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们。
　　——邓小平

　　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
　　——邓小平

　　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
　　——邓小平

　　我们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政治结构和政策是否正确，关键要看三条：第一是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是看能否促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
　　——邓小平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
　　——江泽民

　　面对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必须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纳入国民教育全过程，纳入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使全体人民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
　　——江泽民

　　中华民族的精神，最突出的就是团结统一、独立自主、爱好和平、自强不息的精神。
　　——江泽民

　　我们必须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以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在社会政治稳定中推进改革、发展，在改革、发展中实现社会政治稳定。
　　——江泽民

　　这个前进最快的民族，对于每一个改革方案，会纯粹从它的实际利益出发马上进行实验，这个方案一旦被视为好的，差不多第二天即付诸实行。
　　——《美国旅行印象》 恩格斯

　　中国除非提高农民的收入并保持农村地区的稳定，否则无法获得长期的稳定。
　　——朱镕基

　　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必须时刻把人们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温家宝

　　世界上存在下来的文明和民族其实不是那些在历史上短时间内发展得特别好，特别辉煌的民族，而是在最沉重的打击下能生存下来的民族。
　　——盛洪

　　舒马赫有个“冰山理论”，说冰山露出水面的是10%，水下的是90%，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在于冰山的下部，下部有什么呢？组织、教育、纪律、法律，这叫复杂系统的沉淀物。日本，德国二战后，打得什么都没了，可是它的图书馆在，教育在，科技人员在，很快，几年就起来。印尼的复杂系统，很多是COPY过来的，教育、纪律、组织这部分很薄弱。学习的能力，适应的能力，适应的速度，适应的规模到什么程度，决定了危机对这个国家的危害程度。舒马赫认为，发展中国家应先发展教育，再发展经济。
　　——李晓宁

　　印尼的金融危机是怎么一下子变成社会危机的，表明了在一个经济发展程度不太高的社会里一旦有一个比较严重的危机，它会打击刚刚超过生存线的民众。社会离开生存线多高，叫margin，决定了社会对打击的承受力，和牺牲的大小。印尼离开生存线还不太远，一旦物价提高，通胀达到600%，许多人就不能生存了，于是就发生了暴乱。
　　——丁学良

　　内乱分裂，是民族生存的另一个根本性威胁。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在民族之林的残酷竞争中，内乱分裂必然导致强敌入侵与外来势力的各种不正当进入，从而最终灭亡这个民族的文明生存方式。民族的灭亡，虽然不是全部个体生命的毁灭，然则却是个体赖以存在的文明 根基彻底瓦解星散，使灭亡后残存的个体生命丧失精神创造力与传统生活方式，沦为精神乞丐，沦为行尸走肉。惟其如此，民族的内乱分裂，绝不仅仅是国家民族的灾难，从根本上说，更是每一个体的灾难。某个民族如果发展到以国家形式生存的程度，就意味着这个民族的文明已经成熟。从此，国家就成为这个民族的生命形式，成为这个民族的外壳与灵魂，国家的兴衰荣辱就成为这个民族的生命轨迹。从本质上说，民族的分裂内乱所侵害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国家形式，通过对国家形式的破坏而消解浸蚀民族生存能力，从而对整个民族带来毁灭性灾难。 
　　——孙皓晖

　　一个优秀的民族，必然尊重自己的历史，正视自己的历史。因为那是 经 过漫长严酷考验的、能够证明自己其所以优秀的事实。那种无法 撼动的事实 中存在着一个民族原生文明的强大力量，存在着百试百 灵行之有效的生存大 智慧、抗争大技巧与饱满激扬的生命状态。紧要关头对历史的反思，往往能 激发一个民族的智慧与勇气，从久经考验的生存大技巧中创造出适合于本时代的生存谋略。所以，审视自己的原生文明不是虚幻的发思古之幽情，它完全可以成为创造新的历史的出发点。 要解密中国民族在无数次生死存亡关头的求生奇迹，以开拓我们的战略 视角，就要从我们的原生文明中理清那些生存大智慧、抗争大技巧的基本方面。原生文明是一个民族的生存根基。一个民族在她从涓涓细流发展为澎湃江河的过程中，必然有一段积淀凝聚进而升华的时期，这个时期所形成的生活方式、文化方式、生存谋略等一系列稳定的存在方式，如同一个人的生命基因那样改变，将长久的甚至永远的影响着一个民族的生命轨迹与发展潜力。 这就是一个民族的原生文明。她是“上帝”烙在这个民族身上的“胎记”， 永远不能磨灭。一个基本的交代是：中国原生文明的生成期在春秋战国时期，这个原生文明形成后的第一波惊涛骇浪便是统一的大秦帝国的建立，从而使中国文明万源归一，形成中国文明的正源。自此以后，中国民族拓展生存空间的历史波澜便壮阔的展开。
　　——孙皓晖

