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价值观对科学发展主要起着束缚和阻碍的作用。因此，在中国古代，往往儒家衰落，科学技术才会有大的发展。如东汉、南北朝、明末时，才出现了张衡、蔡伦、祖冲之、徐光启、李时珍、宋应星等重要人物。儒家加强控制时或者社会出现大动乱时，科学技术就无法存在、传播，而陷于停滞，或毁于一旦。
　　——《科教兴国的文化传统障碍》 胡星斗

　　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对科教的发展也有至关重要的影响。中华民族高度发达的是直觉经验理性，崇尚感性思维以及经验、比喻、暗示式的思考，往往以个人的经验直观外推一切事物，如儒家之格物致知、道家之“神遇”（4）、禅宗之顿悟以及阴阳五行之直观象征等等都是如此。所以，在依靠个人经验和直观外推可以解释的领域，如对流星、陨石、化石等的解释，中国人论述得很精彩，可是超出这个范围，中国人就无能为力了。难怪中国古代在天文学、医学、数学、农学、化学等方面零星的记录和猜测很多，但终究没有一套称得上科学的完备的理论，中国人对大自然的理性认识始终是欠缺的、零散的、模模糊糊的。
　　——《科教兴国的文化传统障碍》 胡星斗

　　事实上，中国人往往只注意一些现象，却不想透过事物的表象去抓住背后隐藏着的本质，也就是说，中国人很少有形而上的冲动（至今仍把“形而上学”当作贬义词），我们对眼前、现实、实用之外的东西都不感兴趣，并且采取鄙视的态度，它带来的必然后果就是理论的肤浅和不成体系，更进一步的后果就是技术的落后。当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时，由于缺乏理论的指导而陷入停滞。中国古代有四大发明，而近代却挨打，难道不是这种思维模式所带来的必然结果吗？
　　——《科教兴国的文化传统障碍》 胡星斗

　　中国人不擅长逻辑思维，但推崇简洁无言的思考方式，如中国诗词、文章都写得言简意赅，哲学经典《论语》、《老子》等全是由上下没有什么逻辑联系的格言警句式的东西组成的。老子称“道可道，非常道”——“道”往往是不能说（道）出来的；庄子称“得意而忘言”；孔子说：“天何言哉！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禅宗主张“不立文字”……，中华民族的这种感性的思考方式，一般来说，是不属于科学与理性的范畴的。
　　中国人还喜欢采用比喻、暗示即以外物间接地隐喻内心的方法。如在成语、俗语中它表现得相当普遍（诸如成语“山河易改，本性难移”，“马善被人骑，人善被人欺”，“易涨易落山溪水，易反易复小人心”等等。以“山”、“马”、“水”比喻“人”，但实际上他们之间并没有必然的逻辑联系）。无穷的比喻、暗示一方面使得中国人的思想韵味无穷，但另一方面又显得过于含蓄、简单——只习惯于人与动植物之间简单的类比！
　　中国人的思维就是这样，喜欢格言、传心、类比的方式而缺乏整体性、系统性和逻辑的严密性。这些缺陷对科教的发展无疑是巨大的障碍。
　　——《科教兴国的文化传统障碍》 胡星斗

　　中国人从来面临着风云变幻的人文环境，人间的旦夕祸福迫使人们对命运、未来及各种变数苦思冥想，由此，形成了博大深邃的生存智慧，也就是方术。人文的东西往往很难准确地把握，所以，中国人的学问，无论是《论语》、《老子》，还是谋略、术数，都是含混的。
　　——《科教兴国的文化传统障碍》 胡星斗

　　中国人几千年兴致勃勃地探讨方术，其著作浩如烟海，形成了巨大的精神浪费。它不仅浪费了许多才子学者的生命，更延误了一个民族对科技的探索，客观上阻碍了近代科学教育在中国的发展。
　　——《科教兴国的文化传统障碍》 胡星斗

