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术是什么。用现在的语言翻译，归纳一下，就是以下三个原则：
　　第一，就是禁止竞争原则。所谓禁止竞争原则就是儒术中所说的“仁”、“恕”。这一原则禁止任何形式的竞争行为，包括战争、掠夺、诉讼、经商、甚至人口流动等等，并鼓吹无原则地保护弱者。因此中国人一直以“生不入官门”和“锄强扶弱”等行为为荣。自然法则是留优汰劣，而这一原则直接的结果就是留劣汰优，并由此衍生出“明哲保身”哲学、“枪打出头鸟”哲学、“不开第一枪”哲学、“不到最后不抵抗”、“不患贫而患不均”哲学等。因而强者很难在中国生存，就算偶尔能活下来也会给冠以“暴君”、“枭雄”的恶名，绝不会成为大家学习的榜样。如果发生利益冲突要发动战争，还要出师有名，非得挂上“仁义”的牌子才能出手。这玩意搞到登峰造极，就出了个大混蛋宋襄公。那中国人为什么要选择这种违反自然规律的道德标准呢？答案很简单：既然中国人一开始得到的东西就是最好的，就没有必要去改变。祖宗之法不可变，也没必要变。中国人需要的只是维持现状的秩序，禁止竞争原则体现的就是这种秩序。那好，既然肥得滴油的中国不存在“生存空间”的问题，科技不科技、教育不教育也就无所谓了，大家最好“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不要胡思乱想。中华民族既然无需为生存而奋斗，那精力都用在什么地方呢？都在搞审美方面的东西了，诗词歌赋、琴棋书画、雕刻、刺绣、礼仪、建筑、以及其它文学创作等等，都搞得很高档。这些东西成了中国高度文明的象征，也是我们现在唯一拿得出手的东西。我们常说的“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劳动人民的勤劳智慧结晶”也就是指这些东西。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连饮食也成了文化，发展到现在已到了近乎变态的程度，黄金、蚂蚁小虫、甚至泥土、树皮，啥都能搞来吃，还要色香味俱全，吃法有生吞活剥、火烧泥包，无奇不有。反观美国，到现在还停留在用叉叉著肉烧熟来吃的水平，跟原始人差不多，要追上我们至少要２０００年以上的时间。但可惜的是，在自然界残酷的生存竞争中，这些东西都不顶用。要知道，古埃及人、古印度人的文明程度都很高，真要灭亡了，谁也救不了。搞清楚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发明了火药却拿来做鞭炮烟花娱乐，而欧洲人却用火药来做枪炮；中国人发明了指南针却用来看风水，而欧洲人却用指南针来航海等等不好理解的问题。用这个道理拿来套一套中国的“大锅饭”问题、“国企”问题、“中国足球”问题等，那也是一通百通。
　　第二，就是道德挂帅原则。这一原则就是制定一套高不可攀的、无人做得到的道德标准（看看２４孝的标准就知道），说这是圣人定的，然后叫大家按标准执行，反正向圣人靠拢准没错。而且，以后评判一个人的价值就用这一套，至于这个人的实际贡献和能力就只能作为参考了。中国人选择这一原则的原因和为什么选择第一条原则一样，因为如果先考虑贡献和能力，就很容易引发竞争行为，对现有的秩序造成冲击。如果将道德标准定得太低，人人都能做得到，那就没法评判一个人价值的高低了，也不行。