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腐败的特点，就是整个社会已经陷入“社会腐败”与“政治腐败”的结合之中。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李景鹏教授

　　人类社会虽然经历了巨大的发展，但是人类并没有脱离动物界的根本规律——生存竞争。这是由于人类所面临的生存环境仍然是一个物质资料和社会财富匮乏的世界所致。这就意味着物质资料和社会财富如果为社会上的一部分人所有，就不能为其他人所有。于是，面对着有限的物质资料和社会财富，人们便展开了激烈的竞争。这就是人类社会内部的生存竞争。自有人类社会以来至今，这一竞争没有停止过。只是竞争的方式不断变化而已。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李景鹏教授

　　人类实现新陈代谢的方式和一般生物以及其他的动物是不同的。第一，人类需求的满足不是靠自然界的恩赐，而是靠人类自己以制造工具为基础的社会生产来实现的；第二，人类的需求是不断变化的，它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地提高；第三，人类的需求是分层次的，它包括基本生活资料的需求、享受资料的需求和发展资料的需求。而且这三个方面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互相转化的。第四，人类需求的发展是不可逆的，它只能不断地提高而不能容忍不断地下降。从人类的天性来说，人们是自发地倾向于追求需求满足的最大化的。而能够克服这种自发性从而限制自己对需求最大化的追求的人是很少的。人们之间的生存竞争就表现为在每个人所处的具体环境提供的可能性的条件下，争取得到比别人更多的需求满足。由于社会物资、财富、机会等等的有限性或者说相对或绝对的匮乏，使得竞争的结果往往会造成一种“零和”的结局。也就是说，如果不能争取比别人得到的更多，那么就不是得到的更少，而可能是什么也得不到。这就充分显示出这种生存竞争的残酷性。这样一种局面在社会中是向每个人展开的，谁都不能例外。每个人面对这种残酷的竞争都有自己的办法。这样便形成了整个社会的错综复杂、千差万别的生存竞争的局面。然而，社会的生存竞争状况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受制于社会的基本制度的。不同时代、不同国家，以及一个国家的不同时期的社会基本制度不同，社会上生存竞争的情况也会有很大的差别。因为，社会的基本制度决定着社会物资、财富和机会分配的基本状况。而这种状况便为个人的生存竞争造成各种既定的制约条件，使人们只能在这些条件的制约之下来进行生存竞争，而很难超越它。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李景鹏教授

　　人类在推动历史车轮的前进，但总的方向和轨道是朝着什么样的目标前进，则是人类无能为力的。人类可以认识它(相对地)却不能改变它。这样，在人类的社会生活中便形成了两个领域、两个系统：一个是人类的意志可以自觉地起作用的系统，可以简称为人为系统，另一个是“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领域，或称为非人为的系统，这就是人类社会自动控制的系统。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李景鹏教授

　　一般的说，社会利益冲突是如何形成的呢？利益冲突源于利益矛盾，而利益矛盾又源于利益差异。然而，社会能够没有利益差异吗？如果可能，那么就可以从源头消灭利益冲突了。但这是不可能的。自从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一直到今天，没有任何一个社会其中人们的利益是没有差别的。
　　一个社会有差异才有竞争，有竞争才有活力，有活力才有动力，有动力才有发展。既然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之间的利益差异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在利益差异的基础上产生利益矛盾也就是不可避免的。利益矛盾虽然可能产生利益冲突，但并不必然产生利益冲突。利益矛盾只有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才会产生利益冲突。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李景鹏教授

　　社会的政治共识是社会稳定的重要保证。社会政治共识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即基本制度共识、基本程序共识和政策共识。一个社会如果丧失了政治上的基本共识，社会就要进入不稳定状态。在一般情况下，如果仅仅在政策层次上失去共识，并不会引起社会稳定的破坏。但是如果因为政策的严重失误而引起人们对政府制定政策的能力和政府的立场的不信任，也可以影响社会稳定。例如，在社会利益冲突中，冲突的一方如果认为政府的政策是为了维护在冲突中的另一方的利益或者由于人们的利益受到严重损害而认为政府政策的目的是与人民作对的话，那么就可能会引起人们对政府政策能力和立场的严重不信任，从而影响社会稳定。
　　政府的威信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前提。一个没有或丧失了威信的政府当然无法充当社会利益的有力的调节者。由于上面所说的政府政策的严重失误，以及政府的严重腐败等等都能造成政府威信扫地。这一方面会使人民群众把政府看成一个坏政府，从而把反对的矛头指向政府；另一方面也使政府失去调节利益冲突的机会和可能，使社会利益冲突处于完全无调节状态。这样，冲突扩大到一定程度就可能影响社会稳定。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李景鹏教授

　　人民群众对国家命运的冷淡为什么也是造成社会不稳定的途径呢？这是因为政府在维持社会稳定的过程中，往往需要人民群众的支持。特别是在政府遇到危机的时候，政府的力量就会变得十分软弱，从而使得政府不但无力调节社会利益冲突，而且自身权力的正常运行也成为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了人民群众的支持，政府就可以度过危机而保持社会稳定。反之，如果人民群众的面对政府的危机而抱着十分冷漠的态度，则会使政府的社会控制能力消失，这样，一方面，社会上稍有风吹草动就可能引起政府的倒台；另一方面，社会上的一切矛盾和冲突就都会表面化，从而引起整个社会的混乱和动荡。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李景鹏教授

