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之病弱，非有他也，在不知讲物质之学而已。中国数千年之文明，实冠大地，然偏重于道德哲学，而于物质最缺。
　　——康有为

　　有一个提法很好，从我作起。每一个人都把自己铸造成了有用之器，每一个人都具有自己独立的人格，这个国家何愁不强大，何愁不受人尊重。
　　近来有加强素质教育的提法非常好，只有人的素质符合现代化需要，国家才能实现现代化。而教育的成功需要时间，需要耐心，需要韧性。过去的挫折，往往是因为操之过急。
　　——《别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戊戌百年祭》 陶世龙

　　百年过去了，非常沉重的百年。慈禧母子、清帝国、康梁……都已成了历史陈迹。戊戌维给我们留下的最主要的教训是什么?历史悲剧的主要根源在僵化、封闭、缺乏自我更新机制的传统文化教育制度。那是阴阳两面的慈禧、自相矛盾的康有为以及层出不穷的阴谋、阳谋赖以存在的思想文化基础。因此，国家长治久安的最可靠的保证之一是建立以开放、自由交流和与世界接轨为基本特征的现代文化教育制度，把中国人从中世纪的臣民提升为具有现代文明素质的公民。
　　“文明只有不同，而没有优劣之分。”对中国这样有悠久文明史的落后国家说来，这是可以满足民族虚荣心的非常中听的一句话。可是，文明除了民族性以外，有没有时代性呢?如果不承认16世纪以还，中国已经落后于西方，从徐光启开始，特别是鸦片战争后百多年来一批又一批志士仁人百折不挠学习西方文明不都成了庸人自扰吗?承认一定历史时期的不同国别的文明有优劣(先进落后)之分，指的是那时这些国家的社会制度和文化有先进落后之差，而非人种上的优劣。承认落后，旨在改革和赶上。笼统说文明没有优劣之分，比慈禧之流高唱的“中华文明教化远非蛮夷可比”的高论自然略胜一筹，但其实质并无差别：在国家落后的年代，拒绝学习海外的先进文化。
　　反对“文化侵略”或“文化殖民”。近代中国列强侵略中国主要在军事、政治和经济领域进行。在文化领域则并非所有外国人在中国的活动和所有外来文化的进入都是侵略。两者在时间上的重合，不过是中国传统文化体系自我封闭和实行闭关锁国政策的恶果。把文化交流与侵略混为一谈，正是晚清权贵和士绅鼓吹狭隘民族主义贻误社会转型和无知愚民的义和团情结产生的重要基础。在国家主权已有充分保障的今天提出反对文化“侵略”或“殖民”，这意味着什么?是反对那些充满暴力和色情的下流文化吗?这在西方也受到批评乃至法律管制；同时在我们自己的传统中也不乏这类货色，沉渣泛起，不能全怪洋人。是反对来自别国的价值观念吗?此事却颇为复杂。任何现代国家其公民的价值观必然是多元的，只能让公民在自由交流中自行选择，“反侵略”在这里没有任何意义。至于学术领域只存在是非之分，而不管提出者的国籍；反“侵略”、“殖民”云云，不过是利用狭隘民族情绪哗众取宠的游戏。
　　“传统文化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的必要条件”。窃以为这是一个颇具迷惑力的假问题。提出这个论断的背景是针对所谓“全盘西化”的危险。而这样的所谓“危险”不过是唐吉诃德想象中的敌人。任何非西方国家都不可能“全盘西化”。因为传统文化可以蜕变但不可能“全盘”消逝，除非有关民族“全盘”斩尽死绝。不管提倡者主观意图如何，这个论题的必然后果是构筑起某种文化封闭的堡垒。在全球一体化趋势日益强劲的年代，这种中体西用论的新变种有可能延误而不是加速现代化事业。
　　这样说不等于反对人们研究和运用中国文化。但是，也必须同时一视同仁地让人们自由研究和运用西方文化、不中不西文化及其他文化。应该让各种文化和平共处，自由交流，自由竞争，由公民自由选择，各适其适。就传统文化的所谓现代化而言，也只有在这样的环境中才能去伪存真。
　　——《慈禧、康有为的两面性及其启示——戊戌维新百年祭》 袁伟时

　　学术文化的发展离不开不同学派的竞逐。一个国家如果没有不同的学派，等而宣告文化专制主义仍在那里逞威，或是思想文化的不毛之地，也可能是两者兼而有之。
　　——《企盼学派崛起与回归五四——答《南方周末》记者谭庭浩》 袁伟时

　　新文化既不依仗政府的权力，亦无一统天下的语言霸权。在自由传播、自由争辩的状态下，某些偏颇言论对社会生活不构成任何危险。人们还忽视在第一次启蒙运动中，中国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已有良好开端，不但梁启超、严复、章太炎等人于此有卓越建树，国粹派诸子也作了有益的尝试。从上一世纪之交开始，中西融合就是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主流，夸大“全盘”论的危险，并不符合实际。
　　——《企盼学派崛起与回归五四——答《南方周末》记者谭庭浩》 袁伟时


