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证明，暴力只能造成社会动乱、破坏和仇恨，因此暴力夺取的政权往往要用更大的暴力去维持。自古天下马上得之，则马上失之，还会在暴力中丢掉。自然形成的权威才更稳固。 
　　——《人类正在呼唤下一个伟大思想》 中华战士

　　历史已经证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自诞生之日起就是一种扩张型的文明，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后，在垄断性国际资本的经济基础上，这种扩张本性得到强化。几百年的血腥历史为这种扩张本质基础上的侵略、征服、掠夺、镇压、欺负等等罪行作了充分的纪录。二战以后，一方面帝国主义的扩张本性在某些领域得到强化，这就是用政治军事力量保护它们以西方跨国公司为代表的国际垄断资本利益。另一方面，由于以下一些重要因素，使该扩张本性的表现形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①，德国法西斯给欧洲人民造成的灾难，使欧洲人民的国际公理意识增强，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不得不有所收敛或改变方式。由此产生的联合国宪章的原则，使战后漫长的岁月有了一个国际关系约束性的准则。②社会主义阵营的产生，造成两级世界，有一个牵制力量，使帝国主义大国难以为所欲为。③国际生产力的发展与第三世界人民战后觉悟的空前提高，使老殖民主义模式失去必要性，新殖民主义得以取代，同时也使第三世界各国赢得了政治独立。但是，上述变化，并未能使西方资本主义扩张文明及其帝国主义阶段的侵略本性得到改变，然而却有利于弱小国家在大国对峙的格局下生存发展。西方与东方对于广大的中间地带，都有争取盟友、塑造形象的问题，西方列强不得不尽量掩盖自己固有的本性。
　　——《中华民族要有忧患意识》 李欣广

　　中国人民要把自己的事情办好，而现在我们没办好的事情太多了。我们误认为这个世界太太平了，民族凝聚力有所松散。一批人了解西方，不是去努力学习人家的长处，为我所用，而是不理智地崇洋，无骨气地媚外。在涉外事务中，牺牲国家大利奉献给外商，换回个人小利。一批人腐败堕落，耗竭了社会的经济实力，妨碍了我们推行“科教兴国”战略，国家用于发展科学教育的钱被人私分、挥霍、浪费，还竟然得不到纪检、司法部门的打击。没有生活压力的年轻一代中，不少人过多追求享乐安逸，降低了我们后代的综合素质。生于忧患、死与安乐，祖宗的这一训诫必须重温。艰苦奋斗、振兴中华，老一辈的优良传统必须发扬。 
　　——《中华民族要有忧患意识》 李欣广

　　落后就要挨打，决不仅仅是个历史教训，还是一个需要继续避免的悲剧。 
　　——《中华民族要有忧患意识》 李欣广

　　石油，世界的血液。石油，世界第一战略物资和商品。自从人类选择了石油，石油就成为全人类政治、经济、军事、战略斗争的核心之一。石油工业的出现使二十世纪的政治、经济发生了彻底的改变。石油贸易是世界上最大和普及面最广的商业，石油工业是从十九世纪最后十年中开始发展起来的最大的工业。石油公司的战略、市场的发展和演变、技术的进步实际上就是国家和国际经济的体现。 
　　石油作为一种商品，它与国家战略、全球政治和实力紧密相关。争夺石油资源已成为国际军事斗争的一个重要目标。目前许多国家正在加紧制定面向新世纪的能源战略以维护自己的石油利益。21世纪初，国际环境对石油安全的影响更显突出。石油安全已不单纯是个经济问题，它与政治、军事、外交等关系更加密切，是国家安全的基础之一，是影响国家可持续发展及和平稳定的战略性问题。未来若干年世界石油供求关系大体平衡，但供求格局将发生变化，各国围绕石油资源的竞争将更加激烈，石油消费大国之间、消费国和资源国之间以及资源国与资源国之间的矛盾更趋复杂。
　　——《石油，重塑世界战略格局》 李兆清

