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系网”的社会根源是旧社会的人身依附下礼尚往来习俗的变种，在现代，一些人打的是正常礼尚往来的幌子，但其实是在用公款来往，是在变相行贿受贿，由此形成上行下效，上面有高层的关系圈子，基层也就出现了普及性的关系网，民众也纷纷效仿，逐步地形成了“习俗”，这一习俗导致的结果是腐败的“普及”，侵蚀了国家正常的权利运行关系，逼迫得一些不愿追随此风的人也到处寻关系，避免自己被“孤立”起来。因而打击“关系网”关键要从移风易俗抓起，要在社会上提倡新社会新风尚，对旧社会的习俗应彻底清除。
　　——《“关系网”——社会最根本的腐败之源》

　　只要权力过度集中，只要少数人能垄断权力，拉帮结派、搞小团体的现象就不可避免，关系网就会出现更新的形式。因而要彻底反腐败、彻底打击关系网，只有把国家权力真正回归全体民众，实现宪法规定的“一切权力来自于人民”，才是真正的“治本”之策。
　　——《“关系网”——社会最根本的腐败之源》

　　社会冲突对社会的巩固和发展恰恰是最积极的。
　　——社会冲突理论奠基人拉尔夫·达仁道夫

　　财产是物质的表现，在现代社会，每个人的生存都离不开占有一定量的财富。著名学者刘军宁先生认为：“财产权是人类谋求生存、建立和拥有家园的权利，是生命权利的延伸，是人类自由与尊严的保障。财产权，与生命权、自由权一道，构成三项最基本的人权。”刘先生用“两只蚂蚁抢面包屑，两只狗抢骨头，两头狮子抢猎物”的比方，深刻地说明了一个道理——如果人和动物一样没有财产权的所有权观念，而凭武力得到想得到的东西，这个社会就没有文明和道德可言。
　　事实上，人们对于财产权的追求，不仅是一种天性的表现，更是人们主动改造世界、谋求文明进步的有意识行为。否定一个人的财产权，首先就从物质基础上否定了创造和改造世界的动力。比如说，在私营经济蓬勃发展的现代中国，如果我们仍然只能从宪政层面上承认私营企业主的“房屋和储蓄”，而对其通过经营获取的利润不提供法律保障，企业主们难免会如坐针毯。多数经营者和生产者的积极性不能充分调动起来的社会，经济发展只能是一句空话。
　　没有财产权的生存权，只是做奴隶的权利。财产权利不仅是一种物质性的权利，更是一种政治权利。我们设想一下，如果每个人的私有财产权利都被否定或者取消，人们失去了自由支配生产和生活资料的可能。在这种条件下，无论一个国家的财富多么充足，这些财富实际只能掌握在少数统治者手中并为他们所支配。当个人的生存都必须仰仗一个虚无缥缈的“国家”的时候，每一个个体最终只能成为这个“国家”的奴隶而非主人。对此，英国哲学家奥克肖特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一旦生产资料归于单一的占有者之手，奴役就近在眼前。
　　——《私有财产权是宪政民主的基石——评中共中央修宪建议》    陈杰人

　　能不能发挥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在多大程度上允许新闻媒体发挥舆论监督作用，则决定着民主与法制的进步程度，决定着政治文明的程度和水平。
　　——《判处刘涌死刑也是舆论监督的胜利》   飞鹰
　　人才强国的基础，一是自由、公平、合理的人才成长和评价机制；二是必须要有良好的人才培养机制，这方面，科教兴国仍然是人才强国的基础。
　　——《人才强国从教育兴国始》  童大焕

　　政治学里面所说的政党体系就是指各政党之间互动所形成的一个系统。政治学中所谓的政党必须满足几个条件，就是：第一必须有主持人，第二是在每次选举的时候必须提名或推荐候选人参加选举，第三是必须随时准备要执政。
　　——高永光

