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治造成了畸形的官场。在没有规则、程序、法制可循的情况下，君臣之间势同虎狼，为了各自的利益，他们进行着血腥的较量、残酷的斗争；同时，各级统治者一朝大权在握，便耀威城市，横行乡里，仗势欺人，横征暴敛，对待老百姓犹如恶鹰之扑鼠雀。
　　在人治的状态，腐败只会愈演愈烈，直到政权倒台。
　　——胡星斗

　　真正的变革应当是一个渐进的历史的过程，是在无声无息、不知不觉的改革中完成的。轰轰烈烈、炮火连天只会中断现代化的进程。
　　——胡星斗

　　旧中国是专制之国、传统政治之国。传统政治的特点是：国家机器主宰人民，统治者侵犯人民的权利；权力至上，权能主义肆虐；行政权力控制社会，行政命令层层施控，指挥一切；只有唯一的权力中心，镇压一切竞争对手；实行一元思想统治，人民必须信仰统治者规定的意识形态，就像汉武帝独尊儒术那样；没有公民社会，没有民间舆论，只有统治者的声音；凡是与统治者不同的声音皆是思想犯，必须予以肃清；公众对政府所有不满的声音，都被有效地压制了；最高统治者伪装成人间神，其言论是"圣旨"，臣民必须绝对服从，人民必须忠于最高统治者；统治者享有许多特权，腐败成风；政治陷入空想，从人间政治上升为天堂政治、理想政治；信奉以暴力手段解决一切问题、冲突，人们以生命冒险搞政治，随时可能从肉体上被消灭。
　　与传统政治相对立的是，现代政治文明是公民第一，生活第一，公（公共领域）私（私人领域）分离，多元思想模式，多元多中心稳定结构（不像一元中心是不稳定结构）；推崇宽容，不需要人民忠于最高统治者，相反，应当统治者忠于人民，否则会被人民选举下台；政治只是服务于民，不容许镇压反对派。
　　——胡星斗

　　只有改革的稳定，没有不改革的稳定。
　　在封建社会，政权不能和平地依法转移，只能通过确立继承人来完成，因此，常常伴随着激烈的政治斗争，甚至血腥的争夺。社会也常常为此陷入动荡和灾难之中。
　　封建时代还没有合法的民意代表机构，其施政只能是违逆民意，动用强权，施暴于民，只能是巧取豪夺，搜刮民财，不顾老百姓的死活。所以可以说，君主之国其实都是无法无天之国、一统之国、独尊之国、暴政之国。
　　中国最大的顽疾是封建主义、专制主义。
　　——胡星斗

　　民主是多数人的统治，同时保护少数人的权力。民主的前提即是对不同意见的少数的宽容，对公民权利的捍卫。民主的基础是承认人权，承认人民的统治地位。民主的根源是人的本性的不完善，所以必须对人加以监督，通过预定的程序作出或修正决定，防范滥用权力。民主的最终要素是教育，通过教育，让人民明白依法保护自己，行使自己的权力。
　　政府只是防止个人受到侵害的警察，国家的职能只是为社会、为人民服务，不应是统治的工具。
　　民主政治是责任政治、程序政治，是表达民意、防范动乱的机制，是一种社会安全阀。没有民主监督，没有报章舆论、人民群众的监督批评，没有以权力制约权力的制度安排，腐败就会与经济同时高速增长，甚至会发展得更快；人民没有知情权、议政权、参政权和监督权，不能在代表大会、议会、工会、股东大会、监事会等机构发挥作用，只能眼睁睁看着腐败蔓延、决策失误而无能为力，那么，心中积压的不满、怒火最终必然会导致火山爆发式的怒吼。所以，一个具有现代头脑的国家领导人不应满足于万马齐喑式的稳定的假象，必须懂得依靠民主来释放群众的积怨和能量，从而为社会带来长期的繁荣稳定。
　　——胡星斗