　　社会失去稳定状态一般有哪些特征呢？首先表现为政府威信的急剧下降和政策的失灵；其次表现为社会生活的失序；第三表现为政府与人民之间关系的紧张，也就是反政府和反社会的行为大量出现，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关系严重恶化；第四，法律虚置，人们解决矛盾和纠纷已经不再依靠法律而是依靠实力；第五，社会经济生活脱离正常的轨道，人民的生活陷入困境；第六，政治话语混乱，人们对原有的政治话语表示厌恶，新的政治话语已经占有主导的地位；第七，国家领导集团内部矛盾重重，已无法实现真正的统一，等等。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便使社会呈现出不稳定的状态，甚至形成包括经济、政治和文化在内的全面的社会危机。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李景鹏教授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社会稳定还存在一个全局与局部的关系问题。毫无疑问，全局的稳定需要局部的稳定来保证。但是局部的不稳定却不一定会造成全局的不稳定。这一方面是与局部不稳定的范围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局部地区在全局中的地位有关。如果局部不稳定的范围不大，或者虽然范围较大但不同的局部不稳定之间彼此处于孤立的状态，或者局部自身的地位在全局中所占的地位不是特别重要，那么局部的不稳定便不会影响全局的稳定。这里特别要注意的是首都的稳定在整个国家稳定中的作用。首都对于国家的全局来说，虽然是一个局部，但它不同于任何其他的局部。首都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特别是作为政治中心，对全局的稳定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因此，在维护国家的社会和政治稳定的时候，紧紧地抓住首都的稳定是一个关键的问题。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李景鹏教授

　　一般地说，促使人们关心政治体制改革的大约有如下的一些因素：第一，对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关怀。生活本身的经验告诉人们，好的政治体制是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保障，而不好的政治体制则会成为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障碍。因此，要想使生活不断地得到改善，就要通过经济改革促进经济发展，而要想使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顺利地进行，就要有一个与之相适应的好的政治体制。第二，对整个国家的政治状况的不满。人们通过横向的比较（主要是知识分子）会感觉到我们的政治体制在结构、制度、程序、运行机制方面不完善、不理想。为了追求更理想的政治体制而产生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第三，对社会生活失序状态的不满。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利益关系的变化，社会生活秩序正在经历着一个深刻的转变，原有的秩序逐渐地瓦解，而新的秩序还没有很好地建立起来，从而产生了社会生活的失序状况。而在这种失序中最为严重的就是政治腐败。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人们便寄希望于政治体制改革。第四，对自己的政治地位和政治权利的状况不满。随着人们生活水平和教育水平的提高，以及人们眼界的开阔，人们对自己的政治地位和应该享有的政治权利便会提出更高的要求。因而人们就会深感现有的政治体制的不理想、不完善，要求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第五，对某种具体的不良政治遭遇的感受。在平时的政治生活中由于政治体制的不完善以及政治腐败等原因，往往使人们遭遇到一些不公正的甚至是伤害性、灾难性的对待。当人们在反思这些遭遇时便会产生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等等。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李景鹏教授

　　政治体制改革总是向着放松控制因而是减少权力的方向转变，因而就不可避免地使当权者丧失权力和利益。在现实中政治改革从来就是有风险的，而且是会损害领导层的既得利益的。因此，政治改革对于各级领导层来说，从来都具有被迫性。面对政治体制改革，各级当权者往往既不敢于也不愿轻易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在这种情况下要求各级当权者自觉自愿地、积极主动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是不现实的。正因为上面这两种原因，便造成各级当权者对政治体制改革缺乏动力的状况。但是另一方面各种政治体制改革又必须通过各级当权者才能实现。因此，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便只能来自外部的压力了。也就是说，政治体制改革往往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实现的：即如果不改革，则会冒更大的风险和丧失更大的利益，这样，在“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形势之下，改革便有可能被迫地实现。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李景鹏教授

　　在一般情况下，由于习惯势力等等的影响，人民群众在和平发展的时期对于政治存在很少提出异议，即使产生不满，也很难表现为明确的改变政治体制的要求。只有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的高度，人们的生活有了较大的改善的时候，人们的注意力才会逐渐转移到政治存在上来。那时人们就会对政治存在提出更高的要求，从而转化成为改革政治体制的动力。所以，在和平发展时期，人们的政治改革的要求是要等到经济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之后才能提到日程上来的。这就决定了来自人民群众的要求政治体制改革的直接的动力是很不容易成长起来的。完全指望这方面的动力的成长，政治体制改革恐怕就要被推到遥远的将来去了。因此，要想使这种要求变成真正的动力而造成改革的形势，则是一个非常曲折、艰难而且需要长期酝酿的过程。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李景鹏教授

