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讲要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不下真功夫、苦功夫是不行的。
　　——胡锦涛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
　　——胡锦涛

　　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
　　——胡锦涛

　　实行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首先要全面贯彻实施宪法。这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一项根本任务，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一项基础性工作，要长期抓下去，坚持不懈地抓好。
　　全面贯彻实施宪法，必须加强宪法宣传教育，提高全体人民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宪法意识和法制观念。必须在全社会进一步树立宪法意识，维护宪法的权威，使宪法在全社会得到一体遵行。
　　——胡锦涛

　　艰苦奋斗既是我们必须大力弘扬的工作作风，又是我们必须大力弘扬的思想作风，是共产党人应有的政治品质。
　　——胡锦涛

　　当一个国家劳动资源相对丰裕，该国的比较优势就在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如果这个国家遵循比较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为主的产业，由于生产过程中使用较多廉价的劳动力，节约昂贵的资本，其产品相对来说成本就比较低，因而具有竞争力，利润从而可以作为资本积累的剩余量也就较大。而当资本相对丰富、劳动力相对稀缺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就是资本密集型产业，发展资本密集型为主的产业就能创造出最多的剩余。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 林毅夫

　　所谓“反省”，即孔子所说的：“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即按照圣人的教导或约定俗成的社会公德去检讨自己，而且还要“吾日三省吾身”。无非是立足于传统，用既定的观念，对自己进行审察和检讨，旨在为社会所认同，成为公认的翘楚、贤达或好人。其本质乃是检讨而非解剖或批判，是不二而非怀疑或否定。而“反思”则是西方文化传统的产物。从古希腊得尔菲阿波罗神庙门楣上的格言“认识你自己”到马克思所欣赏的格言“怀疑一切”，无不都是立足于变革，不断对自己或社会进行怀疑、审视、解剖或清算，旨在充分发扬自己的天赋，做一个出类拔萃的人。其本质是解剖和批判而非检讨，是怀疑和否定而非不二。
　　从行为的角度看，“反省”的导向大抵是求同，而"反思"的导向则大抵是立异。对于前者来说，大凡成功的行为，便是经验；失败的行为，则多是教训，因而反省的结果无论深刻与否，总是对于现实社会的一种维护。而后者却似乎恰恰相反，往往是力图从公认的成功中挖出教训，由公认的失败中引出经验。故而，“反思”的结果无论深浅，皆意味着对于现实社会的某种否定。所以，一般地说，创业者比较地重视和提倡反思；而守业者则竭力强调和推崇反省。
　　质而言之，反省的本质就是趋同与维护，而反思的本质则是求异和扬弃。所以，中华民族的精英们，“反省”了数千年，终于维护住一个虽有变化而少进化的超稳定结构和“天人合一”"的大一统文化；而西方的精英们，却能在“反思”中不断前进，不但后来居上，而且继续保持着“天人二分”的扬弃活力。
　　——《反思与反省——两种不同类型的思维定式》　野 鹤

　　江山易改，秉性难移，个人如此，民族又何尝不如此？
　　——《反思与反省——两种不同类型的思维定式》　野 鹤

　　在世界处于分裂割据状态的今天，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放弃斗争法则，丢弃忧患意识，都是自懈武装，任人宰割。
　　——《美国何人的天堂？》 赤宵

民主决策过程虽然缓慢，但是某些特定的情况下，其速度是惊人的。
　　——《美国何人的天堂？》 赤宵

　　美国的立国基础是民主和自由，这是整个美利坚民族的信仰，而这种信仰决不分散。美国人，不管他来自何方，对这个信仰都坚定不移。
　　——《美国何人的天堂？》 赤宵

　　按照孔多塞定理（Marquis de Condorcet），假设某一集体的成员在两个方案中进行正确选择的概率平均高于二分之一，且各个成员独立进行投票，那么该集体通过表决实现正确选择的概率随人数增加而增加，无限趋近于一。但是，假设成员进行正确选择的概率平均低于二分之一，那么随着人数的增加，该集体进行正确选择的概率将趋近于零。这表明：民主不仅仅是一个投票表决、多数通过的问题，为了保障投票结果合乎理性，需要向人民提供充分的信息和审议机会，需要尽量减少和防止政党及其它结社组织扭曲投票在反映选民个人意志方面的功能；对专业知识和技术的依赖程度较高的问题（例如人体组织的克隆、专利权的认可）不宜采取投票表决的方式进行决定；在难以进行个人效用计算的价值问题（例如宗教信仰的是非、国家的统一与分裂）适用民主程序也应追加一些限制性措施，等等。在考虑民主与效率问题时，不是采取边沁（Jeremy Bentham）式的功利主义的民主观，把个人效用总量的最大化作为投票和正义的标准，而是应用孔多塞定理，从正确选择的概率的角度来分析民主、自由以及法治的正当性。
　　法治的民主制度就是如此，如果发现有什么弊端，可以通过法治本身的手段通过相应的法律来克服它。虽然可能存在更好的制度，但现在肯定没发现，也决不会是独裁和专制。
　　——lofly

