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伟大国家和民族，在前进的道路上总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也总会在绝大多数人身上体现出惊人的力量，折射出伟大的民族精神，推动国家和民族不断前进，他们中的代表人物就是民族的脊梁。
——《弘扬民族精神 讴歌民族脊梁》

伟大的民族精神靠传统滋养，靠思想教育，也靠宣传弘扬。
——《弘扬民族精神 讴歌民族脊梁》

历史告诉我们，多难兴邦，压力和灾难能够催生伟大的品格，能够使全民族在凝聚与团结之中焕发出空前的力量。中华民族曾无数次经历种种巨大的灾难，然而，自然灾害和外敌入侵没能让我们屈服，反而铸就了坚韧顽强、无坚不摧的伟大民族精神。在伟大革命和建设进程中，我们形成过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大庆精神、好八连精神和两弹一星精神。在“九八”抗洪斗争中，我们就诞生了彪炳至今的“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怕困难、顽强拼搏，坚韧不拔、敢于胜利”的抗洪精神。同样，在全国上下与非典病魔斗争中，我们从前赴后继、视死如归的医务工作者身上，从临危不惧、抗击病魔的全国人民身上，看到一个民族不屈的崇高品格，看到了源自民族灵魂深处的强大的凝聚力。
——《弘扬民族精神 讴歌民族脊梁》

民族精神来自何方？来自全社会对共同目标的认同和齐心协力、孜孜不倦、前赴后继的追求。我们一定要在危急关头，发扬处惊不变、守望相助、勇挑重担、不计得失、敢负责任的精神和作风；我们一定要以科学的决策、扎实的工作和坚定的信念，向世界展示中华民族有能力有办法战胜和克服前进道路上的任何艰难险阻，我们将用雄辩的事实再次向世界表明中华民族是不可战胜的，将永远巍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弘扬民族精神 讴歌民族脊梁》

回顾几千年来中国以尊儒为核心的治国方略，可以总结为两个字：“德政”，讲究“修身立德，以德治国、以民为本”；其弊病就是缺少有效监督，更无自我更新机制，始行时尚能有效运行，日久则积弊日深，不能自新，终致积重难返，歧化成为“人治”痼疾。然而其讲究“修身立德，以德治国、以民为本”、并注重个人名节的优良传统，我们仍不应该抛弃，而且应以此为基础重塑中华民族道德体系。
——《民族精神与民族复兴》 吾梦朝翔

“中华民族一百年不统一，一千年、一万年也是要统一的”，这是中华民族永不更改的执着追求。
——《民族精神与民族复兴》 吾梦朝翔

一个民族，如果没有对民族先祖的认可与爱，民族则无以聚合。忘记、否定先祖，民族之爱必会减弱，民族聚合必将失去最重要的精神内核。而民族英雄又为民族先祖之杰出者，他们以杰出的才能、高尚的品德，为中华民族的发展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他们的思想与行为足以成为后人学习与效仿的榜样。
——华夏生

背负民族和阶级希望的中国共产党不能没有自己的先进性，不能没有高瞻远瞩统揽全局的广阔胸襟。不能没有紧跟时代潮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革命精神，也不能没有对于人类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的开发和利用。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把中华民族的力量凝聚起来共同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sunxiuyu

中国有十几亿的人口，中华民族不能没有自己的灵魂。一盘散沙似的旧中国被动挨打的历史现实就是最好的证明。
人类在其长期发展的过程中，始终遵循这样一个道理只有思想的统一才能达于行动的一致。中国要想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必须有共同的理想和实现这一理想的行动体制。
——sunxiuyu

我们希望对民族精神做更广义的理解，它不仅是热情、决心、和勇气，还是每一个公民、每一个的社团、每一级政府的素质、素养，和胸怀天下又各尽其责的社会责任感。而当政府与公民、与社会一同走向成熟时，我们的民族精神就有可能在新的基础上，凝聚成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有着高度的动员能力、组织能力和操作能力的精神财富和精神资源。 
——《灾难面前我们需要什么的民族精神与青年责任》

灾难面前更要求一个民族同心协力，要求进一步提高中华民族每一位成员的公民责任意识，也要求每一个地方、每一个集团、每一个群体严格自律守法。
——《灾难面前我们需要什么的民族精神与青年责任》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灾难的降临是不可避免的。一个民族对突发事件的应变能力，泰然自若的心理状态和自强不息意志力，是她成熟与否的标志。非典对中国社会进行了一次实际的锻炼。
——《灾难面前我们需要什么的民族精神与青年责任》