　　一切权力都是危险的，约束权力的唯一办法是法治，是设置另一种权力与之抗衡。法治也是科学的规范的管理社会的方法，是我们走出困境、走向明天的最佳选择。
　　一切动乱的根源就在于缺乏民主与法治。
　　——胡星斗

　　法律应是人民保护自己、约束统治者的武器，而不是统治者奴役人民的工具。
　　宪法的权威关键在于政府是否遵守它、服从它，而不在于人民。
　　——胡星斗

　　西欧的海洋文化的特点是，崇尚“动”，崇尚冒险，崇尚战胜大自然，崇尚个人，崇尚贸易，开放进取，富于想象，神话发达，信奉宗教，有原罪感、危机感、悲剧意识，属于悲观主义文化。日本、印度也是悲观主义文化。只有中国是乐观主义文化、大团圆文化，也有人称之为乐观感性文化、喜剧文化、喜鹊文化，我们崇尚和谐、宁静，陶醉于世俗，没有悲剧精神，没有危机意识，惯于歌功颂德，歌颂“太平盛世”，哪怕恶梦刚刚过去，哪怕灾难就在前头。
　　——胡星斗

　　中国人急功近利，不做见不到眼前利益的学问。
　　所以，即使像孔子，其哲学理论也是支离破碎、缺乏理论深度、不成体系的，但作为政治理论家，他却是伟大的。
　　孔子要统治者施仁，克己复礼，克制自己，自觉不贪不夺，讲人道，爱别人，这无疑是对牛弹琴。他不讲民众的监督、人民的主权，与古希腊的苏格拉底、亚里斯多德等人相差甚远。
　　中国人治理社会流于人治，从来以“精神文明”教育为主，辅之以惩罚人的刑法。孔子反对法治，认为那是外在的强迫，不如从内心顺化、教化、奴化人民来得高明。而西方人重视法治，不相信任何人，认为权力必然带来腐化、堕落，必须对之加以监督；法治首先是保护人权，其次才是惩罚人；精神文明必须建立在法治、民主、平等、市场经济的基础上。
　　——胡星斗

　　中国人大多是命定主义者，所以，少有闯劲，少有冒险，少有抗争。
　　中国人大抵是无神论者，尽管民间有许多支离破碎的鬼神信仰。但如信孔子、关公、妈祖、灶王、土地神、八仙、菩萨等，与其说是信鬼神，不如说是以此寄托对生活、生命的留恋。
　　如此无超然的信仰、无纯正的宗教，有时对社会发展是有利的，但在社会剧变时期它会导致文化传统、价值观念的瓦解，所以，中国人的世俗思想、价值观很容易发生动摇、崩溃。如晋时、明末、“五四”时期、“文革”时期。
　　——胡星斗

　　中国要否定专制主义只有两条路：一条是制度的改革，一条是进行启蒙教育。前一条如果机缘凑巧也许可以速成。后一条则必然是一个长期的耐心的过程，要急也是急不得的。
　　要有一批人长期潜下心来做认真细致的启蒙工作，实际上就是要变中国人现有的“子民心态”为“公民意识……现在大家都说中国人的素质低，其实所谓素质低，就是缺乏公民意识。要提高人民的素质只有大规模地、长时期地，扎扎实实地、认认真真地进行这几十年社会上、学校里根本不存在、甚至没有听说过的公民教育。
　　要注意，上面所说的两条道路有可能是矛盾的：一方面说要民主化必须有合格的公民；一方面又说没有合格的公民就不能民主化，两者顶牛。实际的解决办法是：只有先实行制度的民主化，然后再完成子民的公民化。
　　——《中国文化传统与现代化——兼论中国的专制主义》 李慎之

　　人类的文明史证明：所有已经实现了现代化的国家，莫不以保护人民的自由与公民权利为第一任务。历史也已经证明：只有人民最自由的国家才能成为最稳定、最繁荣、最强盛的国家。
　　——《中国文化传统与现代化——兼论中国的专制主义》 李慎之

　　在现实中，则需脚踏实地求真求实，再多的童话般的想象和“情调”也不会带来一丁点的进步。而面对自然和经济规律，去掉英雄主义浪漫主义，崇尚理智崇尚科学是现代人唯一正确的态度。
　　——《 我们时代的童话精神》　郭之纯