　　中国如果把基础教育的基准放低了，整个社会和受教育者有受益的一面，同样也会出现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和美国出现“民主病”可能并不一样。但由于学生的负担轻了，如何指导学生的课余活动就显得格外重要。如果说现在的应试教育让学生没有丰富多彩的课余活动，那么学生负担一旦减下来，组织学生丰富多彩的课余活动就是必须的，这种课余活动也不能千篇一律，同样需要丰富多彩，把发挥学生能动性，发挥学生的动手能力，让学生参与社会活动和实践都是一些有益的活动，这些活动都有益于学生个性的发展，这是素质教育所期盼的。 
　　说到素质教育，其本质就是全面发展教育，全面发展不是平均发展，而是一个发展个性的教育，所谓个性，就是指一个人生理和心理的特点。这一点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教育实践中，中国的教育学者就讲得非常明白，然而把全面发展理解为平均发展，以及整齐划一的要求学生实现相同的教育结果，也产生于五十年代，这对中国教育确实产生了许多的不利。 
　　—— 《教育基准及思考》 lup

　　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
　　——《我们共同的未来》

　　一个民族必须要有本土的精神，民族的复兴首先在于超越时空与国度的民族精神的复兴。中华民族必须要以中华民族的先进精神屹立于世界，以民族的先进精神找到切入世界先进精神文明的突破口。“中华民族有没有本土的精神，中华民族的先进精神到底有哪些，她与世界先进文化的关系如何”是中华民族以先进精神面貌走向世界必须考虑的大问题。
　　——《论中华民族之本土精神》 李纪兵

　　一个民族精神的先进与否，主要看她是否是以人为本，对于国家来说，最主要看她是否以民为本。
　　——《论中华民族之本土精神》 李纪兵

　　“民族精神”通常与“民族文化、民族凝聚力、民族力量”密不可分：民族文化是民族精神的栖息地，民族精神是民族信仰、民族凝聚力与民族力量的集中体现，研究中华民族的本土精神必须将结合起来。
　　——《论中华民族之本土精神》 李纪兵

　　治国是更需要智慧和坚韧的事业，只有具有高度责任感的政治家才可能默默地为他的民族呕心呖血。
　　——《治国伟人罗斯福》 赵启强

　　美国则拥有当今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无论是核力量、还是常规力量，美国的军事优势都是全面的和压倒性的；而且，美国对战后世界秩序的安排有着自己的考虑，并不满足于担当"离岸平衡者"（offshore balancer）的角色，而是要出任世界的领袖。美国自二战以来维持欧洲均势所要抗衡的对象只有一个，那就是唯一有力量打破欧洲战略平衡的苏联。更深一步讲，美国战后利用苏联的威胁重建了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政治秩序，是从内部而不是外部控制了资本主义欧洲大陆的权力结构。苏联解体后，经济衰落、但政治上尚未被彻底整合、民族性格桀骜不逊的军事强国俄罗斯仍然是美国权力政治的敌人，因此，美国将继续遏制、削弱俄罗斯，阻止它的复兴。
　　——《全球化时代的美国与中国》 岳健勇

　　决定一国经济地位的是该国大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中国迄今没有一家大企业跻身于具有全球竞争力的跨国公司的行列，尽管在过去的二十年中，这些大企业实力上升迅速，但与国际跨国公司相比，竞争力仍然极度虚弱 。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信息技术革命，极大地加强了本国产业、特别是高技术产业的国际竞争力。目前，西方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在全球产业竞争中已处于寡头垄断地位，中小企业即便再有竞争优势，也根本无力向大跨国公司发起挑战。外资对东道国关键产业的控制必然导致经济和政治控制，这是不言而喻的。因此，一旦中国的大企业被西方跨国公司淘汰出局，致使中国企业全面置身于国际分工的底层，因而被迫沦为发达国家的装配厂（即所谓的“全球制造业中心”），那将是中华民族的失败。
　　——《全球化时代的美国与中国》 岳健勇

　　美国对华战略由相互配合的三个有机部分组成：保持并不断增强对华军事和地缘战略优势；通过全球化从内部控制中国的经济和政治；文化上削弱中国民族主义，瓦解中国的民族精神。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促进美国军事威慑下的中国的内部殖民化。美国的战略目标就是永远消灭拥有辽阔疆域的中国挑战美国的一切可能，以保持其世界霸主的地位。
　　——《全球化时代的美国与中国》 岳健勇

