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人始终运用了三大原则。第一大原则是坚定的理性主义。
　　——雅斯贝尔斯

　　美德就是知识。
　　——苏格拉底

　　中国传统文化基于“家国同构”的农业自然经济小生产特质，历来强调一天人、合内外、重情意、轻对象、讲名分、好面子。所谓“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性”，由此尽心即可知性，而知性即可知天。作为中国人认识结果的中国文化并非绝对没有知性的提升和理性的追求，然而其体用一如、即体即用、物我相依、圆融无碍的思维定势，又不但把认知主体跟认知对象混为一谈，而且还把认知主体中的不同思维要素和不同思维阶段混为一谈。直到现在，人们改造世界观的着眼点，并不在“外向型”的辨识对象、探究原因和提高自己的认识能力，而是在于“内向型”的培养感情、端正态度和跟领导保持一致。
　　——《中国式“性理”和西方式“理性”》     阮纪正

　　不少学者都分析过，西方文化源于对外界自然的惊愕，而中国文化则源于对自身生命的体验。由此中国传统文化是种“实用操作型”的文化；其提问题方式，首先是操作论上的“成败利害”，而不是认识论上的“真假对错”。
　　——《中国式“性理”和西方式“理性”》     阮纪正

　　从思维形态上说，中国人普遍不习惯对新的认知对象作理性分析，不大考虑“存而不在”的可能性空间和“在而不同”的意义世界，而倾向于把已经得到既往经验支持的东西当作“唯一正确”的绝对律令，用不作证明的“论断”和一厢情愿的“演示”强迫别人接受。
　　——《中国式“性理”和西方式“理性”》     阮纪正

　　一般说来，历来的儒家是从积极方面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着眼讲“心”的作用，而道家则往往是从消极方面对待发挥人的主观以能动性来讲“心”的作用。几千年来，中国人都习惯于这样反回自己的心灵世界，把实现自我认识、自我觉悟作为人生的主要任务。这是“应当如何作人”的问题，而不是“如何认识世界、征服世界”以满足外在需要的问题。中国哲学的“直观圆融理性主义”亦即前述“性理主义”，就是这样一种“伦理道德的理性主义”，具有“情理合一”和“情景交融”的情感主义和意志主义浓厚色彩。它对“心”的作用过程（心理活动过程）缺乏深入和具体的分析，往往只是强调个人情感和意向的“想当然”来加以说明，因而带上很强的主观和神秘色彩。
　　——《中国式“性理”和西方式“理性”》     阮纪正

　　我们传统中压抑个性和妨碍发展的东西，并不是制度过于发达而是长官过分任性，更多表现为温情脉脉、情理交融的主观意志。如果把这推及到社会政治领域，用主体诉求取代状态评估，用道德追究取代机制分析，用个人作用取代社会条件，用边界不清的一厢情愿取代多方契约的明确规定，就会重返传统的“德治”亦即“人治”。这种思维固然有自身形成的历史条件和存在理由，但论及思想局限则可以说正是其不适应现代社会的一面，亦即其无法适应现代所需要的法制社会以及现代市场规范的一面。
　　——《中国式“性理”和西方式“理性”》     阮纪正

　　中国传统文化确有其自身的产生客观依据和合理成分，问题在于时过境迁而当与时俱进；特别是在重大社会转型时其思想文化类型自当有所变化。近代以来我们面临深重的民族危机，新文化运动的先辈开始高举明显区别于传统的“科学”与“民主”旗帜，以进行启蒙和救亡。在这里，科学是区别于盲目信仰、情感宣泄的对象化理性反思活动，着眼于客观对象的冷静探究；而民主则是区别于长官意志、个人独断的群众性平等参与磨合，着眼于普遍交往的相互协调。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走向科学与民主当是别无选择的，否则只能是亡国和灭种；面对极为严酷的生存环境，我们要从传统的“性理自觉”走向现代的“理性自觉”。
　　应该承认，在中华文化传统中，不但没有康德所说的“纯粹理性”（广义的）；而且也没有笛卡尔所说的理性主义（狭义的）。我们没有西方那至高无上的“天赋观念”，没有“我思故我在”的深刻怀疑和批判精神。即使像被认为具有较为浓厚理性色彩的宋代哲学大家朱熹，他所讲的理性也不是纯粹客观意义上的，其中包含有极浓厚的主观情绪宣泄和意向执着。他在讲“性即理也”的关系时，亦即在讲到天和人的关系时，则讲“天即人，人即天，人之始生，得之于天也，既生此人，则天又在人矣”。由于性理不分，即形成了所谓哲学的“性理”范畴去专门研究“性”之道理。由于天人不分、体用一如，这样天也就被社会化、道德化、政治化，亦即被人化了。由此“人伦”被称之为“天伦”，人间的统治秩序被赋予“客观规律”的含义而被绝对化和神圣化起来。事实上，这种思考问题方式不但抑制了人们对客观知识的必然性、条件性和有效性的探求，也抑制了人们对普遍交往、个体独立、平等参与的民主政治制度及其具体运行机制的思索。1919年的“五四”运动标志着我们民族开始在理性意义上的觉醒，其具体表现是超越个人当下功利高扬理性思考那对客观真理的追求，由此必须对两千多年来那被神圣化了的正统思想亦即封建意识形态进行无情批判。
　　我们并不以西方哲学作为判别思维成果的唯一标准，西方近代哲学依托工业社会和市场经济的“工具理性”显得过分发达，把人变成高度发达制度中的一颗螺丝钉，从而压抑了人类终极性的人文关怀和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同样属于一种纯粹理性不足的“知性思维”。但它背后那指向未来和永恒的执着追求所给我们的参照启发作用，又确实是不容抹杀的。我们传统那等级差序的跟风从众、顺应环境、趋利避害、各安天命，其实并不属于现代文化精神；我们过去的问题与其说是把“批判绝对化”，不如说是把“辩护普遍化”。在当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人们必须认真思考永恒追索的科学理性和基本人权的自由民主在当代社会中的作用，思考这科学和民主的思想理论基础到底是什么？
　　——《中国式“性理”和西方式“理性”》     阮纪正