　　从目前的情况来说，政治体制中的哪些内容构成了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障碍了呢？第一是行政体制，即政府的职能、规模、对社会管理的范围和手段、工作的态度和效率，等等。这些已构成了对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巨大障碍。因此，在政治体制改革中行政体制改革便被首先提到了日程上来。这件事我们现在正在做，并且还远远没有完成。第二，目前阻碍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另一个巨大的障碍则是因为缺乏规则所造成的经济运行的无序状态，而造成这种状态的最根本的因素则是政治腐败，即行政腐败和司法腐败。因此解决政治腐败的问题就成为当前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重大的任务。第三，解决政治腐败问题的关键则是舆论监督。事实证明一切政治腐败现象最怕的就是新闻曝光。因此运用大众传播媒体进行监督在反腐败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这方面的改革就是要从制度上和法律上为大众传播媒体的这一作用提供充分的保证。这就要逐步地开放舆论，逐步地实现新闻自由。因此舆论开放和新闻自由便是当前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的内容。第四，目前发展农村经济在整个经济发展战略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而阻碍农村经济发展的巨大障碍则是由所谓“三乱”造成的农民负担过重，极大地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而造成这种状况的重要原因是农民对那些无法无天的腐败的农村基层干部的“三乱”行为无能为力。这就涉及到农村的基层民主的问题了。如果农民具有充分的自主权，就会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因此，如何真正搞好村民自治的问题就成为目前政治体制改革的又一项重要任务。这些都是从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方面对政治体制改革提出的要求和提供的动力。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李景鹏教授

　　为了要改变以往的反腐败斗争的形势，使其有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就必须改变一下我们的思路，摒弃过去的被动地反腐败的办法，而采取主动地反腐败的办法。什么是主动地反腐败、又如何主动地反腐败呢？所谓主动地反腐败就是不要等到已经出现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情况时才去反腐败，而是要把腐败现象消灭在萌芽的状态。也就是说，要在腐败现象刚刚产生并十分弱小的时候，就将其消灭掉，而不允许它发展成为一股难以对付的力量。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李景鹏教授

　　在人类社会仍然存在着生存竞争的条件下，腐败现象是不可能根除的。但是对它不断地进行抑制，并且最大限度地进行抑制也是可能的。所以反腐败的斗争是一个需要不断地、永不停息地进行的过程。那么腐败作为一种反社会的力量，其强度和产生的频率取决于什么呢？总的说来是取决于其生存的条件的。也就是取决于社会利益分化的情况、社会利益竞争的条件、各种政策、法律、法规所存在的空隙的大小、对于腐败现象打击的力度，等等。特别是后面两项更加重要，更加关键。腐败现象的增长也有其特殊的规律，第一，其速度是呈几何级数的方式增长的。腐败现象在某一个领域中刚刚产生的时候其力量可能是相当微弱的，但是其增长的速度却是非常快的，可以说是以类似几何级数的方式加速增长的，或者说是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随着其增长速度的加快，其幅度或覆盖的范围也在增大，从而其力量也便增大起来。第二，腐败现象的驱动力是一种强烈的利益要求，在它的驱动下，腐败现象具有自动寻找政策漏洞的机制。只要政策本身具有这样那样的漏洞，腐败现象就会很快地渗透进去，在其中开始孳生和发展，并很快形成规模。第三，腐败现象孳生和发展的情况取决于抵制腐败的力量消长的情况。当这种抵制力量比较强大的时候，腐败现象的孳生和发展就比较缓慢而微弱。而当这种抵制的力量有所削弱的时候，则腐败现象的孳生和发展就会变得非常迅猛。第四，腐败现象一旦形成一种势力，它便会向社会的道德、文化、法律等方面渗透，产生对任何社会规范的虚无主义的态度，形成道德真空、法律虚设、文化沙漠、社会无序，等等。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李景鹏教授

　　反腐败力量的性质和特点又如何呢？首先，如果说腐败自身具有自动地寻找政策漏洞和自动地向一切领域渗透的机制的话，那么反腐败的力量恰恰是缺乏这种机制的。也就是说反腐败的力量并不具有自动地与腐败现象进行斗争的机制。反腐败的力量的基础是人们的社会正义感和社会责任感。而这种品质是人们无法自动地获得的。即使是专门建立的反腐败的机构，也不能认为其工作人员都自动地获得这种社会正义感和社会责任感，而是需要专门进行大量而艰巨的组织工作和教育工作并制定严格的规章制度才能把这个力量建立起来。也就是说反腐败的力量的建立和运作都需要付出极大的成本。这就反映出反腐败的力量对于自觉性和组织性的极大的依赖。因此，反腐败的力量的存在状态（其力量大些还是小些、其自觉性强些还是弱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党和政府在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投入。其次，反腐败力量在运作的过程中还时刻处于腐败力量的影响和渗透之中。即使原来的队伍是很坚强的也不能保证其中的某些人会被腐蚀。这样便在反腐败力量的内部又提出了反腐败的问题，从而使反腐败的力量必须在两条战线上作战，使其在反腐败的斗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第三，反腐败的力量虽然具有上述这些弱点，但是它却可以从几个方面来汲取力量。它可以从广大群众对于腐败现象的深恶痛绝中汲取力量；也可以从党和政府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中汲取力量；还可以从市场正常运行对规则的要求中汲取力量。这些方面都是为反腐败的力量提供支持的精神的和物质的力量源泉。这又是反腐败力量在斗争中有可能获得的有利条件。当反腐败力量善于汲取这些力量的时候，它就会变得比较强大，第四，反腐败力量在斗争过程中经验的积累，包括对腐败行为规律的认识方面的经验、对腐败行为不断变换的各种不同手法的认识方面的经验、对于反腐败力量队伍内部反腐败方面的经验等等。所有这些经验的积累，便会大大地增强反腐败的力量。
　　——《论反腐败的系统工程》 李景鹏

