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的高等教育除了注重传授学生需要掌握的一定程度的知识之外，颇具特色的还是它特别重视学生各方面能力的培训。 体现既重视知识的传播，更重视能力的培养这样的特征。一般而言这些能力大致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一、培养学生独立工作的能力
　　这方面不仅包括上述知识和能力的培养，而且还应该延伸开来，着重训练学生围绕特定工作的组织管理能力。使学生逐步了解和学会如何处理与学术研究有关的活动的组织，经营和管理，等运作程式和所需要的技巧。直到目标的实现和整个活动的完成。之后就是考验学生书面和语言能力的时候了。可以通过组织学术报告会，提交学术论文或者相关学术报告，使学生描述所从事科研活动的过程，帮助他们强化在整个实践过程中的切身感受，更多地还是要指导他们掌握正确的组织，管理等相关问题和技巧。特别重视分析和解决在问题能力的培训。 如何谐调合作者之间的关系等等。
　　二、培养学生搜罗和掌握信息的能力
　　这方面包括利用图书馆，资料室，计算机网络，博物馆等等搜集与学术有关的文献资料，懂得如何检索和获取这些科学文献资料。懂得如何阅读，分析，吸收这些科学文献所负载的有用信息。能够借鉴文献资料中有用的信息，能够判断有关科学文献的优点和不足。
　　三、培养学生科学研究能力
　　要求学生在熟悉相关领域研究活动和常用方法之后，还需要学生能够独立提出问题，设计实验方案开展科学研究。并在这个过程中，具备判断不同方案之间的优缺点。而且能够准确收集和获得科研数据，并懂得如何定性和定量表征这些科学数据，给出有关的判断。在具体的科研过程中，学生可以围绕一定的研究目的，设计和开展实验研究，获取科关科研数据之后通过合理的方式进行表征和阐述。
　　四、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谈的“实际”问题不但包括与学术和科学研究有关的实际问题，其实诸如此类的问题需要通过实验教学和实习锻炼来完成。除此之外的实际问题更多地与学生的自身综合素质的培养有关，比如培养学生与人合作的能力；推销自我的能力；解决工作和生活之中出现的纠纷和矛盾等。这些问题涉及到诸多的管理技巧和管理策略。不但和一个人将来的学术成就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也和一个人在有生之年的生活质量休戚相关。
　　五、培养学生的语言和书面表达能力
　　其实学生的语言和书面表达能力这些属于交流能力。不仅包括与学术有关的语言和文字表达能力，而且还要延伸致学生在今后的工作和生活中自我推销，交往过程中的表达能力，往往还要顾及到与他人交流的能力和手段的培训。这其些能力对于学生发挥自身的潜能，寻求自我发展的机会至关重要。因此每一位学生都会得到相关的引导和培训。
　　六、培养学生利用所掌握知识创造财富改善生活的意识和能力
　　高等教育不仅需要对学生进行知识的转播和能力的培养，同时更重要的还必需培养学生自觉创造财富的意识和习惯。使学生在今后的生活和工作当中时刻关注知识转化成现实生活要素的可行性。也就是培养学生的创造动机和行可行的策略。并且鼓励学生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
　　七、培养学生自我发展的能力在当今竞争日益激烈的社会环境中，只有懂得和学会自我发展，才能避免自己不至于在竞争中被淘汰。因此培养学生的自我发展能力对学生的一生都会起关键的作用。
　　——《国外高等教育追求的目标及实施策略》　　周峰

　　透明度问题涉及到了权力分配的问题，作为老百姓应该首先享有知情权，然后还得有言论自由的权力。当然既然有了言论自由的权力，那么就理所当然的获得了集会权，结社权和监督权。只有这样才能够保证透明度。否则即使再透明，老百姓也只会落个看着干着急。就象大家常议论的腐败一样，这本是个看得见摸得着的事情了，可老百姓更多的也只是敢怒而不敢言。这也是很徒然的。
　　因此吏治腐败的根源在于缺乏监督，而监督就需要给老百姓必要的权力。因此当官的从政的就应该时刻顾及老百姓的感受和态度，说白了就是要把老百姓当回事儿！ 中国有句老话叫民可载舟，亦可覆舟！官员专横跋扈，官逼民反的事情在中国历史上可不是什么稀罕事情！道理其实就这么简单，归根结底就是要放权于民。 
　　——周峰

　　严格讲，任何社会的政治体制下都会有冲突文化，因为利益冲突总是存在的，冲突文化不过是利益冲突的外向表现。
　　专制模式下，所谓的平静是以统治者绝对的政权强制力来维持的，但他并不是消灭了利益冲突，而是压制，这就免不了陷入火山效应的发展逻辑，沉寂时间愈长，矛盾累计愈多，喷发也愈激烈。统治者不是神的化身，作为权利的操纵者，他不可能永远公正，有时一个贤明的独裁者会带来更高效的德政，然而一代明君并不能保证代代是明君，专制帝国总有崩溃的一天，统治者的权威是建立在公正贤明的基础上，丧失了基础，社会也就必然趋向崩溃，但恰恰自律是没有保险的。
　　——gewenwei

　　很多国家经历表明，单方面经济高速增长，往往导致物质水平提高了，社会精神生活相对空虚和堕落。片面的经济增长，往往导致有增长而无发展：工业化实现，经济极大增长，但社会不平等加剧，道德沦丧，民族文化价值受到破坏，在有些情况下还导致严重的政治衰败和不稳定，最终导致经济衰退。
　　很多发展研究的学者指出，工业化和经济增长，如果没有社会各个方面的变革，如政治变革、人口增长、教育普及和城市化并行，是不可能实现的，即使短期之内可以告诉增长，但这种发展代价巨大，而且难以持续。走出单纯发展经济的误区，走向全面的社会发展，鼓励社会结构分化和整合、鼓励中产阶级的发展，建设制度文明，是未来中国稳定可持续的发展之路。
　　——《从经济发展走向社会发展》 毛寿龙

