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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国摘录(85)         
强国摘录(85)
[ 作者:觉远    转贴自:本站原创    点击数:6569    更新时间:2004-08-11    文章录入:觉远

 

    中国近代史上一系列文化动荡的震源,是外来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冲突。这一冲突派生出一连串的严峻挑战,它摆在每个有思想的中国人面前。针对这些挑战的应战,迄今尚未完全成功。其关键在于,我们尚未找到一条适中的新径,以把传统的力量与现代化的努力给合起来,使之成为中国民族文化复兴运动的"合力"。中国近代史上的文化运动此起彼伏,但似未脱离一共有模式,即把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对立起来,或褒扬或贬斥或"一分为二"。
  协调传统与新潮的力量,以便为中国文化的重组与复兴指出一个新的方向,似乎反倒被忽略了。这种现象发生在漫长的闭关锁国之后,也许是不奇怪的,但却是不幸的。
  ——《民族文化的复兴之路》  谢选骏

  一种文化拒不接受异文化的渗透与影响,则难免趋于僵化,久而久之将危及民族文化的发展、削弱民族的力量;反之,一种文化若过于热心接受异文化的渗透,则易于失去自我,久而久之将危及民族文化的存在----二者的最终结果都是不妙的。因此,在民族文化的兴亡中,恰到好处地把握其分寸感是至关重要的。
  在埃及的民族文化史上,其传统文化古老悠久、光辉灿烂,但终因过分陶醉,困守于其中、未能作出主动的变革,而被迫退出世界文化的历史性角逐,它先被亚述的暴力所蹂躏,后被希腊的文明所征服,最终则被阿拉伯的宗教文化彻底同化了。
  各民族的生存处境在变,其文化的变革,亦是历史变动中的大势所趋。而自己无力去实现文化变革的民族,就会被别的民族的文化势力乘虚而入、甚至反客为主……古埃及就是如此。
  ——《民族文化的复兴之路》  谢选骏


  模仿力是人类学习能力和文化创造力的基础,是承继前人文化和吸取他人文化的前提条件。但模仿力过强,则妨碍自己的原创性活动。《礼记 . 中庸》把"致中和》看做一种神奇的理想境界,"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而"中和作用"的要义在于:把模仿作为创造的准备;而推崇创造则胜过哪怕是维妙维肖的模仿,因为缺乏创造性的、单纯的模仿只意味着重复,并不能丰富人类的文化,也不可能解决每个民族面临的实际问题;却很可能导致类似"邯郸学步"的结果----既因历史的负累而进入不了新的角色,又因刻意追随他者而失去自己的平衡。
  ——《民族文化的复兴之路》  谢选骏

  我们民族文化形成之初伦理至上的道统文化模式及其代代相传的符号系统;无疑已不能适度现代化的动态压力。但传统具有的巨大惰性力量,使我们既无法割断它,又不能抛弃它。这种情势,就需要我们的创新意志和对传统文化的变通态度。如果单单运用外来文化的观念及模式,来批判传统的文化,瓦解传统的力量,素味着中国新文化还只停留在以模仿为宗旨的学习阶段,尚未跃入以自我为主的创造性天穹。单单动用新潮文化的冲击力去攻击传统,是种初级而费力的办法;其变革精神值得赞许,但结果事倍功半。
  传统力正极其深刻地支配着我们,以致我们往往感不到它的存在,感不到它对新事物的抑制作用。而对这种无孔不人的、业已根探蒂固地盘踞在我们心理中的惰性势力,绝不能只满足于让新潮文化的口号来掩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文化现实。相反,较合理的方案,似是以民族文化传统的名义,去大力推进革新事业;以"恢复古昔的光荣"这一激动人心的旗帜,实行新的文化创造---- 这更有魅力,更易团结各种社会力量。这是先秦诸子、宋明诸子的创造之路,这是意大利文艺复兴式的应战方案。
  这一方案,可以将惰性化为活力,从而将人们心理习惯上的阻力降至最低点,而又不会束缚新文化创造者们的手脚:对同样一个已有的传统,完全可以根据新的社会文化需要、从新的视角作新的理解;并在新的社会基础上,作出新的开拓。这种样式的创造性变通,由于其合乎传统,足以唤醒民族心理深层的某种有魔力的情结:例如,通过对古代神话的创造性"回亿"和重新阐释,而使未来的新人,受到名为"传统的光荣"、实为新型的创造力量的震撼;以此为整个民族的生活,注入意想不到的活力。在这一创造性活动中,通过当代人的再生式努力,古老的、幽远的中国神话,定会焕发出新的异彩----在新的民族精神的视野中重获显位,以新的显学为中国文化打开一片新天地……
  巧妙地综合新与旧、创造与传统、精神运动与文化模式等两种相反力量,以求得一种新的合力来振奋民族的精神,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使命。
  ——《民族文化的复兴之路》  谢选骏

