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条件下，一国的能源安全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同时它也是一个政治和军事问题；它不仅与国内供求矛盾及其对外依存度相联系，同时它还与该国对世界资源丰富地区的外交外交和军事影响力相联系。对石油供给短缺国家而言，国家石油安全系数与国家对世界事务的外交和军事影响力成正比，而与该国石油需求的对外依存度成反比。一国石油对外依存度越大，而对外军事外交影响能力越小，则该国石油安全系数就越低，不安全的风险就越大。
　　——张文木

　　中国能源安全形势自上世纪90年代初起，就开始由80年代的总量平衡的矛盾转化为主要是由环保压力引发的结构性的矛盾，尽管其他能源品种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这类矛盾，但在石油，特别是优质石油缺口持续扩大和国家对进口石油依赖程度的持续提高的同时，中国对海外石油利益外交和军事保护手段严重不足，是当前中国能源安全形势和基本特点。
　　对此专家们提出比如加大参与国际石油市场竞争力度，大量增加海外份额油的方案， 以及与之相对的 "我国优化能源消费结构不能采取依靠进口石油的政策"方案， 另外还有诸如提高天然气消费比重、节约能源、建立石油储备基地、加快西气东输工程、大力发展如风能、太阳能等再生能源的方案。但总的说来，这些只是一种补充性质方案，并不能解决我国能源的基本安全问题。
　　——张文木

　　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目标，今后我国国民经济可能仍将以7%的速度发展，这使石油需求必将以4%左右的速度增加，而同期我国国内原油产量增长速度只有2%左右，预计2005年原油需求将达2.45亿吨左右，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石油需求将继续呈强劲增长态势。如不采取积极有效的能源战略，到2020年，我国对国际石油市场的依存度将达到50%左右。专家认为： "如果中国的石油消费也达到工业化国家的平均水平，到2020年可能需要28亿吨原油，而中国自己所能生产的部分很可能还不到4亿吨。目前到今后世界石油的总产量将只有40多亿吨原油，其中可以提供出口只有15亿吨左右，即使全部给中国也不够，实际上也不可能全部给中国。其次，当然还有运输方面的问题。国际石油主要出口地区是中东，以10万吨位级的油轮从海路运输到中国，是否可以畅通地通过已经极为繁忙的马六甲海峡都是疑问。" 显然，中国对海外石油的依存度的增长是受到国际石油产量不足及中国对海外能源利益的强力维护手段不足等条件的严重制约，而这将使中国在短期内无法化解和承受石油消费对外依存度持续扩大所带来的风险及其资本支出。
　　——张文木

　　鉴于目前我国对世界能源丰富的地区的外交实际影响力及海上能源运输线路的军事自卫能力非常有限，因此走英美石油安全模式，将我国能源安全建立在提高海外依存度的方法是绝不可取的。而将能源对外依存度保持在合理的范围，立足于科学利用本国现有能源优势，尽力提高能源自给率，才是降低中国能源安全风险的可靠方法。 
　　——张文木

　　现代海军是伴随国际贸易而同时出现的，而海军先行又是英美国家扩展国际贸易的基本路线。目前中国扩大国际能源市场的步伐较快，而由此产生的维护中国已获取的国际能源利益的军事自卫手段却严重滞后。根据自科索沃战争以来国际形势的变化看，没有海军保障的国家海外利益增长，随时都有被海上军事强国终断并掠夺的可能。从近代西班牙、荷兰与英国、英国与早期美国、乃至英国与中国清王朝冲突的经验看，军事，特别是海上军事斗争是大国解决国际贸易争端的终极手段。对此要早作准备，不然我国通过正常的国际经济活动而迅速扩大了的包括能源利益在内的全部经济利益，将会在因准备不足而可能出现军事失利中迅速丧失殆尽。另外，中国能源安全政策，也是中国新世纪国际安全战略有机组成部分。因此，中国能源安全政策的制定，也要考虑到与亚洲能源短缺，特别是东北亚国家的需求与合作。日本一次性能源的80%依靠进口，对海上通道，特别是马六甲海峡的依赖严重。为了保障本国的能源安全，日本政府对印度洋及中亚国家投入巨大资金，而中亚地区政治的长期不稳定性，又往往使日本在中亚的投资效果事倍功半。而中国目前已经启动并计划于2004年完工的西气东输工程，这将对日本提供了一条最安全、最捷和最节省资金的能源进口线路。中国应在西气东输工程中更多地吸引日本投资，使日本与中国在能源安全方面产生更多的共同利益，并在共同的能源纽带中建立信任和更为实质的外交合作，这不仅对东北亚，而且对中亚的和平与稳定，都将产生深远影响。 日本学者曾撰文呼吁日本与中国“建立东亚能源共同体”的构想， 不管中日在能源安全问题的认识上有多少差异，我们对此构想都应予以积极回应。
　　——张文木

