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各种文明和社会制度，应长期共存，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
　　——江泽民

　　现代公务员制度最早起源于英国，至今已有１５０年的历史。公务员制度是西方国家政党制度的直接产物：政党轮流执政的结果，造成政府所有工作人员“与政党共进退”，使政府工作经常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因此，有必要建立起一支独立于党派之争的稳定的业务类公务员队伍。
　　——《西方国家公务员制度的特色》　田心明

　　西方国家公务员制度普遍实行“两官分途”，即将公务员分为政务类公务员与业务类公务员。政务类公务员实行任期制，由民选产生或由政府首脑任命，负责政党政策在政府工作中的贯彻执行；业务类公务员实行常任制，多数通过考试录用，主要负责执行政府的日常业务。两者不得相互转任。政务类公务员的产生和管理办法与业务类公务员不同，两者或者各自独立适用不同的法律，或者在同一部法律中分别独立规定。
　　西方国家既要坚持“政党轮流执政”，又要避免“政党分赃”的腐败现象，因而特别强调业务类公务员得保持政治中立：必须忠于政府，不得带有党派倾向和其他政治倾向，不得参与党派活动，同时其管理也不受政党干预。英国在公务员的内部纪律中规定，公务员“不得参加政党和担任政党机构的官员，或为政党从事政治活动”，“不得发表政治言论，表明自己的政治观点，不得发表批评政府的政策和措施的意见”等。美国在１８８３年施行的文官制度法（亦称《彭德尔顿法》）中规定：“文官在政治上必须采取中立态度，禁止参加竞选等政治活动，禁止进行金钱授受”，“文官须忠实于政府，对现行政体和政治组织，不得产生怀疑”。日本国家公务员法规定：“公务员不得为政党和政治目的谋求接受捐款及其他利益，或者不得以任何方式参与这些行为”，“公务员不得作政党或政治团体的负责人、政治顾问或有同等作用的成员”。
　　——《西方国家公务员制度的特色》　田心明

　　西方国家公务员制度都很重视保障公务员的合法权利。公务员除享有一般公民的权利以外，还享有保障公务员身份的特殊权利，主要包括：就职平等权、合理报酬权、职业培训权、带薪休假权、辞职权、申诉权等。为保障公务员的合法权利，各国一般都在公务员制度的有关规定中对公务员的权利和义务进行明确规定，并设立专门的机构受理侵犯公务员权利的事宜，如英国设有“功绩制保护委员会”、日本设有“公平审查委员会”、法国设有“对等委员会”等。此外，许多西方国家还建立了公务员工会，充当公务员的利益代言人，就公务员的权益问题与政府谈判，如美国的联邦公务员，就有三家工会组织。西方国家通过这种权利保障制度，有效地防止了行政长官滥用职权处分公务员的行为，维护了公务员的合法权利。
　　——《西方国家公务员制度的特色》　田心明

　　人类最大的悲剧并不是天然资源的巨大浪费，虽然这也是悲剧。但最大的悲剧却是人力资源的浪费。
　　——荷尔

　　加速全球化的最大推动力从来就是市场经济。就其本质来说，市场的力量是决不承认任何界限的。只要有利可图，它就会像水银泻地那样无孔不入。它在过去已经冲破了许多部落的、民族的藩篱，今后它还要冲破更多国家的、地区的、种族的、宗教的、文化的界限。对于那些比较适应了市场经济的国家，困难当然可能小一些；而对于那些新近才引入市场经济的国家来说，痛苦就会很多，抵制也不难想见。
　　——李慎之

　　回过头去看，许多先行者提出的方案，不论是维新还是救亡，不论是三民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也不论是搞世界革命还是与国际接轨，统统都为的是走上全人类都要走的必由之路——全球化之路。
　　——李慎之

　　中国的传统文化自秦始皇一统天下的两千二百年以来，一言以蔽之，就是专制主义。救治专制主义的惟一出路，就是启蒙，就是以近三百来作为人类历史主流正脉的自由主义取代专制主义。
　　——李慎之