　　现代化的基本特征是：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国家、多元文化、开放社会。而中国在1978年以前的情况则与此完全相反，是计划经济、权威政治、人治国家、单一文化、封闭社会。
　　——《改革开放与中国的社会变迁》 北京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 李景鹏

　　一般地说，政治权威结构有四个层次：法的权威、机构的权威、职位的权威和人格的权威。在不同的政治体制中，这四个方面各自的地位和相互关系也有所不同。在现代的代议制民主的政体中，法的权威特别是宪法的权威是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的。其次是机构的权威。再其次是职位的和人格的权威。职位权威和人格权威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在不同的情况下有所不同。当一个领导者的人格魅力非常强的时候，人格的权威会高于职位的权威，而在一般情况下，则职位的权威高于人格的权威。在高度集权或全能主义的政体中，权威结构则是另一种情况。在这里，政治领袖的人格权威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其次是职位的权威。因为领袖们的人格权威一般也需要通过职位来表现。再其次才是机构的权威和法的权威。法的权威之所以处于最低的地位，是因为法律的制定包括宪法的制定总是在一定机构的主持下实现的，因此这些机构便总会在事实上把自己的地位置于法律的地位之上。
　　中国的权威结构的再进一步的发展，就是要使法的权威上升到第一位，而且是至高无上的地位。这样，中国的权威结构便与现代民主制政体的权威结构一致了。应当说，中国正处在这个变化当中，只是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改革开放与中国的社会变迁》 北京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 李景鹏

　　社会变动归根到底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使我们的综合国力得到很大的提高，人民的生活得到很大的改善，整个社会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这个过去的仁人志士们梦寐以求的理想，已经逐渐变成了现实。但是在取得生产力发展的巨大成功的同时，也有相应的负面效应。1，泡沫经济的出现，并由此产生了社会的虚假繁荣现象，促进了社会高消费浪潮的发展，为人们过分地追求享乐创造了条件；2，物质主义的滋长。由于经济发展的刚性，使得人们必然把主要的精力向这方面投入，从而忽视精神领域的建设。从而造成一种重物质、轻精神的社会倾向；3，懒惰的倾向。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对工具的依赖性越来越强，而人类自身的能力则不断地丧失，显示出一种懒惰的倾向。而这种倾向反映在生活中便会助长坐享其成的思想。
　　——《改革开放与中国的社会变迁》 北京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 李景鹏

　　在人类的历史发展中，往往并不是人们计划要做什么事就能够做成功的。如果历史的发展没有为我们提供一定的机遇，即使我们付出再大的努力也是很难成功的。这是因为宏观的历史发展所体现的规律是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人类的活动只有在客观的历史发展为其准备了可能性的条件时，才能产生预期的结果。这里所说的客观历史发展为我们准备的可能性条件，即是历史机遇。
　　——《论中国改革开放历史机遇的形成》 李 景 鹏

　　机遇对于一个国家的发展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而善于抓住机遇则是一个国家领导人的最宝贵的品质和才能。
　　——《论中国改革开放历史机遇的形成》 李 景 鹏

　　就我国目前政治参与的现状而言，其发展水平离理想的状态仍有相当的距离，更难以适应当前和今后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的大转型。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1、从总的范围来看，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面仍显狭窄。主要是，我国公民的社会参与（如村民自治和居民自治）比较充分，但对政权体系和重大决策的影响不足，难以进入国家的实质内容。参与的总体特征是精英参与占主导。
　　2、动员型参与多于自觉型参与，公民的主动参政的意识不够；政治冷漠广泛存在。
　　3、在常规的政治参与中，参与主要用于产生共识而不是用于公民对决策的自主选择。
　　4、手段性参与重于目标性参与；重视政治参与的短期效应而不能着眼于长远的民主政治建设。相应地，从利益型参与向责任型参与的转变不足。
　　5、情感型参与偏多，政治参与的非理性化程度偏高。非常规参与有扩大的势头，而且它们常常与非制度化参与、暴力参与合而为一。这对我国的政治发展和社会稳定造成了严重的危害。
　　6、我国的政治参与存在着地域、行业、阶层上的巨大不平衡性。对这一点有必要进一步说明：居民之间，大、小城市居民之间政治参与意识的发展程度不一致；不同阶层、群体和从业者的政治参与要求存在差别；从发展态势来看，大中城市居民、文教科研、党政机关的从业者因其工作性质、文化素质和政治信息接受程度等原因，参与意识较强；而工人、农民、个体劳动者的大多数（尤其是不发达地区的这类人），其参与意识则明显偏低。就是说，政治参与意识的增强主要还局限于经济文化较发达的地域和文化阶层以及职业与政治关系较密切者；政治参与要求普遍提高的大众心理基础尚不完全具备，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有待普遍提高。
　　——《中国政治发展的目标定位》 刘伟 安卫华

　　一个社会的政治体系对社会利益变动和冲突的疏导与协调能力的强弱，关键要看利益表达的制度化和程序化程度。
　　——《中国政治发展的目标定位》 刘伟 安卫华

　　法治最本质的精神和内容是宪政，即公民对政府权力的约束和监督，以及政府严格按照宪法和法律作为或不作为，从而保护公民权利促进社会福利。就此意义而言，法治的真正实现在中国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而这其中，公民参与的扩大是不可缺少的。公众的参与有助于形成社会的监督压力，这将促成政府的规范化运作。
　　——《中国政治发展的目标定位》 刘伟 安卫华

