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时间角度看待渐进性概念，可以把渐进性理解为一种过程的延长，看成事物发展的自发演变趋势，甚至可以看成是需要等待时间。而政治体制改革的渐进性，则把渐进性过程理解为总体分解式的改革、结构关系的调整和分阶段实施的改革，本质上是逐步到位的改革，而不是一步到位的一揽子改革，其中包含着争取时间、缩短时间和赶超时间的要求。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进程有着经济体制改革要求的时间要求，有着很强的时间压力，所以必须抓紧时间、缩短时间和赶超时间。这是一个大前提。在这一前提下，政治体制改革有多种方案可以选择。最主要的有两种方案：一个是一揽子改革计划方案，另一个是渐进性的、分步实施、整体分解式的改革方案。这也是前苏联、东欧国家的改革和中国改革在推进步骤方面的主要区别。一揽子的改革方案，在改革操作上无疑是最节省时间的。但这种改革方案实施的难度过大，成本过高，且对改革操作的要求也高，一旦把握不好，改革中容易出现社会动荡和挫折。道理说来也简单，改革总是有成本的，改革过程的时间跨度越小，时间越短，单位时间内分担的改革成本也就越高，对社会成员的利益触动也就越大，改革失败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就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历史进程而言，它表现为紧迫性与渐进性的双重特征。一方面，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的政治本质，但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仅封建传统影响源远流长，而且建国后在很多方面也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要求不相适应。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取得了重大突破，但在很大领域，仍然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要求有较大距离，也严重滞后于日益深入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进程。这些都显示出政治体制改革的紧迫性。
　　另一方面，也应看到，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所必需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总体上尚比较落后，而且发展不平衡，公民的参政议政能力和社会自治能力还普遍不高，特别是传统的权力过分集中的政治体制仍具有强大的运行惯性，这一切都决定了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必然要经历一个长期努力、逐步积累的渐进过程。另外，对于转型期的我国来说，社会政治的稳定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外部条件，这也意味着政治体制改革应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
　　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紧迫性和渐进性的双重特征，所以在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我们既要坚定不移地改革政治体制，又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实际出发，循序渐进，逐步地加以发展和完善。既不能因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紧迫性就好高骛远，盲目超越发展阶段和现实条件，也不能因为政治体制改革受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就坐等条件的成熟而缺乏应有的主动性和开拓性。总之，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应该是一个既积极主动又稳步推进的过程。
　　——《攻坚：十七大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报告》

　　政治体制改革要估计面临的不确定性和风险程度。任何体制，特别是政治体制的改革，都面临着或多或少的不确定性和程度不同的风险。不改革，没有改革的风险，但是有不改革可能积累的风险和危机。有的改革所花成本小，可控制，风险小，收益较大；有的改革成本大，费力不小，但是前瞻的可控制性不明朗，风险高，收益并不高；有的改革可能成本大，费力大，但是效果明显，收益也高。因此，每项改革，对其成本、收益、各种不确定性、风险都应当进行较为深入系统的评估，以便进行方案比较、统筹把握，保证坚决推进改革、降低成本、收益最大和避免风险。
　　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无疑存在很大的艰巨性和风险。一般地说，高度发展的政治民主最终有利于社会稳定。但是，政治体制作为上层建筑，它总是涉及一些敏感的问题。如果在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操作不慎，就有可能影响社会稳定。这是因为：第一，新旧政治体制转换时期的矛盾容易引发不稳定因素。政治体制改革是政治权力运行机制上的推陈出新，在政治体制改革进程中，新旧体制的因素同时存在，相互间存在矛盾，处理不好，容易诱发不稳定因素。第二，政治参与过当容易引发不稳定因素。政治民主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政治参与的扩大，而政治参与不适当也会引发不稳定因素。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场极其广泛的社会动员过程，它把亿万人民群众引导到这场深刻的社会变革中来。在这场变革中，社会成员有着自己不同的利益要求，在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还没有高度发展，政治组织系统和政治沟通渠道还不可能十分完善的情况下，不良的政治要求就容易引发政治动乱，影响社会的稳定。民主的发展过程容易引发某些不稳定因素，这就使我们陷入两难境地。 这种不稳定性带来的损失甚至破坏，就是政治体制改革面临的风险和成本。
　　一种政治体制本身就需要成本。改革的目的是建立一个机构和运作成本最小化的政治体制；改革也需要支付成本，改革的过程则需要选择支付成本最小，又能达到改革目的的转型安排。集中要支付成本，民主也要支付成本。因为事事要协商，每个人都要事事投票，或者意见总是统一不起来等等，集中过程就需要大量的成本支出。极端的民主化体制，成本也是高昂的。因为计划机关和各级领导需要集中信息，制定、执行和下达指令，需要建立一个庞大的统计、计划、决策、执行和包揽所有事务的政治组织体系，加上决策可能常常失误，极端的集中体制，其成本也是高昂的。从经济学角度讲，哪种体制在时间和范围的总体上成本最小，这是我们需要考虑的。再比如从改革过程和方式来看，在精简县乡村吃皇粮的冗员时，是政府包起来，一直养到退休，还是创造创业的条件，利用市场机制，进行调节分流？改革的成本大不一样。因此，哪种改革方式是成本最小的，是我们研究和实施政治体制改革方案时需要考虑的。
　　——《攻坚：十七大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报告》