　　不容否认，中国公民的创造力尚未得到充分的发挥，在全球一体化无法逆转的形势下，这是非常危险的。除深化制度改革，再造一个像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的那样的思想、文化、学术自由发展的环境，我看不出有其他出路。
　　——《企盼学派崛起与回归五四——答《南方周末》记者谭庭浩》 袁伟时

　　中国的启蒙无论在“洋务派”、“维新派”那里，还是在“五·四”运动那里，都不是为了改变中国人自身的奴隶命运，而是为了应付外敌，是为了保住华夏帝国的中心地位，所以一切改革的措施的出发点都不是人的解放，而是民族的振兴，是权宜之计。中国人的封闭性使之很少主动地走向世界，而是被迫面向世界。
　　——《启蒙的悲剧——“五·四”运动批判》 刘晓波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西方近代对落後民族的殖民是一种进步，殖民化在世界范围内推动了现代化的进程。殖民化打开了一个个封闭的地域，开拓了一个个商品市场和文化市场，使整个世界，特别是东西方不再相互隔绝，而是相互开放。更重要的是，殖民化把原来只属于西方人的人权、平等、自由、民主、竞争带给了世界，形成了国际性的自由竞争。没有殖民化就没有世界化、国际化。
　　的确，殖民化是不平等，人类为此付出过巨大的代价。但是没有这种不平等，那些落後愚昧的，处在封闭的专制统治下的民族就不会有内部的民主、科学的要求；不为殖民化付出代价，就要为专制主义付出更大的代价。再强调一遍，没有鸦片战争，中国人根本就不知道世界上还有比自己强大得多的文化，就不会产生落伍的耻辱感，而没有落伍的羞耻感就没有改革的要求，就会永远陶醉在中国是世界的中心的梦中。
　　正因为中国人的启蒙不是内在的自觉，而是外在的强迫，所以，中国的启蒙一开始就是崎型的；在维持传统的前提下要求改革或反传统，结果只能是虚假的改革和反传统。
　　——《启蒙的悲剧——“五·四”运动批判》 刘晓波

　　启蒙的目的是保住传统、振兴民族，而不是改革传统、解放人，特别是解放在专制下的每个中国人。先前的民族主义目的使中国的启蒙沿着“中体西用”、“师夷之长以制夷”的方向发展，改来改去，不是为了每个中国人过一种人的生活（平等、自由的生活），而是为了保持住中华民族在世界上的中心地位。因而，中国的启蒙从一开始就走上了一条与西方的启蒙完全相反的路线。西方的启蒙是内在的自觉，以个体的人的解放为目的，从“个性主义”、“自然人权”、“平等自由”开始，进入到私有制、民主政体、言论自由、法制原则、竞争原则。在西方近代思想史上，有一个最响亮、最醒目的口号：人是目的，解放个人最关键的步骤就是确立私有财产的神圣地位。
　　而在中国，永远是民族高于人，群体高于个体，即使是启蒙时期亦如此。中国的启蒙以振兴民族为目的，从民主政体走向自然人权。私有观念在中国人的眼中永远大逆不道。一系列启蒙的著名人物都对“私”字深恶痛绝，而对“公”字顶礼膜拜，孙中山不是也高扬“天下为公”吗？中国没有意识到，人从专制主义中解放出来的最核心的任务就是变封建主义的公有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为资本主义的私有制，私有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是个人权利得以全面实现的基础。
　　——《启蒙的悲剧——“五·四”运动批判》 刘晓波

　　今天中国启蒙，必须吸取“五·四”的教训，强调个性主义必须高于民族主义，私有观念高于公有观念。遗憾的是，即使在今天，我们的理论界仍然在重弹民族性的老调，重演封建社会是私有制的老剧。当用民族代替了个人，用公有制代替了所谓的封建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私有制之时，中国的改革只能原地踏步。我们理论界的盲目、糊涂、幼稚和劣根性未除，其重要表现就是用私有制来为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划等号。而在事实上，封建主义不是私有制，中国的封建社会就更不是私有制，而是地地道道的国家所有制，人与土地都归国家所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普天之民，莫非皇臣。就是翻开马克思的著作，他对西方中世纪经济体制的描述也不是私有制，而是经济共同体。而且，中国封建社会的公有制还带有奴隶社会的性质，它在当代中国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大跃进时期的供给制。吃饭不收钱的时代只在奴隶制中存在，因为奴隶本身连人都是公有的，何况他的物质消费。真正的私有制是资本主义，其标志就是用法律的形式来确立私有财产的神圣性。在西方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总统无权给予和没收个人的任何财产，即便此人犯罪了，财产仍然是属于个人的，国家无权干涉。而在中国的封建社会中，皇帝有权赐给和没收任何人的财产，一人犯罪，株连九族，更不必说财产了。
　　——《启蒙的悲剧——“五·四”运动批判》 刘晓波

