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毛泽东

　　宪政不是高不可攀的理想，而是现实生活的习惯。宪政的学习方法就是实行宪政，民治的训练就是实行民治。
　　——胡适

　　民主政治的好处在于不需要出类拔萃的人才……，在于“集思广益”，使许多阿斗把他们的平凡常识凑起来也可以勉强对付；在于给多数平庸的人有个参加政治的机会，可以训练他们爱护自己的权利。
　　——胡适


　　凡主张彻底改革的人，在政治上没有一个不走上绝对专制的路，这是很自然的，只有绝对的专制政权可以铲除一切反对党，消灭一切阻力，也只有绝对的专制政治可以不择手段，不惜代价，用最残酷的方法做到他们认为根本改革的目的。他们不承认他们的见解会有错误，他们也不能承认反对的人有值得考虑的理由，所以他们绝对不能容忍异己，也绝对不能容许自由的思想与言论。
　　——胡适

　　国家原来是人民集合对外抵抗别人压迫的组织，对内调和人民纷争的机关。善人利用他可以抵抗异族压迫，调和国内纷争；恶人利用他可以外而压迫异族，内而压迫人民。
　　——陈独秀

　　制度的功用在把坏人作恶的机会，减少到最低最低的限度。
　　——罗隆基

　　专制政治尚秘密，立宪政府尚公开。秘密者，每出诡谲之权谋；公开者，必有鲜明之旗帜。
　　——李大钊

　　一个人没有信仰，会导致道德低下，不择手段，为所欲为；一个民族没有信仰，会导致人心混乱，廉耻颠倒。
　　——孙大午

　　君子讲团结，不讲勾结；小人讲勾结，不讲团结。人们为志向而团结，为利益而勾结。
　　——孙大午

　　实现小康的难点不是官僚机构臃肿，而是国家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法制化、私有化。
　　——孙大午

　　生产能力可能过剩，劳动力永远不会过剩。生产能力过剩是现代社会的通病，但是劳动力不应该过剩，因为劳动的发展是没有止境的。一个人做工可以十个人为他服务，第三产业有广泛的发展空间，劳动不应该缺乏。
　　——孙大午

　　自上而下的改革没有下边的改革基础，难以成功，就如同戊戌变法的失败；自下而上的改革，又难以冲破庞大的官僚体系；上下呼应的改革，如果中间层用合法的身份、地位、手段干非法的勾当，抗上欺下，欺下瞒上，也是难以奏效的。
　　最好的改革办法应该是宪政改良：改良是一种妥协，是用赎买的方法剥夺既得利益集团的现在权力和长远利益，是用一种政治体制来规范各阶层的行为取向，用政治公平的社会取向，经济机会均等的游戏规则，使大家都能接受，这就是民主共和。
　　——孙大午

　　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
　　——孟德斯鸠

　　西方科学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以及通过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
　　——爱因斯坦

　　没有太多人相信，强大的政治影响力会来自于一个没有威慑力量的和平国度。因此不论强国、弱国、大国、小国的人民，他们都朗诵着同样一句话： 为了和平必须随时准备战争。
　　尽管所有的国家和人民都有众多维护正义的愿望和众多善良道德上的渴望，但在利益与道德间必须作出的艰难抉择中，几乎所有的国家和人民也都曾妥协过： 有过对前者的拥抱和对后者的抛弃。
　　尽管和平与合作已成媒体里的主流声音，国家间的争夺并没有减少，而是更开阔了前所未有的领域: 已从传统的对有限的土地、人口和自然资源的争夺，发展到争夺有限的经贸市场、资金流动市场、人才流动市场、科学技术市场、学说言论和媒体市场等等。
　　尽管所有的国家和人民寄望于对国际游戏规则和国际法的遵守。但如果人们认为这是永恒法则，那么他们的一厢情愿会有所失望。这些法则多为西方强权国家主导所制定，制定法则的人总会在他们认为合适的时候，找到合理的理由修改法则。
　　——《中国的西进与黄金时代》 王辛