　　工业化是国家富强的基础，在既不可能重复西方工业化道路，又面临全面加入经济全球化后产业安全受到严峻挑战的情况下，为了维护国家的政治独立和中华民族的未来，只有励精图治，背水而战。经济发展应当首先立足于对本土资源的合理有效利用，通过大力发展教育、特别是职业技术教育，尽快提高国民素质，培养工业化所必需的一大批技术开发人才以及素质良好、训练有素的技术工人队伍；同时制定社会经济政策，调整收入分配，以缩小两极分化，为内需的扩大提供动力[30] 。为此有必要对全体国民的计划生育和优生实行严格的立法，坚决控制人口增长。 
　　——《全球化时代的美国与中国》 岳健勇

　　当前中国在经济和社会高度开放的形势下开展国际竞争，压力和挑战是空前巨大的，这不仅有来自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更有来自西方的意识形态渗透对我国民族精神的侵蚀。一个处于严峻生存危机下的国家，如果不能凝聚起万众一心、奋勇拼搏的民族精神是注定要被征服的。
　　——《全球化时代的美国与中国》 岳健勇

　　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都追求国家利益，但民族主义在不同时期、不同的国家，内容有所不同。中国的民族主义产生于中华民族面临空前生存危机的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它的基本要义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奴役，恢复国家独立和民族尊严。国家主义的核心是所谓“国家至上”，强调对国家权威的绝对服从。国家主义的致命缺陷在于无视现实中国家面临的内部矛盾和外部冲突的实质，轻率和武断地推行国家意志，因此往往可能带来高昂的政治代价和对国家长期利益的损害 。尤其在权力不受监督的国度里，国家主义通常沦为少数政治寡头动辄以“国家利益”的名义追逐私人和寡头集团利益的工具。不同于国家主义，中国民族主义的生命力孕育在广大民众朴素的民族自尊意识中，是用以凝聚起不可动摇的民族意志，实现国家振兴和民族崛起的宝贵的精神资源 。面对当前经济全球化和美国的超级霸权对中华民族的生存带来的巨大压力和挑战，中国再次到了必须焕发起民族精神，高唱《义勇军进行曲》的时候了！
　　——《全球化时代的美国与中国》 岳健勇

　　统观中国经济各个领域，可以说，除了农业，不存在根本的致命性的问题。的确，中国这艘老大的航船存在的问题多多，前途面临着无数的险滩和风浪，但是大块头有着大块头的担当，债多了不愁，虱子多了不痒。中国政府的承受能力不可低估。而有着对稳定生活的理性追求和对经济利益的增长需要的中国普通民众，与谋求自保的中国政府形成了共同抵御风险的无形联盟。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人心思治”。在这样的社会共识和集体无意识作用下，对于险恶的甚至是不可逆料的危险，中国社会有着纵深的防御。中国人没有外界想象的那么浅薄，他深沉着呢。 
　　——《中国不会总崩溃，民主必须和平长出》 郭飞熊 

　　在今天，中国建立完全的市场经济的最大阻力，是站在残酷资本主义和权贵资本主义背后的极权主义和国家主义。如果中国政府不能运用远见，逐次渐进消解极权主义，建立起与国家至上主义完全对立的公民至上的福利社会，那么，中国经济增长迟早会陷入停滞。以中国如此巨额的人口，只能走先富后强的道路，不可能走先强后富的道路。不然，大自然“看不见的手”迟早会对强梁者施以辣手的。 
　　——《中国不会总崩溃，民主必须和平长出》 郭飞熊 

　　由于一种对政治改革的可笑的恐惧，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基本格局的最高点实现的先后顺序，被当政者理解为绝对隔离的两大历史阶段性任务。于是，在没有必要的政治改革支持的情况下，经济改革陷入了停滞。一些真心诚意的实干家似乎不曾退一步认真反省一下：凭着那个千疮百孔的中央集权，能够建设完全的市场社会和真正的法治社会么？事实上，正是这个政府本身，在大多数情况下，成了市场规则和法治秩序的破坏者。机构改革，在党委雷打不动并且时不时地拖后腿的情况下，又会有什么实际成效？加薪，目标是美好的――高薪养廉，但是，在9/10的官员本应被裁掉的情况下，还养他们干什么？由于没有抓住大本大源，中国的改革越来越表现为断箭疗伤，修修补补，南辕北辙，渐进改革事实上早已经走不下去了。 
　　中国民众当下最需要的不是民主政治，而是完全的人身权利和完全的经济自由。衣食足而知礼节，长期享用完全的经济自由的人民，一定能够推动并主导真正的民主政治的建立。人们常说的“经济自由必然导致民主政治”，是完全可以成立的，但一定要是完全的经济自由，而不是今日中国这样套着枷锁的畸形的半拉子的经济自由，不是今日中国这种权贵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以及极权主义的管制占据主流的不完全的市场经济。 
　　非三代修不出一个富强国家。中国社会久经战乱之苦，需要长期持续性的和平建设时间。如果能够坦荡豪迈地迎接历史的挑战而不是采取驼鸟政策，在实干改革家、民间力量和人民大众的合力推动下，不通过总崩溃的宿命，而是和平地长入真正的民主政治，是完全可能的。 
　　——《中国不会总崩溃，民主必须和平长出》 郭飞熊 