  协商制度被取缔以后,百姓、社会与国家之间一系列冲突也就缺少了一个了缓冲地带和可能。加上上访制度成了专门对付上访人的制度以后,国家与公民之间的最后一道补给制度也被破坏。受害公民在绝望之后,人们开始选择自我残害的反抗。
  ——《我们在用生命推动社会进步》   翟羽佳

  社会需要变革,文明需要积累。对于推动社会进步,积极推动社会变革远比暴力砸烂一切的暴力革命更能推动社会进步。面对“改又改不了,不改不得了”的局面,积极争取参政远比急忙另起炉灶更能推动社会进步。就亚洲民主成功国家经验来讲,不断争取参政远比暴力反抗更能推动社会的进步。五四运动期间,胡适等人联名发表《争自由的宣言》,争取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和书信秘密不受限制的自由,要求废除袁世凯及其继承者制定的五个侵犯公民自由的法令。这要比孙文暴力革命更为积极。台湾民主成功告诉我们,不流血的争取要比流血争取更为积极和可行。
  ——《我们在用生命推动社会进步》   翟羽佳

  用生命推动社会进步虽然壮烈,但是不用生命也同样能推动社会进步,这是世界各国共同的经验。在追求民族进步过程中,以世界文明进步作指导,“拿世界文明进步的成就作参照”,应该成为我们追求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原则。中国不能再关起门来用流血的方式追求社会进步了,应该加入世界追求进步洪流。我们必须反思我们过去用生命推动社会进步的方法,寻找出用不留学的方式推动社会进步,这是才是民族新生的真正道路。
  ——《我们在用生命推动社会进步》   翟羽佳

  首先要敢于拿世界现代文明的成就为参照系,以批判的态度深刻地进行民族自省,勇于揭露本国有那么多“不如人”之处。其次,深信“文明不是拢统造成的,是一点一滴的造成的。进化不是一晚上拢统进化的,是一点一滴的进化的。”在原有基础上,切切实实地改革,一步一步前进。再次,深信现代社会正常运作不可缺少的条件是有充分的言论和集会结社等自由。为此,积极组织和参与扩大自由度的抗争。
  ——袁伟时

  在玩弄权术、践踏民主的“班长”面前,在违纪违规行为面前,班子成员何以“集体沉默”?不外乎这样几种心理使然:一是习以为常。大事都是由“班长”定夺,向来如此,不足为错。二是唯“头”是从。一把手说的就是“金科玉律”,只能服从,不可抵触。三是明哲保身。我半路上当“程咬金”,上下得罪人,不仅对己无益,而且可能招致自身难保。四是无所谓。调整提拔谁与我何干,只要个人能保官升官就行。五是“胳膊扭不过大腿”。知道“班长”所作所为不对,但我官低一级,哪能扭过这个“弯”来。有这些心理作祟,“班长”大权独揽、为所欲为也就“顺理成章”了。
  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对人民民主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带动作用。吏治腐败是最大的腐败,对党的生死存亡和事业发展至关重要。只有切实执行党内民主制度,才能根除吏治腐败和办好一切事情。而民主制度的落实决不能由某个人来操纵,必须发挥集体的力量。
  ——《可怕的集体沉默------可悲!!》

  今年遭遇非典,是大不幸事,是一场灾难。很多人死了,死于自然灾害,人为责任也不可推诿。抗击非典成功了,是大不幸中的万幸。这是一件好事,我们感到欣慰。虽然非典的真正原因还没找到,这是没办法的事,科技有它的限度。但是在那个许多人无法自由呼吸的春天,死了那么多人,总该给我们留下点什么吧,总该让我们深刻地反思点什么吧。可是跟每一次灾难过后一样,中国人痛定没有思痛,反而很快就忘却了疼痛。灾难在我们这个民族的心里几乎没有积淀下任何东西。用鄢烈山的话来说,我们从非典灾难中什么也没有学到。甚至连卫生习惯都没有什么改观,之前的分餐也好洗手也好,只不过是因为怕死。死的威胁暂时告退,旧的恶俗重又登台。至于别的深刻反思,更不用提了。
  ——《我们是如此缺乏反思精神》   吴志翔