　　尽管“经济必然性”的霸权是造成当代人际冲突和自然界向人类报复的当代危机根源，但发财致富的利润冲动（经济理性）至今仍是当下社会发展的一个基本动力。尽管生命的非理性冲动是个生物学事实，但人类文明的发展仍然基于人类理性能力的进步。
　　——《中国式“性理”和西方式“理性”》     阮纪正

　　尽管我们跟西方发达国家同处一个大的历史时代背景下，同样面临各种“现代病”；但我们这些“现代病”并不基于理性思维过于发达，而是基于理性思维明显不足。
　　——《中国式“性理”和西方式“理性”》     阮纪正

　　爱除了来自生命的天性以外，还有需要学习的一面。爱既是人类本性，又是从社会文化生活中习得的教养。建设一个充满爱意的文化，就是建设一个培育爱的精神的环境，也就是建设拥有爱的灵魂。
　　——《学习爱，学习和平》   摩罗

　　一个人只有在受到尊重的环境里才能学会尊重别人。对于我们这些在备受凌辱和掠夺的环境里成长起来并按照斗争逻辑和掠夺逻辑安排自己的生活的人来说，从来意识不到尊重和宽容是什么东西。即使我们某一天忽生顿悟，立志要学习宽容，学习和平，我们又能到哪里去学习呢？
　　其实宽容与和平一点也不神秘，它不过是一种文化习惯，是在日常生活中自然而然养成的习惯。我们无从养成这样的习惯，只好求之于道德，企图以道德的力量实现宽容。可是，道德的力量比文化习惯的力量要小得多。中国人对于道德的指望太多，所以总是落空。
　　——《学习爱，学习和平》   摩罗

　　政治是妥协、让步、宽容、和解与和平的艺术。
　　——《学习爱，学习和平》   摩罗

　　妥协与让步的基本前提就是对对方或各方人格、利益、权利的尊重。甘地是大仁大善者，具有最宽广与宽容的胸怀，最愿意以妥协的方式平衡各方需要，达成各方和解。只有彻头彻尾的无赖才会完全不尊重别人的权利，才会把别人看作牛鬼蛇神妖魔鬼怪，才会把别人的要求和需要看作非分之想，才会把妥协与和平的艺术变为斗争的艺术，才会为了捍卫单方面利益而毫不妥协地一意孤行，虽毁灭天下、伤尽天理也在所不惜。
　　中国人的政治启蒙，应该从学习妥协、让步与平衡开始。决不可强调压制和暴力。“打倒”、“粉碎”、“砸烂”、“消灭”等等都是不仁不智的思路。因政治而流血是一个民族的苦难与耻辱。虽流血而不见任何妥协与让步则是更大的苦难与耻辱。
　　——《学习爱，学习和平》   摩罗

　　一个投身于社会改造的人，其最初的动力也许来自仇恨和正义的激情，但最终的态度应该是超越仇恨、也超越正义的。正义是社会层面的情感，而从事社会改造的最根本的精神力量，一定是超社会的，一定是来自某种终极理想的。
　　——《学习爱，学习和平》   摩罗

　　中国人生命衰竭的重要表征之一，就是想象力的衰竭和丧失。他们只愿意陷于既有的格局中相互倾轧，凡是那些改变不良境遇、重建美好秩序的设想，几乎都被中国人看作“不可想象”。无论是精神文化得发展还是科技文化得发展，都需要伟大的想象力作为创造的条件和动力。这些都是中国人所缺乏的。
　　想象力既是人的本性，也是一种文化信念。正因为它是一种文化信念，所以就不是心理学意义上的思维活动。它不是思维，而是具有强烈的价值倾向的文化理想，是按照这个理想来要求自己也要求世界的严肃感和使命感，是准备为实践这个理想而承担责任与祸患的勇气和决心。所以，想象力的水准，就代表着一个社会的生命力、创造力的水准和精神自由、道德自律的水准。当我们说一个个人的想象力衰竭的时候，实际上是在说这个个人的精神生命已经灭亡，变成了一具行尸走肉。当我们说一个民族的想象力衰竭的时候，实际上是在说这个民族已经出现了全面的价值沦丧和道德堕落，一切在思维中能够想到的美好事物都因为不愿意付出努力而加以放弃、拒绝和扼杀，一切单凭常识就知道丑陋恶劣丧尽天良的事情都因为不愿意承担责任而不思改变。
　　没有想象力的人不仅是丧失了良知和信仰、道德和理想，同时还丧失了文化。因为想象力是文化的产物，而文化是将人类精神向理想状态引导、提升的有效方式，所以，想象力的丧失也就证明了一种文化的动能和内在生机已经丧失。或者换一种说法，一个民族丧失了想象力，也就成为了文化之外的存在物。这样的存在物不但会憎恶想象力，也会憎恶文化本身。一个没有想象力的社会，不但是反信仰反良知反道德反理想的社会，同时必定还是反文化的社会。
　　——《学习爱，学习和平》   摩罗

