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中国国家之新生命必于其农村求之；必农村之有新生命而后中国国家乃有新生命焉。
　　――梁启超

　　中国农民一向务实而重行，不长于抽象理论，也很少巧佞的辞令和一切浮虚的东西。他们无分寒署、整年地自早至晚茹苦耐劳，孜孜不息地勤奋做事，顽强地推动着小农经济向前发展。中国的农业实际上是一种过密型增长(overdue increase)，在劳动投入边际产量降到零点前，农民会持续地投入劳动，虽不能取得效益的最大化，但能够实现总量的最大化，从而能应付沉重的人口压力。中国农民的勤劳，无论是在乡村田野，还是在城市工地，都是显而易见的，这是中国发展最可靠的基础。
　　——《国家、利益集团与三农困境》   李成贵 

　　按照集体行动理论，较大的有共同利益的阶层在自愿结成团体和形成共同利益的代表方面受到了更多的限制，一是团体越大，个人在团体取得的成果中所得份额越小，也越是难于对个人的努力进行适当的奖励；二则是因为团体越大，结成团体的组织成本也就越高。因此，在较大的团体中，由于缺乏决策的内聚力，很难指望有真正的一致行动。相比之下，较小的团体在代表共同利益方面要有利得多，更可能取得合作的成果。因研究集体行动而声名显赫的奥尔森（1965）就曾明确指出，成功的利益集团通常是较小的利益集团。另一位著名人物奥斯特洛姆（1985）也指出，在小规模组织内，所有成员都很容易监督每个人的行动，比大规模组织更容易阻止不合意的行为，并且保持集团的内聚力。
　　——《国家、利益集团与三农困境》   李成贵 

　　农民对政治的参与至少要经过四个阶段，即第一步从看不见到出现，把农民从局外拉入到政治体系中，让他们感觉到自己不是旁观者，而是庞大的政治机器中有效部件；第二步从出现到给意见，农民开始对政策带来的损益和如何改变自己的处境发表意见，形成鼓励自己利用各种参与机会的态度；第三步从给意见到有主见，农民能够明确地意识到自己的利益所在，对自己与国家的关系有理性的认识和独立的见解，第四步从有主见到集体行动，即以共同的利益为纽带，提出一致要求，以集体行动方式参与到利益集团的竞争中，给政府决策施加政治压力。这个变化过程，关键是要把农民组织和团结起来。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中对农民的政治冷漠态度评价说,“决不是不可克服的”。农民参与组织不仅使自己更多地接触到他人所做的动员努力，而且也能成为促进政治参与态度的主要来源，有助于克服他们在形成政策过程倾向中的抑制性影响，并能提高其自信心，使其不再消极地认为通过正常途径进行利益表达是一种希望渺茫的过程，并最终形成利益集团，产生有组织的集体行动。 
　　——《国家、利益集团与三农困境》   李成贵 

　　世界各国的经验都已证明，为了使社会中某些群体受益，决策者可以有计划地改变组织体制，从而有利于制定新的政策使相关群体受益。中国9亿农民如果没有直接代表其利益的组织，在社会结构上毫无疑问是病态的，也就不可能真正走出三农困境。
　　——《国家、利益集团与三农困境》   李成贵 

　　根据我对一些基层官员的近距离观察，他们所好的是四件事，即喝酒，打麻将，洗桑拿（找女人）和跑官要官，这四件事占了他们相当的时间和精力，让人有一种不可救药的感觉。一旦实行了直选，将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
　　——《国家、利益集团与三农困境》   李成贵 

　　世界上最重要的东西是时间。
　　——爱迪生

　　现在大家已经感觉到中国的资源利用已接近极限。比如沙漠的蔓延、生态环境的破坏。事实上，国家经济发展的良性模式应是在生产力发展曲线向上升的同时，国内资源消耗的曲线向下降、形成一个剪刀差，差值越大，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就越健康。中国经济发展一直是与资源消耗成正比例上升，这就使中国经济与世界资源产生了不可断绝的联系，而获取世界资源的前提条件是必须拥有强大的海权。
　　——《中国的远虑与近虑》   张文木

　　我们的目标是使国内的大多数人都富裕起来。多数人富了中国才能有一个稳定的和居于多数的中产阶级，而稳定的和居于多数的中产阶级恰恰是成熟的民主政治形成的基本前提。
　　——《中国的远虑与近虑》   张文木

　　战争离中国本土越远，国内民主才越能持续发展。与雅典的民主为斯巴达所毁灭一样，国内战争或外敌侵入本土都是集权制产生的重要原因。不管战争是由外部引起还是由国内产生的，国内政治就必须实行战时集中，集中可以迅速调动国内资源，但同时集中也容易产生历史惯性并扼杀已形成的民主成果。　
　　——《中国的远虑与近虑》   张文木

