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无所谓优劣、好坏之分，它是世界各族群人民长期形成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关系的反映，是一定的价值观、世界观、方法论等的集合。对文化可以有多种评判标准，如包容性——文化是否具有宽容性、包涵能力，是否具有应变和自我更生的机制；自恰性——文化是否结构上和谐圆满；幸福主义标准——文化是否能帮助人们获得他们所理解的幸福；功利主义标准——文化是否具有科学性、民主性，是否能帮助人们达到功利的目的，等等。显然，我们不能简单地以功利主义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来评判一切文化，有时需要使用多个标准。
　　综合以上各个标准，对于西方文化和古代中华文化，醍醐子认为，取舍扬弃的原则应当是：看它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提高和发展，是否有利于社会的和谐与进步，是否有利于人的幸福和完善。
　　由此分析，现代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是：工具理性文化的正面——科学、技术、工程；人工环境；尊重科学、尊重人才、尊重客观规律的思想；社会理性文化的正面——法治精神，法治国家，依法办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分权，权力制衡监督；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民主人权，民众持股，经济民主；守法守信的精神，公平公正公开的制度，市场经济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现代企业制度；竞争价值观；效率价值观，最小成本，最佳管理，资源优化配置，最大效益的观念；自主负责的精神；尊重人性、个性，尊重人的创造性，反异化思想等。
　　——《建立现代中华文明》 胡星斗

　　古代中华文化的长处是：气节精神，崇高人格的追求，社会道义感、使命感、责任感，爱国主义精神，艰苦奋斗、尊师重教的思想等。缺陷是：皇帝至上、权力万能的观念，忽视人权，实行人治，礼教秩序，专制主义，法家的暴政思想，阴谋诡计思想，阿谀奉承思想，逆来顺受思想，世俗主义，经验主义，感性主义，直觉、体验、非逻辑思维等。
　　——《建立现代中华文明》 胡星斗

　　现代中华文明的原则是：将现代人类文明与古代中华文化的长处结合起来，使中华民族既有寻根意识又有全球意识，使社会既稳定和谐又进步发展，既有效率又有公平，既崇尚法治、科学的权威，又充分尊重民主、人权，保障人的尊严与幸福。 
　　现代中华文明的要素是：法治、科学、民主、人权、自由、监督、公平、公正、公开、自主、负责、守信、效率、共富、民本、人道、人性、互助、和平、统一、爱国。
　　——《建立现代中华文明》 胡星斗

　　事实证明，无限的权力等于无限的灾难！不仅是滥杀无辜，人治社会还因个人意志、独断专行、信息不畅与失真、无自由言论之预警监督、无民主纠偏救助措施等，很容易造成全局性的饥荒。人类有史以来的大饥荒都发生在专制时期和权力失控的人治的国家里，至今没有一个民主化的国家发生过大规模的饿死人的现象。
　　人治对文化的侵蚀危害也是巨大的。中国从文明之初，国家就成为专制主义的机器。人治的不受控的权力与一切有价值的东西挂起钩来，由此，中国文化培养出最为发达的权力意识；政治权力在几千年中一直肆无忌惮地在社会生活中支配一切、主宰人民的命运。这种无限的权力培养出古代中国人的奴才思想、仇恨意识、暴力倾向、虚伪的面目和愚民的观念，封建统治者一面让老百姓跪着生活，一面又欺骗说“民为邦本”，于是，老百姓感恩戴德，称颂“帝德乾坤大，皇恩雨露深”……。
　　人治还造成了畸形的官场。在没有规则、程序、法制可循的情况下，君臣之间势同虎狼，为了各自的利益，他们进行着血腥的较量、残酷的斗争。
　　——《人治的恶果》　　胡星斗