　　中国传统价值，还有中国的传统社会，不但有人所共知的冠冕堂皇的一面，还有特别邪恶阴暗的一面，两者交替为用。说是推动历史的发展，其实都只是陷中国历史于循环往复的停滞之中的隋性力量。
　　——李慎之

　　在当今世界各国争相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其实第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就是政治民主化。近几百年的历史证明，最先进的国家都是政治上实现了民主化之后经济才得到稳定可靠的发展，不论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有什么变动，它都能适应。后进国家则往往要先发展经济以后再推动政治现代化，但是如果民主建设过于滞后，就往往有发生严重危机的危险。
　　——李慎之

　　我们可以把苏联衰落期的军费比例作为参考点，推论：若一个国家的军费保持在GNP 的一成多一点，其经济就受严重牵制，无力发展。若保持在近二成的高度，其经济就面临崩溃，除非它能获得巨额无偿外援。
　　——《从苏联被拖垮得到的启示》　　丁学良

　　历史昭示，两国相争，成败既取决于物力，也（甚至更）取决于智力。智力主要指政策创意、战略构想和计谋策划。
　　——《从苏联被拖垮得到的启示》　　丁学良

　　蕞尔小国或可能缺智慧，庞然大国从来不缺智慧，因为生物学规律不会让巨量人口主要由弱智者组成。大国缺的只可能是把智慧运用于适当地方的制度。
　　——《从苏联被拖垮得到的启示》　　丁学良

　　在各种软国力的要素中，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是最具有决定性的、最具有影响力的因素。它涉及到方方面面的问题，不光是一个国内政治稳定的问题。
　　如果说以前政治制度很落后的国家一样可以成为世界大国，那么在全球化时代我觉得不可能。
　　这条道路怎么走？也是公众经常讨论的，是一个很尖锐很沉重的话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我的看法是：中国应该经历一个“三结合”的过程。
　　“三结合”的第一是：中国从传统的社会体制中提出来的“实质民主”，这部分应该是中国民主的一个组成部分。所谓实质民主，指民主的本质不光是说人民群众要当家作主，而且应该让人民群众最根本的切身利益得到满足和实现。实质民主包含人们一些基本生活的权利，如受教育的权利、休息的权利，以及同我们的生存发展密切联系的那些物质上和精神上的保障。
　　第二是更重要的一种民主：制度民主。现在我们如果发生了问题，第一反应往往就是去找什么领导说说话，还没有养成如果犯了法首先通过法律程序的习惯。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做法，就好像以前苏联的毛病一样。苏联解体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不民主的制度导致的。
　　第三个部分是：中国历史上还有一些好的东西，应该把它整合到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中去。比如我们延续几千年文化保持不变的基本原因，就在于中国的历史上产生过许多对中华民族的发展生存做出过巨大贡献的、才华横溢品德高尚的政治家思想家，这些人用古话来说叫做“贤人”。
　　没有万里长城，中国还是中国，但如果没有孟子、孔子、韩非子老子这样的思想家，没有像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这样一些比较贤明的有作为的政治家，中国就不称其为中国。
　　中国所谓的民主化之路肯定不是完全西方的道路，因为西方的道路是建立在西方的历史、文化、经济基础、历史背景，甚至包括西方的宗教之上的，而中国没有这样的因素。
　　西方的民主制度虽说在１２０多个国家里运行，但真正运行得好的还是那些西方国家，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按照那种民主制度发展，发展得好的没有几个，可见西方的民主制度也有它的普遍缺陷。
　　但是，中国可以不走西方的民主道路，却不可以不走民主化的道路。最重要的是，“中国式的民主”不能成为一个招牌，不能拿这个作挡箭牌拒绝西方的民主，这个作法不符合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
　　——《中国如何成长为世界大国？》　　叶自成