　　许多学者认为，到现在为止，中国没有一个系统的政治体制改革的计划方案，这是一个缺憾。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不是短期内可以完成的，也不可能一两个五年计划期内就可以完成，或是一代中国领导人能完成的事业。这可能是一个二十年左右乃至更长时间的事业。这里就有一个长远构想和短期衔接的问题：五年之间怎样衔接，一代领导人与下一代领导人之间怎样衔接；先干什么，后干什么？确实需要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
　　在中国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错综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总揽全局、统筹把握、合理规划，才能保证政治体制改革的顺利和成功。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循序渐进、逐步发展的过程，所以，应当有一个渐进性的发展规划，对于近期的任务、中长期的目标、具体的方法和步骤等等，都需要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科学思考，合理确定。
　　首先，政治体制改革方案的制定应当遵循这样一些原则。一是科学性原则。就是要从中国基本国情出发，体现世界政治发展的一般规律和基本要求，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提下，更多地借鉴和吸取世界政治发展中创造的文明成果，更好地反映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基本要求。这是能否有效推进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政治前提。二是连续性原则。制定政治体制改革方案并不是要终止原有的政治改革和发展进程，另起炉灶，而是要承前启后，在承认历史、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制定新的政治体制改革战略规划。三是可行性原则。政治体制改革规划制定的目的在于执行，改革方案的实施必须具备方案实施的现实条件。因此，在制定改革规划时必须充分估计各种因素对改革实施的影响，注重可行性分析，使政治体制改革规划建立在现实可行的基础上。否则，改革方案再好也无法实现。四是预测性原则。政治体制改革规划在时间概念上是以实现发展目标为诉求的政治行为，是对未来政治民主体制发展趋势的一种预先分析和选择，这种预先分析和选择的正确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改革的成败。因此，必须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进行科学的预测和统筹。
　　其次，制定政治体制改革方案作为一种决策过程，是对各种解决问题的需要和可能、途径和方法的选择过程。从程序上来说，方案制定包括问题的界定、目标的确立、方案的设计、后果的预测和方案的选择五个相互关联又相互区别的阶段或环节。制定政治体制改革规划，必须首先明确政治体制改革目标，这是制定改革规划的第一步。改革目标是政策制定者希望通过措施实施所达到的效果。改革目标是政策制定的指导目标，也是方案设计和方案择优的基础。为了保证改革目标的正确性，确立目标时，需注意以下几点：一是改革目标的指向性。改革目标必须表达准确，有定性或定量的目标，对切入点和重点、内涵与外延必须界定清楚，并有目标的时效要求，建立具体的衡量标准。二是改革目标的可行性。改革目标的制定应高于现实，又必须是在现有条件下，通过一定努力可以实现的，具有可行性。三是改革目标的协调性。改革目标往往不是单一的，而是多目标的有机结合，是总目标和子目标的多层次的目标体系。改革方案制定者要根据实际情况，在各个目标之间选择一个适当的平衡点，合理确定目标结构，尽量减少各目标之间的冲突与摩擦，使之相互配合，协调一致。四是改革目标的规范性。
　　政治体制改革方案制定出来后，还要对其进行可行性论证，以确保方案的顺利实施。具体来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政治可行性，即方案被抉择机构或决策相关的群体接受的可能性。二是经济可行性，需要多少成本，即获得政策资源（包括一般性资源和特殊资源）的可能性。三是社会可行性，主要是政治文化发展基础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群体阶层的认可度和参与度。事实上，改革方案制定的目的在于规划民主政治长远的发展问题，可行性在一定程度上是改革方案抉择的最基本的依据。政治体制改革规划涉及面广，影响深远，必须有包括专家学者在内的智囊团对其进行充分的可行性论证，这是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的保证。
　　——《攻坚：十七大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报告》

