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豫不决固然可以免去一些做错事的可能，但也失去了成功的机会。
——王安

在没出现不同意见之前，不做出任何决策。
——艾尔弗雷德·斯隆

消极的守势是必败无疑的，而积极的守势则往往可以转败为胜。
――巴・亨・利德尔

圣王之用兵，非乐之也，将以诛暴讨乱也。
――黄石公

侵入一个国家或许容易，但要想撤离这个国家却很困难。
――马德里奇

当今之“革命”重在革心！无论从国内的发展态势，还是从国际的大趋势上看，都是这样。其实这于普通百姓而言，未尝不是一件好事，虽然有愤怒，有不平，想骂娘；但这终究是一种文明的象征，对后世之子孙而言，“革命”的成本降低了。为什么这样说？革命若不是革心，而是革物；那也便是某一特定王朝之轮回——量的涨落。
——《从虚拟到现实——当今中国社会之镜像》   郭进晖

革命是始终存在的，它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关键是顺产与难产，代价大小的问题。中国虽然落后，但必竟有别于蛮荒的非洲。今后之中国若是发生革命，其产生形式必定是这样几种。第一种，勇于反思，励精图治。也就是政府从自身作起，对现实社会矛盾进行全方位的总结；并且反省后的总结能切中时弊，又治大国若烹小鲜，从而最终达到人文、经济、政治的统筹兼顾。这种变革形式，社会所承担的代价最小，几乎为零；若能实现，真是善莫大焉！第二种，哪里有压迫，哪里有反抗。社会的被统者者——民众，当其感觉头顶的屋檐愈来愈压抑，心理所积聚的阴霾找不到发泄的地方，社会之机体便伏下了痈疴之症状。田地可瓜分，金银总有尽；当食尽鸟投林，也便是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震地一声人方恐，回首相看已化灰。当前的贪婪者尽可以巧取豪夺，因为划分财富的空间仍有些许余地，未来之三、五年还大有可为；当这些余地最终被占尽，油水最终被榨干，出于“小人喻于利”之本性，小人与小人便开始夺利，当小人亦感到生存之压迫时，社会机体所蕴育的“革命”便直正的成熟了。第三种，统一问题，民族问题。华夏一族，历来是注重大一统的国度；若统一无望，分裂成为既定事实，出于民族之自尊心，现政权也就没有存在下去的理由了。第四种，难以预料的因素，比如九一一之类。九一一于美国而言，根本影响不到他的稳定，既便人家屙的锅里，你也别想试图去干预人家。中国可就不同了，小辫子一抓一大把；不论你是有还是没有，既使没有也能在鸡蛋里给你挑出两块骨头来。这一切还是次要的，关键是由于中国过去重物质而轻精神所形成的积弊，虽然经济方面确实上了一个层次，但一条腿的奔跑给自身已造成内伤。中国已如同一块风干的蛋糕，外表看似完好，实则脆的很。
再说革命的最终表现形式。上一段的四种可能性，是讲病变的形成。无论是哪一种可能性，其最终表现形式都是民众的请愿，同时夹杂着一定的暴力；陈胜、吴广式的起义，是不会发生的。对于民众的请愿，可以是攻击整个政府，也可以是具体的某些人；如若是整个政府，那么强烈的愤怒，足以使现政权倒掉；如若是某些人，那么他也便成了现政权的替罪羊。而后，再从现有政府中比较有名望的人士中产生出新的当权者。只是这样的当权者，是否会象清王朝的覆灭那样，中山只是昙花之一现，而后肥了世凯，红了张勋……革命的实质重在革心，而非革物！革命若只是革物，而非革心；那么，民众也只是为投机者又做了一件光彩的嫁衣裳——空费其财，空劳其力！革命的理想形式是——“革物”与“革心”同在，而且最好是现政府自我之演进，有如“明治维新”。
——《从虚拟到现实——当今中国社会之镜像》   郭进晖

社会是复杂的，道理虽存，利益仍在，这便是长远打算与眼前利益的矛盾。
——《 从虚拟到现实——当今中国社会之镜像》   郭进晖

国际大气候与国内小气候，这是迟早要来的，这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迟来不如早来。
——邓小平

十年改革最大的失误，出在了教育。
——邓小平

任何一个独裁者似乎都师承同一个“教父”，他们都捧诵着同样的“独裁经”：用谎言、皮鞭和刺刀构筑起绝对权威的神坛，以此来愚弄和鱼肉人民。
——《一切独裁者都是纸老虎》   张英红