这一原则对中国发展历程造成很大影响，主要有两点：首先，中国人变得虚伪，在公共场合一般都不说实话，并养成了搞形式主义的恶习。因为标准太高，根本无法执行，那就只能在别人面前做门面工夫，背地里就只能实际点了。比如说尽孝，２４孝那种搞法办不了，咋办？只好用摆大寿或风光大葬的办法，在那些场合表演孝道。这一点到现在还是这样，搞一个高大全，号召全国学习，达不了标的也要达标，办法自己想。其次，中国人变得不切实际，并养成了自虐的习惯。既然是道德挂帅，当然是人人追求德高望重，人人都要以德服人，只有一技之长的只能算是下等人了。举例说，在一个企业里面，有两个人的工作成绩都差不多，但其中一个人经常抱病加班，直到不支吐血给送进医院，那么毫无疑问，受到肯定的就是这个家伙，因为他“表现好”。根本没有人意识到是不是他的工作能力有问题。这就是自虐意识，不管绩效如何，也不管有没有必要，废寝忘食总没错。这种意识到了极至，就发生了宁让自己的老百姓饿死，也要把粮食送给别人吃的事情，而可悲的是大部分中国人都同意这样做，可悲呀——仅仅是想表现一下中国人是多么的道德高尚。把这一点搞清楚了，对中国为什么不索赔、打赢了也要赶快往回跑等很多问题也就有了答案。比如说邓世昌的问题，他得到“民族英雄”的称号和一个烈女得到“贞节牌坊”的道理是一样的：在这里，考虑的不是他打沉了多少条日本军舰，也不是考虑他是否力挽狂澜扭转战局，更不是考虑到他为国民争夺到多少利益，而是考虑他在打败时有没有“成仁”（自杀的也算），平时有没有经常说“我要保家卫国”之类合符标准的话。因此，历史上很多真正的英雄就变成了“枭雄”、“奸雄”、“风流人物”。比如说汉武帝，横扫北方匈奴，掠地千里，杀敌无数，中国在他的领导下国势日盛，经济繁荣，创造了历史上少见的“中兴”局面。可这样的人只捞到个“风流人物”的说法。不过也好，没说他是“暴君”、“杀人犯”，算是客气。另一个统一六国的秦始皇就惨了，他是第一个意识到儒术毒性的中国领导人。他用了最极端的办法——“焚书坑儒”，只保留有实用价值的学术书籍，但他最后还是失败了，原因是他找不到另外一种令大多数中国人都接受的信仰来代替儒术。也是" 国情" 害了他，很不幸地，秦始皇成了后世大儒们的例行攻击对象，“暴君”之名是跑不掉的了。
　　第三，就是血统原则。这个原则容易理解，就是儒术强调的“君权”、“父权”、“宗亲”。这一原则主要应用在生产关系方面。生产关系就是生产资料归谁所有、产品如何分配、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等问题。这些关系都由宗族、派阀等血统关系来决定。虽然可以通过农民战争等手段改朝换代，但是由血统来决定生产关系的原则不能改变。换句话说，只要新政权仍实行儒术三原则，中国人就会确认政权的正统性，谁不这么搞，就会立即遭到群殴。中国人认同这一原则的原因和上两条原则一样：“国情”！就算是现在，我们也可以看到血统原则在现实生活中各个层面的应用：“关系网”、“人情网”、以及等级森严人际关系等。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也会反作用于生产力，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常识。只要以" 国情" 为根基的儒术仍然主宰著中国人的价值体系，中国生产关系的实质就不会改变，就会长期束缚生产力的发展，大多数中国人仍会拒绝竞争，厌恶竞争。
　　——宝剑