　　在中国，劳动与知识分离，也是严重的弊端。中国人的观念里有种种不良的倾向，如“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学而优则仕”，“寒窗十载无人问，一朝身到凤凰池”等等，人们一心想当官，想做“人上人”，结果，在中国，科举教育只是做官、显贵的手段，知识分子一旦科举成功，就不再参加生产劳动，与劳动阶级完全脱钩，而劳动者一般又不能掌握实用的技术。西方的情况与之却大不一样，在那里劳动与知识紧密结合，基督教与科学互相促进，基督徒是“一批指甲上沾着污垢的知识分子”，贵族与奴隶、学者与工匠在上帝面前成为平等的社会成员，谁能创造财富，并施舍帮助穷人，谁就能进入天堂。这种劳动与知识的结合是近代科学发展必不可少的动力。
　　——《科教兴国的文化传统障碍》 胡星斗

　　近代科教产生的必要条件是，政治上要宽松，要打破官本位的制度和权力对真理的垄断，让知识者独立地、自由地思考。可是在古代中国，专制制度十分严酷，要么科技思想无法萌芽，要么科技创造的成果被扼杀、被浪费，要么科技教育畸形地发展——在某一个领域水平高，但整体水平低，社会生产落后。这时，很难想象科教能有全面的健康的发展。
　　——《科教兴国的文化传统障碍》 胡星斗

　　古代中国的技术与产品以及技术与匠人紧密结合，不可转移，这使得技术难以传播、传承、社会化。中国的技术往往是庖丁解牛式的技艺，只可秘传，个别的师徒相授，不可能进入书院、学校，不可能为百姓大众所掌握。
　　——《科教兴国的文化传统障碍》 胡星斗

　　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国封建社会史就是一部贪污腐败史。人治、专制、权力本位、官僚中心的制度，资源的官府垄断、无限（权力）政府、民众被奴役、舆论被钳制，以及打天下坐天下、天下私有或者统治集团所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观念，等等，都不可避免地造成严重的腐败。封建社会也反贪，朱元璋、雍正在反贪方面走在了帝王的前列，他们大肆杀戮，血腥镇压，贪污腐败虽有所收敛，但治标不治本，终究避免不了封建王朝“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命运。
　　——《现代国家如何反腐败？》　　胡星斗

　　西方国家克服了早年的恩赐官职制、政党分肥制的弊端，逐步发展为如今的占职位少数的政务官由党派轮流充任、占职位多数的事务官由考试录用的制度。美国规定，政务官官职不得作为竞选的许诺；事务官不受政务官更迭的影响，其升迁实行考绩制，不犯过失即不得被解职。这些措施，都有力地遏止了官员的结党营私。
　　——《现代国家如何反腐败？》　　胡星斗

　　一些中国人最缺的是什么？第一是良心，第二是良心，第三还是良心！
　　社会需要更多的良心未抿的人！良心对于一个社会的和谐、安全的运行至关重要。
　　——《以责任和良心对待民工》 胡星斗

　　中国有纪年的历史为三千余年（按夏商周断代工程，则为四千多年），其中就有一千多年陷入了各种形式的动乱，人命危浅，生灵涂炭，国家玉焚…… 春秋战国动乱550年，死亡数千万人；西汉末动乱，人口减少上千万；东汉末以及三国时期，死亡5000万人，那时大概十人中只有一到两人能苟存；晋朝南北朝也是百年动乱，死者无以统计；隋末唐末五代十国动乱，非正常死亡人数在七八千万人以上；南宋末期、元末、明末动乱，人口各损失至少2000万人；鸦片战争至1949年的百年动乱，炎黄子孙则付出了2亿人以上的生命代价。
　　——《中国：动乱的威胁》 胡星斗

