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来的行宪史，也是宪法的变迁史。宪法且行且改，可以说，是一部“改革宪法”。它为认可和推动改革而制定，又因改革而屡屡修改。现在应考虑的问题是，宪法不单要跟着改革的步伐走，不断确认和巩固改革的成果，还要更多地引导改革、指导改革，为改革留出必要的空间，为中国社会的发展和中华文明的传弘提供宏大而坚固的理论和制度框架，并在必要时能够限制改革、约束改革。从世界宪法史看，大致说来，有三种类型的宪法，一是“革命宪法”，一是“改革宪法”，一是“宪政宪法”。“革命宪法”创制于夺取政权的革命时期，旨在从法律上确认和巩固革命成果。它的合法性基础不是过去的法统，而是革命本身。“改革宪法”出现于因国家的形势和任务发生很大变化而必须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广泛领域推行大幅度改革的时期，旨在确认和巩固改革成果，维护改革所需的秩序。它在把改革成果合法化的同时，也不得不改革自身。由于改革既不同于革命又具有某种革命的意义，既依托原有体制又在很大程度上改造原有体制，所以，“改革宪法”的合法性基础既是现有法统，又是改革本身。这决定了无论实体方面，还是程序方面，都在一定程度上允许违宪改革、违法改革。倘若“革命宪法”已然成功了却合法化问题，“改革宪法”这一过渡时期或许成为不必。“宪政宪法”出现于革命或改革已基本完成并确立宪政体制和法治原则之后。这个时候，不仅有宪法，而且有宪政；不仅有法律，而且有法治。宪法真正享有最高的法律权威，国家和社会管理的一切活动，包括各方面的改革，都纳入宪法和法律的轨道。一切权力危机，皆为宪法危机。一切重大改革，皆为合宪改革。“宪政宪法”既是改革的，又是守成的；既是发展的，又是稳定的；而且，守成和稳定的成分占居主导。惟其如此，宪法方可为安邦定国、长治久安之基石。
　　——《中国宪法改革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从“改革宪法”到“宪政宪法”》  夏勇

　　法是一种若有违反就必须依靠国家强制力通过一定程序予以追究和救济的社会规则。人有群，群有则，法律乃社会规则之一种。人类自有规则便有一个违反规则后怎么办的问题。规则之为规则在于具备拘束力，正是为了使某些规则不仅具备道义的约束力而且具备强制的拘束力，法律才成为必要。法律之本质，在强制拘束力，不在劝导力；法律之核心，在违反规则后的处罚与救济，不在确认或宣示规则。
　　——《中国宪法改革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从“改革宪法”到“宪政宪法”》  夏勇

　　单纯经济发展和增长的结果，只会导致惟利是图、毫无政治责任感的利益集团出现，导致地方权力与中央权力的分化，最後架空中央权力。一旦出现危机和紧急状态，国家必将无力应对。
　　——《行政的归行政，政治的归政治》  吴增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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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钱有一天是会用完的，至於德行、坚韧、力量和贫困却永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看到贫穷但坚韧的罗马打败了富裕而骄奢的迦太基·孟德斯鸠（Charles de Montesquieu）忍不住发出感慨！正如一个人终有生老病死，一个民族不可能永远健康和繁荣，总会遇到暂时的疾病与危机。在繁荣昌盛的时期，人民愿意与祖国同幸福；在陷入危机的时刻，祖国只能依靠人民共患难。美国之所以成功地渡过1929年的经济危机，不只是因为出现了一个伟大的“君主”，更是因为人民在危机时刻体现了伟大的德性，愿意与自己的国家和政府同呼吸、共患难。
　　——《行政的归行政，政治的归政治》  吴增定

　　一个民族在危机时刻表现出来的政治认同和政治德性，只能在和平和繁荣时期慢慢培养。这种培养既不能指望空洞的道德说教，也不能依靠赤裸裸的“功利主义”，而是必须取决於人民的政治参与和政治实践。对经历了二十年改革开放的当今中国来说，这一点尤为必要。经济的持续增长绝对不可能自发地导致政治的稳定，相反却孕育著国家与社会分离以及政治离心化的极端危险。中华民族能否克服这个危险，她在未来可能的危机时刻能否体现出伟大的政治凝聚力和高贵的政治情怀，取决于她的人民能否在日常的政治生活中积累政治智慧、培养政治德性，能否最终塑造出强有力的公意和政治认同。
　　——《行政的归行政，政治的归政治》  吴增定

