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涉及生命安全或切身利益的传闻，公众的心理往往非常脆弱，公众的心理恐慌又会由无到有，由轻而重。 在传言没有得到有效控制之前，公众寻求自救是一种自发的本能，而盲目的自救行为又导致了危机的进一步恶化。有时候，灾难所引发的恐慌会比灾难本身更具有破坏性。灾难仅仅是侵害了人的肉体，在一定范围内有杀伤力；恐慌则摧毁人意志，能够导致整个社会混乱。
　　——刘满平

　　民众应该要树立正确的媒介观、信息观。正确选择信息，判断真伪，对各种传播方式，应该有辨析能力。要相信媒体和政府部门的权威消息，及时消除谣言。
　　——刘满平

　　建议政府要对公务员以及其他国民进行危机处理培训，增强民众危机防范意识。每一个公民也要学会面对危机，理性而负责，冷静而主动，具备现代人基本的文化、政治素质。同时，也要借鉴学习国外政府及企业的危机处理手法。
　　——刘满平

　　所谓社会变革（social transformation），指通过结构的部分性或全面性改造和重新组合来解决社会危机，进而按照一定理想来形成新秩序的有目的的社会变动过程。
　　概而论之，推进社会变革的动力装置可以分为自下而上的社会运动（例如十九世纪末的"公车上书"事件和二十世纪末的"乡镇海选"要求）以及自上而下的社会改良（例如１９８０年代设立的"经济特区"和１９９０年代提出的"依法治国"纲领）这样两种很不同的机制。社会运动和社会改良往往都在不同程度上按照一定阶层和集团的主观意愿来策划和施行。但有时社会的结构性变动并不是有意规划而是自然发生的，既没有特定的企图，也没有预先设定的目标，被称为社会漂移（social drift）。随便举些身边的例子来说吧，比如通讯技术的发达自然而然地导致了信息社会以及电脑空间的诞生，人口的增加势必造成劳动成本的下降，等等，这些都不是事先决定好的，也很难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季卫东 《社会变革与法的作用》

　　中国社会是一个超大规模的复杂系统，对持续性人际关系的强调又使网络结构的特征变得非常显著，经济文化的发展也极端不平衡，累积起来的历史问题更是盘根错节，这样复杂的前提条件和微妙的现状均衡使得大刀阔斧的变革的后果难以预测，而选择“综合配套、协调改革”作为基本战略的思路则比较容易达成共识。
　　——季卫东 《社会变革与法的作用》

　　人大是最高权力机关，对司法机关当然拥有毋庸置疑的监督权力。不过，这种权力应当体现在对法院财政、人事等领域的监督上。例如，经费的支出是否合理，是否存在不正当收费，任命过程中候选人是否符合法定的任职资格，严重违反职业伦理的法官怎样加以弹劾，等等。在这些方面，人大的监督还很不够，应当进一步强化。可以说，某些地方一些不符合法官规定任职资格的人进入法院成为法官甚至法院院长，跟人大在任命过程中没有有效地行使上述权力有直接的关系。值得注意的是，现在，一些地方出现了另一种监督，那就是人大插手对具体案件的处理，这种名为"个案监督"的做法混淆了立法权与司法权的界限，实际上也降低了人大的地位。由于人大代表并不是按照法官的资格加以选任，人大对具体案件的了解通常并非通过两造对质的方式获得，而且也缺乏司法程序的制约，个案监督也可能导致更多的不公正。因此，如何既强化人大对司法机关的监督，又不使人大取代法院成为司法机关，将是我们走向司法公正的又一个制度建设的关键点。
　　——《走向司法公正的八要件》 贺卫方

　　跟任何其他权力一样，传媒的监督权也是一柄双刃剑，可能正当行使，也可能被滥用。我们需要建立一整套规范防止大众传媒损害司法公正，其中最亟待确立的规范是，对于法院没有审结的案件，如何防止传媒发表具有倾向性的言论从而危害司法的公正与独立。与此同时，我们也应当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将司法过程置于传媒的监督之下，使得传媒成为增进司法公正的社会因素。
　　——《走向司法公正的八要件》 贺卫方

　　韩国的民主宪政体制的最终确立首先归功于韩国人民不屈不挠的为理想而奋斗的热情，不怕牺牲，排除万难的献身精神。而一些开明的政治领袖的顺应潮流的举措使这个国家在三十年的摸索着走向民主的道路上没有发生重大的社会动乱，使社会的转型和过渡避免了更大的损失。
　　——《韩国的民主之路》 　　槟郎