　　秦始皇创立了郡县制的官僚体制，上级命令下级，下级只对上级负责，层层施控，层层汇报，从丞相大臣直到贫民百姓，无一不在皇帝的股掌之中，而人民则望权兴叹，毫无制约之力。于是，权力万能，官贵民贱，立法、司法、行政、军事等权力尽归大大小小的各级独裁者所掌握。官员们对上是奴才、鹰犬，阿谀奉承，丧尽人格，对下、对他所管辖的地域的老百姓则是独裁者、是虎狼，为所欲为，贪赃枉法，盘剥百姓，杀戮无辜……这样，他们以及他们的子孙逐渐把个中国弄成了一座大监狱、一个炼狱的国度。终于有一天，胆大的登高一呼，揭竿而起，削木为兵，与统治者展开了血腥的权力角逐，开始缔造着新的一轮王朝循环。
　　如此，中国成为遭受内乱之苦最烈的国度，中华民族成为名副其实的具有“以暴易暴”之光辉革命传统、暴力传统的民族。尤其可悲的是，炎黄子孙尽管遭受了太多的暴力之害、暴政之苦、血腥夺权之难、继承人之灾、战后饥荒之役，但我们的政治智慧仍然是低下的，仍然悟不出必须避免和如何避免内乱和王朝循环的道理，悟不出要对手握生杀大权的统治者进行权力监督、约束和制衡的道理，悟不出实行程序政治、理性政治、和平政治的重要性，悟不出以有效的机制制度保护自己的重要性。古人只有官场勾心斗角、尔虞我诈、机变权谋，人际关系方面修身处世、互相算计，以及实用技术方面如烹饪美食之类的小聪明，而没有政治经济制度方面的大智慧，充其量只有寄希望于统治者修身进德、自制自觉的幼稚政治（即浪漫主义的德治）。老百姓也只会歌功颂德，满足于眼前的太平，眼前的“福禄寿喜”。
　　时人热衷于歌颂太平盛世，我却饱含太平中的忧患！毫无疑问，中国需要保持社会的稳定，但更需要建立保证稳定、避免动乱的机制！中国需要经济繁荣、需要集中精力进行现代化建设，但更需要依靠现代国家制度、现代政治制度、现代法律制度、现代经济制度、现代社会制度、现代文化制度等来保证经济建设的长期稳定的发展，并且促进中国进入现代文明的社会。
　　——《中国：动乱的威胁》 胡星斗

　　中国社会陷入一治一乱的循环之中，究其根本原因在于制度的落后和不合理，即我们几千年沿袭的是人治的、德治的甚至是专制的制度。这种制度看似强大有效，实质却很脆弱，人存则政举，人亡则政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人治的哲学基础是人性善的理论——人皆可以为尧舜。因此，皇帝是英明的、高尚的，官员们也是能够好好进德修身、克制欲望的；法制、监督也就不是很重要的东西了，即使有也只是统治者的工具；相信官僚们能够自觉廉政、自觉为人民服务，或者通过树立榜样，政治学习，激发良知，提高觉悟，以达到以德治国。所以，自觉克服私欲的德行修养成为“好的人治”的关键，“好的人治”就是德治。与“好的人治”相对应以及相辅相成的是“坏的人治”即专制。德治与专制两者不管是否强调道德，所造成的社会结果都是一样的，即道德滑坡，国家趋于动乱。
　　为什么德治之国、专制之国必然成为无德之国、动乱之国呢？原因很简单，因为人性都有自私的一面，德治只能逼迫着官员们“口头上仁义道德，背地里男盗女娼”、“表面上马列主义，实际上阴谋诡计”，所以，德治之社会必然形成虚伪、阴谋之风，必然虚报浮夸，不择手段；再加上对权力没有刚性的有效的监督制约，所以，官员们不可能不腐化堕落，不可能不收刮民脂民膏，其结果自然就造成了虚伪的道德、堕落的社会风气、紧张的官民关系、社会不稳，甚至趋于动乱。于是，德治社会走向了反面，这就是社会的辩证法。专制的情况当然只能比德治更差，或者两者往往是相辅相成的，是人治的两面。
　　可见，以为靠自觉修身、自我克制、政治教育就能克服人的私欲的浪漫主义想法，是不折不扣的政治幼稚病，是不懂得以现代方式治国的表现。
　　现代治国方式是现实主义的，它承认人的自私，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社会的哲学基础即是人性恶（即人性自私）的理论。正因为人都是自私的，所以要允许人们通过市场谋取正当的利益，同时在公共领域必须对总统、官员、民众进行有效的监督。这种监督的结果是人人不得不在公共领域收敛私心，遵守规范，久而久之，社会的道德水平、文明水平获得空前的提高，并且，形成宪法至上、任何个人包括总统对维持社会秩序都无足轻重的社会稳定的机制。于是，法治之国成为道德之国、稳定之国。
　　从上可见，人治的德治的专制的制度是中国社会动乱的根本原因，中国只有走向法治的民主的现代文明的社会，才能保持长期的稳定。
　　——《中国：动乱的威胁》 胡星斗