　　现在中国的国际生存环境十分恶劣，我们的时间无多了。我们的对手不是宋襄公，他们不会让我们慢慢来。现在用药要再猛一些，不要怕药苦、不要怕痛，长痛不如短痛，现在难受是为了尽快治好病。
　　——宝剑

　　西方推崇强者，中国同情弱者。这才是东西方文化的真正差异，而不是差异在西方用刀叉吃饭、中国用筷子吃饭。
　　——宝剑

　　政府信息最大程度的透明化是民主国家和开放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只要能够处理好政府信息公开的技术性问题，信息公开只会更有利于政府与社会的合作，更有利于政府树立良好的形象，增强人民对政府的信任。
　　SARS事件给我们一个教训，我们在强调重视建设公共卫生系统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要建设一个有效的政府信息资源管理体系。如果没有这样的体系，我们不仅在卫生领域、在流行病这样的问题上要吃亏，在所有的问题上都会吃亏。政府要建立一个公共信息管理系统，而且要建立健全信息的发布机制，加快立法的步伐，尽快制定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周汉华

　　一个现代国家的力量不在政府的建筑物中，而在国民的精神和思想里。
　　——李世伟

　　对于一个文明的宪政社会，人民享有基本自由、对如何治理国家有发言权，并且理解政府的活动，民主政治自然兴旺发达。中国宪法在保护人民自由权利方面的条款比美国宪法中的权利法案的内容还要多，在民主原则方面也有非常明确的表述。这可以成为构建文明的宪政社会的基础。问题在于如何落实和保障公民的宪法权利，从体制程序上如何防止少数政府官员错误。
　　——李世伟

　　SARS告诉我们，现代社会的危机具有很强的全球扩散性，一个地区级的危机可能迅速演变为国家级甚至世界级的危机。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建设与世界接轨的现代文明体制既是一国的需要，也是整个人类社会的需要。一个高度文明、开放的宪政社会以政府和公民的宪法权利为中心，从民主程序上既保证政府能够管理国家，也保证公众是政府的一种约束力量，有效地制约虐政的少数官员。
　　——李世伟

　　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来看，大危机常常带来大变革。在处理SARS危机中，政府行为已经处于变革之中———如政府及时向公众披露信息，媒体更好地反映社会现实、反映人民需求，突发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的建设，相应法律法规的出台，政府官员问责制的实施等等。这次SARS危机事件过后，我们应当从正反两方面更加深刻地体会到这些改革的必要性，同时，也应当对我们在危机过程中出台的一些政策法规和改革措施加以很好的总结，及时修改完善，使我们学到的经验和教训能够成为我们未来应对新的危机事件的知识资本。最后，SARS危机也让我们重新评价国家的发展观。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我们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把对经济增长速度的追求与对经济增长的质量追求有机地结合起来。中国近年来GDP年增长率都很高，达到百分之七、百分之八，但我们的公共健康及医疗体系却有那么多的薄弱环节，这是令人值得反思的。一个综合的发展观应当包括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的全面进步，包括城市农村广大人民福利的全面提高。这才是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所要追求的发展目标。
　　——薛澜

　　如果一个国家有一种声音特别强大，那么，就必须有一种声音是针对最强大的声音而存在的。这种针对最强大的声音而存在的声音就是反对的声音。如果最强大的声音是对的，那么，反对的声音就是错的；反之，如果最强大的声音是错的，那么，反对的声音就是对的。如果最强大的声音是对的，那么，反对的声音正好衬托出最强大的声音美好而动听。如果最强大的声音是错的，那么，反对的声音持续存在就是对最强大的声音的不断否定和修正。事实上，最强大的声音不可能完全是错误的，否则，就不仅有反对的声音，而且还会有反对的行动。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人，没有完全正确的政党，所以，也不可能存在完全正确的声音。反对的声音的持续存在，就会让更多的人，更清醒地认识到最强大的声音存在哪些错误，为什么是错误的。所以，反对的声音持续存在，让人民对最强大的声音产生最正确的认识成为可能。最强大的声音，如果其正确的地方多于错误的地方，那么，这种声音一定源自社会发展最强大的动力。任何动力都是在克服阻力中强大起来的。举重运动员在训练时，力气是在克服重物的阻力中强大起来的。其实，每一个人的力气都是这样不断增大的。没有阻力，动力是不会增大的，甚至还会减小。我们往往在主观上排斥阻力，但是，我们发展的动力在客观上必须依赖阻力的存在才能强大起来。只是在很多时候，阻力未能作用于动力。动力只害怕阻力的突然出现，不应该害怕阻力的持续存在。反对的声音是一种阻力，我们需要它持续存在。 
　　——普世峰

