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贵自由，国贵自主。
　　——严复

　　一个社会要多元，各种力量互相牵制才有自由，才有民主。
　　——刘伟

　　由于2000年的专制历史所形成的惯性和积淀，虽然封建时代早已经结束，但有一些人，他们的思想机能已经变得畸形，已经习惯了思想束缚，对思想自由可能还难以适应，甚至会反对这种自由。好比习惯了笼中生活的鸟儿，真要把它放出笼子重返蓝天，它可能还不习惯，可能还想再进笼子。脖子上戴惯了枷锁的奴隶，有些人时间长了也会习惯于束缚，甚至会把枷锁当成令他产生幸福感、自豪感的项链，真要给他摘下来，他也会很不习惯，甚至会非常舍不得、会极力反对。所以，实现思想自由也需要靠我们每一个人自觉地破除自己心灵的桎梏、冲破自身思想的牢笼，去展开思想的翅膀在天空搏击和翱翔，你自身飞翔的高度和距离，可能也许就决定了你所能拥有的空间和自由的大小，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人所拥有的思想空间和自由某种程度上也是由自身的努力所决定的。
　　——《没有思想自由就没有创新》 作者：王青汉

　　创新其实并不是可以孤立存在的东西，它是需要有思想自由作为必要前提和基本条件的，它与思想自由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思想自由是因，创新是果，创新实际上只是自由思想的自然的结果和最终的表现而已，它的源泉和本质是独立的思维、自由的思想。很难设想一个患有严重的精神依赖症、思想被重重有形或无形的索链所束缚、大脑处于日渐萎缩状态、不会独立思考，只会让别人代替自已思考、习惯以别人的思想为思想、盲从别人、人云亦云的精神奴隶，他会有什么创新意识和创造的能力。所以，可以肯定地说，离开了自由的思想就不可能有创新。
　　——《没有思想自由就没有创新》 作者：王青汉

　　人的思想天生是活跃的，在活跃自由的思想中每个人都不乏创新的天赋，关键是我们的教育要注意从小尊重和保护每个人的自由思想的权利，不要由于各种社会的和教育的原因，去限制和束缚孩子的自由思想，否则，不论自觉或不自觉、有意或无意，就会必然地抑制和扼杀了孩子的创新意识和创造能力。社会的大环境更要给人的自由的思想提供宽松广阔的空间和氛围，必须要充分尊重和保障公民个人所享有的各种宪法权利，特别是要保障思想自由以及作为思想外在表现的言论的权利和自由。人类的思想史、科技史和整个社会的发展史早已充分证明，一切新的思想、新的理论、新的发明、新的创造，它的产生、发展和完善都是需要有思想的这样一种自由产生、自由交流、自由碰撞的开放环境和宽松氛围做为必要前提和基本条件的，对这种思想的开放环境和宽松氛围的任何一点损害，都会最终使创新受到束缚甚至扼杀。
　　——《没有思想自由就没有创新》 作者：王青汉

　　我们的民族几乎完全丧失了创新的能力，使我们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上付出了惨重的历史代价，一个显明的事实是，自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以来这几百年，是人类思想进步、社会发展、科技更新最迅速、最剧烈的几百年，而在这个进程中，我们民族几乎没给世界贡献过多少有重大影响、重大价值的新思想、新发现、新发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令人悲哀地被世界甩在了后边、变得大大落伍了。
　　——《没有思想自由就没有创新》 作者：王青汉

　　教育是一个国家最根本的基础建设，决定着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是花钱单位，必须由国家负担，国家只有全力以赴，千方百计办好教育的义务，没有漠视搪塞教育的权力。有钱修路，有钱建坝，有钱建楼堂馆所，有钱买小车飞机，有钱吃喝玩乐，有钱出国观光旅游，就是没有钱办教育，让学校去创收，让学校另谋出路，这会让世界耻笑，会让子孙后代鄙视的。
　　——《科技创新以思想创新为前提》 作者：虚舟