　　伟大文明和国家的兴起关键，在于其精神领域是否出现了被人们自觉服从的“神圣力量”，是否出现这种“力量”的代言人和执行者，是否出现了符合正义的使命意识。这些都是文明和国家兴起的精神要素。
　　——《美国的“世界使命”何去何从》 倪乐雄

　　战争是国家、民族乃至文明的试金石。从美利坚的精神发展来看，独立战争是为自由而战，内战是为人权而战，这两场“安身立命”的立国之战已经为美国的精神追求、使命意识和献身目的奠定了基础并暗示了方向。借助两次世界大战，克服了“门罗主义”、“孤立主义”的小家子气，将人权、自由的实践带出国门，走向全球。
　　——《美国的“世界使命”何去何从》 倪乐雄

　　对国家和民族而言，“使命感”是巅峰状态的精神标志，国家和民族的衰落往往是从精神领域开始，其标志是“使命感”的丧失。这和人的衰退一样，精神衰退是一切的根源。
　　——《美国的“世界使命”何去何从》 倪乐雄

　　文明和国家的衰落有多重原因，而内耗是最普遍的因素。内耗有时来自内部的原因，有时来自外部压力。强盛的文明和国家具有一个普遍的共性，就是其内部结构十分精致，而这种精巧的制度一旦遭遇冲撞，则容易引发瘫痪性的毁坏。
　　苏联在没有外部直接碰撞下自我毁灭，一个原因是内耗导致了其“使命感”的丧失。美国的结构更加精致，但美国的制度保证了这个国家能够将内耗降低到最低限度。
　　但另一种情况对美国也许是致命的，那就是没有对手。历史上，当一个国家达到了强盛的目的———强大到没有一个对手，就会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因为强大的原动力是对抗，没有外部的对抗就不会产生“使命感”。黑格尔曾深刻地分析道：“那种主要的、最高的兴趣已经从它的生命中消失掉了，因为兴趣只有在反对的地方才能够存在。”
　　——《美国的“世界使命”何去何从》 倪乐雄

　　中国文化中最致命的罪恶因素不是别的而是奴道主义。当西方畅行所谓神道主义时，他们的人性只是被神威所压，一旦解放出来即有光辉闪烁。而奴道主义则是一种内在的变质。人性的一切内容都已彻底腐烂。奴隶精神成了灵魂中唯一的内容。即使外部压力消失，即使主子死去，奴道主义的阴魂依然不散。何况那奴隶主的空缺，及时可以递补。因为我们是全民皆奴。广大的奴隶队伍乃是产生奴隶主的最好资源。
　　——《丑陋的中国文人》　　摩　罗

　　如果说，知识分子有区别于芸芸大众之处的话，那就是知识分子对真理 (或相对真理) 的追求，对社会道义的承担和特有的独立思考精神。这种独立思考表现为一种不媚俗，不把权势或财富等同于真理，有时甚至表现为一种叛逆和不合作。
　　——《浅谈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　　　风雪千山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应当有一些自己珍惜的，不能出卖的，鲁迅称之为“中国的脊梁”的东西。这些东西中应包括知识分子的人格。
　　——《浅谈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　　　风雪千山

　　社会文化是一个社会变化发展的内在主导因素，它决定了一个社会变化发展的历史轨迹和走向。导致中国封建专制统治特别漫长的社会文化原因才是近代中国衰落的真正原因。
　　——《论近代中国衰落的社会文化原因》 董风江