当贪婪的腐败渗透到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时候，如果让每一名民众保持所谓的高风亮节，几乎是不可能的。守法的公民是没有任何力量去直接对抗这些违法的权力的，在庞大的腐败面前，大批的民众只有变得附和起来，才能求得一些必备的生活资料和生存权利，等我们的民众渐渐的习惯了这些违法权利的时候，大众的头脑已经开始变得可怕的麻木起来…… 
国家的尊严是建立在民众尊严基础上的，而民众尊严与自尊心的树立又是国家赋予与培养的结果。如果一个国家不适当的尊重他的人民，那么，他的人民就不会拥有尊严，而这个国家也不会得到民众的支持与尊重。更可怕的是，在没有尊严的消磨中，民众将会失去民族前进的动力——宝贵的自尊心与自信心，而这些正是民族创造力迸发的源泉！ 
这就是有些现代中国人为什么会崇洋媚外，为什么总是显得安于现状，不思进取，安逸享乐，腐化奢侈的根本原因！国家没有给予他们足够的尊重或尊严，没有给予他们足够的自我展现的机会，他们只能生活在严厉的说教与束缚中，过于细密的规则使他们的思想失去了活力，失去了由于思想的创造力给他们带来的人生价值的体现，他们也渐渐对自己失去了自信与自尊。结果他们便只有在腐败的大潮中随波逐流，运用投机钻营去获取那些已经变质的尊严与生存权利，而当代严重的社会现象——犯罪与出国就成为获取尊严的捷径与突破，这是长期压抑造成的结果。 
——《探讨社会腐败的根源》 夏福锴

过去我们重视民众的一切，所以我们革命取得了成功，腐败与堕落不能在我们的社会中扎根生长；而现在我们松懈了甚至是忽视了民众的一切，腐败就比较容易的滋生起来，时刻威胁着我们的事业！ 
失去了自尊与自信心，失去了拥有无限革命热情的民众，也就失去了抵抗腐败的最有力武器——群众的眼睛，人民的监督。失去了精神活力的社会也就成为腐败滋生与蔓延的温床！ 
因此，消灭腐败最有力的武器是依靠群众雪亮的眼睛，积极热忱的革命热情，而唤起群众对于事业的热情在于真诚的尊重民众，依靠民众！使他们获得足够的尊严与自信，拥有了这些也就恢复了群众对于政府的期望与绝对的信任！ 
——《探讨社会腐败的根源》 夏福锴

一定要让我们的群众坚信：首先让我们的工人师傅相信，即使我们的国家十分的困难，也能让绝大多数的工人拥有工作，即使不幸失业生活也会有必要的保障；还要让我们的农民兄弟相信，即使经济持续发达，农业仍是国家重要的方面，即使丰年，仍会保证他们合理的收入；要让家长们相信，即使是失业，他也有能力去支付儿女们的学费，即使不能国家也不会让父母在孩子面前没有尊严，决不会漠视每一个孩子对于知识的渴望；要让刚刚毕业的学生相信，分配工作不再依靠关系与人情，而只能依靠自身的技能；要让已经参加工作的同志相信，投机钻营不在受宠，只有踏实的工作与刻苦的钻研才是唯一的途径；要让以往称职的党员干部相信，人民群众是他坚强的后盾，事实求是坚持原则，仍是党的作风；要让不称职的党员干部相信，时刻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否则，就会陷入人民群众罢免的声讨之中；要让顺民们相信，不会再受到权力部门恶意的刁难，不再受到匪徒的威胁与暴力；要让犯罪分子们相信，警察仍是人民的警察，顽抗到底与人民为敌只有死路一条；最后要让有才能的人相信，国家决不忽视每一个有真才实学的人，只要努力拼搏就会得到社会的承认与合适的重用；要让庸才们相信，祖国的强大需要大量技术的推动，庸才必被有用之才淘汰，只有补充技能，才能拥有可靠的前程！ 
——《探讨社会腐败的根源》 夏福锴

国家是人民之国家，政府则体现着国家的意志，即全体公民的意志。
——《讨论政府在国家中的真正地位与职能》 夏福锴

政府源于民众，从属并服务于民众。政府的职能准则是：顺从民意，而不是强迫民意。政府的职责是保护国民，而不是压迫国民；政府应造福国民，而不是压榨穷困国民；应尊重国民，而不是轻视国民。
国家是由于民众的聚合而创造，政府则由民众的意愿与拥护而诞生。国民产生，信任，任用政府的根本原因在于期望政府对于国民真诚的回报，政府应该满足国民对于确保自身安全以及需要幸福生活的初衷。
——《讨论政府在国家中的真正地位与职能》 夏福锴