　　人类生存在这个世界上，就需要一种秩序。而且，越是高度现代化的文明的社会，其秩序越是需要高度地规范和严密。一个无序的世界，或者一个严重失序的社会，人类是根本无法生存于其中的，或者起码是得不到生活的基本保证的。于是，亿万年来，自从这个地球上留下了人类的足迹，世世代代的具有了人的智慧的人们就不断地为自己也为子孙万代建造着生存的秩序。尤其是到了文化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各个层面和各种范围的秩序已经构成了“天罗地网”，于是就有人开始惊呼：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卢梭）。那么，也就是说，人类对于秩序的建造，一方面在为人类提供着生存的保证和生活的方便，同时，越来越繁多以及越来越严格的秩序，也同时在不断地成为对于人自身的束缚、压抑甚至摧残。所以，对于秩序的毁坏、出格、叛离和反抗等等也同样越来越普遍。于是，从根本上看，秩序的建造与毁坏也就始终贯穿在人类的文明的发展史上。当然，这种对秩序的反叛与毁坏，有些是自觉的，有些是不自觉的；有些是重大的革命性的，有些则是纯粹个人的行为方面的；有些是正面的、积极的，也有些则是属于负面的、甚至是反动的。而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些对于秩序的毁坏，有些是成功的，有些是必要的，有些却也很容易在毁坏秩序的同时，把自己也推向了毁灭的境地。总之，很多时候人与秩序的关系是“进亦忧，退亦忧”，或者“成也秩序，败也秩序”，“兴也秩序，衰也秩序”；甚至“生也秩序，死也秩序”。
　　——郝雨

　　任何社会都存在弱者，社会风气对待弱者的态度反映了其公民的精神面貌。全社会不仅需要在精神上同情弱者，而且应当建立发达的社会救助网。与国际上强大而广泛的慈善机构相比，我们的社会救助实在太小太少。一个社会的人们永远是相互联系的，高度贫富悬殊的社会里，富者的人身安全、生活舒适度都会受到影响。
　　——《全球化时代的公民意识》 作者：顾肃

　　西方文化的最大特色是寻求智慧。从承认自己无知出发，向未知的世界挺进。未知世界知道了，发现还有更多新的未知世界需要认识。永远挺进，永远无知，永远无知，永远挺进。
　　中国的传统文化则不然。它不要求智慧，不要求向未知世界挺进，在家孝父，出门忠君，一切按祖宗成法办事，很容易满足现状。5%的世界占有量即敢于以世界工厂自居，人均产值才居世界中下游就自许发达，只能说明小富即安，目中无人的陋习还没有改掉，智慧并没有打开。中国要繁荣，要发达，这种状况是不行的。因为建设靠的是创造力，是智慧，是科学。我们早前的成就靠的是海外归来的人才，现在的高科技仍需海归派，而国内学子又纷纷要求出国，这一切都说明，我们的智慧，尚需别人打开，我们的创造力尚需别人培植，这跟我们的建设采用引进的技术正相匹配。说明我们不过还在西方开拓的世界里漫游。虽然我们觉得自己在全新的未知世界里书写空前的大文章，其实这已是地球上别人早已做过的老题目。当然，认识中国的特色是别人解决不了的，只能靠我们自己努力。但世界发展总的趋势是改变不了的，要不然，我们也不争取加入世贸组织了。中国经济才刚刚腾飞，中国文化建设也才刚刚起步，我们的人均产值还非常低，近代以来，我们还没有向世界贡献大思想家，大艺术家，大政治家，大科学家。谈中国世纪，早了。实际上，如何正视我们的无知，如何向未知世界挺进以求新知，才是我们思考的当务之急。说中国世纪，就是说中国领导世界挺进未知世界，发现新的天地，建设更美好的人间，现在看来，确实说得嫌太早了点。
　　——《西方没落与中国世纪——中西文化源流谈之（4）》 作者：虚舟

　　到了如今，不少号称共和国公仆和公民的人，却以歌功颂德为日常功课，以趋炎附势媚权邀宠为终南捷径。长期以来国人的夜郎自大、自吹自擂，使我痛心疾首。看中国的报纸，即使是三年大灾荒饿殍载道的年月、“文化大革命”全国内乱人心惶惶的时期，也总是高歌“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形势大好，不是小好”。到如今，什么“一枝独秀”、“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之类的颂歌与高调更是满坑满谷，除了不着数的农民与下岗工人，许多人的自我感觉好得不得了。可现实状况又并非如此。
　　——鄢烈山

