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当人们确立了一种社会体制，就会寻求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意识形态，只有二者达到高度吻合，才能使社会成为稳定、成功的社会。
　　——《中国民主转型始末回顾》  周巨川

　　新的政绩观考核，必须淡化单一对ＧＤＰ增长数量和增长速度的追求，代之以“六大注重”：注重先进生产力的培育和提高；注重以人为本的全面发展；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注重“人口、资源、环境、发展”四位一体的总协调；注重三大文明的整体推进；注重人民生活质量的持续提高。
　　——牛文元

　　中国的主要矿产资源人均量不到世界的一半，而单位产值的消耗强度却大大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牛文元

　　和平发展意味着不以战争为手段来攫取财富，这就要求中国必须有遏制战争的能力，遏制战争比打赢战争需要有更强的战略能力，因此需要更多的资金投入；和平发展还意味着我们的发展主要建立在自主创新的基础上，不去与别国争夺战略资源，这也要求增加一些国防投入。
　　——《军事专家分析：中国增加军费支持国家和平发展》

　　新军事革命表明，军队发展形态已经由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转变，科技密集型就意味着资金密集型，以美国为例，一架隐形轰炸机造价约5亿美元，一艘核动力航空母舰造价约40亿美元。没有必要的资金投入是不可能推动新军事革命的。
　　——《军事专家分析：中国增加军费支持国家和平发展》

　　中国军队的现状是，正处于机械化尚未完成又要面临信息化挑战的过渡时期，为了避免进一步与其他一些国家形成“时代差”，中国有必要，也有可能搭乘经济建设的快车，把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起来，实现军队的跨越式发展。
　　——《军事专家分析：中国增加军费支持国家和平发展》

　　企业在做大的过程中会有很多问题，其中最根本的是要避免“大企业病”。大企业病的主要表现是官僚主义、政令不通。为了避免海信出现这些问题，我们本着减少管理层次、提高管理效率的目的，一方面调整了集团管理架构，改革集团管理模式，实现了从“经营重心下移”到“管理重心下移”的转变。另一方面，我们在企业内部进一步强调执行力，并将“强化执行力度”作为2004年海信集团的经营方针之一。因为我们认识到，海信目前急需解决的问题是执行力问题。从海信这几年的企业运行看，我们的“成败所在”都和执行紧密相关。“成”在坚定地执行了方针，“败”在背离了方针。
　　——周厚健

　　战略的正确不能保证政府和企业的成功，成功的政府和企业一定是在战略方向和战术执行力上都到位。
　　——周厚健

　　谈到为什么执行力不佳，我认为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管理者没有常抓不懈，管理者对政策的执行不能始终如一地坚持，导致即使有好的制度、规定也得不到有效的执行；二是出台管理制度时不严谨，经常朝令夕改，让员工无所适从。三是制度本身不合理，缺少针对性和可行性，或者过于烦琐不利于执行；执行的过程过于烦琐、不合理。有研究显示，处理一个文件只需要7分钟，但耽搁在中间环节的时间却能多达4天。上述种种现象就要求企业领导者一方面要以严谨、科学的态度进行企业决策和经营，另一方面要在管理者中强化贯彻、执行能力。
　　——周厚健

　　仅有战略，并不能让企业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而只有执行力才能使企业创造出实质的价值。失去执行力，就失去了企业长久生存和成功的必要条件。
　　——周厚健

　　从某种意义上讲，企业就是一个执行的团队，这个团队的执行力分解到个人就是执行。好的执行简而言之，就是“全心全意、立即行动”。
　　——周厚健

　　要强化企业整体的执行力，作为管理团队的领袖——领导必须以身作则。所有好的领导者必定具备务实主义的通性，在执行方面亲力亲为。另外，要有好的管理机制，充分体现人才的自我价值和在企业的位置，充分实现执行力的最大发挥。从这个意义上讲，执行应该成为企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所有的人都从实践当中得到满足，而不是满足于空谈概念而已。
　　——周厚健

