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兴盛，人才为本；人才培养，教育为本。开发人才资源必须优先发展教育。要通过发展各级各类教育，把巨大的人口压力转化为丰富的人力资源，努力构建人人享有学习和成才机会的学习型社会。坚持培养和引进并举，加大引进海外智力和人才的工作力度，吸引海外留学人员回国创业和为国服务。要改革人才工作体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不论资排辈，不任人唯亲，坚持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不拘一格选拔和任用人才。
　　——温家宝

　　类似于非典型性肺炎这种危机，人类还不能有效避免，而在中国，由于政治制度僵化，正义不举，贫富分化日趋严重，经济发展遇到瓶颈，各种社会危机爆发可能性必然会增大，而长期人为制造的稳定实际上是对未来稳定的一种透支，因此社会将进入一种更加频繁震荡的危险时期，危机爆发的临界点随时可能到来。能否在危机来临之前或者在危机突然爆发以后，设计整合出一套可操作的，允许各阶层参与的，包含大多数人所共同接受的价值理想的，保障人民基本权利的具有现代文明气息的制度，从而为中国真正突破专制的历史宿命，走向现代政治文明作出回答，将是历史赋予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责任。而现有制度里的有识之士，更应该看清楚现实和历史趋势，主动应变，用现有的组织资源和社会资源，参与这种“政治文明”的重构。
　　——《危机与转型》   温克坚

　　我们过去搞了几十年，到底什么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还不太清楚。我认为可以概括为四条。第一，以民为本，这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出发点。第二，市场经济，这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基础，过去的社会主义是计划经济，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搞市场经济的。第三，共同富裕，这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第四，民主政治，这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保障。过去我们不是老百姓作主而是官员作主，是官本经济。最近几年来我国民主建设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还不到位。到位了就是人民自己作主，真正地让人民当家作主。
　　——《以民为本，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  高尚全

　　什么是民本经济呢？就是以民为本的民有、民营、民享经济。民本经济有四个特点。第一，经济的形式以民营为主。第二，社会投资以民间资本为主。第三，社区建设以民办为主。第四，政府创造环境以人民为主。民本经济还有一个内在的动力，它去创业，它去创造财富，会使政府也主动起来，政府并不需要投资很多，人民创造财富的积极性就能调动起来了。
　　——《以民为本，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  高尚全

　　建议今后，大家不要再称政府官员，改称政府职员。
　　——思密

　　一个强大的国家是由效能政府、有序市场、自组织社会所组成的结构性系统，三个子系统之间处于一种动态的平衡状态。
　　——陈伟东

　　当今的中国改革迫切需要反思、总结和系统的理论指导。中国是个大国，尤其是人口大国，大系统意味着巨大的惯性，如果没有系统理论指导和及时修正，东一头西一头地改革，不严重失蘅才怪。
　　系统的理论从哪里来，通常是先从各类善于观察与思考人员的头脑中来。有了雏形的思想理论，没有一个充分交流、切磋、辩论和争论的过程，是不成的。有的领导性子急、经验主义倾向严重、不善于通过辩论归纳出正确的理论，便强调不要争论，凡事实践检验。实际上，实践检验理论的问题很多，如实验环境不具备问题、实验条件不充分问题、实验主体与对象不配合问题、实验时间不足问题、实验案例不足问题、操作不规范问题等等，数次成功或失败往往不能得出正确结论，实验成本巨大。重视实践没错，但忽视理论却是要付出代价的。改革初期我们在批评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时，曾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事实上这个结论有问题，从很大程度上是迷信实践，否定科学理论的指导作用。
　　——思密

　　要警惕“政府”这个东西，就象野兽那样，一不留神，即会祸害人间。这不，那怕是一个多么“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在一定时候一定条件下，也会显出它吃人的野性！因此，在人类仍然不得不需要“政府”这只怪物的时候，一定要看管好它，提防它出来祸害社会、祸害人间！“政府”这个东西必须完全退出任何具体的经济活动，它的职责，只限于做一只“守门狗”---为社会大众守好“门口”。
　　——黄焕金