政府应由民意而生，誓为民意而死！政府就是要为国民服务，为国民负责：政府要对国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负责，要对国民的生活水准负责，要对国民意愿的正确表抒与实现负责。
而判断一个政府对其国家是否称职，就是要看这个政府对其国民是否真正负责！假如一个国家的国民生命财产安全得不到有效保障，国民的生活水平迟迟不能提高，国民的正确意愿受到压抑长期得不到重视与采纳，那么，这个政府一定是一个不称职的政府。
所以，有效保障国家及民众安全，改善国民生活与保证国民直接参政的有效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民主程度的标准。否则，就是对国家以及民众意愿的蔑视，侮辱与亵渎，而这个政府最终也会被他的选民----全体国民所罢免与淘汰。
我们还可以用现代经济的眼光去看待这个问题。假如把一个国家比喻成一个现代企业制度下的股份制公司，那么，这个国家中的全体国民就等于是这个公司里的全体股东，而国家里一般意义上的全民大会或代表大会就等于这个公司里的股东大会，而这个国家中全民大会的常设机构——全民大会委员会就等于这个公司里的最高权力机构——公司股东董事会。
而政府此时只是由公司董事会代表全体股东聘任的一名总经理，只要这名经理不尽职尽责，兢兢业业的工作，董事会随时都会将其停职或罢免。
——《讨论政府在国家中的真正地位与职能》 夏福锴

其实这个世界上本来没有什么主宰，而是中国人自作多情的去附炎趋势，什么中日友好，中美友好啊，什么道歉式的“消汽外交”啊，但是中国人这么费尽心机，可什么也没讨到，几枚响亮的导弹却将中国沉重的一拳打到奴才的地位上，最后在入关问题上，中国受尽了刁难，让霸权们赚尽了便宜才勉强过关。
——《中国应该怎样去正确的处理国际事务》 夏福锴

中国自始至终都没有把自己看做是一个主权国家，倒象是一个刚刚踏入社会没有任何阅历的陷入腐败风气中的无能为力的自甘堕落的困惑青年，在处处不畅后，为了钱，为了私利，为了所谓的事业，可以不惜牺牲一切，甚至是肉体与尊严！
毫无疑问，中国由于外交策略的愚蠢导致了屈从西方霸权的态势，中国实际上已经默认了西方作为世界主宰与核心的地位。
——《中国应该怎样去正确的处理国际事务》 夏福锴

你越是乞求对方，他越是变本加厉的提出条件。因而，中国应该学会适时的随遇而安或叫欲擒故纵。因为有一些事情并不是你想怎么样就能实现的，要运用谋略与智慧，总是直来直去，就容易被别人牵着鼻子走。
——《中国应该怎样去正确的处理国际事务》 夏福锴

中国在受到挑战与伤害的时候，中国人不应首先提出和平，如果是这样，恰恰会得不到和平，因为这是走向卖国的边缘！！！
——《中国应该怎样去正确的处理国际事务》 夏福锴

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发展的具体历史阶段，是由其民众的普遍发展水平决定的，反过来，这个民族或国家的发展的具体历史阶段，也是其民众普遍发展水平的标志；这种民众的普遍发展水平也就是其人格精神的发展水平，它是这个民族或国家的知识分子的现实土壤，它从根基处决定着其知识分子的整体水平。
——《“小姐”裙下的“先生”：当下中国知识分子的角色》 朱鲁子

当代，正是中国的人文知识分子真正诞生的时代。——可是，谁来承当这个时代真正的人文知识分子诞生的“接生婆”呢？
——《“小姐”裙下的“先生”：当下中国知识分子的角色》 朱鲁子

封建社会的思想泉源在各种宗教，资本社会思想泉源在大学传统媒介，而信息社会思想的源泉在互联网。
网络将是代表未来的新知识分子的集聚地，是未来新社会思想的诞生地，网络是迟早要产生伟大的思想家的地方。过去作为思想源泉的学院，迟早要把他们的宝座让给网络，就像当年宗教把思想阵地让给学院一样。在以土地为基础的封建社会，宗教其实把持着思想文化，中国奴隶时期的儒家道家，在封建社会竟发展成宗教就是这个原因，而中世纪西欧更明显，没有任何思想不统一在基督的名义下，就是充满人文精神的新教也不例外，僧侣就是当时西欧唯一的知识分子群，而在中国这唯一的知识分子——脑力劳动者我们称为儒生。历史其实是这样写的，学院中的知识分子剥夺了僧侣儒生对思想的垄断，使得学院成了资产阶级思想的源泉，只是学院到现在已完成其历史使命，未来其已不可能再是思想的源泉了。
——《思想的源泉在何处？》 啊哈