　　中国的强大，从根本上在于每一个中国人的自强；中国的民主，从根本上在于每一个中国人的自主。非常简单的道理。
　　“大国思维”总结：
　　１. “我行我素”，追求国家利益。
　　２. 学会宽容，学会忍耐，容忍异己。
　　３. 从我做起，实际行动，富国强民。
　　——老幺

　　在三千多年的封建专制时代，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生活在恐惧之中。中国历史，从大的局面来讲，总是分裂多于统一，战乱多于和平。即令汉、唐、宋、明、清，这几个中国人可以引以为光荣的辉煌王朝，也都是诞生于血海之中。一统江山之后，通常先用三五十年时间恢复元气，然后最多有一百年左右的盛世，比如文景、贞观、康乾之治，接着就又陷入到血海之中。秦末、汉末、魏晋南北朝、隋末、唐末、五代十国、南宋、元末、明末、清末民初，都是血流成河，人民生命贱如草芥的年代。就算侥幸生在盛世，如果运气不好，遇上冤狱，命运也一样悲惨。清代著名的文字狱大案，都发生在圣明的康、雍、乾三朝。再考虑到自然灾害、官吏盘剥、异族入侵等情形，中国人民的历史可以说尽是血泪。如果把中华民族看作一个生命，那这位老人真是历尽劫难，没有过几天好日子。
　　——《中国人为什么不排队？》 　大雪

　　西方国家，在１５世纪之前，可以说是在黑暗中与我们平行前进，甚至落后于我们。长达１０００年的黑暗中世纪，给欧洲人民留下了同样的烙印。可是，当我们以加速度向着封建统治的深谷堕下时，人家一个急转弯，迎着光明而去，东西方文明从此分野。这一道光明就是伟大的文艺复兴和思想启蒙运动，它照亮了欧洲，也改造了西方文明的基因。我们今天去欧洲走马观花转一下，一个突出的感觉就是人家的生活很悠闲，心态很平和，秩序井然。没有防盗门，没有防盗网，上街不用把背包挂在胸前。开车不抢道，过马路不闯红灯。借钱消费而不是把钱存进银行；晚年有养老金保障而不是养儿防老。人家是如何做到的？简而言之：民主与法治。这既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根基，也是根除恐惧基因的良方。
　　——《中国人为什么不排队？》 　大雪

　　秩序的混乱是由于人们内心的恐慌——内心的恐慌是因为深入骨髓的基因——基因的形成取决于我们祖先的生存方式——要改变基因就要改变生存方式（２０年来的改革就是巨大的改变）——在一定物质条件基础上，以自由、平等、科学、民主的思想启蒙人民，是改造旧基因，迎接民族新生的光明之路，是解决中国一切社会问题的根本途径。
　　只强调经济翻番，或者表面上抓一抓“精神文明建设”，不修补中国传统基因中的缺陷，中国永远不可能成为强国，人民永远不可能无忧无虑地生活。广州、深圳的生活水平够高了，市民文化程度不低了，城市经济实力够强了，然而一场“非典型肺炎”引发的恐慌，就让人们看到了这个社会是如此脆弱不堪。
　　——《中国人为什么不排队？》 　大雪

　　建立社会主义现代政治制度就是要确立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形成现代政府制度、现代司法制度等。即确立人民主权、官员的权力来自于人民的授权的原则；国家是公民利益的维护者，是社会各阶层利益的代表；维护社会主义法治的原则，维护宪法和法律尊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各级领导者尤其要守法；政（政府）法（司法）分开，司法系统在财政上、组织上独立于各级政府。
　　建立现代社会制度就是要形成自由、宽容的民间社会。实行非身份制度，不再强制将某一身份终身化，不得歧视农民。建立民主、法治、公平、高效、文明、开放的现代城市制度、现代社区制度、现代农村制度、现代农民制度等，建立民主监督、权力制衡、司法独立、舆论自由的现代反腐败制度。
　　建立现代文化制度就是要确立现代舆论制度、现代新闻制度、现代教育制度等，塑造新的民族精神，形成文化创新机制，吸收现代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弘扬多元文化观、民主价值观、现代道德观。
　　现代国家制度正是制约坏人保障好人的制度设计。只有建立现代国家制度，着力于制度创新，才能从源头上解决腐败问题。
　　——胡星斗