　　宇宙的进化，全仗新旧二种思潮，互相挽进，互相推演，仿佛像两个轮子运着一辆车一样；又像一个鸟仗着两翼，向天空飞翔一般。我确信这两种思潮，都是人群进化所必要的，缺一不可，我确信这两种思潮，都应该知道须和他反对的一方面并存同进，不可妄想灭尽反对的势力，以求独自横行的道理。我确信万一有一方面若存这种妄想，断断乎不能如愿，徒得一个与人无伤、适以自败的结果。我又确信这两种思潮，一面要有容人的雅量，一面更要有自信独守的坚操。
　　——李大钊

　　宽容并非仅关私德，它也是一个民主社会不可或缺的公德。宽容的目的是让不同的声音都有说话的机会，让不同观点可以平等交流与沟通，这是任何民主的前提。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古人早有明训。问题和思想只有在深入的讨论和争论中，才能得以澄清或展开。民主文化是讨论的文化，民主政治是对话的政治，总想一棍子把人打死，或阴刻地将人晾干，岂非自绝民主之路?李大钊曾将中国与日本相比，说日本人无论持什么政治观点，都能堂堂正正地亮出自己的观点与对手对阵，而中国却是无论“新的旧的，都是死气沉沉。偶有一二稍稍激昂的议论、稍稍新颖的道理，因为靡有旗鼓相当的对立，也是单调靡有精彩。”这也部分解释了现代中国思想理论特不发达的原因。
　　民主社会是充满争论的社会，百家争鸣的时代才是思想文化的黄金时代。可是，强调斗争的政治文化似乎使人失去了心平气和讨论问题的习惯和能力。李陀曾在《读书》杂志上呼吁“让争论浮出海面”，可除了偶尔泛起的些许水泡外，至今未见像样的对话和争论。当然，像样的对话和争论需要学问，需要见识，需要度量，更需要真诚。缺乏这些，当然只能是你说你的，我说我的，只有独白，没有对话。这就使得任何真正的思想都无法产生与发展，却会使已有的思想观念萎缩为僵死的教条与空洞的口号，理论阐述变成意识形态操作。
　　——《民主意味宽容》   张汝伦

　　平等的对话是民主社会人们基本的交往方式，这早已成为当今许多思想家的共识，如哈贝马斯就认为对话是营建公共空间的基本途径和手段。这些年国内也有些人喜欢谈论公共空间，但为何在可以讨论，也应该讨论时，却近乡情怯，叶公好龙了呢?世界上有两种人是不愿与别人讨论的。一种是自觉理亏的人；另一种是以为垄断真理的人。对于前者来说，讨论只能自暴其丑；而后一种人则认为，既然真理已被我发现，还有何必要讨论。剩下可做的自然只有说教和受教了。
　　——《民主意味宽容》   张汝伦

　　真正的民主社会是一个通过谈判和妥协达到维持多元的社会，而不是一个通过压制，甚至也不是通过说服来强求一律的社会。有共识更好，没共识也没关系。沉默的大多数是否继续沉默是他们自己的事，若以多数的名义来反对不愿沉默的少数人，那么沉默的大多数也会成为暴政——多数人的暴政的温床。重要的是真正的对话和讨论，百家争鸣，各抒己见，才有真正的公共空间。民主的要义不在求同，而在存异。和而不同才有民主。不为同道，即为敌手，则必生专制。
　　——《民主意味宽容》   张汝伦

　　正如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而不只是一种制度安排，自由和宽容来自一种世界观和为人之道，而非来自意识形态。
　　——《民主意味宽容》   张汝伦

　　真正的对话的结论往往出乎所有对话者意料之外，因为真正对话的动力是问题自身的逻辑，而不是任何对话者的主观意向和现成的结论。谁都知道，在科学上，问题比结论重要，有了真问题才会有真结论；而随着问题的深入，结论往往也会变成问题。可是，在现代中国，由于缺乏真正的对话，也就缺乏真正的问题。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深思的现象。
　　——《民主意味宽容》   张汝伦