　　根深蒂固于众多中国人心目中的强烈的仇美情结，一直使我大惑不解。一个经济科技领先、政治制度民主、思想文化自由的年轻的朝气蓬勃的伟大国家，中国人为什么不以仰慕的心情向她学习，反而是以恶意的目光去仇视她？
　　为使中国能够挣脱一切现代化的桎梏而尽快地融入国际文明社会的主流，有必要对这一阻滞中国现代化的病态的仇美心理进行一番剖析。
　　亲美与仇美的实质，不是卖国与爱国的问题，而是民主与专制的问题。亲美派不是汉奸、不是卖国贼，他们是理性、深沉的爱国主义者。他们之所以亲美，是想更好地吸收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从而使中国更好、更快地走向富强、民主和文明。亲美、亲西方，与其说是媚外，不如说是对人类智慧的尊敬。
　　其实，近代中国，对中国人民造成最大程度伤害的，以及对中国现代化进程造成最大程度阻碍的，是日本而不是美国，中国人没有必要去那么仇恨美国。美国这个国家，无论是政府，还是人民，对中国做的有益的事情，不是很少，而是太多。
　　——《中国人为什么仇美？》　　齐辉

　　在西方国家，和平时代政治家和外交人员的培养磨炼，主要是通过其公开竞选的政治体制。通过创造一种正面公开的竞争来挑选脱颍而出者，这样做的好处，是虽不见得发现最好，但至少可以杜绝平庸。譬如美国，二百多年来选出过众多位总统，绝对出色者不多，但平庸无能者也是绝无仅有。国家的发展也就从中不断受益，而不是受损。
　　中国政治与中国外交，必须设法尽快引入良性竞争机制，才能真正向世界推出充满强力和智慧的人才，才能帮助中国更好地自立于世界强国之林。
　　——《中国的外交形象》　 伟达

　　人类已经拥有了全球通讯的能力，因此任何一个帝国都不会与世隔绝。旧中华帝国那种夜郎自大、不知天外有天，因而故步自封、走向没落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了。
　　只有建立在政治和文化优势基础上的帝国，只有存在于全球一体化时代的帝国，才有可能成为真正的“千年帝国”。而过度依赖军事优势的帝国，必然在“武力扩张－暴力反弹－武力报复”的恶性循环中耗尽国力，如同苏联在军备竞赛中耗尽国力一样，最后走向衰落。
　　美国是一个特殊的，或者说是处于帝国史转折点上的一个帝国，它迷信军事优势，但是又开始不完全依赖军事优势。这次在打击阿富汗时，边投炸弹边投粮食，攻城又攻心，是一个很显著的标志，这体现出了美国人的反省能力、悟性和智慧。
　　——《美国有病——缺乏自信》　 黄佶

　　《老子》中的话：“大国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牧。牧常以静胜牡，以静为下。故大国以下小国，则取小国。小国以下大国，则取大国。……夫两者各得其所欲，大者宜为下。”
　　这段话大致意思是这样：最低下的地方，才是众川汇归的地方，大国谦下，天下自然归附。谦逊和平的经常以安静战胜嚣张黩武的。大国对小国谦下，就可取得小国的信赖；小国对大国谦下，才能取得大国的信任。但小国素在人下，不患不谦，所以大国要特别注意谦下。
　　——《 论“大国者下流”》　　金庸