  想想也是可悲的,如果我们在一场惨烈的民族悲剧过后的总结仅仅是“我们能够自己纠正错误,所以我们仍然是伟大的!”如果我们在一场可怕的流血事件过后的姿态仅仅是“我们不怕!”如果我们在一场巨大的自然灾害(其实也不能全怪自然,生态恶化与人有关,水利建设与人有关、豆腐渣工程更与人有关,如九八长江洪水)过后的表示仅仅是“中国人民是不可战胜的!”如果我们在一场突如其来的莫名的劫难(如非典)之后的反应仅仅是“我们终于经受住了考验”,那么,我们就永远无法真正重建民族精神。在那么多事情背后,有多少我们必须自己承担的责任!在我们自我陶醉的时候,忘记了多少已经永远沉默的死难者!
  ——《我们是如此缺乏反思精神》   吴志翔

  我们必须要反思,我们到底缺少了什么。也许我们最缺少的就是这样的反思。我们得为这个只注重乐感文化和世俗享受、贪图暂时的社会性快感的民族注入新的东西。我们要戒除只会对“好消息”欢呼雀跃而对“坏消息”充耳不闻的民族脾性。我们要改变只知道迷恋眼前的欢喜场面而忽略去注视或回望苦难的心理习惯。我们要克服只喜欢做表面文章而拒绝深刻反省的文化缺陷。
  ——《我们是如此缺乏反思精神》   吴志翔

  有些人讲假话,是由于没有认识到假话的危害;有些人讲假话,是由于外界的压力所作出的趋利避害的选择。要求每个人在一生中只讲真话不讲假话是不现实的;然而,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如果人们都讲假话,那么这个社会是不可救药的。
  ——《改良社会从讲真话做起》 何亚福

  这个社会仍存在邪恶,然而邪恶是不可能单纯依靠暴力来维持的,邪恶必须披上谎言的外衣才能生存。因此,战胜邪恶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坚持讲真话。如果我们都象《皇帝的新装》里的小孩那样喊道:“皇帝什么衣服也没穿!” 那么,貌视强大的邪恶就会分崩离析、轰然倒塌!索尔仁尼琴把讲真话强调到这样极端的高度:“一句真话能比整个世界的份量还重!”
  ——《改良社会从讲真话做起》 何亚福

  我们的时代最需要的英雄,不是在战场上冲锋陷阵的英雄(虽然这也是需要的),而是敢讲真话的英雄。不要埋怨这个社会存在许多邪恶,因为这是我们习惯于讲假话造成的。要消灭这些邪恶,我们就必须从讲真话做起。
  ——《改良社会从讲真话做起》 何亚福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中国的经济建设发生了翻天覆的变化,同时,生态环境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方式和内容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些变化中,一个巨大的生态学和社会学的问题显露出来:环境污染、有毒食物和有毒用品全方位笼罩全社会。
  ——《有毒的中国》  CHIAN

  在中国也不可能出现微软之类的真正大企业,因为靠技术和努力在中国真正创业是行不通的,只有和权力结合才行。作为富人尚且如此,作为穷人就更说不定那一天失业,养老金也没有。没有基本的人权和自由,想过富足的生活是不可能的。
  ——余杰

  导致贪官产生的根源是人性中自私的一面。任何一个掌握一定权力的官员,如果没有严厉的监督,都有可能变成贪官。
  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遗毒,把升官和发财当作一回事。这个观念,已经构成丑恶中国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即便是一个品质原本不错的人,上到了一定的位置后,开始还会凭良心和觉悟做事,一旦经的事多了,或者看着周围的人发财心理失衡了,就会利用手中的权力,疯狂攫取。何况,相当一部分官员的职位就是用钱买来的,他们当官的目的,就是为了掠夺社会财富。
  在中国,但凡有一定实权的官,有相当一部分是贪官。原因就在于,我们的制度中,往往把官员看作是品德高尚的人,只片面强调赋予权力,没有把他们当作贼来防。这是一种让坏人更坏,好人也要变坏的制度。贪官越打越多,制度的漏洞、机制的缺失使然。
  ——防官如防盗

  在建立具体监督机制时,应把建立利益相关人的监督机制放在首位,因为,只有利益相关人,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才会更加关心官员的一言一行对自己带来的影响。要让他们有公开、畅通的提出质询、建议和反映情况的渠道。
  ——防官如防盗