　　美国白宫文件《新世纪的国家战略》认为：“美国基本能源需求40%以上依靠石油，石油需求大约一半左右依靠进口，而石油进口大部分--尽管其份额正在减少--来自波斯湾地区。然而，我国也正在进行根本性的调整，以改变对中东进口的依赖状态。现在，委内瑞拉是美国的头号供应国，它和加拿大、墨西哥三国向美国供应的石油，超出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各国向美供应总量一倍还多。……拥有2000亿桶石油储量的里海盆地，今后几十年内也有望在满足日益增长的世界能源需求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们在看到上述事态的同时，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从长远看，绝大部分已查明的石油储藏仍位于中东地区，而且全球石油市场很大程度上是相互依赖的。从更长远来看，随着国内资源趋于枯竭，……即使采取了各种节油措施，美国对确保获得这一关键资源仍有着生死攸关的意义。”美国看到本世纪末发生的对下世纪具有决定性影响的事件莫过于亚太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及其随之而来的对世界能源需求的翻倍增长。据统计到2010年亚洲石油日需求将为3000万桶，是今天的两倍，而同期亚洲的日产量只有800万桶，除非出现新的能源产地，否则，亚洲石油进口90%以上将来自中东和中亚。亚洲对未来中东中亚石油进口依赖性的巨大增长，使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意识到抢先取得中东中亚石油控制权对它们，特别是对于已完成北约东扩和日美军事合作关系的美国，所具有生死攸关的意义。
　　——张文木

　　世界主义的前提是独立的民族生产力，全球化的基础是民族化。世界经济的联合只能是在经济实力基础上的联合。没有实力，在当今世界就无发言权。
　　——张文木

　　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美国在南北战争以前，生产力和市场主要集中在东北部，但美国人并没有长期沉浸于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政策，而是调头西进，走“内向型”经济的发展道路。结果，半个世纪以后，整个西部地区就为美利坚的民族生产力所充溢，为美国迅速跨入世界强国奠定了物质基础。20世纪初，当美国的民族生产力已达到足以称霸世界时，他们才打出“世界主义”和“门户开放”的旗帜——这与英国的经济史几乎一样。
　　——张文木

　　过多地向外人让与民族市场，可以带来表面繁荣，但将弱化一个民族自身的生产机能。东方中国市场，犹如植树土地，外人在这里植果树，得到的是植树能力，我们得到的则是昙花一现的果子，这绝非长久之计。正确的方法应是，尽量少地让与，尽量多地学习：在让与“植树”空间的同时，尽可能多地学到“植树”技能，从而形成自己的“植树”能力。会种植果树，就不愁没有果实。但是，种树需要空间，对经济而言，这个空间就是市场，如果我们把空间让与完了，我们就所剩无几了。还是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说得好：“力量比财富更加重要，因为力量的反面——软弱无能——足以使我们丧失所有的一切，不但使我们既得的财富难以保持，就是我们的生产力量，我们的文化，我们的自由，还不仅是这些，甚至我们国家的独立自主，都会落到力量胜过我们的那些国家手里；这种情况在历史上已经有了充分证明，意大利共和国、汉撒同盟、比利时、荷兰、西班牙、葡萄牙都是前车之鉴。”
　　——张文木