　　人治的另一恶果是，因权力的黑箱操作，不可避免地伴随着贪腐症。中国一部二十四史，实是贪污腐化史。
　　人治还是浪费的根源。德国人普扬·德威博士说：“中国是最大的贫穷国，也是最大的浪费国”。此话不假。中国搞计划经济时，靠官员的主观想象来配置资源和生产力，结果造成巨大的浪费和低效益；如今搞市场经济，大家又一哄而上，盲目建设，不负责任，“拍脑袋决策”、“首长工程”每年造成30％左右的工程报废；另有70％的重大建设项目、80％的立交桥不合质量标准；国有资产每年流失数千亿元，公款吃喝也在数千亿元。如此的浪费，真叫人心惊！
　　人治可谓“中国社会病”的罪魁祸首，也是中国近代以来贫穷落后的万恶之源，现在是该埋葬它、走向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的时候了。
　　现代人类文明的主要成果就是民主、法治与科学。民主与法治互为前提，没有民主，法治是空谈；没有法治，民主是混乱；同时，民主、法治与科学在精神内涵上也是一致的，民主、法治本身就是以科学的方式管理社会。
　　民主是一种科学的修错机制，是一种社会安全阀。没有民主监督，没有报章舆论、人民群众的监督批评，没有以权力制约权力的制度安排，腐败就会与经济同时高速增长，甚至会发展得更快；人民没有知情权、议政权、参政权和监督权，不能在代表大会、议会、工会、股东大会、监事会等机构发挥作用，只能眼睁睁看着腐败蔓延、决策失误而无能为力，那么，心中积压的不满、怒火最终必然会导致火山爆发式的怒吼。所以，一个具有现代头脑的国家领导人不应满足于万马齐喑式的稳定的假象，必须懂得依靠民主来释放群众的积怨和能量，从而为社会带来长期的繁荣稳定。
　　民主不是万能的，但没有民主是万万不能的。反民主的高度集权的专制体制曾经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教训十分沉重，诸如权力争夺、反叛起义、军阀混战、宗室内讧、宦官外戚权臣悍将之乱、继承人接班人之争等等，常常造成经济的大破坏、物质文明成果的毁于一旦、人民的被屠戮和社会的倒退。不仅如此，封建专制主义体制即使在它正常运行时对社会、经济的破坏也是极其严重的，官僚主义、权能主义、愚民主义、特权思想、腐败风气以及为维持封建集权的强大的官僚体系和军队而不得不重赋繁敛、对人民进行残酷的压迫剥削等等，都会使得社会活力被窒息，社会风气被污染，百姓处于愚昧贫困的状态，整个机制的效率十分低下，社会陷入长期的停滞。
　　可见，民主不是花瓶，而是社会发展的需要。政治改革也不是可有可无的事情，而是经济改革成功的保证。政治改革倘若与经济改革脱节，社会问题的积累、权力运作的非程序性终将会引起社会的动荡，从而可能会在一夜之间丧失经济改革的成果。
　　民主的孪生姊妹是法治。法治也是科学的规范的管理社会的方法，是我们走出困境、走向明天的最佳选择。为此，我们必须改变“国家将亡，法令兹多”，认为法律是道德的次货代用品的传统；必须改变国人不重法律、害怕争讼、不关心个人权力的观念；必须扭转抨击坏人和时弊的英雄不受法律保护的状况；必须打破满足于虚伪的暂时的社会和谐而不追求永久的社会正义的国民苟安心理；必须大胆改革官僚机构，使之法制化、权力制衡化，以防止社会出现僵化停滞的局面。
　　——《人治的恶果》　　胡星斗

　　本本主义、教条主义的危害是巨大的、深远的，它导致了民族创新精神的萎缩，民族活力的衰竭。中国几千年来一直陷入贫困，近代以来一直落后，此为主因之一。
　　——《创新精神的衰落》　　胡星斗