  网络是民主管理国家、推进民主监督的一个大平台。国家往这里投入一定资金,收获的将是清明政治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防官如防盗

  灰色腐败是相对于黑色腐败而言的。黑色腐败具有犯罪的性质,是完全见不得阳光的行为,需要司法部门立案查处,依法严惩。而灰色腐败,通常打着“行政执法”的幌子,以某些违反上位法的红头文件或行政规章作为依据,具有很强的欺骗性。表面上看,它是在行使政府部门的管理职能,实质上,它是在为部门、小团体甚至少数人牟取私利。
  ——防官如防盗

  当人的思维活动等于零如熟睡时,它们物质般静静地存放在大脑仓库里或者说神经系统的某个角落,当人醒来后,根据具体情况有选择性地被激活,而且随取随用,不用再次后天慢慢聚集、培养和成长。它们既有物质的特点,是在有限时空内独立存在于人的意识之外的客观实在,又有意识的特点,是人的头脑对于客观物质世界反映的累积,介于物质和意识之间,与组成人的五官、四肢、内部器官等物质内容相对应,称为意识存在。意识存在指那些在实际生活中逐步形成且不会因为短时间思维活动而彻底改变的意识内容。
  意识存在好比软件,有强有弱贮藏在硬件物质如脑皮层里。人体通过吸收营养来改变成份,意识存在通过人与自身和外界的频繁交往,对原有内容进行替换、添加或剔除,即在表象、概念的基础上进行分析、综合、判断、推理等认识活动,也就是思维活动。因此,当意识作为名词,指意识存在;当意识作为动词,是思维活动。人是物质和意识的统一体,一方面指人本身由物质内容和意识存在两部分组成,另一方面指意识存在和思维活动的对立统一形成通常所说的意识。自由意志并非天生,而是通过意识思维活动逐步形成的意识存在。
  ——《人和社会的科学发展规律在此!》  胡泊

  宽宏的度量是一种高贵的品质、高尚的境界,更是一种强大的力量。
  ——《度量也是力量》  张永前

  古代世界的文明有三种:农业文明、游牧文明和商业文明。中国是以农业文明为主的国家,这种文明生产效率比较高,社会比较稳定,四季长期劳动,不能耽误农时,因而在某种程度上人被拴在了土地上;游牧文明则不同,属于短时劳动,效率低于农业,社会不稳定,当游牧业无法满足自己需要时,就要掠夺农业成果,有掠夺倾向,如蒙古;商业文明的特点是获利比较高,但生活比较动荡,创收也不稳定,有很大的入侵性,如地中海文明。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游牧文明和商业文明内蕴着侵略扩张的本性。在游牧民族看来,战争不过是对人的狩猎而已,通过战争获得财物是一条生财之道,不但不可耻而且值得荣耀。在航海民族看来,战争只是开拓和维护殖民地、争夺贸易霸权的基本手段,是“创造财富的工业”。在这两种文明中,战争伦理是尚武暴力型的。与两者相反,农业文明一直崇尚和平稳定,在他们看来,土地就是他们最宝贵的财富,是他们的命根子,只要有了它,农民就能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过着太平的生活。因而农业民族向来反对战争,把战争当作是毁坏田园、涂炭生灵的恶魔。正是在农业文明本性保守、求稳定、尚和合的社会环境中,诞生了我国古代战争伦理的“仁战”思想。
  ——《我国传统武德文化的德性视野》  陈晓兵

  人才是有“花期”的,错过了人才使用的最佳的时期,也是人才资源的一种流失。
  ——《警惕人才“隐性”流失》  王鲁

  人才的活力取决于机制和环境。
  ——胡锦涛

  对于人才自身来说,如果不注意获取新知识,不断充实头脑,总有江郎才尽的那一天;而对于用人单位来说,如果一味地使用人才,忽视了对人才的持续培养,就会造成人才素质的“退化”。而上述情况往往是在不知不觉中悄然而至,现代人才学将这一现象称之为人才的“慢性损耗”。
  人才“慢性损耗”,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某些单位对人才只重使用,而忽视培养造成的,致使人才只有知识付出,使才能不断萎缩。现代科学发展日新月异,在知识爆炸的同时,知识衰减的速度也在加快。据有关统计,人的知识老化速度每年为15%-20%,知识的半衰期已缩短至5年。
  ——《谨防人才素质“退化”》  齐广秀