　　文明的发展，本质上是渐进的。中国文明在当代的境遇，如同濒临泥沼悬崖的巨大的战车，只有一丝一丝的从旧日泥沼中拔起，一丝一 丝的脱离临渊之危，稳健渐进的驶入快车大道，才是唯一的选择。 任何投鼠不忌器的莽汉们，都会导致中国民族与文明的整体毁灭。
　　——孙皓晖

　　从本质上说，一个民族所创造的文明，就是这个民族的全部生存方式。从民族竞争的意义上说，民族文明是该民族特立独行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基，又是该民族抗击其他文明蚕食的本体武器。文明形式有多么饱满，民族的生命状态就有多么强大；文明形式有多少缺陷，民族的生命状态就有多少死穴。漫长的历史兴亡，一再证明了这个残酷的真理。
　　——孙皓晖

　　民族竞争是全方位的竞争，是综合素质的竞争。决定民族命运的，绝不仅仅是战争与暴力。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文明形式本身的冲突竞争。生活方式是否具有包容性？语言文字是否简洁并具有美感？是否有利于交流传播？ 信仰是否具有多元特点？并对其他民族的信仰形式具有共处性？人文精神、价值观念、伦理道德、国家形式、社会结构、消闲方式、审美方式、居住方式、人际关系准则、婚姻与两性关系的传统、家庭与家族形式的亲和力等等 等等，是否具有坚实的根基？是否具有强大的精神感召力？ 
　　归纳起来，就是由所有这些方面综合形成的文明方式，对本民族个体是否具有深刻的吸引力、强烈的凝聚力？对不同民族是否具有包容性与亲和力？ 文明冲突是民族竞争的“软”形式。它更为长久的决定着一个民族的兴衰荣辱。文明形式不具有弹性（包容性与亲和力）的民族，必然是民族文明的尊严极端化的民族，也就是老虎屁股式文明。这种文明的民族，必然陷于连续不断的外部冲突与内部族群文明的冲突，谁也容纳不下谁，最终导致整 个民族的衰落。历史不乏文明冲突导致战争与对抗的例子。
　　——孙皓晖

　　中国民族智慧中最为眩目的明珠就是统一意识。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将统一意识化做如此恒久的民族精神。 
　　中国民族整合统一的大智慧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每次面对分裂，统一立即成为中国民族的最高理想，并且绝不动摇。民族的最高荣誉总是给予能够领导统一的英雄领袖，民众追随的目标也立即汹涌澎湃的倒向统一力量。中国人总是将分裂内乱视为“国破”，又总是将“国破家亡”连成一条最简单的因果直线，将“覆巢之下，岂有完卵？” 视做天经地义的逻辑。这就是中国民族面对分裂的思维定式，一种永远不能改变的民族价值观。请每个中国人牢牢记住，这就是中国人历经数千年锻铸出来的精神利剑，光芒闪烁，充满霸气——对分裂者没有道理好讲，就是必须统一！ 
　　其二，痛下杀手，毫不手软。中国民族对分裂势力的杀伐决断远远狠于对外来势力的运筹抵御。对外用兵，中国人在历史上一般都极为谨慎。但对内消除分裂完成统一，中国民族从来没有优柔寡断。在是否统一的问题上， 中国人从来没有决策过程。要决定的只是一个，如何打？而且，统一战争从不顾及力量对比，打败了也要前赴后继的再打。每每是统一战争，中国史书都触目惊心的记载着“血流漂杵”“浮尸百万”！那些最大规模的战争，往往不是发生在抵御外侮中，而是发生在统一战争中。战国的长平大战，秦赵两国共出动雄师百万，一战消灭赵国五十万大军，从而创造了古典战争的最高典型。对外战争虽然也同样有著名战例，然则就战争规模而言，远远不如中国内部的统一战争。诚实的说，几千年历史上，能在中国人马前走几个回合的外敌，还确实没有几个，虽然近代以来我们也有过战败的耻辱。但是，内部分裂势力却是同样优秀的人种，就不能不碰撞出最为绚烂的战争火花。这种为了统一不惜付出最大代价的拼命精神，最充分的体现了中国民族刚猛勇武的一面，足以使任何分裂势力先自气短三分。 
　　其三，没有谈出来的统一，只有打出来的统一。这是残酷的事实，痛苦的经验。从本质上讲，统一意味着分裂一方的阴暗命运，丢失政权并遗臭万年，盲目追随分裂的民众也将付出惨重的代价；设若抵抗并战而胜之，安知分裂者不能争得统一的权柄？这种幻想每每支撑着形形色色的分裂势力与动乱势力，使他们几乎永远不可能回到“和平统一”的轨道，而总是选择刀兵相见——战场上说话。国有国情，族有族情。不要说世界上已经有和平统一的先例，更不要说和平是世界的主流。请牢牢记住，世界在变，但人性没有变，各民族的独特精神也没有变，残酷竞争的主流更不会变，而且永远不可能改变；中国民族几千年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统一经验，绝不会因为世界出现了电脑、原子弹、卫星、航母等一大批新劳什子而突然过时。 
　　——孙皓晖

