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泰国历史中其政治领导均持个人至上论。政府高官习惯于自我决策，他们在工作中常以自我为取向，而非以任务为取向，而高级官员之间相互极为熟悉，或许他们在同一所学校读书，然后又一起在职务晋升的阶梯上攀爬；同事间相互联姻；泰国官员常常涉足商业，并在生意场上互相关照，这种关系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政府的决策。值得强调的是，泰国人特别注重校友同学这一层关系，同学间的庇护关系非常凝固，这不仅是物质利益的互换，也是他们人与人之间的道德上的义务所在。宗派主义和个人至上论容易导致徇私思想和裙带关系。因此，泰国官僚常视自己的职位为个人财富，并以之来为自己和宗派谋取利益。建立在宗派基础之上的徇私思想和庇护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成了官僚腐败的催化剂。
　　——《高速增长中的低度政治发展──泰国模式分析》 陈晓律 李国民

　　泰国官员很少自己做出决策，他们倾向于在委员会内分散决策权力和责任，对于一个新问题，他们的第一反应就是要成立一个委员会。这样势必会出现许多临时性的委员会，问题是往往在不同委员会之间会出现职责重叠的现象，而不利于问题的处理。
　　——《高速增长中的低度政治发展──泰国模式分析》 陈晓律 李国民

　　泰国官僚是世界上少有的延续了几个世纪的传统机构。本世纪泰国社会经济的迅猛变化，无疑对官僚制度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但官僚的地位并未受到根本性冲击，传统的官僚价值观依旧根深蒂固，只是在选拔官员的程序上吸取了西方现代文官制度的某些长处，这深刻说明泰国官僚制度具有独到的稳定性，也说明经济发展并不能自发地改变社会的价值观念。
　　——《高速增长中的低度政治发展──泰国模式分析》 陈晓律 李国民

　　在泰国的政治体制中，泰国的王室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在很多发展中国家，随着政治的变革，王室几乎都被废除或是仅成为一种象征，但泰国的王室不仅被保留下来，而且还继续发挥作用。虽然国王不直接从事政治，但由于泰国的政局动荡不定，每逢这样的时刻，国王就可以出来表明自己支持哪一个政党或是政治派别，从而成为政坛上一个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国王的这种作用，也与泰国的政治文化传统有关，在泰国人民的心中，王室是泰国的象征，也是他们的一种精神支柱。随着现代政治进入人民生活中所引起的动荡，反而使泰国人民对王室寄予更大的希望，因为王室超越于一般的政治，成为一种整体国民利益的象征，也成为他们在动荡的政治局面中唯一能获得安慰的精神寄托，所以，王室象宗教一样已经成为泰国人民日常生活中一个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但王室的这种作用却进一步强化了传统的政治信念，并且使得官僚对实际政治的运作有了更强的控制能力。因为国王不可能对实际的政治过程进行控制，而变换不定的政治领导人也使任何一种政治力量都不可能长久控制政局，结果，官僚最终成为唯一能使政治正常运转的有组织力量。
　　——《高速增长中的低度政治发展──泰国模式分析》 陈晓律 李国民

　　泰国的经验表明，传统的政治体制未必不能有助于现代经济发展，反过来，经济发展却不能自动地带来政治的发展。在贫穷的基础上不能建立有效的现代民主政治，这已经为世界历史的进程所证明。但在一个较为富裕的基础上是不是就能自发地建立起民主政治？泰国的发展模式证明这是不可能的。经济发展的成就为进一步的政治发展奠定了很好的基础，但政治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它不可能在一夜之间摆脱自己的历史和传统建立起全新的体制。如果说经济发展意味着给大部分人提供了致富的机会，从而很容易获得人们的拥护，而政治发展则不仅意味着权力模式的重新构建并使得一些人有可能丧失自己拥有的特权，同时也意味着一个民族的政治文化价值的转变，换言之，政治发展意味着整个民族的整体现代化，也意味着人的观念的彻底现代化。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这样认为，真正的政治发展比经济发展更为艰巨、更为困难，一个民族必须付出比经济发展更为艰苦的长期的努力，才可能在政治现代化方面取得相应的进展。
　　——《高速增长中的低度政治发展──泰国模式分析》 陈晓律 李国民

　　现代化过程肯定不是学者们在理论预测的那样一曲美妙动听的乐章，它隐含着激烈的利益冲突，这常常被人们称之为现代化过程中的“阵痛”，但却往往忽略了这种阵痛的实质。事实上，一个国家的这种内部冲突往往会给它今后的历史进程打下难以磨灭的深刻烙印，不仅如此，如果未能很好地协调这种利益冲突，还会阻挠和破坏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甚至出现历史性的大倒退。因此，采用何种方式协调工业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利益冲突，则一个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关键性问题之一。
　　——《发展与挫折》 陈晓律 

　　英国模式是一种渐进妥协的模式，按这种模式进行利益协调引起的社会动荡最小，但它的特点是现代化过程相对缓慢，需要足够的耐心和时间，除了第一个工业化民族能享有这种优惠条件外，其他民族想步其后尘慢慢“悠”着来就不可能了。
　　——《发展与挫折》 陈晓律 