　　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朱镕基

　　我只希望在我卸任以后，全国人民能说一句，他是一个清官，不是贪官，我就很满意了。如果他们再慷慨一点，说朱镕基还是办了一点实事，我就谢天谢地了。
　　——朱镕基

　　关于我本人，除了我确实是在埋头苦干以外，我没有什么优点，我不希望别人学习我，特别是某家香港报纸说我的本事就是拍桌子、捶板凳、瞪眼睛，那就更不要学习我。但是这家报纸说得不对，桌子是拍过，眼睛也瞪过……至于说我这样做是为了吓唬老百姓，我想没有一个人相信他这种说法。我从来不吓唬老百姓，只吓唬那些贪官污吏。
　　——朱镕基

　　世界上大的争端，从以前的两次世界大战、美苏冷战，到今日的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其本质根源是对世界有限资源的争夺霸占，并非什么“主义”之战，更非什么“民主”之战，也就说，所有的政治、军事的最终目的就是经济！
　　——黎强

　　无庸讳言，机构膨胀加大了国家财政的负担，加重了社会大众的税赋负担，降低了政府效率，因此很明显，机构膨胀对国家整体和社会大众不利；借机构膨胀之机，安插自己的亲信好友，敛取跑官者工作调动者的礼财，因此机构膨胀对当权者最有利；对普通公务员来说，很多人是机构膨胀的受益者，因为他们是借机构膨胀之潮进入机关的，同时他们也是机构膨胀的受害者，因为膨胀过度必要精简，担心被精简让他们担负上了惶惶不可终日的苦恼。
　　因此，国家整体和社会大众应是精简机构的利益主体，是精简机构的最可靠力量;而当权者是精简机构的最不可靠力量;普通公务人员既是精简机构的半个反对派，又是半个同盟军。由此可见，历次精简机构犯了一个共同的错误：依靠了不该依靠的人，没有依靠应该依靠的人。
　　既要依靠群众，又不能让局面失控，更不能引发动乱，就应该在中央和基层民众之间用电子政务做通道，让公民用IC卡身份证做依托，直接在互联网上对市县行政一把手进行民主评议，信任表决，并逐步形成一种所有公务人员的人事任免由公众表决，由中央最后定夺的网络民主集中制氛围。只有这样，才能把人员总量降下来，才能把有德有才之人扶上去，才能让新当选或留任的公务人员以“士为知己者死”的姿态为国家为公众全心全意服务,才能让公务人员的德才行处于全方位全天候的监督之中而少犯人为错误，才能让让冗员反弹成为永久的历史。
　　具体步骤应该是： 
　　1 换发公民身份证。
　　新身份证要有网络密匙功能，以保证每个公民利用这个身份证就可以很方便地在公共网络设备上就能行使村民（员工）、乡镇居民（区居民）、县市居民、地市居民、省自治区民、国家公民的六重民主权力。 
　　新身份证除了记载公民的普通信息外，还要记载公民个人资产明细和信誉毁誉情况， 也就是说每个人的财产情况（银行存款、房产、债权债务），信誉毁誉情况（获得的荣誉、 曾有过的污点）都可被网络如实地记录下来，并可被不同的被授权人调阅和评议。 
　　党员干部的职务、工作职权、基本收入等信息应该尽快上网公布． 
　　2 建立民主化公共网络系统设施及电子政务系统。
　　原则上，应在每个村上（企业中）至少设置一台傻瓜型民主终端电脑，方便公民借助系统，对本村（企业）、本乡镇（区）、本县市等基层政权的更新重建行使选举权，对重建后的机构行使监督弹劾权，对公共重大事务行使议论表决权 。 
　　3 组建中央直接领导的网络民主工作组。
　　为了排除干扰，可以从大学毕业或在校学生、 老师和复退军人等中抽调人员组成中央或省级直属工作组，在经过一段时间的集中培训后派往网络民主实施地区。原则上工作组成员不派往原籍，并且实行全国流动工作制。工作组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实施网络民主选举，并对新当选的基层政权组织实施“扶上马，送一程”的有期限护送。同时，工作组成员的网名ＩＣ卡号要提前公开，率先接受全民监督． 
　　这样，中央利用这个网络系统，花很小的成本，就可掌握全局，洞察全局、领导全局， 再不会被腐败的官僚系统所愚弄，所架空；民众利用这个系统将实际高效地享受到当家做主的真实的民主权力，选举官员、监督官员、罢免脏官、参政议政成为诸多普通民众津津乐道的精神享受；在这个前提下，新上岗的公务员就可以有理由享有高薪待遇；冗员也将得到精简并永无反弹的机会；公务人员的几乎一切腐败、渎职、不作为现象都有可能销声匿迹。 
　　大家都非常清楚，腐败的客观原因是拥有权力者的权力失去了监督。但是事实已证明， 要想用传统的自上而下的方式重建监督机制必然要遭到既得利益集团的顽强抵抗，而自下而上的方式又有可能引发整个社会的大动荡。而以上三步做法就能基本摆脱既得利益集团的纠缠，又不影响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更保持了社会的稳定，能为更新体制赢得群众的大力支持和必要的时间。打通阻隔中央和民众血肉联系的那堵墙，上下联动促中间，必能重建一个高效、廉洁、能被适时监督的新型公务员队伍，中国的长治久安就有了百年、千年、甚至万年之基。
　　综上所叙可以得出结论，市县级机构改革并不难，难的是当家人是否有这个勇气！　
　　——高木