　　现代社会是主体性时代，是每个人都有维护自己权利的时代。每个人都要维护自己的权利，民主当然是最好的形式。人民主权、民主社会、契约制度这是现代法律必须要遵循的三大原则。
　　——《我们要的不是民主，而是一个英明的领袖》 chmhiee

　　不推选代表，一切由大众的直接意志决定行吗？实践证明，大众的意见是短暂的，易变的，他们往往被热情所控制，会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何况没有组织秩序的大众意志会产生无政府状态和盲目冲动，给社会带来动乱和灾难。
　　——《我们要的不是民主，而是一个英明的领袖》 chmhiee

　　“没有了人，只有大众；没有了真善美，只有功利和贪欲；没有精神和文化，只有实证和机械性。这就是我们时代的通病。物质再丰富，人们的心灵是空虚的，文明再发展，社会的秩序是混乱的。我们缺少了一样最宝贵的东西——人文。
　　——《人文精神万岁》 chmhiee

　　随着历史的发展，人类具有更大的功能，对人性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有怎样的人性，就能创造出怎样的社会。消除现代社会的弊病在于塑造出更高的人性的“新人”，自由表现在新人的创造活动中。
　　——《人性的再创造》 chmhiee

　　万物具有本性，根据它们的本性把它们放在应有的关系中就能发挥它们最大的潜能，科学的活动就是达到事物的和谐，人们只有按照事物的本性去改造和利用它们，科学的成果成了人类延伸自己意志的工具，扩展了人的活动范围和内在的力量。
　　——《精神的欲望——创造性活动》 chmhiee 

　　真正的国家是有信仰的国家，有思想的国家，神圣的国家能把人民团结得象一个人一样，人们在有机体的运转中各自在自己的位置中发挥作用，它显示出巨大的凝聚力和创造性，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力量来自于精神，力量来自于信仰，力量来自于非理性的存在。
　　——《精神的欲望——创造性活动》 chmhiee 

　　尽管有个别的人把党和人民的信任和权力用来为自己谋私利，但并没有改变国家和党的整体性质，无论是党和人民都有反腐的必胜信心，也必将胜利。
　　改革是件好事，但决不能用革命来形容，不是改变国家的性质不是改变党的性质，是改变不和时宜的做法和探索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中国社会主义道路。
　　——《走出政治改革的误区》 益西彭措

　　目前，极为危险的是，由于连续的政策失误，政府几乎耗费殆尽了计划经济重积累轻消费时代和改革初期积攒下来的国有资产和政府信用，甚至已经大量透支了老百姓的银行存款，而政府背负的公务员工资福利，离退休人员工资，国企下岗失业职工安置，三农等包袱却异常沉重，入不敷出已成定局。也许是出于有病乱投医的慌乱，也许是出于拆东墙补西墙苦维稳定的无奈，也许是出于对短期出政绩的过度渴求，也许是出于浑水摸鱼中饱私囊的自私，总之，决策者和政策执行者似乎更加乱了方寸，任凭所剩无多的国有资产和城镇及农村土地当成了最后一块可供鲸吞的残羹。试问，当这最后一块残羹被吃净分光以后，面对几亿无产无业的国民，国将何国呢？
　　最为要命的是，党的肌体和国家的政体，都是在信仰至上、思想第一、政治挂帅的历史背景中创建并完善起来的，是一套有赖于每一个组织成员自觉坚定的理想信念并不断自觉抵制不良作风，并时时刻刻依靠群众监督才能够有效维系的系统。但是，在党的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上来时，政策的制定者几乎彻底忽视了对组织成员的理想信念的教育和引导，而是把约束组织成员行为的一切法宝均押在党纪国法上、放在了高薪养廉上。但是他们忘掉了欲壑难填这一历史古训，忘掉了金钱的腐蚀性和双重性；忘掉了人性会在失去理想信念的约束后、将会在金钱权力美女的面前充分暴露卑鄙丑陋的另一面这一人性常识；也忘掉了法律是人制定的、也是由人来执行的、而人又都是有私心的，一个左手立法右手司法的人是不会左右手互搏、自己不会和自己过不去的、党纪国法需要在权力制衡中才能正常发挥作用这一社会常识；也忘掉了脱离了群众的监督，虽然可以警车开道高高在上，但是自己也就成为了离水之鱼，搁浅之船。事实已经表明，神圣的党纪国法目前已经成为许多弄权牟利者的掌中玩偶！信钱仰权享乐主义，已经成为万恶之源！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正在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生死考验。
　　——《理论滞后让中国经济面临生死考验》 高木