　　现代社会发展的发展，还表现在人的发展方面：发展中产阶级，鼓励中产阶级在整个社会人口中占据主导地位。中产阶级的特色是，没有宿命论，有很强的效能感，乐于接受社会变迁，愿意接受新的生活经历，心胸开放，乐观，人道、宽容、谦虚、幽默，尊重并考虑各种不同意见，积极获取并关心新的知识和信息，守时惜时具有较强的时间观念，无论在公共生活还是在私人生活中都趋向于有条有理，信赖理性，尊重和信赖他人，并乐于与他人合作，重视专门技术和公正的分配，有较高教育水平和职业期望，具有普遍主义的取向，不因特殊的个人特征而给人以不同的对待，对生活采取分析的态度，倾向于更积极的解决问题而不是回避问题等。
　　——《从经济发展走向社会发展》 毛寿龙

　　腐败高发时期，从来没有因为严刑峻法而消除腐败，反而会因为严刑峻法而使腐败愈演愈烈。这一逻辑，可以给我们提供反腐败的新策略：反腐败，不能依赖严刑峻法，而应该致力于建设良好的微观制度环境，给官员以新的廉洁激励；建设竞争性的制度安排，让官员之间相互为廉洁而竞争，而不是致力于腐败竞争；政务公开，官员财产和收入公开，让公共权力公开化运作，而不是秘密运作；并根据“以直报怨”的法律原则，制定惩治腐败的法律，更多地通过正当的司法程序，而不是政治运动来惩治腐败。
　　——《惩治腐败的逻辑》 毛寿龙

　　腐败问题的规律是，绝对权力绝对腐败。严刑峻法仅仅惩罚腐败的官员，并没有改变绝对腐败的绝对权力基础，所以它只能个别地严厉惩治腐败的官员，在普遍意义上，很可能是鼓励了高水平、高技术的普遍的腐败。建设适当的制度，让权力失去绝对的性质，腐败也就失去了绝对的土壤。
　　——《惩治腐败的逻辑》 毛寿龙

　　对很多发展中国家来说，传统的治理之道，主要有如下五个方面的特点：适合于计划经济的无限政府,因信息缺乏，计划往往是瞎划，而且表现出僵化的特点；人治的政府：政令高度不确定，政策多变，往往依靠领导人的讲话得以承诺，很多变化需要依靠猜测；高度集权的政府：僵化的集权与混乱的分权的恶性循环；缺乏民主的治理：选举范围不大，选举缺乏竞争性，公民参与决策机会较少，民意未制度化表达；政务封闭：黑箱操作，人事上猜谜语与政策不确定性的政治，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现代治理之道的特色是，有限政府，职能有限，适合市场经济的需要；宪政法治：人在宪政法治框架中活动，公民有自由和权利，官员依法提供服务和行使职权，府际关系根据宪法与组织法协调和解决冲突；多中心自主治理：成本收益单位与决策单位对称，相互之间形成自主治理基础上的自愿协作机制，每一级政府在自己的范围内拥有终极的权力，每一级政府都直接面向公民；广泛的民主：多层次的直接选择与公民参与，竞争性的选举；广泛的政务公开：不存在黑箱操作，人事上不再猜谜，政策具有可分析性和确定性，具有制度上的保障。 
　　——《治道变革与中国发展》 毛寿龙

　　最根本的道德原则是个人的自由选择，其底线是不损害他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毛寿龙

　　封闭社会的规则具有强制性，自由的人不得不以战斗的心态挑战，或者以懦夫的心态服从，或者逃避的心态隐居。如果规则貌似正义道德，潜在的规则又十分可怕，自由人难以形成自己的正规道德，不得不以“堕落”来表明自己的抗拒。
　　——毛寿龙

　　单纯把宪政看成是改变国家落后、富国强兵的工具，是20世纪前半叶中国历次宪政失败的最大原因。宪政是一种政治组织技术，需要有超人、超集体的共识和智慧，以及适当的条件才能实现。把它仅仅当作一个工具，显然不会有成就。简单认为行宪政只是为了强国，这是错误的。学的只是皮毛，自然不会有实质性的成就。除此之外，清末民初和民国期间两次宪政失败的原因还有：宪政主张只是一部分学者和官员的主张，当时的主体政治力量并未认可，或者虽有认可，也是为己所用，在优势的时候用足自己的优势，而不是超越力量对比来思考。缺乏立宪思维的传统。个人层面上可能有很多宪政感觉，但一到军阀混战或者政治斗争的场合，便集体地放弃了。缺乏相关的内部条件，同时也缺乏社会资本、政治资本和政治的人力资本：公民、专家和有见识有实力的政治家。忠孝这一传统政治合法性来源为专制政治和军阀统治提供了条件。宪政需要的是个人自由、每个人的权利和合法性的权力。合法性来自理性，而不是传统关系的合法性和纯粹的魅力（传统意义上的“民本”是依靠君与民的关系，而不是依靠竞争性的制度程序）。
　　据此可以总结，今后50年的宪政之路，新世纪中国宪政之路的成功，取决于能否继续在如下方面继续努力：把宪政看成是国家有效整合政治资源，有效保护公民自由和权利，为社会自由、富足、体面、文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公共的制度平台，而不是简单地把它当作富国强兵的工具，或者是当作加入现代国家国际俱乐部的入场券；把界定政府权力与保护公民权利结合起来，建设有限政府，建立宪法审查制度；继续建设市场经济，实行政府的治道变革，即实行政府职能转变，政府的职能严格限于国防、外交、治安和必要的公共服务，依宪治政，依法行政，政府行为是法治化的，政府的权力是分散的，以自主治理为基础的，政务信息实现了制度化的公开，政府的合法性是以选举和法律为基础的。更为重要的是，掌握实权的执政党和领导人，一定要有超越个人的智慧，超越党派的智慧，以及超凡的魄力，支持中国宪政的持续稳定的发展。如果继续朝着这些方向努力，在新的世纪，中国自然而然地就进入了一个宪政发展的新时代。 
　　——毛寿龙