  营造良好的环境,还包括防止“文人相轻”的“内耗 ”现象,这种“内耗”会让人将过多的精力用于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无法集中精力工作,在不知不觉中“慢性损耗”。
  ——《谨防人才素质“退化”》  齐广秀

  在信息化战争中,军人乃至国民的意志力,仍然是制胜的重要砝码。
  ——《锻造坚强的战斗意志》  张道昱

  军事谋略需要深思熟虑、反复推敲。但是,在信息化战争条件下,谋略不仅有质量的要求,更有速度的要求。
  ——《军事谋略:由经验型走向科学型》  欧建平

  以往的哲学是大吃小,今天的哲学是快吃慢。
  ——美前国防部长科恩

  思想落后的原因有两点:一是认识能力所不及,这当然需要不断提高;二是故步自封、顽固不化所致。传统势力和正统意识形态往往是不可战胜的,这对于思想的进步和提高,改革(革命)的发展总是最大的障碍和阻力,这种障碍和阻力是人祸,是人类自找的,是最不可取的。所以,思想进步必须克服这两种力:一是自然的阻力;二是自身的拉力。
  ——《新概念哲学:世界是未知的》  吉风旺

  繁荣的思想可以产生强盛的民族。
  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现阶段的改革,也遭遇了很多棘手的矛盾问题,事倍功半。如果不给予思想的源泉和能量支持,那么也可以毫不客气的预测:改革必将裹足不前,强驽之末,甚至倒退,功亏一匮。在思想上,我们尚处于一种不成熟的,对信仰的热情的感性阶段,而非成熟的,分析的,冷静的理性水平。
  ——《新概念哲学:世界是未知的》  吉风旺

  一种进步,一种文明,包括现阶段的改革和经济建设,如果没有充满生机的自信的朝气蓬勃的哲学和思想的支持为动力,也只不过凭惯性多走几步而已。
  ——《新概念哲学:世界是未知的》  吉风旺

  夺占信息优势是实现快速制胜的基础。高技术武器装备已具备了“发现即摧毁”的能力 ,只有在战场上“洞悉秋毫”,才能准确地锁定目标。
  ——《“震慑”理论剖析》 王宁宇

  无论是官方还是学者似乎都认为,频发的常规性社会抗拒可以引发大规模的社会动荡。正因为如此,中国政府往往要求下级将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
  ——《机制与逻辑:关于中国社会稳定的研究》  孙立平

  反腐败之所以能在社会抗拒中充当动员的象征和手段,这当中有几个原因。首先,正因为腐败是一种公害,人人有份,因此,在反腐败的问题上,人们的意见是最一致的。正如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常说的,“就连腐败分子都痛恨腐败”。正因为如此,如果在社会抗拒中由反腐败而实现成功的动员,则使得不同群体和阶层的人们能够突破人群的边界,而共同参与到社会抗拒中来。其次,反腐败会为社会抗拒增强道义感。但同时也应当看到,由反腐败进行的社会动员,也往往造成很强的情绪化色彩。再次,社会抗拒所涉及的许多问题,往往也确实都与腐败有关。因此,说反腐败一般不会成为大规模社会动荡的直接动因,并不意味着反腐败不会在社会动荡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机制与逻辑:关于中国社会稳定的研究》  孙立平

  一般地说,在大规模的社会抗拒中,腐败才会成为社会抗拒的真正主题。在反腐败进入社会抗拒的主题之后,会导致社会抗拒两个特征的形成。其一,是情绪化。因为腐败是一种最令人痛恨的社会现象。在这样的社会抗拒中,往往出现这样的一种情形:不管最初导致社会抗拒的具体原因是什么,最后社会抗拒的目标会演化为反腐败。并通常会提出根治腐败的一揽子方案。其二,意识形态化。因为腐败往往是与体制特别是政治体制联系在一起的。当反腐败成为社会抗拒的动员机制时,社会抗拒往往会迅速的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并将政治体制的改革作为社会抗拒的明确目标。如果是由于一项具体的政策引发的社会动荡,双方完全可以谈判,就修改政策达成妥协。但如果抗议的指向是反腐败,问题就会复杂化。因为在反腐败指向的社会动荡中,不仅人们是高度情绪化的,而且缺乏达成妥协的办法,因为唯一的办法就是政府或执政党给出一个反腐败的承诺,但显然这很难满足人们的要求、平息人们的情绪。
  ——《机制与逻辑:关于中国社会稳定的研究》  孙立平