　　一百多年前，人们相信满清政府是中国落后的根源所在，他们选择了“毁灭”，结果清帝逊位了，军阀登场了，中国依然落后； 
　　于是人们相信军政府才是中国落后的根源，中国再次选择了“毁灭”，结果北伐成功了，北洋政府跨台了，南京政府亮相了，中国依然落后； 
　　于是人们相信国民党政府才是中国落后的根源，中国依然选择了“毁灭”，结果内战结束了，国民政府逃离了，北京政府成立了，中国依然落后。 
　　于是有人酝酿新的“毁灭”。 
　　这其中有对民主的热爱者，有对腐败的憎恨者，有对制度的挑战者，有对现实的逃避者。他们或者血气方刚，希冀以正直与果敢见证中国走上“正途”；或者忍辱负重，在坦克和监狱之间摇旗呐喊传播福音；或者痴迷大法，籍静坐与示威表达世俗的抗议和灵魂的安慰；当然也有职业的汉奸、专业的政客。 
　　然而中国也不是没有“生存”过。坚忍无比的中国人民“生存”过反右运动，“生存”过自然灾害，“生存”过文化革命；“生存”过下乡，“生存”过下岗，“生存”过贫富不均， “生存”过城乡隔离。 
　　美国也曾经“生存”过。美国黑人“生存”过奴隶制度，“生存”过Separate But Equal， “生存”过Jim Crow，“生存”过KKK；美国女性“生存”过男权社会，“生存”过“同工不同酬” ，“生存”过没有选举权。 
　　人世间有着这样那样的不幸，现实中存在这样那样的不公，然而“生存还是毁灭”并不是我们唯一的选择。消极的“生存”固然纵容了强权者的罪恶，愤怒的“毁灭”也造就了新一代的不公。“彼可取而代之也”，“破坏一个旧世界，创造一个新世界”固然轰轰烈烈，未必是唯一的最佳的选择。 
　　历史证明，社会的动荡、朝代的更迭，除了给“英雄”提供用武之地之外，于人民的利益与幸福并无大用。同样的才智，如果籍由社会的改良，或许更能保持理念的延续与社会的安定。 
　　美国之所以成为西方自由的典范、民主的楷模，并不完全是在轰轰烈烈的革命之上，相反，其体制内的努力，从黑人解放运动到妇女解放运动， “润物细无声”地造就了一个现代文明。 
　　同样的辉煌出现在中国的改革开放，没有轰轰烈烈，没有声势浩大；相反，在种种不公与不忿之间，中国人民渐渐拥有了电视、电话、电脑，中国人、中国产品、中国文化慢慢走向了世界。
　　——《中国，生存还是毁灭？》 老幺



　　欧洲人从十五世纪初即致力于从海上寻找一条通往中国、印度和亚洲各国的航路，以开辟全球贸易的新市场，并怀有探寻、开发新殖民地的目的。此时的欧洲，已经将世界视为征服的对象，竭尽全力地攫取对本国经济发展有利的土地、资源、市场，充满了豪迈的英雄主义和冒险精神。就当时的航海技术而言，中国不逊于欧洲之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就经济发达程度而言，中国的农业和手工业技术水平也不低于欧洲；那时，中国与欧洲国家尚处在一条起跑线上。在那个时代，中国人如能以郑和七下西洋为契机，勇敢地把国际贸易的航路延伸到欧洲，通过贸易促进东西方文化、经济和科技的交流，走上正常的国家邦交与文化融合之路，装备一支强大的海军，占据保障海上贸易航线的海外战略要地，保护海外市场的安全和利益，跟上欧洲工业革命的潮流，在政治上逐渐向君主立宪政体过渡，以改变暴力型的王朝更替模式和倾轧激烈的官僚升迁模式，维护国内安定的政治局面，保持适当的经济发展速度，不失时机地积极开拓海外新地，鼓励移民，抑制国内人口的过速膨胀，经过五百年的发展，中国恐怕早已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强大国家，汉联邦国家遍布世界各地，汉语很有可能像如今的英语一样成为国际通用语言。遗憾的是，我们的老祖宗既无欧洲人强烈的征服欲和冒险精神，又无他们的果敢与远见，让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在昏庸君主的歌舞升平和王朝更替的浴血内战中失之交臂。等到英国人的炮舰驶入长江、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时，西方列强早已划定了全球的势力范围和战略格局，它们的政治、文化、经济制度也已主宰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更严重的处境是，中国的周边国家或是成了列强中的一员（如俄国和后来居上的日本）、或是成了东西方列强的殖民地（朝鲜、越南、印度），中国向外部拓展的空间几乎为零，本身又沦落到了外衅频繁、内战不断的悲惨境地。到了一八四零年，世界棋局的布局阶段早已结束，中盘之战完全围绕列强之间既得利益的再分配进行，中国只能在列强的虎口中苟活，在列强争斗的夹缝中寻求生存和发展之路。