　　与传统政治相反，现代民主政治的重要特征是，在制度上排除了某个人或者机构拥有最后决策权的空间，更加符合现实政治不可能让一个人或者一个机构在实际上不可能拥有最后决策权的现实。而是在制度上相互协作，相互协商，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形成重要的共识，而在具体职能上有重要的分工。
　　在这样的政治制度中，其核心特色是最高决策权的多中心化：政府在行政上是最高权力机关，议会在立法上是最高权力机关，法院则拥有独立的司法权力，而在政治系统之外，公民在个人权利范围内拥有最高的决策权，企业家在自己的权利范围内拥有最高的经济决策权，任何一个公共事务单位在特定的范围内拥有自己事务的最高决策权。这样的社会，是一个多中心自主治理为基础的，所有的权力单位是多层次相互交叠，但相互之间没有等级节制的上下级关系，甚至每一级政府都直接面向公民和社会组织，解决本级政府层次上的公共问题，相互之间并不具有绝对的上下级关系，而是平等的伙伴关系和契约关系。这样的社会里，有很多兴奋点，政府、社会、公民个人，大家都有积极性，做好自己的事情，同时又鼓励别人做好自己的事情，有冲突的时候，相互协调，需要合作的时候努力寻找共识，一个社会就会既自由、富足、又文明体面。这样，政府很到位，老百姓也很快乐，政府能够真正做到古人所说的“与民同乐”。
　　这样的政治生活是由一系列的制度安排来保障的：公民拥有充分的政治自由和权利。政府的合法性来源是自由竞争的民主选举，而不是传统的合法性和魅力型的合法性。政府的立法行为和具体行政行为都受到严格的法律控制，并受法院和议会的监督。政府的职能严格限于国防、治安、基本的基础设施和必要的公共服务，其职能是有限的，其财政规模大约在GDP的15－20％之间。公共信息是普遍共享的，公民有权也有机会得到几乎是所有的政务信息。社会公共事务是高度自治的，公民有充分的结社自由和自主治理公共事务的制度空间。而新闻媒体是高度自由的，其质量问题不是通过政府权力的强力监管和惩罚来实现，而是通过媒体之间的充分竞争来得以提升。
　　——《现代政治制度的基本构造》 毛寿龙

　　在现代社会里，人们一旦有问题，首先想到的是，呼吁政府制定法律，加强执法力度。这已经使得现代政府所承担的公共事务超出了力所能及的范围。其实际结果是，政府越来越疲于应付正在发生的公共问题，制定的法律越来越多，执法力度也越来越大，但人们的感觉是，法律似乎远远不能满足实际需要，而执法力度也远远不能解决公共问题。要突破这一恶性循环，我们必须有新的思路：发展自主治理，少依赖政府。
　　——毛寿龙

　　腐败问题，涉及到政府官员的集体层次的选择。有一些腐败官员是纯粹为了自己的个人利益选择腐败的，但有很多腐败官员是在集体层次选择腐败的。因为在腐败博弈结构里，只要有人选择腐败时，腐败者的利益将最大化，而选择廉洁者的利益不仅要最小化，而且还将承担因腐败而引起的共同利益的损失。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制定集体行动的规则，改变腐败竞赛的结构。对此，低级的办法是，让廉洁者获得更多的利益，让腐败者获得更多的惩罚。高级的办法是，扩大腐败博弈范围，让更多的人参与博弈，尤其是要使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差异不大的人但密切相关的人尽可能参加相关的博弈，这样就可以使集体行动转向有利于公共利益，而不是有利于腐败者的利益。当集体行动格局有利于公共利益的情况下，操作性的规则，就能够容易得到各方面的遵守。一旦有人不遵守，也很容易被人发现，并受到惩处。
　　——毛寿龙

　　新闻舆论能够对司法活动起到监督作用，从而有利于司法公正；但新闻舆论也可能影响司法活动，从而使司法偏离公正。要司法公正，可以借助通过扩大新闻自由发挥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但绝不能通过控制新闻自由来取消新闻媒体的作用。要实现司法公正，关键还是要完善司法本身的制度。
　　——毛寿龙

　　20世纪的亚洲是争取民主的世纪，但民主成就却并不显著，其原因之一就是亚洲人在过去的100多年里，太注重追求理想的民主。21世纪的亚洲也必将是民主化的世纪，在未来100来年里，亚洲如果要使民主化成果累累，真正不输于西方世界，最重要的就是，少一些理想民主的追求，多一些现实民主的建设。
　　——毛寿龙

　　要实现社会长治久安，为公民生活和工作提供良好的治安秩序，从长远来看，还是需要建设适当的制度安排，从严治警，把好警察队伍的入门关，坚决剔除不法警察，强化公检法相互协作和相互监督的制度安排；与此同时，发挥政府、社会和公民三个方面的积极性，各方面努力协作，共同预防或者打击刑事犯罪，可持续地维护公共安全。
　　——毛寿龙

　　各国的教训表明，黑恶势力横行霸道，与不法警察纵容庇护有很大的关系。因此，从严治警，发展和完善公检法在相互协作基础上相互监督的制度，是非常重要的。
　　——毛寿龙

　　在国际上，许多国家仅仅依靠政府正规警察力量，过度依赖政府打击犯罪，其结果是建立了庞大的警察力量，并为警察配备了高度现代化的装备，但治安状况并没有好转。最近10多年来，许多国家开始重视公民个人在治安方面的作用，不增加警力，不提高预算，开拓和增加了政府、社会和公民的适当合作的制度安排，公共安全就得到了迅速改善。
　　——毛寿龙

　　政府是治安的主要供给者，但并不是垄断的供给者。社区治安制度得到充分的发育，私人保镖、私人侦探、私人治安服务也在一定的空间内得到适当的发展。当然，治安是比较特殊的领域，如果允许私人保镖、私人侦探、私人治安服务，还需要政府进行规范，进行监督，并使其与政府的治安服务兼容。否则，它们也很可能黑社会化，反过来危害社会治安。
　　——毛寿龙