　　尼日利亚曾获得了一个难得的经济恢复时期，生产增长率曾一度达到７％，以至一些人认为它已开始成为非洲巨人。但是，自８０年代中期起，尼日利亚重又陷入了政局不稳的混乱，使得它的发展前景一片暗淡。尽管尼日利亚拥有无可争辩的有利条件：石油和天然气可以保证给它带来巨大的收益，按照目前每天２００万桶的开采速度，尼日利亚石油的探明储量仍可供开采２７年；它的劳动力既多又熟练，据世界银行统计，雇用一名尼日利亚纺织工人的成本仅为一名美国工人的３％。但迄今为止，尼日利亚工业化的程度以及它的经济发展，基本上没有改变该国的经济结构，也未改变它与世界市场的关系。
　　尼日利亚的经验证明，伊博人主动挑起的内战不仅未能象美国南北战争那样消除本国发展道路上的障碍，也未能创造出一种新的利益协调模式（如果说有的话，就是除了贪污还是贪污，每一派的人上台后都尽可能地为自己拼命地捞一把），反而给整个民族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因此，这是一种失败的发展“模式”，失败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中央政府未能采取明智的政策，建立一种合法而又切合实际的利益协调机制，以至整个国家在向现代化进军时失去了应有的平衡和稳定。这样，尼日利亚想成为“黑非洲经济火车头”的发展愿望只能是一个十分遥远的回忆，甚至没有人指望这个在发展道路上遭遇失败的国家，能寻找到任何一种摆脱困境的方法。 
　　——《发展与挫折》 陈晓律 

　　由发展而引起的社会转型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如何减缓这一过程中的痛苦，当是每一个雄心勃勃的执行现代化计划的政治家需要认真考虑的事。如若处理不当，必然导致一个国家或民族现代化进程的失败。当然，如果某些痛苦是不可避免的话，它应该更多地属于那些正逐步被淘汰的集团和阶级，这或许是一条最重要的原则。
　　——《发展与挫折》 陈晓律 

　　厉以宁先生认为，作为英国经济衰落的典型现象，即“停停走走”的英国病的产生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原因：经济因素，政治因素，社会因素和文化因素。而经济因素主要是随着“世界工厂”地位的丧失后随之产生的一系列消极的因素，在英国世界工厂地位丧失后，原来的优势开始转化为一些沉重的包袱，这些包袱包括：陈旧的生产部门，墨守陈规的技术，落后的经营管理方式等等。陈旧的生产部门是指在英国经济中长期占主导地位的主要是传统的工业部门，新的生产部门发展迟缓。这些新的经济部门主要是指在本世纪初才发展起来的一些技术部门，而且它们的发展至今还遇到很大的阻力。墨守陈规的技术是指英国企业界对待技术引进和技术力量培养两方面而言。英国企业界的基本态度在很长时期是保守的，它不愿采取国外的先进技术，也不重视技术教育，以至于在技术上缺乏创新，因循守旧。落后的经营管理方式是指英国经济中长期保持了资本主义初期的那种传统的经营管理，无论是企业经营规模和组织还是企业的管理工作都大大落后于美国和德国。这一切不仅削弱了英国工业的国际竞争力，而且加速了英国的资本外流。利润率过低或利润率下降的趋势迫使英国资本流向国外，这一点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不同，即资本的大量输出并不是与垄断统治在国内的确立直接联系在一起，而是在垄断统治确立之前，就因资本无法在国内被充分吸收而涌向国外了。资本过早地涌向国外，又反过来影响英国经济的增长率，使得英国工业在世界竞争中的地位进一步削弱。　
　　——《现代英国衰落的历史启示》 陈晓律

　　英国在自己的全盛时期一直鼓吹自由贸易的政策，因为这对英国的出口十分有利。
　　——《现代英国衰落的历史启示》 陈晓律

　　绅士的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把追求一种田园式的生活放在首位，当中产阶级把绅士作为自己的形象来效仿时，他就把自己赖以成功的工业精神丧失了。正如韩德森爵士所说， “英国的生活方式，即专心致志于追求悠闲的生活而非工作，总归要优于其他国家的生活方式，……我们社会生活所达到的某些深度，确实别的国家所未能达到的。这种生活方式确实有其无法估量的价值。……根据历史经验，在我看来，一种生活方式，比如说象我们自己的那种生活方式，是以比较良好而且稳定的经济为基础的。因此一旦客观条件发生变化，如果还以为这种生活方式仍然肯定会保持不变，那就错了……”　
　　事实上，甚至就在英国的维多利亚极盛时期，英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的虚弱之处也是十分明显的。从地理上看，英国只是一个不大的岛国，它的人口在1890年时也不过37,400,000人，它的主要竞争对手无论在领土面积或人口总数方面都超过英国，英国甚至连保卫自己的利益也需要仔细的外交考虑。英国能在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保持着自己的优势不被侵犯，在很大的程度上得益于英国人的创新精神。这种创新精神表现在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工业的各个领域，首先在棉纺工业，随后是钢铁工业，然后在铁路部门，英国人都走在了世界其它各国的前面。这种不断的创新精神有效地动员了英国的人力和物资资源，并在英国工业革命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使得英国能在很长的时期内战胜自己的竞争对手。这种不断的进取和创新精神，就是所谓的工业精神。
　　——《现代英国衰落的历史启示》 陈晓律

　　英国17世纪的革命最终将权力从国王转移到了议会手中，这本来是一次巨大的胜利，然而，善于妥协的英国人却半途而废，拒绝将自己的胜利用制度化的形式固定下来，结果，英国人没有成文的宪法来保卫自己的权利，包括各种工业组织的合法权利，使得人们在处理很多事情时只能按照习惯进行。至于这些习惯是否合理，是否需要进一步的变革，是绝大多数英国人在自己处于顺境时根本不愿去考虑的事。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英国人在不断取得工业革命进步时，却同时保留着因循守旧的保守主义传统了。反映在政府的结构和设置上，则是不到万不得已，政府决不会主动适应形势进行变革，在英国经济顺利发展时也许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在面临激烈的国际竞争时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现代英国衰落的历史启示》 陈晓律