　　越来越多的读书人正在以越来越大的热忱关注信仰问题。也许21世纪会成为一个寻找信仰的世纪。在最近两个世纪世俗化的苦苦寻找中，中国人经受了一次比一次焦灼的向往和期待，更经受了一次比一次惨痛的失败和绝望。我们必须在失败中学会寻找新的出路。寻找信仰是最深刻最根本的寻找。任何寻找都可能从一个失败走向另一个失败，只有寻找信仰不会失败，因为信仰是我们内心的认定和灵魂的持守。
　　悟性好的人是通过观照生命的虚无而走向信仰的，悟性不好的人只有通过漫长而又严峻的灾难才能领略到一丝信仰的辉光。伟大的宗教家和伟大的骗子都是在社会最苦难的时候横空出世并广受拥戴的。无论是受骗时代还是信仰时代，其实都是最沉重最不幸的时代。
　　——《学习爱，学习和平》   摩罗

　　从经济学角度看，文明具有下述两个性质：（１）它认为合作比不合作要好；（２）它从多次博弈的结果来计算成本和收益。第一个性质说明，文明是一种解决人们之间冲突的方式，而冲突的解决会给人们带来新增的福利；第二个性质既可以说明文明是如何形成的，又可以解释为什么人们会遵循文明的规则。只有对经常发生的事情才有建立规则的必要，同时只有互动（即针对对方行为而对自己的行为作调整）才能使一人的行为后果充分展示，因为一个人的成本和收益不仅取决于他本人的行为，也取决于与他打交道的人对他行为的反应。多次交往才能形成互动，才能给人以“合作能增加利益”的经验，才能形成文明之规则。由此形成的文明规则也并不是对每一个当事人、在每一次博弈中都有好处，只有从整个社会角度看、在多次互动的意义上才是有效率的。如果孤立地看待一次博弈，我们就无法解释为什么有时候人们宁愿遵循对他们暂时有损害的规则。
　　——《什么是文明？》     盛洪

　　由于文明形成于具体的时空，就必有形成的成本。在空间上，距离是文明形成的障碍；多次博弈从而获取经验则需要时间。因此，文明的形成是由近及远、从小变大，在任何时点上，它总有边界。由于文明的形成是特定的人之间的互动，构成文明的习惯传统、规章典藉以及文化观念中，必包含了这些特定的人群的禀赋及其环境的全部信息。又由于在不同的地区和不同的人群之间，存在着环境和禀赋上的差异，所以作为解决人类冲突方案的文明，就表现为多种不同的具体形态。
　　——《什么是文明？》     盛洪

　　一旦文明具体地形成，它就会带来一些与它的本质不相吻合的问题。我们知道，文明是一群人之间多次互动（博弈）的结果，遵从文明的规范往往不是出于一次、两次的互动的成本－收益分析，而是出于习惯。对于被文明教化了的人群，这种遵从的习惯对人们的行为的影响，比个别次的成本－收益分析更强烈。
　　——《什么是文明？》     盛洪

　　当两种不同的文明相遇时，对一文明实体有益的文明规范却有可能对另一文明实体有害。在更多的场合中，一文明的规范并不真正对另一文明实体有害，只是由于不同，习惯于遵从一种规范的人会自然地抵制另一种文明规范。于是发生了冲突。这种冲突首先是规则上的冲突，而不是个别的利益冲突。前者的强烈程度往往比后者大得多。这是因为一文明的规范既然是从一人群中通过长期互动生成的，它必然具有导致该人群社会福利最大化的价值。对一文明规范的捍卫，就是对该文明实体（或曰民族或社会）整体福利的捍卫。这样，文明在它覆盖下的人群中带来和谐，却在它之外导致更大的冲突。由于规则上的冲突，由于这一冲突背后的利益冲突，必然要导致更大的利益冲突。因为规则的较量是以实力为后盾的。然而到这时，文明的冲突已经发展到了与文明的本质相悖的地步。因为文明本是解决冲突的方式。如果认为可以用武力来消灭其它文明规范，这种想法本身已经是不文明的了，这种作法内涵的规则不能构成文明的规则。这句话的含义是，即使武力统一文明的作法可以成功，这种规则本身也终将会被淘汰，它不可能作为一种稳定的文明规范而长期存在。
　　——《什么是文明？》     盛洪

　　文明的发展或文明程度的提高，会使人们越来越少地通过武力、而越来越多地通过和平方式来解决他们之间的冲突。这就使得文明的民族或国家越来越少地将资源投资于武力，越来越少地对使用武力的技术方式和组织方式进行改进，也逐渐丧失尚武精神。这样，当她面对文明程度较低的人群时，即面对较多使用武力解决冲突的民族时，就可能处于劣势。在更多的情况下，它们之间的战争就有可能由不太文明的一方获胜。
　　社会达尔文主义将弱肉强食的法规从自然界搬到了人类社会，很容易得出“存在下来的、或获胜的文明是优秀的文明”的结论。这一理论忽视了人与动物界的重要区别。第一，动物没有人这样的谈判能力，因而不可能形成文明；第二，动物也没有人这样的改进武力方式的能力，因而不可能主动地改变武力上的均势，使武力的使用升级。上述的讨论告诉我们，文明的发展会使人们丧失武力上的优势，这恰恰是文明所带给人们的和平红利。但在文明发展落后、武力却有相对优势的民族面前，却有可能被击败。在历史中，蛮族入侵、并战胜文明民族的例子屡见不鲜。因此，文明实际上是存在于囚徒困境之中。
　　——《什么是文明？》     盛洪