　　任何历史事变都是多种因素共同起作用的结果，是社会矛盾长期积累而得不到缓和的结果。苏联垮台的主要原因，是出于苏联的领导集团无视时代进步和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无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长期坚持僵化的旧体制包括政治体制，致使长期积累的众多社会矛盾发展到一定阶段总爆发的结果。 
　　历史经验证明，适时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并非必然带来社会不稳定，相反，它是保持社会稳定的根本途径。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不从体制上清除不稳定因素，社会安定只能是暂时的、表面的，迟早会因为诸多社会矛盾的积累而出现不稳定和社会动荡。只有及时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建立起灵活有效的社会控制体系，使社会矛盾及时解决，才能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如果不从根本上触动权力过分集中这个政治体制的“总病根”，势必严重影响一系列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的根本解决，最终影响社会稳定。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24年 》　王怀超

　　小臣争宠，大臣争权，此危国之风也。
——【汉】荀悦《申鉴.政体》

　　企业家没有理想，则员工无作为，企业无方向，社会无安宁，国家无希望。
　　无论市场如何变幻，无论企业内外艰难，无论上下压力重重，真正的企业家总能统帅自己的企业与员工打胜仗；而且其所属企业将越战越强，员工越战越勇，资本越战越雄厚，市场越战广阔。
　　这应该是一个企业家最基本的理想。
　　——中华战士

　　什么样的人民配有什么样的政府，而一个在心灵上被邪恶与不法奴役太久的民族是无法通过改变政体实现社会自由的。因此，在一个社会通往幸福与自由的道路上，我们不能企望来自政府的恩赐。做为政府的本性而言，能通过专制的形式来统治，它是绝不会自找麻烦去推进民主与自由的。而一个社会是否自由的重要标准是是否有自由的言论、是否有代议制。但是这些并不是社会自由的根本标准，也不是自由的根基。自由的根基在于一个个社会的个体是否有健全的人格。有了这样健全人格的个体，这些人有了对于自由的正确认识和实践良善生活的追求，一个社会是一定会逐步走向民主与自由的。这样这个社会离幸福就不远了。 
　　——《自由来自于勇气　勇气来自于上帝》 作者：江登兴

　　自由主义的一个理论预设是给予社会个体充分的自由，那么这些个体就能充分发展，为个人追求到最大的幸福，而因为个体得到了最大的发展，他又能为社会其他成员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自由可以使一个社会的幸福达到“最优化”。 
　　——《自由来自于勇气　勇气来自于上帝》 作者：江登兴

　　自由的精髓的基点应是一个人有健全的人格，因为有这样健全的人格，人们才能成功的实现自我管理。个体的成功自我管理应是社会自由的起点。
　　——《自由来自于勇气　勇气来自于上帝》 作者：江登兴

　　在社会最大福利的实现，或说社会幸福的最大化问题上似乎可以这样说：由有能力充分实现自我管理的个人组成一个能给予个人充分自由的社会可以达到社会最大的幸福。
　　——《自由来自于勇气　勇气来自于上帝》 作者：江登兴

　　在中国当代做一名基督徒确实很不容易。一方面我们的信仰对我们有非常高的道德要求，另一方面整个社会的生活现实却相当不重视诚信、良善、公义的最基本道德准则。到处谎言充斥、尔虞我诈、为富不仁。如果我们照我们信仰的要求去做，我们可能会失去很多利益。道理很简单，当非法与不义成了整个社会的流风，也成了利益分配与财富分配的游戏规则时，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黑吃黑”时，不黑的人、不愿黑的人自然无法加入到这样的竞争中去，或在竞争中因为“技不如人”会落于不利的地位，甚至被淘汰。 
　　当一个社会的道德临近崩溃时，社会不法的事情会不断增多，因此，你若不随之不法就无法生存。那么出于人的生存本能，更多的人就会加入到这样不法与不义的角逐中去。这又会促使社会的道德水平，社会的道德风气进一步恶化，良善者也就更加难生存，邪恶的势力就会更加猖厥。导至社会形成对寻求良善与公义者的“逆向淘汰”，也导致社会道德水平向负面的“放量下跌” 。
　　——《自由来自于勇气　勇气来自于上帝》 作者：江登兴