　　国家是人类组成社会，共同生活必须承受之恶。因为凭智慧脱颖而出的人类，只有形成集中的权威，组成国家，才能统一力量，变小为大，化无为有，挺立于天地间。由于国家的巨大力量掌握在国家统治者手中，国家力量便有两种可能，或为民造福，或对人作恶——一切都依手握国家权力的统治者为转移。历史证明，人是有局限性的，人性难保，大权在握的统治者，无论生性多么善良，道德如何崇高，随着时间的推移，主客观条件的变化，鲜有不由任意而行，以至胡作非为，倒行逆施，贻害国家，蹂躏人民的。建设既强大繁荣又能决定统治者只能照章办事，不能为所欲为的国家，几千年来，就成了先进分子的最大追求，最高理想，就成了对人类智慧的最大考验。在这场人类智力大竞赛中，捷足先登的东方，明显落后于后起之秀西方。希腊发轫，英国继行，美国紧跟，终于开创了把统治者关进笼子的伟大历史进程。宪法就是他们关统治者的笼子。宪法为国家规定了立国的基本原则，框架结构，运作程序和前进道路，是国家的存在基础和行为指南。在君权神授和家天下时代的专制制度国家，是统治者把人民关进笼子，供其驱使，统治者的意志就是笼子。所以，只有圣旨，没有宪法。只有到了贸易产生出新的人物，被统治的阶级阶层觉醒了，也要权力，也要参与管理，才逐渐有了英国限制君权，保障民权的不成文宪法，把旧的统治者和新的统治者都关进去，英国才成为第一个现代国家。到主权在民的思想成熟，人人平等的观念深入人心，限制国家权力，保障人民权力的美国成文宪法应运而生，彻底把统治者关进笼子,把驯兽的鞭子交到人民手中，美国才一日千里，后来居上，举世无双独领风骚。有宪法作为国家的基础，不管统治者按规定如何更换，现代国家秩序基本稳定；有宪法作为国家的指南，不管国家之恶有多重，现代国家总能改过自新，自我完善。国家的稳定，自新保障了现代国家社会的发达繁荣，一往无前。换句话说，现代国家社会的发达繁荣，一日千里，宪法功居第一。
　　——《宪法是保证国家前进的规矩，不是统治者巩固统治地位的武器》     虚舟

　　和平与发展，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和当今世界的主题。和平是发展的基础，发展促进和平。以“平等、诚信、合作、发展”为基本准则，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维护世界和平，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世界经济发展宣言》

　　为了推动建立平等互惠、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世界经济新秩序，实现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确定的千年发展目标，我们，“诺贝尔奖”获得者、经济学家、国际组织代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企业的领导人以及关心、支持和平与发展的社会各界人士共同发表《世界经济发展宣言》（珠海宣言）。
　　一、相互依存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世界各国和经济体之间相互进行商品贸易、服务贸易与投资，而封闭的国家和经济体不能有效地参与世界经济，影响经济的发展。因此，要根据联合国和世界贸易组织制定的规则，实现所有国家和经济体之间相互开放，相互依存，共同发展。
　　二、科技进步
　　科学技术对经济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科学技术应该有利于建立高效、合理的经济体制，推进科技进步并合理利用科技成果，促进经济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推动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三、有效利用资源
　　根据科学规律，有效利用有限的各种自然资源（包括空气、水、人力、能源、原材料等），最大限度地优化配置全球经济资源。
　　四、可持续发展
　　人与自然和谐共存，实现人口、资源、环境的良性循环，为经济的稳定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保持世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五、分配
　　日益增长的收入和财富应该在国家之间和各国内部公正地分配。消除贫困是达到收入公正分配的重要步骤。发展中国家要进行经济改革，提高其国民创造财富的能力，发达国家要以援助和减免债务等切实措施帮助发展中国家进行经济建设，以利于消除贫困，改善南北关系，造福于世界全体人民（不论其性别、种族、文化及宗教信仰）。
　　六、竞争竞争有利于促进生产、发展经济和有效利用有限的资源。诚信与法制是竞争的基础和保障。鼓励世界各国以及社会生产部门之间开展公平、合理的竞争，反对阻碍贸易和机会均等的垄断，促进世界经济发展。
　　七、经济发展的资金为便利资金流通，必须建立支持世界经济发展的更加公正合理的金融体制，提高各国及市场之间资金流动的透明度，以保持稳定的经济环境，使投资与国际贸易的成果服务于世界各国。
　　八、经济发展与教育促进世界全体人民（不论国家、地区、种族、性别和贫富）的教育和技能发展，提高人口素质，大力培育人力资源，推动世界经济发展。
　　九、经济发展中人的因素
　　人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一切经济活动都应当为人类造福，为人类摆脱贫困服务。人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推动生产者向全人类消费者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实现所有人的长远福利，并将之视为一切行动的永恒准则。
　　愿与有志于世界和平、人类共同进步与发展的政府、企业、社会各阶层共同努力，共创二十一世纪辉煌。
　　——《世界经济发展宣言》

