑暗的恶果，另一方面则竭力排斥和自己的学术见解、政治见解不同者，企图以新的文化独裁代替旧的文化独裁。他们面对与自己意见相左的旧文化没有丝毫的宽容精神，既无视旧文化得以发生发展的历史背景，又武断而不容商量地主张彻底抛弃旧文化。

当我们回顾20世纪中国历史的时候，我们觉得五四新文化运动在知识分子层面建立的启蒙心态虽然给中国带来了无限的好处，使中国传统社会的秩序根基真正第一次发生动摇，但由于启蒙者无意识地承继了中国知识分子“唯我独尊”“真理只在我手”的思想传统，缺乏现代社会更加需要的容忍精神，因而其负面效应绝不应当低估。

——《除了民主——我们还需要什么？》    马勇

五四一代对民主政治的热情与渴望无可非议，民主政治毕竟是人类发展到今天所发现的较为理想的制度。因此，在一定历史阶段，民主政治确实值得中国人去追求，也值得中国人为之而献身。不过我们所要强调的是，五四一代思想家在分析民主政治何以在中国不能成为现实时，未免太过于看重人为的因素，而相对忽略了从社会经济结构中去寻求民主政治不得以产生、发展的根源，没有能从经济生活中揭示出民主政治在中国发展的根本障碍。

当时的中国，不要说广大的农村依然处于中国传统社会的生存条件下，即使在中国为数不多的都市中，又有多少人在享受现代社会的文明，真正处于现代社会条件之中呢？在中国人自古以来的生存条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情况下，企图以观念的变化和政治体制的改变来推动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其用意虽然善良，其目的并不一定能实现。如果我们承认“旧思想的瓦解是同旧生活条件的瓦解步调一致”的话，我们便不能不承认五四一代思想家对民主政治的急切渴望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向往，民主政治的选择在中国人的生活条件没有根本改变的时候，只能是美妙的向往。从这个意义上说，至少在五四的年代，民主政治不是中国最需要的。中国最需要的是发展经济，发展社会生产力。只有在商品经济获得充分发展，自由、平等的商品交换原则在经济生活中习以为常的时候，民主政治才能真正得以实现。“如果资产阶级实行统治的经济条件没有充分成熟，君主专制的被推翻也只能是暂时的。人们为自己建造新世界，不是如粗俗之徒的成见所臆想的靠‘地上的财富’，而是靠他们垂死的世界上历来所创置的产业。他们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首先必须创造新社会的物质条件，任何强大的思想或意志力量都不能使他们摆脱这个命运。”这是五四思想家留给我们的思维教训。

——《除了民主——我们还需要什么？》    马勇

看到人民需要解决的问题，我常仰而思之，夜以继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我还想当一个人为多数人所信任的时候，他已经不再属于自己，他已经是“公共财产”，属于人民了。我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真正做到无愧于人民，我要带着真心、真意、真情来同网友们交流的。我愿随意地同大家谈心。

——温家宝

一个社会当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那么注定它是不公平的，这个社会也是不稳定的。

——温家宝

读书关系到一个人的思想境界和修养，关系到一个民族的素质，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兴旺发达。一个不读书的人是没有前途的，一个不读书的民族也是没有前途的。

——温家宝

一个年轻人要勇于创造，但这必须下艰苦卓绝的功夫。如果不下艰苦卓绝的功夫，就不会有坚实的基础。

——温家宝

在一定意义上讲，一个国家的强大和信誉不仅仅表现在经济的实力，还应该表现在民族的素质和道德的力量，而且我以为后者比前者更为重要、更为长远。

——温家宝

我国办有报纸，但遗憾的是我国的编辑们不愿将真相告诉读者，他们不象你们的报纸敢讲真话，只讲真话。我国的编辑们在讲真话时十分吝啬，他们只讲部分的真实，而且他们也没有你们报纸这么大的发行量。由于不能诚实地说明真相，我们的报纸就失去了新闻本身的高贵价值，也就未能成为广泛传播文明的方式了。

——李鸿章

中国之所以未能成为强国，对世界和平及繁荣有所贡献，乃由于两大敌人的阻碍。一是日本，半个世纪以来一直操纵中国政治，给中国带来灾难，现在中国在美国帮助下已经打败了日本。第二个敌人是你们的内奸，我们美国人爱莫能助，这个内奸的名字就叫贪婪。你们若要享受真正的自由，要为人类的福利尽一份力量，非得除去这个内奸不可。

——抗战时期驻华美军司令魏德迈将军

国家发展、民族振兴，不仅需要强大的经济力量，更需要强大的文化力量。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是一个民族真正有力量的决定性因素，可以深刻影响一个国家发展的进程，改变一个民族的命运。