　　一个国家应该有不同的声音。不同的声音很微弱，但它可以衬托出某一种声音的强大；不同的声音可能不好听，它不正说明了某一种声音很好听吗？不同的声音可能是错误的，它正好说明了某一种声音是正确的。” 
　　批评与自我批评，任何时候都是不能缺少的！辩证法告诉我们，对立统一规律是一个客观存在，运动是绝对的，静止不过是相对的。
　　没有批评就没有进步，拒绝批评就是拒绝发展！“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拒绝批评，遮丑，护短的做法，作秀的做法，一贯正确的做法，好大喜功的做法，是为任何一个现代社会所不容的，是会阻碍历史车轮的前进的，也是注定不会长远的！
　　——萧光

　　有反对就有辩论，我们有必要认识一下辩论的意义。我认为辩论的意义在于辨别事物好在哪里或坏在哪里，以及为什么那么好或为什么那么坏，而不是一定要对事物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作出肯定或否定的回答。我们反驳什么，并不是否定什么。如果你去买东西，你说出某一东西这一缺点，那一缺点，商家反而会认为你要买这一东西。我们反驳某一事物，是为了界定这一事物好在哪里或坏在哪里。伟大的思想家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常进行辩论，他们的辩论增进了他们之间的友谊，增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命力。 
　　——普世峰

　　中国的最主要矛盾是政治经济制度的转型问题。这是关系到未来国家一系列内政外交决策的关键。但是通过目前的现实情况，至少我们可以预见到一些变化。比较注意了解中国问题的专家们大概都清楚当前的问题所在。在面临诸如失业、管理制度效率缺乏，资源配置不匀，社会财富分配不公，产业结构不合理，银行坏帐烂帐问题，股票市场不成熟，制度不健全，进出口贸易管理失误，医疗保险，福利制度等等问题上，中国社会简直象坐在一个即将爆发的火山口上！处理这些问题，各环节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稍有不慎将引起连锁反应。因此，我们急需要安稳的环境，我们将尽力减少社会不满力量的爆发。毕竟，在社会转型时期，每一步策略所引起的后果，必须是充分衡量利弊再作出决策的。中国政府对“六四”事件的果断处理，对法轮功事件的打压，对暴富族示以惩戒的若干做法等系列做法，是一种维持合理现状的惯性手段，不无深远的战略意图。
　　共产党自然并非万能。它自己也最清楚变化的契机，况且，中共内部高层对制度的反省一直在进行。在世界格局不断变化的时代，中共内部出现的开明派，改革派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党内也必须争论，也在不断进步。
　　——何易

　　日本人的教育，尤其在儿童的教育上，非常重视从小教训！勇敢，野蛮，肯吃苦，不依赖人，独立思考，勤勉，守信，守纪......，被视为美好，尊严，楷模！我至今深深记得，十多年前在姑苏旅行，在寒山寺庙观附近，看见一队日本青年在仔细地游览风景，他们（她们）排着退伍，次序井然。在很多方面，我们的儿童的确是从一开始就“输给了日本人”，从教育课本中，我们儿童从小就被灌输软弱的思想，什么小白兔妹妹，月亮阿姨，男生不象男生，女生不象女生。从小没有父亲的阳刚威猛的熏陶。在彼国，日本人有三怕：打雷，地震，父亲。父亲的威严是很可怕的。日本历史上很早就开始教育和训练儿童的战争意识，培养攻击和征服的精神！小学中便灌输勇敢为社稷捐躯之不畏死勇气。但在我们的舆论与宣传里面，这种做法，经常为我们嘲笑。
　　——何易

　　国与国的较量，民族与民族的角力，人民与人民之间的竞赛，归根结底，是人文精神的最后决斗。
　　——何易

　　现代教育的目的是培养民族国家的全体公民，而不是一小部分士大夫知识分子。
　　——agent of change

　　社会稳定的基础是大多数人的生存有保障，无论是处在高水平的还是低水平的保障线上。土地公有制确保了农民都有一份土地，能够在低效率条件下维持较低水平下的生存。如果没有土地公有制，而是土地私有制，那么土地兼并就不可避免，大批资金进入农业并迅速让农业走向现代化也不可避免，技术突变就会从可能变成现实，数亿农民就会流离失所，中国农村乃至整个中国社会的稳定就会失去基础而崩溃。 
　　——刨根