　　具体地说，现代社会避免动乱依靠的是制度。这些制度包括：
　　现代国家制度——国家成为社会各阶层利益的平衡者，而不再是暴力镇压的机器；职权法律化（任何人不再因人格魅力等因素获得法律规定以外的权力），政党规范化；进行横向分权，立法（可以是人民代表大会）、司法、行政等权力相互制约，同时形成纵向分权和授权，形成快速反应的机制，实行联邦制和地方自治制度。
　　现代政治制度——保证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等公民权利，保护人权；利用游行示威、罢工抗议、新闻报导等释放民众的不满、反映民众的要求，调整国家或企业主的行为；运用民选制度对各级权力进行民主监督，同时形成权力机构的相互制约；以程序化的方式和平过渡权力，实行非暴力政治；少数服从多数，保护少数；官员对下对选民负责，政务官通过选举产生，事务官通过考试任命，废除官员只对上负责的官僚制（科层制）、郡县制。
　　现代法律制度——宪法至上，法律必须不折不扣地实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特别是统治者也要守法，司法独立；以法律规范一切政治、经济、社会行为，保护公民权利；无罪推定，不得逼供，公民非经法律程序不得被逮捕、被剥夺财产。
　　现代经济制度——实行市场经济、民有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现代金融制度、现代财税制度、现代宏观调控制度、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塑造现代劳资关系，形成民众主导的、为公民服务的开放、高效、廉洁的政府。
　　现代社会制度——具有自由、宽容的民间社会；实行非身份制度（不得强制将某一身份终身化）、非户口制度（不得歧视农民）；建立现代反腐败制度、现代均富制度（通过共有制、福利制度、个人所得税、遗产税等缩小贫富差距；现代发达国家的贫富差距远小于发展中国家）；形成民主、法治、公平、高效、文明、开放的现代城市制度、现代社区制度、现代农村制度、现代农民制度等。
　　现代文化制度——确立多元文化观、民主价值观、现代道德观；具有文化创新机制，能够吸收现代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创立现代新闻制度、现代教育制度、现代科研制度等。
　　综上所述，现代国家通过民主监督、法治、分权制衡、联邦制、言论自由、新闻自主、司法独立、缩小贫富差距、促进经济平等、对公民灌输现代价值观、保护公民私有财产、保证公民权利和游行罢工权利等多种方式建立社会稳定的机制，避免发生全局性的动乱，保持社会的长期稳定和发展。
　　——《中国：动乱的威胁》 胡星斗

　　现代农村制度（即现代中国农村应实行的现代化制度，简称现代农村制度）是指既符合中国国情更要遵循现代人类文明规范的民主、法治、公平、高效、开放、文明的社会主义农村制度。
　　所谓民主，指权力在民、农民当家作主的基层民主制度。乡镇、村组的干部由村民直接选举、罢免；村务、镇务公开，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干部的权力来源由上予（上级给予）变为下授（百姓授予），干部的行为由取悦上级（向上级负责）改为效忠百姓（向百姓负责）。
　　所谓法治，指依法治税，依法治农，依法治村，依法治镇。农村税费、劳务法定。在农村形成法大于权、国法至高无上、百姓的利益至高无上的新风。司法部门效忠于法律，不得听命于地方干部，公安干警不得随意拘捕百姓。严惩执法者主体违法，程序违法。
　　所谓公平，指官民平等、全民平等。消除特权，消除腐败，乡镇、村组的干部受到农民的监督；城乡制度统一，农民享受全部的国民待遇，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农民负担合理，司法公正。
　　所谓高效，指精简乡村机构，提高办事效率；发展优质高效农业（指农林牧副渔之大农业，下同），提高农业的市场化、产业化、规模化、集约化的水平。引导农民进入市场，农户与公司结合，避免风险；实现农村社会化服务、双层经营；农村产权清晰，土地农有；不断提高农业生产的技术水平，进行标准化生产、储存、包装、运输、销售和服务。
　　所谓开放，指面向城市、面向全国、面向世界，吸收现代农村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融入全球农村文明体系。农业与世界接轨，参与全球市场竞争；发展生态农业、观光农业、外向型农业，积极利用外来资金、技术、人才；改变自给自足、家庭养老的封闭模式，改革户口制度，促进农村城镇化、城乡一体化。
　　所谓文明，指建立民主、民本、守法、守信、公平、公开的现代农村文明。弘扬民主科学，破除官本位、权本位，反对封建迷信和小农陋习；尊重人权，尊重舆论，以民为本，以人民的意愿、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健全法制，打击农村黑恶势力，惩治干部违法行为，建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农村法治社会；宣传市场经济的信用价值观，弘扬诚实守信、友爱互助的道德，建立公平公正公开的新型农村文明。
——《同农民一道呐喊》 胡星斗