　　为了保证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要认真考虑各种政治体制改革方案的可操作性和阶段性。改革往往有这样的情况：一是方案过于理想化，没有可操作性。有的改革方案很完美，看了以后很振奋人心，但是无法实施。主要问题在于理论可能与实际情况相差太大，或者舶来模式不适合中国国情。二是改革方案从部门出发，专门化、片面化，没有考虑此项改革的外部关系或者与之相联系部门的联动，从而使专项改革孤军作战，其他改革和措施不能配合和配套。三是改革有急躁情绪，急于求成，不分主次，不分程序，胡子眉毛一把抓。事实上许多改革都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进行的，每一步达到一个目标，分步骤实施和完成。政治体制改革至少要考虑这样一些因素：中国的国情和发展阶段；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协调；政治体制改革与其他相关体制的配套改革；必要的妥协和利益结构的协调；改革的阶段性要求和长期性目标。
　　——《攻坚：十七大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报告》

　　先制宪，再开国。宪法是立国之本，因而“宪法节”与“国庆节”一样，承载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我为什么提议设立“宪法节”》  侯欣一

　　在我国，要使依法治国的方略真正落实，就必须在全社会树立起宪法的权威，并使已经制定的宪法得以良好实施。这是因为：宪法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所有政府权力都必须源于宪法，以此保证国家政治生活的安定有序；宪法是国家法律体系的“调控者”，承担着纠正立法机关立法错误的任务，它不仅控制着整个法律体系的意义，还要求宪法之外的任何法律都必须符合自己的精神；宪法是公民权利的保障书，在成文宪法国家里，宪法对公民的基本权利做出明确的规定，确保人民在自然状态下无法实现的福祉借助公共权力得以实现。
　　宪法的这些特性决定了其在现代法治国家的法律体系中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违背宪法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讲，我们说依法治国就是依宪法治国，依法治国方略的落实状况与宪法的实施之间存在着最为直接的因果关系。
　　——《我为什么提议设立“宪法节”》  侯欣一

　　在我国公民中，宪法的权威地位还没有完全树立起来，这突出表现在：第一、宪法知识的普及程度不够；第二、整个社会对宪法，以及宪法所包含的法治精神、民主、平等等观念认同不够；第三、违宪审查制度尚未完全建立，宪法对整个法律体系的调控功能无法发挥，统一的法律秩序难以形成；第四、宪法的作用还主要在于宣示，尚未形成司法活动的基础，宪法的条文没有成为司法判断的基本准则。这些问题使得宪法的观念和作用无法充分发挥，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依法治国方略的进一步推行。
　　——《我为什么提议设立“宪法节”》  侯欣一

　　哲学与民族精神有着天然的联系。一定的哲学思想总是产生于一定的民族中间，具有一定的民族样式、风格和气派，体现一定的民族精神。就此而论，民族精神是哲学的思想根基和客观内容，而哲学则是民族精神的整体形态的概念，是民族精神的容器。它凝结了整个民族精神的精华，是民族精神的“最盛开的花朵”。因此，抽象而言，哲学的发展与民族精神的发展也是相互依存、密不可分的。民族精神的发展、提升，将会从根本上促进哲学的繁荣；而哲学的繁荣和发展，也会引导和导致民族精神的完善、更新和升华，从而创制和铸就新的民族精神。正是在这里，显示出哲学对于民族精神发展的意义：民族精神是借助于哲学获得自身发展的。一个民族的民族精神的发展过程，就是通过其哲学来不断实现自身的扬弃、重铸、和更新的过程。
　　——《民族精神的理性和良心》

　　民族精神的强大生命力在于，它体现了寓于该民族内部各种成份、要素之中的普遍性，从而具有自我否定性和自我更新的能力。民族精神的自我否定和自我更新，就其表层来说，表现为民族精神向时代精神的不断转化。民族精神要通过每一历史阶段、历史时代的时代精神得到表现，以时代精神作为自己的表现形式。一定的民族精神，相对于产生它的一定的历史阶段或一定的时代来说，就是该历史阶段的时代精神。但是随着历史的演进和时代的变迁，既有的民族精神形态不再能体现新的历史条件和时代的特点，就必须进行其自身的扬弃、更新和转化，以便实现其与新时代精神的同一。就此而论，民族精神的自我否定、自我更新的过程，就是民族精神向时代精神的不断转化的过程。此外，民族精神的自我否定和自我更新也表现在里层上。这就是民族精神的内在成份、要素的改变以及原则的提升，也就是说，吸收其他民族精神的优秀成份和要素到自身之内，特别是吸收比自身既有的原则更高级、更广博的原则到自身之内，用其转换、提升或代替既有的原则。这种民族精神的内在原则的自我扬弃和升华，构成了民族精神的重铸和更新的实质。
　　民族精神的自我否定和更新取决于民族精神的自觉。如果说，精神的本质特性是自由，所谓自由是指它能“自我规定”；那末，民族精神的真髓就在于它的自我规定，而对于这种自我规定的觉醒和意识就是民族精神的自觉。由此出发来看待哲学，哲学作为民族精神的发展的必要形式，不是别的，就是民族精神的自觉，就是民族精神的自我意识。这意味着，在民族精神自我更新、自我扬弃、自我重铸的过程中，哲学不仅应是民族精神的理性，而且还应是它的良心。
　　——《民族精神的理性和良心》