　　总统制一般来说以美国为代表，内阁制以英国为代表，双重行政首长制以法国为代表。它的特征有很多内容，也不是那么简单就可以讲得清楚，总统制原则上行政、立法、司法互相分立，互不统一，彼此之间制衡，可是基本上整个政治运作的重心在总统。美国的政治基本上是以白宫为核心，国会固然代表着立法权，对行政权有制约关系，美国历史上也确实有弱的总统和强的国会，但基本上还是行政带领着立法。内阁制是立法跟行政合一，用我们这边的话讲就是议行合一。政府部门里面主要的负责人都是国会议员。必须先大选国会的议员，然后才有可能，由国会里面的多数党组阁，所谓多数党就是占国会里面的席位一半以上，也就是百分之五十再加一席，即我们一般讲的简单多数。英国是标准的内阁制。而双重行政首长制指的是在行政上面两套马车，总统跟总理两个都有行政权。可是总统任命总理必须受制于国会，总理运用行政权必须接受国会的制衡。双重行政首长制比起总统制和内阁制都要复杂。
　　——高永光

　　民主的过程，不管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台湾这十五年民主制度走得风风雨雨，可事实上基层的民主整整走了半个世纪。
　　——高永光

　　就业失衡，城乡失衡，分配失衡，财政失衡,都可能导致大的问题。就业失衡问题不解决，一切的问题解决不了。
　　——杨启先

　　在我国这样大的变革方面，失衡是不可避免的。变革当中不可能都是协调的，通过失衡和解决失衡，才能发展，今后还会出现新的不协调，再通过改革矫正，不断地解决矛盾。
　　失衡有以下几个主要方面：城乡的不协调，地区发展的不协调，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不协调，经济增长和资源环境的不协调。
　　造成失衡有多方面的原因，政府的职能转换是主要原因。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变成了以GDP为中心，以GDP为中心就是搞项目，政府的官员热衷于搞项目，政府市长成了项目的经理。搞项目使GDP上去了，GDP上去了政绩也就出来了，政绩出来了就有升官的机会。
　　我认为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要协调，城市改革和农村改革要协调，宏观改革和微观改革要协调，经济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要协调。
　　——高尚全

　　当前迫切需要研究解决的失衡是那些达到临界点、进入危险期、产生着严重负面影响的失衡。如果“就业失衡”、“社会发展失衡”、“城乡发展失衡”、“收入分配失衡”等得不到及时矫正，就会危急社会稳定，严重影响经济社会发展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等目标的实现。
　　城乡协调发展、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尤其是农村公共卫生体系和最低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最迫切、也是最艰难的任务。农村医疗需要4500个亿，中央财政拿不出钱。农村450亿到600亿的教育经费财政要不要承担？这不仅仅是个财政安排问题，更深层次的问题是政府目标定位、是发展观。只要在政府目标中突出社会发展目标，树立以人为本、以社会全面进步为最终目标的发展观，就能逐步建立起矫正这类失衡需要的包括财政制度在内的各种制度安排。
　　矫正“达到临界点、进入危险期、正在产生严重负面影响的失衡”的前提是对这类失衡的严重性要有清醒的认识。矫正这类失衡的途径在于改革。
　　——迟福林

　　人类社会就其发展形态可以分为“政治本位社会”，“经济本位社会”、“文化本位社会”，知识经济时代是经济本位社会与文化本位社会之间的过渡阶段。
　　——《文化本位社会初探》    章星球

　　人类社会从政治本位社会到文化本位社会发展的过程同时也从“分配主导型社会”向“生产主导型社会”向“消费主导型社会”发展的过程。
　　——《文化本位社会初探》    章星球

　　社会就象人，不同的人生目的决定不同的人生，不同的社会目的就决定不同的社会。简言之，政治本位社会就是以某种政治目标的实现为中心的社会；经济本位社会就是以某种经济目标的实现为中心的社会；文化本位社会就是以某种文化目标的实现为中心的社会。当一个社会以政治作为最高追求时，就会体现为政治本位社会的特征：统治者把统治地位的巩固、社会的安定统一及政治利益、政治权力的分割等一系列政治目标的实现视为其实施统治的最高目的，经济和文化都成为维护政治的手段；而一个社会以经济作为最高追求时，就会体现为经济本位社会特征：政治不再是社会的目的，发展经济、提高生产力上升为目的，政治和文化都下降为发展经济的手段。
 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可以视为政治本位社会的两种不同形式，社会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则是经济本位社会的两种不同形式。而知识经济时代可视为经济本位社会的最后阶段（终身教育这一文化本位社会的重要特征在这一阶段形成，使这一阶段的社会形态已经接近文化本位社会——不过在知识经济的时代，文化教育仍是服务于经济发展的手段，尚未上升为目的，知识经济时代只能视为经济本位社会向文化本位社会发展的过渡阶段）。
　　——《文化本位社会初探》    章星球