　　判断一个民族优劣的标准是什么呢？在这个追求“现代化”的世界上，只能采纳符合现代化要求的标准：一是看该民族是否具有民主、法治、公平、高效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二是看该民族是否能创造出现代物质文明，三是看其文化是否具有反省、创新的机能，四是看其社会是否健康、文明、正义。从这四个方面来看，中华民族又确实存在着令人痛心的太多的缺点。
　　中国人几千年深受专制压迫却不知道反省制度，近代以前的历史上甚至未曾出现过一点点民主的理论火花。孔子的德政、孟子的仁政只不过是与专制相辅相成的人治的一种形式而已，他们当然与民主政治是无缘的（一些人将孔孟之道解释为某种民主理念，显然是欺人之谈）。而同时代的古希腊无论是民主理论还是民主制度、民主实践，都创造了早期的辉煌，尽管它们很不完善。中华民族虽然灾难不断出现，两千多年来，内乱、战争大约占了一半的历史时期（有人统计，占了55%），人口死亡过半的动乱就达10次，但没人总结教训、完善制度、提出防范悲剧再度发生的措施，相反，不幸和痛苦很快会被忘却。朝廷也只许歌功颂德，不让揭露问题，并且一味地进行愚民教育，让人们沉湎于皇帝、明君、圣人，陶醉于“太平盛世”，不知道危机迫在眼前、灾难源自何处，于是，愚氓遍地，专制统治得以维持。
　　而且，在漫漫的时间长河中，在悠久的中华“文明”中，最高统治者的权力一直不受任何约束，肆无忌惮，无法无天，可怜老百姓受尽欺压凌辱，即使引颈受戮，亦要感谢皇恩浩荡。还有酷吏、奸臣、宦官、外戚，以及各级暴官、恶官、昏官、贪官也可以玩法律于股掌之上，置人民于血腥之中，不择手段地追逐“富贵”、夺取权力。为此，君臣相杀，父子相残，骨肉相斫，同胞相害，权力斗争将人异化为猪狗不如的野兽。无规则的权力斗争，谎言的说教，腐败的官场，阿谀奉承的官吏，猛于虎的苛政，逆来顺受的百姓，这几乎就是传统中国政治的全部内容。面对这样的政治制度，古代中国人竟然心安理得，两千多年来只管把智慧淋漓尽致地用在饮食男女、求神拜佛、官场钻营上。
　　中华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制度、行为、思维方式等方面确实存在着重大的弊端，近代以来落后是必然的事。传统中国只能产生专横的统治者、愚昧的民众、贪婪的权贵、无规则的政治、低效率的生产、对不择手段的信仰和社会道德的沉沦，而不可能产生理性、正义、文明。中国人尽管有饮食、计谋等方面的小智慧，但缺乏政治经济制度方面的大智慧。
　　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华民族在过去确有劣等的方面。现在只有洗心革面，深化改革，重铸国魂，再造制度，中华民族在将来才能创造出现代文明的辉煌。所以，我认为，对中华民族的真正的评判应当在将来。即关键是看我们能否进行制度、文化创新，能否实现现代化。只有实现了现代化，我们才有资格说——炎黄子孙是优等人类！ 
　　——《中华民族是劣等民族吗？》 胡星斗

　　遗产税也是缩小贫富差距的重要手段。如日本、英国等的遗产税最高达到90%；松下幸之助去世时留下27亿美元的遗产，但传到第三代时仅剩3%不到。所以，人们说，“富不过三代”，日本人对待富人是“残酷的”。
　　——胡星斗

　　新社会主义的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实现公平，第三是实行人民民主，第四是建立法治社会。
　　——胡星斗

　　两千多年来，中国社会存在着严重的积弊——权力运作的非程序性、政治斗争的无规则、官员只对上负责的层级任命制度、当官即发财的系统化贪污体制等等很容易造就暴虐的君王、血腥的屠杀、谎言的政治、腐败的官场、猛于虎的苛政和只会见官即拜、引颈受戮的百姓；权力不受民众制约的官吏的巧取豪夺，加上战争之乱，又致使百姓长期在饥荒的边缘上挣扎；而且，中华文明从发轫之初就蒙上了专制的阴影，牧民、宰民思想严重，法律也只是统治者御民的工具；人治的不择手段的传统社会同时铸就了一些国人虚伪的道德、窝里斗的习气、尔虞我诈的人际关系、弄虚作假的观念、阿谀奉承的心态、野蛮血腥的品行，以及谋略型的文化，忽视人权、缺乏社会正义感的价值观，等等。
　　欲解决中国两千多年的种种积弊，也惟有民主与法治才能做到。
　　——胡星斗