　　在人类的社会发展中有一个普遍的现象，即任何个人在单独捍卫自己利益时都不如组织起来更为有效。这种趋势迫使任何一个试图捍卫自己利益的个人，只要有可能都尽量地组织起来以便为自己谋取最大限度的利益。其结果是一个社会总是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若干利益集团，而每一个利益集团从本质上都是想为自己谋取到最大利益。如果这些利益集团在相互的讨价还价中不能达成有效的妥协，则社会经济的效能就会大受影响。
　　这些利益集团往往把自己的小集团的利益放在首位，并且为了谋取自己小集团的利益而不择手段。用博弈论的观点看，这是一种零和对策的行为方式。如果一个社会的各个利益集团在讨价还价的过程中不能有效的达成协议，或者要很长的时间才能作出决定，那就会使社会在任何需要协商的事情中都不能作出有效的决定。而事实上，根据曼考尔·奥尔森的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可能使各个利益集团形成完全以公共利益为基础的组织结构，这些利益集团总具有自己特定的利益取向；其次，由于人们天然的保守心理，（即对不熟悉的事物是否有利于自己持怀疑态度）这些利益集团往往并不能有效地判断自己的真正利益。于是，一个具有相对不变的边界的稳定社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总是倾向于加速产生各种采取集体行动的共谋集团。第三，组织结构较小的利益集团比较大的利益集团能更为有效地捍卫自己的利益。也就是说，小的利益集团往往有与他们的人数不相称的能量。第四，特殊的利益集团总是以牺牲社会的效率来增加自己的收入，并使得政治生活更为分裂。　
　　利益集团的形成在每一个社会都是不可避免的，如何清除这些既得利益集团在发展中的负面影响，是每一个社会都必须面对的问题，也是迄今为止尚无良策可以有效解决的问题。相对而言，在一个社会发展阶段上历史越久的国家，它要清除这些利益集团就越困难，在社会的进一步的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阻力就越大。英国是第一个工业化国家，它在这方面所背的包袱自然也就最沉重。
　　——《现代英国衰落的历史启示》 陈晓律

　　英国衰落的原因在某种意义上是与它兴起的原因一致的。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在很多方面是“摸着石头过河”，它只能在探索中一步一步积累经验，并在失败与挫折中一点一点地进行调整。英国成功了，成功的原因事实上并不证明英国式的经验一定就是最好的，而只是当时英国没有更强的竞争对手而已。然而，英国人却为自己的成功所陶醉，并没有认真地总结自己成功的经验，反而将一些弱点作为自己的长处保留了下来，在一些重大的问题上，英国人事实上并没有完成现代化的任务。比如，英国的现代国家建设的进程一直很慢，以致至今尚未有一部成文宪法。英国人自己通常以这一点为自豪的资本，以为其显示了英国式的自由。但恰好是这一点构成了英国衰落的主要因素。任何一个现代国家都有一部成文宪法，它不仅确定老百姓的权利，更重要的是它界定了政府的组织机构的责任，从而决定了这个国家应该如何管理。由于英国在历史上一直没有一部成文的宪法，结果使得在光荣革命后产生的英国政府机构基本上还是贵族式的，不仅使英国人在历史上取得的成果没有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而且使得英国人在面临各种新的挑战时总是不能立即作出有效的反映。如二战以后，德国与日本尽管战败，却迅速调整了自己的位置，开始了新的工业发展。而英国在二战后丧失了自己的殖民帝国后，却迟迟未能调整好自己应扮演的角色，美国前国务卿艾奇逊曾说，英国在失去帝国之后，还没有给自己找到另一个角色。　以致在新的发展机遇中又慢了半拍。在其它很多问题的处理上都是如此。在工业革命初期，慢慢依靠自己的经验摸索也许不算一件坏事，但在一个瞬息万变的信息时代，事事依靠自己摸索显然已经落伍。在这个意义上，英国政治机构的现代化任务还未彻底完成，它还需要进一步的现代化。如果它在完成这一任务前居然能够在世界新一轮的发展中继续领先，倒反而是一件令人惊奇的事了。
　　而英国由于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已经极大地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并且已经习惯了自己获得成功的那种生活方式，它在继续创新以保持自己民族的活力方面比其它民族就显得更为艰难。因为人们很难放弃自己已经习惯的较高的生活水准，重新在一个较低的起点上开始艰苦奋斗。即使少数知识分子能够认清形势，提出解决危机的方法，也很难为大众所接受。二战后英国历届试图有所作为的政府在医治“英国病”方面最终都无果而终，与这种大众惰性有十分密切的关系。这种现象证明了一条原理，即一个民族一旦落后，要想重新赶上去需要付出比原来落后的国家更加沉重的代价。
　　——《现代英国衰落的历史启示》 陈晓律

　　在英国人的潜意识中，他们渴望的是一种宁静的生活，而这种渴望却也同时与缺乏主动性，缺乏野心和进取精神以及对公共事务的热情联系在一起。所以，从这一点来看，在21世纪英国对世界的贡献应该是有限的，它已不可能再为人类做出它在20世纪所做出的那些贡献了。
　　——《现代英国衰落的历史启示》 陈晓律