　　尽管不无争议和挑战，主权平等原则仍是目前的国际法基本原则。正是在这个前提之下，在国际关系中的大国地位在国际法中有所体现和确认。国际法的发展离不开各国的参与和贡献，大国的作用也尤为明显。
　　创建联合国之初的设想是，各国的联合尤其是大国的联合打败了法西斯国家，创造了和平，那么各国、尤其是大国的联合也能保障世界的和平。因此，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被赋予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责任，并且是唯一有权采取包括武力在内的行动的机关，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拥有双重否决权，拥有较其他国家更大的权责。
　　在东西方“冷战”的背景下，联合国的这种集体安全体制的作用曾受到限制，大国的否决权也出现过滥用，但是由于大国为主导的“冷战”，各国间的“热战”相对减少。“冷战”结束后，否决权使用减少了，国家间冲突在局部却有激化的特点，大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发展有赖于国际秩序的建立和维护。以主权平等为基础的国际法以及在政治和法律基础上进行运作的联合国是不可或缺的。这是大国立场和行动的规矩和正道。这种秩序或机制，离不开大国的参与和支持，同时为大国提供了发挥作用的空间和渠道。二者的良性互动是国际社会良性发展的必需。
　　——《 论“大国者下流”》　　柳华文

　　无论从战略上看，还是从国家实力上看，中国远远够不上是美国的竞争对手，即使是潜在的对手都不够格。为什么？因为中国人口太多、背负的担子太重，底子太差，总体发展仍然很落后。美国总统布什及其智囊团把中国定位为美国的竞争对手，实在是过高地抬举了中国。中国不仅目前无法与美国竞争，将来也无法与美国竞争。除非有一天，中国人口减少到同美国一样的数字。因此，美国在亚洲面临的现实和潜在威胁不可能来自中国，尽管中国在致力发展先进武器，增加国防预算，但其矛头不是对付美国，而是为了保卫自身的领土统一问题。就凭中国目前的军力，即使再增加几个17% 的军费也不是美国的对手。美国军费3100亿美元，日本是500 亿美元，中国是170 亿美元，究竟谁是对手，谁威胁谁，不是一目了然吗？
　　无论从目前实力，还是从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看，中国从主观上和客观上都没有资格成为美国的竞争对手，也不可能成为敌人，只能成为国际比赛中的一个追赶者，能跟得上步伐就很不错了。然而，中国广阔的市场和潜力巨大消费群体却是任何外国投资者所不愿放弃的。
　　——《中国不是美国的竞争对手》　　作者：李永明

　　中国人民并不缺少聪明，在美国成功人士特别是科学家中有很多就是华裔，问题的关键、关键的问题是在于建立起能够充分发挥人民聪明才智的社会机制，在这方面，政治家的责任要更大一些。
　　——《中国人对美国爱恨交织的心理》 刘革学

　　面临重大事件，知识界文人的队伍因意见不同，分分合合都是很正常的事情。网民发表一些有倾向性，稍有偏激的文字意见也不足为奇。手中掌握的资料有别，思想观点不同，观察问题的切入视角有差异，得出的结论出现了多样性，也不奇怪。只要都是抱着平常心，以包容的心态，脚踏实地探讨问题，谦虚地表达自己的见解，目的是希望世界和中国能变得更美好，要做到各述己见，一起来探索问题应该并不难。是非自有公论，这正是平民论政的可爱之处，也是“言论自由”和“民主政治”的意义所在的一个方面。
　　——《何时中国才能有自己的“主义”？》　　范立群

　　２０年后我国就将遇上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人口老化问题。人类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中国将面临的发展状态和人口老化状态——中国有如此大的人口基数，又曾经实施激进的生育控制，在未来的几十年内中国又处于急剧变革上升期，人们的生活方式将大大改善，人们的生活预期也将普遍提高。人口老化问题将在我国经济爬坡爬到一定高度时才渐渐呈强，其连锁负面反应对我国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拖拽作用难以预测。如果说我国经济发展在九十年代以及未来约二十年间总能逢凶化吉，一往直前，到２０２３年（６３年出生的满６０岁），我国的发展则有可能四面遇敌，左支右绌，捉襟见肘。我国经济到２０３０左右可能会因人口老化而停滞乃至倒退，各种社会问题会因此相继爆发，我国的危机承受力可能达到极限，整个社会可能全面崩溃。人口老化将是中国未来发展的最大陷阱。它给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问题的严重程度只可用“劫难”来形容。
　　——《中国如何躲过人口老化这一劫？》 　蔡铮