如果学者不能突破“研究无禁区，宣传有纪律”的原则的禁锢，则思想断不能在学者中诞生。就此点来看，思想在民间是不错的。但，真正的思想必是一种体系，而民间由于技术性不到位故难以彻底完成之。
——朱鲁子

极而言之，市场经济可以“不讲道德”，却不能“不讲法制”。有了法制的约束，惟利是图、不择手段的“经济人”也只能收敛三分；没有法制的约束，在“你不做小人就必败无疑”的社会压力下，讲道德的“经济人”也会陷入“比坏效应”的恶性循环之中（你坏，我比你更坏），最终成为不讲道德的“经济人”――诚如诗人北岛所说：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正因为如此，我对市场经济的法制约束充满信心，对市场经济的道德约束却不敢乐观。 
——《经济学谬误三题》 赵磊

在市场经济中，法制约束优先于道德约束；道德约束并不是市场经济的必要前提，法制约束才是市场经济的必要前提。市场经济的确是人类社会迄今为止最有效率的制度安排，但是，市场经济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会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如果认为市场经济是道德经济，也就未免过于浪漫了。 
——《经济学谬误三题》 赵磊

按照市场浪漫主义的看法，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自会把人类社会的一切关系安排得井井有条、合情合理。然而事实恐怕并非如此：其实，纵欲和贪婪本身就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尼采说：“上帝死了”。在市场支配一切的社会，过去那种束缚人们需求的“上帝”死了，人的欲望成了人自己的“上帝”，这个“上帝”，经济学把它称为“利益最大化”，也就是所谓“理性”。“一切皆商品，市场的惟一德行就是获利”。这一“德行”把市场变成了一种强制性的社会力量：你或者因这个“德行”而成为人上人，或者被这个“德行”剥夺得一无所有。不论你愿不愿意，必须有人做出牺牲。虽然在竞争中的成功者只能是少数，但人人都必须为这个“德行”身体力行，因为人人都希望自己不是“大多数人”中的一员。在获利心的趋使下，如果没有法制的约束，无节制的欲望就会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导入霍布斯所说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追根究底，人性异化、生产过剩、失业犯罪、道德沦丧等当代人类面临的问题都能从“利益最大化”中找到根源。期望市场经济可以自发地产生出一个“人人和谐”的“道德环境”，无疑是与虎谋皮。 
——《经济学谬误三题》 赵磊

某个阶级、阶层、群体乃至某个人，其贫穷与否，在不同的制度下恐怕结果迥异。如果贫穷是某种制度的产物，那么我们应当选择何种制度呢？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因为从主观愿望来讲，我们都希望选择能把贫穷降低到最低限度的制度安排。但是，制度选择并不能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从根本上讲，它是一个由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决定的客观选择过程。因此，过于热情的主观愿望不仅不可能消灭贫穷（如平均主义），甚至会导致普遍贫穷的恶果。
——《经济学谬误三题》 赵磊

什么是“看不见的手”？“看不见的手”就是市场经济运行规律。因此，掌握了市场经济运行规律也就等于是看到了“看不见的手”，也就等于是抓住了“看不见的手”。如果管理机构不能够市场经济运行规律，那么就不能有效地控制市场运行，最终必然被“看不见的手”所任意摆布，进而导致市场的极度混乱和严重的经济危机。如果管理机构掌握了市场经济运行规律，那么就可以随心所欲地控制和指挥“看不见的手”，并使其为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来进行服务。
——社会医生

1997年，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举办了一次关于“中国的崛起对世界意味着什么”的专题研讨会，会上美国人对中国的崛起有三种不同的看法：第一种是“基本肯定说”，认为中国的崛起有利于其他国家；第二种是“有条件肯定说”，认为中国只要保持改革开放政策，增强民主化措施，将有利于世界；第三种是“悲观看法”，主要以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为代表。
——《中国的崛起与软权力运用的思考》 萧溪