　　西汉至魏晋时期，中国政治经济由北方向南方迁移。伴随这种迁移的是中华民族思想新的解放。西汉武帝时，因北部(匈奴南犯)压力所产生的巩固政权的需要，汉武帝利用董仲舒“独尊儒术”的主张，对原始儒学中强调人的能动性和原始民主的部分进行了修正，使之成为为封建专制服务的学说。至此，儒学的生命力开始枯竭。
　　东汉之后，由于大规模战乱，儒学失去了支撑社会心理的功能，从而也失去了它对社会人伦的约束力。在这种由儒学衰落造成的普遍的心理空虚中，由老庄无为学说揉合而成的玄学成为社会思潮。玄学的产生在当时具有双重的意义：一方面它在社会心理失衡时给人以新的心理支撑。它主张毁弃礼法，追求自然，这已有了思想启蒙的意义。比如鲍敬言在《无君论》中把自然之礼置于皇权之上，这就削弱了人对皇权的依附，从而加强了人与客观自然的联系。另一方面，由于当时社会并不具有社会关系变革的经济条件，因而，这种由北方游牧民族南犯引起的混乱，并没有给当时中国带来象日耳曼人和匈奴人带给欧洲那样的新前景，大动乱之后社会最终只有消极地回归到“无”的世界。“贵无”(何晏、王弼)意识反映了这一时期文人的苦闷。
　　——张文木

　　以史为鉴，可知得失。通过回顾中华民族思想解放的历史进程，有三条历史经验值得注意：
　　经验之一：思想发展的生命力在于开放、互容与批判性地吸收。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使中国思想界出现大繁荣。西汉武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汉未儒学便陷入危机。三国两晋出现的玄学，既是中国对儒学的反叛，又是当时文化思想枯萎的表现。东汉时佛学传入，给中国思想界带来新活力，但随着佛学为统治者在南北朝和隋时推向独一无二的地位之后，佛学的地位便发生动摇。唐韩愈矫枉过正，提高儒学地位，结果造成熔佛、道、儒三家为一炉的宋明理学的出现。宋明理学是中华民族自东汉以来出现的佛道儒三家经过生克溶融之后出现的又一次思想飞跃。本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民主思想传入中国并在1919年“五四”运动中达到高峰。之后中国又开始新的一轮宋明理学、资本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三种思想在中国的生克溶融的过程，最终出现后两种思想与以宋明理学(后发展为所谓“新儒学”)为特征的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结果便出现后来发生在中国大陆思想文化和台湾地区及香港、澳门地区的思想文化既相互区别又相互吸收的现实。这种现实将在未来──只要它能够长期保持开放、互容和批判性地吸收的趋势──可能对远东地区的儒家思想文化圈的发展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又是中国未来崛起所必需的外部文化环境。
　　经验之二：思想桎梏往往产生于已往的思想成就。比如“正名”是春秋时儒家提出的概念，是为社会人文物理作出的一种规范，这种概念对后世的社会道德规范的形成起到很大的作用，但在其发展的同时，也成了社会思想发展的桎梏，以至出现“君以名桎臣，官以名轭民，父以名压子，夫以名困妻，兄弟朋友各挟一名相抗拒”(谭嗣同)的阻碍社会进步的恶习。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想文化曾在近代和现代史中取得很大的成就，但当这两种思想文化传入第三世界国家并在产生积极作用的同时，它们也在这些国家形成阻碍社会进步的思想教条。在当代中国，它们具体表现为“左”和“右”的教条。对新事物，他们不是从实践的标准，而是以“姓社还是姓资”，或以西方所谓“人权标准”(这也是一种教条)标准来衡量，结果竟使“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了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10]然而，不管是“左”还是“右”，它们都是思想僵化的后果。在此应特别指出的是：继承中国传统的东西中容易产生僵化，吸收外来的东西时也容易产生僵化，而思想僵化带给中华民族的后果几乎都是灾难性的：中国共产党二十年代末及三十年代初期的挫折、建国后的六十年代后期至七十年代末的“文革”及苏联九十年代初在所谓“新思维”指导下的“改革”所引发的苏联解体的严重后果，都是很有力的明证。
　　经验之三：大凡历史处于平稳发展时期，人们的认识容易出现脱离实际，不负责任地坐而论道的倾向，这种倾向往往在政治实践上造成巨大的失误并导致民族危机；相反，每当历史进入危难之际，人们的认识就比较容易进入实事求是的轨道。春秋战国时的大战乱，出现孔子的入仕思想和墨子的求实学风；宋人空谈，导致南宋国破家亡，但这却造成中华民族的思想史出现前所未有的大飞跃，并由此产生了强调“崇实致用”的实学思想。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危难之际的产生了“反对本本主义”思想飞跃；三十年代，中国红军刚出现好转局面，脱离中国实际为特征的王明路线又开始盛行，并由此导致中国工农红军在濒临绝境的情况下，被迫开始二万五千里长征。这两次危机迫使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解放思想，并在新的认识基础上形成了以“实事求是”为思想精髓的毛泽东思想。五十年代经济刚有好转，中国思想界又开始出现脱离实际，崇尚空谈的学风，结果造成十年“文革”大危机，这场危机又引起人们对中国实际国情的深入认识及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全党的思想认识再次转到实事求是的轨道上来，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特征的邓小平理论。今天我们又面临着一个由邓小平理论奠定的政治经济发展相对好的历史时期，我们是否会汲取历史经验，再次从政治的高度认识学风问题，以免重蹈历史覆辙，这确实是一个历史再次摆在我们面前的事关国家命运的重大课题。
　　——张文木

