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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国摘录(87)         
强国摘录(87)
[ 作者:觉远    转贴自:本站原创    点击数:6268    更新时间:2005-07-15    文章录入:admin ]

如果我国在二十一世纪初,就把政治体制改革与其它改革同步推行起来,就是最好的抢抓机遇,加快发展;就是真正的与时俱进,自立于世界强国之列。切不可被眼前的经济发展速度和繁荣景象所障眼,要有宁可经济发展速度慢一点,也要以人为本,协调发展,全面追求进步的新思想。这对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人民的幸福,社会的进步,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法治国家是至关重要的。
  ——《用“两会分立,合力行权”激活政治体制改革》  章言

  扩大内需最初是作为短期政策提出来的,但很快认识到这是一项长期政策。几年来的实践是成功的,对于保持经济快速增长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现在看来,扩大内需不仅是长期政策,而且应该说是长久政策。其实质是扩大国内市场需求,也就是国内经济增长的空间。这是在新的发展阶段,在经济增长由供给约束为主转向以需求约束为主的条件下,宏观经济政策的重大转变。由此开始,宏观经济政策取向由控制需求为主转向以扩张需求为主。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虽然需要连续若干年,也还是短期政策,而不能说是长期政策,更不是长久政策。目前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尚处于世界公认的安全线以内,仍然需要通过发行国债刺激经济增长,但要注意到财政的债务依存度面临不断提高的压力。为促进经济增长,缓解就业压力,要求国债规模持续增加;金融机构资金配置效率和资产质量低下,社会保障欠帐和粮食企业亏损挂帐过多,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隐性内外债务相当巨大。这里潜伏着风险。
  ——《实施第三步战略部署问题的研究》     王梦奎

  实施“走出去”战略的实质,是将我国的发展空间,从本土拓展到境外。我国是一个资源相对短缺的国度,实现经济发展的目标,要从世界市场取得必需的资源,要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发挥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的比较优势,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我国经济的超常规发展。考虑到:在国际产业转移的大趋势下,发达国家将继续将大量传统制造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在未来相当长的 国仍将保持劳动力便宜的优势,中国巨大的国内市场潜力将继续吸引大量的外国投资;中国投资环境在发展中国家仍居前列并且在继续改善,中国有望成为世界级的制造基地。这有利于发挥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比较优势,不会对其他国家造成威。一些发达国家出现所谓“产业空心化”,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必然结果靠反对所谓“中国威”是不可能扭转,以及潜在的比较优势能发挥到何种程度,不仅取决于我之方面,也取决于其他国家的发展态势和国际分工格局的变化。我们的问题是,如何提高科学技术水平,增加出口产品的附加价值与技术含量,如何稳步发展对外投资,发展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和企业集团,使中国真正成为全球经济中的强国。实现预期目标要应对更激烈的国际竞争。
  ——《实施第三步战略部署问题的研究》     王梦奎

  一些发展中国家,远者如巴西、墨西哥,近者如亚洲金融危机,以及正发生的阿根延经济危机,给我们提供了有益教训。发达国家如日本,也入连续10年的经济停滞。防范经济风险和危机,才能保证现代化建设顺利推进不致因遭受重大挫折而发生中断。潜在的或可能发生的风险和危机往往难以预知,应对之策也有很大的权宜性质、惟有增强经济竞争能力和经济实力,提高警觉、改善管理和妥善应对,才能减少损失和躲避陷阱。最值得关注的是金融领域的风险。金融在现代经济中具有极端重要性,同时又具有很大的脆弱性。由于虚经济的膨胀,国际范围资本流动规模的空前扩张和金融投机的猖獗,加之我国金融体制不健全,而又将更加开放,国际金融市场对中国的影响将越来越直接和强烈,一旦发生危机往往具有突发性和全局性。从长远来看,重要物资的供给保障,国家财政的健康运行,也是特别关注的。经济增长速度的波动是难以避免的,要竭力防范的是大的经济震荡和长时间的经济疲软。建立健全国家经济安全的预警系统和保障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实施第三步战略部署问题的研究》     王梦奎