  不能否认,这个社会有很脆弱的一面,但同时也应当注意到的是,这个社会本身也具有相当强的弹性。正是这种弹性,使得这个社会能够在面临严重危机的紧急时刻化险为夷。这里所说的严重危机包括60年代初期的大饥荒、60到7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80年代末的社会动荡等。这种弹性的来源是多方面的。首先,三七开的城乡人口结构,使得这个社会有一个很大的处理社会代价的空间。个人化的追逐利益的方式,使得人们在追逐利益的时候,很少直接向整个社会挑战。其次是政府掌握和运用资源的能力。起码就目前的情况来说,政府的手中还拥有相当的资源。这种掌握和运用资源的能力,使得政府在社会危机发生的时候,能够将这些用来救急,用来化解或缓解社会矛盾。第三点,在90年代之后,中国社会结构进一步分化,不同社会群体的追求也呈现出更大的差异。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注意力也大大分散了。这样也就降低了整个社会采取一致行动的可能性。社会结构的这种弹性,使得发生大规模社会动荡的可能性大大下降了。
  ——《机制与逻辑:关于中国社会稳定的研究》  孙立平

  大规模的民众造反需要三个条件:下层精英的参与和组织、政府的镇压能力不够、主要政治领导人在使用武力时“怯手”。总的来说,当前的社会矛盾确实是严重的,但发生大规模社会动荡的可能性并不大。现实的社会抗拒形式,可能不是民众造反,而是破坏社会治安。
  ——《机制与逻辑:关于中国社会稳定的研究》  孙立平

  由于多年来一直对社会冲突采取一种不正视的态度,因而在社会中缺乏有效解决社会冲突的制度化手段。所采取的权宜性措施又往往以高压为特征。这样的权宜性措施不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导致冲突产生的问题,反而往往会激化矛盾和冲突。同时,由于长期缺少理性解决冲突的意识形态话语和文化环境,整个社会对冲突的看法往往是非常僵硬的,即使是在由于利益而引发的冲突中,也很难进行对话和协商,缺少共同的规范和共同使用的语言,相反,在冲突中表现出来的更多是相互的恐惧,这样就人为地强化了社会冲突的敏感性。
  ——《机制与逻辑:关于中国社会稳定的研究》  孙立平

  适度的社会抗拒和社会冲突,对于一个社会来说,并不完全是坏事。关键是我们的社会要为解决这些冲突做出安排。
  ——《机制与逻辑:关于中国社会稳定的研究》  孙立平

  “多元社会”是60年代在西方兴起的一个概念,后来被人们广泛用于指称西方现代社会的特征。在我所看到的文献中,大体不外如下的三种含义。第一,在社会结构分化的基础上形成的不同的利益群体,承认每个群体的利益都是正当的。这里特别要强调的一点是,这意味着对于“少数群体”利益的承认和尊重,少数人的利益也是正当的。这种利益的多元性表现在政治和社会的层面上,就是代表不同利益群体的各种“压力群体”的存在。第二,就政治制度而言,形成的是一种以自主而多元的政治力量为基础的政治框架,不同政治力量的组织形式就是政党。其政治哲学的基础是:一个政党不可能代表所有人的利益和要求。第三,是多样性的社会方式、价值观念和文化的存在。也就是说,并不存在“唯一正确”或“唯一正当”的社会方式、价值观念和文化。
  而断裂的社会,从表面上看来好像也是一种多元的社会。至少从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有着更强的多样性。但其实,这两种社会有着根本的不同。概括地说,在多元社会中,尽管社会结构分化深刻、各种社会力量并存、不同的价值甚至互相对立,但这些不同的部分基本是处于同一个时代,社会的各个部分能够形成一个整体的社会。但在断裂的社会中,情况却截然不同。在断裂的社会中,其不同的部分几乎是处于完全不同的时代,他们之间也无法形成一个整体的社会。也就是说,整个社会是分裂的(不是在政治的意义上,而是在社会的意义上)。
  ——《我们在开始面对一个断裂的社会》  孙立平

  一般地说,在特定发展阶段上,政府只能集中精力来解决某一方面的问题。这就很容易造成对某些群体的要求的忽视。这就要求断裂社会中的政府和领导人,必须对来自不同群体的互相矛盾而又各有其正当性的要求,有一种明智的态度,并对其进行妥善的协调。否则,就会埋下社会动荡的种子。
  ——《我们在开始面对一个断裂的社会》  孙立平