　　现代农村政治制度指人民当家作主的村民自治、直接选举、村务乡务公开、官仆民主、村民监督的社会主义农村政治制度。应进一步完善农村的基层民主选举制度，严厉惩治假选、贿选、暴力、谋杀等破坏行为；政务公开应事前、详细，不许以抽象数字蒙蔽老百姓；应设立农会、村民监督委员会以维护农民的权益，并对基层干部进行日常监督。
　　现代农村文化制度指科学、文明、开放的农村文化制度。应在农村确实实行九年义务教育，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儿童的入学率应达到100%，国家、政府有义务帮助贫困家庭的子女上学；民办教师应国家化，教师体制城乡一体化；应在农村普及科学知识，推广应用先进适用的技术；农村应树立崇尚科学反对迷信、崇尚文明反对愚昧的新风，将农村的精神文明建设提到新的高度；农民应进一步解放思想，了解世界，吸收现代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在观念意识、生产管理、市场营销等方面与全球接轨。
　　现代农村社会制度指城乡一体化、农村城镇化、乡务法治化的农村社会制度。城市与乡村的社会制度应统一，农民在教育、医疗、养老、失业救济、燃料、住房等方面应享受全民待遇；应逐步改革户籍制度，加快小城镇建设，让更多的农民享受现代城市文明；乡务、村务应依法管理，农民依法进行监督，改变几千年来农村人治的传统。
　　现代农村经济制度指土地农有、合作营销、财务公开、税收法定、管理科学的农村经济制度。农村土地应自由转让、买卖，其所有权归农户；土地应逐渐集中于种田能手、农场主手中，以便进行规模化经营，同时让更多的农民从土地中解放出来，汇入城市文明之中，这是市场经济、规模经济、工业化、城市化发展的必然；应具有充分发达的农村合作营销组织、行业协会组织等，帮助农民更好地活跃于市场；农村的财务开支应由农民议定，受农民的监督，税收负担应当明示、法定，需要农民负担的其他费用及劳务应当一事一议，民主商定；农村的生产经营、农产品的加工销售应当科学化，应精耕细作，进行成本控制、市场预测、标准化生产、合同化管理；农村的产业化基地、集镇和住宅用地等应科学规划，农产品的储存、保鲜、运输应采用最新技术成果，以提高竞争力；应搞好农村的环境保护和水土保持（以及防止草场退化、沙化等）工作，发展生态农业。
　　现代农业制度指农业市场化、产业化、规模化、集约化发展的制度。市场化就是农业生产要面向市场，满足市场优质、价廉、特色化、多样化的需求，积极参与全球市场竞争；产业化就是农业产供销要一体化，公司加农户，形成产业链，大家共享利益，共担风险，进行工业式管理、标准化生产；规模化就是要加大土地经营规模和农产品加工规模，克服小农经济小块经营的弊端，实现农业生产的机械化、电气化、自动化和智能化；集约化就是在规模化的基础上运用现代科技成果不断降低消耗，降低成本，保护生态，保护水土（草场等），提高综合效益。
　　现代农村制度还可分为现代农民制度、现代农业制度等。现代农民制度指国民化、平等化、权力在农、非身份管理的农民制度。国民化就是农民应享有全部的国民待遇，包括医疗保障、养老保障、义务教育、住房、燃料、财政补贴、基础设施修建、电费价格等方面要与城市统一；平等化就是农民的社会地位与“工人阶级”应当是平等的，农民不应是中国的“二等公民”，更不应当是“贱民”；权力在农就是实行农村基层民主，农民享有对村镇干部的选举权、罢免权，享有对重大村务的决策权、监督权；非身份管理就是要取消农民身份的终身制，把富余的农民从土地中解放出来，加入到城市发展的洪流之中去，进一步保障农村人口的生存和发展等基本人权。
　　建立现代农村制度的核心是建立现代农村政治制度或现代农民制度。进一步完善农村民主选举，实现官民关系现代化、基层干部公仆化、农民监督法治化，同时，让农民享有全民待遇、平等的社会生活，改革户口制度，建立涵盖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促进城乡各种制度的统一，这是中国建立现代农村制度的重点工作，也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关键。
　　建立现代农村制度的基础是进一步完善农村市场经济体系，实现农业生产的市场化、产业化。应加快建立农业生产资料市场体系，改革农村供销合作组织，积极发展农民营销协会，帮助农民避免自然和市场的双重风险，促进农产品精深加工业的进一步发展，促进农村人口的城镇化。
　　——《同农民一道呐喊》 胡星斗