　　根据中国历史的经验，内乱是中国今后再也不能重复的死路。国内一旦乱起来谁也没办法，一些西方人，尤其一些日本右翼分子就希望你这样：只要你陷入“窝里斗”，你就出不去了。出不去就不能在外面跟他分享资源。你自己打完了，没人了，资源消耗也就降了下来，重新再来。再过几十年，等你生产力又强了并需要大量资源时，西方人又开始堵你，再使你内乱。有人预言，2050年时中国有多强大，需要多少多少资源，但前提是中国不能内乱。中国一旦发生政治内乱，生产力遭到破坏，资源消耗就会降下来。这对西方而言，何乐不为？对此我们应予以足够的警惕，未雨绸缪，早做准备。
　　——《中国的远虑与近虑》   张文木

　　中国只有脊梁强硬，和平的机会才会更多；只有做好准备，才有可能争取到和平。对一个国家而言，在国际斗争中至少应有可以还手的军事实力。历史经验表明，在军事安全领域让步的国家是绝无出路的。
　　——《中国的远虑与近虑》   张文木

　　入世对中国伦理生态的冲击，宏观而言，最大的一点恐怕是给中国伦理生态的重建提供了一个明确的参照系统和发展目标，从而使中国社会的伦理生态重建工作摆脱传统的随意性，遵循人类共同遵循的规则。而这一规则是人类几千年文明的结晶，因此，它不仅是科学从人道的，同时也是先进和文明的。认同它靠近它，就是顺应世界文明的发展潮流，否定它拒绝它，就是拒绝文明和先进。
　　——《入世必将冲击中国的伦理生态》   姚轩鸽 

　　当今世界的通行法则是：仰仗奋斗，而不是仰仗出身所取得的一切，才是惟一可以引以为傲的基础。
　　盲目的优越、盲目的自大、胡乱地排外是没有道理的。
　　——《没有素质的北京人》   淮生

　　中国人的祖先崇拜意识使中国的宗族势力强大，也使宗族自身更加团结，并且发展成一种同政治上的统治者权力对等的势力。
　　——《中国诚信问题初探》   陈曙红

　　西方的信任机制是建立在发自内心的对上帝的共同的虔诚信仰基础上的，而中国人的勤劳克己是一种外在作用的结果，这种作用机制一方面是宗族主义对个人创造力的抑制和扼杀的结果，另一方面则在于中国人可以验证的信仰基础。
　　——《中国诚信问题初探》   陈曙红

　　中国文化的最终目的是建立一个稳定的社会，而西方文化的最终目的则是建立一个平等的社会。
　　——《中国诚信问题初探》   陈曙红

　　对中国来说，缺乏虔诚的宗教信仰和与由这种信仰相伴而生的内在统一的人格，是中国缺乏诚信观念的一个主要原因。
　　——《中国诚信问题初探》   陈曙红

　　中国文化中的爱国主义似可与西方文化中建立在共同信仰之上的彼此信任相媲美!
　　——科学北大人

　　一个问题的解决将会旷日持久，而且需要几代人都予以重视，这样一个事实不应成为人们推迟研究该问题的正当理由。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情况最终会证明，是我们所推迟解决或忽略不管的问题，而不是尽了力却不能解决的问题，会反过来使我们遭殃。
　　——《制约中国学术思想界的几个问题》   贺照田 

　　不能想像这样一种知识生产状态，在当下中国这样一个变动甚巨、问题重重的时代，能承担起它本应该承担的责任。因为如果知识生产不能提供有效助力，焦虑的面对现实问题者自然只好更多依凭个人感觉和经验、依凭看起来有说服力的理论架构进行思考，这种作法有时会产生犀利的立场和洞见，但即使如此，立场和洞见若没有相关知识作为互动和校正、细化的媒介，也不可能落实为恰切可行的操作措施。因此，在我看来，如何推动中国学界产生富内在张力的、可和现实、历史复杂性有效互动的知识生产，是欲为民族未来承担责任的中国知识界必需面对的首要问题之一。
　　——《制约中国学术思想界的几个问题》   贺照田 

　　从中国二十世纪历史看，现代精英基本上是从直接面对和思考民族国家富强问题的群体中演变出来的。他们最主导的观念和方式很大程度上来自西方。即使那些自命立基相当传统立场的精英们，象梁漱溟等，其中心议题和论辩方式也是被现代重塑过的。在大多数中国精英眼里，民众主要被作为如何将其有效编织到精英为现代民族国家设计的出路和所欲达致的目标时，费思虑的设计安排对象，民众的主体感觉、精神欲求很少被认真面对。
　　——《制约中国学术思想界的几个问题》   贺照田 