　　自由有三层含义，首先是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界定的一切权利；其次是公民不承认宪法和法律以外的任何特权；第三是公民必须有捍卫自身权利的手段。三个含义的主语都是公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自由是政治文明第一重要的原则。在这个基础之上才有平等，进而才有民主。
　　——《公正是第二个大原则》 上穷碧落

　　一个社会光有自由是不行的。人，或者说人群因环境不同、机遇不同、能力不同必然产生差别，没有公正的原则，差别将越来越大，最终把一个社会搞得分崩离析，所以我认为，政治文明的第二个大原则是公正。也还是要试着定义一下这个公正的含义。首先，公正的基准是公民整体利益平衡，所以特别需要关注的是弱势阶层的利益。其次，公正是对权力的要求，就是说，我们所主张的是站在公民利益的角度，对政府提出的要求，而不是站在政府管理的角度，对公民提什么要求。第三，公正不得损害自由，因此它主要体现在分配领域。
　　——《公正是第二个大原则》 上穷碧落

　　自由与公正的关系，也是效率和公正的关系。先自由，后公正，体现为效率优先。只有效率优先，社会才能日益发展，国家才能日益强大；公正优先的话，大家都只好过低水平大锅饭的穷日子，最终使国家的发展落后于别人而灭亡。归纳起来，效率优先，兼顾公正，虽不能彻底避免贫富差别，但可以使得社会的弱势阶层随社会发展而发展，甚至使他们发展得比社会平均发展速度还快。
　　——《公正是第二个大原则》 上穷碧落

　　哪个时代没有危机，有危机我们不怕，正确的对待危机才是最重要的。
　　——感天

　　胡鞍钢1999年初就指出，中国社会形势极其严重，再次进入社会不稳定时期，其突出表现为：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经济结构调整；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下岗洪水”和“失业洪水”；世界上最显著的城乡差别和地区差别；世界上基尼系数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世界上最严重的腐败及其最大的经济损失；世界最大范围的生态环境破坏。 
　　——《胡锦涛的为政之道》

　　突发事件中有一种叫“能量积蓄型”，其能量的积蓄有如地震和火山爆发，一旦超过所能承受的临界值便会突然释放喷发。中国贫富差距、严重腐败、官风恶劣、拖欠工资、养老费低等，都有可能在能量蓄集到临界点时“一触即发”。
　　——《胡锦涛的为政之道》

　　德国人在理论方面的贡献为德国的经济起飞提供了强大的助力，德国人不是完全“摸着石头过河”，而是在过河的过程中逐渐地创立了自己的理论体系，这种理论体系从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等多方面切入，将德国的民族传统与世界上最先进的发展思想融为了一体，并通过这种独创的理论反过来指导自己的经济发展，使德国的发展具有了一种独特的战略眼光。这种理论方面的创新，对德国具有持久的经济活力，无疑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个大国在自己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如果根本没有独创能力，不能形成属于自己的真正意义上的学派，要想领先于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是十分困难的。
　　——《影响德国经济发展的几个因素》　陈晓律

　　德国是欧洲第一个引进强制教育制度的国家，其最初的目标是培养恭顺的，敬畏上帝的人，而不是有经济效率的现代人。但有趣的是，由于与强制性的服兵役结合在一起，德国的普通民众被训练成了严守纪律，忠于职守，并能熟练掌握本职技能的人。这种教育与军事的双重训练，使德国人在时机成熟时很快转化为能很好掌握工业化技能、组织性强、效率很高的产业工人。更有趣的是，德国高校强调纯理论的高深学问的研究，在起初只不过被看作是德国人学究气的体现，而在后来的进一步发展中则反被证明为一种"高技术"工业奠定了极为有利的基础，如德国的化学工业和电气工业就是如此。 
　　总的来看，普鲁士的君主历来重视教育，这在最初不排除是为了训练出合格的士兵，但后来的发展却远远超出了这一范围。为了在国家的实力方面迅速地超过西欧的强国，腓特烈大帝大力扶持本国的科学技术的发展，并将其视为立国之本，这一行动在德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现代的眼光看，德国的科学的确博大精深，但其本身却是较迟的产物。虽然德国的技术在15世纪已经比欧洲其他国家领先，德意志却因为宗教战争而无法统一，其结果当然是阻碍了德国科技的正常发展，使科学界的人士仅仅局限于关于科学的枯燥的争论，以及关于炼金术的想入非非的推理。
　　所幸的是，腓特烈大帝独具慧眼地预见了科学在未来国家成长方面的作用，用对待建设军队的态度来建设未来德国的科学。他的首要措施就是从法国大量引进科学技术和科学家，并尽一切力量来扶持本国的科技力量。德国科学开始被作为宗教一般得到了国人的重视乃至崇拜。当其他国家的大学仍然瞧不起科学的时候，德国的大学已经允许科学独立地发展，而且在其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创造出了不少有效的组织方法和形式，实验室，研究生指导制度，研究生院，研究所，专业科技刊物的出版等等，全都是德国首创的。 
　　——《影响德国经济发展的几个因素》　陈晓律