中国是一个奉行中庸外交的知足常乐的国家，极端的思想和外交政策是在外界环境极大的压力和西方思想的指导下才导致了长达20多年的“革命”外交。经过100多年的社会动荡、思想交锋，最后逐渐回归到了“中庸”的实用主义的外交。如果国际环境不利于中国的发展，中国就必然只有挑战国际秩序，但是这对世界和中国都不利，但是中国的历史传统决定了中国“反抗性”，国际环境不利于中国，就必然重燃中国毛泽东时代的“革命外交”。当然一件事情往往具有两个方面，既有有利的方面，也有不利的方面，中国绝对需要外界的压力，否则中国的这个大陆型国家的民众心态——保守、不求进取的弱点将在发展过程中积累，最终阻碍中国社会的发展，如何更好地利用外界的压力促进发展本国。除了发展经济和军事实力之外，优秀文化的继承与发扬，利用文化发挥感召力越来越受到了重视。
——《中国的崛起与软权力运用的思考》 萧溪

中华民族在历史上有过辉煌，也有过屈辱，有过强大的软权力，也有过追逐他人的“文化”。中国的历史经历了极度的强大，也经历极其的孱弱，经历完全附庸他国，也经历了挑战任何秩序的过程。现在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未来中国要走的道路是持久的中等的强国，走国际格局中的中庸之路，只有这样，既可以避免狂妄自大，又可以避免卑躬屈膝，不卑不亢才是未来中国的道路。因此中国必然要在发展经济、军事的同时，不要放弃自己的文化优势和软权力的感召。
——《中国的崛起与软权力运用的思考》 萧溪

认清中国文化的优缺点的目的，就是服务于中国文化的运用，这里既有发扬优秀文化，也有需要现在活着的中国人共同努力，改正自己的缺点，提高自己的人文素质，对于网络的人文知识分子来说，就是吸收好思想，办实事，宣传真正的中国传统与现实的文化，扩大中国软权力的影响。
——《中国的崛起与软权力运用的思考》 萧溪

不要为任何困苦和灾难所吓倒，永远相信绝大多数劳动人民都是善良的，永远相信社会总是在不断前进，在与贫穷和邪恶的斗争中您总是站在多数人一边，我们总是会取得最后胜利的。人类的生活总是在一天天好起来，人类总是在一天天摆脱物质的和精神的束缚，不断走向平等、自由、和谐、富裕、幸福的理想社会，因而我们应该永远是乐观主义者！ 
——《人类正在走向解放，我们应该永远是乐观主义者！》 yili 

宪法有两个基本功能，即规定并保障公民权利，授予并控制国家权力。 
——《宪法：权利和权力》 吕继东

宪法上的公民权利，是公民本来就应当享有的最起码的母体性权利，它不是第三者给予的，也不是宪法赋予的，而是宪法应该规定的，没有这些权利，公民就不成其为宪政下的公民。立法不能剥夺公民依据宪法所享有的权利，政府不能通过国家权力予以保障的公民权利，也不能成为宪法权利。公民权利可以有效对抗国家权力的不法侵犯，公民应通过国家权力的保障获得最低限度的人格尊严和人身权益。国家权力不仅应该保障大多数公民的基本权利，少数人的合法权利同样也应该得到国家权力的保护。在权利面前，每个人生来而且始终都是平等的，每个公民都有追求权利的自由，都应该为享有权利而奋斗。权利无保障的地方，就没有宪法。 
——《宪法：权利和权力》 吕继东

在辛亥革命前后，当共产主义学说从日本、从欧洲传入中国时，当时中国激进知识份子随着一股民族虚无主义和世界大同主义（其观点是：解决民族矛盾的主要方式是各人种之间杂交，最后就没有不同民族了）的思潮，有意或无意将共产主义解读为“共产共妻（夫）无国界”，特别强调“共他人之产”，用以作为革命运动的口号，这与中国历史上“均贫富”的革命口号相近。因此，当年中央苏区的“打土豪、分田地”的策略以及实行非常广泛的战时共产主义制度，在理论上就源于此。并且，1949年以后继续实行的干部供给制，1958年的大办食堂（吃饭不要钱）等，都是受此影响。
如果一开始日本人将Communism译为“社团主义”、“共同体主义”，或者如果五四时期的中国先知和学者们能够将Communism准确定义为“社区成员都进行共同生产（当然有分工）并按劳分配的共同体（社区）主义”，则中国近代社会革命的发展将会大不一样，革命成功的成本将大为降低，1949年以后的中国也不会发生“穷过渡”、吃大锅饭、文革等一类严重破坏中国生产力的狂热运动发生。
《国际歌》中说共产主义的理想就是实现International，即国际（主义）。现在我们应该说，Communism的理想就是实现共同体主义。
——《几个影响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名词》 青枫峡