　　中国对纯数学纯物理学等基础学科的研究不太重视，与许多重视科研的工业国家的水平相去甚远。且不论一些工业大国，即使是印度与荷兰——一个是南亚穷国，一个是西欧小国，基础理论科学发展都比中国好。中国在这方面的投资少得可怜，以致于与世界的差距越来越大。我看中国要跨入工业大国的行列，对基本科学的投资至少要增加十倍。现代化没有工业不行，而工业的发展则离不开纯数学。
　　——《中国教育忧思录》　　丘成桐

　　在美国，培养年轻人不计成本，从中学开始就引导学生追求科学、追求资讯，学校非常注意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所以不断地有新的天才出现。他们喜欢乱闯乱碰，海阔天空，除非他们认为前人的思路对自己有帮助，否则会向完全不同的方向发展。中国不同，中国是用种种考试凝固学生。同时，美国的大学或研究院，对海外人才——任何门类的人才都极力争取。为了得到一个好的人才，可以从系主任到校长，或是公司总裁亲自出马，竭尽全力，以最好的条件去吸引……
　　——《中国教育忧思录》　　丘成桐

　　中国要成为一个强国，人才一定要在本土生根。
　　——《中国教育忧思录》　　丘成桐

　　长期以来，由于法制观念的淡薄，人治问题的存在，使监督机制受到忽视。监督机关缺乏足够的权力，监督工作显得软弱无力。查案办案受到种种牵制，有时还要冒很大的个人风险，从而导致一些不良现象的滋生。“一种权力一旦失去监督与约束,其发展就必然会走向腐化与堕落。” 这巳经成为政治上公认的定律。政府的公共权力应该是为公众利益服务的，国家的干部应该做好人民的勤务员。然而,如果缺少监督机制，这种服务就难以实施 ，这种主仆关系就必然颠倒，权力就会异化，腐败就难以避免。
　　——《中国公务员制度的分析》 谢明

　　用人上的腐败是最大的腐败。
　　——《中国公务员制度的分析》 谢明

　　渐进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不断学习和实验、不断反馈和调整的过程。渐进决策无疑具有很多的优点，它有利于避免因决策严重失误所产生的持久性结果。社会是一个惯性很大的系统，越是严重的错误越难以及时纠正。如果把步子迈得小一些，那么发现了问题就能够及时纠正。迈大步往往意味着进行重大的政策变革，这样的激进型做法一方面可能会引起决策层内部的紧张和冲突，导致权力的改组和社会形势的重大变化，所冒的政治风险较大；另一方面可能会在制度安排和公众心理方面遇到很大阻力，特别是来自目标群体的阻力，将形成政策执行中的巨大障碍，引起一些意想不到的后果，很不利于社会形势的稳定。如果能够把大步变为连续的小步，步幅虽小但频率不慢，那么上述的风险就会大大地缓解。
　　——《中国公务员制度的分析》 谢明

　　按部就班、修修补补的渐进主义或许看上去不象是英雄，因为它缺少惊人的壮举，但它作为足智多谋的问题解决者在现实生活中却大有用武之地。
　　然而，渐进决策也并非没有缺陷。从某种意义上讲，它带有一定保守主义的偏见，对旧有政策过于留恋，并受思维定式的左右，具有一定程度的惰性，且需要付出大量的时间资源。在社会加速变革时期，渐进决策可能会显得无所作为。 
　　——谢明 《中国公务员制度的分析》

　　机器的精密是我们在建立组织规章时所期盼得到的。组织的生活往往是循规蹈矩的，力求象钟表结构那样误差极小。比如，人们通常被要求准时上班，从事一项预先设计好的工作，在指定的时间休息，然后重新投入工作，直到任务完成。在许多组织中，工人实行倒班制，一班工人井井有序地接替另一班工人的工作，使工作能在一天24小时内能不间断地进行下去。仔细观察一下一些从事流水线作业的企业和那些需要处理大量文件表格的行政机构的工作，不难发现机械的方式普通存在，机器的比喻恰如其分。组织被设计得象一部机器，雇员被期望发挥机器部件的作用，一环扣一环，维持机器的运转。
　　快餐业及多数服务性行业是典型的机器论管理方式。雇员的每一步行动都进行了预先的设计，并有明确的时间限制，即使在需要进行人际交往的环境中也是如此，雇员接待顾客要严格按步骤操作，甚至具体的表情和动作都作了明确的规定。这种方式的组织设计与管理曾获得过巨大的成功。
　　——《组织的比喻》　　谢明