　　既得利益是其总根源。一些人维护既得利益，其借口总是发展或稳定。
　　可是，畸形的发展祸国殃民。不进行与世界接轨的改革，稳定也是过眼烟云。
　　我们必须强调：健康的发展才是硬道理。
　　所谓健康的发展，就是要创建产权分明、政经分开的经济体制，形成清廉的政治、公平的社会，就是要融入现代人类文明，进行民主、法治建设；就是要进行制度创新，建立现代国家制度、现代社会制度、现代城市制度、现代农村制度（发达国家有的在一二百年前就开始实行公开行政、透明政治，从而遏制了腐败。现代社会以政府干预、财政转移支付、高额累进所得税遗产税、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股份制的共有制等实现社会的公平，因此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贫富差距反而不断缩小，此即库兹涅茨曲线。瑞典人的收入差距从50年代的30%下降为15%，几乎成为“平均主义”的国家，他们自称为“社会主义”；松下幸之助的遗产扣税后到第3代仅能剩下2~3%，所以人们说：日本人对富人是“残酷”的。而现代的中国呢？难道我们不应当效法先进的国家，高举公平、正义的大旗，建立现代文明的制度？）。
　　——《健康的发展才是硬道理》 胡星斗

　　邓小平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失误是教育，特别是没有教育好人民。
　　我认为：最大的失误是在改革之初，就没有对权力严加约束，放任了权力逐富，放任了官员牟利。
　　——《健康的发展才是硬道理》 胡星斗

　　不健康的发展还不如慢下来规范地发展。
　　健康的发展只有具有壮士断腕的决心，只有深化改革，才能做到。
　　——《健康的发展才是硬道理》 胡星斗

　　只有深化改革，落实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等权利，完善民主选举制度（如人民代表选举制度），确保新闻独立、司法独立（独立于地方政府），才能建立名副其实的监督机制，才能建立健康的民主社会、法治国家，才能在中国建立现代中华文明；中国也才可能有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
　　健康的发展才是硬道理！对权力进行监督才是硬道理！建立现代文明的中国才是硬道理！
　　——《健康的发展才是硬道理》 胡星斗