　　就信息不对称理论来说，在行政体制中，上级与下级的信息是不对称的，下级在上级面前有信息优势，上级在下级面前有权力优势，两者权衡的结果是，上级必须运用权力优势来克服信息劣势，而这一过程是需要耗费大量成本的，在这种情况下，下级就可以运用自己的信息优势来搞腐败活动，牟取私利；而上级要监督下级的腐败，揭露下级的腐败，必须花费很大的挖掘信息的代价，在特定的代价范围内，腐败得到惩治的量是有限的；下级腐败空间的范围随着上级惩治腐败的决心、在惩治腐败上愿意支付的成本和可能支付的成本的变化而变化。而当上级也一样参与腐败活动时，腐败的空间就会急速膨胀，腐败大案就因此而产生、发展。行政审批权的市场化，政务公开，有助于行政权力运作信息公开化，使当事人之间展开竞争，有利于社会对政府的监督，从而缩小腐败空间。上级不需要花费一分钱，只要允许制度变革，就可以缩小腐败空间，这是政府权力市场化运作、政务公开的重大收益。
　　——毛寿龙

　　针对腐败大案，集中权力严厉打击腐败，是必要的，但是治标的办法；只有进行制度变革，才能真正实现反腐败斗争的全面胜利。反腐败的制度变革是多种多样的，通过各方面的制度变革，建设适当的制度平台，是使腐败空间最小化、从而实现反腐败斗争彻底胜利的根本途径。
　　——毛寿龙

　　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应该是内部有合理分工，同时又作为整体能对社会负责的政府，为公民和社会组织提供服务的可能是政府的某个具体的部门，但向社会负责的不仅仅是公务员个人和其所在的某个部门，更应该是整个政府本身。要使政府更好地为社会服务，在取得专业化分工好处的同时，必须进行制度创新，发展公务员的职业道德，让政府公务员个人、部门和政府整体向社会负责，为了公民的个人权利和社会的整体利益努力运作：
　　——毛寿龙

　　政务信息公开。每个政府部门的具体权力、职责、具体的公务活动，如果不涉及国家机密，也不涉及个人隐私，就需要向社会公开，向媒体公开。这样，公民和有关组织就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了解政府的具体运作。
　　——毛寿龙

　　政务公开是中国政府指导政府职能市场化变革的重要内容。如果政务不公开，政府、企业、公民之间的信息是很难沟通的，就会导致不信任或者不相关的关系：老百姓(包括企业和公民)对政府所做的事情不关心，非常冷漠，政府部门则权力中心化，相互之间进行信息封锁，并使一部分人有条件进行垄断性操作。
　　特别是地方政府。在信息社会，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多种途径获得信息，形成很大的信息实力，对上可以隐瞒欺骗，对下可以愚民，甚至以权谋私，形成地方腐败，效率下降，权力滥用。
　　信息不公开对政府是非常致命的，影响政府的规范化，影响政府的统治效率。
　　——毛寿龙

　　至少再需要５０年我们才可能成为一个比较有效的政府。它绝非“放松管制”这样简单。它需要我们的政府改造者能够建立一个长期的战略目标，严格监控每一个目标的实现，并完成一场扭转官僚心态的战争。
　　——毛寿龙

　　小平同志一直在思考如何让整个政府有效运作的问题。但文革后，平反政策导致机构膨胀，为此，他想了很多办法，一点点地改变。小平的头脑中一直有一个理想的内阁制设想，总理下面设一批不超过２０人的内阁成员，各部委的领导都在里面。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的运作机制，但至今还没有做到。
　　——毛寿龙


　　为避免占用公共频道，中国应借鉴国外做法，开设“政府频道”，专门报道领导人活动和有关会议现场，让民众自由选择收看。
　　——毛寿龙

　　一个政府能否高效运作，是衡量一座城市竞争力强弱的重要依据。
　　——毛寿龙

　　决策和执行不协调，是影响政府效率的重要因素。经常是决策者作出决策之后，如果没有得到具体执行的行政官员的全面认可，不是在执行过程中被否定掉，就是被执行得走了样。一些地方，往往必须在执行层达到高度的统一时，政策才能得到很好执行。在很多地方，政策在执行过程中讨价还价的现象十分严重，已经形成了一种特定的“文化现象”，有的法院判决也很难执行。所以老百姓说，上面的政策非常好，到了下面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毛寿龙

　　有效的监督不但能促进政府提高效率，还可以保证民意得到重视，让政府一心一意为民办事。
　　——毛寿龙

　　发展意味着更多的选择，更多的快乐。
　　——毛寿龙

　　没有自由就没有发展。
　　——毛寿龙

　　没有产权便没有自由，没有权利便没有民主。
　　——毛寿龙

　　良好的政府建立在猜忌而不是信任的基础上。
　　——毛寿龙

　　不要问政府能为自己做什么，而要问政府能为公共利益做什么，和自己能为公共利益做什么。
　　——毛寿龙

　　公共服务的质量由公民来决定，而不是由政府来决定。
　　——毛寿龙

　　谁支付成本，谁受益，就由谁来决策。
　　——毛寿龙

　　越集权，行动就越迟缓，效果也越差
　　——毛寿龙

　　公共问题需要有公共道德，不投机，不搭便车。
　　——毛寿龙

　　一般来说，反腐败的招数可以分为两类，一是集权的办法，二是分权的办法。集权的办法就是运用上级的权力，充分利用监督和惩治技术，来惩治腐败。这一招是非常有用的，但是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原因，这一招的成本非常高，一般只能局限于某些重点案例。分权的办法能够弥补集权办法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因为通过政务公开，还权于民，通过分解行政权力，让更多的人参与行政审批权，通过竞争上岗、竞争招标投标等方式，可以减少行政权力腐败的空间，从而减少腐败量。在制度分析学者看来，除了集权和分权的办法之外，还有限制权力的办法。因为无论是集权还是分权，政府毕竟还有很多权力，权力对市场经济的干涉过多，政府职能不转变，无论是集权还是分权，腐败空间只是大小而已，而不会在根本上消失。如果在根本上限制政府过多的、不必要的权力，彻底实现政府职能转变，让市场有更为充分的活动空间，政治权力、行政权力就更没有腐败的空间了。
　　——毛寿龙