　　有些地方常常抱怨没有人才，不惜物力、财力到外地引进人才，却对本地区、本单位的人才视而不见。这种舍近求远的“灯下黑”，不仅造成人力资源的浪费，还压抑了现有人才的积极性、创造性，甚至出现“人心思走”的现象。我们当然应该在培养和引进人才上下功夫，但不可偏执一端，忽视发现和使用现有人才。实践证明，解放思想，放开眼界，人才其实就在我们面前。
　　——《用好现有人才》  李长虹

　　培养人才、引进人才、使用人才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培养和引进人才的目的，都是为了更好地使用人才，使之发挥作用。在使用中才能发现和培养人才，使用也才能为引进的人才创造更大的舞台。我们要善于利用内外两种人才资源，做到自主培养开发人才和引进人才并重，精心培养和大胆使用并重。
　　——《用好现有人才》  李长虹

　　人才有别，学有专攻，绝不是所有教授、学者都可以从政做官的，一个研究莎士亚的专家不一定能当好文化局长，一个建筑学教授也不一定能当好建设厅长。特别是由于政治学、社会学等与社会事务紧密相关的专业在中国停顿了几十年，现在学优胜仕的多为技术专家和人文学者，他们的知识结构和专业能力本来就与公共事务管理有相当距离，所以很好的专家与合格的官员是两回事。事实上，也确有一些优秀的学者并不能称职地担负领导工作，既荒废了专业，又没有高效工作，实际上是人才浪费。如果做官还继续是唯一的人才认证标志，学优是做官的“终南捷径”，专家们就不可能跳出这个怪圈。
　　两会代表呼吁莫逼专家都做官，有理。要医制度之疾，还得从制度入手。第一，建立与现代社会多元结构相适应的人才评价与使用机制。学而优，意味着具备某种能力和专长，可为仕，可从商，可治学，可悠游天下，多元化的社会应该能够给每个人提供可以选择的适合空间和值得选择的理由；第二，以职位与能力的匹配原则严格选拔官员。人才使用，最佳境界是合适的职位用合适的人，如果恰好又是学而优，善哉善哉。
　　——《学而优后做什么？》  杨黎虹

　　要积极推进体制机制创新，形成用制度规范从政行为、按制度办事、靠制度管人的机制，推动反腐倡廉工作制度化、法制化。
　　——吴官正

　　积极的自由的基础是，人有多样性的人性，人是一个创新人。人不断面临许多可能的创新，有许多条路；让他了解这许多条路，给他充足的文化素养供他作选择。给他条件，由他自己定，是自律的。这并不是一个简单地政治导向为本的意思，不是他律的，不是要求大家都走同样的路。
　　——《世俗化与理性思维——关于科学哲学的对话》  刘志光 梁燕城

　　中国和西方，政府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是不一样的。在西方，人民把政府当犯人，成天监视着它；在中国，人民把政府当“父母”，整天供着它。政府掌握和控制传媒，作出舆论导向；人民相信政府，依靠政府，跟从政府。
　　——《世俗化与理性思维——关于科学哲学的对话》  刘志光 梁燕城

　　中国的基础教育强调基础知识和基本技巧，是整齐划一地打基础，至於创新是以後成人了、叁加工作以後的事了。基础好了，创造力以後就会出来。西方多强调创新能力和独立个性。西方人认为，创造力必须早期启发，晚了就没有了，回不来了。更有极端些的，认为大脑不是用来记忆，不是用来做重复性活动的，而是为了创新思维的。自然，他们可能也就忽略了基础知识和基本技巧的教育。这些具体的差异可能都同上述问题有关。好多年来，中国一直在讲教育体制改革问题。近两年，开始真正地想动了。但是，多半都动在形而下方面。两个大学合并，两个机构合署办公，这就是改革了。没有理念，没有形而上的思考不行。
　　——《世俗化与理性思维——关于科学哲学的对话》  刘志光 梁燕城