　　现在我国经济发展充满活力，我国正在成为世界工厂，重要原因就是我国有世界上最丰富的劳动力——不仅有低级的劳动力还有相当高级的劳动力。充足多元的劳动力使我国今后至少１５年内在世界劳动力市场上无人能敌。但今日过剩的年富力强的劳动力，配以极端的生育政策，就意味着在二十年后我国会有过多的丧失工作能力的老人——体力劳动者到了老时没有或基本丧失劳动能力；脑力劳动者也多半因知识老化赶不上技术更新步伐而丧失劳动力。中国未来还会有庞大的人口，但具有劳动创造能力的人会相对减少从而导致劳动力相对萎缩。劳动力萎缩则会导致劳动力价值增高，生产成本增高，进而导致我国国际竞争力严重削弱。
　　——《中国如何躲过人口老化这一劫？》 　蔡铮

　　人口老化即意味着未来整个社会的消费将减弱。一个社会有太多的老人必将使无数产品失去市场，从而威胁到我国无数厂家的生产销售循环，打断生产循环链条。总的说来，老人对自己未来创造回报期望减少，其消费趋于消极。旧鞋子没有穿破以前不会买新鞋子，该更新换代的电视机老人也敝帚自珍，舍不得换；新开发的产品更别指望老人掏腰包。而２０年后中国的整个工业创造能力将会大大增强，中国产品将使世界相关产品市场饱和。我国大部分工业产品最大的市场还应在国内。有时失去一点点市场份额就会导致许多生产者无以为继；而中国的生产者的国际竞争力将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国内市场的规模效益。当整个国家有十分之三甚至更多的人突然不再购买曾经购买的某些产品时，许多产品的市场规模将大大缩小，从而导致许多生产厂家的生产利润大大削弱甚至完全失去。经济危机、社会危机就会出现。
　　——《中国如何躲过人口老化这一劫？》 　蔡铮

　　老人多不可避免地趋于保守。一个社会有过多的老人对社会的变革极为不利。世界形势变化万端，任何社会都必须不断调整变化以适应新形势。如到２０３０年时，为了维持社会的发展，正如现在提倡“年轻化”一样，届时不得不提倡“老龄化”——即留任许多老人。而社会上有了太多的掌握一定财富甚至权力的老人，社会各个层面将会做出许多不利于变革，不利于提高我们国际竞争力的决定，从而严重削弱我国的国际竞争力。
　　因为我国国情复杂，人口众多，社会发展状态特殊，人口老化所带来的许多问题现在都无从预料。但人口结构优良不一定会带来经济高速增长，人口老化也不一定绝对破坏我国的社会发展进程。一切都在于我们准备得是否充分。“预则立，不预则废”，如果我们现在就尽心准备，则可有备而无患。
　　——《中国如何躲过人口老化这一劫？》 　蔡铮

　　一国经济总量是一国国民知识技能有效使用的结果。我国只有通过“超前”的教育，使少生的一代具有比其父母辈数倍的知识与技能，我国人口老化的严重问题才能被顺利化解。
　　——《中国如何躲过人口老化这一劫？》 　蔡铮

　　老人往往趋于保守。中国未来二十年内整个社会都很年轻——年轻人占据社会大部分岗位。这一期间将是我国改革的黄金时期。我国必须抓紧时间，趁社会年轻化程度比较高，整个社会有改革精神时，完成中华民族繁荣昌盛关键性的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大的改革。
　　——《中国如何躲过人口老化这一劫？》 　蔡铮

　　可以说：就凭我们总体上人均所占世界人均1/4 的资源拥有水平，就凭我们人均所得仍在区区几百美元的额度、处在世界100 多位的排序，再加上我们九亿农民总体上赤贫的国情而言，我们没有资格、没有实力去援助任何国家。——我说任何！
　　漠视国家整体利益、损害国家未来发展的援外行动应该立即停止！
　　——《呼吁：终止一切援外全力救助农民！》　　淮生