　　“五·四”运动的失败，与其说是“全盘西化”造成的，不如说是传统文化战胜了外来文化造成的。“全盘西化”就是走向世界，是国际化、是追求人的生活。“五·四”之前的启蒙，压根就不是启蒙，因为其目标是维护传统、使传统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五·四”的启蒙，也是极不彻底的，当时的先进分子们所追求的启蒙目标和所使用的启蒙工具在表面上看是现代化的“科学与民主”，而在实质上却有着大量的传统因素（振兴民族与天下为公）。更重要的是，能够一贯地坚持现代化的先进份子并不多，几乎所有的启蒙者在经过一段时间後都背离了现代化，或回归传统，或面向苏联。而极少数坚持启蒙、坚持现代化的人，在对现实感到无能为力的情况下，便走了传统士大夫的退隐式的道路。即便如胡适这样的坚定地面向现实的启蒙者，所用的考证方法仍然是传统的，而在这种传统方法的背後是传统的思维方式和人格（尤其表现在胡适对家庭生活的处理上）。
　　——《启蒙的悲剧——“五·四”运动批判》 刘晓波

　　真正的启蒙思想应该是：目标人（个人）的解放，而不是振兴民族；手段现代化（西化），也就是市场经济（私有化）、民主政体、言论自由、法律至上、科学精神、平等竞争、多元开放。就世界整体而言，殖民化使原来只属于西欧的自由竞争国际化了，每个国家的人，作为世界公民都有权平等地参加这个国际化的平等竞争。但是，必须记住，给每个国家、每个人以平等的进入自由竞争的权利，并不意味着竞争的结果是平等的，相反，平等的竞争权利只能产生不平等的竞赛结果，有人失败，有人落伍；有人胜利，有人前进。但就人类整体而言，这种国际化的自由竞争无疑将加速世界性的现代化进程。这有点像奥运会，所有国家的运动员都有权站在起跑线前争夺冠军（权利平等、机会平等），但是冠军只属于跑得最快的人，而且总要有被淘汰的人。我以为，体育比赛不仅是为了提高人类的身体素质和加强人们之间的交流，更重要的是，从古希腊开始的这种比赛，是人类追求的平等精神、自由精神、竞争精神、冒险精神，是天赋人权和自由竞争这两大原则的最完美的体现。最优秀的运动员永远是强有力的个人，正象最优秀的天才永远是个人一样。
　　再强调一遍，在振兴民族（民族主义）和人的解放（个性主义）的目的抉择上，立志于现代化的当代国人应该首先选择人的解放。人是目的，国家是手段。这就是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之启蒙留给当代中国人的重要教训之一。
　　——《启蒙的悲剧——“五·四”运动批判》 刘晓波

　　西方文化是一个多元的整体，是由各种不同的文化因素构成的，有些文化因素之间是对立的。在古代的希腊，是酒神与日神的二元并存；在中世纪，是世俗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的二元并存；从文艺复兴开始，希腊精神与希伯来精神相互对立。而且也从文艺复兴开始，欧洲诸国都加入了西方文化的整体之中。意大利人的完全不同于中世纪的政治精神、商业精神、科学精神、法国的理性主义以及启蒙时代的浪漫热情，英国的经验主义、贵族风度以及工业化，德国的新教改革（路德的宗教改革）、思辩精神以及追求心灵超越性的探险精神……正是在这多种不同的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相互辩争之中，形成了一种具有巨大创新机能的西方文化整体。到了现代，西方文化的这种多元性又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几乎在所有的领域中都有不同流派之间的相互竞争。也许，在某段时间内某种思潮成为显学或主流，但是从近代开始，从来没有一种理论或思想能够成为整个西方的唯我独尊的救世主。康德不是、尼采不是、维特根斯坦不是、马克思不是、弗洛伊德不是、萨特不是…每种思想、每种具有独创性的思想家都在这种没有主教或救世主的平等的竞争中，占有一席地位，奉献一份精华，没有唯一正确，没有绝对真理。
　　——《启蒙的悲剧——“五·四”运动批判》 刘晓波

　　西方现代人开始对中国之儒学、老庄发生兴趣，把孔子、庄子请入西方文化中去，但西方人仅仅是把中国的思想作为众多思想中的一种，而不是作为唯一的思想权威或思想偶像。也就是说，从独尊儒术到独尊马克思主义，具体偶像的更替并没有改变中国人寻找救世主的人格。或者说，正因为救世主人格未变，所以才会用一个新偶像来代替旧偶像。可以说“五·四“时期的文化选择，表面上是面向西方，实质上还是国人们选择了自己的传统；表面上是开放了，而骨子里仍然封闭着。我以为，关键的问题不在于借思想意识救国，而在于借救世主救国。更可怕的是，国人几乎本能的需要救世主。而需要救世主在根本上就是需要专制主义。
　　——《启蒙的悲剧——“五·四”运动批判》 刘晓波