　　从英国衰落原因的分析中我们或许可以得到这样的启示，那就是任何一个民族的发展都需要一种精神的动力和支柱，没有这样一种精神的动力，任何发展都难以持久。而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原有的艰苦奋斗精神总会逐渐消退，这是一种不以任何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趋势。要保证原有的奋斗精神不致丧失，在制度化层面上的变革就不可避免。换句话说，一个民族的创新活力既取决于它的精神层面，也取决于它的制度层面。从巩固胜利成果的角度看，制度层面的变革显得更为重要。
　　——《现代英国衰落的历史启示》 陈晓律

　　英国作为一个面积不大的岛国，由于最先开始了资产阶级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抢占了不少殖民地，而一度在世界上发挥了与它实际能力不相称的作用，成为一个所谓的日不落帝国，即我们所说的超级大国。但这种过度的膨胀本身就是不正常的，“消肿”只是时间的早迟而已，现在英国的地位在某种意义上只不过是回到了它应有的位置上。就此我们可以这样说，每一个民族国家都不可能长久地“受惠”于历史的机遇，它只能也只应该发挥它实际所拥有的能力。
　　任何国家在当今世界上要想凭借某种优势长期地为本民族捞取不适当的利益，即使一时可以得逞，也是很难持久的，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也是我们在对英国衰落原因探讨的过程中所得到的最重要的启示。如果不能正确地给自己定位，总是试图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作用，把国际事务看成是自己的国内事务，捞取不适当的利益，承担不适当的义务，任何强国都会衰落，在这个意义上，“超级大国”只是一个即将衰败的代名词。我国的领导人宣称中国现在不作，将来永远也不作超级大国，实在是一种具有深刻历史眼光的明智决断。
　　——《现代英国衰落的历史启示》 陈晓律

　　帕雷托认为，一个社会总是分为两类人，一类为狐狸型，狡诈、大胆、机敏、迷恋于创新。另一类为狮子型，踏实、保守、尊重传统，喜欢靠实力而不是靠机敏办事。两类人都可能上升，当代表对制度和思想进行创新和重组的基质占优势时，狐狸型的人上升，成为统治者；当代表崇拜、捍卫现存秩序冲动的“保持群体的基质”占优势时，就会把狮子型的人推上台。而一个社会最理想的状态则是在两类人物之间保持一种平衡。此外，也可从另一角度将社会分为两类人，即杰出分子与非杰出分子。杰出分子又分为执政型与非执政型，非执政型杰出分子即指各行业中上升到顶端的成功者。因此，既有律师和工程师中的杰出分子，也有小偷和妓女中的杰出分子。引人注目的是，帕雷托完全用一种动态的观点来分析这一现象，他认为，这些杰出分子不是固定不变，而是不断循环，每个社会都是个人不间断地从下层上升到上层，因此，每个杰出分子最后都会归于消灭。这样，他就提出了他的一个著名论断：“历史是贵族社会的坟地”。凡是想阻止杰出分子循环的社会都会停滞和凝固，最后不可避免地毁灭。帕雷托相信杰出分子的循环同人们积累财富的容易程度成正比，因此，一个自由企业的资本主义制度最有利于社会的福利。
　　——《对民主的历史思索 》 陈晓律

　　如果我们承认现代化是一个社会的总体变化过程，我们就不能不承认精神因素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人们不可能在割裂传统的基础上发展，但也不可能照搬传统，只有处理好传统与变革的关系，才有可能顺利地完成现代化的任务。由于宗教或类似的道德制约因素只能在从传统到现代社会的过渡期间才能有效地发挥它的的作用，现代社会已不可能重新找回这种制约力，而在一个物欲横流的现代社会如何建立新的合乎社会实际的道德规范，重塑人类的理想主义的大旗，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用我们的话说，就是如何处理好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问题是现代化的关键性问题。在这一过程中，社会精英，尤其是知识分子的主动作用是必不可少的，这或许是我们在回顾世界现代化进程后所得到的最重要的启示。
　　——《传统与现代性》 陈晓律

　　第三世界发展的一般规律是，经济发展推动了社会发展，而社会中产阶级力量的增强使得他们不断提出民主化的要求，并最终使整个社会的政治体制发生民主化的变革。如果马来西亚按这种规律运行，它迟早也会转变为真正的民主国家。而马来人特权无疑是马来西亚通向民主制的最后障碍，因为民主原则不允许社会的某一部分人以任何借口享受任何特权。尽管最后的发展趋势尚无法准确地预测，但马来西亚的经验至少向我们证明，一个以权威和民主相互配合的政治体制，能够在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国家中长期存在下去，因为这种体制比单纯的独裁或民主的体制都具有更大的弹性。而现行的马来西亚政治体制中的民主，不是基于民族的整合，却是基于社会各种族社团的分裂。也就是说，民主在这样的国度中并不具有西方政治学的含义，而是一种分裂社会的粘合剂。
　　如果民主不仅仅是能够让社会各个集团的利益得到公平和有效表达的政治形式，而且也是将一个社会能够联结在一起的粘合剂，那么，民主在东方社会中的意义和作用就值得重新定义和估价。也许，这种“管理型民主”更适合东方的国情，从这个角度看，马来西亚的政治发展具有某种普遍的意义。它表明，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不仅在工业化方面会形成和西方发达国家不同的特点，而且在政治方面也会形成自己的独有形态，这种形态很可能不仅是一种过渡的形式，而且会作为一种文明的形态长久地存在下去。它不会对民主的基本理论和原则提出什么严峻的挑战（正如一些西方学者所担心的那样），而只是用一种自己和平的方式证明，工业文明和人类的现代化，可以通过不同的途径实现，西方的发展模式是成功的，但不一定就是最好的，更不表明一切民族都必须完全机械地效仿这种模式。事实已经证明，人类的文明是一种多元化的文明，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也是这样。不同的工业或是现代文明可以在一个一体化程度更高的世界上共存，而由原来的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所创造出的政治发展与经济发展的模式，将会给人类的新一伦文明的创建提供某种具有活力的因素，它不会激发起“文明的冲突”，而只会使21世纪的人类社会具有更加丰富的色彩。
　　——《在民主与权威之间》 陈晓律