　　法的力量完全与恋爱的力量一样，在于感情之中。
　　——[德] 鲁道夫.耶林

　　《文汇报》称，“19世纪末，中国和日本的留学生纷纷去西方学习，中国学生一个劲地学造船造炮，日本学生则学人文科学，比如法律、经济，也学自然科学。德国的俾斯麦对此作出预言说：‘日本渐兴，中国渐弱’。甲午战争前，中国的炮、舰强于日本，但是没过几年，日本就超过了中国。甲午海战不幸被俾斯麦所言中”。历史告诉我们，不努力解放中国人的思想，不努力解放中国人的创造力，不努力使中国走出繁荣——毁灭循环的怪圈，不努力为中国社会持续、稳定、健康地发展作出制度安排，中国就没有出路。中国过去总是吃亏于此，今后再也不能重蹈覆辙了。
　　——《成功的危机与危机的成功——读报有感》 作者：虚舟

　　改革就是前进，一脚在地狱，一脚在天堂；一脚迈向天堂，一脚离开地狱；一脚脚迈向天堂，一脚脚离开地狱。只要改革，我们就总在迈向天堂，离开地狱；停止改革，我们就一定会远离天堂，深陷地狱。改革的危机就是设在我们身后的地狱，危机的改革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天堂。正视改革的危机，用深化改革战胜改革的危机，应该是我们前进的轨迹。
　　——《成功的危机与危机的成功——读报有感》 作者：虚舟

　　西方文化，“以人为本”。人的本质特征是思想。所以，西方思想的发展线索清晰而完整。思想，是西方文化和西方社会发展的火车头。
　　中国文化，“以君为本”。君主把全国的百姓当作工具，中国人因而就失去了人的本质特征——思想。没有思想是中国文化的表象，也是中国文化、中国社会只有量的增减而没有质的飞跃的原因；中国文化、中国社会千年停滞、循环轮回的秘密。
　　——《“以人为本”与“以君为本”——中西文化源流谈之三（下）》　　作者：虚舟

　　人类进行社会革命，经济革命，科学革命都是以思想革命为基础的。二千年来，中国的思想不能引导中国历史前进，二千年来，中国历史虽然大起大落，充满动乱，但是循环往复，踏步不前，都在证明中国没有思想。
　　——《“以人为本”与“以君为本”——中西文化源流谈之三（下）》　　作者：虚舟

　　人类社会原本就是一个千丝万缕联系在一起的有机整体，而把人类社会分解为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这只不过是方便研究的需要，所以事实上根本就不存在纯粹的政治、纯粹的经济和纯粹的文化，人为地割裂政治、经济、文化之间的有机联系，片面地、单纯地发展经济如同过去疯狂地搞政治革命一样，都是幼稚可笑的，都不免要碰壁的。

　　随着现代经 济的发展，大量消耗资源以及环境污染将越来越深刻地影响整个社会经济活动和发展。先看自然生态系统、我们号称地大物博，但三分之一的面积是沙漠、戈壁、冰川和石山，属无法利用的土地。森林覆盖率很低，只有百分之十三多。近一半的国土水资源贫乏，占国土面积百分之四十五的西北半壁年降水量在四百毫米以下，蒸发量远大于降雨量。占全国耕地总数百分之四十的黄河、淮河和海河三大流域，径流量只占全国的百分之六点六。两千多年的农耕文化将黄河流域的植被破坏殆尽，严重的水土流失使黄河文明终于跨越了其生态临界点；再看环境污染。几十年来中国的工业化基本走的是粗放型发展道路，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率，加上以煤炭为主体的能源结构，使得我国几乎所有的城市都陷于严重的环境污染之中。八十年代以来，由于乡镇企业的大规模发展，本来局限于城市的污染迅速向农村蔓延，形成了举国环境恶化的态势。中国的发展规模和速度在许多方面、许多地区已经徘徊在临界点附近。 生态临界点达标的地区很多，比如西北部沙漠地区，这是祖先留下来的，没有办法。我们这一代的过度开发，也不断促使更多的地区向临界点逼近。城市搞发展，城区规模越搞越大，却不知尚有多少水资源可供利用。农民搞发展，化肥农药狂施滥用，但求增产高产，却不知包括农民在内，所有中国人的食物中有害物质含量都已经超出了国际标准。
　　——《讲道理的发展才是硬道理》 作者：牛国元