  综观当今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已成为时代潮流。经济全球化趋势深入发展,科技进步突飞猛进,生产要素流动和产业转移加快,各国相互依存日益加深。这一切,为亚非国家加快发展带来了历史性机遇。另一方面,霸权主义、恐怖主义、局部战争、跨国犯罪等问题仍然影响着世界的和平与稳定,环境恶化、自然灾害、传染性疾病等因素依然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由于全球经济发展不平衡、南北差距扩大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等外部因素,加之自身基础薄弱,广大发展中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面临着不少困难和矛盾,有的甚至面临被边缘化的危险。
  ——胡锦涛

  发展是增进人民福祉、促进社会进步的根本途径,是巩固政治独立、维护国家稳定的重要保障。
  ——胡锦涛

  据了解,现在各高校对教师一般都实行工作业绩量化考核制度,即要求教师在规定时间内必须在相应的刊物上发表相应数量的论文,承担相应数量的科研项目,拿回多少万元的科研经费等。重数量轻质量的考核,让科研人员疲于奔命、忙于应付,同时也助长了科研工作的浮躁风气,为学术腐败的蔓延推波助澜。为了完成科研任务,有些科研人员只好“拿起一块板来,寻找最薄的部位,在容易钻孔的地方,钻上许多孔”,由此造成的科研人员急功近利、急于求成,成为我国科研成果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的一大障碍。
  基础研究的特点是,周期长,出成果慢。对于物理学研究来说,没有5年10年的“冷板凳”,要想出成果,特别是出原创性的成果谈何容易?即使在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100多位物理学家当中,也只有很少一部分人在《自然》、《科学》、《物理评论》等世界学术顶尖杂志上发表论文。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怀尔斯教授7年不出1篇论文,但他仍然受到学校的宽容和尊重,最终证明了费马大定理并因此获得菲尔兹特别奖。
  ——《假如爱因斯坦生在中国》  萍者

  100年前,爱因斯坦发表了4篇论文,揭开了经典物理学的神秘帷幕,他的绝世才华和惊人洞察力把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带到了前所未有的境界,他发现的相对论不仅迄今雄踞于物理学的顶峰,还对宗教、哲学、文化等领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从激光到原子弹,从宇宙大爆炸理论到反物质,无不闪现着爱因斯坦的思想光芒。毫无疑问,爱因斯坦及其理论是人类共同的伟大财富,中国人理应了解他,理应通过他了解科学的飞速进展,更应该通过纪念爱因斯坦来传播科学精神。甚至可以这样说,对爱因斯坦的认知程度能够反映出公民的科学素养,爱因斯坦光束没有得到媒体的热情关注,所映射出的恰恰是一种现实情境:也许正是由于我们还没有普遍形成科学认识世界的方式,才导致环境污染的积重难返、精神生活的失序和人文情怀的淡漠。
  ——《爱因斯坦与中国擦肩而过》  蔡方华

  不同阶层之间的经济地位是有差别的,有时还是有悬殊的。差别不大是正常的,悬殊过大是危险的。高低悬殊必然带来不安宁、不和谐。因此,我们必须建立阶层利益的整合机制。
  中国是多民族、多宗教、多党派、多阶层的国家。多民族、多宗教、多党派、多阶层,概括起来,我们的社会是一个社会因素繁多、社会资源丰富的社会。然而,同任何事情都有二重性一样,“丰富”也有二重性。不丰富,相互关系简单,容易协调;丰富了,相互关系错综复杂,协调起来就难了。常量、变量、多变量,函数、反函数,线性、非线性,有时候要协调好,简直是难上难。可是,如果不协调好又不行,非协调好不可。
  和谐社会是一曲交响乐。其“音符”,说到底,是社会的各个阶级、阶层。
  ——《如何构建一个和谐社会》  邓伟志