　　有人说，20世纪末国际政治的特征是由两极向多极化发展。多极政治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国际间实力对比正在发生变化。而国际政治永远都是以国家实力为后盾、以国家利益为目标的。没有实力，外交和国家政治就是空话。
　　——张文木

　　所有的批评都抵不上一个建设性的意见。系统地反省、深入地批评是宏大的工程。对未来全面地思索、构筑中华复兴的思想基础却是一个伟大的工程。我们都应该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建设上，哪怕是些微的添砖加瓦。
　　——张斌森

　　现代科学三百多年来的发展已充分说明了，科学界有自我管理、完善的能力，任何外来的干预，任何为科学划定禁区的企图，不管是来自宗教界、政界或公众群体，都只能产生恶劣的后果。
　　——方舟子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但根本是发展人身自身的问题。发展人本身是整个世界整个人类永恒的首要任务！只有牢牢地把住了发展人这个根本，才能防止一边发展，一边退化和越来越来越困惑和不快乐的现象。 
　　——李美导

　　一切发展都要在根本上依靠人。反过来，一切发展的根本目的又都是为了人。我们搞所有发展的最根本目的不是别的，而是不断提高每个人的生命、生活和人生的质量，即实现每个具体的人的全面发展。在宏观上达到和谐统一，就是不断提高全体国民的人口素质，将最大的人口压力变为最大的人力资源，推动全民族和整个社会的不断进化发展。持续和谐发展人是广大人民最根本的利益，是所有一切发展的高度概括和最根本目的。 
　　——李美导
　　如果国家把生命科学研究放在突出重要的地位，让国人普遍地看到用科学延长自我生命的希望，国民精神必会为之一振。如果再让人们看到，只要从此以后遵守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家庭美德，就能普遍地享有这项服务。到那时，不用强制，诸多符合国家和民众利益的道德规范，如：清政廉洁、克己奉公、积极进取、毋以善小而不为、遵纪守法等等就会被自觉遵守，国民素质也必会有飞跃式提高。如果我们国家率先在世界发起用生命价值观取代物质利益至上价值观的倡议，对推动世界文明的新进程将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 
　　——高木

　　改革开放后在对待科学的问题上缺点是：由于在战略指导思想上的转变，对待科技也出现了配套措施没有跟上的失误。当年是计划体制，保障重点科技项目顺利进展，一道电令就管事，如今讲究市场经济，相应的保障项目顺利进行的就应该是资金，可是却没有作到，研究人员竟然成了最穷的人。书生气最终斗不过铜臭气，因为原来很多东西不用花钱，如今都必须用钱买，可是政府却没有相应的资金投入，该稳住的受到了严重冲击，科研人员没有资金，在讲究资金的大环境里无法顺利进行研究。科学家不得不以己之短（挣钱）来与奸商之长来斗争，浪费了大量的精力，仍然败下阵来，而基础研究的特点或者说战略产业的特点：有钱买不来和不是简单以赚钱为目的的产业。战略产业的发展原则是‘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盈利是进一步发展的手段，不是目的。所以在市场条件下，基础产业的发展就不是给个政策就能发展的，必须有相应的资金保证，否则也就不用奇怪为什么没有什么好的科研成果了。 
　　体制无论如何变，科技的发展是彻底的唯物主义，必须有充足的人力物力做保证，在计划体制下要有政治上的保证，在市场体制下，必须有资金的保证，不要弄得交叉了。如在计划体制下，有些东西花钱也买不来，同样在在市场体制下，光给政策同样也不行。
　　——山林