  作为超级大国的苏联,其自然科学和技术不可谓不发达,可是在社科方面的教育宣传却失败了。对待马克思主义,先是搞僵化的教条主义,后来逐步转向公开反对和取消,这就使其社会意识形态陷于极端混乱的状态中,导致了其社会主义的失败。
  ——程恩富

  陈独秀在研究了民主主义的历史发展后认为:人类的历史是一部民主的发展史。民主是社会进步抑或倒退的最可信指标,它本身并不含有阶级性,更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对民主加以排斥和拒绝,则是历史发展的反动。他说:“民主主义乃是人类社会进步之一种动力。”
  ——《陈独秀——中国的普列汉诺夫》  翟羽佳

  陈独秀在研究了民主主义的历史发展后认为:人类的历史是一部民主的发展史。民主是社会进步抑或倒退的最可信指标,它本身并不含有阶级性,更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对民主加以排斥和拒绝,则是历史发展的反动。他说:“民主主义乃是人类社会进步之一种动力。”
  ——《陈独秀——中国的普列汉诺夫》  翟羽佳

  在饱受专制之苦之后,中国人希望摆脱专制之苦。可是,对于摆脱的路径大家往往忽略。越是缺少民主的时代,人们越容易犯急躁情绪,也越容易在民主进程中只抬头看目标,不注意脚踏实地。
  ——《陈独秀——中国的普列汉诺夫》  翟羽佳

  在民主之基本内容,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是一样的。资产阶级的民主与无产阶级的民主,其内容大致相同。
  ——陈独秀

  勇敢地批评政府的种种恶行,促进中国政治改革,以保证大多数中国人的福祉与国家的长远发展,是知识分子的光荣使命。可是,知识分子在反其道而行。他们在蒙昧的土地上,制造愚弄人民的精神食粮,充当反动的帮凶。
  ——《知识分子应该清醒了》  翟羽佳

  革命须革心。
  ——孙中山

  中国千年未有之大变革,打破专制循环的“怪圈”,需要的是彻察历史、文化的大智慧。当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人民整体性地堕落,只有从灵魂的深处开刀。慌慌张张地在沙滩上搭帐篷、建房子,不如先夯实地基;急功近利地在贫瘠的土地上播种,不如先改良土壤。心灵的荒漠上只能生出“专制”、生出“极权”。
  ——《中国造神文化考》  仙鹤草

  一般来说,思想指较高级的理性认识,一般的感性认识等还不是思想,而只是一般的观念,思想是系统化的观念。观念还是零星的,还是比思想低一级的形式,有些还只是个人的意念,他人只能意会不能言传,还没有概念等工具与人交流,而思想作为较高级的理性认识,已经有了概念等语言工具,可以通过判断、推理等思维方式形成观点通过口头和书面与人交流了。只言片语也是思想观点,人类形成的首先是大量的零散的思想观点,对事物某方面给出看法,但还很不严密,还不能指导人类开展系统工程,与这一需要相对应,人类需要把思想提升一个层次,形成系统化能交流的思想体系——学问。学问作为能交流的系统化思想,按照系统论,整体大于部分之和,学问作为思想体系整体显然是更高级的大思想,新学问实际上是系统化的新的大思想,是比思想更高级的一个范畴,可以说思想只有形成学问才有生命力,对人类才更有用。
  ——《再谈思想、学问和思想家、学问家》  言论

  目前很多人都提出了新思想,但缺陷显然是不系统,还没有把思想做成学问,即没有把一些小思想做成系统化大思想,更不是科学。在这种情况下自称或被称为思想家,显然是不合格的。如果就此满足,停止了继续探索的脚步,将是思想学问的大损失,也是国家和人民的大损失。对目前崭露头角的一些思想者来说,需要的就是踏踏实实做学问,汲取古今中外一切思想素材,把自己的思想做成系统化大思想,实现新的飞跃。明确学问是系统化能交流的大思想,明确做学问就是把一些新思想系统化严密化形成更高层次的大思想,明确思想家、学问家只是人们的一种“称谓”或“称为”,明确思想家、学问家实际上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这将有助于纠正目前的急功近利的学风,形成踏踏实实做学问的风气,有助于目前活跃的思想界出现新的系统化大思想,有助于我国尽快出现伟大的思想家、学问家,以引领中国的未来。
  ——《再谈思想、学问和思想家、学问家》  言论