　　平等，既要制度建设与制度保障，也要培养社会个体的观念与意识。
　　——绿党

　　主观意识的培养很重要，政治制度是由它决定的。
　　——曹国奇

　　美国的土地面积和中国大致相等，但是人口只是中国的六分之一，但是即便如此，美国的这种高耗能，已经造成了全世界能源的巨大损失，如果中国也这样搞的话，那可能就会很快耗尽世界上所有的资源，所以我们不能走美国的道路，而且我们在省能源，省资源上我们要比日本，欧洲还要采取更节省的发展战略，我原来说的，我们中国不能像美国那样依靠小汽车，也是这个意思，因为你的公共交通比小汽车省能源。
　　——左大培

　　中国至今提不出一套长期、完整的治国方针，往往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药方则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加上资本主义，加上封建主义。邓小平的"白猫黑猫"论，实际上也是一个混合体，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这个混合体起到了特效药的作用。
　　但是，到了21世纪全球化、单边主义和干涉主义横行的时代，中国再没有一个新的治国理念、新的应付美国挑战、与西方市场竞争的理念，那就会处处被动，处处挨打。
　　——《中国外交要有新理念》 关愚谦

　　中国往往用孔孟之道、中庸之道来对待西方世界，这又对又不对。韬光养晦是需要的，但不等于过分谦虚、忍耐、与世无争。该表态时不表态，该出头时不出头，这种对外政策只能显示你是个懦夫，西方人是不懂这一套的，甚至于还看不起你。到时候，外国采取了对你不利的政策，你再去争，去抗议，就已经晚矣。
　　——《中国外交要有新理念》 关愚谦

　　知识者站在自己的立场，用自己的眼光审视西方现代性的价值观念，辨析中国现代性历史情境与西方现代性历史情境的区别，避免把自己的国家的现代性变成西方现代性的翻版，避免用西方现有的结论来代替自己的思考。
　　——刘再复

　　在权威危机的沉重压力下，统治者往往会通过加大改革幅度与加快改革速度的"良好表现"来争取民心，另一方面，正由于统治者陷入权威危机，因而也就无力驾驭这种大幅度的急剧改革。其结果又进一步引起人们的不满，于是统治者又会进一步饮鸩止渴地再次加大改革速度，其结果更无法驾驭改革，导致的整合危机更严重，于是陷入恶性循环。清末新政的整个过程就是如此。
　　清末新政中的另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是"急诊室悖论"与改革中的两难选择问题。在是不是应该筹备立宪时，危机的压力又会进一步使决策层出现两难局面，形成两种不同的选择。例如，一种人认为，由于危机严重，立宪条件不成熟，立宪改革应该缓行。另一种意见则相反，认定正因为危机严重，所以必须加快立宪才能摆脱危机。前一意见以条件不足为出发点，构成改革中的保守派与稳健派，后一种意见以危机压力下激进改革的必要性为出发点，从而构成改革中的激进派。这种情况如同面对急诊室中的危重病人，在医生中出现保守疗法派与激进疗法派一样。其实这是一种两难选择。
　　——《清末新政与改革政治学》 萧功秦

　　权威合法性已经大量流失的政府，即使推行的国策是基本正确的，合理的，由于缺乏权威与驾驭改革的能力，也会遭到利益集团的反抗而使改革失败。清末推行铁路筑路权收归国有的政策总体上是合理的，却因地方势力与革命派相结合而引发不满现实的民众的共同抵制，最后导致清朝的崩溃。这一实例足以给人深思。
　　——《清末新政与改革政治学》 萧功秦

　　中国二十年经济改革使国力增强，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与城市化的程度的提高，这种实效对执政者权威合法性的增加，大于改革中出现的腐败与其他各种消极现象带来的权威流失，总体上说来，中国当政者现在的权威与1976年时的权威相比，出现了增值。在改革条件下，"实效"合法性是权威合法性基本来源之一，这一点马克斯·韦伯当年提出权威合法性的三种形式时没有提到，其实研究发展中国家的政治中心的权威合法性时，这种"实效合法性"的概念具有独立意义。正因为"实效"是一个不断变化的量，一个政府可能因为其施政的实效而提高了它在国人中的威望，反之亦然，此外，改革中的政府的权威还会受到各种新的挑战，改革中的权威资源处于不断变动之中。主持改革的政治中心因此不能掉以轻心。
　　——《清末新政与改革政治学》 萧功秦