凡是有人居住的地方就有对自由的渴望。
——《体制夹缝中的思想家――纪念李慎之》   张英红

一个没有政治思想家的民族，就不可能有政治文明；一个没有政治思想家的国家，就不可能实现政治现代化。上个世纪，当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在世界民主化潮流中纷纷建立起宪政民主制度时，这个在1911年辛亥革命中推翻了满清王朝、建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的东方大国，却在政治现代化的道路上处处碰壁、屡屡受挫。回首20世纪，我们有过许多杰出的政治家和无数的投机政客，却大大缺乏具有世界眼光的富有理性的政治学家。
——《体制夹缝中的思想家――纪念李慎之》   张英红

正如李慎之所言，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是专制主义。专制主义始终是中华民族的心腹大患。自秦以降2000多年来，专制主义一直就是中国占统治地位的主流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建构的基石，民间微弱的民主思想常常在专制主义的四面围堵和无情打压中趋于沉寂。在中国，专制主义似乎具有与时俱进的“旺盛生命力”，无论朝代如何更替，专制主义总能通过不断披挂新的现代“政治外衣”而常变常新。秉承专制主义“衣钵”的“方丈”在变，而“衣钵”总是代代相传。不少人在装扮一新的专制主义面前丧失了基本的辨别能力，转而为新的专制主义辩护。李慎之了不起的地方，就是他作为一位从革命队伍中走过来的享有某种特权的高级干部，却没有让特权收买他的良心、是非观念和社会责任感，而在体制的夹缝中苦苦追寻，最终在晚年大彻大悟，以耄耋之身高举起作为专制主义“天敌”的自由主义的火炬，在昏暗的思想天空挥洒了一抹绚丽的晚霞，照亮了无数双向往自由光明的眼睛。
——《体制夹缝中的思想家――纪念李慎之》   张英红

任何一个社会，包括最先进最发达的社会都会有突发事件，但是对突发事件的报道却各有不同。有的第一时间报道，有的是捂住、堵住、盖住，反而导致对国家形象的损害。
我们的传统是，神化社会主义形象，好象社会里都是光明的事情，对社会的阴暗面采取尽量不报道的方式。其实阳光与阴暗是事物的两面，有好就有坏。“主流是好的，问题是枝节”，报喜不报忧，报忧多了会影响政府的权威，怕影响稳定。这就是我们的思维定势。即便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对突发事件有所报道，也一定要在统一口径的匡定下报道。西方记者把我们这种做法叫作“秘密主义”。
——《突发报道与资讯真空》　蒋兆勇

在网络时代，媒体生态发生了变化，任何坏消息，其实都无法控制。大多数记者都是惟恐天下不乱，没有大新闻发生，记者会很寂寞。报道负面的东西总是比报道正面的东西读者多，海外记者因为媒体的利益或者职业的敏感的驱使，总能用各种各样的方法采访到新闻。几十年的实践证明，堵是堵不住的，与其堵不如主动出击，切不可出现资讯真空，一旦出现资讯真空，各种谣言、不公正的东西，便会大行其道，因为受众的心理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西方媒体因为新闻价值观不一样，不只是对中国，对本国的事物赞扬得也很少。因为价值取向的不同，容易对中国产生误读，有学者称之为“妖魔化中国”，其实这是把问题简单化了。从单一事件来讲，外国记者也是尽量要追求真实，他们也有第三方求证的传统，但是他们的评论偏于用民主、人权的观念看待中国。
——《突发报道与资讯真空》　蒋兆勇

透明总比不透明好，突发事件的报道应该形成制度，成为政府危机管理的一部分，这也是与时俱进的举措。万万不可再出现资讯真空，毕竟先声夺人是传播的铁律。
——《突发报道与资讯真空》　蒋兆勇

一个国家的强弱取决于经济实力的大小，而经济实力取决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即经济增长率，经济增长率的快慢又决定于生产力的活跃程度。所以，激活生产力，充分调动生产力的活力和积极性历来是领导者十分关心的头等大事。我国的经济发展，第一在于生产力的活力，第二在于投资的拉动，第三在于消费的促进。但这一切的基础是国家的稳定，离开稳定一切都无从谈起。
——《中国的特色和国民性的弱点》　　吾柱愿

几百年来，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经过长期的模索和改进，走出了一条思想自由，政治民主，经济竞争的成功之路。而我们中国的改革或者革命，几千年来反反复复，最后的结果，无非是一个新王朝代替一个旧王朝，一个新皇帝代替一个旧皇帝，一个少数民族政权代替大汉民族，始终没有走出死胡同，或者起先还有一些进步，慢慢又走回了老路，这就是过去常常讲的中国社会发展的周期率。因此，有不少人认为既然西方已经走通的路，我们照着走就是了，这不省了许多事了吗。其实不然，西方国家发展的基础，是建立在大量移民，有广阔的生存空间，有取之不尽自然资源以及对弱小民族的掠夺和剥削的基础上的。而我们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资源贫乏的国家。完全照搬西方资本主义的做法，在中国就不一定行得通，所以，邓小平强调提出, 要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说，中国的进步和改革，中国存在的问题，要靠中国人自己来解决，要依靠中国的方式和办法来解决，不管做什么事情，都要结合中国的实践，要考虑中国人民的接受能力，这就是带有中国特色的含义。
——《中国的特色和国民性的弱点》　　吾柱愿