　　中国人在文化选择上急功近利的实用人格，（但是这不同于西方近代的功利主义伦理学和现代的实用主义哲学）。真有点“急用先学，立竿见影”的味道。总是急于把某种外来理论拿过来付诸应用，不适用便马上抛弃，再找新的，反正西方理论多得很，总有能够“立竿见影”的。因此，“五·四”时期与当代中国在接受西方文化的过程中都带有急功近利、不求甚解的色彩。短短几年内把西方所有理论全都“玩”过了，而对任何一种理论都缺乏认真的、深入的学术研究。有人为了救国，有人为了赶时髦，尽管二者有动机上的崇高与卑下之分，但在用一种功利主义的目光看待西方文化上则是一致的。
　　在中国人眼中，理论永远没有自足的独立性、目的性、超越性，而仅仅是工具。
　　中国人缺少西方式的超越精神，没有“为信仰而信仰”、“为艺术而艺术”的追求。而是把人的所有精神的、理论的活动都当作“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术。自然科学在中国的理论地位一直不如社会科学，其原因就在于中国人认为它对“治国平天下”的实用价值不如社会科学。而且，中国人的功利化、实用化倾向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政治永远居于社会的首位，其他的一切都是为政治服务的（而西方的功利主义放在首位的是人的情欲需要和人的幸福）。哲学、宗教、艺术、科学统统围绕着政治权力的轴心旋转。因而，对西方现代文化的接受也仅仅是为了政治服务的，是技术、是工具，根本无法理解西方的科学、哲学、宗教、艺术以及政治、经济体制的深层蕴涵的精神人是目的。在“洋务运动”中，引进西方的自然科学是为了“坚甲利兵”，以维护中华帝国不被异族吞没。至于怎样通过这种引进来改变中国人的素质（生存方式和思维方式），以达到解放人的目的从来不是中国人考虑的问题。这样，西方的自然科学中蕴含哲学精神（以人对自然的征服、确立人在宇宙中的主体地位为目的）和思维方式（物理方法与数学方法，实证与逻辑，使人的经验逻辑化、形式化、理论化）便被中国人忽略了。“维新运动”极力主张引进西方的“君主立宪制”，但是包括“维新四君子”在内的大多数维新者，并不了解西方民主制的根源在于“人权”和“自由”，其目的是用社会制度来保障每个人的独立的、自由的、平等的权利的实现。而民主制一进入中国，就变成了改良、巩固王权的手段、工具，“通达上下之情”、“沟通君臣感情”成了民主政治的主要作用。到“五·四”时期，尽管对民主与科学的理解在性质上大大地超过了“维新运动”的水平，但是先前的民主主义的目的仍然使中国人把民主和科学作为一种实用性手段来理解。“科学救国论”和“民主救国论”就是最典型的表现。真如鲁迅所说：“每一制度、新学术、新名词，传入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立刻乌黑一团，化为济私助焰之具”。
　　——《启蒙的悲剧——“五·四”运动批判》 刘晓波

　　在中国，即便是那些觉醒了的人也没有完全摆脱掉几千年传统所塑造出的人格和思维方式。我以为，在现代的中国反对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纯属政治笑话，中国从来就没有产生过一个叫做资产阶级的社会力量，更说不上什么资本主义制度，在一个毫无民主的国家里反对西方式的民主，只能导致封建主义的全面复活。资本主义作为封建主义的对立面是击垮封建主义的最有效的力量。
　　而在中国，当封建主义还遍布华夏大地且根深蒂固之时，却反对反封建的资本主义，这岂不是为虎作伥，倒转历史进程吗？只要反封建历史任务未能完成，那么中国大地上的任何革命都将最後走向封建主义。
　　——《启蒙的悲剧——“五·四”运动批判》 刘晓波

　　从大众的角度看，“五·四”运动的启蒙只是少数知识分子的事，几乎没有在大众中造成什么影响。也就是说，封建专制赖以长期延续的最深厚的土壤广大农民并没有因少数知识分子的启蒙而觉醒，甚至连听到启蒙之声都没有。而中国的现实革命又必须依赖广大农民的支持，这样，与西方现代化进程相比，中国革命恰恰走在一条与现代化相反的道路上。
　　——《启蒙的悲剧——“五·四”运动批判》 刘晓波