　　所谓对敌心战宣传，乃是对敌国的国民和官兵的思想、感情、意志以至行为进行遥控。是做自己的敌人的“思想政治工作”。对敌心战宣传的成功与否，是同理解敌对国军民的性格和思考问题方式的深浅程度成正比的。只有能全面、深入地理解敌国军民的人，才能使自己的心战宣传谋略、内容、方式、方法与宣传对象的思想基础、情趣特点、思维方式相匹配和偶合，才有可能做好这项“遥控”工作。然而，从事对敌心战宣传的人，仅仅做到知敌，那还远远不够。因为在战争这一充满“未知数”的动态活动中，敌国军民的心会因战事、战况、战机等实际情况的变化而发生相应的变化，而且有时甚至是令人难于琢磨的变化，其思想和情绪以及需要的波动和变化是迅速而无常的，对敌心战宣传的组织、谋略者必须能准确无误地推测出既无法用肉眼发现，又不可能深入实际调查清楚的敌国军民的心理变化的动态趋势。否则，就无法进行对症下药和积极诱导。在战争中，不能实地去考察敌国的社会，想了解复杂的、活动的敌国军民的心理，能且仅能靠有限的情报来进行推测和想象。况且，对敌心战宣传的效果，完全依靠于敌国军民对宣传者的感情、思维方式和所传播的宣传信息及观点的自觉认同。
　　——《现代战争心战宣传研究》王玉东

　　“从事对敌心战宣传的人，仅仅做到知敌，那还远远不够，至少应当在双方开战以前，在那个敌国住过三年以上，并且在战火发生的时候，与他们国家的大多数人有同样的感觉，和那个国家的人做出同样的反映。总而言之，要有能站在对方的立场上看待事物的心境，具备了这个心境，才能在对方国家的社会上制造出‘有利于心战宣传的气氛’，才能使敌对国的军民感到‘你是自己人’，是一个‘公道的人’。是一个‘没有偏见的人’，才能使你的心战宣传对象自觉自愿地把身子蹭过来，听听你的见解。”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的对敌心战宣传广播室事务官加滕阳三，在确定选拔对敌心战宣传人才标准时特别作过的一段说明。如果说他提出的“至少要在开战前在敌国住过三年”的标准有些过于苛刻的话，那么，他所论述的合格的对敌心战宣传者在对敌心战宣传中所应具备的心境和态度，是不失现实意义的。
　　——《现代战争心战宣传研究》王玉东

　　从战争的形态上看，战争，不外乎进攻(包括战略反攻)与防御两大类型。从战略上看，偏爱进攻，尤其是先发制人的进攻者居多。军事理论家们普遍认为，进攻的一方比防守的一方更具有精神优势。
　　两军相遇勇者胜。克劳塞维茨在给勇气下定义时指出：“军队由于意识到自己是进攻者而感到自己占优势”。这是一种自我鼓舞的主观感觉。在战争中，进攻一方往往经过长期的、周密的酝酿准备。蓄之既久，其发必速，进攻者感觉自己具有优势，居于主动地位，犹如饿虎将要扑向孱弱的羔羊。约翰·霍兰·罗斯指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法国人乐于听凭拿破仑驱遣。拿破仑“焕发了法国人和意大利人的一切才能，鼓舞他们投入狂热的活动”。既使在莫斯科战役惨败之后，一旦拿破仑重振旗鼓，法国士兵仍然“热情洋溢……精神振奋”。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人一度因初期的胜利而“得意洋洋”，而日本人民和前线土兵也因乘胜挺进而“欣喜若狂”。
　　正如打仗的时候，胜利常常属于有着旺盛进攻精神的人一样，对敌心战宣传也需要高度的进攻精神。
　　——《现代战争心战宣传研究》王玉东

　　在全球一体化，在国际交往越来越频繁国家之间更紧密地相互依存的今天，如果在和平时期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思想、文化上已经被战胜，那他必然走向衰落，根本就不需要破坏他的网络，更不需要大举被入侵。所以，赢得和平时期的“网络思想战”，才是赢得国家安全的关键——不论是对外抵御侵略，还是对内巩固政权。
　　——《网权论——数字时代的思想战争和民族战争》 议宣

　　一个国家的思想文化市场也必须与人们对思想文化产品的供给、需求相适应。如果本国的思想文化生产不发达，不能提供足够的精神产品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更缺乏向外输出精神产品的能力，那无疑将是很大的弱点。同时，如果本国思想学术界派别林立，彼此割裂、水火不相容、混乱不堪，那就更是弱点了。
　　——《网权论——数字时代的思想战争和民族战争》 议宣

　　思想制网权取决于原创思想的实力，透过网络的海洋传播，影响到世界各地的大学、研究机构，进而影响到其他国家民族的文化。哪一个国家或民族赢得了制网权，就主导了未来的世界思想文化。就像一个世纪之前赢得制海权一样。
　　——《网权论——数字时代的思想战争和民族战争》 议宣