　　中国正处於可创造未来文化的伟大年代。如果全都跟西方一样，我们的特性就没有了；如果我们特性太多，我们也不会进步。
　　——《世俗化与理性思维——关于科学哲学的对话》  刘志光 梁燕城

　　西方人倾向於在没有问题之前，就把规则尽可能搞出来，完善起来。然後，问题出来了，双方都会遵守这个规则去评判和解决问题。在中国不行，常常等到矛盾出来了，再来定规则，这个规则就很难定了，规则就决定了结果，总有一方不愿接受这个规则。如果规则早就制定了，当时定规则的时候没有利害关系在里面，我把这点也看成是一种理性思维。这是理性思维在人们现实生活中起作用的表现，对问题考虑得比较远、比较长、比较深、比较全面，不急功近利。中国人常常改规则，因为规则是我们已经有矛盾时定出来的，用它来评判矛盾，暂时解决了，我心里不服气，我总是要改它。许多地方搞城市规划也是这样，你当市长，找些人做一套。我当市长了，把你的那一套丢一边，重新搞过。西方不轻易改规则。
　　——《世俗化与理性思维——关于科学哲学的对话》  刘志光 梁燕城

　　我和我的同事们，愿意接受人民的监督。因为在我的脑子里，有着群众欢乐的笑容，也有着他们忧愁的要求，但更多的是对政府的期待。我们想，我们政府一定要勇往直前，永不动摇，不畏艰险，为人民的利益献出我们的全部精力和热血。
　　——温家宝

　　中国有五千年的历史，有过辉煌的过去，也有过屈辱的往事。中国的崛起是中国多少代人的梦想，中国和平崛起的要义在什么地方？第一，中国和平崛起就是要充分利用世界和平的大好时机，努力发展和壮大自己。同时又用自己的发展维护世界和平。第二，中国的崛起，基点主要放在自己的力量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依靠广阔的国内市场，充足的劳动资源和雄厚的资金储备，以及改革带来的机制创新。第三，中国的崛起离不开世界，中国必须坚持开放的政策，在平等互利的原则下同世界一切友好国家发展经贸往来。第四，中国的崛起需要很长的时间，恐怕要多少代人的努力奋斗。第五，中国的崛起不会妨碍任何人，也不会威胁任何人，也不会牺牲任何人。中国现在不称霸，将来强大了也永远不会称霸。
　　——温家宝

　　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战遗留的问题。是中国的内政，最终要靠中国人自己来解决。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大陆和台湾同属于一个中国。一个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是不容分割的。
　　——温家宝

　　从我上任的那一天起就确立了三个目标。
　　第一就是要建立科学民主决策的机制，包括集体决策的制度，专家咨询的制度，社会公示和公证的制度，责任追究制度。
　　第二，我们政府还要依法行政，建设法制政府。只有依法行政，建设法制政府，才能依法治国，建设法制国家。我们要使政府依法行政，做到合理、合法，程序完备，公开、公正、廉洁高效、诚实守信，责权统一。
　　第三，我们要接受各方面的监督，包括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政协的民主监督，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包括社会舆论和人民群众的意见。
　　——温家宝
 
 一个聪明的民族是一个善于学习的民族，特别是在困难中学习的民族。因此，重要的不是成绩，而是经验、教训和启示。
　　——温家宝

　　本届政府一定要十分重视和切实加强民主监督。一是自觉接受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接受政协的民主监督，接受司法监督。二是诚恳接受舆论和群众的监督。高度重视和解决新闻媒体反映的问题。三是经常发布政务信息，增加政府工作的透明度。四是高度重视人民群众通过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法定渠道，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监督。五是高度重视人民群众来信来访工作。六是加强行政专项监督和政府系统内部监督。温家宝强调，全面履行本届政府的职责，必须进一步转变作风，严格纪律，形成良好的政风。他特别强调，领导干部要严于律己，严格要求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政府工作人员要正确行使手中的权力，在公务活动中，严禁收受礼品和有价证券，严禁插手工程承包，严禁参加用公款支付的高消费娱乐活动；国务院组成人员到基层考察、调研，要简化接待；国务院及各部门工作人员不准用公款相互送礼和宴请，不准接受地方的送礼和宴请；国务院领导同志不为部门和地方的会议活动等发贺信、贺电，不题词。
　　——温家宝