长期以来，中国社会由于力量的相互抵消，社会发展缓慢，人民生活十分困难，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人民挣扎在死亡线上，很多人是为了一张嘴而活着，活着就是一切，只要能活着，可以不择一切手段。人们没有信仰，心理上没有任何约束，没有敬畏，甚至没有是非观念。有的只是对权力的惧怕，羡慕，和对权力虚假的顶礼模拜。他们对有权者歌功颂德，对失势者落井下石，对人没有同情心，可以随意伤害别人，而不受良心的谴责。他们非常自以为是，常常以道德家或正统自居，根本不允许不同的看法和不同的行为存在，缺乏宽容心，容纳不了不同的意见，只要别人的意见和自己不一样，就把别人看成是不齿与人类的异类，而自己是正统的代表，是光芒四射的正人君子和道德家，几千年来，这种情况难道有过多大的变化？上世纪初，鲁迅先生曾写过“阿Q ”正传，道出了中国社会的众生象，活灵活现的各式人物的行为表现。快一百年过去了，中国人的性格和习惯又有多少变化呢，阿Q 正传中的人物和我们现实生活中的人们又有什么两样呢？赵太爷不允许阿Q 姓赵，假洋鬼子不允许阿Q 革命，阿Q 不允许小D 盘辫子。他们之间地位判若云泥，受教育程度无法相比，但他们看问题的出发点是完全一样的：你也配，你也配姓赵，你也配革命，你也配盘辫子。先生真伟大呀，他犀利和独到的眼光，一下子就把世道和社会人心看的透透的，就是那么一篇看似笑话的文章，把民族几千年的劣根性，刻画的淋漓尽致，入木三分。只是太可惜，先生太深刻了——世上有多少人能真正读得懂先生的这篇正传呢？这就是中国人最令人可怕的习性，谁都觉得自己比别人高明，谁都觉得自己比别人纯洁优秀，谁都难以容纳下别人，这和阿Q 正传中的人物又有什么两样。其实大家都是以不同形式展现的阿Q 。现在的中国人不过是过上了比较现代化生活，包装比较洋气的各式阿Q 式的人物，你我他其实都是阿，都是十分可笑的，不- 过我们自己不认为而已。
——《中国的特色和国民性的弱点》　　吾柱愿