　　一个服务型政府需要具备以下三个条件。
　　第一，公共服务型政府必须是一个无私的政府，是一个没有私人利益的政府。如果一个政府有私人利益，属于公器私用，就不是一个公共型的政府。公器私用的渠道很多，第一个渠道只开办大量的国有企业，大量地进入竞争性的产业，与民争利。有很多政府官员是一边经商一边当官，或者是先当官然后再经商，这个都是化公为私的例子。我觉得一个公共服务型的政府必须是一个无私的政府，如果没有一个有效的机制控制政府官员谋取自己私利的话，不可能指望他为公众服务。
　　第二，公共服务型政府必须是一个最小化的政府。政府最小化有经济学道理。首先，政府提供服务是要有税收的，即有税收成本的。有人算过一笔账，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税收成本只1块钱而中国却是2块左右。其次，一般来说，政府官员不承担管理失败的风险。这跟企业不一样。你是企业老板，企业失败了，经营亏损了，你必须自己承担后果，政府官员就不承担这个责任。所以从这个角度说，政府的规模越大，意味着损失越大。
　　有没有可以替代政府的一些治理机制？我觉得是有很多的。企业本身、市场，还有非政府组织，甚至社区，都是可以来替代政府的。所以政府应该是最小化的，它应该在市场、企业、社区、非政府组织干不了的情况下才介入，是兜底性的。比如维护产权、巩固国防、裁决，除此之外政府不应该介入其它领域。
　　第三，公共服务型政府必须是一个民主的政府。
　　——余晖副

　　网络天然具有三个精神，平等、合作、互动。无论是电子商务还是网络精神，整个社会都要走向这个平台，不搞平等、合作、互动，就没法生存。
　　——杨培芳

　　世事的起伏本来就是波浪式的，人们要是能够乘着高潮勇往直前，一定可以功成名就；要是不能把握时机，就要终生蹉跎，一事无成。我们现在正在涨潮的海上飘浮，倘不能顺水行舟，我们的事业就会一败涂地。
　　——莎士比亚

　　政府的效能不仅表现在平时的办事效率上，更重要的是表现在危机时机的处理上，危机管理是政府实施公共管理过程中相当重要的环节，即表现在能否采取恰当而坚决的措施，迅速摆脱危机，尽快恢复正常秩序。这就需要建立一套危机管理体制，包括组织决策和指挥系统、信息传输和处理系统、物资准备和调度系统、人员培训和技术储备系统，并先行开展反危机的理论研究、经验学习和方案设计等。这样才能有备无患，立于不败之地。
　　——《公共危机管理启示》   路洪卫

　　在危机发生时，总是伴随者小道消息的传播，一方面小道消息在很大程度上存在失真之处，心理学家发现，在谣言的传播过程中，对事实的歪曲是普遍存在的，一部分人出于私利发布小道消息，片面夸大事实；而另一方面，小道消息的存在，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人们关心这个问题。人们面临危机时，对信息的需求快速增加，如正常传播渠道不能提供足够的信息，小道消息的传播就会增多，但最终“谣言止于公开”、“谣言止于智者”。
　　——《公共危机管理启示》   路洪卫

　　一个现代的社会，是一个高度自治的社会，社会需要政府，但决不会在一切事情上依赖政府。社会假如没有各种自组织的社群，没有丰富的社群生活，而是让人们在所有事情上都直接面对政府、依赖政府，在各种突发事件爆发的时候，都会造成不必要的政府危机。
　　——《从非典危机反思民族、社群和公民意识》  许纪霖

　　美国之所以在灾难时刻社会能够自发启动，共赴时艰，乃是在美国人的日常生活中有太多的社群在发挥作用了。大到一个国家、一个城市，小到一个社区、一个自愿团体，美国社会就是由无数个社群网络纵横交错组成的。每一个社群都给其每一个成员以同等的关怀，以一种文化的、心灵的和精神的归属感，让你觉得你愿意为之骄傲、为之留恋和为之奉献。我们过去对美国的了解太片面，总是说那是一个个人主义的社会，事实上，这只讲对了一半。除了个人主义，美国还是一个充满社群精神的社会，有着高度自发交往、自愿结社的社会。托克维尔当年从官僚制的法国到美国访问，对此赞叹不已。一个社群主义的社会，是一个有诚信（trust）的社会，社会成员之间容易信任和合作。按照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分析，在世界上，美国、德国和日本是拥有很高诚信度的国家，而中国、法国、意大利的诚信度就比较低，一旦面临危机，社会容易崩溃。
　　——《从非典危机反思民族、社群和公民意识》  许纪霖