　　不要努力成为一个成功者，要努力成为一个有价值的人。
　　——爱因斯坦（美国）

　　我们应该不虚度一生，应该能够说：“我已经做了我能做的事。”
　　——居里夫人（法国）

　　不管时代的潮流和社会的风尚怎样，人总可以凭着高贵的品质，超脱时代和社会，走自己正确的道路。
　　——爱因斯坦（美国）

　　滔滔长河有时会卷起漩涡，漫漫历史进程难免会发生波折。随着中美经贸合作规模的扩大，有点儿摩擦在所难免。
　　—— 温家宝

　　多么小的问题乘以十三亿，都会变得很大；多么大的经济总量，除以十三亿，都会变得很小。
　　—— 温家宝

　　政府改革的滞后，是我国市场化改革进程面临的主要矛盾。改革开放以来，历次政府机构改革不尽人意，政府职能转变未能取得实质性成果，主要原因在于没有明确、也没有解决好政府转型的问题。事实上，机构改革也好，职能转变也好，都只涉及政府改革局部操作层面的调整，并不能涵盖政府改革的全部内容。现在看来，在改革逐步深入的情况下，政府改革的实质是转型。由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就是要探索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改革的新路。总的来说，我国的政府在多方面仍然具有经济建设型政府的特征。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不仅在于实现政府经济管理职能的转变，更重要的在于要实现政府治理方式的转变；不仅在于政府应当为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市场环境，更重要的在于政府要为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产品和有效的公共服务；不仅涉及政府机构的调整，更在于实现“政府再造”和推进政府的“自身革命”。
　　——《加快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若干建议（24条）》

　　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不是简单地对现有政府管理体制的修修补补，不是单纯地对现有行政管理体制的增增减减，也不是一般性的政府职能调整，而是建立一个与经济转型、社会转型相适应的、以人为本的现代政府。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府转型实质上是一场深刻的“政府革命”，这场“革命”，对于抑制和解决严重的腐败问题，对于加快建立一个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社会的有效政府，实现“政府再造”，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加快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若干建议（24条）》

　　公民的知情权与政府信息公开化，是公民管理国家事务的基础，离开了知情权，公民参与国家事务就是一句空话。公民不了解政府信息，官员便有可能进行暗箱操作；没有信息透明，官员便可能营私舞弊，公民便可能受欺骗，也无法对政府进行监督。目前，要抓紧建立政府决策项目的预告制度和重大事项的社会公示制度，建立和完善在社会各阶层广泛参与基础上的政策听证制度。适应开放社会和履行公共职能的要求，从封闭型的行政体制向公开、透明的行政体制转变。
　　——《加快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若干建议（24条）》

　　管物、管人、管事既不是政府存在的理由，也不是政府存在的目的，政府管理的本质是提供良好的服务。许多改革的实践证明，政府有效的管理是融在良好的服务之中。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强调从管理的本质上去改变管理方式和管理手段。在我国，政府管理的本质是保障公民的权利，为公民和社会更好的服务，以得到公民的拥护，社会的拥护。要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就需要政府为市场、企业和人民提供服务，就需要限制政府和官员的行为，这些都与官本位等封建意识格格不入。因此，要克服“官本位”，树立“民本位”的观念。
　　——《加快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若干建议（24条）》

　　研究一个国家的长期经济增长，最重要看的是三个方面：第一是这个国家要素增加的速度的可能性是多少。要素当中，土地是不会增加的，劳动力增加受人口制约，重要的是资本的积累速度可能会怎样；第二是产业结构增加的可能性是怎样的。同样的要素用来生产从附加值比较低的产品转移到附加值比较高的产品的时候，即使各种要素不增加，经济也增长；第三是技术。同样的产业，技术水平提高了，经济也能发展。
　　在上述三个方面中，技术最重要。
　　第一点，资本增加的可能性受技术的变迁制约。如果技术不增长，不断地增加资本，会产生投资报酬递减，投资的意愿会越来越低，所以投资的意愿有多高，决定于这个经济技术变迁的速度有可能多快。
　　第二点，结构变迁的可能性同样受到技术变迁的制约。如果没有新的技术，就不会有新的附加值更高的产业部门；如果技术变迁快，新的高附加值的部门不断涌现，经济增长的可能性就从结构变化当中获得很多机会。
　　技术变迁有两种来源，一是自己发明，一是引进。跟发达国家收入水平的差距，其实就是技术水平上的差距。
　　——《解读中国经济，没有任何现成模式》  林毅夫