形象地说，阶级斗争理论像一种精神鸦片，它是打天下的利器，但用来治天下它却是毒品。
——青枫峡

“国富论”的作者亚当·斯密就是资本主义在理论上的奠基人。他认为，社会源于每个人的生存体验，每个人首先关心的是他自己，他的愿望、事业和财富，人天性是自私的。为了获得更大的利益，个体必须与他人合作，我们不仅承认自己是一些天然的个体，而且承认其他人也和我们一样具有同样的需要，同样的特征，在发展自身的个性中不影响其他人个性的发展，这就是我们社会的道德原则，他把这种互不伤害的天性称作“正义”。政府只是这些人委托的代理人，他们不是作为统治者，而是管理和协调事务的机构，他们的职能不是教育人们怎样行善，而是保证个体的权利不受侵犯，这种权利就是人身权、财产权、言论自由和参政议政的权利。
——《人与社会》 chmhiee

尼采把人分为两种，一种是残缺不全的人，他们迷恋于物质福利；一种是富有创造的人，他们要求自我完善，后一种人应该是人们的榜样，他们是历史的强者，是让地球颤抖的人。“我们的时代，无数上层人物在走向毁灭，但是，能逃脱的人，就强似魔鬼。”强者是一种自我生成。在精神的虚无中产生的欲望，在痛苦的磨练中产生的意志，他们不被物欲所诱惑，不被环境所左右，他们具有始终如一的原则，他们要求创造、创造、再创造，直到整个世界和自身溶合。强者需要紧张的生活和战斗的激情。克服困难和排除阻力是他们生活的本质，战胜敌人才能享受到自我实现幸福的愉悦。强人是和人民的本质是一致的。因为他们都是时代命运的工具，他们必须显示出精神性的目的，他们必须显示出国家有机体伦理的统一性。
——《人与社会》 chmhiee

公正和正义是人类几千年来一贯追求的目标。自古希腊时期，正义就被当作衡量一种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是否良好的标准。特别是到了近现代，不仅专家和学者积极探索和阐述正义的内涵，而且政治家和全人类也都持之以恒、不屈不挠地追求着社会正义，现代国家和政治制度的构建也无不以实现最大正义为自己的目的和宗旨。世界名著《正义论》的作者、法学家罗尔斯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这些都说明了任何公民都有权追求正义，都有权要求社会实现正义。
——《追求正义的代价应该有多大？》 精选 

公民为追求正义付出巨大代价关键在于我国的有关制度设计还有缺陷，在执行中也有许多监督上的问题。
——《追求正义的代价应该有多大？》 精选 

某些法律制度，不管它们如何有效率和有条理，只要它们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或者废除。
——罗尔斯

不用盲目地崇拜任何权威，因为你总能找到相反的权威。
——罗素

实现人类的和睦相处，维护全球的长久安宁，是世界绝大多数人民的共同愿望。自古至今，有多少仁人志士为此理想而奋斗终身，甚至献出生命。当前的世界形势，虽然有不少积极的、趋向缓和的现象，但同时也必须看到，人类社会还存在着大量不稳定的因素，埋伏着各种严重的危机。因此，广泛发动人民去争取和维护世界和平，仍是当前全球仁人志士的迫切而光荣的任务。
——《佛教的和平精神》 楼宇烈

25年以来，消费品市场确实繁荣之致，国民的口袋里确实多了许多花花绿绿的钞票，但是我们重工业的发展确是缓慢之致，精神领域的建设更是可以用荒芜来描述了！
——《中国人，你们真的很穷吗？ 》 小夕 

从历史和现状来看，国际社会并没有给中国留下其他选择的余地，而只留下了通过强力崛起为大国这样一种选择。 
——《枪杆子里面出主权 》 张文木

中国是一个热爱和平与真理达到痴迷的国家。中国的实力文化是“以和为贵”。甚至，根本就不谈实力。认为那是最丑陋的东西。因此，才会在中国文化宝库《辞海》中，居然没有收这个词！自我排斥已达到极点——灵魂对实力的剥夺。
没有实力这个概念，让中国人吃了很多苦，也给侵略者和掠夺者以大量的机会。
——《中国的潜力与日本的实力》