　　利用报纸、杂志、电视、广播、网络、黑板报、标语口号等一切可用的资源，宣传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宣传中国共产党追求民主与自由的理念，宣传公平、公正的社会主义思想，宣传社会稳定的重要性…，使之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同时，要实施现代文明教育，培养现代公民意识，让民主、法治、公平、公正、新社会主义、现代文明等内容进大中小学、进课堂、进书本、进头脑；开展“建现代社会”、“做现代公民”的活动，培养公民独立的人格、自由的思想、健康的心理、科学的精神以及权利意识、责任意识、民主意识、法治意识、道德意识、平等意识、创新意识和全球意识。
　　——胡星斗

　　中国人是浪漫主义者，建立在小农基础上的大同空想从来迷惑着无数人的心志，浪费了无数人的豪情。我们的理想不是建立在开放平等自由基础上的现实的、不断完善的法治社会，而是浪漫主义的乌托邦。
　　个人的浪漫主义是可爱的，国家的浪漫主义是可怕的。镇反、三反五反、三大改造、一大二公、大跃进、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全民炼钢、上山下乡、大批判运动，不知造成了多少灾难、多少人间惨剧啊！
　　小农经济、资源的官府垄断铸就了专制，铸就了暴政。
　　——胡星斗

　　传统中国就是这样一个文祸之国。人们因思想、作品而犯罪，因良心、真理而受刑。它的直接后果就是思想、文化被摧残，知识分子的创造性、气节精神荡然无存，软骨病在中国人中蔓延开来。由此，社会形成了汰优择劣的机制，精英被杀，小人得志。读书人要么曲学阿世，要么钻到故纸堆里去。
　　——胡星斗

　　有人说：杀一些喜欢清谈、坐论是非的读书人，可以巩固社稷、避免动乱，使老百姓免于遭殃。岂不知旧中国动乱的原因不是知识分子的批评作用，恰恰是由于百姓愚昧、盲目歌颂太平，以及没有民主、没有预警机制、没有言论自由、没有法治分权的极权体制所造成的。现代文明则要发挥知识分子的批评作用、舆论的监督作用、多种权力的制衡作用，从而避免动乱，使社会臻于完善。可是，旧中国的意识形态从来都是围剿知识分子的，没有意识到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对社会良性发展的重要性，不知道文明政治是，既要尊重多数人的意见，同时又要保护少数人不受侵害。
　　——胡星斗

　　其实，革命虽然能摧毁旧制度，但不可能在一夜之间改变人民的思想观念、文化传统；只有渐进的改革或者称改良主义，才能既避免社会发生激烈的动荡，同时又达到革命不能达到的移风易俗、文化转换的效果。
　　——胡星斗

　　任何思想只要赋予独尊的地位，即使曾经是真理的化身，也只能堕落成为权杖的奴仆。
　　——胡星斗

　　传统的思想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话只对了一半。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产生后，为了适应这种经济的要求，的确会建立起相应的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同时还宣传一定的法律、政治、道德、艺术、哲学等观点。但是，何以相同或相似的经济基础会有不同的上层建筑？譬如，中国、印度的生产力水平相当，但我们实行了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他们却实行了资本主义政治制度，这是为什么呢？看来，有时经济基础不是决定性的，正像西方许多思想家所指出的那样，民族心理、社会因素对上层建筑的影响也是巨大的。而且，人类文明总是复杂的，经济与文化、社会往往交互作用，难辨主次，正如鸡与鸡蛋难分先后，不能认为单单只有经济一种因素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胡星斗

　　古代中国人从来不享有结社自由，所以穷困潦倒、走投无路的人们只好秘密结社，落草为寇。（旧）中国于是成为黑社会草莽之国。
　　中国人有一种“谁来主持正义”的期待心理，我们不是自己主宰命运，不是人民团结起来制御暴行，而是对清官明君的出现翘首以待，或者寄希望于除暴安良的侠客从天而降。因此，除了清官青天文化之外，中国的草莽文化、侠客文化繁荣昌盛起来，以满足百姓舒解心理压抑的渴望和需求。
　　——《 传统中国：草莽之国》 胡星斗