　　人文经济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到人文市场经济的阶段，兼顾效率与人性、技术与人格、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经济形态。所谓人文市场经济，就是人本人道、公平公开的市场经济，是以人为中心、技术为人服务、既尊重人文价值又主要通过市场配置资源的经济形态。
　　也就是说，一方面人文经济反对片面地追求高效率、高产值、高资本收益率和高技术水平，主张协调经济与人文、环境、生态的关系，另一方面它又推崇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奉行能力主义，鼓励效率和竞争。只不过，人文经济的效率和竞争是建立在尊重人性和人类普遍价值的基础上的。
　　所以，人文经济的本质是，既要尊重市场经济规律，通过价值规律配置资源和生产力、通过价格信号协调供求关系、通过竞争机制分配国民收入，又要建立保护人权、尊重人格、实行民主、保护生态环境、效率与公平协调、技术与人性兼顾的人文主义机制和环境。
　　人文经济的特征是：一、经济形态市场化。即人文经济并非回到计划经济时代，搞单一的国有制和平均主义，而是维护市场经济基本制度，实现产权清晰化、财产共有化、管理科学化，促进自由竞争。特别是要大力发展以股份制为代表的共有制。二、经济环境生态化。即不应以牺牲环境、生态和人的生命健康为代价从事经济建设，而应经济建设有利于环境质量的提高和生态多样性的发展。三、企业行为人文化。即企业管理的中心既不是利润也不是资本，而应是人。人是宇宙万物的尺度。应建立以人为核心的人本企业文化。四、高新技术人性化。即发展人性化的新科学、新技术，尊重人的价值，体现人间健康的伦理关系。五、决策机制民主化。即只有民主的，才是人文的。六、宏观调控法制化。人文经济并不是人治经济，而应是体现人文主义精神的法治经济，法治才能保障人的尊严。七、保障制度全民化。即要建立市场化、社会化的全民保障体系，做到人人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八、社会生活公平化。即人们机会均等，分配合理，没有绝对的贫困者，收入不会成为影响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障碍。
　　发展人文经济的原则是：一、人本原则。即以“人”为经济生活的中心，把国家建设成为民本人道、仁爱互助的幸福的“人民之家”。二、人性原则。即提倡人性解放，万类平等，个性自由，尊重人权，发挥人的灵性、本性和创造力。三、和谐原则。即从天人合一、物我和谐的宇宙观出发，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以及经济与人口、资源、环境、生态的关系。四、非异化原则。反对物质、技术、权力对人的异化，反对人的大众化、功利化和标准化，反对技术、网络对人的压抑，反对专制主义、官僚主义和教条主义对人的摧残，建立人道经济、公平社会、无压抑文明。
　　发展人文经济的措施有：一、建立自主、负责、科学、高效、民本的现代人文企业制度（或称现代民本企业制度、现代人本企业制度），积极发展股份制，鼓励建立民众共同持股的“共有制”；倡导竞争与合作并存，鼓励企业间相互持股；实行民主管理和职工代表大会决策制度；企业管理的中心从管物、管钱转向尊重人、调动人的积极性；建立和谐、温暖、奋进的人本企业文化。二、努力节约资源，治理污染，改善环境，发展生态经济，倡导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共处。三、兼顾效率与公平，倡导效率最适（不一定最高）、充分就业；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实行福利全民化、社会化；宏观调控以人为本，完善税制和分配制度，解决收入差距拉大的状况，促进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四、尽量采用人性化技术、民本技术，改善人的劳动条件和生活处境，克服对人性的异化。五、积极发展民主政治，保护人权，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实现社会的高度法治化，建立人本、人道、宽容、民主的“绿色文明”。以人文经济作为绿色文明的经济模式。同时，吸收现代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将天人合一与天人相分的中西宇宙观结合起来，将保护大自然与战胜大自然的思想结合起来，将人本、人道、伦理、共富的传统价值与民主、法治、科学、高效的现代观念结合起来，建立“现代中华文明”。以人文经济作为现代中华文明的核心内容。
——《人文经济的构想》 胡星斗

　　现代社会如何反腐败呢？腐败的消除要依靠舆论自由、言论自由，要依靠政党、组织的监督和制约，依靠政务官与事务官分开的公务员制度，依靠独立的司法、法治的完善，依靠资源的市场化和行政的公开化、透明化等等来做到。
　　假若没有舆论自由，没有言论自由，新闻一味唱赞歌，不反映社情民意；假若政党、组织只靠政治说教和严打恐吓来遏制贪欲，保持自己队伍的廉洁性；假若政客与文官勾结，政务官与事务官不分开、决策与执行不分开；假若没有民主政治，政务官不是靠选举上台，人民不能罢免他；假若官控资源、行政暗箱操作，不搞市场化拍卖招标投标；假若法制受制于行政、无独立的司法，检举揭发者常常受到打击报复，那么寻求反腐败无疑是缘木求鱼。
　　国际透明组织指出：发达国家的腐败度比较低，发展中国家的腐败度很高。世界上最廉洁的国家有丹麦、瑞典、挪威、新西兰、新加坡、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等。这些国家的权力制约比较完善，新闻监督有力，尽管腐败现象偶有发生，但能够受到很好的遏制，不会泛滥成灾，能够把“筐里的坏桃子”不断地扔出去。而发展中国家的腐败是体制性的腐败，其根源在于不合理的经济政治制度，在于政府垄断资源、直接控制经济，在于政商一体、政银（政府与银行）结合，在于集权专制以及新闻、司法的不独立，在于缺乏民主，公民无法监督政府官员等等。
　　——《腐败与反腐败研究 》 胡星斗