　　西方国家奉行新闻自由，报纸等媒体极尽猜测、窥探、曝光、揭露之能事，使得大大小小的官员们都处于众目睽睽的监督之下，一言一行都得十分谨慎小心，其处境可谓不自由甚至尴尬。特别是，像美国有一条规则——除非能证明媒体存在着实际的恶意，否则对官员等公众人物的报道即使不正确，也免受司法追究。而要证明媒体存在着实际的恶意，何其难也！因此，官员们只好接受报纸、电视等的说三道四、评头品足。
　　——胡星斗

　　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邓小平

　　在中国没有真正的贵族精神更没有真正的精神贵族。作为一个有贵族精神的贵族，为了国家可以牺牲个人，这是一个贵族对国家的基本态度，这是贵族对国家的拥有感和责任感所致，也正因为如此，在英文中爱国主义源于贵族。作为一个贵族，应当崇尚高级和优雅，应当崇尚礼让和文明，应当在文明上作社会的典范。在西方的文明发展中贵族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犬儒刁民，中国的精神贵族在哪里？》　　文祯元

　　中国人是阴暗的，因为专制必然造就阴暗、阴谋、内斗和狡诈。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所有文明和道德都被摧毁了。
　　——《犬儒刁民，中国的精神贵族在哪里？》　　文祯元

　　道家是飘逸的，但仙风道骨对凡夫俗子而言是太遥不可及了。佛教是空明的，但悟空的境界与社会的延续和发展似乎也背道而驰。虽然儒学是可以经世致用的，但从道德的约束上来说，儒学是太无力了。在中国，人们敬畏人多于敬畏神，而一个敬畏人的民族要么无法无天，要么就趋炎附势，这两点都在中国体现得很充分。
　　——《犬儒刁民，中国的精神贵族在哪里？》　　文祯元

　　人性怯懦的深层次原因和中国人生性平和的民族性格有关，这和地理环境有直接关系。中华民族除了一部分受游牧文化影响的地区民风彪悍、性格粗犷外，如东北、西北地区等，其它地域所处自然条件都较好，一直属于中原农业文明影响的区域，自给自足、生性较懒、民风柔和。因为自然条件较好，人们不必争斗，就能生存，所以普遍不尚武力，不太团结。另一方面东方文化也提倡平和，消除人们的尚武之心，所以中国人的民族性格整体上是人性平和、柔弱、不崇尚武力的。
　　——《“看客文化”的制度原因》　 京东山人

　　一个好的制度可以使懦夫变成勇士，应该保护自卫、保护见义勇为。
　　——《“看客文化”的制度原因》　 京东山人

　　一个人、一个社会，如果过分地喜欢别人拍马，喜欢好大喜功，喜欢报喜不报忧，就离危险的边缘不远了。
　　——《谁对得起中国？》　 潇浏

　　消除腐败究竟由于良好道德，还是由于良好制度呢？没有健全的品德，这些制度固然无法实行，但是单凭道德难道就能收到预期的效果吗？单凭少数高居要津的专家就能够制止千千万万中国职员的不法行为吗？这还是要靠良好制度下的中国职员的通力合作。这就是孟子所谓：“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
　　——蒋梦麟

　　注重理工，轻视或者害怕人文、社会科学是长期困扰中国社会进步的一个原因。殊不知，任何一个发明创造都是有一种想法、思维和理念作为其发展的基础。很难想像在一言堂，顾面子的社会里会有大的发明创造。
　　——《中国吸引海外人才回流的几大难点》　　秦立平