　　一个国家在向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必然要放弃一些传统的思想。如果不能成功找到新的思想文化定位，必然导致现代化转型的失败，而处于无所适从的混乱状态。什么是一个国家民族文化传统的核心？什么是现代化转型中必须抛弃的思想糟粕？在中华民族这样一个有着悠久传统的民族，这是现代化转型中争论的核心问题。
　　——《网权论——数字时代的思想战争和民族战争》 议宣

　　黑格尔在他的《哲学史演讲录》中提到孔子时说：中国人把孔子的教训当作权威来尊重，但孔子的理论只是一种道德哲学，甚至不过是一种在哪一个民族那里都找得到的“常识道德”，其中毫无出色之点。“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从里面我们不能获得什么特殊的东西。”黑格尔甚至还说：“我们根据他的原著可以断言：为了保持孔子的名声，假设他的书从来不曾有过翻译，那倒是更好的事。”语言尖刻，竭尽嘲讽。至于孟子，黑格尔认为，他的著作也是道德性的，而且比孔子次要，就更不值得多提了。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黑格尔对《易经》的评价比《论语》要高。他把《易经》理解为“论原则的书”，“包含着中国人的智慧”，它“反映出中国人也曾注意到抽象的思想和纯粹的范畴。”
　　——《人权宣言》与法国大革命 议宣

　　一个国家的社会资源总是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的，不论是民主国家还是专制国家。
　　只不过在民主国家中，这些“少数人”处于“被多数人选择”的地位，
　　社会资源的利用更多地体现了“多数人”的意愿；
　　而在独裁国家，那些“少数人”是“无从选择的”，
　　对社会资源的控制是绝对的，社会资源的利用只体现“少数人”的意愿。
　　在民主国家，社会资源的转移惯性（或代价）是比较小的，是比较灵活的；
　　而在独裁国家，社会资源的转移惯性（或代价）是非常大的，是非常顽固的。
　　——看《走向共和》——谈中国的“气数” 议宣 

　　一个执政党并不意味着一党专制。中国的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他既不同于一党制，也不同于多党制，更不是一党专制。虽然现在做的并不完善，但你并不能否认参政党发挥的作用。
　　——山风

　　中国人的几种“不经济”：
　　1、思维不经济。说的想的不一样，为了更好掩盖真实目的，又要想法说得更合理，头脑在为做“两面人”费尽心机，你看多不经济；
　　2、交往不经济。同理，听人家的话，也要一面理解话意，一面又要揣摩其心思，从总体上看，大都成了白费的精力，当然也不会经济。
　　3、决策不经济。虚假伪善风气源远流长，在社会巨变、管理不善时尤劣，必然对决策工作中甄别假信息带来更多无谓的消耗；加上决策者自身文化的非理性（缺乏求真求实的秉性），决策自然不会经济的。
　　4、企业不经济。现代企业的竞争尤同敌手决战。诸葛亮那种对敌的“聪明”自然被很多中国企业奉为“圭臬”，哪知道，那正是丧失诚信的思想基础呢。在当前“三角债”、“假冒伪劣”横行下，企业不经济就不用多说了。
　　——宝剑

　　现在中国的知识分子有个弱点，就是不喜欢人家说自己的缺陷，更不愿意自己说自己的缺陷。
　　——《对中国现代化的忧思》 郑强

　　在中国这个发展中国家，你能建10所世界一流大学，那美国有多少所？日本有多少所？ 现在的实际状况是：世界上前200所大学，中国一所都排不进！在亚洲能排出几所？我到国外去看了以后，感到要将浙大建成世界一流大学就像共产主义理想，我们永远要努力！
　　——《对中国现代化的忧思》 郑强

　　我们整个国家民族工业的基础极其脆弱，这几年我在日本商店购物，日本的袜子、手巾、低档毛衣、低档服装全都是中国产的，这是否感到光荣？其实，我们所谓的外资合营企业，所引进的东西，真正有科技的含量极少，这就是我们的天真，就是我们领导的天真！比如，东京这么大的城市，全部的电视频道就只有６个，杭州有多少个？这是很清楚的。拿什么钱吃什么饭，我们现在是在吃国家的饭，所以，开了这么多频道不怕赔也不怕赚，而日本就不能这样。我在日本１０天，没有看到一条有关中国的消息。 广岛亚运会在日本召开时，有哪一个中国人得金牌的镜头能在日本的电视上看得到？日本人喜欢下围棋，但他不知道聂卫平是谁。我国现在是需要国际化，但国际化了以后连自己的祖宗是谁都不知道了，连自己的民族文化是什么都不知道了，所以我要说，改革开放２０年，我们到底在经济上，科技上得到了什么？好的是有的，但作为一个科学家，我要深思：我们在高科技上得到了什么？日本、韩国、美国基本都是把国内不能生产的、低价的东西转移到第三世界国家来生产。你并没有得到高科技，你以为他会给你高科技吗？不会的！比如汽车，我们联营了这么多家，但日本的汽车技术，比如丰田，都是第二代、第三代之前的，他不会给你先进的！为什么现在柯尼卡、柯达、富士在中国“大跳水”？就是要挤跨乐凯，这个中国现在剩下的唯一一个国产胶卷！等哪一天乐凯垮掉了，国外的胶卷就会全部涨价！现在在中国卖的进口胶卷比日本、美国的都便宜，这就是倾销！ 这一点中国人并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的大学排不进前200名？因为规定要有800篇ＦＣＡ的论文才能进入前200名。为什么浙大好不容易搞了10年的科研却没有钱？教授的论文写得少了，平均一个教授没有一篇，像我这样一年能写５、６篇的很少。为什么？中国的教授一个月的工资平均只有1500元，相当于170美元；美国的教授拿多少工资？他的一篇文章值多少钱？为什么会是这样？所以，我非常担心这样下去，再过５年、10年，你到底还有些什么东西？这样恶性循环后，我们基本上没有自己的工业了！我不赞成“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过若干年再看看，将会是什么样子？
　　——《对中国现代化的忧思》 郑强