　　五、六十年代，国家破坏了原有的社会结构，权威和资源都被集中到了国家手里，直到中国再度改革，几十年中精英状况极度单一。因为在当时的社会结构和气氛里，已经没有权威可自外于国家权力单独存在。严格来说，那几十年，只有权力、政治精英一种。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后，国家必需借重知识分子，加上国家对整个社会控制能力削弱，几重原因，使知识分子有一定空间相对自主，形成了知识精英群体。经济改革上，鼓励私营经济、集体经济，加之各种名目的承包制、股份制等，使得相当部分经济资源已不由国家掌握，这样又产生了经济精英群体。权力精英、知识精英、经济精英加上军队等国家要倚赖的武装精英，在国家利益分配和隐含了利益分配实质的政策、法律制定上都可发出自己的声音，都能以有效方式施加自己的影响。唯独以农民、工人、下层市民为主体的民众无稳定传达自己声音的发声管道。从某种角度来说，一百余年来精英和民众的分离程度于今天为最。因为现下能发出声音的大多数精英也考虑民众，但谈到他们，往往，或者把他们当作纳税人；或者把他们当作潜在可再开发的购买力；或者把他们当作中国发展途中欲弃不能的累赘，于是不得不把他们作为需留出起码活路的愁思对象；或者把他们当作可能的不安定因素所在；或者把他们当作人道主义同情对象。他们的需要也每每被量化为一些可估算指标，主要是经济指标。没有多少精英深切面对他们的价值观念、生活逻辑、主体感觉、精神欲求。
　　——《制约中国学术思想界的几个问题》   贺照田 

　　中国理解民主的重心还主要落在政治民主问题上，这和中国政治改革还有待于进一步开展有关。但即使关于政治民主的思考，也有令人担心的问题存在。比如，一些精英知识分子由于对民众的深刻不信任感，在他们关于民主论说的内核实际上包含了精英们自上而下安排出一个民主制度，然后督促和教育民众参与到他们所设计的民主游戏中来的祈望。
　　——《制约中国学术思想界的几个问题》   贺照田 

　　有政治智慧的人物不是一个技术官僚、一个理想主义者或一个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被动医生，而是能在已有条件下，为民族的生存、民族的长远发展、民族的健康和活力最大限度的负起责任的人。一个有责任心有政治智慧的阶层或集团为一个民族健康长远发展所不可或缺，而且并不是有了多党制，有了民主选举，有了议会政治，这一集团或阶层就会自然而然出现的。古典传统时，我们曾有着训练和培养政治人物的文化方式。现今，这一传统方式失落了，新的政治文化又没建立起来。那么到底一种什么样的教育、方式与文化，才可能培育出既能带领民族健康发展，又能带领民族为整个世界的文明与和平发展做出应有贡献的有政治智慧的阶层呢？在我看来，这是关系到民族发展、民族危亡的大问题，知识分子绝对应该深思以对。
　　——《制约中国学术思想界的几个问题》   贺照田 

　　比如，八十年代文化热时，日本成功的主要原因被表述为勇于拥抱外来文化，因此是中国的绝佳榜样；比如，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韩国和台湾的经验被总结为政治上威权、经济上放开，名之为东亚道路，认为是我们自己的方向所在；比如，俄罗斯的激进改革不顺利，变成了我们渐进改革、摸着石头过河正确的确证；比如，日本发展顺利时，日本一切经验都被引来作为榜样，而当日本经济低迷，便又百般抨击，认为我们应该向美国看齐，大力发展知识经济，应该全力为“知本家”开绿灯，等等。在太多重要事情上，我们都没有严格分析、严格研究作媒介便产生立场，我们也太容易获得榜样和反面教材，结果自然是不断跳来跳去的对自我意识、自我定位的建议和鼓噪。这不仅无助于了解别人，也误导我们的自我理解和自我意识。
　　把自我意识建基于浅尝辄止的反思同样会导致轻率、有害的结论。比如，反思俄国和中国共产主义历史时，发现理想主义和道德激情为其中一些阶段的重要元素，便使得不少知识分子看到理想主义和批判激情就不安起来，以为经验证明，凡此都是危险的，都是会导向激进之途的。这样一种反思逻辑自然导致对所有正义感、社会道德责任感的虚无结论。
　　——《制约中国学术思想界的几个问题》   贺照田 