一个人如果被别人说的一无是处，那一定是假的，他一定是被别人陷害和丑化了；一个人如果被别人说的完美无缺，那一定也是假的，他一定是被别人吹捧和美化了。因为任何人都不可能完美无缺，任何人也不可能一无是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和长处，任何人也都有自已的弱点和短处，这就是事实。就如文革中的毛泽东，被人们尊崇为至高无上的神，其实不是，他是人；而被人说成是坏蛋的刘少奇，其实也不是坏蛋，他是一个革命者。有道是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录长补短，则天下无不用之人；责短舍长，则天下无不弃之士。为人上者就是要用人所长，避人所短。手心手背都是肉，领导者的责任就是要用好每一个人，发挥好每一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让他们做出最好的成就。人们需要常常的反躬自省：那些做对了，那些做错了；那些是应该做的，那些是不应该做的，这就是每个人都要从内心深处建立起一个是非观念，有一种，发自内心的自我约束和自省。这些年，我们中国人经常“破字”当头，但是，并没有真正立起什么来，反而把人们的思想搞的乱七八糟。搞的人们不知道应该相信什么，应该敬畏什么。最早人们敬畏菩萨，后来被批判是封建主义，再后来人们崇敬毛泽东，又发现毛泽东也犯有很多错误，我们批判了资本主义这么多年，却发现我们现在积极推行的做法，其实很多都是效法资本主义社会过去做过的事情。把人的思想都搞乱了。因此人们只好什么都不相信，什么也用不着敬畏，在人们的心灵深处，根本用不着自我反省，行为上也绝不会有什么约束，人与人之间相处和共事应遵守的规则遭到了破坏，难以修复，其根源就是人们缺少内心的反省。这在西方世界，是采取一种忏悔的方式来进行的。人们在向自己信仰的上帝倾诉自己在日常生活中所犯的罪和错的时候，对自己的言行进行深刻的忏悔和自责，表示要改正自己的错误，寻找和恢复自己的良心和良知，纠正自己的失误，以求得心灵上的升华和纯洁，从而使人的思想和行为的进步进入一个良性循环。而在我们中国，绝少见到人们忏悔，大家都认为自己是没有错误的，有错的是别人，自己做什么都是有原因的，都是应该的，也必须这样做，不需要做什么反省，更谈不上什么忏悔，应该忏悔的是别人。在这样的思维方式下，人们的行为根本不受任何约束，更不用讲什么规则，把正常的当成不正常，把不正常的当成正常，这样人们的行为怎么能够不出轨，正常的秩序怎么能够得到保障，而其结果必然影响社会的正常发展。中华民族就个体而言，是一个缺乏宽容心的民族，许多人在他们的内心深处，除开他们个人和他们自己的想法外，根本容不下别人和别人的想法。说起来也奇怪，他们可以容纳和原谅日本鬼子，原谅一贯敌视我们的美帝国主义，原谅对共产党人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国民党战犯，却怎么也不能容纳和原谅同自己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志，战友，朋友，一定要把他们打翻在地，再踏上千万只脚，五十年代的“反右派”斗争，一下子打出了五十多万右派，其中又有几个是真正的共和国的敌人呢。这难道不是唯我独尊，根本不能容纳下别人的“中国人的习性”，所产生的必然结果吗。这种习性必然会造成对他人的伤害，造成优秀人才被摧残，造成对整个社会的内伤。中华民族又是一个特别喜欢议论他人，干涉他人私生活的民族，不管他是谁，那怕他是读过许多书的知识分子，只要掉进这个染缸，谁也无出其右。大庭广众下公然议论他人的私生活，探听和传播他人的隐私，这种在西方文明社会为人唾弃，即使在我们这样施行专政的国家也为法律所不容的行为，在当今社会上却大行其道，成为相当多的一批人，〔虽然收入不高，但生活有保障，工作稳定，压力不大，饱食终身，无所用心的人〕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内容，成为他们最关心，最感兴趣的事情，而这种兴趣长久不衰。这种行为难道对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能起推动和促进作用吗？不可能。一个人，一个家庭，不要说上朔三代，即使是当今，谁家没有一些不幸，痛苦和隐痛，把别人的不幸和痛苦，拿来不负责任的随便议论，甚至作为贬低他人的谈资，这是多么残忍和不道德的行为，对他人心灵的伤害又是多么惨烈。我们每个人不妨设身处地的想一下，假如你自己家里遭遇到不幸，别人也这样对待你，你心里又会是什么感受呢。不管那一个人，那一个家庭，都不可能永远逃脱不幸和痛苦，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我们每个心理正常的人，都应该以宽容和理解之心来对待这样的事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反之，只能害人害己。我常常很纳闷，为什么有这么多中国人这样热衷和喜欢这些对他人有害，对自己也无益的无聊之事，〔其实，年轻时的我何尚不是这样〕记得过去读高阳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其中成功的胡雪岩有一段非常有哲理的议论，他说，凡是对自己有利，对他人也有利的事要多作；凡是对自己有利，对他人有害的事要少作或者不作；凡是对他人有害，对自己也有害的事根本就不应该做，甚至想都不应该想。善哉，王者之言。可是我们普通人常常会去做这样的蠢事和傻事。西方社会也关心这类事，只是他们关心的对象是政客和领导人，对普通老百姓而言，他们有行动上的绝对自由，绝对不会受到他人的议论和干涉。
——《中国的特色和国民性的弱点》　　吾柱愿

十多年前，中国改革的设计师邓小平先生提出要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旨在提醒中国人在接受西方先进文明的同时，必须保持自己的文化特质，不必拷贝西方民主政治模式。时至今日，“中国特色”已渐庸俗化，成为有权者和有钱者谋求私利的掩体。凡是与国际常识不相符合的行为与思想，均以“中国特色”标签，试图以政治化妆品涂抹荒唐与丑陋，让大众不知不觉放弃反省能力。
——《“中国特色”将贻误中国未来》　 陈冰

任何人或国家都需要自豪和自尊。因为如果没有这些东西，这个人或国家必然自卑，见人矮三分，不敢和人争对错是非。这人或国家的生存机会，因此大受损失。所以任何人或国家为了求生存，必然需要自尊。
——《中国人的自尊》　水树

用暴力和动乱进行的社会变革，到头来都被证明代价极大而利益没有。真正倒霉的，正是老百姓自己。暴力行为一旦流行于社会，必然出现弱肉强食，强者为尊的局面。而社会秩序的崩溃，也必然导致经济崩溃。没饭吃的当然不会是有权有势之人。目前的法制虽不健全，但仍有和平变革的可能。中国人如果足够聪明，就应该抓住这难得的可能性，哪怕只有一线，使它开花结果。这种智慧，才是全世界都向往而难得的。如果再用暴力和动乱来解决社会问题，只会遭全世界人民的耻笑：这个国家根本没有记性。
——《中国人的自尊》　水树

中国人吸收外来文化的榜样，玄奘算是一个。他冒着生命危险偷偷跑到印度取经。民国初年中国青年留学西洋和日本的热潮，改革开放后中国青年的留学热潮，都表现出中国文明自我更新的特殊能力。
——《中国人的自尊》　水树