　　就中国人口和资源的国情而言，生存才是头等大事，一切发展研究都必须围绕生存这个头等大事而展开。
　　——《讲道理的发展才是硬道理》 作者：牛国元

　　历史包袱非常沉重，死的拖住活的，该死的不死，这是二百年来中国苦难的最重要的根源。17世纪大清帝国的建立与英国革命同时。人们津津乐道的“康乾盛世”的表象，掩盖着的是制度性的的落后和腐朽。问题的复杂在于这样的落后制度在颇长时期还能保障当时当地的经济发展，并以此为基础，吸收了汉族知识阶层的全部资源，用传统文化的锦缎包装这一制度，建立一个宗法专制大帝国。于是，朝野上下迷醉于“天朝上国，太平盛世”的幻境，从而打造出一个自我更新机制极低的社会共同体。一部中国近代史的基本内容，就是冲破这个"铁桶江山"的苦难史。
　　——袁伟时

　　反思自身弱点的勇气大小和深浅，标志着一个国家自我更新能力的强弱。缺乏审视自己的文化氛围及相应的制度和程序，正是大清帝国招致奇灾大祸的重要原因。
　　——袁伟时

　　百年中国，问题也出在没有彻底启蒙。中国的知识阶层对很多现代文明的基本观点都茫无所知。说得不客气一点，当今中国知识阶层不少人有关人文和社会科学的认识，总体上恐怕还没有达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本国前辈的水平。直到现在，思想启蒙的历史任务还没有完成，启蒙仍是中国首要问题之一。
　　——袁伟时

　　二十年来，成就最大的是经济。但即使在这个领域，面临的问题也一大堆：
　　1．城市"下岗"即失业问题很严重，更难解决的是农村有三亿过剩劳动力，从经济学的角度看，那也是失业或半失业者。
　　2．金融改革任重道远。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是现代经济的轴心。但是按照国际公认的标准，我国还没有建立起符合要求的现代金融制度。我们现在公开宣布的银行呆账、坏账，达到了百分之二十六点多。与其他国家和地区比较一下，问题就清楚了。香港银行的呆账、坏账通常只有百分之二、三。日本的呆账、坏账只有百分之七，朝野上下已经惶惶不可终日。像我们国家这种金融状态，在别的国家早就是大危机了。为什么我们好像还可以承受，许多银行没有破产？那是因为金融的大门没有打开，还没有与国际接轨，行政权力对金融运作的影响还很大。具体说来是国家财政成了国有商业银行的后盾，已经用了不少纳税人的钱增拨银行资金，去填补这个窟窿；同时整个经济处于上升阶段，居民增加的收入因为投资渠道很少，大量存入银行，也为填补这个窟窿作出很大贡献；加上货币还不能自由兑换，矛盾就缓和下来了。这些现象的背后是制度问题。我国银行的呆账、坏账绝大部分是按照长官意志贷给国有或与官员有特殊关系的企业的。如果这些银行是独立的现代商业银行，他们会这样干吗？
　　3．国有经济的改造还远远没有完成。全世界的国有企业没有几个搞得好的。这个世界性的难题怎么解决？有没有勇气冲破意识形态的束缚，彻底改造？还得走着瞧。
　　4．环境破坏非常严重。有些恐怕永远无法恢复了。
　　5．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社会运行机制还没有改造好，而运行机制好坏是国家盛衰的关键。所谓社会运行机制，指的是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基本制度。按照现代社会的标准，我国各项制度改革任重道远。我国一些城市和地区争先恐后宣称要在三五年内实现现代化。其盲点在于不了解制度改革和建设的复杂和艰辛。法治、民主、公民自由在短期内就能在那些地方实现？我没有那么乐观。而没有法治、民主、公民自由的地方，不但不能称为已经实现现代化的社会，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也是不可能的。要是说把经济自由逐步还给公民（尽管至今仍不充分），保证了过去二十年的发展，制度瓶颈已日益成为中国发展的最大障碍。
　　这些问题不解决，已有成就可能一下子就垮掉。我们不能自我麻醉，吹捧现在是"太平盛世"。
　　准确地说，中国正处在十字路口。市场经济取向已经难以逆转；这是大好事。但中国会不会重蹈拉美、意大利、南亚和某些东南亚国家的覆辙呢？黑金横行，权钱交易，官员中出现制度性和群体性的腐败。还有中国特有的几亿、几十亿纳税人的钱付诸东流的政绩经济……朕兆已经非常明显，问题非常严重，必须赶快补救。法治、自由、民主是唯一的对症良药。没有至高无上的法治，没有以言论自由为基础的舆论监督，没有民主政治，你治得了那些贪官污吏吗？特别是治得了刚愎自用而给百姓带来的灾祸远远超过大贪官的大员吗？可是，这一步又是最难迈出的。中国人急需的是觉醒而不是催眠曲。
　　——袁伟时