　　小孩子生来好动的，以游戏为生命的。要知道多运动、多强健、多游戏、多快乐、多经验、多学识、多思想。所以做父母不得不注意小孩子的动作和游戏。
　　——陈鹤琴

　　人人好公,则天下太平；人人营私,则天下大乱。
　　——刘鹗

　　热衷于私利、私欲的小人物，一旦爬上权力的顶峰，这个国家就注定走上衰亡之路。
　　——《大学》

　　上面的人如果行为廉直，部属都能体会其意，不令而行；如果行为不直，即使猛下命令，也无法使部下翕然服从。
　　——《论语》

　　懦弱、松懈的国家，必受侵略，领土被吞；一路刚强的国家，则到头来注定灭亡。
　　——《六韬三略》

　　美国之所以成为站在当今知识经济浪潮前头的国家，绝非一日之功。应该说美国建国二百多年来，科技事业就一直持续发展。美国的开国元勋们非常重视科技，在第一部美国宪法中就提出教育与科学事业不受任何干预独立发展。
　　——《美国的科教兴国之路》 萧镜如，王铀

　　研究与开发(R&D)是一个国家科技发展的动力来源，因此研究与开发的投入和产出就是当今国际上评论科技创新活动的重要指标。从国际经验看，凡是科技领先或创新活动活跃的国家或地区，其科技投入的绝对量或相对量都居领先地位。从科研活动的基础上看，美国对科技投入一直很重视，二战后科技投入在迅速增加，1940年，研究与开发经费的开支还不到美国政府预算支出的1%，1963年已超过总预算的10%，1965年达到12.6%。今天，无论从总量上说，还是从相对量上说，美国的科研都处于世界领先水平。1996年，美国研究与开发活动支出总额为1846.65亿美元，居世界第一位，比名列第二位的日本多21.2%，而中国只有39.33亿美元，名列世界第17位。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最新统计显示，美国1998年投入研究与开发(R&D)的经费，总计达2,206亿美元，比1997年实质增加5.3%，研究与开发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则为2.61%，高于1997年的2.54%与1996年的2.57%，是自1992年的2.64%之后，创下了六年来最高水平，依然蝉联世界之冠。
　　——《美国的科教兴国之路》 萧镜如，王铀

　　美国企业投资研究开发可谓历史悠久，许多大公司都有自己的研究所和实验室，进行新产品实验或新工艺的研究，这是直接依附市场的科研，对经济的推动更直接、更现实。1996年，美国企业直接用于研究与开发活动的总支出额为1,342亿美元，仍居世界第一位，比名列第二位的日本多34%，而中国只有24.93亿美元。企业研究与开发的投资提高了美国企业的长期竞争力。在一些发达国家，正是资本投入的增加对经济增长的相对重要性在上升。进入知识经济阶段，科技创新已成为发达国家经济持续增长的龙头。1997年美国企业的研究开发投入占总额的60%，增长率为5%，在国际市场中有重要地位的300家美国公司的研究开发经费占全部企业开发总经费的88.3%。
　　——《美国的科教兴国之路》 萧镜如，王铀

　　进入知识经济阶段，科技创新已成为发达国家经济持续增长的龙头。在美国，几乎所有的名牌企业，都十分重视不断开发新技术和新产品。他们认为只有抢占新技术和新产品的制高点，才能取得竞争之优势。在美国扬名世界的贝尔试验室里聚集了5万名科学家，正是这些科学家为他们的公司创造了无数个“世界第一”。英特尔(Intel)公司从成立的1968年到1994年，其营业收入就增长了1,000多倍。
　　——《美国的科教兴国之路》 萧镜如，王铀

　　美国政府一直把教育当作利国之本。1992年，美国教育支出占政府支出的14.1%，即使在今天也是世界高水平。美国公共教育经费一直保持较高的水平，1999年，美国联邦政府预算又把用于主要教育培训计划的经费比1998年增加了32%[17]。美国经济的发展无疑给教育和科技提供了世界上最有力的物质保障，如果说，先进发达的教育和科技是经济发展的坚实基础，则强大的经济实力就是教育和科技的坚强后盾。
　　美国60%的基础研究是由大学完成的，大学也是研究与开发的重要基地。1997年，美国高等学校研究与开发(R&D)经费达到240.31亿美元。另外，联邦政府在高等学校设立的研究开发中心(FFRDC)的研究与开发经费支出达到54.05亿美元。美国高等学校研究与开发经费主要来源于联邦政府。1997年，高等学校的研究与开发经费，大约60%是由联邦政府提供的。1999年，联邦政府预算给高等学校研究与开发的经费为145亿，比1998年增加了6%。
　　——《美国的科教兴国之路》 萧镜如，王铀