　　一个没有信仰的人是很能走向随波逐流的。毕竟要在眼前的利益与道德准则不可兼得的情况下选择坚持道德是难的。而一个基督徒由于对上帝的爱，因为公义与圣洁已经成了"写在我们心上的律法"，我们的主以生命立约，我们也出自内心地愿意用生命去实践它，所以我们有勇气不看环境，而服从我们心中上帝的绝对良善的要求。这样的精神正是人类历史多少黑暗与野蛮的世代“扭转乾坤”的力量，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主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盐”。 
　　——《自由来自于勇气　勇气来自于上帝》 作者：江登兴

　　从来的改革，总是对历史和现实的批判、扬弃和否定。
　　——陈敏之

　　中国要走向现代化，实现中国自己提出的民主法治等未来的理想，首先在文化上精神上需要有一种基础，属于灵性的基础，而不仅是实用的。当然实用可以突破过去的那一种教条性，但是比实用更深的要求还需要精神的东西，需要道德的东西，因为有了道德才更实用了。
　　——梁燕城

　　西方相信死而复活的真理，一个国家民族经过很深苦难后它会复活，复活就永远了。所以看西方国家不会一治一乱，也没有轮回，它强大就一直强大下去。它每一次有一点衰落的时候，就自我改造，因为它有悔改的精神，悔改认罪悔悟的精神，有这个精神它马上改好。像美国打越南战争的时候，实际上已经打输了，结果它马上反省和建设自己，又成为最强大的国家。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曾经衰落，但是很快它又成为欧洲一个举足轻重的国家。欧洲的德国法国也是这样，很快就重生了，这就是死而复活，再生出来的精神，你要悔改不断——悔改，你就会继续不断地强大。
　　——梁燕城

　　西方的法律就是因为它知道人的丑陋，而要建立一种法律，使有权的人不能权太大。所有权力都有一种限定，这种限定就是民主的基础。
　　——梁燕城

　　我希望将来的中国不单是一个强大而让人惧怕的中国，而是一个强大而有和平仁爱的中国。
　　——梁燕城

　　宗教不再利用政治，政治也不再利用宗教，在西方分得清清楚楚。所謂宗教不利用政治，就是說它不想在政治中分享什麼好處，不謀求任何位置，可以幫助你，搞好後就走了，這樣做可以維持它的純正和偉大，如果要分享政治權力，就會很快腐敗。在政教分離之下，它擁有自由，然而是多元的不同，不會出現一個人自說自話的“宇宙大法”，凌駕一切，或者運用群眾狂熱地強迫他人接受，這是最壞的，也是最危險的。
　　——梁燕城

　　人不但要自立，要自尊、自強，也要顧及他人的自由、尊嚴、幸福，不能为了個人利益，不惜损害他人。人生来是自由的；奴性是后加的，是野蛮的精神文化枷锁。
　　——袁伟时

　　一八四0年後，中國的發展道路為什麼走得那麼曲折，那麼坎坷？一直到今天，中國要解決一個基本問題，就是如何現代化，如何走出中世紀宗法社會，變成一個現代化的社會？這是事关将近1/4人类的大問題。
　　——袁伟时

　　19、20世纪中国，有兩個最重大的历史转折点：1894和1949年。一八九四年甲午戰爭失敗，那個時候不少中國人，得出一個結論，中國要富強，一定要學西方，即使孔子復生，也沒有第二條道路。從朝廷到一般的社會精英，普遍接受這個觀點。反對的有，但贊成的相對多。不过，还有严重反复。历经戊戌政变、义和团事件，招致奇灾巨祸，才在进入20世纪的头一年，开始实行“新政”，给要不要学西方的争论划上句号。得出這個結論，化了多少時間？從1840年到1901年，整整60年！而且起初只在经济领域蹒跚学步，从1905年起，才下决心废除科举，总算解决了耗费中国人黄金岁月的早已落后的制度。也是在这一年，宣布开始政治体制改革，但很不认真，终于导致大清帝国灭亡。
　　——袁伟时

　　我们的大學要建立現代大學制度，要學西方，實質上也要與國際接軌。沒有學術自由，沒有大學獨立，沒有教授治校，大學就不可能擔負起文化更新、知識创新這個重任。这些话其实是现代文化常识。可悲的是在中国还要大声疾呼。更可悲的是还被一些人目为异端邪说！現在國內很多人講教育，講素質教育，根本就沒有抓著要害，特别是中小學的素質教育，還沒有接觸到根本。根本是什麼呢？就是八個字：自由思想，獨立人格。不抓住這個基本点，着意培養現代公民意識，一切都談不上。
　　——袁伟时

