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想要成功，就必须先花90%的时间去考虑失败。

——李嘉诚

一个发展的社会，永远都会有新的目标、新的矛盾。一个对人民负责的政党，永远都要警惕能力不足的风险。

——《常怀“能力不足”的忧患》

既要加快发展、又要保障公平，既要深化改革、又要保持稳定，既要鼓励竞争、又要整合利益，种种“两难”问题充分说明，发展的速度越快，继续推进的难度越大，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发展的程度越深，需要解决的难题越多。

——《常怀“能力不足”的忧患》

时代在前进，形势在变化，思想要跟上，本领要增长。停滞意味着倒退，守成就什么都守不成。

——《常怀“能力不足”的忧患》

伟大的事业需要伟大的人物去实现， 伟大的人物需要伟大的精神去完善，伟大的民族更需要伟大的民族意志去支撑。

一个民族的生存、发展模式固然最终由其生产方式决定，但其精神力量则来自民族精神。一个民族的民族精神一经形成，就会成为该民族共同的、普遍的价值判断原则并以之为标准去评价事物，指导实践，并为民族的生存发展提供持久的精神动力。

——《从民族精神看中国崛起》

毛泽东同志曾经提出“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的观念，但是我认为精神的文明，不仅仅是中国传统的儒雅等风范，更重要的在这基础上有着对人类历史的残酷性和中国的特殊的国际环境的正确认识。人类的历史是个不断淘汰和吞并的过程，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生物的不断进化注定了强者更强，弱者更弱的发展趋势，而我们在这个趋势中能够做的是什么？是不断地强大自己和削弱敌人！

因此我们民族精神中应该有种狼的野性，虎的霸气，狐狸的狡猾！狼的野性，就是一种狠劲，一种对自然法则的足够的认识，不要对敌人充满幻想，是长生天的赐予草原战神的最高荣耀！

——《从民族精神看中国崛起》

虎的霸气就是一种王者之风，但这王者之风，不应该是傲气，而更多的是种兼济天下的气度，但这种气度不应该是别国特别是西方国家眼中的气度，而是我们自己更够做的，并且做的目的是更好的维护我国的经济军事等的发展和更好的维护我国的统治为前提，没有那个国家会对一个潜在的敌人怀有好意。

——《从民族精神看中国崛起》

一个民族的精神不仅仅是过去中不断积累的，更是在现实中不断树立的，更需要在将来不断地更正改进的！我国的崛起，要处理的问题很多，但根本的问题是如何处理好我国力量的使用上，及怎样使用这些来之不易的能量。中国在近代屡遭劫难，受尽凌辱，败就败在他强大的时候没有继续发展！前车之鉴，后世之师。百年的血泪史，百年的不断抗争，才换取我今日的扬眉吐气，重获新生，这一切来之不易，我们应该珍惜这份发展，并用自己的一生去投入到中国的发展建设之中，让这片曾经满目沧桑的土地更加辉煌，让那只曾经沉睡的巨龙翱翔四方！

——《从民族精神看中国崛起》

近代科学在西方有三四百年的发展历史，在中国却不过六七十年，中国前沿科学相对落后，不稀奇。从历史的观点来看，中国科学的进步速度非常惊人。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科学家在科学期刊上发表论文的数量，简直是少而又少，如今，从量上来说，已经有很大进步。而在质量方面，国际社会上出现了不少年轻的华裔数学家在中国长大并接受大学教育，最近10年在西方国家做研究。他们在世界第一流的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是很受重视的。

培养科学家比培养运动员复杂，需要更长时间的准备，更长时间的训练，更长时间建立传统，是件急不来的事情。应该从整体发展的经验多着想，才能了解前途应该怎样规划。中国对于科技发展的投入还要增加一些，更加强调合理分配。合理的、有效的分配，必须依赖于对科学发展有相当认识的决策人。

——杨振宁

科学的发展来源于两种不同的动力。一种是无目的的研究，美国科学家劳特布尔之前一般用平均磁场做核磁共振，而他却出人意料地加入了不平均磁场，竟然就成像了，获了诺贝尔奖。科学研究往往是忽然想出一个妙招，加些别人想不到的小窍门，就可能出大成果。这需要有广大对于现代科研器材有认识，又有聪明脑筋的人投身到不是预先有目的的、更多凭兴趣的科学研究中去。另一种科学研究则是有目的的，比如，制造超短波长的激光，如果做出来，也很有可能得诺贝尔奖。