中国的潜力太大，需要转化，需要大量的时间和安定的环境。一句话，中国的潜力资源不具备威胁他人的内在要素。
——《中国的潜力与日本的实力》

长城民族的本性，就不是“掠夺”而是“保全”。
保全，就是维持自己已经具有的权利和权益，包括实力和实力的驾驭理念。换一句话说，就是“独立自主”。但是，作为一个民族和国家体系与系统来说，保全并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现在，我们撇开国家意识不说，就一个民族的保全特性来说，中国人历来是主张“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这么一种辩证的保全理念的。同时，中国人也是“居安思危”这么一个理念的倡导者。这些“光彩照人”的说法，其实是不切实际的。一个民族是一个体系中的民族，也就是说，在您生存的周围还有别的民族和民族体系。您提倡的这个“观点”，“害人之心不可有”，连“心”都不可有，那么，又怎么会有方法呢？！害人毕竟是一种方式或实践，而不仅仅是思维、思想、念头……如果连这些念头都不存在了，那么，作为以意识为前提为主导的人的实践，实际上也就是失去了依托，也就成了盲目的实践。因为，人的防御“防人之心不可无”本身，就是要在“害”的基础上，进行思维测定和实力保全防范的。再说白一些，就是从一定意义上讲，不会害人的人，在防人上也是一个低能儿。这才是真正的实力保全的辩证思维。攻击与防御，永远是一起存在的，要保全，就必须“会害人”而不是“不可无”。因此，这句话，应该改为“害人之心不可为，防人之事不可无”。有害人之心，但是不可以去做，付诸实践，然而，防人之事（而不是心、想法）不可无，居安思危，还是改为“居安防卫”。否则，中国的实力保全思想和价值观，永远不可能实现。那只能是一种幻想！
保全的本身，就有实力定位的发展性意识推动。中国人对于保全来说，就是“维持现状”，并且，传统价值观中，还对长城民族的意识中提出了“安于现状”的要求。安于现状，实际上就是在意识的理念上，不要有突破意识和发展意识，并且为遏制和自我抑制提供思想基础。我们说过，随着潜力的不断被转化，实力的逐渐强大，发展是必然的，这就像人的身体一样，只要你不去“人为遏制和限制或打击”，那么，任何一个健全的机体，都有发育成熟……变成一个“人材”。一个民族也是，一个国家也是，它会随着实力的增加和生产力的不断转化而前进的。
——《中国的潜力与日本的实力》

就专制、集权政体本身而言，它有着自己的优势和特点，但它却更存在着这样的致命弱点：政权相对孤立、专横，国家政权与社会底层对立、不通融，社会不可能最终解决腐化和离心这一历史难题，也不可能随时化解不断积累的对立情绪，或通过社会调节机制不断更新政权。它一次又一次把社会从四分五裂的军阀混战割据中统一起来，并一次又一次地造就了高度繁荣，但却不能真正根除正是由它自身所导致的社会周期性大动荡：每隔两、三百年发生一次周期性的大动荡、大破坏，整个社会大瓦解。民主宪政政体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这种弊病，向现代政治、现代社会推进了一大步。
由此看出，在中国，民主宪政政体的建立，并不仅仅是人权的问题，现代政治的问题，解决经济深入改革的瓶颈的问题和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问题。它既是使中国真正走出社会周期性大动荡的深远的社会历史课题，使中国社会历史真正走向稳定持续发展的轨道，也是真正从根本上解决好当前政治、社会稳定，处理好改革、发展与稳定关系的根本途径和现实选择。我们一定要真正从根本上解决好中国政治、社会稳定的问题，绝对不能以中国以后长期的社会动荡、甚至继续演绎着顽固的“动荡－集权－繁荣－腐化－动荡”的历史轨迹为代价换取一时的稳定。在面对建立民主宪政政体、引入民主宪政机制方面，任何人，任何集团都必须从社会历史意义上，从当前真正从根本上处理好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的高度上认识这个问题，对待这个问题，都具有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和现实职责。
——王延效

从大的方面来讲，政权相对集中的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及宪政民主政治的发展，大致有这么几个发展阶段，有这么几种发展形态：一是改良、改革。由于缺乏主体力量，其走向常常是两个极端，不是过于理想化，就是依附、迁就于现实力量，只能实行一些皮毛的变相的改良、改革。不过，如果改革操作得好，或者有比较好的社会条件、社会基础或社会历史契机，改革也能够获得深入、积极的发展。二是之后利益集团的发展以及利益集团发展模式的提出。三是与以上两个发展阶段相伴随的另外两种发展形态：一是革命、暴力革命。三是旨在改革现有体制下的弊端，打击各种腐败现象和腐败势力，加强和强化现行的集权体制。
——王延效