在中国文化的熏陶下，中国人勤劳刻苦，爱好和平。中国人如今在世界各地谋生。他们是怎么去的？不是用武力进攻去的。他们用自己的头脑和双手，在最艰苦的环境中谋生。而且能活得不错。他们有社会功能，当地社会就接受他们。这是中国人的长处。他们的工作并不显赫，但是这些工作被社会需要。
——《中国人的自尊》　水树

在宗法制下，所有的公道、利益均以家族利益为依归，个体的人在家族中是没有地位的，因此所谓中国人强调集体利益在本质上是强调小集体的利益，当个人利益以及家族外的利益与家族利益冲突时，后者就变得至高无上，只有当皇族利益与民众家族利益冲突时，皇族利益当然高踞一切。如果说古典社会的社会结构是金字塔型的，那么金字塔的基本构成元素就是家族而不是个体的人。这时，我们也许就真正明了古人对于祭祖的重视，也真正明了为什么明清、民国（甚至现在都还有人）会如此提倡反人性的二十四孝了。这种以血缘为基础的人群聚合结构有个显著的特征，就是一切行为不以一个高踞于所有人、所有团体之上的超越性公平正义理念为基准，判断是非的标准是家族利益，当家族之间发生冲突的时候，由于没有统一的超越性正义标准，只好用武力来决定该保留谁的利益、以“拳头”决定谁对谁错——此所谓成王败寇。历代的皇帝只不过是“拳头”最硬的家族的“法定”代表人罢了，因此梁任公先生才会说《二十四史》就是二十四家姓史！
——《走向公民时代》　 萧瀚

公民社会不可能从天上掉下来，要使得这个社会成为公民社会，仅有空想不够，仅有学者的文章也不够，而必须要有理性的行动，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需要泯灭情感；这种行动也许充满感情，但不能是狂热的——没有激情的理性是死亡，没有理性的激情是疯狂。当权利受到侵犯的时候，我们应当切切实实地尽自己能力去维护，这种维护也许必须与社会各种邪恶势力斗争，那是不可避免的。一个人只有在他为自己的权利而斗争的时候才能成为一个人格独立的人，也只有这时的人才是一个公民。为自己的权利而斗争就是在现行法律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使用法律武器，通过合法的途径来寻求法律保障自己的可能性，否则不敢行动是懦夫；血气方刚地胡作非为则是癫狂。只有每一个人的努力和奋斗，这个社会才有可能真正进步。但是，我们也看到在这个社会里，维护权利的成本还很高，有时甚至非常高，许多人没有能力为自己的权利付出财力、精力，在这种情况下，整个社会的法律援助就显得十分重要，发达而有效的社会自发性法律援助也许能够最大限度地帮助穷人、无助的人、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人，如果所有的合法途径都试过了而正义之门依然关闭，这时才应当考虑其他的方式。所以强调为成为公民而奋斗，不仅仅是单枪匹马的个人单独行动，也强调社会本身的整体同质性，强调人与人之间的互助合作，只有这样，一个健康的公民社会才有可能慢慢地形成。一个社会也只有在为所有人提供尽可能的法律帮助时，它才是个协作，整体的健康社会，而不是单子化、一盘散沙的社会。因此，未来的公民社会需要我们现在的每一个人都为成为公民而奋斗，这不仅仅是我们的权利，它同时还是我们的义务，惟有如此个人与社会之间才有可能自发形成健康的良性互动，否则不但我们自己无法成为公民，我们的子孙后代也永远不会成为公民——只有懒汉和懦夫才会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当然，我们深知自己的努力和期望生前未必都能实现，但是，我始终相信，不管需要经过多么长期的奋斗，不管将会遇见什么样的困境，我们的努力都不会白费，因为在每一代人面前都摆着一件任何人无法否认的事实——不管努力的结果多么微不足道，力量多么微弱，它们都依然是一种力量！
——《走向公民时代》　 萧瀚

自私是人的天性，它永远不会消失。但它也不能过度的膨胀，在道德的束缚和理性的制约下，人们应该把自私限制一定的范围内，否则，人与人何以和睦相处？何以保障人类的共同前程不会毁于一旦？可是，自私却是在中华民族体内不断蔓延，肆意滋生，它吞噬着人们纯洁的心灵，助长着人们的恶念。
——《对中华民族的重新审视》　梁卫军