　　怎么诊断出一个国家的经济是否真的健康？我想，第一条诊断标准不应当是“发展速度”，而应当是“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就像一个孩子那样，抽条太快，长成了豆芽菜，体内失去了匀称和均衡，未必就是健康。那么，中国的经济发展的“供求平衡”的状况，到底怎么样呢？
　　著名经济学家们在电视里讲：我国一个是投资增长，一个是外贸增长，有了 这两件宝物，中国的经济发展就是平稳的，供求也就是平衡的。但这种说法并不 合乎逻辑，单有投资增长和外贸增长，并不能保证经济达到“供求总平衡”。而且事实也恰恰相反，数据显示：中国的 “总供给”已经大大超过了“总需求”，出现了非常的不平衡。今年，不仅没有一种商品供给不足，而且商品种类中86％均供过于求，而且国内的“库存积压商品总值”已经高达4万亿元之巨！这个数字在1996年约为1.33万亿元，经过5年，于去年达到3万亿元库存。而现今仅只1年，就飞速胀大到了4万亿元，它与GDP的比例约为41％。这是个令人恐怖的比例，但在我国似乎没有人因此恐怖，大家仍然兴高采烈，高唱赞歌或者大扭秧歌。但要知道，在西方国家，这个比率通常不会超过1％！
　　——《中国的经济真相》

　　为了“扩大总需求”，经济学家们一直在呼吁“扩大内需”。扩大“内需”，显然是个很正确的看法。因为中国的“出口总额”在国内 的GDP中，只占20％，这虽然比美国的7％的比率大不少，但与欧盟诸国相比也并不算大。反正，因此可以看出：尽管在世界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我国的出口总额还是增长不少，但毕竟“外需”在我国只占一小部分。而GDP中80％还是须由“ 内需”来消化。
　　——《中国的经济真相》

　　一个民族的物质和文化进步取决于其人民享受自由的程度。惟其人民的自由有良好的保证，该民族的创造力才能得到最出色、最持久地发挥。一般而言，自由是一个由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下不断演进的历程；不过在佩雷兹·查戈林等一些学者看来，自由之发展实有赖于宗教宽容观念的形成，惟实现了宗教自由，其它的自由才成为可能。
　　——《宗教宽容观念是如何来到西方的》

　　自由不是随心所欲，不是任意侵害他人。自由是在一定法制下的人人平等的权利，是各取所需的自我发展。
　　宗教是毋庸置疑的精神底线，进步宗教的实质是全人类共赢的人道主义。
　　——宝剑

　　再好的社会体制和政治体系的良好运转都要有一个基础，这个基础就是人类的道德、良知、社会公义等等。
　　为什么中国腐败现象是越反越腐？在现在人心不古的时代，贪污腐败必然蔓延，社会风气必然败坏，黑、恶、邪势力必然猖獗。许多人痛恨腐败，可是呢，如果这些人处于同样的位置上，也照样要腐败。在一个人人有机会都要腐败的社会里，都想趁机捞一把，被抓着了自认倒霉。笔者认为，人们都是这种心态，用什么样的制度都无法解决腐败问题。
　　——《中国的根本问题是人心问题》  free

　　什么社会制度最好这本身就不是一个很好回答的问题。中国几十年来的高压统治，历次政治运动等等使得人们心灵空虚，社会出现道德真空，人们的人性、良知和正义感受到无情的摧残。
　　——《中国的根本问题是人心问题》  free