这两种情况在中国都有可能出现，但要尽快使得年轻人走到有可能有重大发展的领域中去，我对未来发展很乐观。中国的基础教育打下的底子要比国外扎实。清华大学等一流大学的数学、物理专业的研究生们，绝大多数非常优秀，比起美国类似大学的研究生来，并不差。但在国内大学，在信息灵通方面显然要比国外大学逊色。美国著名大学数学系之间的交往非常密切，这些学校里的研究生，对于数学界最敏感、最有发展前途的领域，知道得一清二楚。中国大学的学生在这方面没有优势。

——杨振宁

西方的选举制度其实不是什么好制度，它会撕裂社会，制造社会对立，而且很容易沦为黑势力和有钱有势的人所操弄的工具，这种状况发展中国家表现得尤为明显，事实也证明，所谓的民主选举，正是许多国家导致社会动荡的根源所在。

——yw88885

中国的知识分子读书从来都是为了当官，这个和西方也很不一样。在西方，如果你说你是知识分子，那你的起点就是批评政府的。中国的知识分子不是这样。

——谢国忠

1813年，美国独立宣言的起草者杰斐逊在给友人的一封信里写道：“我同意你的看法，在人和人之间有一些自然贵族（优秀者），因德行和才能而优秀。还有一种是因为财富和家庭身世而成就的假贵族，他们既无德又无才……自然贵族是社会教化、信任和治理的宝贵的人才”，一个好的政府制度，“必须能有效地让优秀者担任治理的职位。……假贵族是政府治理的祸害，应该有制度法规防止他们得到升迁。”——美国独立宣言的起草者杰斐逊

——《美国不拘一格的人才观》  徐贲

由公民选拔治理国家的人才，治理的是一个现代民主共和的国家，这和古典共和或专制制度的选择人才是不同的。这样选举出来的“人才”往往未必都是真正德才兼备的“优秀者”，但是他们是现代民主共和的程序治国（法治）需要的人才。他们不是柏拉图在古典共和理想中提出的那种绝对英明伟大的“圣才”（哲人王）。圣才领袖是人治政治的最高人才理想，他德才兼备，高瞻远瞩、无比英明，只有他才具备选拔政府人才的能力和权威，他选拔出来的人才一级一级地选拔其他的人才，以此建立一个以吏为师的社会制度。这种理想型的人才治理模式稍有偏差，便会变质沦落为专制，因此至今在人类历史上还没有成功的先例。

——《美国不拘一格的人才观》  徐贲

在美国的民主共和制度中，国家治理的人才是自下而上地由那些自己也许并不德才兼备的普通公民挑选出来的。有人嘲笑美国民主太迁就低水准的普通选民，他们的选择标准“太不靠谱”，说变就变，就像这次中期选举中，不过两年的时间，就不再把奥巴马当作实现变革要求的人才。

的确，除了一些基本的习俗道德素质，如诚实、虔诚、宽容、尊重他人，美国人挑选政治代表时并没有太高的“道德”要求。至于“才能”，选民们要求政治人物做到的，无非也就是能代表他们的利益和要求，在有限的任职期间兑现自己的竞选承诺，连经验和资历也都是次要的。这次中期选举中，许多选民因为不满现状，把选票专门投给政治新手，偏偏叫那些有经验有资历的下台，便是眼前的例子。

这样的政治代表选择机制，自然不一定能产生什么了不起的政治人才。其实，美国选民并不想作茧自缚地推举、拥戴一些无比圣明的领导者，再由他们随意把自己强迫改造成另外一种新的“人民”。美国选民只不过是要挑选出一些能代表自己利益的暂时服务人员，做得好就继续暂时做下去，做不好就请他下台。

不能代表选民利益的政治人物，再如何德才兼备，都不是选民心目中的“人才”。就选拔政治人才而言，民主不是最好的制度，而只是比较安全的制度。选举不一定能够拔举优贤，但至少可以作为多数人参与政事，遏制暴政，预防专制的有效方式。选举虽然可能一时选出无良不才的人物，但那总比受害于永久的独裁政治要可以忍受一些，再说，无论前一次选择有多么失败，下一次总还有纠正过来的可能。民主政治的选才是以自由、公平、公开的竞争程序正义为其合法性的，也是为帮助维护和再生民主生活秩序为目的的。