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会有它自身的缺点，人类历史上从来就没有出现过完美的民族，然而我们的民族今天所能包含的缺点范围之广应该是其它的民族少有的。面对国民的劣根性，鲁迅曾“不惮以最坏的恶意猜测”中国人，时至今日，这种猜测我们依然需要它，它有利于国民的自省，它有助于民族的进步，它会推动国家的强盛。除民族性格凸现出的自私、贪婪、虚荣、浮躁外，我们还拥有虚假的爱国主义、狭隘的民族主义泛滥；封建思想的浓厚、伪科学的盛行；无事时的空谈，遇事时的沉默；享乐主义的至上，对吃苦耐劳的畏惧；男人目空一切的狂妄，女人盛气凌人的高傲，不一而足。
试问比起鲁迅那个时代，我们的国民性有所改善了吗？
我们民族所具有的一切缺点，它的由来并不是平白无故的，都是对传统文化中腐朽方面的承袭。改变这个局面，我们只有把民众头脑里面封建的、腐朽的、落后的、顽固的愚昧思想根除，加以借鉴优秀的外来文化从而形成一个独具中国特色的现代新文化，同时，大力推行法治和民主建设，那么，振兴中华指日可待。
——《对中华民族的重新审视》　梁卫军

我们自己的国家就是一个不尊重人的国家，我们自己的社会就是一个没有民主制度的社会。我们的公民权利遭到普遍的漠视和剥夺——漠视和剥夺我们基本的公民权利的，并非“亡我之心不死”的西方，而是我们自己的政府。
——《爱国和害国》　余杰

1、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也应该采取“渐进”方式
2 、经济体制改革从农村入手，政治体制改革可以从消除腐败入手
3 、三大清腐原则：实事求是，平稳过渡，尽量缩小打击面
4 、主要措施之一：主动清理、上缴贪腐所得者，永久免于追究法律责任
5 、主要措施之二：高薪养老，并且随原辖地区经济实际增长率同步提高
6 、各国各地情况不同，中国大陆地区的政治体制变革是一个长过程
7 、中国的政治体制变革的长过程始于辛亥革命
8 、中国大陆地区政治体制变革诸阶段：推翻帝制，破除世袭制（毛泽东），破除终身制（邓小平），破除“官贵民贱”，实现官民平等，最终建立现代民主制度。
——《中国处在政治体制变革长过程的后期》  黄佶

中国完全可以象当年经济体制改革时先从农村入手一样，从消灭腐败着手，开始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
——《中国处在政治体制变革长过程的后期》  黄佶

目前中国的腐败现象非常严重、非常普遍，因此在治理时要掌握三大原则：
1 、实事求是的原则：
应该认识到很多官员的贪污腐败并非完全出于个人主观意愿，而和整个社会大环境有关。例如上级腐败，下级不得不跟着腐败；
2 、平稳过渡的原则：
整治腐败现象的同时，仍然要保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如同作心脏手术时仍然要保持全身血液正常循环；
3 、尽量减少打击面的原则：
这是实现上述第二条原则所必须，也可以保证整个过程的顺利进行。惩治腐败现象，应该以“治”为主，以“惩”为辅。
——《中国处在政治体制变革长过程的后期》  黄佶

我对官员们的观察。
1、很多官员不愿意贪腐，但是压力很大。这种压力来自（1 ）贪腐者的敌视；（2 ）提高自身生活水平的需要；（3 ）亲友们的不解。
2、很多官员小贪小腐。这是周围环境造成的，你不贪腐，别人反而不理解你，反而歧视你、敌视你。
3、很多贪腐官员惶惶不可终日，贪腐来的钱物不敢使用。
4、大贪大腐，肆无忌惮，大肆挥霍，不怕坐牢不怕死。
——黄佶

据了解，与个人信用相比，美国公司之间的商业信用更加重要。一家公司一旦言而无信或欠钱不还，将很难再在商界立足，甚至其商业生命将因此而终结。
——《“诚信”在美国——一位中国公民的旅美体验》　辜晓进

在美国社会最受人尊重的、最出风头的，还是所谓白手起家的富人，即英文中的所谓self－ mademan。即使是富贵家庭，也非常注意让孩子吃苦、自立。甚至有些富人会有这样的意识：让自己的孩子从小养尊处优，等于剥夺了他们成为自己这种self－mademan 的机会，这对孩子不公平。因此，孩子从小为挣零花钱而打工，是最正常不过的事。年轻人哭起穷来，也从不像许多中国人那样遮掩。
——《中国人“阔”德国人“抠”美国人“穷”》　 薛涌

美国照样有许多富贵的败家子，但主流社会的价值却是：不管你是谁，要想拿到钱，你必需证明自己的能力！美国的富家子弟时有“穷相”，但他们的富贵却能常盛不衰。作为一个国家而言，又何尝不是如此？
——《中国人“阔”德国人“抠”美国人“穷”》　 薛涌

查诸历史，发达的文明总是被富裕所腐化。结果丰衣足食变成了骄奢淫逸，慷慨大方变成了挥霍无度。富贵子弟常常荡尽家产，一个个辉煌的大帝国崛起又衰落。哲学家罗素说，文明的最精彩之处出现在其将熟未熟之时，因为文明一旦成熟，就难免被自己的成熟所腐化，走上衰落之途。古代希腊、罗马都是如此。大英帝国，据说也因为其统治阶层的“绅士化”而衰败。
——《中国人“阔”德国人“抠”美国人“穷”》　 薛涌