　　在中国的历史传统中，也有家庭、宗族、会馆等这样的社群，为什么诚信比较低呢？这是因为这些社群大都是自然的血缘或地缘团体，在一个流动有限的封闭社会尚可发挥其功能，一旦进入高流动的开放社会，就出现了问题。因为中国传统社群中的人情原则，只是发生在社群内部的熟人之间，在陌生人当中，不要说人情，连起码的交易信用都可以不遵守，所谓内外有别。当这样的传统社群原则一运用到现代都市生活，人际关系就表现特别冷漠。
　　——《从非典危机反思民族、社群和公民意识》  许纪霖

　　有时候，特别是灾难的时刻，人所最需要的，并不是实质的帮助，而是道义上的支持和人心的温暖。如今我们这个社会过于物质化，一讲支持，首先想到的就是捐钱、捐物，好象离开了物，就无法表达精神的关爱。
　　——《从非典危机反思民族、社群和公民意识》  许纪霖

　　休谟将人的道德分为两种：一种是人为德性，其动机是社会的公共正义，捍卫的是社会公共利益；另一种是自然德性，其动机是个人的同情心，通过施善获得道德的自我肯定和快乐。
　　——《从非典危机反思民族、社群和公民意识》  许纪霖

　　人性是很复杂的，有自利之心，也有利他之心。一半是魔鬼，一半是天使。关于这一点，古典自由主义的大师们看得清清楚楚。苏格兰启蒙学派是古典自由主义的故乡，但无论是休谟，还是亚当 斯密，既洞察人性的幽暗，也看到人性的善良。
　　——《从非典危机反思民族、社群和公民意识》  许纪霖

　　在西方有宗教的支撑，但是中国是一个没有宗教的民族，以前扮演宗教功能的儒家人生理想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如今都去魅了。在一个现代多元社会中，当然不再可能重建统一的社会信仰。信仰完全成为个人自由选择的事务，与各种亚群体有关。关键不在于你相信什么，而在于你是否有信，有信比无信更能面对危机，那些感到内心恐惧的人大多缺乏信念，他们既不相信超越的神圣之物，也不相信人自身的力量。有人会说，信念这种东西是很虚妄和空洞的，只要知道真相就可以了。当然，真相是很重要的，只有信念没有真相，只能产生盲目的、义和团式的僭妄。但是，真相无法给人以力量，因为真相属于事实领域，事实本身并不能产生勇气，事实和价值按照休谟的经典论述，是两个不同的领域，真相无法回答什么是价值，什么是有意义的行动。勇气要靠信仰来支撑。
　　——《从非典危机反思民族、社群和公民意识》  许纪霖

　　民族精神的主体和本质就是一种伦理精神，它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动力和精神支撑，是民族文化最本质、最深刻的体现。
　　——吴灿新

　　任何社会的发展，都难免遭受灾害的威胁。自然灾害不能制止，也无法消除，只能减轻、减少。在现代及未来，灾害呈现自然灾害与人为灾害动态叠架，并愈益人为化的趋势。灾害对于社会生活危害之重、影响之深，迫使我们不能不尽快地、细致地进行减灾的探究。减灾是事关人类共同利益的社会事业，一个国家对于各种灾害的防减所表现的行为与效能，已成为评价其政府和社会工作进步程度的重要标志。
　　——段华明

　　依法实施减灾是必由之路。把减灾纳入法治的轨道，用法律手段规范人的行为和活动，限制人的非理性行为。必须建立健全减灾的法规体系，以此调整和协调国家、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与个人在减灾工作中的关系，明确各级政府及主管部门在减灾工作中的职能和权限、责任和义务，有序、高效地实施减灾。
　　——段华明

　　中国传统社会生活重心性，重伦理道德的特色正是中国思想在人性文化中驱动的结果。中国文化中的人性不是个性，而是基于社会性的心性。在世界上各种文化发展潮流中，从心灵上重视个人的社会生存关系是儒家文化最基本的特点。与希腊罗马尚武崇誉的文化精神不同，儒家文化不重视人的体质与自然个性，这正是由于把个人的生存、社会生存与自然生存统一起来的思想努力。这自然导致伦礼教化文化的产生。
　　——《论中国思想》  周剑铭