　　西方在近代的兴起，与其说是依靠自由贸易，不如说是靠坚船利炮。在西方在世界上占据优势以后的数百年间，真正通行的规则不是自由贸易，而是“武器先进者胜”。在近代以来的中、西冲突中，西方文明实际上是倾向于用战争解决问题的一方，而中国文明是倾向于用和平方式解决冲突的一方。仔细观察一下中国与西方文明的形成过程，就可以知道，这正是中、西方的本质区别。中国自秦汉以后的大多数时间里一直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而欧洲自罗马帝国衰落以后就基本上处于分裂状态。国家统一，自然战事较少；国家强大，也少有与之抗衡的周边国家。较少战争，也就无需军备，尚武精神也渐失落。以至梁漱溟先生称中国在概念上是一个“无兵的国家”。而在欧洲，国与国对峙，战争不断，也就有改进武力使用方式的需求，并一直保持着尚武精神。这两种文明相碰，怎能在武力上势均力敌。因此，西方的胜利并不意味着“先进文明战胜了落后的文明”，也不意味着文明的胜利。
　　——《什么是文明？》     盛洪

　　自由主义经济学一直认为，构成文明的制度是自然而然形成的，它是人们互动的合乎逻辑的结果；博弈论则证明，多次重复的博弈可以导致人们之间的合作。这符合大多数情形，但不能覆盖所有事件。博弈论的理论假定，人们会在多次博弈中，获得有关“不合作会带来损失，合作会带来利益”的经验，从而根据经验最终选择互相合作的策略。如果博弈双方中有一方已经知道合作的好处，但对方不知，博弈论推荐的最佳的策略，就是“一报还一报”的策略。即选择合作的对策，但当对方不合作时，就采取不合作的对策，直到对方也采取合作的对策。
　　——《什么是文明？》     盛洪

　　在大多数情况下，多次博弈会导致双方的最终合作，但也有时导致双方永远不合作。因此，多次博弈并不必然导致合作，因而文明似乎也不必然地从互动中自然而然地产生。现实与博弈论假定的一个重要区别是，人的寿命是有限的。从经济人的角度出发，多次不合作的博弈可能会覆盖人的一生，并且有时一次博弈的代价太大，如果自己采取合作对策而对方不采取，就有可能会付出生命的代价。这种结果不可能使具体的个人，将“合作比不合作好”的经验用于策略的改进。就经济人来说，一个人可以尊从规则而不计一时的得失，但不能不计一生的得失。“一生”既指一生的时间，又指全部生命。当一较小的人群中初级的文明形成以后，问题就更为严重，因为不同初级文明的互动就表现为规则（习俗、文化等）的冲突，根据前面的讨论我们知道，这一冲突将比个人之间的利益冲突更为激烈。较大的和较高级的文明的形成，就是在许多级初级文明的基础上的形成，文明越是高级，就越会在其形成过程中遇到更为激烈的规则之间的冲突，其形成的过程的次数也就越多、时间也就越长，就越有可能在形成过程中夭折。换句话说，越是高级文明，越会在其形成过程中遇到使得多次博弈中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策略无法生效的损害或灾难，其出现就越是偶然。
　　——《什么是文明？》     盛洪