　　人们获得认识结果并不完全取决于理性能力的发挥，它还要依赖于主体的非理性系统即各种非智力因素。在认识活动中非理性系统通常是不能控制或不可完全控制的。非理性因素在认识活动的作用往往因人而异。但是，主体仍可作某些努力，在一定程度上调动非理性因素的参与。
　　——程平

　　从狭义上理解，直觉和灵感、顿悟是有区别的。直觉强调对中间程序的简化，即“直指本质”；灵感强调思维过程中某些带有启发性的环节，它常常是整个思维过程的渐进线中若干转折点；顿悟强调“突然飞跃”，即经过渐进式思维之后突然出现跳跃式前进，它是缓进性的思维过程骤然加快运行。从发生和持续的时间看，顿悟最短暂，灵感次之，直觉再次之。从三者所得到的思维结果的特点来看，顿悟由于经过渐进思考，并未使过程中断，其结果更具有逻辑性，灵感次之，直觉再次之。由于三者的差异，它们发生的时机和条件也是各不相同的，但不管哪一种非逻辑思维形式（直觉形式）都可以加快思维过程的运行，减少劳动耗费。因此充分调动其作用，无疑对加快思维节奏以及提高人们思维的有效性，是十分有益的。
　　——程平

　　把用于战争防御的钱，投向实验室，投向发展人类理性，未来人类历史进步的速度就快啦！
　　——程平

　　人类确实需要理性思维，当今时代的社会文明，是一代又一代的人追求理性思维的成果！
　　——程平

　　情感像驱动器一样鼓动着主体去创造，争取早日完成思维过程。主体抱着什么样的情感及其强烈程度，这是情感因素的两个方面。情感因素在有的思维过程中的作用表现得极为明显，在有的思维中则可能没有明显的作用，但是情感因素在人的一生中会长期地起促进作用。例如，人们是出于事业心，还是出于责任感去从事认识活动，这会持久地影响主体思维活动的开展。当然，我们这里主要指的是认识情感。
　　——程平

　　情绪能促进思维，也能阻碍思维。积极的情绪状态，能提高创造力，反之则降低创造力。认识主体的情绪状态是否积极，可以根据主体当时所处的心境（即体验）、激情和热情等标准去衡量。心境是一种情绪体验，如心情是否舒畅，有无压抑感，是否满意，有无埋怨情绪等。良好的心境会提高思维效率，使主体的联想活跃，思维敏捷，想象丰富。激情是一种比较猛烈的情绪变化，如愤怒、绝望、恐惧等，积极的激情有重大的激发作用。在消极的激情状态下，思维会中断，主认识过程（有时甚至辅认识过程）被迫中止。所以，激情能决定思维过程是否持续地运行。热情是一种强有力、稳定而深厚的情绪状态。它体现主体对自己的活动和行为持什么样的态度。热情是一种强大的心理推动力量。古今中外凡是在科技创作中作过伟大贡献的科学家，都对创造充满着热情。没有热情，就没有创造。心境、激情、热情分别从不同角度 体现主体的情绪状态。
　　——程平

　　如果主体在认识过程中，心烦意乱、情绪波动不定，注意力无法集中，那他就不可能发挥出正常的认识水平，不可能获得深刻而正确的认识结果。主体意志不坚定，遇到困难便萎缩不前，他就不可能将思维过程持续到终点，从而半途而废。同时，如前所述，主体在思维过程中拥有什么样的目的和动机，也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程平