　　社会冲突是不可避免的，法制固然是调整社会关系的有效手段，但这只有在社会相对稳定的情况下才是凑效的，在春秋战国的社会剧烈动乱时代，以暴制暴带来的无休止的杀戮、战争和流亡的痛苦导致了的对和平和稳定的渴望，仁成为了一种政治上的深切关怀。孔子倡导以礼制来代替混乱的政治秩序，是他的仁的思想在政治上的理想的表现,是道的政治化。 但是社会政治有它更直接的来自于人的自然本性与物质利益的驱动，而且它也是思想赖以附身的社会躯体，这也正是造成儒家自身社会生存尴尬的本质原因，因此儒家在政治上总显得幼稚迂阔和无能为力，但作为政治理想，在指向上是伟大的，儒家的这种愿望只能停留思想阶段，无论寄希望于国君，还是劝教于臣民，他即未能许诺一个脱离现实的国家理想，也无法重现质朴的过去时代，只能给他的后人留下一个希望的方向，他的思想超越了他的时代，也超越了迄今为止的一切时代。
　　——《论中国思想》  周剑铭

　　中国近代以来的思想解放始于西方的入侵和对这种入侵的觉醒，西方文化本于物质生命的强大血肉之躯，它的思想服从个性和利益，遵循高度形式化的知积与逻辑，它的社会形式植根于科学与民主，在它的冲击面前，中国思想赖以寄身的中国文化形态脆弱而不知所措，经过无力拒绝、无可奈何地被入侵和接收，中国文化突然发现自己正处在一个两难处境，一方面已失去或正在失去固有的根源，另一方面，思想自我桎梏的魅影却始终挥之不去，这是一种痛苦的尴尬：要么没有自我，全盘西化，要么呆在自我的牢笼中而枯竭。对于传统文化，我们现代人像古董仓库的看守人，在里面中翻来倒去，虽然肯定知道这其中有什么无价之宝，但不知道它是什么，既不能离弃，又不能发扬，忍看它们被逐渐侵淫，继承人成为了传统宝藏的失职的奴隶。
　　——《论中国思想》  周剑铭

　　我国的监督机制主要分为四个部分：一是基于权属关系的内部监督，如主管部门的监督、自我监督；二是行政体系内的专门监督，如监察、审计机关的监督；三是行政体系外部的监督，如司法监督、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等等；四是最高权力机关的监督，即人大的监督。
　　——黄健荣

　　荣格认为集体无意识反映了人类在以往历史进化过程中的集体经验。人从出生那天起，集体无意识的内容已给他的行为提供了一套预先形成的模式，这便决定了知觉和行为的选择性。我们之所以能够很容易地以某种方式感知到某些东西并对它作出反应，正是因为这些东西早已先天地存在于我们的集体无意识之中。集体无意识一词的原意即是最初的模式，所有与之类似的事物都模仿这一模式。
　　——《现代精神分析学中“精神父亲”的中国意义》   董建林

　　精神分析进入中国已有近百年的历史，但一直没有成为中国精神疾病和心理障碍治疗的主流学派，这与心理学在中国的命运是一致的。无神论、多神论、实用性、唯物论的中国文化本质，使得中国官方文化本质是一种唯物主义文化，而风水迷信、祖先崇拜和佛道宗教则一直是民间精神的主流。这是精神分析运用在中国的第一大障碍，就是在今天间或有一些使用，也主要集中在医院的精神科，以临床医生为主体。缺乏精神分析必须有的哲学背景，只停留在工具层面，这就决定了精神分析在中国应用的命运。
　　——《现代精神分析学中“精神父亲”的中国意义》   董建林

　　精神分析最终的目的是咨询者的人格重塑，其核心是价值观重组，真正解决“生从何来、死往何去、生命意义”这三个基本问题。
　　——《现代精神分析学中“精神父亲”的中国意义》   董建林

　　中国人没有自己的精神父亲或者精神导师，即或有的几个宗教创始人，并不符合人类精神父亲的要求，多神偶像论和以人为神的传统，表现出中国人在精神世界的贫乏，缺乏民族精神父亲就是理所当然的事；而对母性情感的过分依赖，从精神分析角度看则是整个民族的情感成熟度仍处在童年时期的一种例证。西方基督教的上帝就是他们的天父，而中国人只有女娲造人的传说，按照荣格的理论，神话是民族集体无意识的表现，那么女娲与中国人对母亲的歌颂和依赖的心理关系，就是不言自明的事。至于其深层原因，则须从人类学和宗教的角度重新探索。唯物主义的儒家传统精神，导致了中国文化精神的早熟和畸形。
　　——《现代精神分析学中“精神父亲”的中国意义》   董建林