　　政府的主要职责在于服务，而不在于“经营”，这是需要政府自己发动的一场自我革命。在这场政府革命中，政府要动员社会各个方面监督自己，要放弃自己的既得利益，树立重在服务的管理观。
　　——阮崇武

　　我国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在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中，官本位还不太明显；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个问题就凸现出来，实行市场经济，法制经济，以人为本，政府需要限制自己和官员的行为，树立为市场、企业和人民提供服务的理念。从这个意义上说，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需要在意识形态和文化方面，进行“反封建”的补课。
　　——鲍克明

　　现在的问题在于把经济效益作为一切行为的最终目标，这是非常错误的。因为经济只是达到目的的诸多手段之一。最终目标应该是追求每个人的快乐，使全社会快乐极大化，而不是财富极大化。
　　——《以GDP为中心的发展观必须改变 》 茅于轼

　　中国就象是一驾大马车，一旦跑起来就不好控制了，哪有那么容易想停就停，想转就转呢？运动中的事物都是有惯性的啊，要不毛主席他老人家说“矫枉必须过正”呢，全是因为我们的无能，我们没有能力去克服惯性啊。
　　——温克坚

　　中国战争史的主流是谋求统一的战争。历代实现统一，以军事为主导，包括以军事为后盾的和平统一。成功的统一战略具共性特征：一是“以文为种，以武为植”；二是“不足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三是文武兼用，必要时用兵摧毁敌人抵抗；四是速战速决，一战而胜。国家必须统一，否则将蹈古希腊、古波斯的命运。两岸政治家历史定位以对统一态度论定。
　　——《原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谈统一战争：应文武兼用》  李际均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生存共同体，历史上生活在我国疆域内、属于中央统辖下的各民族政权，都是中国内部的地方性政权。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史，是在统一观念的主导下实现和维护中华民族大融合、大一统的历史。自秦统一后的2200年间，中国统一或基本统一的时间占2／3以上。历史上每一次民族对峙、国家分裂之后，最终的结局仍是民族大融合与新的空前大统一国家的出现。中国战争史的主流是谋求统一的战争。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保持发展上的连续性，为世界所仅见，就在于文化认同与国家统一相辅相成。可以说，国家统一的理念是中华民族的与生俱来的“胎记”，是人们普遍的价值取向与理想追求。
　　——《原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谈统一战争：应文武兼用》  李际均

　　中国没有产生过“国教”，没有英国式的“统一信仰法”，没有日本式的“神道教”，更没有伊斯兰式的政教合一。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以国家统一、天下太平代替政治信仰、以崇尚真善美代替宗教，因而有着宏大的包容性和很强的凝聚力。在中国战争史上没有发生过外部世界那样持久而惨烈的宗教战争。这应归之于中华文化的伟大贡献。
　　——《原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谈统一战争：应文武兼用》  李际均

　　在全球化迅猛发展、国际形势日趋紧张的今天，维护国家主权和统一，就是最大的政治。只有国家强大和统一，才能平等参与严酷的国际竞争。否则，再古老优秀的文化也难免重蹈古希腊、古波斯的命运。中华民族的历史比任何个人和群体都伟大，中国的统一事业超越任何个人和群体的利益。当今海峡两岸的政治家和政治群体在历史上的最终定位，一个重要的标准，就是以对待中国统一的态度来论定。中华民族需要万众一心以最坚决的态度铲除分裂主义势力，完成祖国的统一大业。
　　——《原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谈统一战争：应文武兼用》  李际均