——《美国不拘一格的人才观》  徐贲

改革开放30年，中国的经济大幅增长，但是，整个教育的环境，尤其是教学质量和科研环境，几乎没有实质性的进步，再加上社会“崇洋媚外”的大氛围，也没有任何改变，大量留学生的出来，就理所当然了。官员还有大企业的老板，他们大部分人也都把孩子送到国外留学，就更带动了留学的风潮。 

显然，中国的高等教育要留住优秀的孩子，恐怕就要做大的改革，而中国经济尤其是人均收入也要有大的提升，这样就可能留住部分人；再从大的社会环境来看，公平的竞争环境建设、法制的健全等等，都是留住人才，或者说减少优秀人才移民的关键。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中国百万留学生走向海外，并不能简单归纳为是人才流失，是中国的损失。相反，中国在其中是得到很大的利益。

首先，数以万计的留学生出国，减少了中国大学招生的压力，高等院校的资源可以让更多的中国学子使用，百万学生留学，国内就可以多招百万。 

其次，海外留学生在西方名校读书，学成后部分回国，就可以发挥中国大学教育无法做到的知识能量。 

第三，即使留学生滞留不归，对中国也没有坏作用，改革开放的历史证明，海外华人学者，企业家对中国的贡献相当大，对中国与世界的接轨也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第四，海外华人社群的壮大，华人参政的积极化，对居住国与中国的关系，对中国文化的传播，对中国正面形象的确立，都有无法低估的作用。骆家辉、朱棣文、杨振宁、邱成桐等华人，也都是最好的例子。 

在过去冷战对抗的时代，人才流出，可能会造成一国损失，一国得利。但是，在全球化的时代，人才的流出，可能两边都得利，而且人才的出和进是动态的，双向与多向的，不能简单概括成零和的“战争”游戏，当然，为了留住人才，吸引人才来归，国家和社会都要共同努力。 

——《百万人留学不能归为中国人才损失》

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亡党亡国。

——邓小平

发展是硬道理，稳定是硬任务；没有稳定，什么事情也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去。这个道理，不仅全党同志要牢记在心，还要引导全体人民牢记在心。

——胡锦涛

我们的问题是历史积累下来的问题，不可能一夜之间全部解决。中国的改革经验是渐进式，不能搞休克式。否则最后伤害的是老百姓。所以，要在稳定的大环境中搞改革，如果中国乱了，一切免谈。

——向东

稳定是前提，发展是主轴，改革是动力。以改革促发展，以发展促稳定，在稳定的大前提下加快发展，实现长期健康持续发展。

——向东

改革有的需要深化，有的需要完善，有的需要协调。这个过程中就要充分发动群众参与，让人民群众从中受益。要明确农民、工人、知识分子、党和政府在改革中的动力是什么，调动每个人、各行各业、每个阶层的积极性。那种脱离群众、关起门来的改革，是不可能成功的。

——向东

真正的强大，就是思想的强大。如果一个民族听不了批评、谩骂、建议，这个民族就是太偏激，自负、夜郎自大，迟早完蛋；相反，如果这个民族的每个人都能听进批评、建议，不介意人家发牢骚，都相互帮助，包括帮助不认识的人，这个民族不强大，但在别人心中就强大了。思想也一样，过分禁锢，不能越雷池半步，如何强大。需要强大的思想，就需要强大思想的人成为领袖，“树大根深式”的官员体制应该改改。

——chenjiudong

小平乃一伟人，他一生所处的困境不可谓不多。处于困境之时，不能说小平没有雄心壮志，但“有心杀贼，无力回天”，只能选择恰当的方法去应对。小平在回答女儿毛毛关于“长征的时候你都干了些什么”的提问时，小平说：“跟着走！”1973年2月，小平在回答毛泽东的“你在江西这么多年做什么”的提问时，小平说：“等待！”加拿大总理特鲁多问小平三落三起、重返政坛的秘诀，小平回答：“忍耐！”