　　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吏治腐败”、“司法腐败”、“教育腐败”等等，都只是表面上的现象，其根源都在于缺乏有效的权力监督机制。所以，归根结底，“制度腐败”才是最大的腐败。几年来，我国反腐败斗争的力度不断加大，仍未能从根本上遏制腐败，根本原因就在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没有触及到“病根”——要根除腐败，还必须在机制上有所创新，必须借鉴别国的民主制度，在中国推行政治改革。
　　——《中国“最大的腐败”是什么？》

　　一个正常的社会，必定是一个“考试社会”；一个废除了考试制度的社会，必然会使社会价值体系严重紊乱，必然会由失范、失序而渐渐演变成一个“有枪便是草头王”的混乱世界。
　　应当承认考试制度是一个弊端重重的制度，但还应当承认目前仍无更好的制度能够取而代之。因此，不应因考试的弊病而过激地否定它，而应从改进考试的内容和方式着眼，对于一个曾经狂热地废除过考试制度的社会来说，更应珍惜来之不易的考试制度，使之更加科学、合理，更趋完善——当然不可能是没有任何弊病的。
　　——《教育与社会》　　雷　颐

　　中华民族的心腹大患不是黄河长江的水灾，不是人口众多、资源匮乏、污染严重等诸多问题的存在，而是社会动乱的威胁。
　　从历史上看，中国人几千年饱受动乱、战争、屠戮和饥荒之苦。据作者粗略统计，春秋战国动乱550余年，死亡数千万人以上，西汉末死亡3000万人，三国时期死亡5000万人，隋末死亡3600万人，唐末五代死亡3200万人，元末死亡1000万人，明末死亡2500万人，鸦片战争后至清末死亡1.6亿人。
　　遗憾的是，尽管中华民族遭受了如此巨大的灾难，但我们仍然悟不出必须避免和如何避免内乱和王朝循环的道理，悟不出要对手握生杀大权的统治者进行权力监督、约束和制衡的道理，人民不知道团结起来以有效的机制制度保护自己，同时避免暴政之害、继承人之争和血腥夺权之乱。
　　可见，中国人的政治智力确实低下！古人也只有人际官场方面如修身处世、互相算计、勾心斗角及实用技术方面如烹饪美食之类的小聪明，而没有政治经济制度方面的大智慧。
　　——《中华民族的心腹大患：社会动乱》 胡星斗（北京理工大学教授）

　　我们几千年来继承了秦始皇的郡县体制，这种一级压一级的垂直行政命令的官僚体制虽能通过强权、命令、压制保持一段时期的社会稳定、国家统一，但不可能实现社会的长期稳定。
　　不仅如此，它还造成诸如人治、排斥法治、制度性腐败、造假浮夸、机构臃肿、效率低下、官僚主义、以及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人治陷井、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与失控等一系列的问题。所以，如果这种集权的人治的制度不废除，中国不能成为法治国家的话，那么内乱、战争、分裂的危险一如既往地威胁着中国人民。
　　可见，为了避免社会动乱，我们必须改变政治思维，致力于建立现代国家制度，走法治分权的道路。发达国家的实践证明，这种现代文明的制度能形成社会稳定的良性循环的机制，能促进社会的永恒发展和全面进步。
　　——《中华民族的心腹大患：社会动乱》 胡星斗（北京理工大学教授）