  有不同阶层存在,不同阶层之间就会有矛盾,有磨擦。比如说,新的利益群体的出现,必然会使各阶层在维护自身既得利益和预期利益的过程中产生各种矛盾甚至冲突。冲突不是和谐。可是冲突能够转化为和谐。阶层矛盾普遍存在,问题是如何处理。
  ——《如何构建一个和谐社会》  邓伟志

  为了实现阶层“扁平化”,应当调整过高收入,反对灰色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应当提高所得税,增加利息税,扩征遗产税。要让富人懂得:抽肥补瘦是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普遍的做法。要让富人懂得:缩小差距以后仍然有差距,富人依然是富人。要让富人懂得,这样做也是富人自身存在和发展的需要。
  ——《如何构建一个和谐社会》  邓伟志

  市场、政府和社会组织三者之间是互补、互动的关系,从治理国家来讲,政府是主导;从管理社会来讲,社会组织是主力。当前,社会组织应当努力克服依赖性,增强自主意识;政府应当大力扶持社会组织,伸出双手欢迎社会组织的参与。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进入转型期,中国的社会生活发生了许多引人瞩目的变化,其中之一就是出现了众多的社会组织,即非政府、非赢利性质的社团组织。
  人是社会化动物。尤其是现代人,无论是生理上还是智力上,都很难以个人的形式来满足需要,而只能以群体的形式来增强满足人们多种多样需要的能力和可能。因此,在社会分工基础上,把追求特定目标的人群,按一定的社会规范联合起来的社会群体不断涌现。几百年来,这类社会组织的范围不断扩大,数量不断增多,组织形式由初级走向高级。现在的世界上,社会组织发达的国家按人口计算平均每一百人就有一个社会组织。拥有社会组织的多寡早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社会化程度的重要标志。参与社会组织的多寡也已成为衡量一个人的社会地位的尺度。中国的社团纵向比,突飞猛进;横向比,发育得还很不够。千人拥有社团的数量只抵法国的九十分之一。我们应当在努力建立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机制的同时,积极开展科学的社会管理。
  社会组织不同于政府,不具备政府职能,可是,它能起到政府起不到、政府也不应当起的作用。政府不可能是万能的,市场也不可能是全能的。再说把市场泛化了也会带来很多弊端。讨价还价、买官卖官无论如何不行吧?很明显,在政府与市场之外,必须有非政府组织。
  我们一直说,转移政府职能。试问:转移到哪里去呢?最佳的去处是社会组织。由社会组织来承担过去“无限政府”所不应承担的职能,从而把“直接政府”变成“间接政府”。不要小看了这里的“间接”二字。间接了,有利于发挥广大社会成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间接了,有助于政府集中精力抓好本职工作。
  我们一直说“小政府,大社会”。“大社会”就是社会组织要发育起来。“大社会”大不了,“小政府”便小不了。为什么过去政府越简越繁?为什么政府难以“瘦身”?为什么“吃皇粮”的那么多?还不是因为社会组织不发达吗?政府的肩上有千斤重担,社会组织也能挑起八百斤。
  社会组织的功能是很大的。它具有服务的功能,为成员办实事。社会组织是自治的。社会组织所固有的自生自灭的特性,促使社会组织必然以服务为天职。社会组织具有协调的功能。既有协调社会组织内部成员之间利益的功能,也具有协调国家与企业、政府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功能。社会组织是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的桥梁和纽带。社会组织具有监督的功能。尽管这种监督是柔性的,可恰恰是这种柔性的监督具有客观性,富有人情味,是人性化的监督。社会组织具有公证的功能。社会组织既要对上负责又要对下负责。这种“兼顾两头”的性质,决定了社会组织要公正。公正最起码的表象之一是公证。社会组织还具有智囊团、思想库的功能。近年政府出台的大思路有不少来自于社会组织。这是民主化进程加快的表现。
  由于社会组织的蓬勃发展,吸纳了一批离开政府的公务员,同时也扩大了人们就业的机会,既保护了富人的合法收入,更扶植了一大批困难群体。从社会稳定的角度看,社会组织充当了安全阀的作用。社会冲突各国都有。“春江水暖鸭先知”。在社会冲突起于青苹之末时,最先觉察社会冲突的是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的社会组织。早觉察,发预警,就可以避免把局部矛盾酿成全局性冲突,避免把只要有心解决就能够妥善处理的矛盾演化成不可调和的矛盾。在社会冲突发生以后,社会组织又可以起到化解矛盾的润滑剂、稀释剂的重要作用,为“化干戈为玉帛”做出贡献。
  ——《如何构建一个和谐社会》  邓伟志