　　现在，过度地追求经济的高速增长和生活方式的放荡，已造成了生态环境的严重恶化和瘟疫的流行。又加上攫取财富和社会地位的游戏规则难以公正，贫富贵贱差距的无限拉大，黄害白毒的诱惑，使得暴力犯罪，腐败现象，地区冲突无限加剧，其中无论是哪个环节一旦超越极限，地球人类都将会面临灭顶之灾。让人失望的是，世界上的国与国，团体与团体，人与人之间利益互不相溶，宽己律人，尔虞我诈，巧取豪夺， 颓废的社会使得人类无法形成一个合力来对付共同的危险， 尤其是在许多国家甚至集团掌握了可以毁灭整个人类的核生化武器的今天，我们人类的彻底毁灭决非是危言耸听，杞人忧天了。
　　正义的人们需要共同呐喊一声：人类到了重树信仰的危机时刻了！
　　——高木

　　我们这个世界上，几乎没有一个人不渴望用尽可能少的劳动付出获得足够多的物质财富；又几乎没有一个人不渴望获得最大自由无上尊重等精神财富；每个人的内心深处又无不渴望获得长久乃至永无尽头的寿命以及浪漫的爱情。但是，由于物质资源、社会资源、自然寿命以及异性资源有限性的存在，我们每一个人在追求幸福的道路上就无法回避矛盾和冲突，必然就充满了痛苦。那么，人类应该运用什么样的技术手段和管理体制，才能在时间上、空间上让每一个地球成员乐苦相抵的绝对值最大，成员之间的利益冲突最小，个性满足的程度最高、人类整体的幸福总量最多呢？
　　令人欣喜的是，网络技术的普及和生命科学研究的突破，为我们当代人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人类若能用生命激励取代物质刺激、用网络智能经济提纯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优势、用网络民主克服一党专权和多党纷权的弊端、用信誉私有的电子档案让公民相互之间进行动态诚信管理，那么，一个人人都能获得最大化幸福快乐的大幸福时代将会出现在我们这个美丽的蓝色星球上。
　　——高木

　　一旦当人们生活在高劳动生产效率、工余时间远远多于工作时间、无失业、物质财富适度丰富、社会公平、秩序优良、寿命能无限期延长的时代后，追求精神生活的最大愉悦就开始成为人们的第一生活内容。这种愉悦不仅仅是休闲娱乐，充分地享受生活，更多的将会是对各自业余爱好的升华。对未知世界的探索、研究将成为最大热门，新发明和新创造将浩如烟海般涌现。实际上，人也象动物一样，有许多天然的野性，这是无可否认的，但同时，人又是有理性的，为了社会的公共利益，每个人都在压制自然的野性而表现社会的理性，但这必然是痛苦的。但是到了人人幸福时代，各种虚拟现实技术都已炉火纯青，许多现实世界中无法体验的生活经历，如争强好胜、追求爱情浪漫、发泄七情六欲等都完全可以进入逼真的虚拟环境中体验。
　　——高木

　　从社会整体角度来说，虽然社会中的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渴望获得最大程度的幸福快乐，可是，由于每一个社会成员都不是孤立存在的，都共同生活在唯一的地球上，都生活在无论是整体还是个体都彼此独立而又彼此依存的各色社会中，而满足我们各项欲求所必需的自然资源、物质资源、人力资源、社会资源、科技资源、时间资源、异性资源等都是有限的，稀缺的，彼此之间就会存在你多我则少的竞争关系。因此，如何让竞争有秩公平，如何让这些资源在竞争中达到最佳的配置，如何让社会成员在竞争中后获得的四大欲求满足的综合总量程度最高，是衡量一届政府、一个国家、一种制度良莠与否的标准。
　　——高木