在改革初期，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在缺乏相应的社会条件、社会基础或社会历史契机时，在新的社会利益集团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之前，实行一些变相的专制形式并无不可，有时还是必要的、必然的、必须的，具体由实际的客观条件和社会历史条件而定。
——王延效

民主最重要的是程序。宪政民主体制就是宪政民主程序体制，“宪政”本身就包含着“程序”这一至关重要的规定性。宪政民主体制就是靠它的这一套程序建立、形成和维系的。当民主程序处于支配地位，起决定性作用，即最终起作用时，也就开始了真正的宪政民主政治。
——王延效

历史的发展并不否定主观设计的巨大作用。历史本身并不一定就能自然解决自身的困境，它只能一次又一次为人们提供解决问题的机会。这种机会的获得是以历史的反复为沉重代价的，并且这种机会的提供也并不等于问题的解决，它并不能替代人们的能动设计。
就自觉的主观设计而言，其一，主观设计可以大大缩短自然演化的历程，使事物的发展更直接、更合理科学。其二，主观的设计也不是随意的，它并不可能随意改变事物，它所能做的只是把自然演化过程中的偶然因素即弯路删除掉，直接沿着事物的必然道路发展。其三，主观设计的更大意义还在于：它可以通过改变事物的存在条件或先决条件，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改变事物的走向和性质，它还可以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整合事物的发展趋势，达到事物靠自然演化所达不到的新境界，或超前发展。
——王延效

铸造同任何国家相比都毫不逊色的综合国力，就一直是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华民族命运中最深沉的梦想。这是雪洗民族耻辱之梦，这是辉煌的民族命运之梦，同时也是无数仁人志士倾其终生忘我奋斗追求的沉甸甸的梦境。
——王延效

面对社会日益膨胀的仇富情绪，政府要发挥主导作用，为之“减压”。一旦让这种情绪蔓延，对谁都没有好处。政府一方面要废除富人的特权，建立公正严明的财富游戏规则，将富人置于公平的环境中，把财富投于法律的阳光下，对于牟其中、刘晓庆之类的不守规则者坚决逐出财富的跑马场，竭力使为富者仁；另一方面要缩小贫富差距，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努力让居贫者安。而作为公众人物的富人，不仅要自觉遵守游戏规则，依法经营，积极纳税，做守法致富的楷模，还要尽到社会责任和义务，带领穷人致富，帮助政府解决就业难题，热心社会公益事业，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民众也要摆正心态，对富人多一些包容，对富人的合法财富多一些尊重。只有多方共同努力，才能化解贫富矛盾，根除民众的仇富心态，从而打造出一个宽松和谐、健康有序、互相善待的社会环境，这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备条件，也是中华民族进入世界创富民族行列的基础。
——《解读国人仇富心态》 江 汉

邓小平认为政治体制改革必须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使之成为“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的动力。在他看来，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政治结构和政策是否正确，关键看三条：“第一是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是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这就意味着政治体制改革必须服务和服从于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必须有利于促进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政治社会的稳定，不能以破坏稳定和损害经济发展为代价，搞 “超前”的政治体制改革。在这样的定位基础上，中央采取的是一种渐进式的改革方式。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原因分析》 徐岩松

政治体制改革对于党的领导而言，不是削弱，不是取消，而是和改善党的领导，是改变党的领导方式。家长制、一言堂、以党代政、包办一切是一种寡头政治的遗风，党的领导应该是、方针、政策的领导，是规范、监督、保证式的领导，政治体制改革要解决的是这种少数人拍板的决策机制，实现决策和管理的民主化、科学化和法治化。然而，有些人却认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最直接后果是党手中的权力少了，害怕权力的释放会导致党的权威性的下降，因而对政治体制改革采取一种暗中抵制，等、靠、拖的办法，导致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原因分析》 徐岩松

实际上，我国最大最严重的不稳定因素是腐败问题，而正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加剧了腐败，危及党群关系，降低了党的威信。腐败造就了一个个特权集团，加剧了两极分化，败坏了政府形象。因此，要消除这种不稳定因素，实现社会公正，最根本的道路就是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原因分析》 徐岩松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这其中包括了政企分开、权力下放、依法治国、加强监督等方面的内容。成功的政治体制改革只能是这几项改革整体联动的结果，任何一方面的单兵挺进都是达不到效果的。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原因分析》 徐岩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