　　在一個自由競爭的社會裡，生存不下去的思想文化肯定是沒有生命力的，會死的東西一定是該死的；老百姓要的，一定死不了。要反對的是野蛮摧毀文化遺產，如燒教堂，焚書坑儒，破“四旧”，那是犯罪。除掉這些以外，那些觀念形態的文化，如果傳不下去，肯定是腐朽或过时的；如果是有生命力的話，一定是死不了的。說到底還是一個要有自由的環境，不用懼怕中國的優秀傳統丢失了，根本不存在這個問題，用權力保護某種文化觀念，這是荒唐的。所以，我認為，中國要實現現代化，根本上還是觀念的轉變，能夠用開放的觀念，同各種思想自由交流。同時承認一定要多元，十三億人統一思想是不可能的。某一些目標，可以是大家共同的，如公民的自由，國家富強，但很多具體的觀念是不可能相同的，應該有一種寬容的心態。不但心態，制度上也要保證有這種自由。
　　——袁伟时

　　中国人乃至东方各国人，都应该敢于正视自身文化的缺失，正视希伯来、希腊、罗马、基督教文化的优长和文艺复兴以来西方文化的成就，以宽广的胸怀吸纳人类文化的一切优秀成果。历史有过耀眼的辉煌，未来可能有难以预计的贡献，但当前必须老老实实向人家学习。这是再简单不过的常识。可怕的是有些人不惜煽动狭隘民族情绪，谁宣扬这些道理，他就把洋奴、买办的帽子往你头上扣，而且还颇有市场。几年前，几个文人鼓吹“中国可以说不”，居然风靡一时，太可悲了！
　　——袁伟时

　　教育必须培育人的自我决定能力，而不是培养人去适应传统的世界，不是首先着眼于实用性，不是首先要去传授知识和技能，而要去“唤醒”学生的力量，培养他们的自我学习的主动性，抽象的归纳力和理解力，以便使他们能在目前还无法意料到的种种未来局势中自我作出有意义的选择。教育是全民族的事，要教育的是整个民族！
　　——德国哲学家费希特

　　中国国民劣根性之表现形式数不胜数，但大都可以归结为“依附型”人格与“愚迷”品格两个方面。对症下药，人的完全实现就意味着对内来说是自律的，对外来说就是创造的，即自我应成为一个“自律”的创造的生命个体。
　　——《中国近现代启蒙文学思潮的哲学建构》 作者：张光芒

　　中国国民性充斥了太多的“消极”、“因袭”、“苟安”、“空想”（李大钊语）、“僵尸的乐观”、“半死半生”、“卑怯”、“安息”、“虚无”（鲁迅语），而中国的文化亦因之死气沉沉，毫无生机可言。对此深恶痛绝的启蒙者自然而然地将自律与创造结合起来，真正的自我实现者还必须猛烈地向外寻求“意义”并散发出自己的生命力、创造力。李大钊曾从哲学宗教方面比较东西方民族思想文化之精神差异，指出东人持“厌世主义” 、“定命主义”；西人则持“乐天主义”、“创化主义”。东西宗教分别表现为“解脱之宗教”与“生活之宗教”。前者以清静寂灭为人生之究竟；后者则于生活中寻出活泼泼之生命，足以助人生之奋斗。这就生动地阐明了中国文化范畴内人生哲学的一大根本缺陷即在于缺乏活泼泼的创造的新生命。
　　——《中国近现代启蒙文学思潮的哲学建构》 作者：张光芒

　　在美国的大学里学习，最大的感受就是其立足于开发智慧和能力的多样化的教学方式。这也是它与东方传统教育方式的最大区别，即不拘一格的启发式教育，讲究实效，学以致用。
　　——《灵活多样的启发式教育》 作者：顾肃