　　在经济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中，一定要坚定自己的民族自信心，要善于用系统的全局的观点分析问题，决策问题。这就好比造大船，首先要独自构筑主体框架，最好不要让外人轻易知道自己的薄弱要害，然后才能考虑借他山之石补自己不足的策略和方法，因为只有这样，建起的大船才能经中国的世，济中国的民，才能在国际竞争中立与不败之地，也才能在处理国际事务中代表正义发挥作用。因此，我们国家民族迫切需要标新立异独站潮头的勇气和魄力。
　　——高木

　　世界很多国家的实践已证明，多党制并不是根治腐败的灵丹妙药。幸运的是，网络技术已经来到了我们的面前，如何利用好网络这个先进的生产力，独创我们自己的经济政治模式，已经摆在了13亿中国人的面前。
　　——高木

　　官选官，容易产生腐败和官僚主义，但是好控制，有有利于稳定的一面！民选官，可以基本杜绝腐败和官僚主义，但是难控制，有不利于稳定的一面！孰优孰劣，难分伯仲！
　　而利用网络，让民众直接参与民主选举、监督、弹劾、决策，可以基本杜绝腐败和官僚主义，又好控制，又有利于稳定！
　　建议中央充分重视网络这个先进的生产力对民主集中制的巨大改良作用！
　　——高木

　　在西方，官员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政务官（或称为政客），另一类是事务官（或称为文官）。他们的政务官是指通过选举的方式产生的官员，他们的事务官是通过各类专业考核并在专业实践中培养出来的具有专业技能和很强工作能力的人才。政客是不稳定的，他们随选举而波动、与选举共进退；事务官则是比较稳定的，他们不随选举波动，而是根据其能力和工作成绩决定其职务的升降或免职的。西方国家的政治之所以能保持稳定与他们的文官制度是息息相关的，如果只是依靠选举只能造成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局面。另外，在西方官员中，政务官只占极少数，绝大多数都是事务官。
　　——知原

　　中国的官员主要是学理工出身的，而不象西方国家的领导人大多出身于人文社会学科。我在此无意贬低学理工而抬高学人文社会学科的。学工科的也好，学人文社会学科的也好，本身无所谓高低贵贱之分、能力大小之别，但确实存在着各有所长和各有所短。让学工科的去从政，不是用其所长，而是人才和专业的一种浪费。当然，我亦不怀疑有些学工科的确有治理国家的雄才大略。但一个国家普遍由学理工的知识分子治理国家，这多少看起来有些不是常态。在这一点上，我认为西方国家的经验值得借鉴，中国未来应该多培养一些人文社会学科出身的官员，中国未来的官员应由理工知识分子向人文知识分子转换。
　　——知原

　　手工业依赖的是人类经验的积累，而非科学理性思维。手工业只需要人们对大自然只要知道“其所然”就可以了，而不需要人类对大自然知“其所以然”。工业则不同，工业不仅需要人类对大自然知“其所然”，同样也需要人类对大自然知“其所以然”。科学理性思维就是一种人类对大自然知“其所以然”的思维。这一思维是古希腊人独创的，是其他所有古代文明国家、非文明国家都不具有的。这才是西方人能在近代发展出工业和工业文明，而其他文明国家、甚至手工业比西方发达的国家和文明都没有这种可能的根本原因。
　　——知原

　　我们可以看出，思想和思维对人类的发展是很重要的，具体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社会也是这样。特别是中国现今的国情更是这样，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最大、最根本的问题是西方文明对中国的冲击及中国文明的演变问题。在这种环境下，是最需要思想、思想家的时期。中国如果想真正复兴，就必须产生一大批类似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孔子、老子等大思想家。
　　事实上，到目前为止，中国根本就不缺乏大政治家，孙中山、毛泽东和邓小平都将是名垂千古的大政治家。中国所缺乏的是大思想家，中国现在之所以还没有复兴，是因为象孔子、老子之类的大思想家还未产生。因此，一个宽松的、允许自由思考问题的环境是非常重要的。
　　——知原

　　公民的共识无论是对民主还是法治的良好运行都是至关重要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公开讨论不仅不会削弱国家的行政能力，反而会加强之，因为在公开讨论的基础上所形成的政策不容易出错，且更容易为民众所接受。
　　——姚洋

　　民主使得国家架构以及政府政策更趋于稳定，这是因为，民主的结果是妥协和利益均衡，在没有外部的强大冲击的时候，它很难予以改变。国家架构和政府政策的稳定有利于人们形成稳定的预期，从而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
　　——姚洋