　　1967年美国哈佛大学开始了一项“零点项目”研究，该研究历时20多年，花费上亿美元，参加人过百，涉及100多个公立和私立学校。他们的研究成果导致了美国国会1993年3月通过了克林顿政府提出的[2000年目标：美国教育法]，在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将艺术与数学、历史、语言、自然科学并列为基础教育核心学科。为此制定的[美国艺术教育国家标准]总结出这样的结论：“缺乏基本的艺术知识和技能的教育决不能称为真正的教育。”
　　——《美国的科教兴国之路》 萧镜如，王铀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其者昌，逆其者亡。”在世界知识经济的大潮中，每一个国家政府、每一个企事业单位、甚至每一个个人都应该学会用世纪的眼光从高处和远处打量自己，随时发现自己的弱点和缺点，通过创新，迅速加以克服，以求赶上和超越，否则随时都有被淘汰的可能。由于世界科教事业发展加快，使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面临严峻挑战。
　　——《美国的科教兴国之路》 萧镜如，王铀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差距本质上是教育的差距，是知识的差距。教育是知识创新、传播和应用的主要基地，也是培养创新精神和创新人才的摇篮。无论在培养高素质的劳动者和专业人才方面，还是在提高创新能力和提供知识、技术创新成果以及增强民族凝聚力方面，教育都具有独特的重要意义。在当今世界上，综合国力的竞争，越来越表现为经济实力、国防实力的竞争。无论就哪一方面实力的增强来说，教育都具有基础性的地位。从发展趋势看，教育将是知识经济的中心，因为人才的培养依赖于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更是为培养高级人才起着中心作用。
　　——《美国的科教兴国之路》 萧镜如，王铀

　　历史发展到知识经济阶段，谁占有知识和人才，谁就在竞争中有优势，教育也一样。一个国家，如果公众科学素养水平很低，将会在国际竞争中处于劣势。国运兴衰，系于教育；教育振兴，全面有责。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要支撑一个庞大的教育体系确实存在着很多困难，尤其是财力上的苍白无力。自1993年以来，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逐年下降，1996年只占GNP的2.47%。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呼吁世界各国到2000年应实现6%的目标，而我国只能实现4%，足见我们的教育投入的低水平。虽然我国高等学校的R&D经费近年来有较快增长，但与主要发达国家和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按汇率折算，1997年我国自然科学技术领域高等学校的R&D经费支出为6.52亿美元，不到美国的3%。邓小平说过：我们有个危机，可能发生在教育部门，把整个现代化水平拖住了。这几年中国教育的状况确有令人感到危机的味道。应该把教育放在超前和优先的地位。忽视了教育就是丢了根本。有人说：没有一个国家会因为花钱在教育投资上而破产，却可能因为花钱在军事上而亡国。
　　——《美国的科教兴国之路》 萧镜如，王铀

　　二十年代以来，美国新兴的大众文化对全球逐渐形成的影响，现在看来，无疑更为深远。当时，欧洲人仍偏重精英文化，美国人则在搞平易近人的、普及的文化形式与素材。这个发展开头是有点小儿科，因为在欧洲出现乔伊丝的意识流文学和尚恩贝克的无调式音乐之际，美国的好莱坞则在推广米老鼠和能跳善唱的小莎莉·谭宝。但从世纪末回顾，正是美国式大众文化在全球范围内取代了旧式精英文化的中心地位。美式大众文化就是目前世界各国现代型大众文化的模范，它与现代高科技的大众传媒二位一体，并且超越国界。相形之下，和民族国家与印刷术紧密结合的各国古典传统，就显得老化。
　　在二十世纪之初，美国教育界已经在闹一场革命，认为经上一代传授的文化知识最不重要，却把培养个人适应时代的智巧放在首位。这个策略，无疑与日趋市场化和全球化的现代世界合拍。欧洲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虽与美国旗鼓相当，但后者一方面不存在贵族式的精英阶层，另一方面她是个多移民、超民族的新型社会，很难要求大家认同于一种民族文化，因此较易摆脱以古典传统为本的旧式教育。到了战后，即使自诩为欧洲文明心脏的法国，也有相形见绌之叹。在1967年，法国人塞凡-舒雷伯(J.-J.Servan-Schreiber)发表《美国的挑战》(Le Defi Americain》一书，指出：美国不单在体积上压倒欧洲老式的民族国家，而在现代经济的管理与规划方面更令欧洲瞠乎其后。他推崇美国人的政府、工商界、教育界、研究机构紧密合作的模式，呼吁欧洲人效尤，以免最终被淘汰出局。
　　——《美国文化对“人”的设计》 孙隆基