　　心理因素、机遇能力和直觉等构成了主体的非理性系统。它们与主体的理性系统默契地配合，就能使认识过程有效地递进。主体是理性与非理性的统一体，人们的认识也是理性系统和非理性系统的相互作用所产生的必然结果。这两者在认识活动中所起的作用是有差别的。理性系统起控制、管理作用，非理性系统主要起催化作用，而且非理性是认识过程中不可低估的催化剂。从认识过程的运行来看，理性系统始终起支配和主导作用，因为各种非理性因素发挥作用的时候，仍然离不开理性光芒的照射和指引。然而，就认识结果的产生来看，并不一定理性系统的作用大于非理性系统，因为有些认识结果的产生可能主要来自于直觉，悟性和灵感。在这种情况下，理性因素反而只起条理、明显化的作用。正因为如此，要求认识主体必须合理地调用自己的理性系统和非理性系统，决不能偏爱于某一方。
　　理性系统在整个认识过程中的决定作用与某些认识结果产生中的次要作用、非理性在整个认识过程中的非决定作用与某些认识结果产生中的主要作用，这并不矛盾。认识过程从问题的确知到材料搜集和加工再到结果产生，整个持续过程始终离不开调控，这种调控只能由主体的理性系统去进行，因为非理性系统是不可控的。但是在整个生产加工过程中，某些环节是关键性的，对产品形成极为重要。这些关键环节上可能会主要来自于非理性的催化。这就会使非理性上升到整个加工流程的决定性地位。因此，必须正确理解主体的理性系统和非理性系统在认识中的作用。纯粹的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都是不对的。马克思主义强调理性但并不否认非理性。但西方某些学者过分强调非理性，这显然是不对的。
　　——程平

　　人都必须有一定的理想和信念。坚强的自信心和崇高的信念、远大的理想会永恒地激励着人们去进行相关的认识活动，不断创造，不断地发现新事物。以自信心来说，如果主体在思维中对自己的能力和意志力失去信心，他就会缺乏攻关的劲头。当他充满自信心，相信自己能达到目标，顺利达到预定的目的地摘取科学桂冠时，他必然会满怀信心，勇往直前，披荆斩棘，直到实现目标。
　　——程平

　　认识过程往往具有艰巨性和长期性，任何认识活动都会遇到一定的困难，这就要求主体有坚强的意志，不畏困难，不怕失败，敢于探索，勇于创新和冒险。在众多心理因素中，意志因素起着特殊的调节控制作用。当主体处于不利的意志状态下时，无疑会影响思维过程的进行。好的意志品质能帮助主体调节自己的情绪和情感，积极地改造各种不利因素，从而促使思维过程继续运行，直到它的完成。主体的意志力强弱可以从意志的果断性、顽强性和自制力等方面去评价。
　　——程平

　　人总是抱有一定的兴趣和爱好的。广泛的兴趣会启迪人们的思路。在思维过程中，认识活动本身是否让主体感兴趣，这也是至关紧要的。主体越感兴趣的东西，他就越会充满热情和激情，意志力的积极性就能充分调动，从而使思维有效地进行。兴趣能增强克服困难的信心和决心。认识过程中兴趣因素的作用可以从兴趣广度、兴趣中心、兴趣的稳定性等方面去评价。
　　——程平

　　性格是人在生活实践中形成的对现实稳定的态度和习惯化的行为方式。良好的性格是思维活动高效率运行的重要心理保障。
　　——程平

　　如果一个民族 想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一刻也不能离开理性思维。
　　——恩格斯

　　理性思维的贡献极大，使人类从纷繁杂乱的感性信息中找出头绪，是一条寻找世界存在规律的捷径，使复杂的事物变得简洁明晰，它所产生的理论最终发展成为科学，有科学指导的人类行为变的理智、有效，从而形成现代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
　　——《浅谈佛教的认识方式——禅 式 思 维》  贾 钊

　　禅式思维是在放弃了意识层的各种努力，让感性思维、理性思维所产生的各种形象、观念、概念、逻辑、理论、意识形态不再发挥作用之后，人类本性中所本有的天然觉知能力得以恢复、显现，从而全然直观地觉知认识的方式。
　　事实上，“超意识”、“禅”并非多么神秘与困难，它本身属于我们人类的自性能力，在平常生活中，可能会偶尔显现。只是由于在我们从婴儿的感性思维为主导到成人的理性思维为主导的人生中，习惯用“脑”去认知，用“心”去感知，不习惯用“自性”去觉知。故而当“禅思”发生在我们生活中，亦无法察觉，或是没有能力将其保持，太微弱以至无法发展成为一种力量。
　　——《浅谈佛教的认识方式——禅 式 思 维》  贾 钊