　　政治体制改革超前与滞后都会导致严重的后果。我个人认为，清末改革的失败与戈尔巴乔夫在前苏联的改革一样，都是属于政治超前型。实际上，从现在来看，当时的立宪改革由于日俄战争的影响而提前发起，确实是过于超前了，如果当时仍然采取戊戌变法时的开明专制主义模式，而不是君主立宪模式也许更稳妥些。立宪改革使地方谘议局与中央的资政院把中央的权力与省政府的权力提前给挖走了。使中央处处受到地方势力与既得利益集团的抑制，以致于即使中央的政令是正确的也无法推行。更严重的问题还在于，筹备立宪的改革，使各种请愿运动与立宪活动合法化，从而提前地把人们压抑多年的各种政治诉求在短时间内释放出来，这些政治要求从长远来说，无疑都是合理的，然而在改革伊始阶段，又是无法实现的。转型期的政府根本不可能同时满足这些超越条件的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诉求，这反过来又进一步引起不同阶层的政治挫折感的叠加，并形成反政府的同盟，保路运动中地方主义派、民族主义者、同盟会的革命派、商办铁路公司的既得利益者、受摊派之苦的农民、激进的立宪派，这些五花八门的不同阶层与利益集团，居然在反对路权国有这个基本正确的国策的过程中，形成一种反政府的神圣同盟，实在是一个生动鲜明的典型例子。
　　——《清末新政与改革政治学》 萧功秦

　　一个转型期社会什么时候可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涉及的因素相当复杂，我主张是步步为营，而不是一步到位，用我的话来说，应该是"走小步，走慢步，不停步"。这样就既能防止风险又能给人以希望与盼头。
　　另外我还认为，可以根据社会各阶层对政治中心的认同程度，作为政治改革条件是否成熟的重要依据。如果社会阶层政治上互相对峙，态度两极分化，此时搞任何民主改革都会使各种集聚的矛盾由于获得"公开性"而显性化与激化，其结果由于政府无法解决这些积累的矛盾而进一步引发人们的挫折感，于是矛头全部指向政府，这就如同火上加油。我个人认为，与十年以前相比，中国两极化程度实际上已经有相当程度的下降。知识分子中的温和思想日益成为主流。应该说，政治体制改革的条件将会越来越成熟。
　　——《清末新政与改革政治学》 萧功秦

　　新权威主义指的是在后发展国家中出现的一个温和渐进的改革观，它认为从传统的旧体制转变为民主体制，需要经过一个开明导向的新权威阶段。
　　新权威——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会多元化——约定俗成的契约意识-——民主政治，这种发展模式可以引向真正成熟的民主社会的来临，而自清末新政以来，中国的民主观基本上是属于那种"把民主制度视为解决问题的工具"的观念范畴。只有经济分化引起的社会分殊化这种内源性的发展模式，才能使中国真正进入民主社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新权威主义指的是那种具有现代化导向的，作为第三世界国家早期议会主义的反向运动而出现的开明权威主义。
　　——《清末新政与改革政治学》 萧功秦

　　戊戌变法的失败，在于按当时的条件来说过于激进了，一个受焦虑感支配的皇帝在一百天里发布了三百多道有关改革的政策，而根本不考虑社会与政府官员的承受能力，结果导致变法过程的温和派、有条件地支持改革的既得利益者与反对改革的顽固派结合到一起来反对康梁这些激进派的变法。
　　清末新政中的激进的立宪派取得了对温和的立宪派与保守派的话语优势，并成为支配各阶层思想的主流，最后导致清政府的崩溃与解体。辛亥革命选择的西化的议会民主制，而且是内阁制这种极端分权型的政府模式，导致完全无序的、不讲游戏规则的多党竞争，其结果一直演变为北洋军阀混战，此后整个社会在制度上陷入"旧者已亡，新者未立，怅怅无归"的失范状态。此后，社会在失范状态下的两极分化，又使文化上无所归依的知识分子产生强烈的文化地狱感，这种心态是产生形形色色乌托邦的温床。
　　——《清末新政与改革政治学》 萧功秦