　　所谓现代国家制度，一是法治。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一切依法而治；废除层层命令的官僚体制，废除特权；
　　二是分权。制定法律以规定和划分中央、省（直辖市、自治区）、市、县、镇的权力，各自自主决策，不接受上级的行政命令，只遵守法律，接受人民和监督机关的约束。
　　譬如，省长只对省“内阁”班子、一些厅局长有任命、命令之权，而对市、县、镇首脑绝无此权；
　　三是民主。各级机关由辖区内的选民选举产生，对选民负责，而不是对上级负责；
　　四是自治制度。除外交和国防外，一些省区实行高度的自治；另外一些省区实行普通的自治（省区的一些厅局接受中央部委的垂直领导）。依照宪法，各省区皆不得寻求独立。
　　通过实行上述的现代国家制度，以法律的形式界定各级的权力，建立有限（权力）政府，可以遏制人治的种种弊端，使中国人民免受人亡政息的兴亡周期律的困扰，避免社会的动荡、国家的分裂。
　　一些人曾经天真地认为，中国人只要埋头苦干，就能实现现代化。其实，中国至今甚至连现代化的门槛也很难说摸着了，光埋头苦干，不思索、不反思又有什么用？一场动乱就可能丧失经济发展的大部分成果！我们至今还没有学到现代人类文明的根本——现代国家制度，所以中国至今仍然面临着动乱的威胁，政府不得不大力号召老百姓以国家大局为重，维护来之不易的稳定局面。
　　——《中华民族的心腹大患：社会动乱》 胡星斗（北京理工大学教授）

　　“一日三省吾身”的立身修德，固然值得提倡和推崇，但却永远不能从根本上做到使政治清明、官员廉洁。对那些道德沦丧、贪婪成性、目无党纪国法的腐败分子来说，尽管风吹雨打，尽管教育整顿，如果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权力制约监督机制作保障，所谓的自我规范和自我约束也只能是纸上谈兵、坐而论道。
　　无数的事实已经或正不断地证明，失去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而单纯一味地强调和夸大个人的“修身养性”等自律行为，在人欲横流的今天，绝对是靠不住的、脆弱的。只有真正建立一套完整有效的权力制约监督机制，那才是限制滥用权力的上策，才是诊治和减少腐败的一剂良方。也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官员由个人主观上有限的“不想贪”，真正做到客观上的“不敢贪”、“无法贪”。
　　——《腐败的克星：权力制衡》

　　一个文明和廉洁的政府，更需要完备的法规，加强来自身外的监督和约束机制。只有自我约束和来自身外的约束监督相结合，才能真正有效地防止和大量减少腐败。
　　把希望寄托在所谓的“清官”身上是靠不住的。事实上，很多贪官原本并不贪，甚至还是“清官”。后来成为贪官，除了自身的原因外，管理上的漏洞对他的诱惑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说，法规不健全害死人。
　　——《腐败：个人·机制》 　赵本夫

　　一切戒欲戒贪的宗教与律条都是反人性的缰锁，因为贪欲是生命的一部分，就象基因之于我们。没有贪欲的君主要亡国，没有贪欲的肉体是僵尸，贪欲其实是生命之火，创造力的源泉。
　　——《腐败：个人·机制》 　赵本夫

　　如果好官主政，这个单位便正常地发挥自身的社会职责，但没有监督的权力能廉洁多久，令人质疑。
　　如果恶官当权，单位便成为其升官的踏步，为恶的工具，培养奴才及腐败后代的温床，成为为其欲望而战的根据地。这种单位又怎能不畸变成危害社会的毒瘤？
　　——《腐败：个人·机制》 　赵本夫

　　１９９３年８月１２日晚８时，韩国总统金泳三出现在电视上，向全国发布“总统紧急财政经济命令”，宣布自即刻起，在韩国境内实施金融实名制命令。要求凡在银行以假名开户的均须在１０月１２日前将假名转化为真名，并进行财产登记。对拒绝财产登记，坚持以假名存款的款项征收１０％的惩罚金。假名转成真名前，银行将冻结假名存款，直到储户前来登记．政府以两个月为限，对假名存款进行警告，两个月后，对存款征收６０％的高额惩罚金。
　　韩国一大批贪官就这样现了原形，纷纷倒台。
　　——《好消息与坏消息——杂说“储蓄实名制”与“沉默的权利”》 赵牧