　　我们也不能不注意到民主所固有的缺陷。总结起来，民主具有以下三方面的缺陷。第一，在缺乏适当的法治和理念制衡的条件下，民主可能导致多数的暴政；第二，由于交易成本和外部性的存在，社会中的很多人可能放弃投票权利，从而使国家被少数利益集团所操纵；第三，由于社会中利益及理念的分散性，民主可能导致一个国家的不可治理性。
　　——姚洋

　　民主是一种社会选择的机制，通常采用了多数原则决定立法和政府政策。多数原则有其优点。其一，它平等地对待社会中的每一个人，每个人的投票的效力都是一样的。其二，由多数原则所产生的结果容易被社会所接受并得到实施。其三，多数原则简单，容易被大众所理解，因此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多数原则意味着社会中多数人的意见占主导地位。
　　问题在于，多数人所赞同的意见未必是对社会而言最好的意见，由于社会和经济环境的限制，社会中的多数可能受到错误的诱导，并做出错误的判断。希特勒的上台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德国在一次大战中战败之后民众对一个强大的德国的期望。
　　——姚洋

　　在一个民主社会里，每个人都意识到，自己是否投票对投票结果的影响微乎其微；但是，如果每个人都不参加投票，民主制度将崩溃。因此，投票的个人收益远远小于投票的社会收益，投票是具有正的外部性的行为。然而，投票是要付出成本的。这些成本包括收集信息的成本、比较候选人时的计算成本以及到投票站的时间和交通花费等。这些成本的绝对数额可能不大，但和投票的期望收益相比，它们可能是相当可观的；因此，许多选民理性地选择不参加投票。
　　——姚洋

　　民主的持续运作对每个公民都是有益的，但如果没有公开的讨论（包括对候选人的了解），许多人可能无法意识到这一点。同时，公开的讨论有利于人们对现实问题的了解，使他们意识到这些问题对他们个体利益的重要性，进而增加他们参与选举的动机。
　　——姚洋

　　在操作层面上，民主意味着妥协。但是，当社会中的利益过于分散的时候，即使存在一个使各方都受益的方案，一个被多数所接受的妥协也可能无法达成，从而使社会止步不前。奥尔森认为，英国在战后的衰落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利益集团过度发达造成的（Olsen，1982）。利益集团的目标是在现有的社会产出中分得更大的一份，而不关心经济的增长问题；因此，利益集团的膨胀和分化导致经济停滞。与此相对照，奥尔森提出一个假说，即如果一个国家存在泛利集团（encompassinginterestgroups），则这个国家的经济表现会较好。所谓泛利集团，指的是一个其利益与社会中多数人的利益相一致的利益集团。对于这样一个集团而言，它的利益也就是多数人的利益；因此，即使它追求本集团利益的最大化，社会总产出也会提高。英国经过长时期稳定的政治环境，经济和政治利益趋于分化，不存在泛利集团，因此其经济陷于停滞。
　　——姚洋

　　秦国于公元前221年一统六国并非是一朝一夕之力，而是经历了数代艰苦创业、慢慢强盛、逐步扩张之路，当然这种逐步扩张之路并没有哪位贤人预先设定的，而是从商君变法开始，先取信于民，能使政令上下通行，致使国家逐步强盛，然后走军事扩张路线一步一步蚕食其余各国。我们读历史，往往只注意到战国七雄时期的合纵连横的伟大谋略和智慧，然而这短短的四、五十年的合纵连横策略并不能足以使秦国在战争中取胜，真正能使秦国在战争中取胜以至消灭六国的，是秦国在前期所做的铺垫，不管这种铺垫是人为的还是一种历史的趋势，这种铺垫总是存在的，这种铺垫就是，秦国在其军事逐渐强大但还不足以与其余六国相争时，采取了一种稳固后方的高明的策略——先取巴蜀两国！
　　——萧秋水

　　与人类生存和发展密切相关的自然资源分为五种：水资源、土地资源、矿产资源、生物资源和气候资源，这是经济发展的基础。中国拥有全球22%的人口，只有全球6.4%的陆地国土面积，6%的可更新淡水资源，7%的耕地。中国经济发展的资源基础都不好，中国人均土地资源不足世界平均的1/3；矿产资源不足而且富矿少贫矿多，共生伴生矿多单一矿少，选冶困难；中国处在季风气候之中，水资源不足而且时间和空间分布不均，水旱灾害严重，农业防洪除涝成本高，城市供水和防洪成本高企。而且这些资源相互之间的地域匹配性也极差，使得运输成本高企，开发利用也困难。所以中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必须在充分利用可持续利用的资源，增进土地生产力方面寻找出路。必须充分发挥民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以长期的艰苦奋斗精神来抵消资源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必须走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适度发展之路，必须坚决摈弃西方的消费主义生活方式，坚决摈弃建立在消费主义生活方式基础之上的西化（现代化）发展模式。
　　——《中国长期发展战略中诸关键问题探讨》 佚名