　　其实，最应当关心精神痛苦问题是神父或者牧师，而不是医生。
　　——荣格

　　儒家强调孝，它压抑了子女对于父母的敌意，使子女产生负疚感、负罪感。释家与道家强调自由和独立。
　　——《精神分析在中国的理论与实践——来自成都精神分析中心的报告》

　　释与道的传统更多地强调生与死，而忽视性的因素，这可能妨碍被分析者对于性欲及其压抑的联想。
　　——《精神分析在中国的理论与实践——来自成都精神分析中心的报告》

　　随意表达感情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多数都是秘密的保有者，而顽固的精神衰弱患者则往往由于不能容忍自己的情感而痛苦。……人类似乎有一种良心，一个人必须在某个时候以某种方式停止保卫和维护自己，承认自己是会犯错误的和人性的，不管他的自尊心付出多大代价。如果他不这样做，良心就会严厉的谴责他。除非他这样做了，否则就会有一面无法穿透的墙把它隔在外面，使他不能体会到作为人群中的一员的生活经历。从这里我们发现一个关键，它揭示了真实而非俗套的忏悔的重大意义——所有古代的入会里和神秘宗教都了解这种意义。
　　——《未发现的自我》

　　当前，扩大内需与利益格局调整的矛盾将进一步深化、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与政府部门自我改革的矛盾等两大矛盾不容回避。同时，就业问题、三农问题、社会差别问题、社会秩序与公共安全问题、国有企业改革问题和教育体制改革问题等六大问题必须加以重视。
　　而解决当前面临矛盾和问题须遵循四大原则，也是解决问题的途径：第一，真正把以人为本作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核心和指导思想；第二，推进整体改革，保证改革的公正性；第三，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更加注重社会公共服务；第四，建立各级危机管理机制。
　　——《当前中国社会面临的两大矛盾和六大问题》  丁元竹 江汛清

　　利益格局改革的最大阻力来自利益集团。改革的本质是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我国前期改革特别是９０年代之前的改革也存在这一问题，只是当时社会各群体之间的利益差别不是很明显，并且改革能够普遍提高各群体的“收益”，因而改革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也能得以顺利进行。目前社会各群体之间的利益差别已经十分明显。改革的社会基础问题已经非常突出，而且会愈加突出。能否通过调整利益格局来扩大内需，形成健康持续发展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是当前需要解决的重大矛盾。
　　——《当前中国社会面临的两大矛盾和六大问题》  丁元竹 江汛清

　　我国就业增长速度下降得越来越快：“八五”期间，经济增长每一个百分点，能够创造９０多万个就业机会；而在“九五”期间，虽然ＧＤＰ以每年近１０％的速度递增，但经济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只能创造七、八十万个就业岗位。按照这种趋势，很容易就能感觉出当前我国就业形势的严峻。２００６年，中国将全面履行ＷＴＯ规则，入世后仅考虑３％的粮食进口，也将减少农业就业机会上千万个。从２０００年开始到２０１０年还是我国中学生的毕业高峰，大学生就业难问题将不会是个短期问题。
　　——《当前中国社会面临的两大矛盾和六大问题》  丁元竹 江汛清

　　我们可以通过预测和预警等方法来防止危机事件的发生，或将危机造成的危害降低到最小程度。但是，应对危机的最根本的方法是强化全社会和政府部门的危机意识，建立危机管理机制。
　　——《当前中国社会面临的两大矛盾和六大问题》  丁元竹 江汛清

　　中国的经济增长过度依赖了投入的推动，几乎是在平面上发展的经济，没有形成精细的财富创造的模式。回顾一下世界经济的历史，无论是英国早期的工业革命，还是后来迅速崛起的美国经济，尽管相对于其他经济，在高速发展中它们无疑吸纳了世界的主要资源和能源，但是它们能够成为发达的经济并奠定今天的强国地位，靠的却是技术的创新和进步，即不断外推“生产函数”，得益于技术的创新和生产效率的不断提高。
　　——《中国崛起将怎样影响世界？》