　　德国人在基础理论，重工业，化学，精密仪器，以及军事武器制造方面的成就，都给世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么，德国人为什么能够在长达几个世纪的时期内，无论在何种体制下，都能始终保持自己的经济活力？
　　由于德国的经济起飞是建立在真正以科学技术为主导，以理论创新为核心的基础上的，所以她的经济发展的速度不仅超过了西欧的其他的国家，而且形成了一种重视基础、尊重理论、尊重科学、尊重人才的新传统，正是这样一种传统，保证了德国经济具有一种异乎寻常的活力，使德国在经济起飞后能够始终保持着其世界一流工业强国的地位。
　　——《影响德国经济发展的几个因素》　陈晓律

　　在英国，讲究实际的实业家瞧不起只讲理论的科学家，甚至美国的实业家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如此，而德国的实业家在普鲁士传统的影响下，则极为重视这些科学家并大力对他们的工作加以扶持。他们认为，将金钱交给这些人使用，决不会浪费，因为他们从事的毕竟是人类最具有智慧的工作，即使现在不会产生什么效益，但在未来肯定会具有它自身的价值。这种观点为德国的科学注入了活力，使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都得到了社会的同等尊重和足够的经费，并最终使科学在民众中得到了如同宗教一般的崇拜，很多德国的青年学人甚至为了献身科研而终身不娶。结果是，德国的科研队伍素质之高，梯队之稳定，敬业精神之强烈，是全世界所罕见的。当代德国化学工业尽管遇到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现在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它过去的巨大发展就是靠工业和新的化学理论家的密切联系。当然，德国科学的发展还牵涉到国家利益，因为首先认识到科学对备战的价值的便是德国。正因如此，科学有很多理由得到官方的支持，但官方支持的方式与其说是拨给大量经费，不如说是建立了一个组织完整的基础科学和高技术的教学系统。至1914年，德国从事科学研究的学生数量已经大大超过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在质量上至少也不亚于任何国家，在某些方面还更为优秀。此外，德国政府还鼓励科学与重工业挂钩，在这目前已经不足为奇，但在100多年前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那时绝大多数国家根本未注意到这样作的必要以及它对国内经济所产生的伟大意义。
　　——《影响德国经济发展的几个因素》　陈晓律

　　德国在这一决定民族命运的关头，不仅派出大量优秀的科技人才去英法等国考察，学习这些国家的先进技术，而且将对智力和科学技术的开发，作为制度固定下来。德国早在施泰因的改革中，就已经开始发展起近代的教育制度。1825年，普鲁士开始实行强迫的义务教育制度，受教育被视为公民的基本义务。到19世纪60年代，普鲁士的儿童入学率已经达到97.5％，萨克森甚至达到100％。1881年，德国的成年人中，文盲仅为2.36％，这在当时欧美各国中是最低的。 除此之外，德国还在普通中学里加强了科学知识的教育，并同时举办了多种形式的职业和技术教育，在工业革命初期，德国各地已拥有数量可观的中等专业学校，如矿业学校，农业学校，商业学校等。在工业革命中，德国各地进一步增加了职业学校和工人补习学校的设置。1869年，北德意志联邦宪法规定，凡工厂所在地有补习学校，厂主必须让工人入学，这些措施都极大地提高了德国工人的素质。正因如此，德国最终能够在工业革命初期成功地吸收英国的先进技术，在工业革命后期又成功地开拓了新技术。在19世纪末，德国已成为世界科技发展的中心，据当时学者的调查研究后进行的比较，德国人在读、写和计算能力，工人工作的技巧，工程师的科学原理，应用训练的结合，以及高水平的科学理论和实际运用等四个方面，都领先于整个欧洲。
　　——《影响德国经济发展的几个因素》　陈晓律