　　随着现代化水平提高，衣食不再是重大威胁，公民的独立、自由意识越来越强，权力和财富的比重必然下降，成功的路途越走越宽，成功的标志也会随之更加多元化。中国的问题是对权力的限制不够，财富的积累也不够。全世界所有贫穷的国家都是权力太大，干涉了财富的正常运作和积累。越贫穷，权力越大；权力越大，又愈来愈穷；恶性循环。
　　——袁伟时

　　每一个国家和民族都可以和应该将自己传统文化的精华和新的创造贡献给世界，但前提是基本运行机制必须与国际接轨。一旦打破了中国人头上的思想枷锁，让公民的潜力充分发挥，中国的前途无可限量。
　　——袁伟时

　　一个现代社会里面，应该能开辟很多条成功的道路。每一个人都要以自己的独立人格，追求自己独特的成功目标。
　　一定要有独立人格，没有独立人格，就没有个人的尊严。一个没有个人尊严的人，就会随大流，乃至随浊流，同流合污。没有独立人格的人，就没有自我实现的信心，从而蓄意走捷径，巴结权势、利用权力，最后以卑劣的人格获得卑污的成功。
　　——袁伟时

　　任何具有真正的内在稳定性的社会，都主要不是靠暴力来维系的；相反，它的稳定依靠的是国民出于自身利益和理性思考而对秩序的认同和自觉遵守。
　　——《当前中国社会中暴力蔓延的根源》 作者：唐 逸

　　如果一个社会具有相对公平的竞争机会，即令存在着贫富差别，当富人对穷人以礼相待并与之融洽时，社会矛盾还不致于极端尖锐；而今日中国的权贵阶层所依恃的恰恰是完全不公平的、由他们一手遮天的权力和资源的绝对垄断，这种极端短视无知的“精英”心态其实正在为他们自己挖掘着“坟墓”，真正激怒社会底层使之暴躁动荡的，与其说是贫富差别的存在，勿宁说是权贵们对社会中下层民众的那种极度蔑视和任意欺凌的态度。
　　——《当前中国社会中暴力蔓延的根源》 作者：唐 逸

　　一种政治体制的确立并得以运行，必须要有合法性资源做基础。所谓“合法性”是指社会公众对政治制度的认同和忠诚的观念。而政治制度的合法性评价标准则就是指公众对政治制度的认同与忠诚的程度（对政治领导人及其决策的信任程度），也即政治权威的大小。合法性是一个政治体制存在、持续和发展的基础，合法性程度的增强还能有效的降低统治成本，因此，对于统治合法性资源的保持和开发，是任何统治者都不能也不敢忽视的问题。
　　向民主政治体制转型的过程，也必然是人大职权不断得以强化的过程。目前对人大制度的诸多讨论，大多是围绕着如何加强人大职权来进行的。的确，在党、人大以及政府的三者关系中，人大一直处于弱势地位，只有大幅度的提高人大的权力，人大才有可能发挥它应有的重要作用。
　　——《政治转型与人大职权的演变》 作者：解庆刚 傅怀锋

　　中国要甩掉落后的帽子，后来居上，转弱为强，必须仰仗人的创造力，必须尊重人。因而，除了要在思想方法上好好学习改进外，还必须在根本上清算“以君为本”的价值观，借鉴“以人为本”的价值观，把“以人为本”做为我们社会，文化发展的新基础。
　　——《“以人为本”和“以君为本”——中西文化源流谈之三（上）》 作者：虚舟

　　自由思想，包括了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学术独立，这是人类的根本自由，因为人靠自己的智慧创造存在着，而人与人智慧碰撞的火花才是人类创造的真正源泉。所以，思想自由是人智慧创造的根本保证，也就是人存在的根本保证。
　　——《“以人为本”和“以君为本”——中西文化源流谈之三（上）》 作者：虚舟

　　中国开始向西方学习后，改革开放之初，即坚持“中学为体，西学未用”，只学西方的技术、工艺这些实用的东西，不学西方的民主制度，实在是本末倒置，不知轻重。相形之下，日本人明治维新，“文明开化”，“脱亚入欧”着重学习西方的民主制度，从根本上改变日本社会，很快便后来居上，超越众多西方先进大国,较我们高明多了。痛定思痛，历史经验值得复兴中的国人深思。
　　——《“以人为本”和“以君为本”——中西文化源流谈之三（上）》 作者：虚舟