　　激进主义很壮美，很浪漫，但让我们还是与政治浪漫主义告别吧。
　　——《清末新政与改革政治学》 萧功秦

　　自由主义最大的贡献在于它对权力腐败所持的特有的敏感与批判态度，而在一个民族的社会转型时期，腐败又比过去有了更多的机会与温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自由主义有其历史合理性与存在的权利。但自近代以来，自由主义在中国的最大的问题在于，它缺乏中国社会的内部的载体，在西方，自由主义对个人价值的强调，是以中产阶级与市民社会自身的自由为基础的，是以成熟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形成的契约交换关系，以自主利益的存在为基础的，而在中国，自由主义则是在西方自由主义的示范作用下，由对专制独断的批判，对集体压抑个人的后果的反思而引发的。这种缺乏根基的状态使中国的某些自由主义者在判断中国问题时，往往不自觉地失去分寸感，有的人往往会不自觉地把自由主义的理念与价值变成洋教条而不自知。
　　众所周知，自由主义存在着英美传统与法国传统，前者以市民社会中的契约关系与经验为基础，后者以泛道德主义的人权解放原则与斗争理念为基础。在中国，后一种自由主义特别具有吸引力，这种解放式的自由主义，对受文化专制之苦的中国知识分子特别具有吸引力。它在中国很容易在危机时期转向激进主义，变为以西方模式来解决中国问题的一厢情愿。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新保守主义是抵制自由主义走向激进化的一种制约力量。当然，自由主义在近十年来已经发生相当大的变化。一种务实的、温和的反对激进主义的态度在自由主义内部中已经越来越取得优势。自由主义者本身已经在批判法国卢梭式的激进主义，事实上，温和的自由主义与新保守主义之间在现阶段已经没有很大的分歧，两者可以说由于彼此接近而基本合流，尤其在看待新左派的问题上，双方观点是比较一致的。
　　——《清末新政与改革政治学》 萧功秦

　　一个现实主义者会意识到，市场经济与世界上任何事物一样，都是不完美的。它在发展过程中，尤其是在发展初期会导致贫富分化。这种分化是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得不支付的代价，人们可以在其发展中，通过法制建设，通过渐进的改革来尽可能地避免市场经济造成的过度的两极分化的祸害。
　　——《清末新政与改革政治学》 萧功秦

　　在历史、社会的变化面前，清廷统治者总是作出一种“迟到的反应”,结果使社会变革的动力不断下移，丧失了主动权。在还有一线希望的时候，它总是拒不变化；到了时机已逝的时候，它才被动变革。它总是在下一个阶段才做本是上一个阶段应做的事情，完全丧失了变革的主动权，完全是被“形势”推着走。
　　——《迟到的反应》 雷颐

　　改革是当事各方以理性的态度妥协的结果，只要一方坚持不妥协，就无法改革，社会矛盾必然以革命一类的暴力方式解决。一场巨大的社会革命，并不是革命者的主观激进造成。在社会矛盾中，统治者往往居于主导的地位，革命往往是由上层的种种“极端”触发而成的。人们总是称赞英国革命的平和，但在英国革命时期，正是由于当时的英国统治者善于妥协，才使英国革命相对平和。纵观近代中国的历史，满清统治者根本没有英国统治者那种审时度势的能力、容纳各方的明智气度和不断的妥协精神。所以，与其说“革命”是下层“激进”的结果，不如说是被上层的“极端”逼迫出来的。对清政府而言，戊戌时期本为它提供了一次难得的机遇，但它却由于种种原因未能把握这一机遇。这样，它后来便不得不为此付出更高的代价，直到完全破产。
　　——《迟到的反应》 雷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