　　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指出，历史上较弱的社会受到较强的社会威胁时，通常有两种反应：一种是退却和逃避，试图割断和入侵势力的联系，“返回美好的从前”，在传统的信念和习惯中寻求安慰；另一种则体现为调整和适应，采纳强者之长，从而进行真正有效的抗争。这就是“向西方学习，以与西方作战”。前者充其量是消极的抵抗，既不能赶走列强，也不能阻止入侵，而当处于弱势的民族开始采纳西方的技术和思想，运用这些来反对西方压迫者时，情况就全然不同了。日本明治维新以后约40年的历史便是如此，而20世纪里先后取得成功的土耳其基马尔革命、印度独立运动、中国革命和越南革命，更是非西方被压迫民族以得益于吸收西方影响的现代方式争得解放的彪炳史册的范例。事实证明，在现代世界，先进的经济方式、社会政治组织方式和思想方式，都必然广泛扩散，绝非某一国家或地区所长久独占。20世纪以来，西方的技术、观念和体制，特别是欧洲三大革命工业革命、科学革命、政治革命的先进成果，一直在以加速度扩散。在这一过程中，西方逐渐失去其全面的压倒性优势，非西方民族则相继摆脱西方的统治。这一历史性转变，很大程度上是非西方民族既对西方造反，又向西方学习的结果。
　　对未来新世纪特别重要的是，近二、三十年来的事态发展表明，非西方民族向西方学习的过程，并未随“对西方造反”的基本结束而停止。在大致达到了政治独立、主权平等、种族平等、文化解放这四大目标后，它们越来越认识到，真正的自主、自强、尊严和幸福，还有赖于经济成长、技术进步以及社会和政治的进一步现代化改造，为此就必须继续向西方学习。或许可以说，20世纪末期西方技术、观念和体制扩散的广度与深度，并不亚于前此的西方大扩张时期。当今世界上那些最引人注目的国家的经济成长，几乎无不与此密切相关。它的最具历史意义的未来结果，将是同若干当地因素一起，导致某些人口超过1亿的非西方国家真正建设起发达的工业化经济和成熟的现代社会政治体制，从而成为新兴的世界大国。
　　——《美国与21世纪世界政治根本问题》 时殷弘、石斌

　　民族文化总是在维护和承继民族传统文化内核的基础上，随着本民族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总是在与外来文化的交往和吸收、融合中不断丰富的。民族文化的生命力和影响力决定于它是否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落后于时代，是民族文化走向自我消亡的开端。
　　民族文化要创新发展，决不能囿于本民族的狭小圈子内。历史证明，是否具有海纳百川、博采众长的包容性，是民族文化内容是否丰富，形式是否新颖，能否源远流长、创新发展的关键。
　　————《民族性： 先进文化的根基》 精选

　　当代文化发展之最深厚的源泉存在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实践之中。就总体而言，没有强大的经济力就没有强大的文化力——虽然不排除在文化的某一方面居于领先地位。因此，按照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不断增强本国本民族的经济和政治实力，是繁荣发展民族文化之根本。
　　————《民族性： 先进文化的根基》 精选

　　民族精神是民族文化的集中体现，是民族文化的灵魂，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精神支柱。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是民族文化建设的极为重要的任务。民族精神一旦形成，就具有相对稳定性。它不会因社会政治制度的变迁而中断，也不会因国力的衰落而湮没，但应随着时代的前进，在承接和弘扬传统民族精神的前提下，根据社会、经济、政治特别是文化的发展而不断提炼和充实新的内涵。
　　————《民族性： 先进文化的根基》 精选

　　历史事实是，在二十世纪，东方各国人民为摧毁专制政治进行了一场又一场武装革命，却远远未能实现民主的理想。暴力工具是有力的，但它只有破坏性力量，而没有建设性力量。这在逻辑上是很清楚的。要在中国建立民主制度，教育家和知识分子必须进行耐心的文化建设。这既需要有明确的目标，又需要有宽容的心态。由于不能在短期内见到成效，这还需要有特别坚韧不拔的意志。允许各派自由争鸣的文化建设是温和的，但它可以导致最深刻的社会变化。
　　——《胡适的主义》 袁征

　　社会科学和人文研究的进步也使人们有更强的能力控制社会的发展方向。
　　——《胡适的主义》 袁征

　　无论发生什么事，让我们去教育我们的人民。让我们为我们的后代打下一个他们可以依赖的基础。
　　——胡适

　　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都必须把建设自己祖国的信心建立在信任自己的基础上，只能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才会获得平等与尊重。
　　——《印度随笔》