　　中国现在的根本问题就是人心变坏，道德、善念、良知、社会公义无存。在这样的环境下，体制本身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发展经济同样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因为人类的道德、人性、社会良知和公义是一个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基础，如果这个基础发生了动摇，在上面建立什么制度、体制都没有用。因为再好的制度也需要人来具体执行，一个好的制度要能够充份发挥其优点，需要民众良好的素质作为基础。就象在流沙上盖房子一样，再坚固的房子也要倒塌。
　　心病还要心药治。人心变坏，就要让人心变好；道德沦陷，就要让道德回升；善念泯灭，就要启迪人的善念；良知丧失，就要唤醒人的良知；正义无存，就要找回人的正义感。
　　中国现在急需有这样一个心理治疗过程，这是重建中华文明的基础，是中华民族强大和在世界上真正受到崇尚的必由之路。
　　——《中国的根本问题是人心问题》  free

　　民主最最需要的正好就是宽容。可以说，没有了宽容就没有民主。
　　——《为什么要讲宽容？》  茅于轼

　　宽容是人权社会中人与人相处的最重要的原则。现在我们还不是人权社会，但是在将来我们应该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社会这个问题上，应该有共同的认识，而且也应该从现在起就培养宽容的精神。
　　——《为什么要讲宽容？》  茅于轼

　　国与国之间的问题，集团之间的问题，或者说，一切政治问题，只有宽容能够解决。
　　——《为什么要讲宽容？》  茅于轼

　　宽容的底蕴可能还是基督教的博爱精神。美国的南北战争可以有其而瞬间“干戈化玉帛”，我们没有他，就总是在斗斗斗，可怜的同胞！
　　——宝剑

　　一种新制度的建立，必然会遭到保守势力的反对。
　　——《中国通史》

　　一种新制度的建立有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一个新政权的产生，也面临缺乏统治经验的问题。
　　——《中国通史》

　　一个理论的普及成功与否，不可能靠声势大，声音大，而要靠实实在在的，人民群众看得见的变化，才能够深入人心，我们的领导干部，宣传部门，万万不可再做理论宣传庸俗化的蠢事，那样只会增加人们的逆反心理，对正确理论的贯彻和普及是极其有害的，对我们的事业也是极其有害的。
　　——吴学秋

　　邓小平提出了一系列社会主义的新思想，其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社会主义本质论”，对于促进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功不可没，不过，我们必须认识到，社会主义的原则应当是：以民生为中心、以人为本、公平优先、人权第一，而不能长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效率优先、GDP第一。
　　如果说资本主义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那么社会主义就是公平优先、兼顾效率，正像西方右派政党与左派政党的分野那样。
　　因此，我们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在保护人权，特别是在维护弱势群体权利方面比资本主义国家做得更好、更出色，否则，我们就没有资格自称为“社会主义”。
　　现代文明社会的共识是，政府的合法性基础在于不侵犯公民的权利；尊重公民权利是国家的义务；对弱势群体的权利是侵犯还是保护，是衡量国家及其行为正当与否的最低道德标准；漠视人民权利的政府最终会丧失自身存在的权利。根据这一逻辑，社会主义的中国修改宪法，尊重与保护人权，加强对弱势群体权利的保护，是符合世界潮流的英明之举。
　　——胡星斗    《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是保护弱势群体——兼论对上访群体的思考》

　　在中国人的传统文化中，也存在许多优良的传统，譬如说中国人的吃苦、耐劳、正直、勇敢等，为世人所瞩目。正是由于这些优良的传统支撑着中国经历了几千年的沧桑，依旧挺立于世界之林中。但中国人的优良传统大多数存在于普通老百姓的身上，却与上层建筑无缘。一整套“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学说，让那些攀附上官位的人学会了尔虞我诈的岐俩，却少有对制度的建设。
　　——胡思之    《对传统文化之我见》

　　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如果不是从现实中寻找，仅仅是以古典的书藉中寻找，只不过是一些纸上谈兵的作为，并无实际的意义。
　　——胡思之    《对传统文化之我见》

　　以文化写作而言，官样文章随处可见，任何时期，所能见到的大多数都是颂歌，只是这样的颂歌，过了一段时日之后，就成了罪证；这样的官样文章难道不正是封建王朝时御用文人的遗风？
　　——胡思之    《对传统文化之我见》