　　政治是用以满足团结需要的一种调节手段，政治在利益差异中创造秩序。
　　——亚里士多德

　　最近五千年来，人类文明的崛起与建立帝国的冲动密切相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出现了一个根本性的范式挑战：没有专制制度和帝国欲望的驱动，人类文明能否维持下去，并取得普遍的巨大成功？要回答这一问题，就要求对巨型专制政府管理(governance)体制在维持人类社会法律关系模式方面的效力作批判性的诊断估价。我的结论是，巨型专制制度必然失败。但民主制度并非高枕无忧。在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中，由于贸易和电子通讯，人们的日常生活已经日益具有全球的性质。那么，在未来几十年里，我们在何处着手为秩序的构造奠基呢？我的回答是，我们必须从我们各自文明的基本思想渊源入手。我们必须首先从基础着手，然后再往高处发展，而不是先高后低。人类社会相互之间要想更多的互补，我们就必须理解各自文明的共同特征，因为这可以作为我们的共同基础。同时，我们必须深化理解不同文明的独特之处，因为这样才可以通过学习自己的以及他人的经验来发展各自的文明。 
　　——《东方和西方》 文森特·奥斯特罗姆

　　一个自我组织的体制依赖于固定的组织原则；一个自治的体制有能力实施自我改革，能够逐渐实现规则性关系的制度变迁。
　　——《东方和西方》 文森特·奥斯特罗姆

　　相互信任是在自治文明中设计自由社会的必要条件。广泛地依靠法律理性和武力，就会置相互信任于危险境地。抛弃了信任，人们会变得缺乏自信，并开始相互劫掠，除非他们都为法律所约束，而到那时，法律也已经为暴力所粉碎了。权杖也传到那些控制大棒和刀剑的人手中。我们能够通过创造和保持信任的纽带，而不是通过命令和控制的统治模式来构造自由社会。共识和相互信任的创造和维持是使人类社会团结在一起的纽带。拟定可靠的责任，并用分级惩罚措施为基础，这都可以用来警告那些倾向于搭便车的同行和邻居控制他们的表现。这是构造信任的一条途径。这条途径把对动用恶的工具来行善的依赖降至最低限度。
　　——《东方和西方》 文森特·奥斯特罗姆

　　现代政治家的三条标准：摆脱传统意识，不在潜意识中视人民为统治对象；超越阶层利益，为公众而不是为所在阶层的利益代言；充满宪政精神，对宪法和法律具有不可动摇的忠诚。
　　——周为民

　　研究表明，落后国家发展长期滞后的原因之一是政府的治理能力差。未来的国家竞争力的强弱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的治理能力。一个追求仁政的政府将败给那些充分发挥社会自治和市场调节能力从而大大提高自身治理能力的政府。
　　仁政的政府只是一个被历史证明已经逝去的梦。一个善治的政府才是中国的福音。
　　——《中国需要怎样的政治家？》 章敬平

　　中国历史上的愚民传统，使得神秘行政更加造成政府的低信誉信用问题。政府行政规则在不改革开放、社会政治结构没有遇到大的挑战面前还能维持下去，但现在问题越来越多，政府也意识到如果再搞神秘行政就会在相当程度上损害政府利益。
　　在社会生活足够复杂化的情况下，政府的智力是不够用的，政府出错的可能性在市场经济复杂化的情况下和社会生活复杂化的情况下大大提高。而神秘行政固然在一些方面强化了政府的一些权力，但这样的结果是上级政府管不了下级政府，政府管不了自己的官员。老百姓没有一点监督的渠道，一旦出事就是大事。
　　——杨凤春

　　真正的政务公开的内容应该包括：
　　政府以及政府各部门除涉及政府秘密之外的信息公开，比如政府行政的具体过程、一些非机密的档案文书、一些工程的招投标情况等等，而不是一些制定出来本来就是想让老百姓知道的法律法规。
　　对人大监督职能的知情权和监督权。人大代表人民监督政府，但是人大在做什么、怎么做，现在人民也不知道，人民需要了解人大工作的具体过程，以及如何监督政府的过程和立法过程等。
　　法院和检察院司法方面的公开，比如旁听制度和重大案件公众的知情制度的建立。现在要加入一个公开的因素，可以在一定的程度上对抗和取消这种单方面的只对上负责的权力干预。需要在司法的程序中间加大公开的力度。比如律师介入程度的问题。
　　我们现在的公开是一般结果的公开。在一切都已经定了的情况下的公开是没有意义的，我们更需要的是过程的公开。
　　——杨凤春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入世后一系列国际规则的引入，中国的经济、政治体制会日益融入国际社会并受到国际社会愈来愈多的压力。
　　同样在国内，民主和法治的要求越来越高，公民的素质也越来越高，政府的治理压力越来越大，对于治理效率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政府必须采取更多的方式来提高治理效率，政务公开成为其内在的一个需求。
　　——杨凤春

　　行政不是政治问题，而是管理问题。
　　——公共治理权威戴维·奥斯本与彼德·普拉斯特里克在《摒弃官僚主义制：政府再造的五项战略》写道

　　１９９７年初，党政机关人员有８００万，加上事业单位共２８００万，财政供养人员共３６７５万，比１９７８年增长８２３％，比总人口增长幅度高２７１％。党政群机关行政管理支出占财政支出的４５％。财政负担非常严重。一般来说，行政支出占１５％比较合理。同时，１９９８年改革必须考虑到事业单位，因为事业费占到财政支出的１／３，有的地方甚至占到２／３。我们通过历史上的对比可以更清楚地来看１９９８年的财政负担。西汉时，７９４５个人供养一个财政人员，隋朝３６５８：１，唐朝３９２７：１，元代２６１３：１，明太祖２２９９：１，清康熙年间９１１：１，１９４９年２９７：１，１９７８年５０：１，１９９６年３０：１。地方上的情况尤为严重，１９９８年山西１３个人养一个公务员。从各国情况看，一般７５到１００人养一个财政人员比较合理。
　　—— 杜钢建