　　美国主要的研究机构，无论是理工科还是人文社会科学方面，都分布于质量好的数百所研究型大学。而独立于大学的专门研究所并不很多，而且除了少数以外，质量也不算很高。诺贝尔科学奖与经济学奖的获得者大多为大学教授。这种体制保证了大学集中最好的研究专家，他们既搞研究，又培养本科生和研究生。这与前苏联、日本及中国等国的高等教育都不一样，这些国家都有很多配备较好的专门研究机构，其研究质量往往比大学的高。相比之下，大学的研究机构带有辅助的性质，质量不是第一考虑的因素，经费也有限。由于单独研究所在培养研究生方面无法发挥综合优势，因而其教育功能也没有得到很好发挥。比如专门研究所导师不可能正常开各类课程，故培养的研究生往往知识面较窄，思路打不开。
　　——《灵活多样的启发式教育》 作者：顾肃

　　面子文化已不单纯是丢丢面子的问题，而已经成为中国建设现代文明的桎梏了。面子文化不仅扼杀个性，扼杀真理，而且扼杀正义，是法治社会的强腐蚀剂。中国式的腐败难以根治，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面子文化将关系网合乎情理地笼罩在法律之上，干扰司法独立，影响公正执法。讲面子事实上已经成为中国法律法规和市场法则之外的游戏规则。严重的问题还不在于这一游戏规则对法律法规的干扰或颠覆，而在于它本身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恰恰是最令人特别是西方人头痛的：怎样送礼才能使对方感到有面子，怎样的面子才能使自己的官司不输……。试想，当人们整天为这样的游戏规则所纠缠时，怎能解放创造力全力求发展呢？
　　——《面子是“东方学”的虚构吗？》 作者：杨曾宪

　　在中华民族既会大发展，又可能大倒退；既可能先进发达，又可能破产没落；既可能进入天堂，又可能掉进地狱的历史转变关头，真正关心中华民族命运的人，不能不正视平民和平民教育，真正关心中华民族命运的人，不能不正视农村和农村建设。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的成败，就是中华民族的成败。
　　——《平民教育与精英教育——纪念晏阳初先生》 作者：虚舟

　　在人民有能力改造自己的生存环境时，要发起任何社会、经济或政治上的改造都有基础，原因是人民已掌握这些事情。在进行基础训练和掌握基本纪律之后，人们知道如何同困难作斗争，在灾难面前，他们不在表现得无能为力了，他们有了力量。这是一个民族和国家发展的道路。
　　——晏阳初

　　对民主来说，个人的主动性是首要的。扼杀了个人的主动性，就等于扼杀了民主。
　　——晏阳初

　　“富有”的人民和“富有”的国家必须认识到，只有当“贫穷”的人民和“贫穷”的国家满足了，你们才是安全的。你把这叫做明智的自身利益也可以。
　　——晏阳初

　　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不强调、甚至否定个人自由，认为个人一旦有了自由就会天下大乱，只有采用严格的“君、臣、父、子”的等级体制，社会才能安定。而西方文化中则强调和肯定个人自由，认为个人自由是每个人生来就有、不可剥夺的基本权力，只有保障个人自由才能实现社会的公平。中国文化的最终目的是建立一个稳定的社会，而西方文化的最终目的则是建立一个平等的社会。 
　　——《中国诚信问题初探》　　作者：陈曙红

　　中国有一句名言：“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这正是对中国家族主义和小宗派主义的世界观的写照。为了在大家庭中维持、调谐好各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西方式的强调个人利益和个人自由的个人主义显然不行，因此，中国创立了一套家庭成员之间的行为准则来维持家庭关系。
　　——《中国诚信问题初探》　　作者：陈曙红

　　士大夫之无耻，是为国耻！
　　——顾炎武

　　一到美国，让人印象最深的仍然是其各业管理的效率之高。尽管不是尽善尽美，但随处可见人们用于管理的心思，的确是下了真功夫。我们常说“人多好办事”，在美国恰恰相反，是“人少好办事”。许多地方的人员设置很精干，没有一个闲人。
　　——《效率优先的管理 》 作者：顾肃