　　中华民族精神当今仍处在重铸、更新和跃升的产痛期中。严格地说，它还不够健全，还有待于进一步转化、完善和完成。特别是，目前在我国社会发展中还存在着物质财富的增长与民族精神的提升之间的严重倾斜和失衡。艾滋病的蔓延，经济、吏治乃至学术的腐败的滋生，不安全食品的频频曝光，社会诚信度的降低，对生态资源、文物资源的肆意劫掠和破坏，面对恶行的极端淡漠和麻木不仁，如此等等，都一再向我们证明了这一严酷的现实。同时，也一再向我们昭示了：物质的丰裕固然可以为民族精神的提升和高扬提供物质支撑，但并不会自动带来民族精神的提升和高扬。能否有效解决物质财富的增长与民族精神的提升之间的倾斜和失衡，无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败的关键。
　　——《民族精神的实现途径》

　　民族精神的培养有赖于个人的接受与认同。民族精神是一种内在灵魂，民族精神的培养，离不开每个个体对它的认同、接受。真正的民族精神是深植于具有主体自觉意识的现实人之中，是内化于个人心理意识、言论行为之中。离开了个人的接受与认同，民族精神难以培育，更不可能成为民族的向心力与凝聚力之源。
　　民族精神的培育还离不开全体国民的文化创造活动。人与动物的根本不同就在于，人永远在追求某种创新，又永远不会满足于或停留在已有的创造，人不仅以某种方式超越给定的或外部的自然，而且也在不断地超越、更新和重建已有的文化成果。民族精神的培育有赖于国民的文化创造，文化创造又要求国民具有以下文化品格：第一，强烈的理性批判精神。国民要以文化主人翁的态度，俯瞰历史的长河，洞察民族精神的底蕴，把握时代和社会的发展要求，预测人类文化发展的未来，以倡导、传播、培育为时代和社会发展所需要的民族精神。第二，高度的民族自我意识。国民要在世界各民族的文化比较中反观本民族所处的文化地位、文化氛围，在确立民族文化的主体地位的同时，要从民族的实际出发，在历史、现实、未来所建构的三维文化背景中找到民族精神的时代基点，融汇古今中外的文化精华，培育新的民族精神。第三，自觉的参与意识。培育民族精神。归根到底只能是一种文化实践，全体国民必须参与文化创造的实践，在实践中把握民族精神的真谛。
　　民族精神的弘扬和培育还与提高国民素质息息相关。民族精神是民族素质的有机组成部分，民族精神的培育又有赖于国民素质的提高，没有良好的国民素养，要培育为时代和社会发展所需要的民族精神，只能是一种善良的愿望。为此，国民教育应把培育民族精神作为其重要内容，一切思想文化阵地、一切精神文化产品，各类主题宣传教育、各类精神文明创建活动，都要积极传播民族精神，充分体现民族精神，大力倡导民族精神，共同担负起培育民族精神的重要使命。
　　——《民族精神的实现途径》

　　民族精神有两种表现形式——传统精神和时代精神。从某个特定的时空坐标来说，传统精神就是这个特定的时空以往的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在以往的活动中形成的表现民族整体面貌的精神内核；时代精神则是一个民族在这个特定时空的社会生产和生活中形成的体现民族精神面貌的精神内核。我们要培育的民族精神，实际上就是指的时代精神，是反映时代要求、富有时代气息的新型民族精神。传统精神和时代精神不是对立的两极，它们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时代精神离不开传统精神，传统精神必须接受时代精神的选择。
　　民族精神的培育过程实际上是一个文化创造的过程。从文化发展的规律来看，任何时代的文化建构都离不开对传统的继承，都不可能完全抛弃民族的文化传统而从零开始。后继文化总是毫无例外地包含着前代文化的某些因素，与前代文化保持一种内在的联结，文化的发展就是这样一个新旧交替、新陈代谢的有机成长过程。因此，民族精神的培育不能断裂传统，只有在传统的基础上，通过创造性转换，才能培育新的民族精神。
　　民族精神的培育必须兼顾民族的心理积淀、观念意识和行为习惯。民族精神具有顽强的渗透力，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几乎无孔不入地渗透到民族的心理、观念和行为之中，渗透到社会政治、经济，特别是精神生活的各个领域。当民族精神转化为人们的自觉信念、理想和追求，转化为人们的情感、道德和意志时，就能对人们的意识和行为方式产生影响作用，成为一种心理定势和行为习惯。因此，民族精神作为内化于民族心理意识之中、深藏于民族文化和民族生活之内的灵魂，它是深刻的、稳定的。也正因为如此，民族精神的培育只能以弘扬民族精神为基础，脱离传统精神的民族精神，背离民族的心理积淀、观念意识和行为习惯的民族精神，往往因为难以得到民族成员的接受和认同而失去生命力。
　　——《民族精神的实现途径》