　　较高的赋税率、战争借款制度、较先进的武器和较大的经济规模，就成为欧洲人向外扩张的基础。其中在欧洲人互相竞赛中发展起来的先进武器或坚船利炮就成为扩张中的关键因素。武器先进者胜或军事力量强者胜的规则就从欧洲走向世界。这一规则在东方的成功使西方国家进一步扩军备战，使东方国家和其它民族不得不起而仿效。短短一、二百年间，不仅战争频起，而且在进入二十世纪以后，连续发生了空前惨烈的两次世界大战。这两次大战都是首先在基督教民族之间爆发的。日本作为仿效西方的佼佼者，在其实现西方化稍有成效以后不久，就迅速地应用了武器先进者胜的规则，成为第二次大战的主要战争魁首。更为重要的后果是，由于这一规则，各国扩军备战，将大量资源和最优秀的人材投入到武器研制上，世界非常迅速的从大刀长矛的时代进入到核时代。这是一个会导致人类灭绝的时代，它第一次使得“战争无胜者”的逻辑变得清晰透彻，使武器先进者胜的规则指向这一规则的发明者。但是，这一后果并未使西方主流文化猛醒，尽管出现过对鸦片战争以及西方武力霸权的批评，很少有人把鸦片战争和核时代逻辑地联系在一起。在著名汉学家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国晚清史》中，鸦片战争仍是一个为自由贸易而战的战争。中国人一直把鸦片战争当作国耻，但真正应该感到耻辱的是英国人。于中国，这是一次失败的自卫；于英国，这是一次成功的犯罪。这也许是人类历史中唯一的一次由一国政府公开用武力支持的贩毒。在那以后，英国人一直在粉饰这一桩罪恶，并常以文明的领导者自居。但只要有一天英国人不自己来洗刷这一罪恶，西方文明就不能从本质上改进自己，也就不能为拯救世界于核灾难之前做出自己的贡献。直到今天，英国人早期的劣迹一直是许多罪恶的道德基础，从日本军国主义，到东南亚的金三角。在他们谴责现代的战争罪犯时，丝毫也没有想到自己或许有什么间接的责任。在我看来，期望他们自省是太难了，就象期望在英国辑毒局门前看到林则徐的塑像一样。
　　其实，武器先进者胜只是西方文明的衍生的规则。西方文明的扩张性说明，它并没有解决好它内部的利益冲突问题。这是因为，向外扩张是缓解和解决一人群内部利益冲突的最后方式。欧洲近代以来的向外扩张是减少欧洲国家之间战争、并使它们采取一致行动的重要因素，从殖民地、半殖民地中获得的利益又成为缓和各集团利益冲突的重要的物质补充，而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瓜分完毕、扩张遇到极限，又使得欧洲国家之间的关系再度紧张，最终导致比扩张以前大得多的战争。导致利益冲突的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资源，一是贸易。西方发展起来的科学技术以及相应的工业生产方式，使人们对地球上的不可再生资源过度依赖，在一定的地理范围内，特定资源是有限的，这必定导致地理上的扩张冲动。当然，科学技术也可以使人们主要地依赖可再生资源，但市场规则并不必然地使人们不依赖不可再生资源。在另一方面，贸易虽然总的来讲是能给贸易各方都带来好处，但在任何特定的时期内，市场价格的变动会给某一国家的某一产业带来好处的同时、给另一国家、另一产业带来坏处。虽然充分竞争在理论上是一种理想状态，但在充分竞争下，价格波动会更为剧烈。价格的调整是以大量企业在市场中失败和工人失业为代价。因此自由贸易没有一天在世界上、甚至是西方世界中真正实现。在今天，贸易磨擦仍是基督教诸国之间最主要的矛盾之一。人们越是遵从市场竞争原则，贸易磨擦越是激烈。这与其说是西方文明没有解决贸易引起的冲突的方案，不如说西方文明本身就具有这种在其内部无法解决冲突的性质，它只有靠向外扩张一条路。但是如果其它文明都起而仿效这一文明规则，它只能加剧、而不能缓解目前世界面临的利益冲突的紧张局面。试想一下，如果世界各国都象美国一样地普及轿车，如果再多一些象日本一样的非西方工业国，西方各国以至美国还会象今天这样富足吗？因此西方文明规则在世界的推行，不会缓解、只会加重世界各国之间的冲突，解决冲突的规则便又是武器先进者胜。
　　所以，西方文明的规则只有在个别民族或国家实行、而其它民族或国家不实行时才（对实行者）有好处，一旦所有民族或国家都实行这一规则，就会利弊参半。近代西方文明对世界作出的重要贡献，是高举起市场经济、自由贸易和民主的大旗。但是近一、两百年以来西方国家的表现证明，它们仍把这些看来神圣的原则放在自己民族和国家利益之下。它们珍视的，不是这些原则，而是自己的优势地位。但是天下没有一种规则是保证一方永远拿冠军的。因此，当遵从这些规则会损害到自己利益的时候，它们就宁肯不要这些规则。前述中、西方在近代以来冲突的历史就已说明了这一问题。近些年来，由于巨额的贸易逆差，美国先是对日本，后是对中国，采取各种手段要求实现贸易平衡。虽然在日本和中国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美国的贸易逆差决不是这些问题完全可以说明的，有些（如人权）甚至是无关的。在美国的这种要求背后，是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更深层次，则是美国不愿接受贸易本身的规则所导致的后果。欧洲人也在提出，中国的工作日过长是不公平的，完全不顾及工作日的长短是由劳动力市场决定的这一事实。在民主方面，当阿尔及利亚的伊斯兰拯救阵线在选举中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后，西方国家默认了、甚至在后来支持了军事当局的政变。种种事实证明，西方人只是在规则有利于他们时才遵从。美国人在谈人权的时候，却不介意做世界上最大的军火商；西方人在为中国的复关条件规定紧的时间表时，从来也没想过，当初怎样拖延中国海关权的恢复达十六、七年之久，英国政府在承认鸦片贸易是“不道德的”以后到完全停止这桩罪恶的贸易竟花了十年的“过渡期”；欧洲人在提出工作日的要求时，从来也没检讨过他们的先辈在鸦片战争以后把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的童工的产品输往中国。从前面的讨论我们知道，任何一种文明规则的维持，都要靠人们不计较一时的得失。若想在世界范围内建立起各国都能接受的规则，就必须不能计较一国家一时的得失。西方国家的做法证明，它们真正的文明内涵还没有包括在世界范围内遵从市场、民主和自由贸易原则的内容。
　　——《什么是文明？》     盛洪