　　为什么官员容易腐败，而小老百姓不容易腐败？不是小老百姓的修养和德行比官员高，而是官员有更多的腐败收益空间，而小老百姓一般没有什么腐败机会。在这种情况下，建设职能有限的政府，实现充分的经济自由，潜在的致腐者只能通过市场经济的竞争才能致富，没有任何通过致腐来致富的机会，它自然而然就会规规矩矩地经商做生意；官员没有多少以权谋私的机会，仅有的权力也只有规规矩矩地、公开地为公民提供公共服务，他们也就会规规矩矩地依靠为公民提供公共服务来实现自己的价值。如果有些官员不喜欢为人民服务，而喜欢钱，他就会离开官场，转向商场，在商场致力于赚钱。从提高腐败的成本，也从减少腐败的收益空间，两个角度着手，无疑更有利于惩治腐败，并且从根本上清除腐败。否则，惩治腐败的决心很大，惩治腐败的力度很大，见一个贪官杀一个，甚至用原始的抽筋剥皮的办法惩治腐败分子，恐怕也会像割韭菜那样，割一批，长一批，永无穷尽。
　　——毛寿龙

　　目前，政府公共服务的实践还告诉我们，像治沙、治安、环保、治理腐败等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的事务，完全由政府垄断，由政府包下来的做法也是不适当的。治安要不仅依靠政府的警察，而且还要依靠公民的见义勇为，治沙也不能仅仅依靠政府，而要依靠公民的各方面的努力。仅仅依靠政府以及为数不多的政府官员，即使他们非常廉洁，大公无私，坚决为公共利益服务，连地方保护主义也没有，也不可能顺利地解决如此众多、如此复杂的公共服务与公共管理的问题。如果政府的权力是由腐败者掌管时，就更难说了。
　　——毛寿龙

　　实行德政的思想，使得历代中国政府都非常重视官员的修身养性，并且认为如果民间有人修身非常成功，是十足有德的人，比如说是有名的孝子，那么也可以为官。德政的理想，未必能够在实际上真正实现，因为德政思想并不一定能够化解政治领域的往往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因此中国古代实际的政治生活往往是王道之外辅之以霸道，而当王道不怎么起作用的时候，就开始实施霸道为主、王道为辅的政治策略。王道与霸道反反覆覆，虚虚实实，构成了中国古代政治的特有的奇观，也可以说构成了中国古代政治文明的所有成就和所有败笔。现在人们已经知道，要建设可持续的政治文明，宪政法治，是弥补德政不稳定、王道与霸道常常反复不定的良方。
　　——毛寿龙

　　民的确是可以使唤的，因为在任何政治体制里，都会有官民之分，当官的就是要使唤民，而民也必须听从当官的，这是任何政治制度所不可避免的必要的不平等的制度安排。即使在民主政治高度发达的国度里，政治官员依然是要进行指挥的。
　　无论是官员还是公民，都需要履行自己对于公共事业的责任，而这种责任对于公民来说，表现为公民精神，而对于官员来说，则表现为孔子所说的德政的思想。当然，由于政治家所承担的对于公共利益的责任远大于公民，因此其德性的要求对于政治家来说也应该高于对公民的要求。
　　在现代社会里，每一个公民在人格上都是平等的，他们都有同等的公民权利与义务，在一个自由的政治文明高度发达的国度里，没有政治家与公民的天然的区分，对于政治家来说，他首先是公民，然后才是政治家，并且在当政治家的时候是政治家，在不当政治家的时候就是一个公民；而对于每一个公民来说，他首先是公民，然后有可能成为政治家，只要经过努力，经过考试以及其他途径成为公务员，通过选举成为选任的政治家，通过各种可能的途径成为法官等。
　　——毛寿龙

　　历史上焚书坑儒、文字狱等事件，以及解放后许多轻视知识、扼杀学术研究的政策都表明，学术有禁区，会导致思想与知识开发与研究的大退步，不利于科学文化的繁荣，也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学术无禁区”，对于学术研究实施“百家争鸣，百家齐放”的双百方针，这是残酷的教训告诉我们的经验。因此，实施学术无禁区的政策，即使需要花费成本，也是值得的，何况实施这一政策本身不需要直接花费成本，而只需要让学者自由选择研究的课题，让学者自由确定研究的思路，让学者自由地根据自己的研究努力得出学术观点，就可以了。即使国家资助学术研究，也应该不管制学者的学术观点，由学者全权负责学术研究的全过程，其结论也是开放性的，不存在完全正确的观点，也不存在完全错误的观点。
　　——毛寿龙

　　社会是要有规则的，规则意味着选择空间，每个人的努力，虽然可以开拓空间，但规则的约束也是至关重要的。个人的选择对于公共利益来说，有好坏之分。对于有德的人来说，规则本身已经成为自己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制度平台是无所谓的。他们都能够作出对于社会有利的选择。但是，这样的人，在社会中是极其稀缺的，即使孔子，也只是在60岁才“耳顺”，到了70岁才“从心所欲，不逾矩”。更何况，即使有德的人，由于局面变化，选择格局变化，人心变化，其德性也是会变化的。在一个良好的制度平台中，每一个人都可以尽可能用足自己的选择，尽可能用足自己的才华，也在这样的一个制度平台中，每一个人，又都受到适当的制度约束，对于自己的选择负责，其不良的倾向尽可能及时得以制止，而其良好的倾向则及时得以充分发挥。 
　　现在，中国需要的就是这样的制度平台。
　　——毛寿龙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中国政府权力下放的变革将进一步推进，从而进一步实现从集权政府走向分权政府、多中心自主治理框架的治道变革：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有利于中国政府职能的市场化，这本身就是一个政府职能下放给公民个人、经济组织、社会组织以及其他各种组织的过程。中国经济领域的多中心自主治理的结构将随着这一进程的深入而实现。中国加入WTO有利于中国政务公开。政务公开，有利于下级政府、社会经济组织和公民更好地认识到自己的选择的制度和政策环境，从而更有利于公民自主治理私人事务、经济事务和公共事务。中国政府过去一直难以摆脱的“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恶循环，就失去了信息不灵的障碍，信息将广泛分布在整个社会的各个角落，而不是单向地集中在最高权力中心。
　　——毛寿龙