　　有的国家卖资源，有的国家卖力气，有的国家卖智慧。中国没法卖资源，因为‘地大物薄’，卖力气也很苦。中国要富强，就要靠卖智慧。
　　——刘迎建

　　繁荣的、正常的经济不是处于静态平衡之中的经济，现代经济总是处于动态非均衡之中。各种理论、价值观念以及人类脑和手的全部产物，都会老化、僵化、过时。因此，在社会与经济中，任何企业、个人都需要创新的企业家精神。
　　——彼得·德鲁克

　　人生意义的第一个层次是“生存”。在“生存”这个阶段，最重要的目标就是追求经济的独立。这是比较偏向物质方面的。
　　——《生存·生活·生命———人生意义的三阶段论》  韦政通

　　在“求真”之外，我们稍微谈一谈“求美”。求美的重要功能是创造美感、丰富人生。在这方面提供给我们的是文学、艺术、音乐、舞蹈、戏曲等等。假如我们一生，对这几个方面产生一种兴趣，养成一种嗜好，这是很高尚的。一个有素质的国民，在文学艺术方面也一定是有所好的。一座伟大的城市，一个伟大的国家，一定要有很多剧院，有很多音乐、戏剧在表演，有各种舞蹈在表演。在城市中，我们可以参观各种博物馆。在这方面最丰富的我看就是法国巴黎。这个城市拥有各式各样的美术馆、博物馆，丰富得很，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卢浮宫。你走进去会非常感动，藏品非常丰富，光是走也要走上好几个小时。所以，一个伟大的国家、一个尽职的政府，要培养人民这些高尚的爱好，这些可以让人生活得有品位，可以变化国民的气质。我们现在在市场经济潮流之下，对艺术的功能是相当忽略的。我在报上读到余秋雨的文章，他说看过在欧洲、日本举办的世界文化博览会，法国馆、英国馆都很吸引人，我们中国展馆前排队的人很少。人家把国家方方面面的成就都在那里呈现了出来，可是我们国家没有做到，很惭愧。世界博览会这样重大的事情，必须要结合国家的各种专业的文化人来设计。我们中国本来是有很多傲人的东西可以展示的，可到了真正该向世人展示的时候，却没有拿出来。
　　——《生存·生活·生命———人生意义的三阶段论》  韦政通