　　对待中国的传统文化，那些是精华，那些是糟粕，作为中国的文化人，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才能于现实社会的改革中有所建树。如果仅仅是为了传统，不加分辨地将旧文化都纳入其中而加以阐扬，胡子眉毛一把抓，只能是继续成为中国的罪人，于中国的发展毫无益处。我并不是一个文化人，只是一个普通的读者，所以，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知之甚少；但是，生活的经历让我懂得，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存在许多制约着中国朝正常发展的因素，不清除这些不良文化的毒素，将不利于中国。所以，我将拭目以待，看看中国的文化人，究竟有无能力正确对待中国的传统文化，以还现代中国人一个正常的生活环境。
　　——胡思之    《对传统文化之我见》

　　很多国人只是片面强调中国传统文化以前的辉煌和剔除原有特定封建内容的只言片语来论证中国传统文化如何更适合现代社会，都是极为荒谬的。“中国传统文化”在目前中国几乎没有任何直接的社会作用，也正它的历史不适应性的最事实的证明。
　　——《概谈中国传统文化》  头脑

　　秦始皇时代，对秦始皇的专制暴政反对的最厉害的就是儒家，最后导致了秦始皇焚书坑儒。其实，在专制国家中，不管任何文化，它只能依附于国家政权才能存在下来，那怕是再好的一种文化，它都可以消灭掉。如果离开国家当时的政权，任何理论都不能生存下来。
　　——《文化与制度的关系》  吴俊善

　　自古以来，中国人是很讲究名份的，无论是公共关系中，还是私人关系中，名份，一直是中国人所看重的。儒家所强调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要人们认清自己的名份：君是君，臣是臣，父是父，子是子。儒家所提倡的名份，并非简单地只是叫叫而已，却是有着极其深刻的内涵：为臣者必须尽忠，为子者必须尽孝。诚然，爱国与尽孝，并非是什么坏事情，如果只是将它们抽象地来进行解释，应该是在伦理学中会受到肯定的道德标准。但在中国的旧文化中，要求的是愚忠和愚孝：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
　　在世界各国中，对名份的确定，也是有所认识的，但没有一个国家会比中国区分得更细。以兄弟为例，尽管有“四海之内皆兄弟”之名言，但在家族之关系中，有堂兄弟和表兄弟之分，在表兄弟中，还有姑表兄弟和姨表兄弟之分。纵然是一个父亲传下来的子女，还有嫡传的与庶传的区分。
　　——《亦对中国旧文化的“吃人”之问题的思考》  胡思之

　　在中国的历史中，孔子，无疑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在孔子的著作中，存在着许多明智的哲理，赢得了许多人对他的崇拜，而且孔子也无愧于这样的荣誉。然后，孔子毕竟是二千多年前的人，受时代的局限，他的学说也许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可以起到稳定社会的作用，但在科学面前，却抑止了许多个人的创造动力。也许封建的等级制度，在其最初实施时，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物极必反，当等级制度越趋完善之际，也就是其走向灭亡之时。
　　——《亦对中国旧文化的“吃人”之问题的思考》  胡思之

　　孔子的礼教，抹杀了人的个性化，强调了人必须安份守己，绝不能越雷池一步。如果等级低的人欲想往上升，唯有溜须拍马，结党营私，排除异己，踩在别人的尸体上往上爬。显然，这正是封建等级制度所需要的。“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掘壁洞”，形象地说出了封建等级制的血统论。为维护其封建统治，不仅要在一代人的身上划分等级，而且要世世代代的传下去。我想，凡在等级制度生活过的人，都会有这样的体验，有理无处诉，只有痛苦地忍受下去，才可苟延残喘；否则，将会遭到灭顶之灾。