　　中国政府法治建设的进程，也将进一步因中国全面参与世界经济而得到进一步的强化。中国将向国外开放一些法律、会计、税收咨询、建筑设计监理、城市规划等专业性的服务。这些服务本身具有专业性质，在很多情况下本身就具有独立执法的权力，比如建筑监理，就是在执行建筑法，会计服务本身就在独立执行会计法，而法律服务，则更是执行各方面的法律。中国法治建设时间不长，在法律服务方面缺少法律至上观念的积累，社会资本比较稀缺。国外服务机构的介入，将导致这些专业性服务具有高度的开放性，进入激烈竞争的阶段，在激烈竞争面前，各专业服务机构不得不强化服务意识和独立意识，这些方面的社会资本就会逐渐积累。这是有助于中国法治建设的。大量外国公司的进入，为中国带来了宝贵的遵守法律的社会资本。这些公司习惯于在法治社会做生意，它们有深厚的法治经营社会资本，将打破中国市场经济中难以自拔的不守法者总能得利、守法者首先遭到惩罚的囚徒困境，为中国法治建设带来新的活力。它们或许会给中国的同行同化，但是由于中国参与世界贸易组织是全方位的，外来商人不是个别的、临时性的，其同化的可能性也将越来越小。给中国政府法律服务带来了新的需要。外商在法治环境中习惯于根据法治来与政府打交道，这有利于中国政府为这种新的需求提供规范的法律化的服务，而不能根据领导意志或者不能公开的内部政策、土办法来对外商进行管理。这将促进中国政府的法律意识。外商诉讼意识比较强，而且比较注意用法律途径来为自己讨回公道。可以说，如果政府行政危害外商利益，外商也将利用法律途径起诉政府，或者通过法律途径改变法律。中国没有法律审，没有衡平法的传统，中国的企业在没有办法法律的情况下，可能会选择违法或者用行贿买通的办法；但是外商则很可能选择用各种压力改变中国法律体制的办法。中国的法律制度很可能因此而得以巨大的发展。 
　　——毛寿龙

　　中国政府治道变革的进程可以是一个具有革命性但渐进的变革过程。在这一进程中，如果中国社会向已经具有开放政府、有限政府、分权政府、法治政府和民主政府等要件构成的治道平台的国家开放和接触，有利于引进许多有利于中国政府治道变革发展的新的因素，从而有利于中国政府治道变革的进程。
　　——毛寿龙

　　2000年在中国北方地区发生的严重旱灾，原因到底是什么呢？根据常识，人们一定会说，2000年，中国北方雨下少了。但专家们告诉我们：
　　中国的旱灾不是因为中国降水量少。中国北方地区降水量不多，但不一定会导致旱灾。因为以色列缺水，年降水量不足200毫米，但农业每年为其国民经济带来十多亿美元的纯利润，中国华北大部分地区年降水400毫米以上，比以色列条件优越得多，却经常发生旱灾。
　　中国发生旱灾的关键原因在于浪费水。中国农业用水占全国总用水量的80％以上，浪费水的严重程度，与旱灾灾情同样惊人。在宁夏北部的黄灌区，农民种的是水稻，大水漫灌，生产1斤米要用掉1吨水。
　　——毛寿龙

　　进一步深化改革，建设持续发展所需要的制度平台，是促进发展的重要手段。制度平台的各个方面，是相互依赖、密切相关的。市场政府需要民主政府、分权政府、法治政府的保障，只有这样，才能巩固政府职能转变的成果，否则市场政府就很容易蜕变为无限政府；民主政府也需要市场政府、分权政府、法治政府为基础，否则民主建设的成果也难以持久，易于蜕变为民主的暴政；分权政府需要以市场政府、民主政府、法治政府为基础，否则就会一放就乱，统一的国家也可能因此而变成诸侯割据；法治政府则更需要市场政府、民主政府和分权政府为背景，否则法治政府很容易蜕变为法制的暴政。现代化需要高质量的公共事务管理，而高质量的公共事务管理需要现代化的制度平台。而制度平台的建设，则需要深化改革，促进发展，尤其是需要维护稳定。因为只有在稳定的条件下，才能进一步深化改革，促进发展，进行稳健的制度平台建设。在目前的形势下，要促进发展，维持稳定，核心任务依然是继续深化改革，在公共事务治理方面就是需要进一步推进治道变革。
　　——毛寿龙

　　稳定是改革和发展的条件，发展是稳定与改革的目标。没有稳定，就没有改革和发展。没有改革和发展，稳定也就没有意义。在此，发展是硬道理，是目标，改革是发展的动力，稳定是发展的条件。而这一切，都需要适当制度平台的支持。只有建设好稳定发展所需要的适当的制度平台，才能避免人在政兴、人亡政息。中国的持续发展，需要进一步的改革开放，在公共事务领域，则需要进一步推进治道变革，建设持续发展所需要的制度平台，并针对目前的形势，有针对性地采取一些维持稳定的措施。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维持稳定，深化改革，促进发展，在即将来临的21世纪里顺利实现中华文明的复兴。
　　——毛寿龙

　　现在，中国正在逐渐走出计划经济时代，迈向市场经济时代，目前需要的正是适合于市场经济的道德。这种道德的核心内涵不再是提倡无条件的牺牲，而是倡导尽可能地创造和发挥，通过为人所普遍认可的正当合理的制度来挖掘人性深处的潜在创造力，提高其承担风险的能力，而不是利用强制性的制度去扼杀人性的自利能力，强化人性中的乞求依赖倾向，通过提倡牺牲来遏制强者的发展。这就是新时期的新道德的新内涵。旧道德滑坡不必害怕，新道德再生需要努力。害怕无济于事，只有实在的努力才是真正的上策。 
　　——《道德社会何以可能？》 毛寿龙