  1世纪人们不会再把那些“一旦拥有,享用终身”的学历文凭与学术职称当作主要的人才标准,而是把人才与创新意识、创新能力和创新成果结合起来的与时俱进,最大限度地实现人才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以学历、职称划线的人才标准已受到质疑,以能力、业绩评价人才正成为主流。一个重要的变化是新的人才判断标准正在全社会逐步形成。
  ——《慧眼识良才——人才评价标准琐议》   艾君

  救国之根本似乎并不在于革命,而在于学术兴盛.
  ——《熊十力》

  一个民族要生存下去,必须要有自己的哲学,自己的文化。
  ——《熊十力》

  美国人是会少,不仅少,而且短。工作中的碰头会之类的,常常是站着说。
  ——《会少规矩多》  丁林

  人是一种最难被道理说服的动物。当发生分歧的时候,不管分歧的基础是什么,或者出于利益冲突,或者出于信仰理念,或者出于知识经验的不同,反正一旦分歧明确公开,是非常难以在短短几个钟头或几天里靠语言的交流来达到一方说服一方的。分歧的双方找到共同点的可能不是不存在,但是这需要有一定的交流机制,否则,一方说清楚了,另一方根本没听进去,还是白搭。
  看清这一点,就不难理解,人类历史上大大小小的会议决议所达成的“一致”,要么是强权从上到下强迫会众接受,要么就是一方会众势力压倒另一方。
  ——《会少规矩多》  丁林

  研究与开发(R&D)是一个国家科技发展的动力来源,因此研究与开发的投入和产出就是当今国际上评论科技创新活动的重要指标。从国际经验看,凡是科技领先或创新活动活跃的国家或地区,其科技投入的绝对量或相对量都居领先地位。从科研活动的基础上看,美国对科技投入一直很重视,二战后科技投入在迅速增加,1940年,研究与开发经费的开支还不到美国政府预算支出的1%,1963年已超过总预算的10%,1965年达到12.6%。今天,无论从总量上说,还是从相对量上说,美国的科研都处于世界领先水平。1996年,美国研究与开发活动支出总额为1846.65亿美元,居世界第一位,比名列第二位的日本多21.2%,而中国只有39.33亿美元,名列世界第17位。
  ——《美国的科教兴国之路》  萧镜如  王铀

  今天,历史已发展到知识阶段,谁占有知识和人才,谁就在竞争中有优势。随着教育事业的普及和发展,劳动者素质仍是决定生产率提高的主要因素。从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变的关键仍取决于劳动者素质的提高,所以造就有艺术气质的高科技人才正是新世纪的需要。
  ——《美国的科教兴国之路》  萧镜如  王铀

  美国各阶层对教育都非常的支持,教育被美国全社会认为是生存的基础和生活质量的保证。美国科技教育水平的发展与整个国家的重视密不可分。一方面,从政府到整个社会,都能够意识到科技教育水平对国家及个人的重要性,尊师重教早已成为美国的社会风尚,个人、企业、团体都积极地接收教育,帮助教育,从事科技活动;另一方面,对于个人来说,没有一定的专业水平和受教育程度,也很难在社会中立足。科技教育推动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国民经济反过来也极大地推动了科技和教育事业。科技、教育与经济的发展形成了良性循环。
  ——《美国的科教兴国之路》  萧镜如  王铀

  在世界知识经济的大潮中,每一个国家政府、每一个企事业单位、甚至每一个个人都应该学会用世纪的眼光从高处和远处打量自己,随时发现自己的弱点和缺点,通过创新,迅速加以克服,以求赶上和超越,否则随时都有被淘汰的可能。由于世界科教事业发展加快,使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面临严峻挑战。
  ——《美国的科教兴国之路》  萧镜如  王铀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差距本质上是教育的差距,是知识的差距。教育是知识创新、传播和应用的主要基地,也是培养创新精神和创新人才的摇篮。无论在培养高素质的劳动者和专业人才方面,还是在提高创新能力和提供知识、技术创新成果以及增强民族凝聚力方面,教育都具有独特的重要意义。在当今世界上,综合国力的竞争,越来越表现为经济实力、国防实力的竞争。无论就哪一方面实力的增强来说,教育都具有基础性的地位。从发展趋势看,教育将是知识经济的中心,因为人才的培养依赖于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更是为培养高级人才起着中心作用。
  ——《美国的科教兴国之路》  萧镜如  王铀

  没有一个国家会因为花钱在教育投资上而破产,却可能因为花钱在军事上而亡国。
  ——《美国的科教兴国之路》  萧镜如  王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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