——温家宝

没有先进文化的发展，没有全民族文明素质的提高，就不可能真正实现现代化。

——温家宝

新帝国主义，其帝国主义的本性并没有变。产业资本、金融资本和国家之间配合得更加娴熟和默契。它们利用资本和军事实力，创建所谓的游戏规则，设置圈套，套牢弱势国家和民族。新帝国主义不仅仅是要自然资源，而是要牢牢控制从农业到工业到各种可能牟利的产业，最终实现从思想上控制一个国家和民族，在产业上让你完全依附宗主国。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帝国主义的新本质。

——郎咸平

一百多年前，大清王朝靠茶叶出口源源不断地创造着贸易顺差，英国人为此不得不从墨西哥筹措白银，才能持续向中国采购茶叶。全球范围内的这么折腾，到头来还要把白银源源不断地运到中国，英国人当然不甘心，于是他们搞出了一个两步走的计划。 

首先，从东南亚搞到鸦片，然后走私到中国，通过鸦片贸易把中国人的白银再赚回去，从此就再也不用费劲去墨西哥挖银矿了。最后搞得中国白银大量外流，林则徐上书说这样不行，再这么下去就要亡国了。于是道光派他去广东调查。林则徐到了广州以后，新官上任三把火，第一把火就把烟馆烧了，第二把火烧了烟枪，第三把火就把鸦片给烧了。英国人不爽了，于是派舰队来，来了不跟林则徐过招，直接开到南京，把京杭大运河给封锁了，这下北京城里的粮食供应就断了，最后大清王朝派出首席谈判代表琦善签订了《南京条约》。 

《南京条约》一共四条：割地、赔款、开放通商口岸、协定关税。当时道光皇帝看了这四条，不是勃然大怒，也不是觉得愧对祖宗，而是大发感慨：琦善呀，你这个首席谈判代表太有才了，这么几个条款就把那么多总兵都赶不走的英国人送走了。于是道光即刻下令，林则徐退休，琦善封赏。 

为什么道光皇帝觉得很划算呢？ 

第一条，他一看英国人要的不过是一个从来没听说过的小岛，叫香港岛，比今天的香港小多了，只不过是一个小岛。当时的对外通商城市是广州，香港岛不过是个不毛之地，算得了什么？我泱泱大国，送给他就是了。 

第二条，赔款。这也无所谓，才二十多万，摊派给广州十三行就是了，十三行的老板个个身家都上千万两白银。 

第三条，通商口岸多开放几个就是了，反正广州开放了一百多年也没出什么大事儿。 

第四条，也是我们今天看起来最为痛心疾首的，为什么呢？中国自己生产的产品承担的各种苛捐杂税非常高，而根据这个条约，外国货以后只需要承担百分之十几的统一税率，从此以后，中国的企业家就注定要面临先天严酷的经营环境。更要命的是，这个固定税率以后如果要改的话还得跟英国人商量，这不就相当于把关税都交给外国人控制了嘛！可是道光不这么看，当时的情况是清朝的官员腐败不堪，中央规定的税率其实不到5%，可是地方海关盘剥的各种手续费、红包等等，加在一起就有20%，这样统一规定之后，朝廷拿到的钱反而更多了，所以这事儿让道光很高兴，一直搞不定的收税和反腐败问题也一并解决了。 

可以看出，真正的不平等条约都不是人家逼迫你签的，我们中国人这点骨气还是有的。可是帝国主义深知我们的弱点，那就是皇帝未必知道首席谈判代表都干了什么蠢事，而这个首席代表根本不管本国企业的死活。谁叫你笨呢？当年签订条约的时候，满朝文武都觉得割了老祖宗留下来的江山，颜面扫地，却不知道协定关税才是真正要命的。等到发现不对劲的时候，再想补救为时晚矣。 

——郎咸平

在涉及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重大问题上，即使是中国很穷的时候，我们也是铮铮铁骨。”

——温家宝

中国的现代化绝不仅仅指经济的发达，它还应该包括社会的公平、正义和道德的力量。在我在任的最后几年，我将为这件事情尽最大的努力。我认为，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

——温家宝

我去台湾的愿望依旧是那么强烈，因为我认为中华民族5000年的文化，具有强大的震撼力和凝聚力，不要因为50年的政治而丢掉5000年的文化。

——温家宝

一个技术牛人，公司提升的时候一般会让你当经理不再做技术，这个时候99%的工程师会感到高兴，认为是公司对自己的大奖赏，升官了嘛，至于自己适不适合搞管理已经完全不重要了。可见，这种“要当官”的文化已然深入骨髓，中国文化，总的来说是一种崇拜“官”的文化，中国信仰，也是一种对“好官”的信仰。

一个没信仰的地域，其实很悲哀。基督教对中世纪的欧洲文明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很多朋友，搞技术为了糊口，或者努力搞技术是为了以后不搞技术，而并非有啥兴趣，更谈不上创新。美国一些人做技术做得快乐得不得了，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精神极度充实，佩服哪些人。

——cook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