　　国家的民主改革应该在不损害国家物质基础以及国家政权基础的条件下缓和地展开。否则，将导致国家的混乱，从而葬送改革。无论民主，还是改革，老百姓的利益不能忘掉，始终应该是第一位的。
　　——苏联农民联盟主席斯塔罗杜布采夫 （《十年后看一个大国的崩溃》——作者：关注）

　　苏联的思想禁锢和文化专制，确实严重压抑了人民群众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也使整个国家政权失去了活力 。正如曼斯费尔德所说：对真理表达的垄断，“作为人民惟一的代表的说辞”，不仅“压抑了人民”，也“压抑了其他精英群体的主张”(70)。唐逸先生曾言:“言论自由的伟大之处，不仅在于保护那本身便是目的之个人的创造性，而且在于保证社会进化付出最少的代价。重大社会措施，经过社会舆论充分自由辩论，可以少犯错误。”(71)从这种意义上说，思想禁锢恰是苏联解体的一个原因。试想，如果能多一点言论自由，虚心听取党内外的不同政见，及时自我修正，克服社会弊端，还会有后来的土崩瓦解吗?
　　历史经验反复证明，任何决心代表人民利益的社会集团，只有充分尊重每个公民的“私意”表达，让人民也能自己代表自己，才不致于将“公意”和“民意”抽象化，使之成为集团或个人贯彻其意志的借口，进而侵害人民的实际利益。而能否把监督权还给人民，允许乃至鼓励人民合法地公开批评政府，则是衡量一个政权人民性的试金石。
　　那么，具有社会良知和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对一个革命政权又该如何应对呢?高尔基当年的回答是:“不管政权在谁的手中，我都保留我的批判地对待它的人的权利。”(72)令人痛惜的是，他未能将此宣言贯彻到底，终于由“革命的海燕”变成了斯大林笼中的“金丝鸟”。爱德华·赛义德的回答是：对新政权“给予支持的同时又不失自己的立场”，以防政府“滥用权力”(73)。这既是对革命知识分子的严峻考验，也是对革命政权的严峻考验。这种考验，已经发生，正在进行，并将继续下去。历史告诫人们，知识分子坚守这一立场，革命政权容忍这一立场，是达致“言论自由”、促进社会进步的必要条件。
　　而人民群众的一个基本教训则是：决不能把自己的全部权力轻易地转让给任何社会集团，不管这个集团有着怎样善良的愿望和真诚的宣言，其中也包括思想和表达的权利。“世上没有救世主，只有自己救自己”，这句《国际歌》唱词，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永远都不应忘记。
　　——《在苏联，言论为何不自由? 》 作者：刘凌

　　中国民营经济下一步发展应该是科技型民营企业与劳动密集型民营企业共同发展。而民营企业的家族经营制度也需要改革了。这种家族经营制在创业之初，靠着一个家庭的凝聚力曾经起过积极的作用，但是规模做大后，局限性就暴露出来了。家族制的四大局限：一是家族经营企业是家长个人决策，他的经验可能不是财富，而是包袱，完全凭个人经验，一旦个人投资决策失误，整个家族企业也垮掉了；二是选接班人很难，子女未必适合搞企业，而多个子女又难免为争夺接班人位置互相倾轧；三是家族制企业往往用人惟亲而非用人惟贤，特殊人物把持关键岗位，让家族以外的能人感到没有前途；第四，产权封闭式的制度，为了肥水不流外人田，股份不能外流，仅靠自身积累来发展，很难，而一个好企业的发展，一定要善于融资。家族经营制度的改革与国有企业一样，要走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道路，建立起真正的公司制。
　　——厉以宁

　　改革有必要性和可行性，当企业日子过得很好时，进行改革会比较顺利，可行性大。当企业不好时，想改革，必要性来了，可是可行性又小了。中国有一句老话，改革总是受命于危难之秋，今后得改变了，改革应该总是发生于顺利之际。
　　——厉以宁

　　木桶原理———关于资本市场的作用
　　一只木桶由许多块木板条组成，木板有长有短，这只桶能装多少水，惟一取决于最短板子的长度，这在非均衡经济学里叫做短边决定原则。假如经济中交通运输最卡壳，经济发展多快就取决于交通运输。怎么办？经济学有两个办法解决，一是把长板子锯下一块来，钉在短板子上，这叫生产要素的替代。第二个办法，是把桶拆掉，板子放在地下，利用它们重新组装一个长短一样的木桶，这叫资产重组。可是，这在旧体制下，不改革很难做到，为什么？长板条、短板条是分属于各部门各地区的，生产要素的替代跨行业跨地区很难解决。而第二个办法难在把板子撤下来往地上一放，正准备重新组装时，就会发现少了板子了。哪去了，那个部门说，你不用，我收回了。所以，最有用的是靠资本市场来解决，资本市场的两个基本作用就是帮助国有资产重组，促进企业改制，和加快结构调整。
　　——厉以宁