　　封建专制统治以君主个人高度集权和君位世袭制度为基本特征，这种制度使国家的兴衰主要取决于君主个人的贤明与昏庸。君主贤明的，就选任一群贤臣，制定一些英明的政策，于是一时间政通人和、国泰民安。君主昏庸的，就往往奸臣当道、朝纲颓废，社会一片乌烟瘴气，甚至于刀兵四起，国破家亡。这就是所谓的人治——“其人存，其政举；其人亡，其政息”。中国古代各王朝的兴盛一般都在开国后的几十年。那些开国的君主们都是在前一朝代灭亡之际群雄逐鹿的的战乱局面中，凭着其英明才智战胜众多敌手，才最终夺得天下，所以他们是凭自已的才能而取得政权，而后代的君主则不然，全是凭血缘而当政。皇帝儿子多的，或许可以从中选择一个相对来说优秀一点的，只有一个儿子的，就无论如何都得由他继承，既使是正在吃奶的孩子也要被抱在龙座上君临天下。
　　这些后世的继位者自然是英明者少，平庸者多，甚至必然要出一些昏庸之辈。这些昏庸的君主们大多自幼长在深宫，娇生惯养，只知吃喝玩乐，穷奢极欲，根本不懂治国之道。皇帝既然不贤，当然不会选贤任能，往往是远君子、亲小人，任用一些谄媚奸佞之徒，这些人当政自然不会廉洁奉公、精忠报国，而必然是贪赃枉法、结党营私，为所欲为。统治集团这样腐朽，国家怎能不衰败呢？最后必然是朝代更替、国破家亡。然后新的朝代又开始了前一朝代由盛而衰的老路。由于君主专制制度的弊端，每一个王朝从建立之时起就注定了要必然灭亡。可惜的是从中国历史上出现第一个国家夏朝开始，至清朝末年，这样的兴衰更替在中国重复了四千多年，中国人就是认识不到其中的弊端，不能摆脱它走上别的道路，这真是中华民族的悲哀。
　　——《论近代中国衰落的社会文化原因》 董风江

　　当政治清明时，社会安定，赋税适度，经济便逐渐恢复和发展；当政治昏暗时，赋税繁重，再加上贪官污吏的搜刮掠夺，经济便趋于凋蔽；当王朝覆灭时，刀兵四起，战争连年不断，经济就会遭到严重破坏，甚至出现“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惨象。整个中国古代的社会经济就是在这种恢复——发展——停滞——破坏的周期中循环着，不能长期健康稳定地发展，进展非常缓慢。腐朽的君主专制统治还扼杀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阻碍了中国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明朝中后期，中国江南地区的工商业中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并达到了一定的规模，如广东佛山镇曾有织布工场2500多家，雇佣工人达5 万多人。从时间上讲，这比西欧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并不晚很多，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出现后，很快就面临着不利的政治经济环境。
　　——《论近代中国衰落的社会文化原因》 董风江

　　虽然中国历史上曾发生过很多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但是由于起义者们满脑子的也都是封建思想，缺乏起码的民主意识，认识不到造成他们起义的制度原因，所以他们反对的只是当时昏庸或者残暴的专制君主个人极其领导的统治集团，而不反对专制制度，他们只会推翻一个王朝而建立另一个王朝，充当改朝换代的工具，而不能建立起新的社会制度，所以中国的专制制度得以绵延四千多年。由于中国传统文化浓厚的封建特性，使中华民族长期沉湎于封建制度不能自拔，使中国社会几乎已经到了无法依靠自身力量走出封建社会的境地，这就造成中华民族在遭遇到严重的民族危机时也不能迅速地自我反省、改弦易辙，从而注定了中国在被列强侵略和欺压的困境中越陷越深。
　　——《论近代中国衰落的社会文化原因》 董风江

　　从思维特点方面看，中国人偏好从总体上把握事物，而不注意对事物的局部进行深入透彻的研究，偏好感性思维、经验思维，欠缺理性思维、逻辑思维。譬如：中国人说时间是年、月、日，说地名是省、市、县，说人名是先说姓后说名（姓是家族的名字），这些都说明中国人认知事物的着眼点是由大到小，偏好于把握事物的大体，而欧洲人正好相反，说时间是日、月、年，说地名是县、市、省，说人名是先说名后说姓，这些都反映出他们认知事物的着眼点是从小到大，这种对事物的细节和局部的重视有助于对事物认识的深入；在文字方面，汉字是象形文字，反映出中国人偏好于形象思维、感性思维，而欧洲文字多是字母文字，比较抽象，反映出欧洲人擅长于抽象思维，而科学的东西都是抽象的，不能从直观上把握，因而中国人的思维特点不利于科学的发展，这也是近代自然科学发源于欧洲的一个原因（近现代自然科学的一切定律、定理几乎全部是西方人创立的）。
　　——《论近代中国衰落的社会文化原因》 董风江