　　中国的启蒙思潮，不同于西方追逐个人欢乐，从天国回到人间，因为中国古人并不缺乏这种享受，也不可能一步走向个性解放，人格独立，首先要使个体从隶属的群体中分离出来，给“私”以一定的地位和活动的空间，这在中国是个艰难的历程。
　　——刘志琴

　　我们把目光转向东方世界或中国来，他们所做的一些事情无非就是出于家庭的、个人面子的、个人利益的一些“小动作”而已，这些人不是不能够或者不可以作出“大动作”，而是他们对这种为什么要做“大动作”的“意义”或者“价值评估”的判断根本就是没有一个标准的，没有标准也就是虚无的，所以这些国家的人民，他们一般不会干出某些“出格”的事情是可以理解的，那么好，这样一来，就等着继续“挨打”。
　　——《上帝之吻与死亡之谜》 作者：leikim

　　从1840年到1911年的中国，是中国文明受到西方文明的严重冲击，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大解体以及被动的学习西方先进的军事技术的时期；从1911年一直到1978年的中国，中国文明依然受到西方文明的强烈冲击，但是中国已经从被动的学习西方的军事技术变为主动的学习西方先生的工业技术、科学技术了；而改革开放年代的中国，则从主动的学习西方的工业技术、科学技术，进一步变为主动的学习西方的经济制度。
　　——知原

　　文明的融合最关键、最根本的是思想上的融合、哲学上的融合。因为，思想是文明的核心，是一种文明的根本价值之所在。正因为这个原因，所以许多文明常常又以某种思想来命名，比如，中国的传统文明我们又常常称之为儒家文明；西方文明又常常称之为基督教文明（宗教也是一种思想，它同样是影响的人的心灵）；印度文明又常常称之为佛教文明；阿拉伯文明又常常称之为伊斯兰文明。这些都表明了思想对一种文明的重要意义。当然，在科学技术如此发达的当今时代，不可能再以宗教的形成来作思想上的统一。因此，中西文明的融合其根本就应该是哲学（哲学也是思想的一种，它们同宗教一样都是影响的人的精神）上的融合。
　　——知原

　　科学家的本性就是研究自然，政治家的本性就是治国安邦，艺术家的本性就是美化世界。
　　——知原

　　事实上，宇宙中的所有事物的发展都符合这一规律。一种优越的环境虽然会使生活在该环境中的事物，在该环境中取得极大发展，却无助于该事物向更高阶段发展。只有介于优越的和恶劣的之间的恰到好处的环境才最有利于该事物的发展。
　　中国文明之所以停留在农业文明阶段，而不能自发的进化到更高级的工业文明阶段，正是由于古代中国地理环境对农业文明的极度适应性造成的。我们知道，中国文明发祥于黄河流域，而这里的地理开阔、土地肥沃，又较松软，非常有助于农耕。这使得中华文明产生了适应农业文明的定向性。比较而言，西方文明则由于产生的地理环境处于优良的和恶劣的之间，这是他们的文明能够从农业文明进化到工业文明的根本原因。印度则由于其地理环境较恶劣，因而将过多的精力耗费在与自然环境的抗挣中，从而也停留在农业文明阶段。
　　——知原