　　中国的三农（农民、农业和农村）问题，实际上就是中国人地矛盾最集中的体现，充分体现了土地报酬递减的决定性作用。中国用世界7%的耕地，养活世界22%的人口，即使按照人均占有粮食达到世界人均水平为指标，就无疑要求单位面积耕地的产量三倍于世界平均水平，这就要求投入更多（决不只是三倍！）的劳动和资源（如化肥、农药），改善基本农业生产条件提高抗旱除涝能力，这一切都会引致土地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减少农业的净产值和农民的纯收入。要求由农民来独立承担这个后果就必然导致农村的贫困化，而且没有缓解和解决之道。 
　　中国农民和农业问题的解决，必定要在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前提下来设计农民和农业的未来发展方向。
　　——《中国长期发展战略中诸关键问题探讨》 佚名

　　在前资本主义时代是一个"木柴时代"，18世纪产业革命之后，促进了煤炭的大规模使用，在1870年代，煤炭约占世界能源消费的24%，此后电力开始进入社会各领域，蒸汽机和火电站的迅速发展，对煤炭的需求剧增，到20世纪初煤炭在世界能源结构中占95%，称为"煤炭时代"，完成了能源消费结构的第一次重大变革。直到1950年代末期，煤炭仍然占能源消费的1/2以上。20世纪初内燃机问世，汽车飞机制造业的兴起，各工业部门广泛采用石油为燃料的动力装置，1960年代初期石油（气）的消费量超过煤炭，世界进入"石油时代"。
　　——《中国长期发展战略中诸关键问题探讨》 佚名

　　1950-1960年代是世界石油大发现时期，探明储量从104亿吨增加到720亿吨，增加6倍，1994年末达到1428亿吨，已经少于1986年趋于下滑。1940年世界石油产量达到2.6亿吨，1960年达到10亿吨，1969年突破20亿吨，1978年突破30亿吨，目前每年产量稳定在30亿吨以上。目前世界平均石油采储比为44年，天然气为65年，中东采储比最高为97年，但是世界其他地区的采储比平均不足20年，美、英、加均不足10年。目前在技术上，还看不到足以替代汽油的汽车用能源，无论是燃料电池还是酒精替代，与今天的廉价石油相比，都有巨大的经济成本差距和可供数量差距。因此作为现代消费主义的标志的汽车产业，极其有可能在50年之内发生崩溃，西方的大房子、郊区化和消费主义将无法维持，根据经济学里的"乘数理论"，世界经济将不可避免地因此陷入螺旋下降。
　　这种"石油崩溃"有可能在10年之内，将开始引发，可能在50年左右的时间内达到极限。美国作为世界最大的石油消费国，长期占世界石油消费的1/4，按照目前的开采速度将在不到10年的时间内，美国本土的石油资源将开始枯竭，无论是美国提前减少本土石油开采，还是在开采枯竭之后再完全依赖进口石油，都将引发世界石油市场供求关系的严重失衡，导致石油价格飙升和供应紧张，对世界能源产业、石油化工、汽车、钢铁、房地产等支柱工业产生沉重打击，引发世界经济的严重振荡和下滑。19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就曾经导致西方世界陷入长期的"滞胀"（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危机最终被缓解，最后又在所谓的"知识经济"的潮流中被向外转嫁，而"石油崩溃"将不再有转嫁和缓解的理想空间。
　　中国应该追求稳定的长期发展战略，而避免去凑这种热闹。2000年，中国进口石油达7000万吨，石油消费突破2亿吨大关，这不是一个特别鼓舞人心的好消息。中国石油的采储比也已经不足20年。汽车进入家庭在中国是不值得鼓励的，无论如何都不能把轿车作为一个支柱产业来指望和扶持。
　　——《中国长期发展战略中诸关键问题探讨》 佚名