　　古代中国人非常重视实用性，侧重于能解决实际问题的技术研究，而不喜欢看不到即期功效的对事物内在规律的研究，所以中国古代的发明创造绝大多数都属于实用技术，而科学性的东西象勾股定理、圆周率等则很少。技术研究与科学研究有很大的区别：技术研究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用各种方法去试，发现某种方法能够实现目的，以后就使用该种方法，或者在无目的的情况下，偶然发现某种方法能够达到某种效果，便把它记住了，以后就用该种方法去实现该种效果。可见技术研究以实用为目的，与经验密不可分，因此也有人叫它经验科学，其实它主要是技术而不是科学。
　　——《论近代中国衰落的社会文化原因》 董风江

　　欧洲国家在古雅典、古罗马时就重视发展工商业，工商业经济就比较发达。欧洲文艺复兴之后，在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过程中，各国都采取了积极扶持工商业发展的政策，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论近代中国衰落的社会文化原因》 董风江

　　中国近代衰落的原因有：
　　1 、中国的历史传统和文化极端缺乏民主，并且传统文化中具有浓厚的维护君主专制制度的思想。
　　2 、中国传统文化缺乏科学成份。
　　3 、历代专制王朝重农抑商的统治政策。
　　时至今日，我们整个民族还未清楚的认识到中国近代衰落的原因，还未普遍地认识到传统文化的弊端，更谈不上对其进行批判和抛弃。所以传统文化的弊端尤其是封建思想在人们的头脑中依然根深蒂固，还在继续阻碍着中国的前进和发展。如人们头脑中由于长期专制统治造成的奴性思想还很浓厚，唯上、从上意识还很强烈，权力意识、民主观念还很淡薄，一些不民主的言行竟公然大行其道。
　　——《论近代中国衰落的社会文化原因》 董风江

　　从全社会讲，“官本位”仍然主导着中国人的价值观念，人们对社会体制中的弊端不是去积极改变，而是消极地去适应，只图混个一官半职以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这种思想很不利于社会的改良。
　　——《论近代中国衰落的社会文化原因》 董风江

　　一个个人，一个国家政府，一个国家执政党，一旦拥有了无上的权力，即使他真的像他自己标榜的那样——一贯“光荣、伟大、正确”，或迟或早，他都会把他的人民引向苦难的深渊。
　　——《游戏规则》　　本尼

　　中国五千年帝王历史，所拥有的“圣皇贤王”却屈指可数，所能拥有的“盛世”连国家历史的十分之一都不到。绝大多数时间，除了自己做自己的皇帝梦，天下百姓都是在天灾人祸里生存。天灾毕竟是暂时的、局部的，但人祸却是会连绵数载，波及全国，甚至影响到数百年后的後人。
　　——《游戏规则》　　本尼

　　三权分立的直接结果是一个国家政府和一个政府首脑不可能对自己的权力恣意妄行。总统作为一个国家政府的首脑，有权就国家大事做出自己的选择，甚至否决国会的决定；但是国会如果认为总统的决定是愚不可及，或者总统本人不适合当总统，它也可以否决总统的法令，直到乾脆弹劾总统；而最高法院虽然有权裁决国会或者总统的法令不符合宪法，却无权干涉国家经济建设。这样的制度下，总统只是一个普通公民，而且是一个一举一动都在大家监督下的普通公民，而不是什么为所欲为的“万寿无疆”、“光荣伟大”之类。国会更不是“唯君适从”，动不动就投票“全体通过”的“橡皮图章”，相反它成为了一个制衡总统权力的重要机关。就算一个国家的总统能够挟持国会，强迫它同意自己的意见，最高法院还是能够否决总统的疯狂决定。
　　——《游戏规则》　　本尼