　　市场经济的建设和运行，并不是招之即来的事情。它需要可靠的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需要可靠的法律制度的保障，需要充分的人权基础，更需要强大的社会自组织和自治基础。西方文明中的契约传统和法治传统为现代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作出了关键性的贡献。但是，法律理性在带来自由的同时也有着导致奴役的天然倾向。因为法律理性的重要方面是依赖惩罚来维持行为规则，这就会导致这样一个后果：人们普遍地只遵守法律条文，并为了逃避惩罚而千方百计地寻找法律的漏洞；为了对付这种违法行为，就需要千方百计地弥补法律漏洞，并使得法律日益严厉。于是，法律体系变得如此严密，以致于如果所有人都把自己的事业发展限制在法律的范围之内，那么不仅生活会变得不堪忍受，而人类文明也将因此而深受障碍了。 
　　对此，强调道德秩序、人的良心和相互信任而不强调法制的儒家文明可能是弥补这一不足的重要源泉。如果单纯的利己之心是冲突的根源，而这种冲突恰恰是市场经济的脆弱所在，那么“和为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推己及人”等儒家伦理，就很可能是过分强调利欲倾向的市场冲动的有力保障。儒家文明所推崇的“孝道”观念、“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以公共事务为己任抱负，显然是市场经济所需要的自组织能力和政治自治能力的重要基础。 
　　——毛寿龙

　　对二十一世纪的世界来说，任何帝国的冲动只能招致失败，也只能招致人类文明的倒退。而个人和社会创造力，才是人类文明继续发展的根本源泉。在人类社会中，所有生产性的资源均在于个人的知识和技能，而当人们学会在相互尊重的关系中与他人共同工作时，个人的知识和技能还会放大。二十一世纪的人类的任务就是如何开发这些潜力，并依靠它们来发展人类的文明。在即将到来的二十一世纪里，由于电子通讯技术的发展，也由于国际贸易的充分发展，东西方之间的沟通和交往日益频繁，在未来的日子里，东西方文明之间有了更多的机会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学习、相互促进，并共同努力促进人类文明的发展。二十一世纪，不仅是东方文明的世纪，也是西方文明的世纪，更准确地说，则是属于整个人类的世纪。而中国要在二十一世纪的世界文明中占有一席之地，唯一的选择就是进一步改革开放，发扬东方文明的优势，吸收世界各国文明的优势，努力发挥自身文明所包含的自组织和自治资源，为人类文明在二十一世纪的进一步发展作出贡献。 
　　——毛寿龙

　　公民评议政府绩效有很大的意义，但是在实践上也需要注意如下几点： 
　　首先，公民评议政府绩效，需要广泛的政务公开为基础。公民要评议政府的绩效，其正确评议的基础是公民对于政府绩效有多深的了解。公民评议政府绩效，是政务公开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一部分有利于政务公开制度的发展，但它的发展本身也是需要其他部分的发展。在政务公开未达到一定水平的地方，实行公民评议，就可能出现一定程度的偏差。因此，要提高公民评议本身的绩效，充分实现政务公开，是一个重要的条件。 
　　其次，公民评议政府绩效，需要注意方法。在技术上需要按照严格的社会调查方法实施。比如，最好是请中立的舆论调查机构进行调查，这样就可以减少评议过程中的误导问题，提高公民评议的准确性。又比如，问卷的样本未必越大越好，如果有严格抽样的过程，一般有3000有效样本就可以很有效地说明问题了，样本太大，不但成本很高，而且累积的错误也多，调查结果反而不如按照严格抽样的一定规模的样本来得准确。 
　　第三，公民评议政府绩效，是政府绩效评价的重要机制，但只是其中的一种机制。除此之外，通过人大代表进行评议、通过某些技术指标来进行评议，都是有效的政府绩效评价机制。这些评价机制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政府绩效的真实情况，但并不一定完全反应真实的情况。由于角度不同、技术不同，这些评价机制的结果可能会有一些差异，在实践上需要进一步相互印证、检验各项不同评价机制的有效性。 
　　第四，公民评价政府绩效，在我国依然是新鲜事。越是新鲜事，越是需要进一步的实验。它对于我国政府发展来说，显然是一件好事，因为如果运作良好，的确有利于政府效率的提高，有利于整个社会的发展。因此，它是值得推广的。沈阳市政府在这个方面开了一个好头，值得给予好评。 
　　总之，公民评议政府绩效的做法是一种先进的制度安排，它有利于政府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人民是会支持的；这一制度安排有利于政府更好地认识自己，从而更好地工作，提高政府绩效，各级政府自然也有积极性采纳。有些人认为，对于政府来说，公民对政府活动的评价对政府意味着一定的风险，搞不好有可能损害政府的形象，但是我认为，即使评价的结果表明政府绩效在某些指标方面不尽人意，但只要政府有决心在这些方面进行进一步的努力，这些不尽人意的方面对于政府来说并不意味着风险，而只会是使政府更好地了解自己的不足，更好地为人民服务，这样政府依然是会受到公民支持的。 
　　——毛寿龙

　　从形式上来看，政府结构就是国家行政机关的组织形式以及运行机制。从实质上来看，政府结构却由两个核心内容构成：一是责任结构，二是动力结构。责任结构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运用权力的责任问题；动力结构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对于贡献的报偿和奖励问题。 
　　——毛寿龙 李梅

　　运用权力的责任问题经常以政府单位或者个人明显失职甚至违法犯罪的形式表现出来，在这方面中国政府已经建立全方位的监督结构，包括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监督、行政监察部门的监督、审计监督、司法监督、新闻监督以及舆论监督等。这些监督在技术上可能仍有需要完善之处，但是是否光凭完善的外在监督结构就可以完全解决责任问题呢？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即使监督技术达到了最完美的境界，外在的监督也不可能完全解决责任问题。因为技术越完美，监督所需要的费用也越高，而当监督费用远远高于监督所引起的收益时，监督本身就会自动地失效。 
　　从动力结构方面来看，中国政府给公务人员提供的货币收入可能少了点，而通过住房、福利以及获得无形收入的机会等形式提供的报酬多了点，在奖金分配上又太平均化了点，这种报酬和奖励结构不利于提高公务人员的积极性，所以有必要改善。但是，是否光凭完善的报酬和奖励结构就能够充分调动政府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呢？恐怕不见得。因为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即使是完善动力结构也需要实施费用，如激励所需要的信息费用等，并且在技术上越完善、越齐备的动力结构，其所需要的信息条件也越高，监督费用也越大。 
　　因此，从动态效率上来看，即使是在技术上高度完备的责任结构、激励结构也不可能达到最优的状态，也就是说完全毫无代价地进入标准行政学教科书所说的“权责一致”状态，达到人人积极工作的理想境界。其原因就在于任何责任结构和激励结构中的制度安排的实施均需要交易费用。因此，诺贝尔经济学获奖得者、著名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说：“在存在交易费用时，责任规则不可能是最佳的。因为在零交易费用的世界里，所有当事人都有动力去发现和找出所有将提高产值的调整措施，计算最佳责任规则所需的信息假设为应有尽有，尽管这些信息是多余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无论责任规则如何，产值总能最大化。但是，一旦考虑到交易费用，各当事人就没有任何动力（或动力较少）去披露形成最佳责任规则所需的信息。或许他们压根不了解这一信息，因为没有动力去披露信息的人也没有理由去发现这是什么信息。难以进行的交易所需的信息也难以收集到。”
　　——毛寿龙 李梅