公正和公平的主要差别表现在：其一，两者的功能定位不同。公正带有明显的“价值取向”，它所侧重的是社会的“基本价值取向”，并且强调这种价值取向的正当性；而公平则带有明显的“工具性”，它所强调的是衡量标准的“同一个尺度”，用以防止社会对待中的双重（或多重）标准问题。这是公正和公平的最为重要的区别。其二，公正的基本价值取向决定着公平的正向意义。如果没有公正、正义的基本价值取向，就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公平即正向意义上的公平，剩下的可能只是“公平”的游戏规则。这时“公平”的游戏规则只是具有中性的意义，它只是指同一游戏规则之下的一视同仁。
——《公正比公平更加重要》　吴忠民

所谓革命，就是将原来的统治者赶下台，换一批新的国家领导人来推行一套新的政治、经济、社会或文化制度。如果不改变制度而只是换一批人来统治，那是“清君侧”，最多是改朝换代。如果由原来的统治者来建立一套新的制度，那是改良。如果既更换统治者又改变制度，那就是革命。革命可能采取和平的方式，也可能采取暴力的方式。游行、绝食乃至自焚都是和平革命的手段，只有武装起义才是暴力革命。
——《慎言暴力——略论人类历史上的各种革命》　杨支柱

民主制度的最大优势，就是它将革命纳入了宪政的轨道，从而使得革命可以和平地进行，不必诉诸暴力。
——《慎言暴力——略论人类历史上的各种革命》　杨支柱

暴力革命是任何一个国家的宪法都不许可的，是任何一个政府都会镇压的，除非它发现大势已去镇压无济于事。但是这决不意味着暴力革命都是不道德或不人道的。正因为暴力革命总是面临被镇压的命运，不到万不得已之时，是不会有很多人参加暴力革命的。毕竟生命对于我们只有一次，谁不爱惜自己的小命呢？因此凡是长期的稳定之后发生了大规模暴力革命的地方，我们与其谴责“暴民”，实在不如谴责暴君或昏君。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都应当反对以暴易暴；但是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都不应当反对以暴抗暴。从自然法的角度来看，以暴抗暴属于正当防卫。
——《慎言暴力——略论人类历史上的各种革命》　杨支柱

判断一场具体的革命是否正确，首先必须考虑它所建立的或它想建立的新制度是否有利于所有国民的自由与幸福。如果一场革命所建立的或想要建立的新制度对于人民的自由幸福是灾难性的，它就是一场坏的革命，哪怕它是和平的革命（如希特勒的革命）。对于坏的革命而言，当然是革命不如改良，暴力革命不如和平革命，因为改良的不彻底性决定了它所带来的灾难较小，而对于同样的灾难我们显然也应该选择代价通常较小的和平革命。但是对于有利于国民自由幸福的改革而言，由于旧制度与旧官僚分不清扯不断的关系，恐怕和平革命是首选。只有当和平革命正在遭到暴力镇压的时候，才应该以暴抗暴，将和平革命转变为暴力革命以降低革命的代价。
——《慎言暴力——略论人类历史上的各种革命》　杨支柱

社会变革的首要问题是目标问题而非手段问题。目标问题解决了，手段问题通常较易解决：如果政府和人民都想变革而且相互信任，那就改良；如果人民想变革而政府不想变革，或者人民不相信政府会真变革，那就和平革命；如果和平革命屡经尝试而遭镇压，那就很可能在下次和平革命遭镇压时发生暴力革命。知识分子如果纠缠于改良好还是革命好、和平革命好还是暴力革命好，就容易忽视变革的目标，或者没有足够的精力引导观念的变革。通常社会变革的障碍在社会的上层与下层是不同的，对于上层主要是利益障碍，对于下层主要是观念障碍。如果大部分群众的观念没有相当的变化，即使革命者没有忘记革命的目标，恐怕新制度还是会发生“逾淮为枳”的问题。这是必须慎言暴力革命的第二条理由。
——《慎言暴力——略论人类历史上的各种革命》　杨支柱

在和平革命与暴力革命的比较上有两个常见的说法，是完全错误的：一是认为暴力革命者比和平革命者勇敢，一是认为暴力革命总比和平革命的代价大。这完全是胡说。面对暴力镇压而仍然采用和平革命的方法需要有更大的勇气，因为这无异于把自己的手脚捆起来跟暴徒搏斗。相比较而言，暴力革命倒是怯懦的和不够宽容的。但是，在和平革命遭到镇压而暴力革命有望一次成功的时候，暴力革命实际上是社会变革代价最小的办法。这一点所有的革命者都本能地知道，用不着知识分子去聒噪。
——《慎言暴力——略论人类历史上的各种革命》　杨支柱