　　中国现在教育特点应该是让全民得到教育，而不是去培养少数的专门人才。
　　——《对中国现代化的忧思》 郑强

　　中国的前途在于国家与市场共同主导的混合经济，在于司法主导的制衡机制的建立。
　　——《工程师治国－－中国政治风景线 》 伍俊飞

　　惟有振兴中国的社会科学，才能振兴中国的服务业。
　　——《工程师治国－－中国政治风景线 》 伍俊飞

　　在毛泽东时代，中国知识分子整体地位极为低下，但相对于人文社科类而言，理工科从业人员待遇稍为优厚。这一时期，中国的人文社科地位一落千丈。作为该领域重镇的中国人民大学更是一度被迫关闭。人文社科被泛马克思主义化，严重教条化。人文社会科学本来就是讨论性的，可由于原教旨主义盛行，正常的学术探索往往被视为异端。许多人为避祸，在选择职业时，对人文社科避之如虎狼。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马克思主义作为西方文明的一个支流，在大陆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在计划经济模式下，国民经济的管理被严重党务化，简单化。对社会本身的研究被认定由马克思主义一劳永逸地解决了，因而社会对政治、经济、法律、管理等与社会结构精细化相关的人才需求不大。
　　——《工程师治国－－中国政治风景线 》 伍俊飞

　　任何西方国家的政治都是精英型而非真正民主的。大众的参与对国家的政治运作至关重要，但其意义并不在于大众能决定国家的政策，而在于大众能制衡或选择 精英来统治自身。
　　——《工程师治国－－中国政治风景线 》 伍俊飞

　　缺乏诚信，再加上猜疑，就足以解释为什么中国人经常交谈了很长时间，却没有谈出任何实质性的内容，对外国人来说，中国人不可理喻，主要归咎于他们虚伪。我们不知道他们在希求什么，但总觉得他们的言谈背后隐藏着更多的东西。因此，当一个中国人走到你跟前，贴在你耳边，神秘地告诉你一个你感兴趣的中国人的事，你不可能不心头一沉。你不能确定他是在说事实，还是在诬陷那人。你也从来不能保证中国人的最后通牒真的就是最后的。
　　——《中国人的性格—— 缺乏诚信 》 亚瑟·史密斯 

　　最能说明中国人虚伪的，是他们对待孩子的态度。孩子们从小就学会不诚实，而且无论孩子本人，还是施教者竟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孩子还在牙牙学语、朦朦胧胧懂话的时候，大人就告诉他，要是不听话，藏在大人袖子里的怪物就会出来咬他。
　　——《中国人的性格—— 缺乏诚信 》 亚瑟·史密斯 

　　各级官员经常颁布的文告，就是一个独特、简明的例证。这些文告篇幅冗长，文辞华美，内容繁杂，表现出高尚的道德境界。唯一缺少的就是真实，因为这些华美的命令并不准备让人们去执行。这一点，写的人和看的人都很清楚，从不会发生误解。“中国政客的生平和公文，就像卢梭的《忏悔录》，情感高尚，而行为卑鄙。他砍下十万颗头颅，却引用孟子的话论述生命的神圣。他把修筑堤坝的钱塞进自己的腰包，导致河水淹没一个省，却为人民背井离乡而哀叹。他高声痛斥发假誓的人，却在签定一项协议后，私下里说，那不过是一时骗人的玩艺儿。”勿容置疑，中国也有公正无私的官员，不过很难找到而已，而且，他们的生活环境，使他们处在孤立无援的境地，无法如愿以偿。把最有机会了解中国经典的人的处境和这些经典的教义比较一下，明显可以看出，他们在引导社会走向更高一种境界时，是多么的无能为力。
　　——《中国人的性格—— 缺乏诚信 》 亚瑟·史密斯 

　　中国人把不信任别人看成很自然的事，其理由他们心里都很明白。这种状况使得中国的前途充满了不确定性。这个民族不是由精英分子来统治，相反，掌握全部权力的是帝国中最卑鄙、无耻的家伙。一位聪明的道台，对外国人说：“皇帝以下的所有官员都是坏蛋，全该杀掉，但是杀了我们没有用，下一任仍会和我们一样坏。”中国谚语说，蛇知道自己的窟在哪儿。另一个很有意味的现象是，中国的官僚阶层受到商人阶层的极度不信任。他们知道，所谓的“改革”，不过是一层表面的外壳，不久，就会脱落。一个中国的泥瓦匠，花了很长时间，用没调和好的灰浆抹平盖得很糟的烟囱与屋顶，可他心里很清楚，第一次生火，烟囱会四处冒烟；第一次下雨，屋顶会漏水。在中国，这不过是一桩极平常的事。 
　　在中国，开发资源所需要的各种知识都十分丰富，各类人才应有尽有。但是，假如没有建立在真诚基础上的彼此信任，这一切都不足以使帝国复兴。 
　　——《中国人的性格—— 缺乏诚信 》 亚瑟·史密斯 