　　世界资本主义危机已经具有了新的特征，即不是产生于生产过剩，而是产生于金融体系崩溃。
　　——《世界资本主义的新阶段与货币制度危机－－警惕全球金融风暴》

　　中国社会要迈向现代化，首要的是政治文化要现代化。政治文化作为社会观念形态，不管其具体内容和类型如何，通常都体现着人们的价值取向和心理倾向，并据此形成政治文化的导向机制，制约和引导着社会政治生活走向和政治行为指向。先进政治文化是社会发展进步的巨大杠杆。先进政治文化不仅提供着精神财富，而且创造着物质财富，是先进社会制度诞生的开路先锋。没有政治文化的更新，不打破观念形态的障碍，要推进社会政治经济体制的变革是不可能的。政治文化问题是社会发展最根本的问题。
　　——《中国政治文化的发展问题》 新民

　　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是：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基础，社会发展是经济发展的保障。在通常情况下，经济越发展，社会就越进步，社会越进步就越有利于经济发展。从马克思所揭示的物质资料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具有所作用等科学论断都能领会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这种关系。但是从短期来看，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并不始终表现出一致性，有时二者会出现背离，如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曾极大地推动了经济的发展，但同时社会充次着血腥和野蛮；再如我国在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快速发展，但同时一度出现了封建迷信、卖淫嫖娼、赌博、腐败、官僚主义、制假贩假等丑恶现象的漫延。从长远来看，这些社会丑恶现象必定会对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形成障碍。所以，我们必须协调好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经济建设和法制建设一起上，从而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协调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涉及可持续发展实质内容的人类价值取向的把握问题。在这里我们需要确立这样一个价值判断，即经济发展不应成为人类追求的最终目标，只有社会发展才能作为人类追求的最终目标。因为根据马斯洛的人类需要层次理论，人类需要层次从低到高依次分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人类成其为人类，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类要不断追求高层次需要的满足。单纯经济的发展永远只能满足人类低层次的需要如生理需要。而较高层次的需要如安全需要、社交需要以及高层次需要如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在社会没有发展的情况下只能有一部分人获得部分的满足。要使大多数人都获得较高层次甚至高层次需要的充分满足必须以社会不断发展为条件。所以人类应为社会发展而促进经济发展，最终为社会发展而不懈奋斗。
　　——《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协调八大关系》　　杨小勇

　　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人与人之间的地位不平等和竞争不平等会不可避免地存在，但这种不平等应被控制在一定程度和范围之内，如果任其发展，人与人之间你抢我夺的竞争会愈演愈烈，人人会感到生活在自己周围的人都是自己的竞争对手，不得不处处设防，使人际关系日益紧张，人与人之间缺乏应有的关怀，人的情感需要得不到应有的满足，使人感到孤独、苦闷，导致心理疾病发生，甚至导致吸毒、性乱、邪教、自杀、恐布袭击等反社会、反人类行为的流行，使社会秩序被破坏，从而阻碍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所以，要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必须协调好代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协调代内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理念应是平等、公正、信任和关怀。协调的原则应是：地位高的人不要歧视地位低的人；能力强的人应帮助能力弱的人；富裕的人应救济贫穷的人；一个人的发展不应建立在损害他人利益的基础之上。
　　良好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形成不能单纯靠自发演进而实现，应发挥政府的作用，通过政府借助法律、制度、政策、道德的力量建立一定的秩序来实现。
　　——《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协调八大关系》　　杨小勇

　　信息高速公路将打破国界，并有可能推动一种世界文化的发展，或至少推动一种文化活动、文化价值观的共享。
　　——美国微软公司总裁比尔·盖茨

　　现代民主社会的柱石之一就是政府信息的公开化和传媒信息的多样化。信息的公开化和多样化是信息交换与现代生活节奏保持对称性的基本条件。一旦这种对称性被打破，就会成为暴发危机的潜在因素。
　　——李世伟（留美博士）

　　体制程序上的民主化、透明化，信息传播的公开化、多样化是社会应付突发性危机的基本保证。经过SARS的冲击和洗礼，国家领导人坦诚、开明的形象为在中国建立一个实事求是、具有良好信誉的社会提供了新的契机。
　　——李世伟（留美博士）