　　历史和大自然留给中国的时机不多了。大概也就有30年左右吧，因此，在未来30年的若干发展阶段中，科技发展战略要因时制宜，有所侧重。也就是要敢于和善于战略突破。前期的10--15年，要以全面提升中国的国际竞争力，建成自主的经济、科技创新体系为目标，以此在若干领域，特别是太空领域，生命科学领域带动，强化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后期，再用10--15年，主要解决长期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问题，促进并形成带动经济快速增长的新的生长点，比如新材料，新动力燃料等。 
　　——老笨牛

　　从世界科技发展前景来看，科技发展趋势已经从以数理科学为核心的历史格局，逐步发展到以数理科学为基础，信息科学、生命科学、认知科学、环境与能源科学等领域为中心的新格局。在此科技背景上，以知识为基础的知识经济时代，将迎来以信息技术、生物技术、计算技术为骨架的全新的高新技术产业革命；21世纪也将是人类以多极化世界格局扼制强权政治，逐步建立国际新秩序并步入与社会、自然协调发展的新世纪。 
　　——老笨牛

　　所谓的国内人才，也并不是仅指名牌大学或科研机构内的人。名牌大学里的人并非人人都是人才。实际上，我们的企业里，地方上，也有大量的人才，由于没有激励机制和合理的用人机制，有相当的人才被埋没。而各名牌大学及科研机构由于没有淘汰激励机制和用人机制，有些成为养老机构，下边的人才上不去，上边的人员下不来，造成名牌不名科研不研的现象。搞科研需要真正有思想。思想从哪里来？思想只能从实际中产生，从中国的实际中来。可蹲在大学里或科研机构里，或跑到国外，能不能了解到中国的实际呢？根本不能。既便拿着科研经费到处调调研，也只是走马观花而已，再加上地方也缺少人才激励和用人机制，真正的实际情况拿不出来。科研的实际情况只能是，不是就经验谈经验，历史的经验、外地的经验、国外的经验等等，就是就理论谈理论，近代外国理论、当代外国理论、现代国外理论。结果只能是：我们国家永远不会有自己的当代理论。可怕的是，拿国外的理论来应付中国的实际情况。 
　　——我在故我思

　　美国的科技为什么发达？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便是它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人才，并且拥有巨大的财力来支持各项研究，这样，美国便获得了使马太效应起作用的条件：不仅是科研成果的积累，同时还是组织和协调不同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的管理知识的积累，还有科技研究与市场结合的方法的积累等等。而科技进步的渐进性规律意味着，谁在这些方面的积累占优势，谁就获得了引领科技进步的条件——当然，不是充分条件，因为科技进步还受到偶然性的影响。
　　——刨根

　　无庸讳言，我们当前的社会环境还存在着许多不利于人们进行创新活动的因素。笔者认为其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在于缺少对创新行为和创新者应有的尊重，其表现形式之一则是有意或无意地漠视、忽视、无视创新行为的价值以及创新者的存在。客观地说，社会忽视创新活动这样的事情，每一个创新者（包括国内外）都会遇到，因为其他人需要有一个了解和判断的过程；但是，如果一个人的创新活动屡屡被社会漠视，或者一个人的创新构思已被采纳、使用、借鉴之后仍遭到忽视，这就有必要引起我们的重视和反思了。 
　　从创新者的角度来说，自己的创意能够得到社会的采用，应当说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与此同时，创新者也有理由希望或要求人们知道某某创意是自己首先提出来的，这既是一种认可，也是一种鼓励，并将激励他们继续进行创新活动，同时也有助于吸引更多的人投入到创新活动中去。从社会的角度来说，对创新者的创新成果给予认可和宣扬，应当说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而且所需经济成本也并不高。那么，为什么还会屡屡发生漠视创新者及其创新成果的现象呢？这里有一个信息量的问题，我们生活在一个突飞猛进的时代，新生事物层出不穷，人们很难记住每一个新事物的创意者；再者，我们也不能要求每一个人对所有的创意活动都有兴趣去了解其来龙去脉。 
　　——重构