做错了，传媒及时进行批评，理所当然；做对了，传媒不仅不称赞，反而群起而骂之，那就违背公理。媒体不守公理，还有什么公平、公正可言？
——《面对诘问 李嘉诚为何一脸冰霜？》

在知识经济时代，国家的发展将更大程度地取决于人的发展，科技人才成为各国共同争夺的稀缺资源。
——《科技人才国际竞争呈四新特点》

跨国公司常常充当发达国家“人才猎头公司”的角色。文章指出，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科技人才的竞争一般有两个阶段：一是“销售商品和抢夺人才”阶段。二是“研究开发与人才培养”阶段。文章指出，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设立研究开发机构成为跨国公司在中国发展的新趋势。从国家人才发展战略角度考虑，政府应该鼓励跨国公司研发本土化，鼓励科技人才自由流动，从而加大跨国公司的管理与技术人才的溢出效应。
——《科技人才国际竞争呈四新特点》

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缩短了科技人才雇主与被雇佣者之间的距离，使人才竞争成为“零距离竞争”。不改变人的生活环境，变“人才国际流动”为“知识跨国流动”，是国际科技人力资源开发利用中出现的新趋势。以往受到赞赏和欢迎的注重“圈住人才”、“留住人才”和“占有人才”的传统用人观念和科技人才政策将受到挑战。
——《科技人才国际竞争呈四新特点》

技术移民制度的建立，标志着发达国家吸引外来科技人才已经进入制度化阶段。美国是通过移民政策吸引他国科技人才最多的国家，一些非移民国家如德国和日本等也开始重视吸引和引进人才，而许多发展中国家在技术移民制度建设方面几乎还是空白。
——《科技人才国际竞争呈四新特点》

在高等教育还是精英教育的年代，西方发达国家对科技人才的争夺主要是对已经成才者的争夺。如今国家间科技人才的争夺已经延伸演变为国家间高等教育甚至是中等教育阶段优质生源的争夺。近几年来，西方发达国家加大了对我国中学生出国留学的宣传和吸引力度。一些国家对我国的优秀中学生提供奖学金等各种优厚条件，同时附加大学毕业后必须为留学所在国服务若干年限的苛刻条件。
——《科技人才国际竞争呈四新特点》

我国的科技人才发展战略必须从过去的注重人才使用转变到有利于人才长期发展的体制建设上来。人才政策设计思路要从过去“伯乐”发现“千里马”的人治思想，转向依靠教育出人才、依靠体制出人才和依靠竞争出人才。政府不应仅仅重视对少数人才的使用，更应重视对大多数可能成才者的培养。在人才的使用上，应从对人才资源配置的直接干预，转向通过市场力量提高人才资源配置的效率，通过良好的市场环境吸引各种人才资源。
——《科技人才国际竞争呈四新特点》

在重大决策实施前，应该同时组织两个研究方案，一个是“可行性方案”，一个是“不可行性方案”。
重大决策实施前进行可行性方案研究，比之以往由个别领导搞一言堂、独断专行，无疑是一大进步，可使决策更加民主化、科学化、透明化，减少政令决策失误。然而从现实情况看，可行性研究并不是一剂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很多集中了众多精英人物智慧、进行很长时间可行性研究而最终实施的决策方案，在现实面前却陷入了“不可行”的尴尬境地。
——《盲目投资低水平重复建设：应提倡不可行性研究》

可行性研究的主要症结在于：往往片面注重研究决策的“可行性”，而忽视了决策的“不可行性”研究；片面注重收集、罗列有利于决策实施的主客观因素，而有意无意回避了影响决策实施的不利因素；片面论证决策实施后的美好前景和积极影响，而对于决策实施后的负面影响及可能存在的问题，却估计不足或者强调不够。
实际上，人们对于某项决策相关信息的了解和掌握不可能穷尽，只进行可行性研究而缺少不可行性研究，就使得原本“残缺”的信息出现严重的不对称———影响决策的正、反两方面信息的不对称。信息不对称就谈不上客观全面，出现误导就在所难免。
兼听则明。不可行性研究既是给决策者发热的头脑“泼冷水”，又故意跟可行性研究“唱反调”，专门对决策实施方案吹毛求疵，对其可行性“鸡蛋里面挑骨头”，寻找潜在的、隐藏的问题和风险，可以使决策信息趋于平衡，给决策者提供更广阔的思路和信息，以便全面、准确地权衡利弊得失，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即使不可行研究最终不被采用，但它仍具有借鉴和警示作用。
如果说进行可行性研究是决策机制的一大进步，那么同时进行不可行性研究，则比只进行可行性研究更进了一步，值得大力提倡。
——《盲目投资低水平重复建设：应提倡不可行性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