　　德国人在理论方面的贡献为德国的经济起飞提供了强大的助力，德国人不是完全“摸着石头过河”，而是在过河的过程中逐渐地创立了自己的理论体系，这种理论体系从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等多方面切入，将德国的民族传统与世界上最先进的发展思想融为了一体，并通过这种独创的理论反过来指导自己的经济发展，使德国的发展具有了一种独特的战略眼光。这种理论方面的创新，对德国具有持久的经济活力，无疑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一个大国在自己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如果根本没有独创能力，不能形成属于自己的真正意义上的学派，要想领先于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是十分困难的。
　　由于德国的经济起飞是建立在真正以科学技术为主导，以理论创新为核心的基础上的，所以她的经济发展的速度不仅超过了西欧的其他的国家，而且形成了一种重视基础、尊重理论、尊重科学、尊重人才的新传统，正是这样一种传统，保证了德国经济具有一种异乎寻常的活力，使德国在经济起飞后能够始终保持着其世界一流工业强国的地位。
　　——《影响德国经济发展的几个因素》 作者：陈晓律

　　权力毒害最善良的心灵，有如烈酒迷惑最精明的头脑。没有人是至贤至善而可以被赋予不受限制的权力。
　　——查尔斯·戈尔顿

　　美国经济成功的根基在于农业，后来才以工业为主。
　　——《以俄为鉴看中国》 崔之元

　　各种体制在鼓励参与和消弭冲突的程度上都有不同，亦有自己一套的修正方式。一个国家必须经常进行改革，以促进经济增长、令人民和谐相处和更新体制。它必须接受改革为正常的、和平的生活整体的一部分。一个反覆进行结构改变的政治，必然是一种高能量政治 (high-energy politics) ，它容许制度化的冲突和更广泛的民众参与。一个技术官僚的、权威主义的、低能量的政治，无法容忍不断进行基本改革的政治活动，它亦无法提供经济持续进步最有利的环境。
　　——《以俄为鉴看中国》 崔之元

　　从世界历史经验看，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确实是非常残酷。在那时候，竞争中的优胜者获得的奖券是货币，他们用来喂猫养狗的食物也比贫困者用来哺育后代的食物要好得多。但正因为少数富裕者的幸福生活与广大劳苦大众的贫困生活形成的反差太大，所以当时的阶级斗争非常激烈，这才有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问世，才有后来席卷世界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共产主义运动。马克思对当时资本主义制度进行的猛烈批判，有如一面镜子，让世界在这面镜子里看到了自己的丑恶，才有了资本主义世界后来的不断改进与社会福利制度的建立。而社会福利制度的建立，其实就是人类追求社会公平的一种表现，体现了社会对弱者的一种关怀，它消解了社会冲突，缓和了社会紧张状态，有利于社会进步。我们现在的问题在于没有建立起完善的社会福利制度，却一下将弱者推到了无法生存的境地。
　　——《利益的冲突——倾听不同的声音 》 何清涟

　　重振政府机构的活力可以利用 3 个基本的激励机制：激励机制之一是有效的法律与限制措施。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立法机构和司法机构对执行机构的监督相当薄弱，目标的设定与完成这些目标所需政策之间的联系比较混乱。而发展中国家的一般通病是制定法律比较容易，执行起来相当困难。但一个国家要想建设成法治国家，它就必须实施自己制定的法律法规。提高公共部门活力的任何有效战略，其主要途径就是通过缩减随意性的权力来减少腐败的机会。激励机制之二是将政府置于更激烈的竞争之下，如通过聘用制度的改革、建立基于个人才干的内部晋升制度在公务员中促进竞争；在公共物品和服务的提供上加强竞争；激励机制之三是使政府和人民保持更密切的联系，如使人民获得发言权、让人民更广泛地参与、谨慎地下放权力等。 
　　——《世界性的思考：重振政府活力》 何清涟

　　不管是哪一个现代国家的政府，都面临一个共同的问题，那就是在经济发展成为世界主流时，得向子民们拿出可持续发展方略，消除贫困，达到社会的长治久安。
　　——《世界性的思考：重振政府活力》 何清涟

