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精神的核心在于价值观。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某些共同的价值观，这对于多民族统一国家由古至今的连续存在和发展，起着无可替代的伟大历史作用，对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起着重要的作用。我就这些问题做些探讨。

　　“崇德重仁”，作为中华民族的共同价值观，在熔铸中华民族伟大实体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崇德重仁”的价值观是汉族主导的价值观自不待说，它同时是各少数民族传统的价值观，是中华民族共同的价值观。北方各少数民族，特别是在历史上曾建立政权、入主中原的民族，均在本民族固有传统的基础上接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形成崇德重仁的价值观。如满族和蒙古族。南方少数民族，如人口最多的壮族，从来就有重道德的传统。其成书于明代而起源久远的《传扬诗》，共20章，就是一部传播广泛的道德教育长诗，从中可以了解壮族的道德传统。在此基础上，明清以来一大批壮族的教育家、思想家，都能认同于中华民族的传统，把道德价值放在教育目标的首位。

　　崇德重仁的价值观，作为共同的民族精神，在成就多民族国家的连续统一、熔铸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首先它引导各民族把一时的相互冲突、战争，平息、化解为长远的和平与融通。其次，崇德重仁的价值观作为最核心、基础的观念，引导着民族精神的各个方面使之对民族团结与凝聚发挥积极作用。如就民族观来说，中国古代华夷之分不重种族，而重文化，所谓文化又重在道德、仁义；在道德仁义上中华各民族可以相互认同和融通；凡此等等，在各民族的全部精神、文化中都贯穿和浸透了崇德重仁的价值观，这就是各民族共同的民族精神，就是各民族能够凝聚为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力量，就是中国作为多民族统一国家历经几千余年而弥久弥坚的精神根据。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价值境界，以“治国，平天下”为人生目的的价值目标，把无数的个人凝聚为坚强的群体，形成了强大的民族凝聚力。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贯穿着“群体高于个人，义务重于权利”的价值取向。这种价值取向作为坚强的信念，它鼓舞无数仁人志士为群体而牺牲个人利益直至生命；成为一个强大的凝聚力，把无数的个人凝聚为坚强的群体。由于在中国传统观念中，群体有多个层次，性质也各有不同，即有家、族（宗族、氏族）、国等等。有的人为了家庭，有的人则为了宗族或国。家和宗族无疑是狭隘的，就是“国”，在古代也有不同情况，如在战国就有秦、楚诸国，南北朝时期则有十六国，等等，以之为价值目标也是狭隘的。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家、族、国之上，还有一个“天下”的观念，这是中国古代最高的群体观念。“天下”即指所有的土地和人民（近乎今之“世界”、“人类”），多指中华大地上统一各国而成的政治整体。这样，从先秦开始，中国传统思想就形成了“个人——家——族（宗族、氏族）——国——天下”的意识结构。《礼记·大学》的名言：“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据此而得出的。按照这一结构，群体高于个人的价值观，就有不同的境界，即为家、为族、为国、为天下的多层境界，最高的价值境界乃“为天下”。由此，中华各民族的优秀儿女，都不断努力提升自己的价值境界，从为家，到为族、到为国，直至为天下。这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价值境界；以“治国，平天下”为人生目的的价值目标，就使得中华民族群体高于个人、义务重于权利的价值观，能够超越小团体主义、民族沙文主义，成为凝聚中华各民族的大爱国主义，甚至扩展为胸怀人类的全球意识。可以说，这样一种价值取向、价值追求，是我国能抑制小团体主义、分裂主义而在几千余年的漫长岁月中，保持多民族统一国家的精神根据。

　　近代中国进化论思想的创新，是中国传统价值目标的转变，是中华民族精神在近代的革新和发展，成为中华民族战胜危难和困苦重新振兴的精神力量。

　　中华民族精神具有与时俱进、日新又日新的品格。当历史从古代转入近代的时候，它充分展现了这一品格。近代，是帝国主义疯狂入侵中国，妄图灭亡中国、奴役人民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迫使中华民族发出“救亡图存”的呼声，同时，它也使中国人民从“天朝大国”的迷梦中惊醒，睁开眼睛向外观察世界。先是林则徐，接着是魏源，编撰了《四洲志》、《海国图志》等著作，向中华民族介绍世界的全貌。面对这样一个列强侵略、民族竞争的世界，中国人民感到：仅据崇德重仁的传统价值观是不能适应时代了，还需要新的价值观念。这新的观念应时而生，它就是进化论的“物竞天择”、生存竞争的观念。近代中国的进化论思想，是在救亡图存的形势下受西方进化论的影响而形成的，同时，也是中国传统思想中一些固有因素的发展。这从鼓吹进化论最早、最有力的人物——严复身上可以见得。严复认为，人与人的关系同于生物之间的关系。他说“物各竞存，最宜者立，动植如是，政教亦如是也。”这种看法就不同于达尔文和赫胥黎，而近于斯宾塞。但他也不同于斯宾塞。他认为，斯宾塞只主张人类要服从“生存竞争，弱肉强食”的原则，这就是“任天为治”，但是，人应当起而抗争这一原则，也可以抗争这一原则，即是弱者应当、也可以起而“自强保种”避免灭亡。故而说：“人欲图存，必用其才力心思，以与是妨生者为斗，负者日退，而胜者日昌。”（《天演论》）竭力鼓吹中国人要自强、自立、自力、自主，以在这生存竞争的世界上求得保种保国、民族昌盛。可见，近代以严复为代表的中国进化论者，既不同于赫胥黎，也不同于斯宾塞，他们是根据当时中华民族所面临的实际，做出了新的理论创新。在这种创新中，他们既接受了西方思想，同时，又继承了中国传统思想，如《周易》所谓“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韩非所谓“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因此“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五蠹》）等思想，以及荀子“天人相分”，刘禹锡“天人交相胜”等著名理论。近代中国进化论思想的创新，是中国传统价值目标的转变，是中华民族精神在近代的革新和发展，故可谓之曰中华民族之近代精神。

　　进化论的精神，既贯穿在近代中国先进人物的思想中，如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等，同时迅疾传播到中华各民族之中。由此，进化论的思想近代以来深入人心，在中华民族的价值取向中，既有重道德仁义的方面，又有重生存竞争的方面，两者交错、渗透，成为鼓舞和推动中华民族前进的精神力量，也成为凝聚中华民族的文化内核，它使得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虽然遭遇了空前的危难和困苦，却空前地团结起来，为保国保种、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共同奋斗。（作者系云南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