　　尽管英国和法国的启蒙运动在具体做法上有着一定的不同，一个比较激进，一个则相对保守，但它们的精神是一致的，都是强调外在批判。德国的启蒙运动则不然，它强调自我反思和内在批判，对作为个体和共同体的人的存在价值比较关注，一般不把现存的政治制度和社会机制作为批判对象，也就是说，德国的启蒙运动所看重的不是个体或群体的政治认同，而是其文化认同和道德认同，乃至宗教认同。 
　　这种内向的启蒙使德意志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产生了一大批世界级的思想家。从康德、费希特到黑格尔，这些大师在哲学与自由理念的追求上尽管各有千秋，但却使在战乱纷争中饱受折磨的德意志民族重新恢复了自信心，他们在为自己的国家经济等方面落后于英法等国而感到痛心时，也同时为自己的民族能够产生世界级的大师，为德意志的文化而感到自豪。并在普鲁士政府有意识的倡导下，养成了一种日耳曼民族种族优越，文化优越的心理，认为这样的民族迟早会超过其他民族，成为世界一流的强国。
　　——《影响德国经济发展的几个因素》　陈晓律

　　亨廷顿认为现代化的过程中，一个国家的政府能否维持正常的政治秩序，能否正常地进行统治，才是现代化的关键性因素。所以，各国之间最重要的政治分野，不在于它们政府的形式，而在于它们政府的有效程度。 就是说，第三世界的国家要想发展，首要的任务就是要建立一个稳固的国家政权，稳定和有效的政治秩序压倒一切。
　　——《关于现代化理论的若干思索》 陈晓律

　　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的学者，基本上都默认这样一个事实，即欧洲文明的性质是一种争霸的文明，而中国文明更多地具有某种保守的性质。雷海宗先生曾用“无兵的文化”来概括中华文明自秦以后的特点，极为简明地阐述了中国文化在2000多年前的转型。他认为，在春秋时期，中国的贵族男子都以不能当兵为莫大的耻辱，遇有战事，国君往往亲自出战，整个国家弥漫着一种雄奇壮烈的阳刚之气。但这种尚武精神在战国以后逐渐变化，由于战争的惨烈，整个家庭灭绝的事情增多，人们的厌战心理逐步抬头，两种不健全的思想也开始萌芽。一是上等阶级的文武分离，文人宣扬和平主义；另一些人则成为不问政治，没有固定见解，专事为出价最高的人杀人甚至卖命的“侠士”。最终，天下成为一个人--皇帝的天下，所有财产均为一个人的私产，阶级的政治转变成为一个人的政治；而愿意为原来的共同体--国家而当兵的人逐渐消失，爱国主义失去了依托，皇帝只好雇佣流氓、囚犯，到最后只能靠招募少数民族的人来当兵，一般百姓便自然产生了“好男不当兵”的看法。这种无兵文化的形成，成为中国以后日益积弱，屡受外族欺负的重要原因。 反观西方，从来就没有“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的想法，只要有可能，总是要使用武力，甚至将使用武力作为一种男人的标志。这种尚武文化的形成在多大的程度上影响了西方的发展，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但西方的各种政治集团和政治势力，很早就开始了相互争夺霸权的斗争，则应该是没有疑义的，因为在西方能够生存下去的基本条件之一就是取决于能否在战场上战胜自己的对手，战败者要么全体民众被屠杀，要么作为一种文明群体而消失。 这当然就使西方关于霸权的定义和关于霸权的观念的探讨比东方热烈得多。
　　——《关于现代化理论的若干思索》 陈晓律

　　一个拥有霸权的国家，不仅能够有效地控制极为丰富的世界资源，而且还能控制几乎同样数量的市场，并能基本按照自己的利益，制订相应的国际标准。这样的霸权国家，与中世纪以前的霸权国家，从带给霸权国家本身的利益而言，显然已经有了一种本质的差别。大卫P.拉普金指出，经典理论认为国家都是平等的，所以世界秩序是在一个平等，甚至是无政府状态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但这种状况显然并不合乎实际的历史进程，按照长周期的理论，如果没有考虑国家对其目标以及实现目标的方式所起的非凡作用，尤其是那些主要大国在全球范围内建立和维持秩序的行动，我们就不可能这真正理解世界体系的历史。 在某种意义上，主要国家的意图与其达到目标的能力影响着世界历史发展的方向。而当今世界的基本格局，则是欧洲国家相互争夺这种世界秩序领导权的努力所形成的最终结果。
　　——《关于现代化理论的若干思索》 陈晓律

　　要成为一个世界强国并充当这种领导的职责，莫德尔斯基认为，必须具有以下4个方面的条件：第一是有利的地理位置，或许是能够超然海外的海岛型国家；第二具有一个有内聚力的，开放的，有联合能力的社会；第三，有领先的经济；第四，有能够全球投放的政治战略组织能力。 
　　——《关于现代化理论的若干思索》 陈晓律