  和谐有多种:有高度和谐,有低度和谐。我们要的是在发展中高度和谐。这不是能一蹴而就的,这要付出长期的艰苦卓绝的努力。政权不是一劳永逸的。但是,政权是能够在和谐中巩固、在和谐中发展的。只要对市场经济驾驭得好,对和谐社会构建得好,共和国一定长治久安。
  ——《如何构建一个和谐社会》  邓伟志

  新闻、出版自由,不仅可以有效地引导权力,而且可以防止权力独断专行。拒绝言论自由,就是拒绝人民民主和世界和平。
  ——《争取民主,从争话语权开始》  翟羽佳

  教师队伍建设是关键,有怎么样的教师队伍,就体现了这个国家的教育质量和教育水平。他们应该是德高望重的人格的榜样,他们应该是各领域中先进文化和先进科技的探索者,他们应该是热爱祖国、忠于职守有奉行精神的传教士。学校特别是高等学府是各类人才的集结之地,是崇高精神的圣洁之地,是尖锐知识的策源之地。在这里,市场的宣啸、利益的角逐、感性的诱惑都应该清除。
  ——《谈谈教育》  chmhiee

  产业化教育,只能培养出一批患得患失的知识庸人,这个国家也只能是松散的,功利的,政府只能成为利益集团的代表,国家的意志也是软弱无力的。教育形式化,只能培养出一批知识的传声筒,这个国家也只能是亦步趋步,无独立主张,经验主义和官僚主义充彻社会,国际舆论代替了国家意志。国家教育必须要有根基,要体现自由精神,要体现民族特色,要培养一批与内在精神相一致的,勇于探索真理,勇于自我牺牲,敢为人先的的开拓者,这就是国家的希望所在。
  ——《谈谈教育》  chmhiee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国家是没有近忧必有远虑,中国人现在在杀身成仁,外国人是不会感激的,如果我们把问题看的严重点: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也许才有更多的人才会和我一起振臂激呼,我们不能够仅满足于舒适现状,满足于经济高速发展的现象,我们要知道这一切都很脆弱,中国的未来是否能够持续发展是关键,它维系了国家和民族的生存,而不仅仅是发展的问题。我看了很多专家所有关于老年化问题现在的解决方法都是建立在国家,社会,乃至全世界稳定发展的大前提的,是不全面,也是不安全的,就象我们现在看到很多人买车自驾,但一旦忽视了安全问题,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很多人现在还无动于衷,成了被温水烫死的青蛙,让我们赶快抛开眼前的一些短利问题吧,全力工作,让中国经济发展的更快一点,那样才有希望。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对自然科学的探索,我感到中国人与西方人在研究思维方式上存在较大差异。西方人在自然科学领域注重于理论、实验以及仪器研制“三位一体”的研究方式;如果科学家对自己研究的问题产生了一种新的想法,这种新的想法是商品化仪器无法验证的,那么他就会去设计或研制能验证自己想法的新仪器。在中国,理论、实验和仪器研制往往是分割开来的。我们的科学家申请到仪器设备费或取得科研经费后,经常是简单地购置已经商品化的仪器设备,很少根据自己的研究需求设计和研制仪器。至少,地学领域是这种情况。这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我们使用的科研“工具”是别人研究思路的产物。那么,这些从事科学研究并设计了“工具”的西方人还给我们留下多少“未开垦的处女地”?可想而知,我们成功的几率因此不知小了多少,原创性的成果势必比西方人少得多。据我所知,到目前,中国地学界几乎没有一套先进实验设备或仪器是自己设计制造的。其他领域是否有我不清楚。在这方面,我们的科学家是负有一定责任的。
  在政府方面,如果有某位科学家想按照理论、实验以及仪器研制“三位一体”的研究思路向政府申请项目,并表示设计和研制某些实验仪器或设备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那么,他获得资助的可能性很小。即便是中国的“973”或“863”计划,往往很少有这样的项目。这是政府科技管理部门的责任。
  ——《朱日祥:敢于面对落后的现实》