　　没有一个法律是完美无缺的。三权分立的政策作为美国政府的一个的游戏规则，不可避免有著这样那样的缺点。一个政策能推举出英明的总统，就也有可能出现愚蠢和疯狂的总统，而这样的总统在美国历史上并非少数。唯一能够保证这个制度畅行无阻，并且不断完善的条件是，要有能够遵守这个游戏规则的人民。美国的制度能够通行并且泽被後人，就是因为有了能够遵守游戏规则的美国人民。如果人人（或者说许多人），都视这为废纸，那么再好的制度，也是废纸。如果人人都能遵守游戏规则，那么再糟的制度，也能被逐渐改善。不仅如此，这个国家的人民还应该懂得如何使用手里的权力， 来限制一个国家政府的运作， 不能“人云亦云”，在国会里出现什么“全体通过”的闹剧。
　　——《游戏规则》　　本尼

　　道德只有对那些自愿接受教育和约束的人才有约束力。而法制的约束力是强制性的，不管你愿意不愿意。
　　——《愚民与愚官》　 瘦竹

　　中国人对于具有暴力性质的革命，倒是乖乖服帖者多，而对于手段温和的改良或改革，所遇到的阻力，却常常是强烈和巨大的。改革之难，有时真是难于上青天，每走一步，并不比革命者于刀枪剑戟中，杀出一条血路更轻松。
　　因为改革者面临的不仅是维系既得利益的政治反对派，还有人数多得多的愚昧落后的民众，他们由于眼前一时的利害关系，在没有尝到改革的好处，甚至在领受到甜头，也会在感情上容易与无知守旧的官僚集团，结成神圣同盟。而贪官污吏，则是这个同盟中绝对的中坚分子，他们将失去得最多，所以，冀望扼杀改革的欲望比谁都强烈。
　　——《改革之难，有时真是难于上青天》

　　我们可以看到，当一国的宣传媒体被垄断、消息被封锁和歪曲、言论自由被剥夺之后，如果从整个国家的舆论来看，会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性，所有的报纸、电视、广播中的宣传都是一种声音，一个论调，公共领域中的不同声音就会逐渐消失。这种“大一统”后的舆论能反映多少人民的声音呢？
　　而这种大一统的真正可怕之处在于“洗脑”。当每天都听着煽动性的论调，挑选后的新闻，歪曲后的评论，还有多少人能保持冷静的头脑，做出正确的判断呢？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说：“谣言重复千遍就是真理。”控制舆论的真正目的不在于听不到不同的声音，而在于控制人民的思想，让他们想“应该想的”。
　　控制舆论的最好方法几乎总是宣扬混杂着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和残酷的道德纯粹欲的论调。因为自以为代表了整个民族的利益，从而彻底拒绝了反思自身的任何可能。对于持不同意见的人不是尝试从理由上去说服对方，而是依赖自身虚妄的道德优势感直斥对方的道德立场，并为自己进一步利用暴力打击反对者寻找借口。
　　——《谈民族情绪》　　沐目

　　我们都不大有记性。这也无怪，人生苦痛的事太多了，尤其是在中国。记性好的，大概都被厚重的苦痛压死了；只有记性坏的，适者生存，还能欣然活着。但我们究竟还有一点记 忆，回想起来，怎样的“今是昨非”呵，怎样的“口是心非”呵，怎样的“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我们还没有正在饿得要死时于无人处见别人的饭，正在穷得要死时于无 人处见别人的钱，正在性欲旺盛时遇见异性，而且很美的。我想，大话不宜讲得太早，否 则，倘有记性，将来想到时会脸红。
　　——鲁迅