　　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的“现代化”就是西方化，用博弈论的语言说，就是接受西方人的游戏规则。在西方人的诸种规则中，中国人最为看重的、或者说不得不最为看重的恐怕就是“武器先进者胜”。因为中国人发现，自由贸易的规则只有在对等的条件下才有效率，而所谓对等的一个基本前提是要有海关的自主权。有此自主权，才能在贸易谈判中用报复的威胁来阻止对方的贸易保护主义的行动。而保证海关权不丧失于他人之手的主要因素就是军事力量。所以中国的现代化的核心内容，就是一个如何在军事强国林立的世界中立足的问题，而不只是改善老百姓生活水准的问题。这其实本是西方国家（尤其是其中的“大国”）现代化的核心内容，即如何用军事力量来保证相对于他国的贸易上的优势和资源上的优势。这种认识用现在中国一句很通俗的话来说，就是“落后就要挨打”。在这里，“落后”是指武器的落后，而不是指文明的落后。所以这是对“武器先进者胜”的同义重复：武器落后者败。
　　这一追求贯穿了整个中国近代史，从曾国藩到共产党。洋务运动的目的，“富国”是为了“强兵”；周恩来提出的“四个现代化”，其中心是“国防现代化”。为了这一目的，中国人几乎改造整个民族的面貌。因为，先进武器是自由贸易的例外，不可能按照竞争市场的均衡价格购买到。所以要自己制造。要建立军事工业，就要掌握西方人开创的科学技术，就要建立一整套重化工业体系。要学习科学技术，就要改变教育内容和体系；要建立工业，就要改变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在民间的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没有改变之前，为重工业和军事工业的融资，就要靠政府提高赋税率。这又会导致传统的帝制的倒台，新的政治制度的出现。由于市场制度不可能自动地选择向军工倾斜的产业结构，偏离市场制度的经济制度就实际被人们接受。甚至中国的观念上也作了重大的调整。当鲁迅哀叹“中国人发明了火药，却用来做爆竹”时，他忘了，如果中国人很早就用火药做炮弹的话，世界恐怕早就进入了核时代。在付出了骇人听闻的代价以后，中国人最终当上了世界第三大核国家。这一努力几乎把中国拖跨。
　　中国人自己能制造核武器的意义是什么呢？首先，这说明，按照西方人的规则玩游戏，中国人也有能力玩好；第二，按武器先进者胜这一规则进行的游戏发展到了更为危险的地步，因为世界核俱乐部多一名成员，就意味着多一部分资源不是用于和平目的，并且多了一个成员，就多了一个核博弈者，就会增加核谈判和达成核协议的难度，就有更多的几率导致核战争；第三，从中、西方冲突的意义上说，中国作为唯一的一个掌握核武器的东方国家，可以在核博弈中与西方国家进行同一层次的互动（尽管与美俄相比还差得很远），假如中国是一个自觉的想实现非核文明的国家，则可以在此基础上采取、或声言采取“一报还一报”的策略，从而对消灭核武器是一个积极的因素。从中国政府一直主张的核原则来看，即：（１）不首先使用核武器，（２）为了防御，（３）目的是最终消除核武器，不能不说其中充满了中华文化的内涵。第一个原则实际上是“一报还一报”的原则；第二个原则则包含了更高的含义，即不用核武器的优势对无核国家实行核讹诈，也就是说，不对武器水平比自己低的国家或民族使用“武器先进者胜”的规则；第三个原则则表达追求更高文明规范的理想，即用和平的方式来解决各文明实体之间的纠纷。
　　——《什么是文明？》     盛洪

　　孟子讲“仁者爱人”，基督讲“爱你的邻人，爱你的敌人”，佛祖和穆圣也都劝人向善。对于超乎人类理性、人类无法把握的力量，尽管不同的文明的称呼不同，“天”，“上帝”，“佛”，“安拉”或者“道”，但都归结为一种力量，称呼上的不同其实没有超过语言上的不同。无论是历史上还是今天，我们能发现成千上万的不同文明之间相安无事、互相沟通和融合的事例。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有着不同文明、不同宗教和睦相处的长期传统；在今天世界上，在美国、俄国、中国、印度等大国中，都和平并存着许多不同的宗教；在欧洲启蒙时期，中国的自然秩序哲学有机地融合在包括经济学在内的欧洲人文学科之中；现代世界中，西方文明的许多方面，尤其是其科学精神，被其它文明积极地吸纳。因此，文明之间通过和平方式的融合，似乎应有着坚实的和理性的基础。
　　——《什么是文明？》     盛洪

　　从20多年前的反腐蚀斗争，到10年前的反腐败斗争，中国虽然提的是标本兼治方针，实际执行的却是以治标为主。在一些地方，风气没见好转;在一些部门和行业，案件没有减少。
　　转向主动进攻，要求必须抓大放小，必须在腐败极易多发高发的权力、资金、物资的密集领域，整合反腐资源，主动发起进攻，进行“大兵团合成作战”。
　　转向主动进攻，要求必须变消极防御为积极防御，变以手工作坊式的个案查处、行为监督，为集约式的领域查处、制度监督。
　　——《七年内中国发起反腐决战 战略将作“三大转向”》

　　在中共的反腐斗争史上，大体经历过运动反腐、权力反腐和制度反腐三个阶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果断地停止了运动反腐。中央明确提出，必须下大力“解决制度问题”。但在实践中，中国在较长时间内基本上仍是依靠领导人的决心和态度来反腐败。这其实是一种权力反腐模式。
　　——《七年内中国发起反腐决战 战略将作“三大转向”》

　　有经常的监督，必然经常滋生缺点；没有及时的监督，必然延误错误的发现；没有有效的监督，必然难以挽救失败。监督上的这“三个没有”，既是党委“议行合一”领导体制设计的弊端所致，也是现行党内监督体制亟须改革的原因所在。
　　——《七年内中国发起反腐决战 战略将作“三大转向”》

　　中央认为，反腐败能否持续健康深入地向前推进,必须注重反腐败的成本核算。不能用增加反腐败成本的方法去反腐败,而应用加大腐败成本的方式去反腐败。必须使腐败分子在经济上倾家荡产，在政治上身败名裂，在心理上后悔莫及。
　　——《七年内中国发起反腐决战 战略将作“三大转向”》