　　中国的旧文化为封建等级制度服务，孔孟之道帮了大忙。“五，四”运动的先辈们正是看到了孔孟之道为封建社会服务的本质，所以会对孔孟之道发难，鲁迅先生是其中的佼佼者。说中国的旧文化“吃人”，我看一点也不过份。如果说家族能对那些被认为犯有淫荡之罪的妇女处死只仅仅是杀人，而没有吃人，这种肤浅地理解“吃人”意思的说法若让其成立，那么，“易子而食”应该是真正的吃人了吧。为什么会产生“易子而食”的现象，难道不应该进行深刻的反省吗？我想，原因就在于中国的旧文化从根本就不将人的生命当作回事，是其中最大的原因。
　　——《亦对中国旧文化的“吃人”之问题的思考》  胡思之

　　孔子只言生，不言死，乍一看似乎是孔子只注重“生活”，而对身后之事是不加以关注的。其实，不言“死”，又怎会知道生的重要，因为只有在对“死”的探索之中，才能更好地了解到生命的可贵。而在孔子的学说中，只讲述人际关系，叫人们守本份地生活，显然，其只将人放置在社会关系之中，而没个体的存在。一旦是言及到“死”，而死亡是没有社会性的，则就必须将人放置在个体之位置上。孔子之说，并非是邪教之说，所以其不会教人去自杀。但若对个体的生命进行探讨，就必须重视生命，还人类以个性，这是孔子所极不愿见到的事。所以，孔子是有意地回避了对“死”的探索，目的只是不想言及到对人的个性之发展。因为一旦人的个性发展了，则人们就不会再安份守己地在各自的社会地位中生活，“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已充分地反映了孔子的真实思想：愚民政策。
　　在孔子的教诲之下，中国的旧文化让民众只知道每个人的命运是天注定的，谁也无法抗拒，根本就不知道何以是“生命”？虽说有“蝼蚁尚且偷生，何况人乎？”之类的语言，但也只是让人认识到自己的生命，对于别人的生命，却是漠不关心的。在电影中，常常能见到这样的景头，一个被冤枉的人绑赴刑场，会有一些看热闹的人，兴高采烈地随后跟着，去看一个生命的结束。常言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但旧文化教诲出来的中国人，对待一个生命的结束，却毫无恻隐之心。无怪乎，那些所谓犯有奸情的寡妇，被家族处以死刑时，许多人并不是投以同情的目光，而是认为该死。
　　——《亦对中国旧文化的“吃人”之问题的思考》  胡思之

　　在我们所信仰的一切价值中，人道主义的精神是最重要、最关键的；其次才是社会公平的原则；再其次才是自由抉择的原则。经济发展方面的考量必须符合这三条原则，生产力发展的考量必须符合这三条原则，社会的一切政治与个人行为都必须首先符合这三条原则，这也可以说是一种信仰。
　　——《我所崇尚的，对待文化的精神》  符号

　　儒家思想中的三纲五常，象一个巨大的网罗，把独立的个体牢牢束缚在巨大的政治霸权和文化霸权中，发展不出基于个体不可剥夺的天赋人权的自然权利学说，是故更开不出自由主义和民主政治。自由主义的道德基础是个人主义。因为个体的幸福只有当事人自己清楚，故只能由个体自己选择，个体与个体之间的效用之间不可比较，故必须尊重个体的自由选择，这是个人主义的核心要义。个人主义是西方文明的精神支柱，也是西方思想为人类思想做出的伟大贡献之一。
　　——《嵇康与中国的个人主义传统》   唯美之思