　　科学学会是科技工作者在科学研究过程中形成的社会团体，是科学劳动日趋社会化的产物。学会汇集了大专院校、科研所和工厂企业多学科的学术思想和科学实践，把不同性质、不同专业、不同学派的科技工作者在学术互动中形成互补，构成比单个科学家智力高得多的“集体大脑”，一席谈话，一次研讨，一场争论，给参预者启迪联想茅塞顿开，将科研中的难题得以解决，甚至通过众多思想火花的碰撞，导致科学上的发现与突破。毋庸置疑，科学学会是科学研究不可缺少的摇篮，她的兴起是国家科技昌盛的标致。 
　　我国科学学会的现状已愈来愈不尽人意。科技昌盛国家的科学学会每天开放活动，每星期都有两三天下午作学术报告和讲座。会员们经常聚会在学会活动室中，讨论论文和书籍编写，不同学历的同行们天天处于学会阅览室、交流室中，处于知识交流、相互激励的环境中，学会每天工作，接受咨询，组织攻关，吸收会员，借阅、出售书籍资料，编辑出版期刊、学术材料。而我国科学学会几乎是形如虚设，一年开次年会，这几年有的学会连年会也不开，更谈不上举办图书、仪器期刊展览，一般学会都未颁发科学奖或是帮助科技人员流动，也不邀请国内外专家学者讲学。几乎都未开展帮助会员发表、出版论文书籍，或是去帮助政府制定技术规范和科技发展规划，学会活动时学术气氛也不浓。 
　　——金煊

　　只有科学技术被亿万人民群众所掌握，才能更好地成为利用、开发自然和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的巨大力量。科学知识、科学思想、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可以引导人们奋发图强、积极向上，促进人们牢固地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促进人们实事求是地创造性地进行社会实践活动。离开了科学的引导，人民群众只能在无知中摸索，更谈不上实践兴国大略了。 
　　——黑客宗师

　　中国人虽少宗教，但这种崇拜却是深入骨髓的，比宗教有过之而无不及。其在思想认识层面的表现，就是彻底卸却人之主体性的本能：人在世却不入世，天天碰面无数“实际”，却不屑一顾；现实问题层出不穷，却视若无睹，总在子曰君言，谁怎么说过，哪本书有什么观点，历史是怎样的……，似乎只有拿着圣（别）人的观点，找着过去的东西，自己才有站得住的脚跟，才理直气壮，才可能找到真理。“崇圣”思维经常穿着眩目的正统外衣，具有很大欺骗性（当然是对陷入窠臼者），其错误是认识方法出了偏差，症结是“脱离实际”，游离在过往知识的苦海，不能与时俱进。在当前知识爆炸，现实问题的增速大大超过过往知识增速的历史条件下，“崇圣”思维愈显愚钝，它无异于自阉人类宝贵的主观能动本性，终致误己误人误国的恶果。 
　　中国文化及由之造成中国人思维定势的另一个特点是狭私性。“崇圣”揭示出中国人在追求真理时往往脱开实际的思维缺陷，其实，中国人在抉择现实时，却又很入世，或者说，很势利，牟取一种狭隘私利的思维倾向很强，这当然也是由传统文化一以贯之的。这与那种崇奉赎罪、献身（即便是宗教），关怀人类最终精神追求的文化形成了鲜明对照。必须指出，过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主义学说 是中国文化史上反抗狭私性倾向最强烈、最有效的崭新文化现象，她对增扩中国人思维境界的作用是空前的。 但是，这种新文化由于缺乏生根的基础，自始至终都受到传统文化无孔不入的诋毁、侵袭，再加上自身也缺少一些必须的理论（体系）内涵，缺少精英示范的社会性实践，缺少与之适应的先进政治的提引，缺少开放条件下的国际比照优势，等等，终于变得日渐式微。中国传统文化缺乏一种对人类长远利益的追求，总是纠缠着维护人际间的等级道德关系，象“君臣、父子、夫妻、兄弟、师生”等主要关系上，就有“忠、孝、仁、义、尊”等单向要求的道德观，这种道德的实践，必然贯彻违悖人性的“灭人欲”思想，肇成“吃人”怪象。 
　　“崇圣”与“狭私”是中国人非理性思维方式的两个侧面或两个轮子，两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统治者崇圣，为着稳固自己正统江山的狭私；一般人崇圣，也有意于拉大旗作虎皮，目的还是狭私。反之亦然，中国人为了狭隘的个人利益，又必须崇圣，如果你没有这点在意，没有这点功夫，你敢越雷池一步，你还不那么老辣，你少则被众人“真的不好理解”，重则被视为异己，那你就真难过活，还敢遑论成功嘿？当然，崇圣也好，狭私也好，都是深藏中国人头脑中的“既定路径”，习惯成自然，这一切都会是那么的不经意，一切都会是那么的见怪不怪，冥冥之中，是带给中国人无尽的愚昧和落后。 
　　——夜啸