　　由于缺乏刚性制度的制约，中央下拨的扶贫专用款项在许多地区遭到不同程度的“劫持”。“劫持”有这样几种情形：其一是被基层各级政府“提留”，用于弥补办公经费的不足，或者直接用于挥霍；其二是被贪污和挪用；其三，扶贫款虽然“疑似”被用做扶贫，但被有关系、有能力的人搞到手用于致富，贫困家庭没有得到救济；其四，扶贫款成为政绩款，大量扶贫工程只是障人耳目的“样子工程”，贫困地区的经济造血机能没有得到改善。当扶贫款变成了“唐僧肉”，当扶贫工作沦为政绩工程的附庸的时候，贫困人口的自我发展能力严重受损，开发性扶贫正在沦为政绩扶贫。如果不能严厉打击以上种种违规、违法行为，如果不能走出扶贫“变味”的难局，中央的扶贫政策必然大打折扣，贫困人口减少的速度必然减缓，农民返贫的可能性必然加大。
　　——《贫困人口反弹凸现扶贫难局 扶贫款几度被劫持？》

　　我们从来都觉得，国家、政府、执政党是不能等同的。我们现在做的很多事都是为了国家未来的整体利益。民主化就是有利于整个国家，民族发展的，可能对一党专政有些挑战，但我觉得，国家利益在一个政党之上。所以我们才是真正热爱国家的人。
　　——何俊仁

　　在国家的历史上，任何政权都不过是一个阶段或过客。
　　——《“陈独秀法庭辩护”有感》  翟羽佳

　　勇敢地批评政府的种种恶行，促进中国政治改革，以保证大多数中国人的福祉与国家的长远发展，是知识分子的光荣使命。可是，知识分子在反其道而行。他们在蒙昧的土地上，制造愚弄人民的精神食粮，充当反动的帮凶，真是可恶之极，无耻之极。
　　一个蒙昧的国家，不可能建立真正繁荣昌盛的现代国家；一个饱受蒙昧愚弄的群体，更不可能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现代社会。不要以为去掉了辫子，国人就洗心革面了。其实，国人脑袋中的辫子意识根深蒂固。
　　宣传亲民形象，撩拨起民众内心的盲目忠君情结。丑化官员，歌颂君主，把官员与君主对立起来，这是历来统治阶级的统治法宝。对于执政为民的大清电视剧，我们必须有所警惕。不要让这些君主迷们耽误了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前程和事业。
　　——《警惕电视剧中的好皇帝情结》  翟羽佳

　　美国的“竞争型联邦制”，德国的“合作型联邦型”，英国的“完全的地方自治”，法国和日本的“不完全的地方自治”，经过历史的演变，已经成为在实质上同类的地方政府制度，用美国学者奥斯特罗姆的说法，可称之为“复合共和制”的地方政府制度。这一制度的基本特征：一是分权，即中央和地方政府各有划分明确的事务范围，并且在各自事务范围内，享有充分自主权；二是制衡，即地方政府有足够的宪政保障或政治实力，可以反制中央的随意干预，使之不能单方面削减地方政府的自主权；三是合作，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某些事项上联合作业或混合财政。
　　——《中国地方自治论》  喻希来

　　王绍光从西方文献中归纳了地方自治的六点好处：（1）有利于促进居民参与当地事务；（2）有利于促进地方政府对当地居民负责；（3）有利于发挥地方官员的信息优势机会，为满足本地居民的偏好服务；（4）有利于制度创新，各地得以有机会进行种种政策实验，各地的竞争有利于促进新制度的传播和采纳；（5)给人们更多的选择，在一个地方过得不称心，可以“用脚投票”；（6）可能有利于缩小政府的总体规模。他同时指出，要使这六点好处变为现实必须满足三个前提条件：地方自治单位足够小，在中国的省级或县级单位内解决“集体行动”问题比在全国范围内解决此问题并没有多大优势；居民必须有通过“用手投票”影响政府构成的权利；居民必须有自由迁徙的权利。
　　——《中国地方自治论》  喻希来

　　基层社会自治体应具有足够的自治人才和自治财力，现有的村委会和居委会辖区范围太小，因此不适合作为社会区自治体。
　　——《中国地方自治论》  喻希来

　　政策是利益的调节器，是影响和调节人们对社会满意度的一个重要法码。俗话说“政通人和”。好政策出台和推行可以“得民心”，有利于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反之，政策不当就会失去人心，导致社会不满情绪的滋生，给社会稳定埋下祸根。
　　——《社会不满情绪的滋生、宣泄及其控制》  王天意