  中国人认为管理就是做人做事的道理。做人就是如何搞好人际关系,做事就是如何提高工作绩效,搞好人际关系、提高工作绩效就是管理。只会做人,不会做事,是一团和气, 是和稀泥,管理上等于零。相反,只会做事,不会做人,常常得罪人,他的管理也等于零。因此,要先会做人,然后会做事,这就是管理。然而,管理哲学,就是反省自己的管理经验。
  ——《中、美、日的管理哲学》

  鉴于专制文化本身的封闭性特点,其内敛的性格中有一种本能的排异性和虚弱性,使其无法吸纳新的因子以求得机能上的代谢和更新,思想的贫乏导致其体制内创造力的枯竭,使其无力抗拒进化选择的外力作用,从而内生出更为严重的自残式变异并依此路径寻求稳定和秩序,最终恶化其社会生态,使得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合作机制由于深度失信,只能建立在恶法和暴力之下才能维持其统合功能,从而加剧统治集团公信力的沦丧。恶质化的信用体系,使得人们为了个人存在和发展而不得以主动或被动地陷入虚妄性的人格分离,进而衍生成不诚实、欺骗、险象环生的社会关系,从而加剧其成员之间的相互猜忌和不信任感。制度崩坏与文化惰性互动促使统治集团只能穷兵窦武,加强暴力以压制公众的反抗,从而激化各压力集团之间业已存在的冲突和矛盾。
  ——《是专制败坏了社会创造力》  汉心

  生物学常识告诉我们:单一物种在单一环境中的自我进化,如果没有外来因素的交换和催化性竞争,该物种必将随时间而日渐衰变乃至消亡。文化学上的普遍性和多元性互动使得任何一种所谓民族文化和思想的生息与发展都不可能在自组织内完成具有创造性和更新式的进化,必须依赖于庞大而复杂的信息互动,从而进行内外机体的新陈代谢,以此完成优性选择。
  ——《是专制败坏了社会创造力》  汉心

  美国富翁们挣钱的目的,大都为了造福国家,造福穷人。许多美国富人都认同这样的观点:“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卡耐基语)在美国有一种说法:“没有人能够豁免赋税和生死”。美国人把纳税看成是一种义务,富翁自然更不例外。他们十分体谅国家,认为政府也像一个家庭一样,需要有各种各样的花费以及对社会的投资。为此,国家一定要有收入,征税是必需的,而逃税是一种耻辱。
  ——《美国富翁的觉悟和中国大款的张扬》  轩辕文龙

  我们要成为世界一流的大国,它所要具备的不是单方面的科技发展而已,或者是单方面的哪一个方面只有经济,而没有人文,因此,年轻人相互彼此之间相互学习,相互提供经验,甚至于相互辩论,这才是我们两岸共同的一个愿景。
  ——宋楚瑜

  未来的希望在青年人,而青年人最重要的,那就是脚踏实地的把我们的各行各业,中国人说的一句话叫行行出状元,每一各行业对中国和两岸的发展是有帮助的。那就是中国的富强不是像19世纪所说的船坚炮利而已,其实人文的、科学的各方面。
  ——宋楚瑜