　　一个伟大的民族，一定要在“生命”这方面有伟大的创造、有创造性的伟大人格。否则，它不容易成为一个伟大的民族。这种创造性的伟大人格，可分为道德宗教和非道德宗教两类。在道德宗教这一类里，古史有个文明的轴心期，那时期世界上就产生了几个大伟人。中国的孔子、印度的释迦牟尼、希伯来的耶稣等，都是在那几百年中出现的，并在历史上持久地被人奉为道德宗教上的伟人。
　　创造性的伟大人格，现代有没有？在宗教道德方面，印度的天主教修女特蕾莎，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得者，是伟大的人道主义者，是一位现代的圣人，她一生都在为贫民服务。特蕾莎修女一生在那里为穷苦人、为病痛者、为残障的人服务，她干的事平凡，但她的灵魂太伟大了。像她这样的人在财富上一无所有，但是她的宗教精神感动了整个世界。台湾有个尼姑叫澄严法师，她的影响力在台湾非常大，有几百万信徒，政治人物都要去拜访她，有的还向她磕头。她外表很平凡，也没有佛教的高深造诣，可是她体现了佛教的慈悲精神，她的爱心不分国界。这是一种精神的力量。一个伟大的民族，不同的时代总是要出现这样创造性的伟大人格，才能延续民族的精神。
　　非宗教道德这类的人物就多了。一个民族要想伟大，就一定要有伟大的艺术家、伟大的文学家、伟大的音乐家、伟大的哲学家。我认为，中国文化最有成就的是文学和艺术。在哲学方面，我们中国就西方的标准而言比较有限，因为中国哲学与西洋哲学的差别是非常大的。西洋哲学偏向的是精确的概念定义、清晰的逻辑推理、严密的理性论证等，而中国哲学这方面比较弱。中国哲学跟西洋的很不同，中国哲学注重的是精神修养，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都有这样的偏向。西方哲学与精神修养则没有什么关系（神学例外），注重的是抽象理论和逻辑思考。所以西方人一度认为中国没有哲学，中国的儒家、道家在西方不被当作哲学。研究中国哲学的大都被安排在东亚系，而不是在哲学系。中国在整个近代没有产生有很大影响的哲学家，在这方面比较缺乏。但是中国人在文学、艺术这些领域的造诣非常高，很有自己的特色，也受到西洋人的尊敬。
　　对这种创造性的伟大人格，无论是宗教道德上的，还是非道德宗教上的，我们一定要学会尊重他们。我们在尊重他们的同时，无形中也在提升我们自我。对于这些创造性的伟大人格的认同，会使我们自己的生命也不一样，我们的境界也会提高，不再流于庸俗。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如司马迁说的“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假如有一个两个创造性的伟大人格活在你的心里，这一辈子都会使你不断地有内心的感动，可以不断地启发你。
　　——《生存·生活·生命———人生意义的三阶段论》  韦政通

　　一个民族在灾难中能够学到比平时多得多的东西，一个民族在灾难中形成的凝聚力,定将推动民族的团结和进步，一个民族在灾难中失去的，必将在民族的进步中获得补偿”。
　　——温家宝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的脊梁，是一个民族信心和力量的源泉，是一个民族的生存之本。没有民族精神，就没有民族认同；没有民族认同，就没有民族凝聚；没有民族凝聚，就只有民族衰亡。作为中华民族灵魂的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精神支撑，是凝聚中国作为一个民族统一大国的强劲纽带，是我国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民族在五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历经磨难，百折不挠，不仅没有在历史的惊涛骇浪中沉沦，而且以东方巨人的身姿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靠的就是这种伟大的民族精神力量。弘扬伟大的民族精神，全体中华儿女和衷共济，团结奋斗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力量源泉。
　　——《弘扬民族精神 凝聚民族力量》  李东海

　　我们应当大力提倡诚信精神。在国际关系方面，诚信是建立和平友好、平等互利、良性合作的国际关系新格局的必经之路；在社会关系方面，诚信是取信于人、确保社会和谐安定的道德准则；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诚信则可以说是企业的立业之本，是现代企业和市场经济体制必须奉行的道德信条；对于个人而言，诚信则是立身之本，处世之道；作为管理国家的人，讲诚信就具有亲和力，能团结人民，不但各项政策能真正贯彻执行，还能使人际关系和谐，从而促进社会安定繁荣。
　　——《弘扬民族精神 凝聚民族力量》  李东海

　　在人类进入21世纪的今天，世界经济向全球化、知识化方向发展的步伐明显加快了。高技术产业，特别是与计算机、信息和通讯技术相关的产业迅猛发展，知识、信息、技术和人才在全世界范围内流动。只有具备强大的知识创新、知识传播和知识应用能力，才能占据国际竞争的有利位置。21世纪将是知识经济占主导地位的世纪，一个国家知识经济的规模和质量，将决定她在国际竞争中的相对能力和地位。为抓住机遇，应对挑战，我们必须弘扬中华民族的创新精神。
　　——《弘扬民族精神 凝聚民族力量》  李东海

　　近年来，在国际文化讲堂上，流传着这样一句名言，十九世纪靠军事改变世界，二十世纪靠经济改变世界，二十一世纪则要靠文化改变世界。人们已经认识到，当代国家力量的弘扬已经不在仅仅局限于经济和军事力量，文化也从后台走向前台，文化国力已经成为综合国力的重要内容，利用文化提高本国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已是世界各大国的战略选择。在这个时代，单凭军事和经济等硬实力拼斗已经难以引起各国的尊重。
　　文化如水滋润万物，悄然无声，中国古代易经说到，尚善如水，老子说到，水善利万物而不争，但是往往不争是争而又超越竞争，能够起到政治、经济手段难以达到的作用。
　　众所周知，自从约瑟夫奈提出软实力概念后，在世界范围内开启了软实力研究和应用的热潮，软实力正变成关照世界的视觉，软实力正成为对话的桥粱，软实力正上演着予以天工试比高的格局。如果说一个国家如果缺乏硬实力是缺钙，那么缺乏软实力就是缺氧，如果说提升软实力是补钙，那么提升软实力就是补氧，因此约瑟夫奈总结说，硬实力和软实力同样重要，但是在信息时代软实力正在变得比以往更加突出。
　　——《文化软实力——中国民族复兴的伟大战略力量》  孟晓驷