　　中央提出，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的反腐败斗争，打法上还应努力完成三个转变：即从“小作坊式”个案反腐，向大规模的“集约式”规模反腐转变；从纪检机关、少数职能部门分散地、单打独斗式地反腐，向加强组织协调，整合反腐资源，合成作战，发动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反腐转变;从侧重打击腐败，向惩治和预防腐败并重转变。
　　——《七年内中国发起反腐决战 战略将作“三大转向”》

　　拉美一百多年的民主化进程，说明民主政治的缔造是循序渐进的曲折过程，它尽管出现这样那样的困难，但民主的基本价值终会为人民认同，它不会被暂时的挫折和复辟所阻碍，它也说明了众所周知的经济发展是推动政治民主化的重要力量。
　　——《拉美政治民主化的启示》   郭树永   唐小松

　　国际环境可大致分为大国干预、国际示范与世界经济环境等三个方面。
　　——《拉美政治民主化的启示》   郭树永   唐小松

　　战後拉美民主化的历史表明，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不能忽视民间社会之於民主政治的基础作用，无视民间社会的薄弱而匆匆开启民主进程只能无功而返，并为复辟的独裁政权的合法统治增加理由；而当一个国家的民间社会已经相当发达时，民主化就会形成不可阻挡之势。拉美民主化的阶段性成功，主要得益於民间社会在以下三个方面的茁壮成长，即中产阶级的日渐强大、非政府组织的明显作用以及工会的特殊功能。在代议制成为现代民主唯一道路的今天，中产阶级的强大越来越被认为是民主政治的基石。正因为如此，昔日一些拉美民主问题专家如罗伯特．威森，以拉美在很长时间内不存在强大的中产阶级为由，断言民主在拉美是不可能缔建成功的。但是，拉美社会发展并非一成不变。中产阶级是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产物，随着拉美经济的渐进发展，在一些经济增长较快的国家，中产阶级在民主化进程中扮演着越来越积极的作用。特别是当中产阶级与其他阶级的力量对比有明显的优势时，由它推动的民主就更加不可阻挡和根深蒂固。如在巴西，60年代当中产阶级十分软弱时，它在民主问题上的妥协性和依附性就十分明显，甚至为了维持其脆弱的阶级利益而支持军人政变，依靠非民主的独裁来维持自身的社会地位。但到了70年代中期，经济实力获得大为增强的中产阶级转而大力支持民主进程，“正是从经济奇迹的年代中受益最多的一部分人在要求回归到民主统治上喊得最响；他们就是大而发达城市中的居民和中产阶级。”实际上，80年代以来拉美民主化稳步发展，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中产阶级形成了拉美社会中一种新的强大的政治平衡力量，它们通过大力支持中间路线政党，在迫使“军人还政於民”运动中发挥了主导性作用。
　　——《拉美政治民主化的启示》   郭树永   唐小松

　　非政府组织是民间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非政府组织在发展中国家主要集中於慈善、教会、思想库以及人权、女权、环境、社会福利、卫生健康等领域，可以包括除私营企业、革命组织、政党以外的所有集团。战後拉美国家非政府组织发展迅速，以巴西为例，到1993`年已拥有11000个各种类型的非政府组织，位居拉美甚至所有发展中国家之首。这些非政府组织在拉美各国的民主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们或是通过直接诉求，抗议以及通过协助国会和最高法院来维护各阶层、组织的利益和敦促监督政府的行为，或是为主张具有民主化思想和改良意识的政府部长充当战略伙伴与助手，或是强化与民众的直接联系，在政府与民众之间搭设桥梁。
　　——《拉美政治民主化的启示》   郭树永   唐小松

　　时间是一种重要的资源，却无法开拓、积存与取代，人一天的时间都是相同的，但是每个人却有不同的心态与结果，主要是人们对时间的态度颇为主观，不同经历与不同职务的人，对时间都会抱持着不同的看法，于是在时间的运用上就千变万化了。
　　对时间管理应有怎样的认识，所持有的态度与方法又该如何？以任何一个人而言，都具有人生严肃的一面及品质衡量的角度。
　　——《时间管理》

　　大多数人在面对环境大变时，适应力比他们自己预期的要好得多。也就是说，即使当环境发生戏剧性转变，人们也不会像预期的那样变得异常快乐或极端痛苦。
　　——《三种致命思维导致决策失误》

　　社会行为学家发现，一般人经常会故意在他人的意见中，寻求那些与自己相同的，支持自己的看法。或者，他们会选择性地从周围找出与自己相同的观点与经验，以印证自己的看法。　
　　想想看，在过去一段时间中，你听到多少企业老板说：“我们管理团队一致同意……”“董事会一致支持新的决策……”这种虚幻的认同感，正是人脑最大的缺陷，可以使人在拟订策略时，忽略了对企业的重大威胁，一味地往自以为是的方向思考。不幸的是，这种思路很不容易被察觉，尤其当拟订策略的人正是企业的中心人物，或在企业中有极强的个性时，他所坚持的策略方向更让人难以反驳。　
　　——《三种致命思维导致决策失误》