　　人类历史上的任何一场改革，都是对旧秩序的一种颠倒和社会利益的重新配置，势必要遭到各种各样的反对。
　　—— 何清涟

　　对改革的批判应从四个方面进行，一是改革目标的批判，二是对改革过程的批判，三是对改革方略的批判，四是对改革手段的批判。
　　——何清涟

　　一个国家如果仅以经济发展为最高导向，只以金钱来解释成功，就会导致全民群情汹汹地追逐金钱，置具有超越性的社会目标于不顾。一个社会如果有50%的人追逐金钱，还有另一部分人却致力于其它方面的社会建设，这个社会还不能说是病态的。但如果绝大部分人都将追逐金钱悬为自己人生的最高目标，整个社会充斥着患了金钱迷幻症的人们，这个社会就只能说是病态的。因为一个国家毕竟不是一个巨型公司，国家领导人的职能也不是董事长，国家的发展需要更高层次的理念导引。
　　—— 何清涟

　　发达国家制定新法规的难度相当大，需要经过反复争论才能出台，而一旦出台，执行起来就毫不含糊﹔而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则都有这样一种通病，出台法规容易，而执行起来却严重走样。
　　—— 何清涟

　　经济增长往往通过三种途径达到，一是扩大资源基础和积累资本﹔二是通过教育﹑提高人的素质等方法来改善人力资本﹔第三则是通过改善制度结构。制度对人类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制度通过影响信息和资源的可获得性，通过塑造动力，以及通过建立社会交易的基本规则而实现社会进步。成功的制度创新往往能对个人和社会选择权利起到很好的影响，并通过为社会提供更有效率的组织经济活动的途径而对发展作出贡献，最后通常导致经济基础性的调整。
　　——袁伟时

　　观诸世界各国，所谓现代化道路，又有哪一个国家的“现代化道路”仅仅只是通过“经济改革”而成功到达目的地﹖现代化道路其实就是个制度创新过程，而制度创新包含着三个层面﹕一是意识形态的创新，二是财产所有权的变革，三是政府行为的改革。这三个层面之间其实就是一种互动关系，某一方面的滞后，会导致社会发展的失衡。中国经济改革所暴露出来的深层次问题，其根源都深植于非经济领域。近年来呈日益蔓延之势的贪污腐败行为一方面表明，现存制度确实存在严重缺陷。另一方面还向我们发出警示﹕配置资源﹑动力﹑信息的制度安排必须加以根本性的转变﹔没有这些变化，经济活动将日益丧失效率和生产力，收益将归属于各类寻租者而不是真正的企业家。
　　——袁伟时

　　传统社会心理的特点是它的封闭性、单一性、狭隘性、僵化性，现代社会心理的特点是它的开放性、多样性、宽容性、活跃性。我们正从封闭走向开放，从单一走向多样，从狭隘走向宽容，从僵化走向活跃。
　　——《中国白皮书》

　　西方认为人类最高的智慧体现在对宇宙自然的理解，智慧的高低是“与自然斗争”能力的大小，把天才的美称授予那些揭示自然法则的理论家、巧妙利用自然力量的发明家。东方则认为人类最高的智慧体现在对“人”的理解控制，智慧的高低是“与人斗争”能力的大小。
　　——《东方智慧和西方智慧的比较》　　田婴

　　任何权力都必须受到限制，否则，权力就难免被滥用。
　　——丁林

　　一个英武强悍的国家，必然是一个进取的国家，否则就是没有希望的弱者之邦。
　　一个进取的国家，必然是一个积极外向的国家。任何一个大国，都不可能“躲进小楼成一统”，必然会受到强大外力的冲击。强国不但要能经受得住外力的冲击，有能力融合外来的冲击，而且要能向外辐射自己创造性的文明。只有自信的强者才能做到这一点。
　　一个胸怀天下的、自信的国家，其进取的方式必然是全方位的，建立在坚强军事力量后盾上的文化上的吸引力是必不可少的。单纯武力扩张，的非长久之道，也许会给民族带来灭顶之灾。但产生不了强大武力、民众毫无尚武精神的文化，只能是弱者的文化，永远的二等国家。
　　中国是有资格和潜力做一个胸怀天下的国家的，但目前各方面的条件还不具备。如果我们还是一个自信的民族，还是一个有远大理想的民族，还是一个能够为人类贡献新文明的民族，我们就应当勇敢地承担起这个责任，焕发出我们的创造力，朝着这个目标做艰苦的努力，而不是整天哼哼唧唧地发出弱者的细语软言。
　　——鼎之轻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