　　太优良的环境也不利于人类的发展，这多少会使人们产生一些悲观情绪。人们会想，假如我们的环境较优良、我们现在处于较好的发展状态，这不是说我们就只能停留在这个阶段而无可救药了吗？这是有解救的办法的，这就要求我们实行战略性的发展方案，将一部分用于现今发展的开支用于未来。因为，减少用于现今发展的开支会增加现今环境的恶劣程度，而增加用于未来发展的开支则又有助于未来的发展。这种发展方案对于那些环境较优良的民族来说，是“一箭双雕”的方案。
　　因此，对于那些环境较优越的国家或民族来说，一定要警惕纵欲主义的滋生。因为，纵欲主义是极端适应环境的表现。相反，在一个恶劣的环境中所容易滋生的则是禁欲主义，印度文明就是其代表。为什么在一个较恶劣的环境中所容易滋生的是禁欲主义呢？这是因为，在一个恶劣的环境中，社会需要的物质和能量是匮乏的，人们只能通过限制其欲望来适应环境。
　　中国古代的地理环境是非常有利于农业的发展的，所以在中国滋生的就是纵欲主义。中国所具有的丰富的饮食文化及浓厚的请客送礼习惯，就是其纵欲主义的典型表现。同样的，现今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所盛行的纵欲主义，也是其极度适应环境的表现。因此，他们只能通过减少对现今发展的投入、增加对未来的投入，来避免其发展停留在这一阶段而不能向更高的阶段进化的结局。然而，问题在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又是极端现实的，他们只重视今天，而很少考虑明天。因此，他们最终的结局只能是停留在这一阶段而不能向更高阶段发展。
　　——知原

　　我认为下一阶段的人类文明，或者说“第四阶段的文明”，应该是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文明。因为，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最终肯定会给人类带来巨大的飞跃。这种飞跃从最重要、最根本的角度来说，就是人类将超越人类自身。因为，生物技术的发展最终肯定会使人类能够创造新的生命体、新的人类，甚至超越人类的“人类”；信息技术的发展最终则能够使人类创造出超越人类的智力的“智力”出来。因此，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发展的最终结果是，人类将制造出超越人类自身的“新人类”出来，人类将拥有自己进化自己的力量，而不是再象以前那样是依靠的大自然的进化力量。因此，到那时人类将会拥有更多的主动性，更大的灵活性。
　　当然有人会说，如果人类真的制造出了超越人类的“新人类”，或者称之为“后人类”出来，那么我们现今的人类不就变得毫无价值了吗？我要说的正是，人类从工业文明阶段过渡到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文明阶段，最大的障碍不是来自于技术上的障碍，也不是来自环境上的障碍，而是来自于人类自身的障碍。也就是说，人类能不能以开阔的胸怀包容这种“新人类”或者称之为“后人类”的到来。事实上宇宙中的任何事物都有自己特定的历史使命，当他完成了其历史使命之后就应该让位于那些更强、更有力量的事物。人类虽然从某种角度来说可以阻止这一时代的到来，但是由于宇宙进化的法则是“强者生存，弱者灭亡”，而只有那些能够包容新事物的事物才能够成为最强者，因此也只有那些能够包容“新人类”的人类才是最强的人类，因而当这些能够包容“新人类”的人类过渡到“新人类”的阶段之后，由于其是实行了重大飞跃的，因此他们将有能力征服那些没有过渡到“新人类”的人类，迫使其也过渡到“新人类”。因此，从根本角度而言，这一时代是不可能阻止的，人类只应该以开阔的胸怀迎接这一时代的到来。
　　由于西方文明是重个人、轻国家的，因此西方文明是很难自发的过渡到这一新时代的。因为，制造出超越人类的“新人类”实际上是对人的尊严、人的地位的挑战，这对于重视人的尊严和地位的西方文明来说是很难容忍的。相反，中国则是重国家、轻个人的，因此在人类过渡到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文明阶段的过程中，中国将比西方拥有更多的有利条件。中国文明由于其地理环境对农业文明的极度适应性，从而造成了其没有能自发的进入工业文明阶段，这使得中国在近代遭受到了巨大的灾难。因此，在人类从工业文明阶段过渡到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文明阶段时，再也不能象以前那样失去这一机会，而一定要好好的把握这一机会。
　　——知原