　　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鲁迅 《呐喊.自序》

　　我有时也偶尔去看看学校的运动会。这种竞争，本来不像两敌国的开战，挟有仇隙的， 然而也会因了竞争而骂，或者竟打起来。但这些事又作别论。竞走的时候，大抵是最快的三 四个人一到决胜点，其余的便松懈了，有几个还至于失了跑完豫定的圈数的勇气，中途挤入 看客的群集中；或者佯为跌倒，使红十字队用担架将他抬走。假若偶有虽然落后，却尽跑， 尽跑的人，大家就嗤笑他。大概是因为他太不聪明，“不耻最后”的缘故罢。 所以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 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战具比我们精利的欧美人，战具未必比我们精利的匈奴蒙古满洲人，都如入无人之境。“土崩瓦解”这四个字，真是形容得有自知之明。 多有“不耻最后”的人的民族，无论什么事，怕总不会一下子就“土崩瓦解”的，我每 看运动会时，常常这样想：优胜者固然可敬，但那虽然落后而仍非跑至终点不止的竞技者， 和见了这样竞技者而肃然不笑的看客，乃正是中国将来的脊梁。 
　　——鲁迅 《这个和那个》

　　对于旧社会和旧势力的斗争，必须坚决，持久不断，而且注重实力。旧社会的根柢原是非常坚固的，新运动非有更大的力不能动摇它什么。并且旧社会还有它使新势力妥协的好办法，但它自己是决不妥协的。在中国也有过许多新的运动了，却每次都是新的敌不过旧的，那原因大抵是在新的一面没有坚决的广大的目的，要求很小，容易满足。 
　　——鲁迅《二心集.舆 论》

　　有时也觉得宽恕是美德，但立刻也疑心这话是怯汉所发明，因为他没有报复的勇气；或者倒是卑怯的坏人所 创造，因为他贻害于人而怕人来报复，便骗以宽恕的美名。
　　——鲁迅

　　我们有并不失掉自信力的中国人在。 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拚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 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 就是中国的脊梁。 这一类的人们，就是现在也何尝少呢？他们有确信，不自欺；他们在前仆后继的战斗， 不过一面总在被摧残，被抹杀，消灭于黑暗中，不能为大家所知道罢了。说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用以指一部分人则可，倘若加于全体，那简直是诬蔑。要论中国人，必须不被搽在表面的自欺欺人的脂粉所诓骗，却看看他的筋骨和脊梁。自 信力的有无，状元宰相的文章是不足为据的，要自己去看地底下。 
　　——鲁迅 《且介亭杂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

　　惟有民魂是值得宝贵的，惟有他发扬起来，中国才有真进步。 
　　——鲁迅 《华盖集续编.学界的三魂》

　　要我们保存国粹，也须国粹能保存我们。
　　——鲁迅

　　我们要革新的破坏者，因为他内心有理想的光。我们应该知道他和寇盗奴才的分别；应该留心自己堕入后两种。这区别并不烦难，只要观人，省己，凡言动中，思想中，含有借此据为己有的联兆者是寇盗，含有借此占些目前的小便宜的朕兆者是奴才，无论在前面打着的是怎样鲜明好看的旗子。 
　　——鲁迅《坟.再论雷锋塔的倒掉》


　　中国现在的人心中，不平和愤恨的分子太多了。不平还是改造的引线，但必须先改造了自己，再改造社会，改造世界；万不可单是不平。至于愤恨，却几乎全无用处。 
　　——鲁迅《热风.随感录六十二 恨恨而死》


　　不能革新的人，也是不能保古的。
　　——鲁迅 《华盖集.忽然想到》

　　古国的灭亡，就因为大部分的组织被太多的古习惯教养得硬化了，不再能够转移，来适 应新环境。若干分子又被太多的坏经验教养得聪明了，于是变性，知道在硬化的社会里，不 妨妄行。单是妄行的是可与论议的，故意妄行的却无须再与谈理。惟一的疗救，是在另开药 方：酸性剂，或者简直是强酸剂。 
　　——鲁迅 《华盖集.十四年的“读经”》