小平的三句话、七个字，老杜将其视之为“七字箴言”，对我等为人处世，尤其是在恶劣环境中求生存，谋发展，找机会，极富教益。

——《邓小平的七字箴言》  杜峻晓

等待，是人在困境中的无奈之举。无奈的原因，在于你很难把握形势，很难摆脱目前面临的环境，同时又有一种期望，期望绝处逢生，希冀柳暗花明。小平并非不想出来工作，可他必须等待那个掌握他命运的人物发话。那个人物点头，他就可以复出，如果摇头，可能暂无复出之日。这种等待的结果谁都说不好，有等到出头之日的，也有等不到出头之日的，它甚至还不如赌博，赌博可以选择我要不要下注，而那个，你连下不下注都不由自己掌握。等待，需要毅力和信念，没有毅力的人坚持不到最后，没有信念的人同样看不到曙光。

——《邓小平的七字箴言》  杜峻晓

忍耐与等待具有相同意思，但又有不同。等待黎明的到来，你必须可以忍耐无边的黑暗；等待春天的到来，你必须可以忍耐冬天的奇寒；等待粮食的丰收，你必须可以忍耐劳作的艰辛。

——《邓小平的七字箴言》  杜峻晓

恩格斯说过，文化上的每一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中国要实现长期健康发展，文化自觉就是一个关键变量。实现文化自觉，这里笔者认为：第一，文化人首先要实现自觉。文化人要积极做社会发展的启蒙者，文化人只有不怕摆脱短期个人利益的约束，才能为文化人和社会赢得整体的长远利益。第二，权力行使者文化自觉是关键。文化自觉，一方面需要文化人的呼吁；另一方面，也需要社会各方面切实行动起来，这里权力精英就是转变的关键。第三，要积极吸收西方先进文化。文化自觉，目的是要实现文化自强。而文化的封闭性，必然导致文化的落后性。所以，中国发展，应当积极借鉴国外一切先进文化的成果，为我所用。在文化观上，一味地盲目自大或一味地自我贬损都是不可取的，应当是各种文化互相交流，取长补短，共促共进，共同繁荣；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应当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宋圭武

由于长期以来重经济轻文化，或由于与政绩难以挂钩，致使文化在经济社会中处于弱势。文化的缺失不会显现在任何一级政府当年的统计表中，但日久天长便峥嵘于各种社会弊端上，并积重难返。

——冯骥才

人类的文明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组合，人类史就是思想和物质生产互动的历史，思想源于民众的生产、生活活动，但它对精神价值的形成，对真善美的追求又极大改变了民众的生产、生活的方式和意义。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英国历史学家柯林伍德说，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

——秦晓

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人的智慧是有限的，人有短期利益、长期利益，有各种不同集团的利益。什么叫一个好的机制？不是说这个机制不犯错误，或者说不发生危机，而是在于这个机制能不能有一个自我调节的力量去少犯错误，不犯大错误，犯了错误之后能改正。这个自我调节的力量不是靠某个智人、某个圣人，而是靠一个民众的力量、多元的力量、社会的力量。

中国的问题呢，我觉得在80年代改革的时候，是一个体制内精英和体制外精英高度共识的一个时期，都认为原来的制度不行了，要告别这样一个计划体制。那么我们就开启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样的道路。中间出了很多的问题，也有很多的反思，但是总体来说这条路是走下来了。

当时留下了两个问题，是没有在思想上达到一致的。有的也是为了不影响我们的改革，就把它搁置起来，闲置起来。一个就是产权的问题。我们有一个公有制的概念。我们社会主义经济的三个基本原则，按劳分配、有计划按比例都已经被重新解释了，但是公有制这个问题没有突破。所以在保护私人产权这个问题上搁置起来了，以至于这个问题在今天变得越来越突出。

第二个问题就是政府在经济中起什么样的作用。当时我们转了一圈之后，发现日本的模式对我们最有吸引力，就是所谓通产省这种东亚发展主义政府的模式，比较容易和我们原来的体制嫁接。现在出现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形成了特殊利益集团。如果说完全是计划经济的话，可能没有那么多寻租，政府的官员也没有那么大的权力，如果是完全进一步改革的话，这个东西也没有。在中间这个阶段就会产生大量的盈利空间，造成很多人去寻租。

所以我觉得这个制度本来是一个过渡性的安排，现在被有些人包装成一种制度的创新，希望把它固化下来，现在争论的焦点就是这样一个焦点。其实这个争论在历史上不是没有发生过，一直是存在着一个边界争论的问题。