　　而中国革命，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都不具有现代化的意义。在经济上是官僚资本、集权经济；在政治上是一党专制、个人独揽大权的专制主义，思想领域便可想而知。更重要的是，中国革命非但没有消灭农民，反而以农民为革命的主力军，正象历代农民起义式的革命一样。在现代，鲁迅後期曾竭力提倡无产阶级文学，但是他丝毫不懂，中国当时并不存在作为一个阶级的无产者。如果把无产者等同于劳苦大众，那么无产者就是这汪洋大海般的小农阶级。不是改造农民，而是保护、依靠农民，这样的革命怎能称之为现代化呢？只要农民式的生存方式存在一天，中国的现代化便不会完成。换言之，现代化并不仅仅意味着推翻皇帝，更重要的是意味着根除农民。因为後者是前者赖以存在的基础，基础不彻底更新，不管建立在基础之上的政权表面称之为什么，都无法进入现代化。中国革命成功，仅仅是农民革命的成功。但这种成功又是最大的失败，因为它只意味着中国社会的原地踏步，中国人生活的依然如旧，主子与奴才的关系并未改变，中国人几千年来世代相袭的非人生活并未改变，正如鲁迅所说：“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奴隶；革命以後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中国大众的非人地位并不仅仅是皇帝造成的，而是皇帝和大众一起制造的非人。因而，摆脱非人处境就不光是打倒皇帝，而且醒悟到使自己变成奴隶的不是别人，正是自己。由此可见，现代化意味着既不能宽恕皇权，也不能宽恕大众。落实到每个中国人，就是不能宽恕自身。祥林嫂与其说是可怜，不如说是可恨，真正“哀其不幸者”，更应“怒其不争”。
　　——《启蒙的悲剧——“五·四”运动批判》 刘晓波

　　中国的现实，很容易使启蒙半途而废，因为中国是一个太缺少民主而又在一定程度上排斥民主的民族。中国的现实使国人最容易接受专制而又太不缺少专制了。滞留在农业文明中的生存方式的根深蒂固，使现代化的启蒙屡屡被中断。因此，立志于成为一个人的国人，必须有付出巨大代价的心理准备，别指望在自己短短的一生中能过上人的生活，一旦受挫，又将重演“五·四”的悲剧。
　　——《启蒙的悲剧——“五·四”运动批判》 刘晓波

　　鲁迅先生早就指出，古人写在纸上的是满篇仁义道德，背后透出的却是“吃人”。试想一百年后人们看我们现在的历史，若只去读那些法律、法规和官样文章，必定会觉得我们这个时代是多么的清正廉明。至于古文、古义是否就真的那么好、那么不该“断裂”，今天的中国现实生活是否真的与古文底下的古代现实完全“断裂”了，或者即使是断裂了，是否就那么糟糕透顶，这些都是有待讨论的问题。我以为从现实的层面看，文化是不可能真正“断裂”的，中国文化尤其从来没有过“断裂”。就说“文革”吧，哪怕把线装书都烧成了灰，难道不都是在传统(秦皇汉武、武则天、三国水浒红楼梦等等)的巨大阴影下进行的吗?哪个受迫害的知识分子不以屈原自况，哪个老百姓又不崇拜“当今皇上”呢?说到五四，那么我认为，如果说它有什么根本的缺陷的话，也决不在于与传统的彻底“断裂”，正好相反，是在于它在更深层次上带上了某些不可磨灭的传统烙印。
　　——《继承五四，超越五四——新批判主义宣言》 邓晓芒

　　中国人历来相信“不知者不为罪”。难道对(不知道)而做下的事也值得忏悔吗?鲁迅的回答是：是的，否则你永远也不可能(知道)。忏悔、反省、自我否定是第一性的，“知道”或自知之明只是结果；人类心灵永远是(有待认识的)，而不是当下即能“返身而诚”地把握的本心、真心、“赤子之心”或“童心”。甚至儿童即已有犯罪的萌芽(类似于“原罪”)，只是尚未自知罢了。鲁迅在《风筝》中记述了他少年时代折断了他弟弟快要做好的风筝的事，因为他当时认为放风筝是“没出息的孩子”干的勾当；20年后他向弟弟去忏悔，可悲的是弟弟已经完全忘得一干二净，早已不觉得痛苦，于是“无意中吃人”的事仍可以每天在我们周围悄悄地进行。《伤逝》中的忏悔精神则更加明显和强烈。这种忏悔，不是忏悔自己做了某种不符合既定道德标准的事，而恰好是忏悔自己从前自认为光明磊落的行为及其不言而喻的道德标准，即“真诚”，是对没有任何遮掩地坦露出来的一片赤诚进行忏悔。涓生和子君结合的基础是真诚，但为什么失去了爱情呢?是因为对这真诚未经反省，自以为绝对可靠，双方都不思进取，只是互相依赖，最终互相都成了负担。鲁迅在篇末发出了这样的悲鸣：“我活着，我总得向着新的生路跨出去，那第一步，——却不过是写下我的悔恨和悲哀，为子君，为自己”，“我要向着新的生路跨进第一步去，我要将真实深深地藏在心的创伤中，默默地前行，用遗忘和说谎做我的前导”。中国人从来只忏悔自己的虚伪，只有鲁迅第一次忏悔了自己的真诚。所谓“遗忘”，是对原先那么刻骨铭心、后来发现是虚假的“爱”的遗忘；所谓“说谎”，是要建立自己的人格面具，将真心深深藏起来，不是为了骗人，而是要留给自己不断地反省和拷问，即为了“抉心自食”。
　　——《继承五四，超越五四——新批判主义宣言》 邓晓芒