　　每当社会的失衡超越一定限度，无以为生的民众便必然会铤而走险起来造反，轻则吃大户、杀贪官；重则"替天行道"，推翻"失德无道"的昏君，取而代之。于是乎，从夏代后羿驱逐太康"因夏人而代夏政"开始，直到太平天国的数千年间，造反或起义便成为贫富分化和社会失衡的某种"阀门"，"阀门" 打开的结果，便往往得改朝换代。鉴于这样的历史教训，历代统治者皆将"均平"视为治国之根本大计。特别是新朝之初，无不厉行整肃贪官、抑制豪强、平分土地、轻徭薄赋之类的政策，以缓和社会的失衡。
　　——《“共”--中国人的公私观--兼论血缘群体私有制》 作者：汪兵

　　农耕生产方式离不开一定的土地、水源和气候条件，因而必须定居。血缘群体长期定居的结果便必然形成累世而居的血缘氏族或胞族，以氏族公社的方式进行生产，长期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对于农耕民族来说，土地就是命根子，这土地既是祖先所开垦，也是祖先最终的归宿，而且从事靠天吃饭的农业生产，也离不开祖先的保佑和他们所积累的种种经验。累世聚居的亲情和对祖先积累下来的生产经验的崇敬，便形成了强烈的祖先意识和安土重迁、重土轻财的价值观。由于包括劳动力在内的一切生产资料都是全氏族所共有的财产，而不能违背农时的生产劳动，又必须全体成员齐心协力，分工合作才能进行，因此，要发展生产，便必须重视子孙的繁衍和发扬群体的智慧，个人和个人的才能便相对无足轻重。个人离开了群体便无法生存，任何个人的欲望，也只有在群体得到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之上才能得到满足。由此就必定形成强烈的血缘意识和群体至上的群体主义观念。与此同时，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和氏族制度，又始终遏制着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因而，从根本上就不可能滋生个体私有财产观和个体私有财产。而中国独特的历史地理条件，则不但限制了游牧文化对于个体私有制的"催化"作用，还相反地使其成为刺激和推动农耕文明长足发展的动力，以致中国的历史竟成为一部数千年不变的、以自给自足自然经济为主体的农耕文明史。
　　——《“共”--中国人的公私观--兼论血缘群体私有制》 作者：汪兵

　　至于中国的平民百姓，由于自给自足和自然经济的生产生活方式所决定，他们通常所接触到的人际关系不外乎血缘姻缘群体和邻里关系，日常生活的外求是很少的。对于官府，他们一向是敬而远之，种种民事纠纷，通常都是由族人或地方绅缙排解，除非万不得已，尽量不与官府打交道，甚至以几辈人不登公堂为荣。《击壤歌》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何有与我哉！”便是社会处于常态（而非失衡状态）时中国平民百姓普遍心态的体现。于是，有些权势或经济实力的家族，就成了地方的土皇帝，实际上是由他们组成的拟血缘群体，负责着地方日常事务。作为中央政府的代表和象征的外来 "父母官"，通常都是人生地不熟的外来人，也只能依靠地方精英及其自治功能。“父母官”即或暂时空缺，地方社会也会照常运作。这样，地方百姓们的“公”的道德范围就被局限在宗族或家族至多是邻里范围之内，对他们而言，凡是能为宗族利益着想，或为地方乡里公益作出贡献的人，便是大公无私的人，在“莫谈国事”祖训的管教下，他们中很少有“以天下为已任”的仁人志士，更不会喊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口号，但他们绝对不承认自己是自私的，因为无论是家长还是其子妇，都必须在不同程度上抑制个人的私欲，才能做到“家和”，而“家和”又是国家兴盛之根本。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平民百姓既非“一盘散沙”，亦非“一切价值皆以己为中心”的“自我主义”，而是以家为中心的“家本位”主义。 
　　——《“共”——中国人的公私观--兼论血缘群体私有制》 作者：汪兵


　　数千年农耕文明的传承所形成的文化遗传基因的进化或变异，就像我们的生理遗传基因的进化或变异一样，是一个漫长的渐变过程；而且，文化的变异的方向或结果，也正像生理基因的变异一样，谁也无法逆料。但有一点大约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正如在我们可以想象得出的未来，生物物种的进化和变异绝不会趋于统一一样，人类文化的进化和变异也绝不会趋向统一。因为，正如物种的进化和变异是适应生态环境的结果一样，本质上是一种生存方式的文化，同样是适应和利用生态环境的产物，只要全球的生态环境没有整齐划一，人类的文化便也不会趋向统一。退一步说，即或终有一天会趋向统一的话，也绝不会以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为样板。因为各民族的文化各有长短，即或趋同，也会是相互取长补短，合成一种"四不象"的"世界文化"，而不可能一厢情愿地凭军事或经济实力去强行推行某一种文化。从这个意义上看，如果说"全盘西化"是一种妄自菲薄的话；那么，幻想用"新儒家"平天下则是一种妄自尊大。明乎此，便可以用费孝通先生的话作为本文的结尾了，那就是：
　　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共”--中国人的公私观--兼论血缘群体私有制》 作者：汪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