　　从中国经济稳定发展和保持有效的经济防御态势出发，需要把外贸依存度需要降低到10%左右（按照汇率计算），即把外贸降低到一个部分急需技术和工业装备引进、短缺资源进口和产品互通有无的水平，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必须放弃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这样才能中国战略安全和稳定发展提供一个有利基础，这样才能够为中国实现最大经济规模，为工业技术进步提供一个比较有利的外部条件。 
　　1、 中国外贸依存度过高，不仅使得中国经济的相当比例受国际市场制约，而且也是中国资源外流的重要渠道，是中国环境压力增大的一个因素。发展的结果是国家、投资者和工人都无法从中获得最基本的利益。
　　2、 中国以近乎无限的劳动力来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促使世界市场上的同类产品价格急剧下降，受损害的是第三世界国家，得益的是发达国家，破坏了中国在第三世界国家中的号召力。 3、 中国的出口导向型战略，促使世界上劳动密集型产品来源和供应都极大丰富，加强了发达国家的选择，得以使用贸易倾斜作为一个政治手段来使用，干预第三世界国家的内政外交。最后连中国自己的内政，也要被人利用外贸政策进行干预。
　　4、 中国的第三世界地位，决定了中国必须在经济上采取守势，才能够实现本民族的最大发展利益。经济守势意味着三个方面的涵义：保护中国工业和技术装备能力的成长；保护中国有限资源不会过分流出；保护环境和生态空间不被发达国家转嫁负担。最终的结果是要保护中国人口的大多数，不被边缘化能够获得基本的"丰衣足食"的机会，为民众的安居乐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作好长远安排。
　　5、 过分依赖出口产业，使得中国经济在未来有可能遭遇西方严重的"石油崩溃"影响，在西方内部"石油崩溃"的影响，在进行资源合理调配之后，将不至于威胁人口的基本生存方面，而中国人均水平低，若遭遇这样的严重打击和西方转嫁危机，将会导致大量人口面临生存威胁。
　　——《中国长期发展战略中诸关键问题探讨》 佚名

　　我国60%的耕地在北方，按照45种矿产资源的潜在价值计算，59%的矿产资源也在北方，42%的人口和工农业生产总值也在北方，但是我国80%的水资源在南方。土地资源和水资源不匹配的现实，对农业高产稳产和人民生活提高是不利的，对工业和城市的发展也构成一个严重的限制条件，这同时也是我国水旱灾害频繁、损失严重的一个重要原因。对自然资源不匹配的现实进行人工匹配，是一个无可回避的问题，已经关涉到中国工业和城市发展的后劲和粮食安全，这只有通过建设规模庞大的调水工程来解决。
　　西部大开发的关键在于解决西部的资源性缺水问题，只要是有水，在西部土地利用和资源开发还是具有相当大的潜力的。而且西部地区有多个走廊和盆地地带，地理和地貌条件满足水资源调入后的分水渠系建设要求，这是一个不可多得的自然条件。 
　　——《中国长期发展战略中诸关键问题探讨》 佚名