　　事物处于第一阶段的主要特点是，发展速度缓慢，事物处于漫长的积累期；事物处于第二阶段的主要特点是，事物将稳步发展；事物处于第三阶段的特点是，事物将爆炸式（即象炸弹爆炸一样）的发展。我们现今社会就处于爆炸式的发展阶段。在这样的社会中生活，我们会感到社会每天就在发展、每天都是新的，真可以说是日新月异。但是这样的一个时代不可能永远继续。事实上，我们已经可以隐隐约约的感觉到这样的一个时代即将结束。比如，人类最高层次上的科学研究已经处于认识的“扑朔迷离”阶段，很难想象它能够一下子取得突飞猛进；再比如，人类未来最有发展前途的太空领域，很难想象人类能够在几年、几十年里取得突破性进展。因此，在这样一个时代结束后，人类将象“一”的阶段那样，处于漫长的积累期。但是，这样的一个“一”的阶段不是循环往复的“一”的阶段，而是更高层次的“一”的阶段，因为人类毕竟在各个方面都已经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知原

　　如果我们将中国传统文化比喻成一棵大树，洋务运动只不过剪断了一些枝叶，辛亥革命则相当于将这棵大树砍断了。但是树断了，树墩还在，一般的树只要树墩还在，还是可以萌发的。辛亥革命后的袁世凯复辟，实际上就说明了这一现象。五四运动则相当于将这棵大树的树墩也挖起来了。从此，复古是不可能的了。但是树墩挖起来了，根系还在——根系就是残留在社会上的民俗、民风及人们头脑中的传统意识等。如果说砍断一棵树容易，那么挖树墩就难多了，清除根系则相当困难了。这也就是现今的中国依然还可以看到许多传统文化的“影子”的根本原因。
　　——知原

　　中国现今最需要的是建立一种能使国家尽快发展起来的“制度”。因为，只有中国尽快发展起来了，中国才能在与他国的竞争中取得优势，建立在这种制度上的文明也才能立于不败之地。然后，我们就需要以中西两种文化为构建这种“制度”的素材，从这些素材中吸收构建这种“制度”的营养，来构建这种新“制度”。当然，在此，我们还应尽可能的借鉴其他文化中的治国思想，以及从现今的社会主义中吸收其有益成份。
　　——知原

　　血缘治国早在二、三千年前就严重阻碍了社会的发展。它之所以持续到今天，主要是由于血缘关系毕竟是人类的一种非常基本的关系，要一下子完全消灭它是很困难的。因此，能够尽早的消灭血缘治国的国家，是最有利于社会发展的国家。
　　——知原

　　从地理上看，世界上有三大地区是最好的，最有利于发展政治、经济、文化的(判断一个地区是否有利于发展政治、经济、文化，主要看这样几个条件：一、是否处于温带、亚热带地区；二、是否拥有具有大河流域的较大平原；三、是否具有较长、较良好的海岸线)。这三大地区是中国、美国和欧洲。
　　在这三大地区中，中国虽然属于其中之一。但是，在这三大地区之中，中国的地理环境实际上是最差的。因为，中国无论是从陆地上看，还是从海上看，与其他国家的交往都是较封闭的。从陆地上看，中国只有一条被称之为“丝绸之路”的道路是通向外界的较好的道路。但是，既使是这条道路也是相当漫长和艰险的。从海上看，中国无论是通向北美洲，还是南美洲，或是非洲。朝向中国的航向的地区都是地势较高、环境较恶劣，不易发展政治、经济、文化的地区。相反，背离中国的航向的地区，则是地势较低、环境较好，较容易发展经济的地区。
　　但是，美国和欧洲则正相反，朝向美国和欧洲的地区都是地势较低，环境较好，较容易发展政治、经济、文化的地区。因此，从整个地球来看，整个世界的几乎所有的较容易发展政治、经济、文化的地区，都是围绕以美国和欧洲为中心地区而“旋转”的。而中国则处于世界的偏远的一极。因此，如果我们提一个问题棗假如地球上的所有国家哪一天统一了，首都应该定在哪里？那么，我认为应该定在欧洲或美国，尤其是欧洲。或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近、现代工业文明才会延生在欧洲。这样，相比而言中国则具有较大的外在劣势。
　　——知原