　　五四时期以鲁迅为代表的“国民性批判”固然极深刻和必要，但它除了导致“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愤世之外，就是转过来崇拜民众、向往“投身于时代的激流”，而并没有找到自己理论上的坚实根基。鲁迅本人则尚未从“国民性批判”上升到“人性批判”，未从《狂人日记》中的历史罪感真正提升到普遍人类的原罪感。他不理解人性的忏悔不是哪一代人的事，而应是人性(哪怕是未来的人性、青年和孩子的人性)中永远不能放松的工作和永远不可抹掉的必要素质。他只好把一个“光明的未来”、即国人改过自新变成好人的未来看作是自己的一种(准宗教)的信念(而不是真正对超越一切现实的彼岸的信仰)。这就是我曾称之为“五四精神最锋锐的精华”的鲁迅思想的局限。
　　——《继承五四，超越五四——新批判主义宣言》 邓晓芒

　　个体人格的独立不经过反思是建立不了的，在这方面必须充分发挥五四的批判精神和怀疑精神。这往往并不能带来解脱，反而会带来痛苦，但只要人不回避、不退缩，而是勇敢地承担、冷静地思索，一种饱经锻炼的坚强人格是有可能建立起来的。这样的坚强人格必然是具有普遍人道主义情怀的，因为他通过痛苦的自我反思已经懂得了尊重他人的人格。真正的人道主义不是居高临下地悲天悯人或乐善好施，而是在人性的根基上与他人相通，是灵与灵的平等交往和对话，是通过互相协商来决定人与人相处的一般原则。它不需要牺牲任何一个个人，也不需要一部分人崇拜或服从另一部分人(哪怕是绝大多数人)。总之，个人主义不是当下即得的“自性”，而是需要艰难地去建立的一项个体工程，它是使自己更加合乎人道的工程。
　　——《继承五四，超越五四——新批判主义宣言》 邓晓芒

　　知识分子作为知识分子应当立足于终极关怀，从这个高度来充当世俗生活(包括自己的生存)的永不妥协的批判者。知识分子不是政治家，更不是政客、幕僚，他应当充当人类的大脑，而不是肢体，他应当保持对世俗生活的一定的超越维度。当然这不是主张脱离现实，躲进象牙之塔，相反，知识分子应当从现实出发去思考超越现实层面的问题，从现实中发现超前的意义和永恒的意义。知识分子不搞运动，不拉帮结派，不操纵人，不炒作自己；他应该理解他人，给人以灵魂的震动，因为他致力于理解自己，他探究着自己的人性。知识分子的言论即便没有现实可见的效力，也自有其价值，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只要它真正切入了人类自身精神上的现实处境。
　　——《继承五四，超越五四——新批判主义宣言》 邓晓芒

　　梁启超在1922年的《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把中国人思想逐渐西化的过程分为三期。第一期，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这种感觉，从鸦片战争后渐渐发动，到同治年间借了外国兵来平内乱，于是曾国藩、李鸿章一班人，很觉得外国的船坚炮利确是我们所不及，对之有舍己从人的必要，于是福建船政学堂、上海制造局等渐次设立起来。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自从甲午败于日本，国内有心人真像睡梦中着了一个霹雳，因想到堂堂中国为什么衰败到这田地，都为的是政制不良，所以拿“变法维新”做一面大旗，在社会上开始运动，急先锋就是康有为、梁启超一班人。他们的政治运动是完全失败的，只剩下废科举一事算是成功了。国内许多学堂国外许多留学生，在这期内蓬蓬勃勃发生。第三期，便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第二期从甲午战役起到民国六七年间止，约历二十年之久觉得我们政治法律等等远不如人，恨不得把人家的组织形式一件件搬进来，以为如此一来万事都有办法了。但革命成功将近十年，所希望的件件落空，渐渐有点废然思返，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悟。恰值欧洲大战告终，全世界思潮都添许多活气，新近回国的留学生，又很出了几位人物，鼓起勇气做全部解放的运动。所以最近两三年间，算是划出一个新时期来了[3]。从器物层面和制度层面学习西方的分期，对于清朝统治集团来说，基本上是正确的；对于思想家和学者来说，则不尽然，梁启超在这里多少有些自谦的成分。