　　中华文化的危机是“发展的危机”。即以农业为特点的文化潜能也已发挥殆尽，但她却又未经过资本主义革命的彻底改造，在许多基本方面远远不适应社会工业化发展的客观要求。如竞争、市场交换、利润取向、法治等。因而这种文化严重制约了社会工业化的起飞。而任何社会不经过彻底的全面工业化炼造，都是绝不可能完成从中世纪向现代社会的历史飞跃，从而最终摆脱中世纪的桎梏的。这里最深刻的一个内在原因正是社会文化强烈否认、排斥以至掩饰人的“自利本性”。从而使社会各类基本制度、道德风范等与这一历史阶段“人的本性”严重脱节。因此，社会中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利益驱动的生产、创造积极性、能动性被严重压抑。“不谈利益，这正是中国文化近代趋弱的重要原因！”。压制“自利本性”、“个性”，强调忠孝、驯顺的集体主义，是需要稳定、恒常发展的封建时代的基石。中国强调“合和”、“中庸”、“纲常”等的文化极大地适应了农业生产力发展，所以中国中世纪社会远远领先于当时各国。但这种文化很显然是与“工业化社会”历史要求是完全对立的。比如，至今我们仍在大力宣传学雷锋，保尔、讲求“无私奉献”、“融化在集体之中”等。尽管这些抽象说没有什么不好，甚至很好。但在现实中，这些与历史发展内在要求，或“人”在这个历史阶段的“自利本性”，严重脱节。这正是为什么这几年越讲这些，社会风气、社会经济反而越恶化、不振的根源。社会中真正能纳入充分竞争的成分少得可怜，真正被充分调动起生产积极性的社会成员十分有限。这种状况如何能完成“工业化飞跃”这个历史必经阶段呢！“排斥竞争”，可以说是我们文化现今的最大缺陷。从而，是否有利于社会根本竞争，便成了我们改造、发展我们文化的一个最简明但最高的历史标准。很多人总是陶醉于中华文化曾有的过去的光辉中，有意无意地起到了制约我们文化以至社会现代化的消极作用。当然，“竞争标准”只是最根本标准。从这个标准中，不难推导出破除诸如官本位、地方保护、加强人大作用、国有企业独立化、宏扬个性、肯定个人权利、利益等一系列社会变革。
　　——《当今中西文化之对比》  头脑

　　君权太重，则才智之士趋炎于上，换句话说，我国在近千年的智力都投资到君权的维护上了，当然无法发展西方式的民生科学了。
　　——《中国传统文化的系列看法》  在听

　　崇拜权势是人类最坏的一种偶像崇拜，是牢狱和奴隶时代的遗迹。
　　——《开放社会和它的敌人》   波普尔

　　对于过去社会历史发展中发生过的许多错误事情，这里既有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局限性，也有古老中国封建文化不断沉淀的深层次根源，还有普通老百姓简单盲目的随大流心理因素……
　　我们如果想进行深入研究与彻底解剖它，一不能随便用刻舟求剑的眼光，也不能拿守株待兔的侥幸来轻易下结论的。
　　就是许多人们常常感觉到的那只看不见的手在左右着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难道除了那些伟人的错误就没有普通老百姓的责任？难道就没有我们自己本身的问题？
　　——吴泫

　　从政的人本以不少，没必要再添加更多的人进去。一个正常的社会中，人民把事情交给少数人完成，政治本来就是少数人操作多数人的事业。至于当前在政治体系内素质不高的状况，除了机构改革时保证以机制的方式排除一部分老弱病残，还有就是落实培训，严把进入关口。如果在经济不发达的状况下，为了顺应潮流，象征性的呼吁民众参与，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推进，而又并不广开言路，给公众以向上沟通的渠道，这无异于巧妇做无米之炊。如果公众积极参与而获罪，这平民政治家的培养无异于文革的阳谋。这样的培育民主的模式，我想还是不要的好。历来权利的获取都是靠斗争得来的，我不相信既得利益者会好心到主动放权给所谓的代表民众的精英政治家。我认为，倒是可以让有经济头脑的人能不受干扰的积累财富，让愿意从事研究或别的什么发展的人有机会做他们喜欢的事，这才是正道。如果不太干净的政治使得所有的人都不能干自己的事以至于大家都要去参与政治，这并不是一个正常的社会所为。
　　——haona1982

　　任何一个制度，都需要靠观念来支撑，自由市场也不例外：在历史上，先有斯密的《国富论》，后有自由贸易；先有瓦尔特·奥伊根的秩序自由主义，才有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最初强调的是市场而不是“社会”）；先有哈耶克和弗里德曼，才有撒切尔革命和里根经济学；先有吴敬琏、张曙光等先生的努力，才有中国的市场导向的改革。同样，政府干预的倾向，必得有自由市场的观念，才能约束之，限制之，使之不至于任性而为，完全摧毁市场。
　　——《注定了的民间立场：天则的困境》  秋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