　　社会是一个整体性的权力结构，邪恶一旦滋生，将逐渐膨胀，最终强大到不可遏制，吞噬一切。不在最初萌芽的时刻制止与消灭这种邪恶，最后那些不幸的人们不分善恶贤愚统统葬身于底层阶级复仇的怒火中。这个世界上只要有一丝不正义的存在，有一个人正在受奴役，所有人的自由与正义本身，都会因为这个狭小的缝隙而全部流失。任何非正义的行为就象人体中的肿瘤一样，将不断的自我复制与膨胀，最终吞噬与毁灭一切。
　　居仁乃君子之安宅，行义乃天下之正道，正直与善良的人才是世界真正的光明与人类真正的希望。一个人自觉自愿地去过一种有道德与有节制的生活，这样才会有真正的自由、幸福与尊严。至于胡作非为，获得了一点残羹剩饭，于是沾沾自喜，洋洋自得，却不知自己是鱼游于沸鼎之中，燕巢于飞幕之上。大祸将至，亦不自知，照样穷奢极欲，醉生梦死，这种将自己的幸福建筑在他人的痛苦之上的行为最终会有什么下场，殆不待龟筮而已定之久矣！
　　人类的本性是极其自私与懒惰的，如果没有权力意志的驱动，人类不可能成就任何伟大事业。但是与权力意志紧密相关的就是破坏的欲望和死亡的本能，生存竞争、强弱对立与贫富悬殊最后将导致大屠杀、大破坏与大毁灭。
　　人类追求和平与进步，要求实现一切美好的愿望的心理动力还可以依赖于道德理想的鼓舞，这样就比较不具备侵犯性与破坏性。不过比起永恒的、基于本能的权力意志来说，道德力量的确太微弱了。虽然它可以在某个时代对权力意志呈现压倒的优势，但这往往只是一时冲动的结果。理想主义者将消灭人世间的一切邪恶的可能寄希望于道德热情永久地维持，最后无一不以失败而告终。
　　尽管在理性上是如此悲观，但是我们必须在意志上保持乐观。人类的进步，就在于人道主义信念的萌芽、成长与壮大，最后成为普遍接受的道德规范。还是有这个规范比较好，宁愿先接受它的保护，万不得已时再去闹革命吧！不管怎么说，还是公正与和平地对待一切人吧！但愿这个世界因此变得更加公正与和平一点。但愿自由、平等与博爱的观念深入人心，但愿博大和平的母性与高大温暖的父性永世长存，但愿人类有朝一日能够永远地结束这种互相愚弄、互相仇视与互相残杀的史前史时代，在大地上建立自由、人道与公正的天堂，从而开始一部真正的人类史！
　　——《人道主义是一种信念》 作者：李寒秋

　　我们中国人历来对思想方法，思想工具重视不够。古代典籍虽多，三坟五典，诸子百家，讲的都是结论，连推理过程都没有，遑论方法。虽然墨家的三表之法，"察类""明故 "的概念类似推理的逻辑，也仅是涉及而已，毕竟没有形成专司推理的学问，如亚历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工具论》。所以，中国人学习历来靠死记硬背，先多积累材料，然后反复琢磨，参省顿悟，触类旁通，举一反三。讲学习的所谓韦编三绝，温故知新，三年不窥园，体现的都是这种精神。这种精神和方法虽然对领悟已知世界的知识，继承发扬传统行之有效，但对突破旧世界，认识新世界，突破旧传统，创建新世界，了无助益。
　　——《寻求方法——中西文化源流谈之二 》 作者：虚舟

　　国人幻想通过学习欧洲人擅长的技艺来对付欧洲人，没有想到欧洲人之长技，是建立在发达的社会，繁荣的文化，健全的国体之上的。“用”之长，即“体”之长。中国落后也不仅是技艺之用落后，而是社会落后，国体落后，“用”之短，实“体”之短。“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无异于想在盆景里移栽黄山奇松，蜀国古柏，不伦不类，不死不活。
　　——《寻求方法——中西文化源流谈之二 》 作者：虚舟

　　发展并不错，但忽略各种社会问题的解决，忽略自身资本的积累和生产能力的提高，一味靠内外举债，引进外资来增加总产值，七上八下的发展繁荣不过是为别人打工的繁荣，既不能使我们的社会问题得到解决，又不能使社会得以在整体上得到提高。而隐含的各种危机，又很可能使发展的成果毁于一旦。
　　——《寻求方法——中西文化源流谈之二 》 作者：虚舟

　　发展态势良好的新兴国家有不少，不只是中国一家。印度、俄罗斯、东欧发展势头很好，美国自克林顿时代以来的长时期的经济增长和发展有哪个国家可以相比？大概日本还可以说是形势不太妙，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中国的经济增长10%，也只是相当于美国的1%，日本的2%，
　　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国内崇洋媚外的思想会不断减少，自我感觉太好的危险倒会增加。对于外国的一些质疑和批评，如果自己心里有底，根本不必太过敏感，而应该好好地审视一下自己。
　　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应该像一个绅士，自信而谦逊。而当我们真正崛起时，我们更要体现泱泱大国的风范。这种气质和风度就得从现在开始培养。
　　在内政上，应该像胡适所提倡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循序渐进地解决中国存在的困难和问题，这些困难和问题是中国现代化的敌人，是革命和造反的温床。和平地、循序渐进地改造中国，应该成为大家的共识。在外交上，要向德国的俾斯麦学习，学会韬光养晦和善于运用外交谋略，而不要像他的后任们那样把自己引向崩溃。
　　——《重要的是心里有底》 作者：丁松泉