　　暴力式宣泄是指用各种暴力手段来排泄心中的不满情绪，它是社会不满情绪最为剧烈，也是破坏性最大的表现形式。社会不满情绪产生后，最初必然会以牢骚式宣泄和背逆式宣泄来表现，这也是社会不满情绪的最常见的两种宣泄方式。暴力式宣泄却不然，它只有在特殊条件下才会发生，一般地说，导致不满情绪暴力式宣泄的条件有三：其一是生存危机到了极限导致人们铤而走险；其二是政府工作失误或其他原因导致公众利益的极大损失；其三是社会不满情绪具备思想、政治、组织等各方面的准备，加之外力的舆论煽动和财力支持。这三个条件只要具备其中的任何一条，暴力式宣泄就有可能发生。
　　——《社会不满情绪的滋生、宣泄及其控制》  王天意

　　有效地调节和控制社会不满情绪，最关键、最根本的就是要建立社会良性发展机制，推进社会的良性发展，不断增加人们对社会的满意度，消除不满情绪滋生的客观根源。
　　——《社会不满情绪的滋生、宣泄及其控制》  王天意

　　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形成一个有利于社会稳定的舆论氛围。舆论导向，尤其是新闻媒体的舆论导向对社会心理和公众情绪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舆论导向的失误可以使已有的社会不满情绪火上浇油，并带来灾难性的社会后果。
　　——《社会不满情绪的滋生、宣泄及其控制》  王天意

　　现代文明社会，每个人所受到的约束，从总体上来说，不外乎三种，一是伦理道德的约束，二是组织纪律的约束，三是法律法规的约束。
　　——《“人民的权力”为何敢如此滥用？》  章林晓

　　权力，按照社会契约的观点，来源与人民，来源与公意。主权在民，正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理依据！也就是说，是人民赋予公共组织，特别是政府组织以权力，这是执行的权力！政府只是公意的代理机构！
　　——村民

　　人类理性最突出的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类有复杂的计算推理能力，能进行短期和长期的成本--收益分析；二是追求收益的最优化，这里的最优化意味着当整体最优最终强于局部或个体最优时，集体选择的结果会最终趋向整体最优。
　　——《利他主义：利益博弈的一种均衡》  宋圭武

　　凡善良之政体，未有不从自治来也。
　　——《新民说》  梁启超

　　以地方自治为立国之本，可谓深通政术之大原，而最切中国当今之急务。
　　——《新民说》  梁启超

　　根据宪法的规定，各级人大是权力机关。从理论上讲，权力机关对行政的监督是最有权威性、强制性和法律约束性的，但在我国现阶段人大监督并不得力，人大对政府的行政行为的监督作用在许多方面难以发挥出来。
　　首先，从人大监督机关来看，各级人大都没有设置专门的监督机构，人大对政府的监督，仅停留在人大开会期间的听取报告、质询等手段上，从面使人大监督行政的职能，无法落实；其次，人大监督行政在许多方面难以深入，比如人大代表平时要对行政行为进行监督，就缺少资金上的支持，因为财政权控制在政府手里，政府一般不会主动拿出钱来，让人大对自己进行监督；第三，人大监督行政没有具体实施程序和细则一类的东西可供选择，以作为自己的行为规范，这就更使监督权无法掌握了。
　　——《论“五权宪法”对监督行政体制改革的启示》 张劲松

　　促进政府高效履行职责，保证政令畅通，是监督行政的重要任务。考核政府行政的效果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看是否廉洁，一是看是否高效率。廉政监督和效能监督互相联系，缺一不可。但是，各个监督行政的主体对政府的效能监督都做得不够，导致各监督主体在对政府行政效率方面的监督作用没有很好地发挥出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加快，特别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之中，政府行政效率问题已越来越为各方所重视。我们不仅要求政府要廉洁，而且要求政府要高效。
　　——《论“五权宪法”对监督行政体制改革的启示》 张劲松