　　显意识与潜意识相比是冰山一角，浮在上部而且很小的一块，潜在下面的是极大的部分。
　　——弗罗伊德

　　美国人的性格开朗进取，他们不仅敢于胜利，更重要的是敢于承认失败。
　　——《失败是成功之母吗？》   沈致远

　　当代阿拉伯社会面临着传统与时代、信仰与理性的严峻挑战，如何回应这一挑战，阿拉伯学者们做了多种尝试，反应在意识形态领域则出现了阿拉伯的理性危机与新文化工程。90年代初阿拉伯各国的思想家及文化界人士展开了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当代著名思想家宰克·纳吉布·麦哈穆德将目前阿拉伯民族的思想生活做了这样的描述：“正如一位盲人在漆黑的夜里进入一间封闭的黑屋，去寻找一只黑猫，而猫不在那里。”他认为阿拉伯思想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明确的方向，产生危机的症结在于对作为独立的阿拉伯思想没有清楚的认识。它指出这场危机主要存在 两种倾向：一、像蜗牛那样固守着已有的思想文化传统，不求新的发展；二、盲目引进西方文化，不考虑它是否适应本民族的特质和现实生活。他说，我们正面临考验，自80年代初，面对手中的古老文化和舶来的西方文化，我们就处在犹豫不定的状态中。在过去的两百年里，阿拉伯民族始终未能找到一个确定的目标，这样就失去了繁荣文化的机会。
　　——《当代阿拉伯社会的理性危机与新文化工程》

　　哲学研究人的活动，以人为对象，并从人的角度出发看待事物；而宗教思想永远强调神的意识是本源，人永远不能达到它。在宗教思想里人不是根本性的，宗教的目的在于让人通过与神的接触获取幸福。这种区别体现在现代社会形态和政治行为中。尽管宪法、法规是人类理性在社会实践中的产物，然而社会似乎应由神（安拉）来统治而不是人。从历史的角度看，伊斯兰教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占据了立 法、行政乃至经济生活、个人生活等各个领域，宗教信条成为一切活动的依据。以哲学的观点看，这有悖于人类的意愿。当代宗教运动对人的各种愿望充满敌意，并以责备的口吻斥之为“世俗主义”，将其排斥在外。
　　——《当代阿拉伯社会的理性危机与新文化工程》

　　宗教思想的偏执与政治上 的专制是并行的。理性力量的丧失、对批评及讨论活动的遏制，和绝对统治的确认都会引起宗教极端行为和政治专制。而在阿拉伯国家历史上某些相对民主的时期，很显然未出现宗教极端现象。至于哲学，其本身就是一种民主，因为无论是某个思想家或某一流派、学说的错误，一旦受到袒护，那么哲学也就凋萎了。公开讨论并提出异议，没有绝对的被接受与服从是哲学思维的基本准则。因此，政治的独裁或是宗教的极端行为只会出现在那些不具备哲学素养的人身上。
　　——《当代阿拉伯社会的理性危机与新文化工程》

　　阿拉伯的理性是由众多思想源泉汇集而成，它们不同程度地受到这场危机的侵害，究其原因有二：首先是内因，本民族的文化落后于时代要求，即因为有传统，但没有创新；只有继承没有发展；只看到其表面，未探究其内涵；其次是外因，即 由于近现代殖民统治而招致的文化践踏与掠夺，以及西方文化的入侵。
　　——《当代阿拉伯社会的理性危机与新文化工程》

　　无疑，文化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如地理、经济、心理因素。人是文化的创造者，但文化之于人并不是与 生俱来的，而是世代相传，继承发展，否则文化将丧失其价值和生命力。真正的文化应该让人们具有一种兼容精神，能够独立地思考，并以睿智和善意的提醒而不是强制手段引人以正道。建设新文化工程的最重要的背景条件是打开各种文化间相互交流对话的渠道，这样才能发展人类文化，巩固世界和平、公正和稳定。
　　——《当代阿拉伯社会的理性危机与新文化工程》

　　在伊斯兰世界遭受了殖民者的侵害而发生了一些变化之后，竟转向西方文明，希图找到治愈自身疾病的良药。思想家纳比指出，外汇买不来文明，因为一种舶来 文化并不一定适合本民族的需求，只有靠自身的力量才能创造出新文明。由此看出，对于当代伊斯兰社会除伊斯兰道路外别无它途，它是使伊斯兰文明繁荣的原始动力。重建伊斯兰文明需要具备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先决条件：信仰、开放、科学、实践。新文化工程的“新”字在于掌握现代人类文化成果，即科学、人学、世俗文化。
　　——《当代阿拉伯社会的理性危机与新文化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