  我们中华民族在过去100多年以来,所谓错过了产业革命的列车,让我们中国会这样一个衰败,那是民族的耻辱。但是现在,在这么一个好的时候,我们又有资金,又有技术,又有很好的劳动力,更重要的,我们又有那种团结的心的话,那才是真正开创新的21世纪中国人未来时代的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宋楚瑜

  简单的讲,两岸的问题的根本解决之道既不是喊话,也不是武器,而是双方的政治精英不愿意见到人民生灵涂炭,不愿意让过去两岸分别在几十年当中努力的成果毁于一旦,那一颗仁民爱物之心以及对中华民族未来共同的期盼,两岸只有把人民的幸福放在第一位,才能倾全力找出可以接受的可行方案。用一句我们清华这些学科学的数学的术语来说,就是找出双方的最大公约数,我相信我们有智慧找出两岸的最大公约数。
  ——宋楚瑜

  依照台湾的经验,达成均富最重要的手段就是偏向于社会性和教育性的,一方面要让每一个人都有公平的机会来攀爬社会的阶梯,而另一方面“知识就是权力”,正如培根所说的,只要维持公平的教育机会,贫穷就不会变成世袭,就不会一代一代世世代代的穷。
  创造台湾经济奇迹的经验系于同时维持一高两低,就是一高持续的高经济成长,两低就是低通货膨胀和低失业率。同时要维持稳定的物价水准和充分的就业,最后通过税制跟教育,让穷人有翻身的机会,力求维持较均衡的所得分配,整个的社会和经济不但要使一部分人能够富起来,更要让所有的家庭都能够富起来。
  ——宋楚瑜

  全世界都在等待中国这条巨龙能够腾云而起,但是两岸的中国人我们准备好了吗?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谈话的一个主题。现在是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繁荣富足的时候,也是中国人摆脱百年屈辱最关键的时刻。
  外国人对于中国的崛起是既羡慕又害怕的,其实外国人所不了解的,中国人一项讲求王道,富国的目的是为了立民。中华民族百年来深受帝国主义之害,所以强盛之后不但不会霸道,只会更加的谦恭。而柔于克刚,王道负重这才是我们富强之后多向外国人展现中国人东方文化的特质。
  ——宋楚瑜

  全球化是人类社会一系列改变的开端,经济全球化、区域整合化和和平基础化,随之而来的全世界无可抵挡的是要走向一个相互依存的“地球村”,对立和战争逐渐丧失了它绝对性的地位,和平是唯一合理的选择,也是一切成长和繁荣的基础。世界大同已经不只是梦想,而是必然的一个趋势,没有任何人能够抵挡我们中国人用和平的方法来解决我们两岸自己的问题。
  ——宋楚瑜

  两岸的历史和未来千丝万缕、千头万绪,正考验着包括我们今天在座的所有台湾和大陆的同胞们跟相关的政治人物,能够有更大的智慧,让中国人来共同处理我们自己中国人的问题。
  ——宋楚瑜

  西洋人心目中的智慧人物,无非亚里士多德、牛顿、爱迪生、爱因斯坦之流,都是理论家、发明家、创造家。中国人心目中的智慧人物是谁?大家会不约而同地说:“诸葛亮”。诸葛亮有什么发明?没有;有什么创造?也没有;提出过什么理论?还是没有(孙武还有部《孙子兵法》)。中国人把诸葛亮视为最高智慧代表人物的理由在哪里?因为诸葛亮玩计谋、搞诈术的水平中国古今第一。
  东方的智慧标准是计谋权术,西方的智慧标准是发明创造。按照东方的智慧标准,牛顿、爱迪生、爱因斯坦不过几个书呆子而已。牛顿遇到诸葛亮,肯定被诸葛亮玩得像如来佛手心里的软糖一样,谁敢在诸葛面前谈天才。而按西方的智慧标准,诸葛亮不过是一个擅长计谋的政治人物而已,连一个高等数学方程式都解答不了,谁敢在牛顿面前谈智慧。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之类擅长计谋的政治老腕,不会被列入西洋天才人物的行列。
  ——《东方智慧和西方智慧的比较》  田婴