　　中国人有三大崇拜，一是祖先崇拜，二是皇帝崇拜或大官崇拜，三是英雄崇拜或武侠崇拜。祖先崇拜源于宗法氏族观念和小农经济的封闭性、世代相袭性。皇帝崇拜、大官崇拜源于官本位制度、专制制度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当官发财的意识；英雄崇拜、武侠崇拜则源于强烈的权力意识、同情弱者的心理以及对官府重压、恶霸欺凌、社会不公、民族压迫等的仇恨，反映了人们对铲除邪恶、匡扶正义，以及公正和平等的渴望，对横刀立马、纵横天下、铤而走险、打打杀杀的勇气和力量的由衷钦佩，也反映了中华民族“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坐等坏人遭报应的乐观主义集体无意识。
　　——《 传统中国：草莽之国》 胡星斗

　　传统中国是奸臣之国。奸臣是人治社会、专制社会之癌，割之而又生，不割则家国速亡。专制制度赖奸臣而发达，奸臣因专制制度而生存。奸臣使得专制独裁政权更加穷凶极恶。
　　一般来说，现代文明无忠奸之分，官员不需要效忠于最高统治者；或者说，“忠”即是官员效忠于人民、效忠于宪法，“奸”即是官员效忠于某个个人或派别，并且籍此图谋私利。
　　（旧）中国即是奸臣肆虐之国、阉人猖獗之国、小人得势之国。
　　——《传统中国：奸臣之国》 胡星斗

　　现代文明的政治制度是怎样的？是法治分权的制度。中央、省、市、县依宪法规定其权限职责，各在其选区独立选举产生行政官员和议会议员；他们皆只对选民负责，不对“上级”负责，同级议会可弹劾罢免其行政官员；各级政府只有权任免自己的"内阁"成员，中央无权任免省长，省长无权任免市长，市长无权任免县长；中央负责国防、外交，保证中央宏观调控的权力等。
　　事实证明，只有实行法治分权的制度，才能克服官员横行霸道、贪污腐败的行为。
　　——《传统中国：奸臣之国》 胡星斗

　　现代的盛世应是民主之世、法治之世、权力制约之世、言论自由之世。
　　专制必然造成腐败猖獗，人治必然培养贪官污吏。
　　中国的贪污之盛，肯定不止在奸臣；满朝文武少有不贪的，因为那是制度性的贪污，是一种文化，是无法无天的权力和当官发财的文化的必然。
　　——《传统中国：奸臣之国》 胡星斗

　　在中国，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都与权力挂钩。中国文化中最发达的是权力意识。
　　中国古代的国家机器从文明刚刚到来之初，就走上了专制的道路。政治权力渗入民间一切领域，具有主宰一切的威力。古代统治者们一面让人民跪着生活，一面还在说，这是对臣民最大的政治关怀和爱护。
　　专制造成的是被高压的官僚机构压得透不过气来的社会，是谎言充斥、人格萎缩、吹牛拍马盛行的社会，是创造性被扼杀、资源为政府垄断、经济缺乏活力、贪腐泛滥的社会。
　　无限的权力导致无限的灾难。
　　——《中国随想（一）》 胡星斗

　　民主法治是最好的安定因素，专制人治是最不安定的因素。没有民主法治，社会主义会变成封建主义。
　　任何个人、组织都不能只靠自我批评、自我监督解决其存在的问题，就像再高明的医生也不可能割除其自身的肿瘤一样。
　　必须寻找办法防止人民的公仆变成人民的主人。
　　——《中国随想（一）》 胡星斗

　　一些中国人信奉暴力、镇压、盲目的革命。民众有序的抗议往往不能促成旧中国统治者的让步和改良，相反总是惨遭镇压。我们热衷于谈论法国的暴力革命，斥责英国式的和平变革的“不革命主义”为改良主义、保守思想。
　　一些中国人信奉空想、乌托邦，信奉社会进步有捷径，并且把空想、捷径建立在小农的平均主义、官本位的权能主义基础之上。我们不懂得现代化与民主是一个整体、发达的科技是优秀文化的产物；不懂得人类的发展是没有捷径可走的。
　　一些中国人信奉愚昧就是力量。统治者要愚民，老百姓也认为知识没什么用处，只要跟着别人造反就可以了；中国的读书人经常被说成书呆子，成为众人的笑柄；我们的书也是八股、四书五经之类，读书就是背书，所以，（旧）中国没有也不可能因读书人多而进步。
　　——《中国随想（一）》 胡星斗