　　南非现在在国际上声音很强，它在转型过程中，首先推行民主化。我国整个政府机构改革最根本的问题在于民主化、法制化的进程太慢。下一轮改革中，我们必须抓住这两点。韩国自１９９８年金大中上台以来，经济增长速度是所有发达国家中最快的。它改革的特点就是首先实行审批改革（规制改革），金大中上台后成立了规制委员会，实行官民互动。韩国的６０００多个规制部门被砍掉一半。规制越多，腐败也越多，妨碍经济的立法也越多。中国从１９９８年以后，抓住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这是完全正确的。我想用四个字概括机构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就是放松规制。现在政府应该更自觉地放松规制。另外，很多政府过去承担的职能完全不需要政府承担，招标等各种方式完全可以采用。如果打破行政垄断或行业垄断，可以使ＧＤＰ增长一到两个百分点。
　　—— 杜钢建

　　从政府改革来说，核心战略是转变政府职能。在实施层面上，有三大改革配套，即整顿市场秩序、审批制度改革和政务公开化、民主化。实施核心战略的方向从文化上来讲是法制化、民主化。在机构改革的实施步骤中，最重要的是不要对中央部委的改革抱太大的希望。中国改革的动力和希望在地方，要关注地方政府改革的动向。相当一批地方官员非常渴望民主化和法制化。有人甚至提出要搞政治特区，在政治特区放开搞政治体制改革试验。
　　—— 杜钢建

　　重建政治中个人的地位可以作为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基础，它包括以下几点：政治体制改革成功与否，我们可以通过个人在政治中的地位是否提高作为标准，即政治中个人的地位可以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评价标准；政治体制改革的具体设计必须考虑个人在政治中的地位，即政治中个人的地位是政治体制改革设计中的应有之义。 
　　1．提高个人在政治中的地位应该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经济的改革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要求政治体制改革与之相适应，那么政治体制改革怎么改？对此学者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如果我们把重建政治中个人的地位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基础，那么我们就应该所提高个人在政治中的地位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事实上，现阶段政治体制改革的具体措施已经体现了这一思想。在农村实行村民自治，就其本质上就是还权于民，让民众有更多的自主性，能够自我管理，自我发展，自我服务，把民众从政治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这表明民众在政治中的地位提高。在城市实行社区自治，这也表明政府日益认识到提高民众在政治中地位的重要性。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过程，如果从经济上讲是个人物质利益不断提高的过程，那么从政治上讲就是个人政治地位逐步提高的过程。 
　　2.提高个人在政治中的地位应该成为政治体制改革具体政治设计的基础。例如我们在进行有关政府与社会关系调整的政治体制改革中，个人理应成为政府与社会关系之调整要考虑的对象，如果忽视个人的政府与社会之间关系调整是没有意义的。因此我们在设计关于政府与社会关系之调整时，应该考虑如何给个人充分的自主权，也即如何在调整政府与社会关系时，提高个在政治中的地位。在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中，很多政治设计表面看来似乎与个人无关，事实上一切政治体制改革的最后落脚点都在个人上，因此个人的政治地位应该而且必须成为政治体制改革中政治设计的基础。政府与企业，中央与地方，党和政府等等政治体制改革的具体政治设计都就应该考虑个人的地位，在此我们不妨把企业、地方等当作大写的“个人”来看待，而在进行企业内部改革时，更应该考虑个人的地位。 
　　3.个人在政治中的地位是否提高应该成为一切政治体制改革是否成功的试金石。一项政治体制改革成功与否，不是看领导者是否满意，而是看个人与以前相比在政治中的地位是否提高，个人是否拥有更多的发言权。中国政企改革是否成功，在经济上表现为企业是否得到发展，而在政治上则表现为企业是否有更多的自主权，企业员工是否在政治中的地位得到提高。 
　　——《重建政治中的个人之地位》 李文钊



　　政府、市场与公民社会属于同等重要的地位，相辅相成，共同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健康快速发展。政府可以帮助市场、校正市场，市场也可以帮助政府、校正政府，但二者并不是零和关系，于是又引入了公民社会“这只手”，作为一种缓冲力量，旨在弥补政府和市场在协调中的某些不足，但它也内在地存在着许多局限，它不能代替政府而享有合法的强制权力，也不能代替市场而自发地对大多数资源进行有效的配置，它必须建立在政府和市场的基础之上，是对二者的补充。所以，政府、市场与公民社会三者就如同一个全集内的三个相互交叉的子集，各有其独立作用的空间，同时又有其协同作用的交集。 
　　三者应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市场对于资源配置具有天然的优越性，这也是当今各国政府进行市场化改革的主要原因，同时也是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点所在。然而，政府职能无论如何市场化，都不可能收缩到无为而治的地步。政府虽然不能作为经济增长的直接提供者，但依然可以作为经济增长的合作者、催化剂和促进者。正如德鲁克所说“我们并没有处在一个‘政府正在消亡’的时代。相反，我们需要有力的、强大的和积极活跃的政府。但我们的确面临着在一个大的却是重要的政府和一个因将自己限定于决策、导航并将具体运作留给其他行为主体的强有力的政府之间的选择。” [9]显然，政府应该起掌舵而不是划桨的作用。而导航的最重要、最有力的方法就是开辟并指引“市场航线”，即创立激励机制以便引导人们向社会所欲达的方向行进，同时把大量的无数的具体决策留给市场参与者作出。具体来说，政府应该做的就是：为市场运行提供制度保障；为市场正常运行提供适宜的环境；对宏观经济进行调控和管理；组织和保障公共物品的生产；调节物质财富的分配等。另外，作为政府和市场的补充，公民社会则在完成微利或者无利可图的任务，需要有同情心和对个人关心尊重的任务以及牵涉到贯彻道德准则和个人行为职责的任务方面倾向于更胜一筹。因此，只有在政府、市场与公民社会之间建立一个有效互动网络，使三者的优越性都得到充分发挥，从而逐步形成政府、市场与公民社会三足鼎立的局面，才能高效增进并合理分配社会利益。这也就是治理理论给予的启示以及其欲达到的理想境界。 
　　——《21世纪政府、市场与公民社会的三足鼎立——来自治理理论的启示》　　闫 娟