  中国为什么没有创造出“科学”?其关键之一就是中国没有创造出直接准确描述事物的“论文”体裁。西洋人把文字当作交流思想的工具,而中国人把文字当作卖弄学问的敲门砖,动不动就要来一点“赋比兴”的文学手法。
  ——《东方智慧和西方智慧的比较》  田婴

  中国文人极其重视文字的华丽和表现的优雅,却非常忽视文字表达的准确性和客观性,经常不分场合滥用文采修辞,因此中国无法诞生西方式科学论文体裁。有人以为洋人读枯燥无味的科学论文是因为这些文章有实用价值,可是我们应该记得,亚里士多德、伽利略、牛顿的时代,自然科学并不象现在,是毫无实用价值的“纯学术”。中国人大概很难理解洋人为什么会对那种枯燥描述自然现象的毫无文采的科学论文发生兴趣。
  有人以为中国在搞了科举考试以后,才出现重视文采不重视思想内容的倾向。其实中国重文采是自古就有的传统,汉代尚没有科举考试,但汉代的特产“汉赋”,却是中国历史上最重文采轻内容的文体。司马相如写了一篇《上林赋》,其受欢迎程度居然搞到洛阳纸贵,但《上林赋》除了通篇的美丽辞藻外,却没有什么实在的内容。
  由于中国人的智慧观,把写作文采当作智慧的标准,造成长年来中国文人华而不实的文风。古人也感到这种重文不重实的行文弊病,唐代韩愈、柳宗元等人发起过一个古文运动,提倡学习先秦古人朴实的文风,认为文章应以内容为重,“言必近真、不尚雕彩”。中国古代早有白话文,几百年前的《三国》《水浒》就是用白话文写的,但白话文一直在中国文人界吃不开。白话文可清楚准确地表达思想感情,文言文就很难做到这一点,所以无法用文言文书写细腻情感的小说。中国文人放著准确表达思想的简单白话文不用,偏喜欢用连断句都要费几分脑筋的复杂文言文,还喜欢在里面加一些不作解释的典故,更让人难于理解。
  ——《东方智慧和西方智慧的比较》  田婴

  西方人把思想家当作民族智慧的骄傲,东方人则把计谋家当作民族智慧的结晶。西方人看来陈景润比诸葛亮更智慧,因为陈景润和爱因斯坦是同一类人;而东方人看来基辛格比爱因斯坦更聪明,因为基辛格和诸葛亮是同一类人,东方智慧和西方智慧是没有交点的两条平行线。西方智慧重视“与自然斗”,所以诞生了一个又一个思想家发明家;东方智慧重视“与人斗”,所以出现了一个又一个整人高手。一个计谋家生在西方是一个悲剧,一个发明家生在东方也是一个悲剧。毛泽东如果生在美国,一辈子只能在图书馆做一个平凡的图书管理员,找不到施展抱负的机会;爱迪生如果在中国,一辈子也只能在药铺里当一位普通的售货郎,同样找不到发明创造的机会。
  按照西洋的智慧标准,中华民族是一个缺少思想发明的民族;而按照东方的智慧标准,中华民族则是一个深晓世故人情、随机融通、机灵活络的绝顶智慧民族。
  ——《东方智慧和西方智慧的比较》  田婴

  在权势者和无权者之间,有一个长期争夺的地带,那就是说话的权力。任何时代,任何人,只要掌握了说话的权力,那么,他们的权力才有可能得到维护。否则,维权也就成了一句空话。
  自阶级社会以来,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争夺说话的权力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不过,因为自然和社会的原因,话语权在大多时间里被统治阶级所控制。人们没有说话的权力和自由,在被压迫和钳制,只能默默地承受。
  在统治和被统治的历史中,无权者总是要表达的自己权利,也就话语的自由表达;可是,统治阶级却是极端仇视舆论,不断的地封堵被统治者说话的权力,垄断话语权。
  ——《争取民主,从争话语权开始》  翟羽佳