　　发展中国家反腐败，往往不去触及制度，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对官僚、既得利益者进行保护，寄希望于通过政变、运动、严打、教育、自我监督、清除异己、压制不满等等来消除老百姓的怨气、遏制腐败，结果治标不治本，政权也因此被断送。
　　毫无疑问，集权政治与自由经济的结合，必然造成特权、贪腐现象。市场经济减去民主法治就等于腐败。
　　中国的问题不是穷，而是穷奢极欲，无法无天。
　　反腐败如果不从体制着手，那么，一面杀贪官，一面还会出现更多的贪官。
　　有人推崇罗隐的“国计已推肝胆许，家财不为子孙谋”的精神。此精神固然可贵，但法治监督、制度制约、新闻批评、言论自由、民主政治才是克服腐败的根本。
　　那种认为道德自律就可以消除腐败的想法未免过于天真。浪漫主义政治是中国现代政治灾难的总根源。
　　——《腐败与反腐败研究 》 胡星斗

　　灾荒可能是自然之祸，而饥荒只能是专制之罪。在世界上，没有哪一次饥荒不是发生在专制国度，没有哪个民主国家发生过饥荒。
　　专制制度因官僚主义、权能主义、唯意志主义、不按客观规律办事、生产效率低下、虚报浮夸、欺上瞒下、信息受阻、民情不通、救援不力等原因而发生饥荒，民主制度因民意得以表达、信息畅通、权力受到监控、人权受到重视等原因而能在灾荒之年成功地避免饥荒。
　　——《中国：饥荒之国》 胡星斗

　　饥荒的根源与其说是天灾，不如说是人祸。官府的横征暴敛、赋役之繁重；人口剧增后盲目开垦土地，导致水土的破坏；官僚劣政的延误、人工治理的废弛；好大喜功，急躁冒进，虚报浮夸，灾情信息不通；农业技术的停滞、农民缺乏防灾抗灾的能力；战争造成饥荒，饥荒导致暴动，陷入恶性循环，如此等等，皆是饥荒的主要原因。
　　——《中国：饥荒之国》 胡星斗

　　两千多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精力耗费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儒道佛特别是儒家八股的钻研上，二是对方术、神秘学的推究上。现在，人们往往对前者了解得比较多，而对后者印象不深，其实，中国在神秘学方面的经典浩如烟海，丰富异常，中国古代的科学也往往蕴含其中。
　　更具体地说，中国的学问一是显学，包括孔子、墨子、老子、庄子、韩非子、鬼谷子、孙子等人的学问，以谋略（人生谋略、社会谋略等）为主线，论述修身养性、治国平天下；二是神秘学，古时称为“术数”、“阴阳术”，这其中包含了中国人对宇宙、自然与人生、社会的关系的认识，历代对此研究者趋之若鹜。中国人对分析探索大自然不感兴趣，因而近代科学技术发展不起来，但是，我们象许多原始部落一样，基于对自然、社会、人生现象的不了解，方术大为盛行。许多人一辈子皓首穷经，钻研方术，正象许多古希腊人废寝忘食地钻研科学一样；中国很多名家撰写过术数类书籍，如刘伯温号称“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他著有（或相传著有）《多能鄙事》、《奇门定局》、《金弹子》、《一粒粟》等书，为汉时东方朔的《滴天髓》、《灵棋经》，南唐何溥的《灵城精义》，宋时赵普的《烟波钓叟赋》等书作过注。王充、苏东坡、朱熹、文天祥、宋濂、纪昀、俞樾、曾国藩等人都对神秘学颇有研究，流传到现今的中国古代典籍中有三分之一属于此类术数类著作。可见，它耗费掉了多少中国人的精神和智力呀！
　　——《方术之国——中国神秘学》 胡星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