　　从宏观去看，中国历史自十世纪至二十世纪以前，一共只有过两次大规模的政治改革。第一次是北宋十一世纪的王安石变法；第二次就是十九世纪末的戊戌维新。这两次改革最后都失败了。王安石改革的失败反映中国传统政治体制缺乏自我转化的能力。戊戌维新失败，不但再度证明传统体制缺乏这种能力，而且也把中国带入一个空前的政治与文化危机。今天我们再认戊戌维新的历史意义，必须以这双重危机为视野去下手分析。
　　——《再认戊戌维新的历史意义》 张灏

　　戊戌变法前的中国，除了面临西方列强的侵略之外，还有几个亟待解决的深层次社会问题：社会的过度不平等（包括政治、经济）、农业内卷化、人口过多、教育水平低下、政府的极端腐败。只是当时的思想家与政治家们没有适当的解释工具，将这些问题均概括为“积贫积弱”。由于对抗西方列强的侵略成为“保国保种”的头等大事，保国保种又须依赖“富国强兵”，这一切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才能予以实施，所以戊戌变法主要先解决政府改革这一问题。
　　从世界历史来看，所谓现代化道路其实就是个制度创新过程。而制度创新则包含三个层面：一是意识形态的创新，二是财产所有权的变易，三是政府改革。而成功的制度创新，从来都不是通过暴力，而是通过渐进的改革来完成的。戊戌变法失败所导致的最大问题是使中国中断了社会改革的上层资源，从此以后中国社会变迁只能走暴力革命这条损耗极大的路。
　　——《回到百年前的起点》 何清涟

　　中国一直只承认自己“技不如人”，即生产技术处于落后状态，而意识形态却优于西方国家。产生这种心态非常自然，因为中国的儒家思想从资格与历史来说，确实有资格与西方思想相比较，但与之相应的经济技术实力却无法比较。对西方文化的不服气与对西方工业化骄人成绩的被迫服气，使中国自然而然地将工业化看作摆脱贫困的阳光大道，并且也容易使当时的政治家与思想家们将现代化看作技术层面变迁的过程，而不是制度及意识形态变迁的过程。
　　——《回到百年前的起点》 何清涟

　　虽然有不少外国的学者们谈到中国人口过多对社会发展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在中国，我们目睹了人口过剩造成的民族大悲剧的最后一幕。在这里，一个伟大帝国疲惫地倒在尘土之中。中国，这个世纪艺术、哲学和智慧的源泉由于其平民的过度生育而逐渐衰竭。”这种批评当时被当作帝国主义的恶意诬蔑而根本不予理睬。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更是受到粗暴的批判。忽视控制人口和发展生产力必须平行进行的基本道理，中国所取得的经济增长成果的大部分都用来支撑庞大的新增人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所取得的“进步”成了人口意义上的——从４．５亿猛增到１２亿，完全不是社会意义上的。现在中国人所面临的就业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人口过剩所造成的。
　　——《回到百年前的起点》 何清涟

　　所谓农业内卷化，指的是农业边际报酬收缩这一事实。早在清代中叶开始，由于劳动力过剩，中国传统农业耕作就已集约化到了边际报酬收缩的地步，形成了典型的贫农经济。人多地少这一矛盾决定了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改变方向。在本世纪５０年代的土地改革以后，中国经历了农村人民公社等历史实验，又退回到以前由小家庭分散占有土地的制度。由于农户人均占有耕地面积很少，无地农民数量庞大，土地分散在小农户手中，中国农业始终无法向现代化大农业发展。从历史事实看，在本世纪５０年代工业化早期，中国曾有一次机会摆脱人口压力，但由于政治上的失误，将人口等经济问题政治化，中国又一次丧失了选择机会。现在中国所面临的农业问题绝对不会比一个世纪以前简单，反而由于农业政策导向使这一问题变得更为复杂。这种复杂性表现为：一方面是土地太少，另一方面是社会原因造成的大量土地抛荒，从而使中国的农业问题变得更为严峻。
　　——《回到百年前的起点》 何清涟

　　２０世纪，中国几度被腐败这一政治之癌所困扰。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使它彻底丧失了作为统治者的资格，国民党政府的腐败使中国人民生活如恶梦一般，在官僚资本与专制政治相结合的统治体制下，许多改革举措先后流产，最终使国民党丧失了统治的合法性。中国共产党执政之初，屡屡将前朝的腐败导致亡党亡国的教训引为借鉴，所以腐败问题在本世纪５０年代至７０年代末期还能得到控制。但到了８０年代以后，腐败开始蔓延，权力市场化作为改革开放的伴生物，并威胁到社会的健康发展。深刻反思改革中的全部难点问题，就会发现成为改革最大阻力的因素其实就是权力市场化。
　　——《回到百年前的起点》 何清涟