　　改革自然常不免于流血，但流血非即等于改革。血的应用，正如金钱一般，吝啬固然是不行的，浪费也大大的失算。 
　　——鲁迅 《华盖集续编.空谈》 

　　多数的力量是伟大，要紧的，有志于改革者倘不深知民众的心，设法利导，改进，则无论怎样的高文宏议，浪漫古典，都和他们无干，仅止于几个人在书房中互相叹赏，得些自己满足。 
　　——鲁迅 《二心集.习惯与改革》


　　易举和难行是改革者的两大派。同是不满于现状，但打破现状的手段却大不同：一是革 新，一是复古。同是革新，那手段也大不同：一是难行，一是易举。这两者有斗争。难行者 的好幌子，一定是完全和精密，借此来阻碍易举者的进行，然而它本身，却因为是虚悬的计 划，结果总并无成就：就是不行。 这不行，可又正是难行的改革者的慰藉，因为它虽无改革之实，却有改革之名。有些改 革者，是极爱谈改革的，但真的改革到了身边，却使他恐惧。惟有大谈难行的改革，这才可 以阻止易举的改革的到来，就是竭力维持着现状，一面大谈其改革，算是在做他那完全的改 革的事业。这和主张在床上学会了浮水，然后再去游泳的方法，其实是一样的。 
　　——鲁迅 《且介亭杂文二集.论新文字》

　　中国娶妻早是福气，儿子多也是福气。所有小孩，只是他父母福气的材料，并非将来的 “人”的萌芽，所以随便辗转，没人管他，因为无论如何，数目和材料的资格，总还存在。 即使偶尔送进学堂，然而社会和家庭的习惯，尊长和伴侣的脾气，却多与教育反背，仍然使 他与新时代不合。大了以后，幸而生存，也不过“仍旧贯如之何”，照例是制造孩子的家伙，不是“人”的父亲，他生了孩子，便仍然不是“人”的萌芽。
　　——鲁迅 《热风.随感录二十五》

　　所谓“便当”，并不是偷懒，是说在同一时间内，可以由此做成较多的事情。这就 是节省时间，也就是使一个人的有限的生命，更加有效，而也即等于延长了人的生命。 
　　——鲁迅 《准风月谈.禁用和自造》

　　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我想这鞭子总要来，好坏是别一问题，然而总要打到的。 
　　——鲁迅 《坟.娜拉走后怎么样》


　　凡当中国自身烂着的时候，倘有什么新的进来，旧的便照例有一种异样的挣扎。 
　　——鲁迅 

　　反改革者对于改革者的毒害，向来就并未放松过，手段的厉害也已经无以复加 了。只有改革者却还在睡梦里，总是吃亏，因而中国也总是没有改革，自此以后，是应该改 换些态度和方法的。 
　　——鲁迅 

　　我独不解中国人何以于旧状况那么心平气和，于较新的机运就这么疾首蹙额；于已成之 局那么委曲求全，于初兴之事就这么求全责备？ 智识高超而眼光远大的先生们开导我们：生下来的倘不是圣贤，豪杰，天才，就不要 生；写出来的倘不是不朽之作，就不要写；改革的事倘不是一下子就变成极乐世界，或者， 至少能给我（！）有更多的好处，就万万不要动！……那么，他是保守派么？据说：并不然 的。他正是革命家。惟独他有公平，正当，稳健，圆满，平和，毫无流弊的改革法；现下正 在研究室里研究着哩，——只是还没有研究好。什么时候研究好呢？答曰：没有准儿。 孩子初学步的第一步，在成人看来，的确是幼稚，危险，不成样子，或者简直是可笑 的。但无论怎样的愚妇人，却总以恳切的希望的心，看他跨出这第一步去，决不会因为他的 走法幼稚，怕要阻碍阔人的路线而“逼死”他；也决不至于将他禁在床上，使他躺着研究到 能够飞跑时再下地。因为她知道：假如这么办，即使长到一百岁也还是不会走路的。 
　　——鲁迅《华盖集.这个与那个》 