　　马克思说，人是具有能动性的；同样的，社会也是具有能动性的！社会的能动性，就表现在社会的制度、思想、文化上面。其中，制度又是最核心的东西。只有具有一种优良制度的社会，才是能最有效的开发其环境资源的社会；相反，一个国家的地缘环境再好，但缺乏一种优良的制度，那她是不能充分有效的开发其环境资源的，那这个国家就不一定会是最强有力的国家。
　　——知原

　　只有真正、完全能力治国的政府才是最强有力的国家，才是最以促进国家发展的政府。而西方的民主制，说到底，只是一种平民政府，是无能的人联合起来统治有能力的人的政府，是弱者联合起来统治强者的政府！限制有能力的人、限制强者，这本身就是对社会发展的限制！是不利于社会的发展的。
　　——知原

　　要借鉴发达国家小学艺术教育现代化的经验，对学生全面实施艺术教育，使学生人人接受艺术教育，个个具有一定的艺术素养，使艺术教育真正成为义务教育必不可少的重要部分；要克服在小学艺术教育中专业化、成人化的倾向和“以绘画，唱歌为中心”的纯艺术教育模式。
　　——江苏省艺术教育现代化模式课题组 吴江市教科室 胡继渊 沈正元

　　推动二百年历史的美国迅速强大，并在近百年成为世界第一强国的最基本因素，是旗帜鲜明而坚定不移的美国精神。在这块国土上，你可以传播任何思想，你可以信仰任何宗教，你可以挂马克思或毛泽东的肖像，你也可以痛斥共产主义…… 但是，若想成为该国公民，你必须把你的思想强制或自愿的归化于“美国精神”。美国精神宣扬个人主义，鼓励开拓、进取，反对集权、专制，我们在这里不对其进行过多剖析，而是关注其来源。其实，它也并不是完全由美国前人独创的。美国精神脱胎于传统的欧洲系文化，大量传承古希腊、古罗马共和国的哲学思想、文化内涵、审美观、艺术观等等，依托18世纪伏而泰、孟德斯鸠、卢梭等西方大思想家的理论基础，由美国思想先驱们进行提炼并与本国国情相糅合，逐渐形成了现代美国精神。成为推动美国从独立战争，到称霸世界的基本能量，成为其立法、司法、行政、外交等各方面的理论依据。当今，美国精神受到多方推崇，换句话说，它是西方文化体系中的一宗“显学”。而这正是华盛顿、杰斐逊等美国先驱，为为其子孙留下的最好遗产。
　　——龙之子

　　娱乐活动的开展方式、开展比例体现民族素质和价值取向，而反过来又会影响民族的发展。
　　1） 应鼓励开展各类体育运动，大力提倡成立相应民间俱乐部、社团，如登山、野营、马术、球类等，既有助于提高身体素质，又能够培养坚韧顽强、开拓进取等优秀民族精神，同时也利于亲近自然、开阔心胸。但对于高尔夫之类有害环保、浪费资源、受益人群有限、利用率极低的奢侈体育活动应予以坚决限制。
　　2） 鼓励人民热爱艺术，成立相应文艺社团，有助于提高民族素质；鼓励开展各类智力活动，包括棋牌类、麻将等。
　　3） 推动影视界、文化界的活跃发展，但应引导其向宣扬民族文化、民族主义方向发展。
　　——龙之子

　　人口的剧减可以通过一段时间的繁衍得到补充，繁华的都市和千里的良田可以重建。可是，失去精神的民族只能安于奴隶的身份！野蛮的侵略者在这一点上是很聪明的，他们在武力征服的同时从来都没有放松在文化和民族自信心上的征服和打击。
　　——《一个民族，如果没有了精神，也就没有了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