　　安全感是人类仅次于生理需要的一种最基本的需要，只有这个层次的需要得到了满足，才谈得上其它。一个不能给女人和家庭以安全感的男人，不是一个合格的好的男人，同理，一个不能给国民以安全感的社会、政府和国家，也不是一个合格的好的社会、政府和国家。很遗憾，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社会，离这一基本的目标很远很远，人身安全、食品安全、交通安全、消费安全、环境安全、财产安全、经济安全、政治安全等等，全都严重缺乏，中国是世界上少数最没有安全感的国家之一。
　　——《“危险”中国》  独秀峰

　　自由不仅是发展的首要目的，也是发展的主要手段。
　　——亚马蒂亚·森

　　人的自由度大小是国家盛衰的关键。
　　——《大国兴衰之五大枢机》  袁伟时

　　经济、文化和学术的全球化顺之者昌，拒之者衰亡。
　　——《大国兴衰之五大枢机》  袁伟时

　　狭隘民族主义、极端思潮和片面的福利观念是国家发展的三大障碍。
　　——《大国兴衰之五大枢机》  袁伟时

　　一个区域的经济发展，关键在于它的综合实力与核心竞争力。这个核心竞争力既来自于企业，也来自于政府。政府的责任在于创造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包括硬环境和软环境。特别是软环境，这是欠发达地区可以大有作为的环节。 软环境的建设，内容十分丰富，主要包括制度、政策、效率、文化等四个要素。制度是基础，政策是关键，效率是核心，文化是保证。这四个方面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软环境就是核心竞争力》

　　我们需要消灭阵痛，缩短阵痛，就必须从根本上解决引起阵痛的“病灶”，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相对资源贫乏的国情，照搬西方国家、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模式，按照西方经济学理论、社会管理学理论治理国家，是非常盲目的，它所引发的社会矛盾，是不可以轻易解决的，意即靠外来模式解决中国改革中的阵痛，是不切实际的，至少， “阵痛”这个词所表达的短暂的含义，目前没有体现出来。紧紧地依靠最广大人民群众，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以社会主义道路为依归，在政策和策略上保证社会公正，缩小已经存在的社会财富差距，防止出现新的社会财富差距，让全社会的成员都担负起与其能力相适应的责任，让所有的社会成员都感受到改革的阵痛，增强社会的团结，增加社会的凝聚力，以反腐败为拳头，打出社会公正，打出社会廉洁，打出社会信心，努力去减小、缩短阵痛，阵痛的消失才是指日可待的，否则，我们将不知道阵痛还要痛多久，还需要痛什么部位。
　　——《我们的阵痛还要痛多久，还要痛什么部位》  云淡水暖

　　一个国家的基本社会道德是民族凝聚力的核心，如果伤失了道德这个民族还有什么？一个国家的教育是关系到发展科学基础百年大计，如果失去了许多人受教育的机会将来能干什么？
　　——吴泫

　　革命靠理想，改良重务实；革命多风险，改良非保守。改良的社会成本，比革命要经济得多，问题在于能否抓住历史机遇。如果经济结构已变，社会发生转型，各种矛盾交织，政治体制不可能不变。若昧于既得利益，致改良太慢或失败，则革命随时可能发生。
　　以改良避免革命，最终被革命取代，有大清灭亡的教训在；革命成果不加以完善，被下一次革命推倒，有国民党失败的事例在。历史机遇稍纵即逝，“以不变应万变”的古训，是一种政治技巧，但不见得是政治智慧。
　　——《“改良”与“革命”赛跑》  章立凡