  一个政党、一个国家,可以把某一种学说作为建党立国之本,并赋予它以指导思想的地位。但在精神研究和生产领域,任何一种科学理论都没有凌驾于其他科学理论之上的特权,当然马克思主义也不能例外。过去人为的把马克思主义“加冕”为“万能的思想”,不许人们进行研究探索,提出新的观点,以致出现割断张志新喉管的暴行,造成思想界的万马齐喑和思想的贫穷,殷鉴不远,教训是应该牢牢记取的。在科学的天地里,“梅”有耐寒之性,“雪”有洁白之优。如古诗所云:“梅须逊雪三分百,雪却输梅一段香”。各种科学理论,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都有其存在的价值。因此,不论哪一种学说或主义,都应具有宽容性,允许人家批评,允许人家怀疑。只有这样,各种学说或主义才能互相取长补短,进而推动人们的精神世界更加繁荣和发展。
  ——《也说“有没有万能的思想”》   于成玉

  基础研究的成果是靠个人创造力和灵感。爱因斯坦不提出他的三大理论,牛顿不从苹果落地得到万有引力启示,科学的进展很可能会慢上几十年。一种理论只是一种途径的解释,如果没有天才的想象,可能会很久都找不到正确的方向。因而,独立、自由、诚实地探索是科学成功的必要因素。
  ——《用“金饭碗”保证自由独立的探索》   徐逸鹏

  公民的权力是无限的,除非法律的限制;政府的权力是有限的,除非法律的授权。
  ——废话一筐

  从某种意义上说,言论自由的保障程度反映了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李忠

  自由不是一天丧失的。当权力试图最初干预自由的时候,我们不取抗争或建议,权力就会进一步干预自由。直到有一天,权力全面干预自由的时候,抗争也就来不及了。
  ——《有一种病毒叫网管》  翟羽佳

  只要不出什么严重的大的差错,中国在五十年后的发展形势将是世界级重要角色,这一角色的实现、发挥和增强离不开软力量之一的语言文化。语言一方面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另一方面:单纯就语言优势世界的影响而言,就对世界级角色的形成和增强有着其他力量不得替代和比拟的价值。然而,语言优势的形成和对文化的承载功能的最大化——一则是需要长期的准备过程;二则十分需要有利的竞争环境。我们当代中国人理所当然的应该在这两个方面为后人尽量做一点准备工作。可是,当前极端盲目倡导英语学习的行为却在给后人制造麻烦和障碍。因为按当前这种形势发展下去,三五十年内,必然会出现以下后果:中国年轻人中的主体都可以讲英语作为通用语言。这样以来,外国人用英语就基本上可同中国人交流,还有必要学你中文吗?中国如何将中文向世界推广?可同时,中文仍然是国人的通用语言,国语地位尚在,到时的中国人自然面临需要向世界大力推广中文的现实政治需要。可又面临前面哪个麻烦问题。这不是让后人万分尴尬吗?这可不是一般的尴尬,而是国家和民族意义上的尊严受到了一种莫名其妙的钻心般的耻辱痛。可这无比的痛不是别人造成的,而是我们这代人不负责任却以近乎光荣的心态造成的。这不是防碍后人的雄心壮志,又让后人耻上加耻、痛伤加痛吗?!
  ——《论以积极的战略眼光审视英语问题》 

  只要世界存在竞争,就有沙文主义。你不对别人搞,别人就对你搞!要想自己更好的生存:一是要争取能搞沙文主义,二是要积极的参与到沙文主义的较量中去。否则,你就只有成为别人沙文主义支配下的奴才。
  ——《论以积极的战略眼光审视英语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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