　　当今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对自己倡导的观念、价值过分缺少身体力行的诚意，偶然发心，意志力亦不足，更谈不上对它们有反身而诚的乐趣。比如，很多知识分子能在非常观念的层面上跟你头头是道地谈论一种文明，也能在学院知识层面上跟你头头是道地讲述一种文明。在这两个层面上我们不妨说不少文明已成了我们知识储备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但具体到这些谈论者个人，我们发现这些文明并没有成为塑造指导他们人伦日用、和他们作为公民、作为专业人士这三个层次任何一个层次生活的深层有机部分。一些人天天谈论和盛赞现代西方文明，但现代西方文明并没有在真正精神落实的意义上成为他们切己生活和工作的一部分；另一些人天天谈论传统，但传统也并没有成为他们人伦日用和精神中能感到的活的组成；正像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天天呼吁民主与公共，但很少想，为配合一个健康的民主与公共社会，需要我们在骨子里有一个怎样的调整。
　　在知识和价值、观念上，中国知识分子倡导和认肯了不少，但行动上把这些知识和观念、价值落实于自己的人生道路的人却太少，这必然使得中国知识分子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的正面精神和人格史上缺席。这种精神和人格史上的缺席，是象很多人以为的那样，损失的仅仅是知识分子在道德和人格上感召力，并无关于我们知识和思想上的表现吗？所有这些，今天仍只有一些无细致论证的、仓促的结论。这问题，如此深关着我们的事业和人生，我们又怎能漠然而视。
　　——《制约中国学术思想界的几个问题》   贺照田 

　　中国的知识分子爱做上帝当牧师，有聊时给统治阶级充当政治顾问，无聊时弄点信仰给民众解闷，想做事时夸夸其谈，脑袋一热兜售一些大而无当的治国宏论，更可笑的是居然还想救世，他们拿书本当指南用脑袋做利器。现实中国岂是一言一计可以兴的？那种道德理想主义和精英主义的时代早已过时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理性、冷静、务实、经世的时代。
　　——《 中国知识分子的通病》  于仲达

　　教育的不公是社会最大的不公。一个社会如果拥有教育的公平就意味着每一个人拥有成长的公平、发展的公平，特别是在我国目前还不能人人都有机会受高等教育的今天，广大农民子弟走出山区的唯一途径还是考上大学的背景下，教育的合谋腐败，给社会带来严重的公平与信用危机。
　　——《教育腐败：政府部门、企业与学校的合谋》   丘鸣

　　如果说其他腐败在形式上还只是一个人、一个单位或一个国家局部性的腐败，其直接影响毕竟有限的话，那么，教育腐败则是事关国家全局性的、具有长期性和深远性影响的腐败。教育腐败必导致学术腐败，学术腐败必导致精神腐败，精神腐败必导致信念腐败，信念腐败必将腐蚀一个民族的肌体，摧毁一个国家的骨架，使一个民族从强盛走向没落，从没落走向灭亡。
　　——《教育腐败：政府部门、企业与学校的合谋》   丘鸣

　　学习的过程从辨证的角度分析可分为：软性理解和硬性记忆，二者应该属于统一性基础上的内部矛盾。它统一与教育的主体――学生本身。
　　——《个性化教育模式》   笑天

　　个性化教育思想就是在整合各种教育资源的基础上，在完善知识结构的前提下，充分开发个性思维模式，实施个性化的教育方式，培育有理想、有思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新型创造性人才，全面开展素质教育。
　　个性化教育思想中的“个性”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指在教学的过程中实施有针对性的教学；二是指实施以完善个性思维的精英式教育。这是个性化教育模式的两个实现途径，是个性话教育模式的两个方向。与之相对应的“共性”也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指教学的内容的共性；二是指所培养的能力的共性。这就要求我们要在“共性”的基础上发展“个性”，也就是在重新整合“共性”的基础上开发“个性”。这是个性化教育的基本理念。
　　从实现形式上看，个性化教育模式是对教育资源的重新整合。其核心是对人力资源的重新整合，也就是对师资的整合。因为在教育的过程中，教师是其他教育资源配置的基础,教师与其他资源是体与用的关系。因此教师是个性化教育改革的关键，其中不仅包括教师自身能力的提高，还包括教师协作方式转换。个性化教育模式主要是通过设立教育团队来完成这一转变。这是个性化教育模式实现形式上的基本理念。
　　个性化教育模式在施教过程中，注重知识结构与思维方式的结合，即知识与能力的结合。知识结构是“硬性”的，思维方式是“软性”的。 掌握“硬性”需要通过习惯的养成，在日常完成；掌握“软性”需要及时的锻炼来完成。这就要求教师把长期的分成短期的，把短期的长期化。更要求我们完成好教师的协调安排，从运行机制上弥补传统教育模式的不足。这是运行机制向个性化教育模式提出的课题。为此我们设立一套个性化教育方式来加强个性化教育模式的运行。
　　个性化教育模式的目标是培养有理想、有思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新型创新人才，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在这里我们特别强调“有思想”。因为“有思想”是“有理想”的现实化 ，有思想才能更好的实现理想。“有思想”也是创新性人才所应具备的基本素质。这是个性化教育模式在目标上的基本理念。
　　——《个性化教育模式》   笑天