　　很多人相信中国只有搞私有化才有出路，我开始也抱着能搞的观点去试验。但在我这个领域得出的结果是：至少农村土地这个中国现在最大的资产还没有条件私有化，只能稳定集体所有制。试验证明，政府不可能对九亿农村人口提供社会保障，所以农村耕地承担了农民的生存保障功能，而国家向村社集体让渡土地所有权的条件是由集体承担对农民的基本保障。中国农民人口众多，人均耕地资源少，农户家庭经营的农业除了满足自己的生存需要，能作为剩余投入市场的数量按人计算就很有限。因此，小农作为这样一种自给自足、半自给自足的行为主体，并不完全被市场左右。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政府有能力为大量的、分散的、自给自足的小农建立社会保障。而农业生产又是一个自然性很强的过程，农民有限的剩余又必须用来防天灾人祸，连保险公司搞农业保险也不合算。农民要自我积累，要积粮备荒，可以进入市场的部分就愈益有限，除非有一天政府能像对城里人那样，把农民的医疗、就业、保险、教育等问题解决了，那么农业也就可以完全商品化，农地也就可以私有化了。
　　进一步概括地说，因为中国是一个资源过于短缺、人口严重过剩的国家，最近二十年的高增长又被人们承认是以牺牲资源和环境为代价的“粗放增长”，在这样的一个资源和人口比例严重不匹配的矛盾之下，少数人占有更多的资源就必然导致大多数人没有资源。私有化的结果必然导致大规模的社会冲突。其实，无论是占有资源的人还是没有资源的人都不愿意出现这样的冲突，从而使经济发展的社会成本增加（中国曾经有过的暴力冲突或者发生革命，就是这样的社会成本）。除非谁有本事像人家欧洲那样，通过殖民掠夺把矛盾转移出去。
　　——《中国的人民的现代化》　 温铁军

　　中国历史上革命的主体都是农民，革命发生的原因中几乎都存在一个有共性的问题，就是那个社会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根本制约其发展的矛盾，即人口与资源的矛盾，我称之为“人地关系高度紧张”。这个分析很多人都做过。从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来看，大规模的战争都表明了这一点。表面上看是发生了天灾，或者个别事件导致农民起义，实际上在这事件之前就已经出现了人口与资源的严重不匹配，而且那个社会坚持少数人占有更多资源的制度。
　　——《中国的人民的现代化》　 温铁军

　　一个甲午战争，日本人所得到的战争赔款加上“赎辽费”共计二亿三千万两白银，是它四年的国民生产总值之和，是中国十七年的国库收入。这就等于说，即使在双方平等的条件下，日本可坐地超越中国四年；再加上十七年中国政府没有收入、更没有能力投资于工业化，这一次战争可使日本在工业化上超前了中国整整二十年。接着，1900年的庚子事变又使中国给八国联军 4.5亿两白银的战争赔款（相当于满清国库约三十年的收入）。前后相加与初步工业化的日本相比，中国得落后五十年。这种压力下中国怎么进步呢？那个时候知识分子确实是迫于无奈发出最后的吼声：打倒孔家店！
　　——《中国的人民的现代化》　 温铁军

　　中国到底要什么？我看就是要一条就业之路。中国到底要什么主义？我看就是要就业主义。有就业才有需要消费，有消费才有内需，才有健康的发展。
　　——《中国的人民的现代化》　 温铁军

　　社会上多一个受到良好教育的个人，不仅不会成为社会的负担，反而会给社会创造财富。反过来，如果社会上多了一个从小没有受过良好文化、道德教育，又没有什么技能的个人，不仅很难为社会创造财富，反而会由于犯罪，给社会造成破坏和财富损失。
　　——《教育是中国最大的失败》　陆不平

　　计划生育政策控制了占２０%的城市人口增长，却没能有效地控制住占８０%的广大农村人口增长。在全国总人口构成中，缺乏良好教育条件机会的农村人口比重开始上升，享有良好教育条件机会的城市人口比重开始下降。一些专家前些年担忧的“人口逆向淘汰”现象，目前已经开始出现，发展趋势令人思之胆寒。
　　——《教育是中国最大的失败》　陆不平