　　事实上，对比世界各民族来说，中华民族的民族主义精神是比较薄弱的，而中华民族的团结意识也是不够浓烈的，这正是中华民族在历史上屡受世界列强欺凌的主要原因。因为，一个团结的中华民族，是任何其他民族都不敢冒犯的，而这也正是境外民族主义者特别害怕中华民族的民族主义精神觉醒的原因所在。 
　　时至今日，中华民族的团结仍然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具体表现有二：第一个不团结现象是大陆内部的两种国民待遇，城乡矛盾日益尖锐，干群冲突日益紧张。第二个不团结现象，则是中国大陆与台湾的矛盾和纷争，它们都是威胁中华民族的心腹之痛。这是因为，那些敌视中华民族的境外国家，或者试图从中华民族内部矛盾中坐收渔翁之利的境外势力，都会在中华民族内部去寻找代表他们利益的明的或暗的汉奸，并通过形形色色的不爱国分子去廉价地收买中华民族的国家利益。 
　　有鉴于此，笔者认为有必要设立中华民族团结日（亦可称“和睦节”），并建议选定农历七月七日为中华民族团结日（和睦节），该日（2002年为8月15日）所在周为中华民族团结周（和睦周），该日所在月为中华民族团结月（和睦月）。 
　　开展中华民族团结日的活动，至少要有两个内容，一是弘扬民族团结精神，二是检讨所存在的各种阻碍、损害、破坏中华民族团结的因素，对那些破坏中华民族团结的行为要依法予以纠正。 
　　——重构

　　自改革开放以来，自从建立市场经济以来，我们的国家的希望，就是建设一个开放的、强盛的、世界的中国和中国的世界，而一个非封闭的社会、一个不断敞开自己的胸怀的社会，一个经济发展变化日新月异的社会，一个接纳别人也希望让别人接纳自己的社会，一个把整个世界当作自己的施展空间的社会，是没有理由抱残守缺，坚守着旧有的、弱化的、凌乱的、不符合现代潮流的道德观念而拒绝进步的。 
　　经过一个半世纪多外来文明和内部不同观念理念的冲击，我们的道德价值体系在不断的经历着冲击----退守----重整----顽强坚持----再冲击----进一步凌乱----再退一步坚守----挣扎中坚守----试图坚守而不得的过程，直至累积到需要嬗变的状态，也恰恰到了涅盘重生的临界点，而在这一临界点，需要的不是无谓的顽固坚守，而是面临着面对道德价值的重生、重建的勇气和智慧，并且是全社会的、和整个民族的勇气和智慧。 
　　民族的重生，道德的重建，不是对过去的历史的完全抛弃和自我否定，正确的做法是扬弃，弃除一切腐朽的、过时的、落败的、已经证明不足取的东西，坚守经过时间和实践证明是好的优秀的东西，还要扬一切外来的、不分种族和民族的、不以传统价值观念为判断标准的好的东西，为我所取，为我所用，经过坚持不断的自省和努力，经过可能是痛苦的吸收和转变，深深的融化揉和到我们民族的深层理念中，与民族固有的优秀传统强强结合，形成新的能够应对新的社会发展形态的道德规范，塑造新的符合世界潮流的、朝气蓬勃的、充满强大生命力的道德价值体系。 
　　——买卖提