　　在人均能源上，我国石油和煤炭等不可再生的矿物能源的人均占有量均很低，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一大限制。据世界银行统计，中国原油储量占世界总量的2.43%（人均占世界平均的10.71%），天然气储量占1.20%（人均占世界平均的4.99%），煤炭储量占世界总量的10.97%（人均占世界平均的45.45%）。而且能源的短缺还有另外的紧迫性，如大庆油田已经连续21年产量在5000万吨以上，已经进入中后期开采阶段，而到目前为止，国内还没有发现可以替代它的大油田。水电是目前常规的能源种类中人均占有量较高的唯一种类，人均占世界平均的55.10%，如果采用季节性调蓄措施，则技术可装机容量可提高20-30%；如果和大量提水入黄方式配合，则又可以在西部闲置土地开发利用上取得突破性进展，为中华民族的子孙后代的安居乐业营造一个更有利的环境和条件。所以从中华民族振兴的角度出发，也应该穷尽一切办法以充分发挥水电工程的多方面功能和作用，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和民众生活水平提高，作出尽可能多的贡献。
　　根据水电规划总院新公布的数据，中国大中型水电站共1360座，装机容量40483万千瓦，加上小水电合计装机容量达到4.8亿千瓦（1978-1980年普查数据是3.78亿千瓦），年发电量2.25万亿度，相当于9-10亿吨原煤的发电量，这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可以支持中华民族的发展水平到一个比较高的层次。在中国人口达到16亿时，相当于人均1406度/年，相当于2000年中国人均用电量的130%。
　　由于水电工程投资规模巨大，建设周期长，目前投资速度不能尽如人意，根据十五规划纲要，准备在十五期间开工的水电站容量约为2000万千瓦，按照这样的平均速度，开发全部水电资源需要整整100年，在这个期间，将有相当于400-500亿吨原煤的电能白白流失，这对于人均能源资源极为短缺的中国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损失。如果加快投资步伐，用50年左右的时间开发这些水电资源，将可以减少相当于200-300亿吨原煤的能量流失。
　　由于目前我国金融市场的固有缺陷，无法有效支持这样的投资事业快速发展，作为一个替代措施，成立一个"长江黄河水利开发管理局"这样的机构，通过发行债券、股票或者组织银团贷款方式，募集资金来负责长江干流、黄河干流、大渡河、雅砻江流域的梯级开发，负责提水入黄工程的建设、运行和管理。由于这个工程具有自然垄断性质，而且工程效益良好，许多社会效益如防洪、调水、水电季节性调蓄、解决黄河断流和泥沙问题，都不是单个工程决策所能够完成和替代的，也是无法用经济核算方式加以精确计量的，客观上需要这样的一个政府机构来集中考虑这样的目标，并且通过工程措施来实现各种社会目标。这样的机构无疑具有国家信誉，估计工程还款期限平均在30年左右，那么这个机构最后的总负债余额最大数额可能在15000-20000亿元之间，即使对比今天的居民存款余额7万亿，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此外其他流域的水电开发事业，由其他社会力量来解决，这样估计在50年甚至更短的时间内，就能够完成中国的全部水电资源的开发事业。 把水资源和水电季节调蓄结合考虑，不仅可以促进投资效益，而且可以获得加大水电投资的力度和深度的效益基础，总的社会经济效益提高，能够为提前实现开发目标、给国家进行投资方向倾斜以足够经济理由。进行多目标联合开发，完全可以力争在50年左右的时间内，全部开发水电资源。通过水库群的调蓄和联合运用，江河中下游的防洪目标也更易于实现；能够拦蓄洪水增加枯水季节的城市和农业用水供应；能够通过和季节性水电的调蓄相配合建成"提水入黄"工程，通过雅砻江和大渡河梯级提水入黄河，年提水量达到300-400亿立方米，实现大规模的西线南水北调。
　　——《中国长期发展战略中诸关键问题探讨》 佚名

　　对中国粮食安全的保障措施，将在于对占耕地面积79%的中低产田的改造，提高土地生产力，增加灌溉面积就是一个最有效的可持续方式。今天就是依靠40%的灌溉耕地，提供中国70%的粮食。同时在水资源配置工程建设基础上，可以实现对西部地区闲置土地的有效开发使用，增加耕地的后备资源。
　　在关键地区要能够实现粮食稳产，特别是黄淮海大平原的农业稳产，对中国粮食安全影响甚大。1995年，黄淮海地区耕地面积3.1亿亩，占全国耕地面积的22%，生产了全国粮食的28%，棉花41%，油料24%，水果32%。但是黄淮海平原是历史上水旱灾害极为频繁和严重的地区，而且经常出现连续多年的特大旱灾。根据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多年观测数据，淮河流域和海滦河流域的降雨量，在最大四个月之内达全年降雨量的80-90%，即便是和中国季风气候里其他地区相比，降雨量的季节分配也显得过于集中，所以一年之内往往还有涝有旱。目前中国每年接近一半的受旱面积集中在黄淮海地区，30%的水灾受灾面积集中在淮河中游地区。在中国历史上，元末、明末的黄淮海特大旱灾，就曾经对改朝换代的农民起义，起到了极大的推波助澜的作用。明末崇祯十三年的特大旱灾，就使得李自成起义由低潮转为高潮（本来李自成已经失利进入商洛山区打游击），起到了催化放大的作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1959-1962年的连续四年发生在黄淮海平原的特大旱灾，就曾经给全国民众带来深刻的痛苦记忆。可以这么说，黄淮海平原的农业生产条件的稳定，特别是具有抗连续旱灾能力，对中国粮食安全而言是一个关键点，要实现这个目标，只有进行大规模的南水北调才能达成。 同时水资源配置工程的兴建，对在短期内拉动中国经济的成长具有很大的积极作用。修筑水坝和输水工程的投资物料，主要是钢材、建材和水泥，都正是中国工业的长线产品。工程实施过程中的人力劳动结合投入，在过剩的劳动力种增加就业，也是具有非常大的帮助的。在工程完工后，土地生产力的增加，城市工业发展摆脱水资源短缺的制约，则对经济发展具有长期的正面意义。 
　　——《中国长期发展战略中诸关键问题探讨》 佚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