　　中国人是互虐主义者，人际关系处于紧张、委琐、互虐的状态，一些地痞、官僚、暴发户有虐待狂的心理，许多百姓则是受虐狂。权贵们对上阿谀奉承，对下喝叱训斥，对同级倾轧争斗；“贱民”们则逆来顺受，受尽官吏、恶势力的盘剥欺诈，有理无处申；而他们一旦得势，成为“人上人”，也会如法炮制，仗势欺人。所以，（旧）中国只有上下两个阶层-------主子阶层与奴仆阶层；只有两种相反的称谓------“老爷”与“奴才”。没有平等可言。
　　中国人性格内向、阴柔，具有女性化的特征。我们精于算计，精于倾轧，精于为人处世。
　　——《中国随想（二）》 胡星斗

　　君子国与小人国是一对转化的关系。中国人持“性善说”、“良知说”，认为“人皆可以为尧舜”，所以应当相信人人为君子，甚至可以成为圣人。于是，权力不需要监督，只依靠道德自觉、自律、反省、自我批评来解决为官清廉、为人民服务的问题。但这是常人难以做到的，久而久之，人们学会了阳奉阴违，学会了谎言阴谋，因此，君子之国变成了小人之国。西方人持“性恶说”、“原罪说”，承认人的自私、利益，同时为了不损害他人的利益，要寻求利益的平衡点，寻求对权力的监督制约，于是，小人之国变成了君子之国。
　　——《中国随想（二）》 胡星斗

　　中国人民二千多年来，面对着五大敌人（五种中国病）：人治（特别是封建专制），官有（官府垄断资源），贪腐，愚昧，倾轧（暴力与计谋）。因为人治，因为官有，所以有暴君、暴民、贪腐、愚民、暴力、阴谋，所以，前二者又是一切祸害的根源。
　　——《中国随想（二）》 胡星斗

　　老子、庄子是中国文化的代表人物，老子的无为、辩证、以柔克刚的思想是典型的中国式的智慧；庄子的恬淡、精神自由、天人合一的精神也历来为知识分子所推崇。同时，老庄的反文明、反理性、反道德、反法律，以及推崇权谋术数、功成身退、逃避责任，安于愚昧贫困，倡导复古等思想也与中国社会的长期停滞、僵化有关。
　　——《中国随想（三）》 胡星斗

　　中国的社会理想不是正义而是和谐。中国人没有多少正义感、是非感。所谓“好人”的定义是，不惹是非，不与人争，熟悉人情世故，讲究情面的人；他们常常认为情大于法；他们“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情愿做忠实的顺民。“好人”往往只有臣民心理，没有公民意识。
　　中国人为了做官，可以漠视正义，不择手段。那些醉心于科举，从童生到秀才，再到举子、进士，热衷于功名富贵、官场倾轧的庸人得道高升，有正义感、是非心，有个性，有开创能力的人淹没无闻，甚至前程凶险，此乃中华文化之自杀机制。
　　——《中国随想（三）》 胡星斗

　　传统中国是封闭之国、守旧之国，几千年以来（至现代之前），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的进步小得可怜，几乎完全处于停滞的状态，能自吹我们"自强不息"吗？中国的思想是“守旧”，《尚书》上说“人惟求旧”，东西也是旧时代的好。如孔子向往周初时代，老子向往黄帝时代，庄子向往伏羲时代，墨子向往大禹时代，总之，先贤都是教人往后看，不像西方思想教人向前看；西方思想教人成功，中国思想教人成功了以后怎么办，应当急流勇退。这怎能说是自强不息？的确，中国古代尽忠的人多，文人多，参加科举的多，写书的多，中国近代以前的书籍比其他国家的总和还多，但没有人探讨新的东西，中国并没有因此而进步，能说中国人自强不息？
　　再说，中国是隐士之国。浓厚的隐士文化强调退隐修身，功成身退，独善其身，能说自强不息？古代名士许多是出世的或带有强烈出世倾向的，如许由，伯夷，叔齐，孔子，老子，庄子，慧远（净土宗创始人），慧能（中国禅宗真正的创始人），陶渊明，唐伯虎，严子陵，李白，王维，苏轼，诸葛亮，刘伯温等等，虽然有的人最后得以施展抱负，创功立业，但很难说他们有勇往直前、决不后退的精神。
　　——《中国随想（三）》 胡星斗