　　我们深深感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没有文化软实力的支撑，没有昂扬的民族精神和高尚的文明风貌，是无法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同样，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没有创新，缺乏创意，只能没有未来。我们要敢于创新，善于创新，从文化自觉、文化自主直到文化自强，只有大改革才能实现大繁荣，只有大创新才能实现大发展。让我们为此不懈努力，以铸造中华民族文化新的辉煌。
　　——《文化软实力——中国民族复兴的伟大战略力量》  孟晓驷

　　一个国家的繁荣，不取决于它的国库之殷实，不取决于它的城堡之坚固，也不取决于它的公共设施之华丽；而在于它的公民的文明素养，即在于人们所受的教育、人们的远见卓识和品格的高下。这才是真正的利害所在、真正的力量所在。
　　——马丁·路德

　　品格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动力之一。高尚的品格，是人性的最高形式的体现，它能最大限度地展现出人的价值。
　　每一种真正的美德，如勤劳、正直、自律、诚实，都自然而然地得到人类的崇敬。具备这些美德的人值得信赖、信任和效仿，这也是自然的事情。在这个世界上，他们弘扬了正气，他们的出现使世界变得更美好、更可爱。
　　天才总是受人崇拜，但品格更能赢得人们的尊重。前者是超群智力的硕果，而后者是高尚灵魂的结晶。但是，从长远来看，是灵魂主宰着人的生活。天才人物凭藉自己的智力赢得社会地位，而具有高尚品格的人靠自己的良知获得声誉。前者受人崇拜，而后者被人视为楷模，加以效仿。
　　——《品格——个人和民族的力量源泉》  〔英〕塞缪尔·斯迈尔斯

　　伟人往往是一些特殊人物，但伟人本身只不过是相比较而言。事实上，大多数人的生活圈子非常狭小，他们很少有机会出人头地，成为伟人。但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正直诚实、光明磊落地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能力。他可以淋漓尽致地展示自己的聪明才智，但是切不可滥用误用。他应该充分体现人生的价值。哪怕是在平凡的岗位上，他也可以做到真诚、公正、正直和忠厚。总而言之，他可以在上帝给他安排的岗位上做到尽心尽职。
　　工作岗位虽然平凡，但是，只要你尽心尽职，这就展现了生命的最高信念和个性。或许这其中并没有什么崇高可言，其实，人的平凡生活本身并不是崇高的。人的高尚情操中的恒久的责任感，也必须体现在他的日常生活和日常事务之中。人的生活就“集中在平凡的职责范围内”。一切美德的最大魅力就在于它最大限度地满足日常生活的要求。这样，美德才崇高、永恒和持久。超出一般人水平的、哪怕是最高尚的美德，也只不过是充满诱惑力的和危险的东西。伯克指出：“以英雄的品德为基础的人类制度，必定会有一个脆弱的或堕落的上层建筑。”这是极有见地的。
　　对大多数人来说，当他作为一个普通人在自己平凡的生活中尽心尽责的时候，他最高尚的品格也就在这种持久的尽心尽责中表现出来了。他们或许没有金钱，没有财产，没有学问，没有权势，但是，他们依然拥有高尚的灵魂，拥有精神财富——诚实、正直、尽职尽责。无论是谁，只要他忠于职守，他就是在履行被创造出来的义务，也就是在锻造自己果敢的品格。在这个世界上，许多人尽管一无所有，但是，他们品格的荣耀同加冕的国王相比，可以说毫不逊色。
　　——《品格——个人和民族的力量源泉》  〔英〕塞缪尔·斯迈尔斯