　　不能管理时间，便什么都不能管理。
　　——现代管理大师彼德·德鲁克

　　华为的时间管理培训指出，大量的时间浪费来源于工作缺乏计划，比如：没有考虑工作的可并行性，结果使并行的工作以串行的形式进行；没有考虑工作的后续性，结果工作做了一半，就发现有外部因素限制只能搁置；没有考虑对工作方法的选择，结果长期用低效率高耗时的方法工作。
　　——《“华为人”的时间管理》

　　量力而行地说“不”，对己对人都是一种负责。首先，自己不能胜任请托的工作，不仅徒费时间，还会对自己其它工作造成障碍。同时，无论是工作延误还是效果无法达标，都会打乱请托人的时间安排，结果“双输”。
　　所以华为一向强调，接到别人的请托，不要急于说“是”，而是分析一下自己能不能如期按质地完成工作。如果不能，那要具体与请托人协调，在必要的时刻，要敢于说“不”。
　　——《“华为人”的时间管理》

　　“崔西定律”是指：“任何工作的困难度与其执行步骤的数目平方成正比：例如完成一件工作有3 个执行步骤，则此工作的困难度是9，而完成另一工作有5个执行步骤，则此工作的困难度是25，所以必须要简化工作流程。”
　　——《“华为人”的时间管理》

　　细节反应一个人做事的态度，态度端正则是做好工作的前提。
　　——兵贤

　　细节决定成败！
　　——羽如

　　细节就是价值。
　　——刘积仁

　　人才并非凭空而来，选拔与培训一样重要，柯达强调领导人才要从内部寻找，这不仅能发挥人才管理的潜力，而且在生产第一线造就了一个人才库。
　　——《柯达的选才与造才》

　　选才很重要，但关键是“造才”，自已培养出来的人才有亲和力，忠诚度高，一个企业要办好应该以自造才为主。
　　——captain

　　培养适合自己的人才是企业发展的根。
　　——kuikuixiansheng

　　许多公司在人力资源战略中都讲重视人才的培养和储备，但缺少战术层面的支持最终是无功，公司高层必须认识到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只有一个一个碉堡的打才能取得整体胜利。
　　——爱人同志

　　选对人才仅仅只是第一步，培育出自己的人才，而且适合企业发展的人才，则是关键。
　　——兵贤

　　幸福是什么？是一种感觉，但感觉又是灵活多变的，同一个人对同一事物，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不同的环境，会有完全不同的感受。昨天是一种感受，今天是一种感受；开始是一种感受，以后又是一种感受。
　　——《幸福递减率》

　　每一种事情都变得非常容易之际，人类就只有一种需要了——需要困难。
　　——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

　　学术贵乎争论，真理越辩越明。
　　——马寅初

　　思想者的三种命运：一种思想是与潮流同步，因而最功利，也最稳当，尽管瞻之在前，忽焉在后，转瞬就有可能化做明日黄花。一种思想是超前半步，属于不乏新鲜，也不乏风险，然而，当卫道士们正要抡起大棒申斥时，已被社会前进脚步裁判为真理。一种思想是领先百家，超越时代，洽谈室要被视为异端邪说，大逆不道，常常要等上几十年，甚至几百年，才为后来者逐渐认为、接纳。正是这种遭遇，使一批又一批的竖子成名，而使一批又一批的布鲁诺、曹雪芹愤世嫉俗，慷慨悲歌。
　　——《思想者的第三种造型》   卞毓方

　　社交礼仪规定，在交谈中应遵循双向共感规则。这一规则具有两重含义：第一，它要求人们在交谈中，要注意双向交流，并且在可能的前提下，要尽量使交谈围绕交谈对象进行，无论如何都不要妄自尊大，忽略对方的存在。第二，它要求在交谈中谈论的中心内容，应使彼此各方皆感兴趣，并能够愉快地接受，积极地参与，不能只自顾自己，而不看对方的反应。以上第一点强调的是交谈的双向问题，第二点强调的则是交谈的共感问题。
　　——《交谈的方式》

　　普通场合的小规模交谈，以半小时以内结束为宜，最长不要超过1个小时。交谈的时间一久，交谈的情趣难免会被“稀释”。
　　在交谈中一个人的每次发言，最好不要长于3分钟，至多不要长于5分钟。
　　令交谈适可而止，主要有四点好处：
　　第一，它可以为大家节省时间，省得耽误正事。
　　第二，它可以使每名参加者都有机会发言，以示平等。
　　第三，它可以使大家的发言提炼其精华，少讲废话。
　　第四，它可以使大家对交谈意犹未尽，保持美好的印象。
　　——《交谈的方式》

　　判断一个人是不是真正的改革者，有两个标准：第一要看他是正视问题还是回避问题。不揭露黑暗面，黑暗面就会扩大，而且会更严重。第二，既要讲经济改革，也要讲政治改革。
　　——步鑫生

　　成熟是民族精神污染。中国要发展，就要有创造性，就必须超越钻营人际关系的“成熟”。
　　——任不寐

　　中国的媒体缺乏一种深刻的责任感和严肃性。他们不仅拍权势者的马屁，也讨好市侩的口味。他们对成功和失败的理解完全商业化，又喜欢落井下石。
　　——步鑫生

　　做企业赢亏都是正常的，但失败必须光明磊落，问心无愧。作人是第一位的。做人有三个基本点必须分清除：即是非、好坏和公私。信誉不可失，人格不可辱。做人要有胸襟。要尊重人性。
　　——步鑫生

　　尽管经过了多年的持续、快速增长，但目前中国经济的发展水平只相当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前期的日本。
　　——《一个真实差距的警示》   农阁居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