　　世事都是“人”做出来的。美国人是一种什么“人”呢？19世纪中叶，美国有位资本家有五个儿子。大儿子去西部开发翻车死了；二儿子接着去，后被崩塌的山体压死；三儿子又去，在荒野淘金被狼咬死；四儿子又去，不幸被印地安匪徒打死。于是这位资本家就把小儿子送进武校，练就了一身过硬的武艺、枪法和骑术，继续投身西部。最后他成功了。这个五儿子终身未娶，晚年把百万家财捐献出来，成立一个交响乐团。他说：“我一生追求物质，现在把所有的物质都献给精神吧。”他要这个交响乐团每年春天到他的墓前演奏一次《拉德茨基进行曲》，他死了变成鬼还要去开发！19世纪70年代，恩格斯到美国，看到美国蓬勃的开发景象，他说，下个世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一定是美国！
　　中国人是什么“人”呢？在我们中国人看来，这位资本家的五儿子亏了他的祖宗。他的父亲“儿子满堂”，却落了一个“绝孙”的下场。美国人口为什么不大量增长，原来他们一直在忙着搞开发，开发完本国就去开发世界，到处奔波顾不上身家性命，不象我们中国人，即使食不果腹，也要儿孙多多！
　　——《美国人，中国人》　陈嘉珉

　　美国有个科学家做了一个实验，他把一只青蛙扔进开水里，结果这只青蛙“啪”一下跳出来逃生了。他又把一只青蛙放进一锅冷水里，慢慢加热，当青蛙感到全身疼痛，想要跳起来的时候，它那“幸福”地浸泡在热水中的身子已经没有一点力气，结果被活活煮死。
　　中国人在生死关头就象那只“死里逃生”的青蛙。我们神圣的国歌唱道：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用我们的血肉筑起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是的，中国人在“最危险的时候”，在“做奴隶”的时候，就能用血肉筑起抗敌求生的“长城”。在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想灭亡中华民族的势力得逞过，中国人在生死存亡的关头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无数可歌可泣的篇章！
　　可是在不是“最危险”的时候，在不是“做奴隶”的时候，在和平年代，中国人象什么呢？中国人就象那个被煮的青蛙。从前有一句民谣说“十亿人民八亿赌，还有一亿在跳舞”。君不见，许多人在自得其乐地打麻将、喝白酒、赛金花，沉浸在被煮青蛙的那种麻木的幸福中，没有危机感，不求上进，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八十年前年轻的北大教授胡适博士叹息道：走在日本的城市里，从窗户流出的是朗朗的读书声，走在中国的城市里，从窗户里流出的是唰唰的麻将声。鲁迅先生也说过：“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人是不肯动的。”为什么一百年来中国人一直是这样？那首赞美“平淡”的《再回首》流行歌曲竟唱遍了全中国，其中被许多人听得如痴如醉的两句歌词就是“曾经在幽幽暗暗反反复复中追寻，才知道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才是最真”。反复追寻，得到的却是一个“平平淡淡”、“从从容容”的“真境界”。许多中国人就是在这种“平淡”之中，自得其乐，无异于慢性自杀！一位日本学者曾经善意地说：“象你们这样地姣惯孩子，崇尚平淡，把时间花在吃喝玩乐赌上，你们的下一代一定会输给我们的下一代。二十世纪的日中战争，我们输了；如果二十一世纪再发生两国战争，你们还能保证赢吗？”
　　——《美国人，中国人》　陈嘉珉

　　军人，作为职守与服从的化身，与社会其他成员的不同在于，职守的最终及最高要求是他们的生命。驱使他们的国家，在利益与生命之间的等号从他们的身躯上划过。而他们所向往的，只是国家能为他们在生命与荣誉之间建立永恒的信任。为着职守与服从，他们的战是真正的灵与肉的交响之章，他们的死是最后的魂魄飞升的共舞之注。
　　——《战士．生命．国家》　 老　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