　　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就是要求政府不应当再扮演经济建设主体的角色；不应当再垄断更多的经济资源和经济权力，不应当拥有部门利益和集团利益；更不应当产生令百姓痛恶的体制性、部门性的腐败问题，而应当成为为市场主体和全社会服务的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机构，应当成为能反映和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公共服务型政府。因此，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不是简单地对现有政府管理体制的修修补补，不是单纯地对现有行政管理体制的增增减减，也不是一般性地政府职能调整，而是建立一个与经济转型、社会转型相适应的，以人为本的现代政府模式。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府转型实质上是一场深刻的“政府革命”，这个“革命”，对于抑制和解决严重的腐败问题，对于加快建立一个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社会的有效政府，实现“政府再造”，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对中国改革的四大影响》 迟福林

　　走什么样的改革道路，应由本国的国情决定。苏联解体前的国情是什么样呢？六、七、八十年代是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美、西欧、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三十年，而苏联的经济却走进了死胡同，不改革是不行的。实行了六十多年的计划经济和一党专政，苏联的政治体制和人民的思想状态已经严重僵化。十月革命之初，苏联就从肉体上消灭了资本家，苏联也没有多少懂市场经济的国外侨民，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保留原来的政治体制不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那是完全不可能的。戈尔巴乔夫认识到了这一点，要想改革首先必须改革苏联僵化的政治体制，发表了他的“新思维”，为后来苏联的改革做了思想认识上的铺垫。根据当时苏联的国情，先政改，后经改的改革道路对苏联来说应该说是正确的。
　　——《中俄改革对比观》   陈奉孝

　　在封建官场，同僚或上下级之间的送往迎来，作为正常的人际交往，本是人情之常，无可厚非。但是，在吏治败坏的大环境下，这种官场迎送往往变成一种真正的灾难。
　　——《清代官场迎送何以成灾》  李文海

　　官员之间送往迎来所反映的种种恶风陋习，严重地败坏着社会风气，极大地加重了老百姓的负担，也明显地消减着封建政权的统治效能。
　　——《清代官场迎送何以成灾》  李文海

　　日本经济的领先还是主要在技术层面，特别是制造产品的能力，日本在制造产品、保证质量、提高质量方面的能力确实很强，现在日本在国际分工中就是用这个优势参与竞争。
　　但是日本没有资源，受到领土限制，所以从基本条件来看，日本逃脱不了对外依赖的命运，经济必须靠对外循环才能生存下去。从趋势上看，日本对中国的依赖程度也将越来越大。
　　——钟乃仪

　　从宏观角度来讲，所有的政务都与民众利益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一个受老百姓欢迎的政府，必须是忧民所忧、乐民所乐的服务型政府。而要打造一个这样的政府，政务公开（政误公开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一个起码的前提。不让治下的民众知道政府的相关信息，自然容易“端盘子”“捂盖子”，自然容易借垄断信息而寻租自肥，自然容易逃避监督我行我素，也自然容易固步自封高高在上。实践证明，公开透明是廉洁高效的一个前提。
　　——《政务公开首先须界定“机密”》　肖余恨

　　自古以来就有“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统治秘诀，而“法藏官府，威严莫测”则是人为制造统治者威严的一大传统。因此，政务信息公开如果不借助于法律的外部性强制力量，依靠政府本身的道德自觉，显然难以推进。
　　——《政务公开首先须界定“机密”》　肖余恨

　　任何一种文化的存在都不是散漫地、无序地堆积，而是按照一定的法则、秩序、创造、积累结构起来的。
　　——《文化规律》  青年本色

　　文化的发展是一个整和的过程，在历史的发展中一些文化特质被选择，吸收，渐渐规范化，制度化，合法化，并被强化为人的心理特征和行为特征；另外一些文化特质被抑制、排除、扬弃，失落了整体意义和价值。文化的这种内聚和整合就渐渐形成一种风格，一种理想，一种心理和行为的模式。每一种文化模式都有自己的特色和价值取向及潜在的价值意识。文化的模式一旦形成，人类就会产生一种思维定式，这是一种强大的外在力量，并以物的形态获得某种独立的形式上的价值，便构成了对人的“精神”或“灵魂”的羁绊。
　　——《文化规律》  青年本色

　　真正的力量总是生长于穷困之中，按理说应该是“国富民强”，实际恰是相反，一个朝代在它最富裕的时候业已埋下亡国的种子，这时的国力已经相当衰败，只是外强中干而已，随着天灾人祸，内忧外患的相继到来，局面最终不可收拾，出上几个英雄人物亦不能扶大厦之将倾。可以说中国历史的规律是由穷而兴，遇富而亡。
　　——《文化规律》  青年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