　　我们全盘照抄了苏联式的国家功利主义教育、精英教育，急功近利，忽视基础，忽视人文素质教育，忽视人的全面发展，唯工具意识，唯实用技术，唯智育，唯考试，将教育政治化、意识形态化；政校不分，校长为技术官僚，为政治附庸；管理衙门化，管理人员官员化，学校办"社会"，无所不包；德育不重视培养基本的公民素质，时间浪费在做圣人的说教里；不重视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劳动观念，据报道美国小学生平均每天参加课外劳动1.2小时，中国小学生仅0.2小时。
　　现代教育是圆桌教育，平等教育，个性教育，民主教育，是启发式、讨论式教学。是以学生为中心、以创造性为基本训练的教育。它是训练人格独立的一般知识分子，成为人格完整的一般的人的教育，而不只是培养技术专家的教育；是面对普通人的教育，而不是圣人、精英的教育；它以科学的人道主义代替国家主义，以人的全面发展代替畸形的发展，以民主法治代替奴役顺化。现代教育不是面向教师、试卷、分数，而是面向学生、能力、创造力。现代教育家应独立于现实政治。大学校长应由大学教育委员会、教授会选出，而不是由国家机关任命。学校的管理应交给教师会、董事会，监督应交给监视会、家长会。
　　——《中国随想（四）》 胡星斗

　　现代司法遵循米兰达规则：警察审讯时的口供不作为定罪的证据；律师在侦讯阶段就介入，以制约警察，但律师不得串供、包庇；审讯时要先告知被告有沉默的权力，可请律师，如请不起，国家将免费提供律师；审判前法官不介入，不先定罪，一切法庭上见。原告与被告、公民与政府处于平等的法律地位。而中国传统的司法是：行刑逼供，没有律师为被告辩护，法官受当权者意志的左右，不独立；未审判先定罪，审判流于形式，基本上没有民告官、民告政府的事，官、政府处于统治者的优势地位，臣民处于被统治的弱势地位，臣民就是草民。
　　——《中国随想（四）》 胡星斗

　　中国人最缺少的是理性与科学。
　　现代文明是科学观念、民主思想、宽容精神、人权思想、法治精神、权力监督制衡思想、言论自由制度、和平协商观念、最佳化管理思想、资源优化配置思想、守法守信观念、公平公正公开的经济制度、市场经济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现代企业制度、现代社会管理制度、现代国家制度等的综合体。
　　——《中国随想（五）》 胡星斗

　　一个国家，在物质文明极不发达、追赶富国、致力于实现现代化的阶段，自然科学必然昌盛，受到重视，社会科学往往被冷落；但在物质生活达到一定的阶段之后，就需要社会科学的大发展了。如美国如今，大学毕业生70％是学人文社会科学的，社会大量需要律师、经济学家、管理人员、社会学家、心理医生以及懂得现代政治的人才等。而对于自然科学人才，他们则可以通过大量地从发展中国家引进留学生、学者来弥补（政治家、社科人才、管理人才却往往是难以引进的）。发达国家的政治家多半是学法律、政治出身的，他们对现代政治、社会管理有专业知识，而不像发展中国家的高层官员大多来自技术专家，他们对政治运作往往只有感性经验，缺少关于社会发展、现代文明的理性知识。而且，由于长期的人治经验，官员们很容易作茧自缚，无法解放思想。实际上，他们也不知道先进的做法是怎样的，发达国家是怎样运作政治的，是如何克服腐败、动乱的，等等。
　　落后国家之不重视人文社会科学，加上几千年的封建专制，使得中国只出意识形态专家、御用文人，没有思想家，没有人文学家。有人说，人类的知识分两类，即服务的知识与批判的知识，或者说科学与人文（自然科学即主要是服务的知识，人文科学主要是批判的知识），因此知识分子也分两类，科学知识分子与人文知识分子。而在中国只有服务的知识（御用的、工具的知识），只有科学知识分子，没有批判的知识（反省的、人文的知识），没有人文知识分子。
　　——《中国随想（五）》 胡星斗