　　２０世纪的中国曾充满各种各样的忧患和苦难，戊戌变法只不过是中国在现代化道路上漫长飘泊的开始。经历过长达１００年的惶惑旅程，从宏观层面上看，戊戌变法时期面临的五大问题，无一不以更严峻的形式向中国人提出挑战，任何回避都只会使这些问题的解决变得更加困难。现在看来，这些问题通过回到本世纪初社会改革的起点——政治体制改革来加以克服。
　　——《回到百年前的起点》 何清涟

　　现代化或富强的追求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的最重要的主题。怎么样实现富强，或者富强的实现条件是什么，从林则徐以后，就是折磨着中国所有权力精英与知识精英的最的问题。从19世纪50年代以后，各种各样的答案就处于冲突之中。中国历史就是围绕着这些答案而展开的。
　　——《瞿秋白与五四理想的终结》 胡传胜　　

　　造反或暴动是中国历史的特色。在革命成为中国历史的最伟大的字眼的年代，中国古代盛产的农民暴动被作为中国历史最值得骄傲的遗产。但是，正如我们所熟悉的，在中国现代化或富强的追求的开端，这种暴动的取向是被严厉地压制着的。富强是一种社会总体方案，必须在保护现存秩序下进行。富强的追求既要有序，又要维护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这种理性的——它之所是理性的，有三个因素：第一，现代化的追求是在明确的理性的反省下进行的，我们缺少什么就引进什么或补充什么；第二，富强的方案带有强烈的选择的特征，需要什么不需要什么是非常清楚的；第三，它的极端的和平性质，必须保证秩序，保证权威，这样才能在巨大的时间压力下把有限的资源发挥到最大地步。——现代化方案在极端艰苦的国国内环境下进行了三十年，一直到19世纪90年代。到了90年代以后，追求富强的信心与耐心都受到了严重的挑战。一大批优秀的精英要求对社会制度进行改组，以更好地容纳西学，更好地推进富强事业。这就是有名的康梁变法。实际上，这是中国现代化追求的最生一个理性主义的方案：最后一个和平主义的方案。
　　现代化或富强的追求，也是现代化实现条件的递归式的追求。在第一阶段，条件是办军事工业，自己制造先进的军事武器；在第二阶段，富强的实现条件是对制度进行和平的改变：只有改变制度，才能实现第一阶段人们提出的任务。因此，每一个阶段，都在提出了“更高的实现目标”的同时，要求把上一阶段的目标包括进来，所不同的，只是认为，必须先解决现在提出的问题，上一阶段的目标才有条件实现。现在，现代化成功的条件被认为是用武力赶走满清政府，因为在上一次的政变中，革命者已经得出结论：现在的政府已经无力也无意推进富强事业。革命或暴动，在曾国藩时代被认为是富强最大威胁的东西，也使他们痛心疾首的东西，现在被认为是现代化的最大的推进力量。必须先用革命的方法摧毁旧政权，建立按新的原则组织进来的新政权，富强才会真正实现。所谓长痛不如短痛。如果在一夜之间就可以可以摧毁旧政权，而在第二天新政权就可以建立，而第三天，如果不是休息日，就可以开足马力进行现代化的建设，那么，这种暴力，这种以牺牲好多人生命的暴力，完全是值得的。中国现代化的追求，似乎按照自己的内在的逻辑，从和平走向暴力，从秩序走向革命。
　　——《瞿秋白与五四理想的终结》 胡传胜　　

　　革命并没有立即奏效。这是革命者的巨大挫折。一方面，革命并没有在短期内完成，另一方面，革命“胜利”以后，即真地“推翻了”满清王朝以后，继起的民国（它把19世纪为止西方“最先进”的政制，即伟大的法兰西的“共和”政体，作为自己的蓝本）情况并不令人乐观，反而使人觉得更糟。民国时的走马灯式的大总统在老百姓的眼中，甚至还不如光绪皇帝。但是，这却决不是革命停止的时刻。伟大的孙中山先生的著名遗言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革命的失败不是革命的目标本身有问题——而伟大的世界史的经验表明，革命的理想是不会有问题的，美国、法国与俄国都是生动的例证。因此，必须对革命失败的经验进行总结。结果，革命的阵营本身出了问题。有一批不想革命的人窃取了革命的果实，变成了反革命。于是，革命的下一个任务，就是对革命中的反革命进行革命。革命从革满清政府的命到革国民党与国民政府的命。因为革命阵营本身发生了分裂，必须挖掘新的革命力量。结果，新兴的、人数少得可怜的、也最为悲惨的产业工人和饱受战乱之苦的农民，就成了革命的主力。中国革命也从此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进入到新民主主义革命。这就是瞿秋白进行革命与思想创造的背景。
　　——《瞿秋白与五四理想的终结》 胡传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