　　一个好社会不是一件已经作完的工艺品，而是一件有待我们每个人去参与制造的、永远不是成品的工艺品。社会总在变，也总是存在着问题，但是，要提供改变这些缺点的渠道。
　　——郑风

　　一个文明的核心是这个文明对人的看法：人是什么样的一种东西？人的生命有什么意义？西方文明对人的看法来自基督教，一般也公认西方文明的根源是基督教。
　　——江登兴

　　要建立一个幸福的社会，除了好的制度之外，还需要另外一种层面就是心灵层面的保证。制度或法治有一重大功能，就是对人性的可靠性的怀疑的基础上，对可能产生的错误和罪恶的一种消极的戒备和警惕。但是个人的信仰和个人的道德自我约束是积极的约束，所以我们在看美国的整个社会的时候，它除了有三权分立和代议制民主之外，它信仰层面也起到了维持社会运转非常重要的作用。美国制度层面的建设出于一个很基本的基督教的教义：人是有罪的，因此你把过分的权力交给他是危险的，所以需要制度对他的约束；从基督教观点看，因为人是尊贵的，所以有对生命的尊重，所以要发展造福于人的社会制度。 
　　——江登兴

　　面对中国的问题时，是不是说我们要把视角变换一下，我们是否可以来寻求一下在内在心灵的意义上、在存在的意义上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这个问题是比制度层面更深刻的问题，更根本的问题。
　　——江登兴

　　不敢说中国目前慈善不足，但至少可以说中国的公益事业发展较为滞后，中国的非盈利机构发育不够充分。由于受收入和生活水平的限制，中国人参与公益捐赠和志愿服务的人口比是很低的，据秦晖教授的《政府与企业以外的现代化》一书中介绍，美国1990年有82%的美国公民至少为一个支援公益组织提供过义务服务，90年代初美国公民的志愿捐款平均占其收入的1.7%，公正的说，我们参加公益的人口比比美国恐怕要低得多。
　　——《爱心更需要呵护》 作者：文刀

　　公益事业不能增加社会的物质财富，只是一种物质财富的转移，但能增加整个社会的幸福感，富人捐出他的金钱财富资助他愿意资助的人，得到心灵的满足，感到幸福，穷人得到他人资助，感觉这个社会还有好心人在关怀自己，也感觉幸福。
　　——茅于轼

　　自由、民主的现代社会制度能否建立，有两个重要条件：一是民间社会比较发达，并有比较强大的大众传媒，能监督和牵制政府，使政府官员不敢为所欲为。二是通过各种途径“开官智”，让他们的认识达到必要的高度。
　　——袁伟时

　　任何强者都有弱点，独断独行，没有制度约束，特别是失去反对力量的监督和制约，任何个人或团体总有一天要出错。
　　——袁伟时

　　每个个人都应当先回到自己，接受自己，管好自己，自己对自己的生活负责，自己珍惜自己的生活，追求自己的健康财富、爱情等，这样，一个个健康的个人的集合才会有总体社会的健康与进步。任何政策的最终目标都要落实到促进一个个个人的福祉，不能最后促进一个个个人福祉的政策就不是好政策。同理，时代的中心并不在每个人以外，时代的中心是由每一个个人的生活构成的，每个人没有必要到自身以外去寻找一个时代的中心。基于以上原因，每个人的生命未必都要轰轰烈烈，每个人首先要追求的是真实的生活，从自我出发、自我认知、自由选择、自由行动，促进自我的幸福而不妨碍别人的幸福，帮助别人获得幸福而出于自我的愿意的生活。
　　——江登兴

　　一个无神论的文化，由于超越者的不在场，人的一切善功都是为了彰显自己的德行，寻求社会和旁人的奖赏，或自已标榜德行的高尚。而当这种德行得不到应有的奖赏和关注时，人就可能不太施行这样的德行。
　　——江登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