——秦晓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价值观重塑是一场具有伟大意义的社会转型的探索，在探索中应保持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稳定，同时要创造一个理性、开放、包容的政治氛围，因为制度的优和劣、价值观的善与恶最终只能在一个开放、竞争的环境中得到验证。

——秦晓

中美两国已形成了某种程度的妥协和共识。美国的政治家和主流社会已愈来愈认识到中国的崛起是一个不可阻挡的历史进程，明智的政策选择不是遏制而是合作；尽管中国社会中存在中国应当取代美国成为世界领袖，用“中国模式”改变世界的主张和情结，但官方和主流的精英仍保持了理性的态度，他们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经济规模可以超越美国，但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再造一个像美国那样的强国、富国只是一个“神话”。

——秦晓

从治理的规则和秩序上讲，二战后建立的国际规则和秩序，包括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WTO、G20等，秉承了十七世纪世界近代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的精神，反映了战后世界各国人民对和平、独立和发展的企盼，为处理全球军事冲突、尊重主权和人权、维护自由贸易、促进经济发展建立了提供公共产品的机制；另一方面，它维护美国的霸权和美元的特殊地位，在一个各种力量变动的世界中，它的权威性、公正性和协调能力需要加强和改善。

——秦晓

1、如果一种文明没有一种强大的力量来发扬和保护，那么这种文明是脆弱的，迟早会被野蛮所征服。

2、我们必须咬紧牙关，全力以赴去做一件事情；否则，我们将一事无成。

3、国家的安全不能寄托于别人的恩赐上，历史总是在军刀上前进，这个世界就是弱肉强食的世界。要生存、要尊严，就需要有强大的军备。

4、宏伟的建筑是消除我们民族自卑感的一剂良药。任何人都不能只靠空话来领导一个民族走出自卑。他必须能建造一些能让民众感到自豪的东西，那便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建筑。这并不是在炫耀，而是给一个国家以自信。我们的敌人和朋友一定要认识到这些建筑巩固了我们的政权。

5、怜悯是一种原罪。怜悯弱者是违背自然的事。

6、超凡的思想是不会与凡夫俗子共存的。

——希特勒

事实上教育便是一种早期的习惯。

——林肯

我不一定会胜利，但定会真诚行事。我不一定成功，但会抱持一贯的信念。我会与任何正直持平的人并肩而立。他对的时候，我会给予支持；他错的时候，我肯定会离他而去。

——林肯

这个时代的重大的问题不是演说和决议所能解决的……这些问题只有铁和血才能解决。

——俾斯麦

战争是人类生活中一种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生物法则，它是人类社会中不可缺少的起调作用的东西

——伯恩哈迪

战争的目的必须是为了和平。

——亚里士多德

人类的一切努力的目的在于获得幸福。

——欧文

生命是痛苦的，既有生，必有死。生存注定是倏忽无常的。从来就没有一种文明是永恒的，没有一种期望是能完全实现的。这是必然性，这是历史的命定，这是世人不可逾越的困境。

——基辛格

自然科学的成就通常取决于选择一个“决定性的”实验；而在国际事务领域里的政治科学的成就则取决于选择一个“决定性的”时期。

——基辛格

在那些回顾起来似乎最为和平的时代，人们最不必费劲去寻求和平。而在人们似乎无休止地寻找和平的那些时代，看来最无法取得安宁。当任何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把和平（其概念为避免战争）作为首要目标的时候，国际体系就处在国际社会中那个最霸道的成员的摆布之下。而每当国际秩序认识到即使为了和平也不能牺牲某些原则的情况时，至少还可以设想求得在力量均衡基础上得稳定。

——基辛格

我始终如一保持自己的良知，无论是在监狱里，还是在死亡的边缘，尽管对我来说这是一些艰苦的经历。哪怕对自己不利，哪怕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胁，或者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时，也要坚定不移地按照自己的良知来作出行动。

——金大中

要憎恨的不是人，而是罪恶本身。

——金大中

心理学家的研究早就发现，有信仰的人能更好地应对压力、度过逆境。

——《是信仰造就林来疯》  赵昱鲲

幸运的是，信仰不一定要通过宗教得到。无神论者也完全可以找到一个朴实而非神秘兮兮的信仰。只要你愿意思索人生意义，愿意寻找超越物质生活之上的人生价值，那么你也可以为自己的人生注入信仰的力量。

——《是信仰造就林来疯》  赵昱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