　　每一个民族和每一个个人一样，要维护自己的品格。在一个制度化的政府统治下——每一个阶级都或多或少地行使自己的政治权力——民族的品格必然依赖于多数人的道德品质。决定个人品格的道德品质也决定着民族的品格。如果一个民族的品格不是心胸宽阔、忠贞、诚实、善良和勇敢，那么它就会被其他民族所轻视，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无足轻重。它们同样必须具备尊重别人、遵纪守法、自我节制和忠于职守的品格。如果一个民族没有比感官快乐、金钱和物欲更高尚的品性，那么它就只是一个可怜的生物群落。哪怕是恢复到对荷马书中的神灵的崇拜也比追求感官、金钱和物欲要好得多，因为异教徒的神灵至少也会反映人性的美德，也是值得尊敬的东西。
　　和个人一样，民族也要从她所属的那个优秀的种族的感情中获得支持和力量。民族是自身的伟大的继承者，她必须要使自己的荣耀永恒地保持下去。一个民族应该有值得回顾的辉煌的历史。它会使现在的生活稳定，提升和支持现在的生活，通过对过去先人的光辉业绩、经历的艰苦卓绝的磨炼和所取得的辉煌成果的回忆，来照亮和升华现在的生活。民族的生活和个人的生活一样，是一种极为可贵的经验财富，这种经验财富，如果得到巧妙的运用，就会促进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相反，如果滥用或误用，就会导致空想、迷惑和失败。和人一样，民族也会在经受的磨炼中得到净化和变得坚强。使民族的品格得到发展的各种各样的磨炼，往往是民族发展史上最辉煌的篇章。对自由的追求和对祖国的热爱或许会深深地影响民族的品格，但是，对民族的品格影响最大的还是她经受的考验和磨难。
　　哪一个民族缺少了品格的支撑，那么，就可以认定它是下一个要灭亡的民族。哪一个民族如果不再崇尚和奉行忠诚、诚实、正直和公正的美德，它就失去了生存的理由。一旦一个国家的人民如此热衷于对财富的追求、对感官快乐的追求和如此热衷于宗派活动，以至于荣誉、秩序、忠诚、美德和服从似乎都已成为了过去的东西，那么，在这种堕落的社会风气之中，就只有等到那些诚实的人——如果幸运的话，还会剩下一些这样的人——到处摸索并且让每个人都有了深刻的认识之后，这个民族仅存的希望还只在于使失去的品格得以恢复，使每个个体的品格得到升华，只有这样，这个民族才能够得到拯救；而且，如果那些良好的品格无可挽回地损失了，那么，这个民族也就没有什么可值得拯救了。
　　——《品格——个人和民族的力量源泉》  〔英〕塞缪尔·斯迈尔斯

　　没有谁必须要成为富人或成为伟人，也没有谁必须要成为一个聪明的人；但是，每一个人必须要做一个诚实的人。
　　——本杰明·鲁迪亚德

　　一般来说，在国外，一个国家的形象良好，其国民给人第一印象大抵就会不错，受到人们尊敬；国民给人印象不错，赢得他人尊重，其国家形象也会因此而提升。反之亦然。这表明，国家与个人紧密相关，个人形象影响着国家形象。
　　国家形象虽然比较抽象，但影响国家形象的因子却多是具体的，甚至是细微的。事实上，从国民个人的一言一行，到企业、机构等对外经贸往来的一举一动，乃至一件出口商品质量的优劣，都影响着人们对一个国家的形象的认知与评价。
　　——《中国人要共同维护国家形象》  周光华

　　有人说，确立一个国家的声望需要多年时间，失去声望却只需要几分钟。这个说法未必准确但确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国家形象的成难毁易。也正因此，国家形象需要我们倍加珍惜，不因一己之失而伤大义。国家形象的塑造急不得，惟聚沙以成塔，集腋以成裘，国家形象方能有大的提升。国家形象也不是装出来的、遮出来的，只有内铸好品质，方能外树好形象。
　　国家形象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具体体现，是民族文化与精神的一种外化，更是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在复杂的国际合作与竞争中，国家形象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许多国家也正是从这样的高度来认知、打造和提升自己的国家形象的。国家形象又不仅是政府的事，也是每一个公民的事。作为国家的公民，包括个人、企业以及其他机构等，对维护和提升自己的国家形象，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们应该用自己文明的言行举止为国家的形象增光添彩。
　　——《中国人要共同维护国家形象》  周光华

　　我们的政府官员，在正视环境责任时，首先要明白，中国的环境恶化，受苦的首先是中国人自己，受难的是中国的土地，受灾的是中国的生态。在中国环境恶化面前，每一个中国人都是穷人。
　　——《在环境恶化面前，每个人都是穷人》  冯永锋

　　个人要承担环境责任，企业要勇于承担环境责任；一个区域政府，也要敢于承担环境责任；而一个国家，就更要敢于承担环境责任。因为恶化的环境，首先威胁的，是本国的人民；而恶化的心灵，威胁的，同样是本国的人民。
　　——《在环境恶化面前，每个人都是穷人》  冯永锋

　　文化似乎不直接关系国计民生，但是却直接关联民族的性格、精神、意识、思想、言语和气质。抽出文化这根神经，一个民族将成为植物人。
　　——冯骥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