　　中国的今日到底需要甚麽文化。 需要的是激情，是民主法制，是独立的人格精神，是合理的个人主义，是强调效率与公平的竞争精神。但今日中国最缺的也是这些，对绝大数的中国民众而言绝对是这样。中国的今日最急迫的事情是清除的王朝文化的意识。虽然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但应该意识到，并努力的去做。而不是反过来大肆的宣扬甚麽儒家文化。 
　　——小楼听春雨

　　中国文化几千年来的基本特征就是：保守内敛有余激情创新不足。 以儒家为主导的这种文化内核对中华民族的发展和复兴具有明显的制约作用，尤其是对民主思维和精神独立意识的形成，还有制度创新的实践。
　　——小楼听春雨

　　目前充斥在电视上几乎全是古代王朝戏。包括中央电视台。这种媒体的强势传播只会加重民众的传统文化思维，即君臣民的认识。如果这是一种有意识的文化行动，他的倾向是危险的。民众的传统意识不是在削弱，而是在得到加强。民主和公平及独立意识，现在只是一小部分精英分子的权利工具。他们占有着这种工具，靠他攫取财富荣誉和名望。就象中世纪的僧侣把持文化的权利一样。这也是危险的。目前中国需要的实是对现代起源于西方的民主法制所带来的平等观念的宣传。是要打杀传统文化，消除或尽可能的削弱传统文化的影响力。只有这样，中国的法制建设和制度创新才有希望。
　　——小楼听春雨

　　传统文化的一点特征是要求顺从和继承。也就是说，师傅就你如何你就如何，不能抗违。这种意识必然阻碍创新的进行。在古代的中国，似乎任何活动的进行都要假以名声。思想的创新必须在先贤的遮掩下进行。最为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五千年的文化思想史的主流，居然就是在四书五经里完成的，可见创新的艰难。这样的一种文化传统，创新是不可想象的。中国近代的落后是一种必然，因为传统的中国文化根本无法提升中国的进步。即使现在，学术研究依然有帮派之别。可见这种影响之深。如果抛不掉传统文化在知识分子之中服从和顺服的影响，创新只是空谈而已。
　　——小楼听春雨

　　新时期我们需要的是能振奋中国人信心、能发杨中华民族优秀思想、能讴歌火热的现实生活、能揭露时弊、能唤起国人忧患意识的作品，而不是那些硬把一个无能的让中国人心酸的朝代粉饰成盛世、对封建糟粕歌功颂德的所谓“清宫戏”！！！无论是东部改革开放崛起的民营企业，还是东部改革开放的各级带头人；无论是中西部不屈不挠奋斗的工人农民，还是西部大开发的领头人……，这些才是我们的CCTV应该歌颂的对象，他们为什么视而不见呢？ 
　　CCTV宗旨是用正确的舆论引导人，而不是用封建余毒来误导人。因此，我们强烈要求不要再拍、再演清宫戏了！即使要演清宫戏，也要用批判的眼光去分析历史问题，用批判的手法去演！以进一步解放我们民众的思想！
　　——江南第一才子

　　真正的爱国主义者清楚地知道：建设一个伟大的文明，需要理性、耐心和坚忍。不仅仅要解决各种复杂的体制、历史和人为难题，实现经济发展、技术进步和军力强盛，更需要建立一种能为世界所接受、所景仰的道德价值观。因为伟大的文明，不仅仅要在物质上成为其他文明的典范，更要在精神上成为其他文明的典范。没有一个普世正义的旗帜，民族的对外开拓行动就会沦落为野兽式的原始扩张，病毒式的盲目蔓延，即使一时得逞，也必定昙花一现。 
　　——不争论

　　企业的发展归根到底是一个接班人的问题。企业家最主要的工作之一就是不断地寻找和培养优秀的人才队伍。从产品的设计、质量管理、产品的市场推广和销售等各个方面都需要大量优秀的团队，因此，人才问题是一个广义的问题，不是单单培养一个总裁或总经理的问题，而是要有一个人才的梯队，创维提出要培养企业家群。
　　——创维集团董事长黄宏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