　　体质和精神都已硬化了的人民，对于极小的一点改革，也无不加以阻挠，表面上好像恐怕于自己不便，其实是恐怕于自己不利，但所设的口实，却往往见得极其公正而且堂皇。 
　　——鲁迅 《二心集.习惯和改革》 

　　维持现状说是任何时候都有的，赞成者也不会少，然而在任何时候都没有效，因为在实际上决定做不到。假使古时候用此法，就没有今之现状，今用此法，也就没有将来的现状，直至辽远的将来，一切都和太古无异。以文字论，则未有文字之时，就不会象形以造“文”，更不会孳乳而成“字”，〔１０〕篆决不解散而为隶，隶更不简单化为现在之所谓“真书”〔１１〕。文化的改革如长江大河的流行，无法遏止，假使能够遏止，那就成为死水，纵不干涸，也必腐败的。当然，在流行时，倘无弊害，岂不更是非常之好？然而在实际上，却断没有这样的事。回复故道的事是没有的，一定有迁移；维持现状的事也是没有的，一定有改变。有百利而无一弊的事也是没有的，只可权大小。 
　　——鲁迅 《且介亭杂文二集.从“别”字说开去》

　　老大的国民尽钻在僵硬的传统里，不肯变革，衰朽到毫无精力了，还要自相残杀。于是外面的生力军很容易地进来了，真是“匪今斯今，振古如兹” 
　　——鲁迅<<华盖集.忽然想到(五至六)

　　汉唐虽然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彼俘来一样，自由驱使，绝不介怀。一到衰弊陵夷之际，神经可就衰弱过敏了，每遇外国东西，便觉得彷佛彼来俘我一样，推拒，惶恐，退缩，逃避，抖成一团，又必想一篇道理来掩饰，而国粹遂成为孱王和孱奴的宝贝。 
　　——鲁迅 《坟.看镜有感》

　　后出者胜于前者 ，本是天下的平常事情，但除了堕落的民族外。 
　　——鲁迅 《华盖集.有趣的消息》

　　中国的社会，虽说“道德好”，实际却太缺乏相爱相助的心思。便是“孝”“烈”这类道德，也都是旁人毫不负责，一味收拾幼者弱者的方法。 
　　——鲁迅 《坟.我们怎么做父亲》

　　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全部踏倒他。
　　多有不自满的人的种族，永远前进，永远有希望。
　　多有只知责人不知反省的人的种族，祸哉祸哉！
　　唯有民魂是值得宝贵的，唯有他发扬起来，中国才有真进步。
　　——鲁迅

　　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
　　——鲁迅

　　赞颂中国固有文明的人们多起来了，加之以外国人。我常常想，凡有来到中国的， 倘能疾首蹙额而憎恶中国，我敢诚意地捧献我的感谢，因为他一定是不愿意吃中国人的肉的！ 
　　——鲁迅 《坟.灯下漫笔》

　　我们自己是早已布置妥帖了，有贵贱，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别人。一级一级的制驭着，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了。 
　　——鲁迅 《坟.灯下漫笔》

　　中国的文化，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是用很多的人的痛苦换来的。无论中国人，外国 人，凡是称赞中国文化的，都只是以主子自居的一部份。 
　　——鲁迅 《集外集拾遗.老调子已经唱完》

　　在21世纪的竞争中，我们在生产、经济方面碰到的困难还是能够克服的，也是可以赶上去的，但十几亿人的状况不能不令人担忧。一代一代人成长得很快，但国民素质不用说与发达国家比，就是与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也是不容乐观的。而我们到现在还没有对这个问题给予足够的重视，对国际竞争中人的素质考虑得不太多。
　　——中国社科院美国所原所长资中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