　　“戊戌变法”是“洋务运动”的继续，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种体制上的选择。“洋务运动”造成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才会产生“戊戌变法”这样的政治体制改革诉求。慈禧太后杀了谭嗣同等“六君子”，幽禁光绪，政治体制改革失败，内忧外患的能量开始无序释放，不久便酿成义和团事变。但无论封建王朝还是守旧农民，都无法阻挡世界历史潮流的走向。
　　外侮日急，国库日虚，国内矛盾越来越尖锐，风雨飘摇中的“老大帝国”朝廷，才想到派五大臣出洋考察西方政治经济，宣布“预备立宪”，打算搞“改良”了。可惜为时已晚，好似晚期癌症病人，举著输液瓶子想与壮硕的“革命”赛跑，如何能夺锦标？虽“改良”起步早于“革命”，最终还是“革命”跑到了前头。
　　革命的代价是巨大的。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中国人都在“不断革命”中度过，先有旧民主主义革命，继有新民主主义革命，后有社会主义革命。“治痼疾须用猛药”，但“猛药”岂有天天服用的道理？1949年以后有了一个和平建设的机会，却又以革命的名义，关起国门搞了大小无数的政治运动，直到“文化大革命”以惨败告终，总算把革命能量释放完毕，再也“革”不下去了。
　　——《“改良”与“革命”赛跑》  章立凡

　　教育的目标是传播知识、启迪思维、追求智慧、完善人格。大家生活在社会中，要与社会互动，懂得如何与自己以及与别人相处。
　　——李嘉诚

　　对于学生来说，重点是应当充分发挥自主性、自由个性和开创性，不拘泥于某一种创业实践方式，尽可能自主地开发和开展各种创业活动，大到开创新的行业、创办一个公司和企业，小到提出一个“点子”或新想法、新设计，都应当纳入创业教育的范畴。
　　——衣俊卿

　　人类是观念的动物，每个人都是生活在说教中的。理智的人生应该选择一种或几种具有超人力量的说教来作为自己的人生观，以资我们理解自己和自己所处身的世界，这样我们的精神才会不受伤害，我们的生活才会有条不紊，才会心安理得，才会幸福快乐。
　　——《新年新希望——致繁星网友》  陈嘉珉

　　中华文化最致命的缺陷就是没有能诞生出一种全民性的超人信仰，因此我们走到大街上，走到广阔的农村里，满目都是自私自利、人格和心理不健康的人。
　　——《新年新希望——致繁星网友》  陈嘉珉

　　中华文化要求和教导人们要信仰、崇拜现世社会中的最高统治者及其发明的主义。但这样的信仰和崇拜精神却难以在全民中树立起来，原因就是现世的统治者始终是知识中人，而知识中人是不完美的，即使是最不透明的统治者，人们也会知道他的缺点和错误，而在现代政治观念中，不透明本身就是统治者最大的缺点，因此统治者及其主义横竖都是不完美的。最高统治者不象上帝、真主、佛祖那样，可以不成为人类知识中的一员，而成为超人力量，任由先知们解释得有多完美就有多完美。
　　我们的出生是非常地贫困寒酸的，只沐浴了亲情之爱，没有享受到超人之爱。我们的出生没有洗礼，我们的文化没有在我们幼小的心灵中植入超人信仰，或者说只强制性地灌输了知识崇拜。知识是描述可感世界的技术体系，这个体系是随着人的求知进程而随时变动的，因此知识崇拜的特点是，一旦人们增长或转移知识，就会用一种摧枯拉朽的新知识力量去打倒建立在旧知识基础上的信仰，但这种周期可能会比较长。中国文化是人类知识中积淀最厚、力量最大的知识，它是一种政治性的世俗文化，可能会长久地打而不倒，一个至高权力的声音就能把它支撑数十百年。因此由于文化障碍的缘故，我们的超人信仰只能依靠知识后的有意识培育，而且可能会付出一定的艰辛，甚至必须作出一定的牺牲。
　　——《新年新希望——致繁星网友》  陈嘉珉

　　我们不快乐的原因除了上述缺乏超人信仰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不懂得忏悔。我们作为知识中人始终是有困惑、矛盾和错误的，我们每天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都是在疏导困惑、解决矛盾，同时也在不断犯错误。我们每天的生活都有陷阱，我们总会不断地掉进大大小小的人生陷阱中去。由于善良或不善良的我们不懂得忏悔而只会自责和怨人，于是就有了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