　　从现实情况来看，一旦有人具有高尚的道德修养，其最有可能的结果就是家境贫寒、两袖清风，营养不良、精力不旺，有病得不到及时医治，有困难得不到及时解决。最后就会出现谁也不愿意见到的“道德灾难”：越是道德高尚的人越是得不到好的待遇，越是道德高尚的人工作越积极、精力付出越大，而生活工作条件则越差，越是道德高尚的人工作得越累，越可能累死，甚至病死。道德高尚、为人民鞠躬尽瘁的焦裕禄死了，按照预期，在焦裕禄精神的鼓励下，会有千万个焦裕禄站起来。但是焦裕禄死了以后，是否有千万个焦裕禄站起来呢？如果思想教育取得全面的成功，这是很可能的。但是从激励的制度机制来看，除了本来就是焦裕禄式的人物还会站着之外，其他人不太可能站起来，因为现实的激励机制是道德高尚者先累死、病死，据此推理，一个焦裕禄累得病故了，紧跟着发生的不是千万个焦裕禄站起来了，而是千万个本来就站着的焦裕禄也会倒下去，接踵累死、病死。这种结果显然是谁也不愿意看到的。这种激励结构显然不可能促使人心向善，而只能使更多的人人心畏善。一个健康高效的政府需要“清官”，并且是活着的成千上万的“清官”，需要生气勃勃的、精力充沛的“清官”，而不是躺在烈士陵墓里的“清官”。我们需要焦裕禄，因为他对人民忠心耿耿，为了人民的福利不惜自己的生命，但是我们更需要焦裕禄的服务，也就是说需要他能够或者更好地为人民服务。要摆脱“道德灾难”，唯一现实的办法就是使道德建设具有现实的动力结构基础，从而建立现实的积极的道德激励环境，促使人心向善，而不是促使人心畏善。 
　　——毛寿龙 李梅

　　公共领域职业道德建设的基本任务不是培养具有最高道德修养的政府官员，而是培养现实的责任结构和动力结构所需要的道德基础，使现实的责任结构和动力结构深入人心，成为其内在良心的一部分，从而使现实的责任结构和动力结构更加富有活力。高尚的道德修养需要提倡，但是必须与现实的动力结构相配套，从而形成人心向善的激励环境，而不是制造更多的“道德灾难”，促使人心“畏善”。只有这样，责任结构和动力结构就能够具有充分动态活力所需要的道义基础，而职业道德建设也会因为有了现实的监督结构和动力结构的保障而不会说教与现实相脱节。 
　　——毛寿龙 李梅

　　大量的思想政治工作投资花费在高尚的道德建设上，而对于投资少见效快的现实的职业道德的建设则投入甚少。并且，即使投资巨大的公共道德建设成果非凡，在公务人员的心中培养了高尚的道德修养，但是如果高尚的道德标准则因为没有现实的责任结构相配套而缺乏操作层面的保证，具有高尚道德修养的人一旦进入操作层次，就很难把内心的道德修养与现实的责任结构接轨，只得在现实公务活动中弃之不用；实践上弃之不用，结果就是道德建设的巨额投资无法取得预期的收益。 
　　——毛寿龙 李梅

　　根据俄罗斯政府环境问题顾问安德烈·雅布罗科夫（Andrei Yablokov）的估计，在1964和1990年期间，因为环境污染的原因，俄罗斯人预期寿命由70.4岁下降到69.3岁。在一些严重污染的城市中，预期寿命已经降到了44岁。雅布罗科夫断定，前苏联20％的人口生活在生态灾难区，30-40％的人生活在生态紧张区。1988年一份官方的报告承认103个工业城市，总共有4千万人口，空气污染水平高于官方确定水平的十倍以上，其中十六个城市高于50倍以上。受污染地区死亡率高于其他地区2-3倍，其中埃文斯克人的预期寿命只有32岁。
　　前苏联环境退化的恶劣影响是长期的、广泛的，它影响了整个世界的自然环境，并将延续几个世纪。前苏联庞大的核工业可能是前苏联生态灾难中对整个星球的生态完整性威胁最大的因素。切列宾斯克是战后修建的核工业城市，有着庞大的核工业设施，建成后发生过三次核灾难，每一次均可以比得上甚至超过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件。而且这些核灾难并非是意外的事故，而是有意的结果：1940年马亚克(切列宾斯克的别名)开始生产第一批核武器开始到1956年，官员一直在向附近的塔克河倾倒未经任何处理的核废料。其后果就是八十年代发病率和死亡率的直线上升，血循环系统疾病增加了31％，哮喘增加了43％，先天残疾儿增加了23％，肠胃系统疾病增加了35％。这些数据即使在戈尔巴乔夫所做的官方报告中均是承认的。显然，切尔诺贝利事故只是前苏联境内发生的大量核事故之一，这并不骇人听闻，而且更大的核事故的发生依然是可能的。
　　核灾难对于生态环境的破坏是惊人的，但不是唯一的因素。实际上，前苏联正常采取的经济发展政策也是使整个地球环境付出重大代价的重要因素。巨大的羊群，超过草原可以养活的数目达二十倍，导致了斯塔夫罗波尔和里海沿岸地区之间的卡尔穆克地区严重的沙漠化。巨大的沙漠形成了，并且正在以每年10％的速度扩张着。
　　——毛寿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