　　在全球的竞争环境下，国家间的竞争在很大程度上即是制度的竞争。社会的很多进步，都是政府改革带动的，取决于政府政策松绑。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法学会WTO研究会副会长于安


　　并非所有有志之士皆志在道德完美，道德是世间秩序的维护之道，却并非立志之所。几见道德能格物致知（格物致知靠的是求索的理性），又何求以“德”治国平天下？即便修身，也是世间秩序之中的自保罢了。德只是对大众的，小人无用德；君子无需德。 
　　人公开期望道德，一半是希望道德的集体效果，一半是不敢否认道德。
　　——贾西津

　　在小群体领域需要自愿的利他主义道德，但在扩展的经济领域，需要的是诚实经商、尊重经济自由与公平的道德。在强制的政治领域，需要的也是可以实行的是正当运用强权的道德。
　　——李文钊

　　如果我们把每个人的不幸堆成一堆由大家均分，大多数人都会甘愿接受一份，欣然离去。
　　——苏格拉底

　　大多数的科学家，对于最高级的形容词和夸张手法都是深恶痛绝的，伟大的人物一般都是谦虚谨慎的。
　　——贝弗里奇

　　最本质的人生价值就是人的独立性。
　　——布迪曼

　　领导的速度决定团队的效率。


　　著名阿拉伯文化研究家艾哈迈德爱敏在他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中就指出：“游牧人所处的地区不少在沙漠地方。面对大自然，目无所障。烈日当空，则脑髓如焚；明月悠悠，则心花怒放；星光灿烂，则心旷神怡；狂飙突来则当所立催。人们在这样强烈的、美丽的、残酷的大自然下生活，心性未有不感恩于仁慈的造物，化育的主宰的，……这也就可以解释伊斯兰教产生于阿拉伯沙漠。”
　　黑格尔甚至认为自然环境对社会政体的形成发生影响。他说：“土地肥沃的国家常常是‘单人统治’的政体。土地贫瘠的国家往往是‘众人统治’的政体”。他还断言，居住海边的人们，要求两者混合的政体。
　　黑格尔还认为世界有三大地带，居住于高原的居民，性格好客而喜掠夺。平原居民则守旧，呆板和孤僻；海岸居民崇尚昌险、沉着和机智。他说：“平凡的土地、平凡的平原流域把人们束缚在土壤上，把他们卷入无穷的依赖性里面，但是大海却挟着人类超越了那些思想和行为的有限的因子”。他强调希腊复杂的地形，千形万态的海湾，影响希腊人形成敏捷多变的性格，希腊人在自然界景色万象纷呈之前，往往把注意力转向对自身的反思，去伸展他们微弱的力量，他们固然在自然界面前茫然不知所措，专门依赖自然的风云变幻，倾听外界的信号。而另一方面，他们又非常精神地、机敏地辨认支配和反抗外界，不幸的是居住在恒河、印度河等大河流域的民族，“由于平原总是显出一个不变的形态，因此习于单调，激不起什么变化。”
　　——《“手掌”上的三个世界——当代文化差异的考察》 盛邦和

　　在确认环境影响民族文化的同时，我们也反对“绝对”的“地理环境决定论”。这是因为：（一）地理环境所能“培育”的仅是人类文化的“幼芽”与“胚胎”。随着人类科技水平的提高，地理环境的作用在逐步削弱。（二）一方面地理环境影响文化，另一方面文化一旦形成又反过来促使人们改造自然环境。（三）自然环境无法“独自”培育文化，文化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综合体的合力选择。简单地说，自然环境必须与“中介”，即社会生产样式与社会构成样式相结合才能选择出相适应的文化。
　　但尽管如此，地理环境确实象“温床”，培育出多种文化的原始“胚胎”，使人类文化在纷繁变化的地理环境背景下，出现各种既定形态。
　　——《“手掌”上的三个世界——当代文化差异的考察》 盛邦和

　　经验告诉我们，战略技术、核心技术是引进不来 的，只能下决心自主创新。我们要从观念上有一个改变，就是横下一条心，要创新、要跨越、要走在他人前面。
　　——徐冠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