　　自由既是制度，也是生活，既是理想，也是现实可行的，它并不虚无缥缈，而是科学的、简单的，有利于人民的程序化的政治。它以市场经济、民有财产制度为基础；它唤醒人的个性与良知，唤醒说真话的意识，唤醒真实的人性；它要求成熟的公民意识，健康的公民社会，每个人负担起公民的责任；它将政治作为保护人的途径，作为人们求得美好生活的途径；它要求不再用真理解释罪恶，不再以仁义道德、忠孝礼义作为政治的出发点。
　　——《中国随想（七）》 胡星斗

　　在封建专制制度下，人们有一种恐惧----怕被拒绝怕被社会排斥的心理，所以人们只好与世浮沉，道德沦丧，口是心非，逐渐地习惯于谎言中的生活。可见，极权主义社会是个荒谬的世界。
　　——《中国随想（七）》 胡星斗

　　现代政治必须尊重人性，而旧中国的政治是非人性的；现代政治是现实主义政治，承认人们合理的利益和欲望，而旧中国的政治是乌托邦政治，抑制人性，献身天堂，结果天堂的理想成了通向地狱的桥梁；现代政治是公仆政治，人民是纳税人，官员是公仆，是被人民养活者，理所当然接受人民的监督，而旧中国的政治是明君政治，明君恩赐臣民，臣民必须忠于明君；现代政治是法治政治，而旧中国的政治是人格政治；现代政治是程序政治，按照"游戏规则"玩政治，而旧中国的政治是无程序政治，不讲规则，唯以实力、阴谋、斗争取胜。
　　——《中国随想（七）》 胡星斗

　　（旧）中国还是愚昧之国，人们的全部力量就在于无知。因为无知，所以天不怕，地不怕；因为无知，所以安分守己，听任权力的摆布；因为无知，不知道苦难的真相，所以重复灾难；因为无知，把地狱当作天堂，所以要去解放全人类。可见，无知是作为封建专制主义的工具和走狗所应具备的起码条件。
　　中国人相信人性善，所以恶肆虐；相信圣人，所以小人得志；相信明君，所以愚氓遍地。
　　——《中国随想（七）》 胡星斗

　　几千年来直到近代以前，中国的王朝更替不断，造反不断，农民起义不断，结果杀来杀去，体制却没有大的改变，社会并没有大的进步，甚至常常发生大的倒退。尽管如此，古代中国人并没有觉悟，却想方设法将杀戮的体制合法化，将恐怖统治制度化，正象谚语所说：魔鬼总有办法使恶行变得崇高。
　　——《中国随想（八）》 胡星斗

　　商鞅与苏格拉底是东西方的代表人物，前者主张臣民政治，后者主张公民政治；臣民需要愚昧，需要服从，所以，商鞅说“民不贵学问”。中国文化就推崇无知，孔子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老子说：“绝圣弃知”，“常使民无知无欲”；庄子说：“天下大乱，罪在乎好知”，“任知，则民相盗”；韩非子说：“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而苏格拉底的公民政治是知识的政治、维护人权的政治、民主法治的政治；苏氏对民主的批判恰恰是为了改善民主，其对法治的维护正是公民精神的体现。苏格拉底被民主政治判处死刑说明，民主也会犯可怕的错误，但它可以得到纠正，逐渐臻于完善。
　　——《中国随想（八）》 胡星斗

　　中国不仅需要实现物质现代化，更要实现精神现代化。
　　什么是精神现代化？它包括民族精神、团体精神、个人精神的现代化，如民族精神应当是创新的、进取的、宽容的、民主的、法治的、公平的、契约的、信用的，等等；团体精神应当是团结的、和谐的、自主的、进步的、民主的、多元化的、有利于个人发展的，等等；个人精神应当是人性的、个性的、宽容的、平等的、探索的、守法的、有爱心的、尊重他人的、善于学习的，等等。
　　现代化的精神面貌是现代中华文明的重要内容。中国应当从古代中华文明转向现代中华文明，从精神萎缩的状态转向精神现代化。
　　——《中国随想（九）》 胡星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