　　今天的中国能够维护自己和平安定的外部环境，与中国的和平外交政策密切相关。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是中国外交政策的一贯宗旨。这种谦逊、平和、乐于助人的政策使我们能够多交朋友、少树敌人，这与美国的对外政策形成了鲜明对照。瓦解恐怖主义的根本，在于奉行和平的外交政策，逐步缩小南北差距，消除产生恐怖主义的土壤。
　　——《稳定，就是幸福》 林治波

　　历史的苦难和世界的动荡，让我们更加深切地懂得和平安定的可贵，更加珍惜得来不易的和平发展战略机遇。因为，按部就班地到办公室上班，津津有味地在饭馆里就餐，悠然自得地在公园里散步，这种平平常常的工作和生活并不是每一个国家的公民都能享受得到的。
　　更重要的是，中国的安定是一种充满活力的安定，我们一面感受着安定的祥和，同时又收获着发展的果实。当然，我们也有自己的种种问题，有些问题还相当严重；但我们有能力有信心解决好自己的问题，排除一切艰难险阻，把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国家。
　　——《稳定，就是幸福》 林治波

　　中国的富豪们好像总是背负着原罪的十字架，如果不非法经营，他们就无事可成。实际上，中国的不少富豪之所以能够一夜暴富，并非仅仅在于他们的违法乱纪经营，也并非在于他们本性的原罪，而是在于他们利用我们制度本身的不完全性或缺陷，进行钱权交易。因此，我们对这些问题的清查及改革，其实质就在于完善制度安排，杜绝钱权交易的可能与机会。不从这里入手，不仅中国的富豪无法从原罪中走出，也难以遏止国内高官之腐败。
　　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转轨一直处在过程中，旧的运作规则与制度一直为新规则与制度所调整与代替，而每一次调整与替代都是一次利益重新分配。正是由于这种转轨经济的利益重新分配，权力与金钱的交易也就一刻也没有停止过。许多有权者或者无权者，都在试图用这种权力的调整谋取财富。中国一批又一批的富人也在这过程中出现了。而这种由权力分配财富的机制，自然导致钱权交易、导致了腐败盛行。
　　——《 富人如何从“原罪”中走出》 易宪容

　　已有的研究表明，大量的经济腐败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国家捕获，它主要指的是公共部门或私人部门的个人、群体或企业为了其自身的利益，通过向政府官员提供非法的、秘密的个人报酬方式来影响法律、规章、法令和政府其他政策的制定；二主要指的是通过向政府官员提供非法的、秘密的个人报酬的方式来为政府或非政府的参与者提供报酬，故意扭曲现行法律、规则和规章的执行；三主要指的是企业在没有向政府官员提供非法的、秘密的报酬的情况下，对法律、法令、规则和规章制度的制定施加影响。
　　——《 富人如何从“原罪”中走出》 易宪容

　　“原罪税”、“大赦派”和折衷派基本代表了三种主张。三种主张各有千秋，也各有各的风险。如果按照“原罪税”的主张去做，虽然有利于遏制腐败，抑制偷税漏税等不法行为，但其负面效应不仅是民营经济将会受到沉重打击，而且还会加速国内资产的外流；如果按照“大赦派”的主张去做，虽然有利于防止国内资产的外流，但在当前收入差距过大、腐败盛行、民怨甚大的背景下，搞得不好就有可能会引起老百姓的激烈反对，甚至引发社会震荡；如果按照中间派的主张“淡化”处理这个问题，一是在当前情况下很可能做不到，正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二是即使能够做到也解决不了问题，既解决不了国内资产外流的问题，也遏制不了偷税漏税及腐败行为。
　　作为不成熟的观点，我在看法上基本同意“淡化派”的分析，但是政策主张上可能更接近“大赦派”的主张。
　　——《在有原则配套措施的前提下大赦》 魏加宁

　　虽然，欲图改革，必须自环境之改造入手。重心不在表面，而在人心。今日国家社会之所以每况愈下，根本原因，在于吏治之不良，道德之堕落。……中国大半人民，虽其私人道德，亦有甚好者，但脑筋中实无一“公”字之印象。故公家之观念薄弱，已达极点。而对一己之升官发财，譬诸厕所之苍蝇，群相鹜集。故无论何界，苟有一人稍有地位，则其亲戚朋友，全体连带而为其属下，家庭观念之深切，世无其右。当知吾人对于国家社会之义务，应以人民之幸福为前提，不当以个人弥补亏空或物质享受为目的。北大昔日既为群众之导师，今而后当如何引导人民，打破家庭观念，而易以团体观念，打破家庭主义，而易以国家主义，恢复人生固有之牺牲精神。否则，若仅有表面之革命，恐虽经千百次，于国家社会仍无补于事也。
　　——《北大之精神》 马寅初

　　统治者、政治家和国家，都强调汲取历史上的经验教训，然而历史的经验却是这样的，所有的政府和民族都未从历史上学到什么，也从未按历史的经验所制定的原则从事。
　　——黑格尔

　　历史主要就是没有吸取教训的故事。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恩比

　　知识即美德；罪恶仅仅源于无知；有德者即幸福者。
　　——苏格拉底

　　提醒大家注意创造力最能发挥的条件是民主。
　　只有民主才能解放最大多数人的创造力，并且使最大多数人之创造力发挥到最高峰。
　　——陶行知

　　违反宪法是最大的犯罪。
　　——江泽民

　　一切谬误，只要大家可以自由反驳，就不再危险了。
　　——杰斐逊

　　人贵自由，国贵自主。
　　——严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