　　民主是人类出自自然本性的期望，期望人人对他们的命运都有发言权。而对个人最好的保护是由人民来选择管理者，并使之对人民负责。其他意识形态承诺给人幸福；而民主仅可以自由地追求幸福。但是，民主政治创造的一个奇迹是，事实上，自己自由地追求获得幸福的人多于由他人赐给幸福的人。
　　——《民主与民主化》  刘军宁

　　民主的最大危险，是沦为公共舆论的奴仆。所谓民主，就是每个人自己做决定，它使人们从传统中解放出来。相对于其它政体而言，这里没有通常的渠道提供现成的观点，人们需要独立做出判断。这促进了理性的发展。但在民主政体的鼓励下，人们除了学会盘算自身利益以外，只有极少的人受过运用理智的训练。他们在许多问题上需要帮助--他们即无时间也无能力进行思考以做出判断，甚至当他们计算自身利益时，对于自身利益这一目标本身也有问题。大多数人总是需要权威的，所有人至少有时也需要权威。因为没有别的力量可以求助，判断几乎总是由大多数人的共同信念决定的。理性解放的一个负面效果就是更多地依靠公共舆论，从而缺乏独立精神。……除非反对派的意见确实有坚实基础，否则大多数人的意见总是占上风的。这就是真正危险的多数人的专制（tyranny of the majority），这并不是那种多数人迫害少数人的暴政，而是由于不存在反主流原则的有效力量和优越感的缺乏，从而粉碎了少数派的反抗的一种暴政。这里只有多数派存在，多数派的意见是唯一的裁决，吓人的并不是它的力量而是貌似正义。
　　——托克维尔

　　民主有十大好处：即1、民主有助于避免独裁者暴虐、邪恶的统治；2、民主保证它的公民享有许多的基本权利，这是非民主制度不会去做、也不能做到的；3、民主较之其他可行的选择，可以保证公民拥有更广泛的个人自由；4、民主有助于人们维护自身的根本利益；5、只有民主政府才能为个人提供最大的机会，使他们能够运用自我决定的自由，也就是在自己选定的规则下生活的自由；6、只有民主的政府才为履行道德责任提供了最大的机会；7、较之其他的可能选择，能够使人性获得更充分的发展；8、只有民主政府才能造就相对较高的政治平等；9、现代代议制民主国家彼此没有战事；10、拥有民主政府的国家，总是比非民主政府的国家更为繁荣。
　　——达尔

　　民主虽然不是最好的政体，却是我们时代能找到的最不坏的政体。
　　——丘吉尔

　　增长必然需要民主，但民主并不造就增长。
　　——萨托利

　　需要民主制的理由大体上是可以成立的：首先，它是我们时代最不坏的选择；其次，民主制度是一个国家合法性的来源；再次，经济的发展需要民主制；第四，民主制允许个人有多种生活方式的存在；第五，民主制的纠错机制相比而言是效率最高、伤害最少的。
　　——《民主为何是我们时代的选择》   段彦波

　　民主制能消解政治发展过程中的暴力与不满，使社会改革能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进步。科恩在对民主的价值探讨时提出了这样一条，民主更有可能消除以暴力手段解决社会内部争端的必要性。
　　——《民主为何是我们时代的选择》   段彦波

　　民主的价值在这里也有表现：民主给人们提供了可以表达其要求的合法性程序，而不要用暴力手段和非法手段以体制的反对者的身份来出现。从理性人的角度来考察的话，这种宣泄不满的社会机制能最大限度的排斥对政治系统稳定性的干扰。
　　——《民主为何是我们时代的选择》   段彦波

　　在一个多元主义时代，柏林认为，任何一种理念都有理由作为唯一的理念，但怎么来调和这些内在并不一致的冲突呢？在柏林看来，只能是多元主义。但多元主义并不是基础，只有在“平等”的平台上，对话才有可能。因此，为多元主义营造制度环境的也只能是自由民主。只有在保证每种理念都有同样的权利进行自由抉择时，多元性才有保证。
　　——《民主为何是我们时代的选择》   段彦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