　　所有的世界强国，在相对的层面上，都是稳定和开放的。英国清教革命，美国的独立战争与南北战争，都是推动这些国家逐步稳定，并走向世界的重大事件。而一旦其稳定与开放性得以形成，在一个不稳定的世界中，他们就成为吸引各种移民的天堂，也就是具有了“包容性”。换言之，一个能够吸引移民的社会是一个富有领导潜质的社会，吸引移民本身也成为一种发展的方式。
　　——《关于现代化理论的若干思索》 陈晓律

　　从历史的角度看，每一个世界强国都拥有海上的优势，在主力战舰，海上基地，后勤供应，知识体系等方面，都超过了他们的对手。而世界强国政治战略组织的功能则是具有按照他们自己的选择维持全球秩序的能力。在实践中，这意味着它具有在全球范围内作战和获胜的能力并决定世界领导的章程。世界大战也是对世界领导能力的一种测试。尽管技术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但就军事力量的构成而言，海上力量以及以海上为基地的军事力量的作用依然没有减弱。因此，全球投送能力依然是世界强国政治战略组织保持世界秩序的基本功能。 
　　——《关于现代化理论的若干思索》 陈晓律

　　现代化的变革并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内部事务，也不仅仅是一个国家被动地反映国际关系的变化，它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一个技术手段日新月异的时代，为了不被淘汰，而必须在全球范围内寻找自己的位置，不仅与相邻的对手，而且要与世界范围内最先进，最强大的国家角力的过程。这一过程，必然触及到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观念文化，军事组织，社会结构以及经济发展等多方面的变化，并且，一个国家一旦参与这场竞争，就永远不可能止步，因为其余的参与者不可能让你止步，除非你完全服从其余大国为你安排的角色。在这个意义上，现代化是一个没有止息的过程。
　　——《关于现代化理论的若干思索》 陈晓律

　　自工业革命开始，人类的竞争便成为全球性的。由于“现代化”的这种全球性质，参与竞争的对手众多，无论是一时的成功者还是失败者，都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的问题，这也就激发出所有参与者创造的潜能与激情，结果便在政治、经济、管理、技术、观念与体制等方面不断产生新的东西与新的标准，并成为人们对现代化的定义不断加以补充和扩展的根本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化又是一股浩浩荡荡的洪流，正如托夫勒所说，把历史比喻为变革的浪潮，比泛泛谈过渡到“后现代主义”，更具有能动性和展示性。浪潮就是能动的，当浪潮一个接着一个向前冲击时，强大的逆流也会一股跟着一股向前涌去。当历史的浪潮相互冲击时，整个文明也就会互相冲突。 从这个意义上说，世界上发生的许多今天看来似乎毫无意义，或是偶发的事件，从一个长远的历史角度看，却会对未来的世界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关于现代化理论的若干思索》 陈晓律

　　任何一个世界大国的兴起，对原有的大国关系都是一种冲击和刺激。如何调整好这种关系，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凡是未能处理好这种关系，不仅无法在现存国际体系中免费搭车，还可能成为众矢之的，近代德国的历史就是一面发人深省的镜子。中国作为一个几乎与欧洲面积相等的大国，它的兴起尽管还只是一种序曲，但已经开始引起原有大国的种种疑虑。从西方的角度看，中国的文明观念本质上是与西方完全不同的。
　　——《关于现代化理论的若干思索》 陈晓律

　　在加入以欧洲国家为主体发展起来的国际社会中，其文明的标准必然会发生一定的改变。那么，这种文明的标准的核心是什么？“以文明的法律统治的国家”，基本上是西方的共识，甚至在中国与西方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时，治外法权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求中国按照西方的司法程序行事。它们认为，一部文明的法典，必须保护民众的生命、自由与财产，因此，中国在21世纪要成为这样一个国际社会的新成员时，按这种惯例进行法律改革，显然是必要的。 换言之，中国成为目前这个国际社会的新成员，所支付的入场费肯定比日本等国家要高得多。中国不仅要遵守种种国际惯例，还需要让原有的大国成员承认自己为大国俱乐部的“合格成员”。要做到这一点，就并不仅仅是发展经济、军事或科技实力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了。
　　——《关于现代化理论的若干思索》 陈晓律

　　大国与小国在国际社会中考虑的角度不同，发展的目标也有所不同。很多战略资源，小国可以不考虑，大国不可能不关心；各种关键性的科研项目，各种重要的基础设施，小国可以没有，大国不可能没有；受制于人对小国而言是一种常态，对大国却是无法容忍的屈辱。于是，大国的发展与小国的发展就开始显现了一种本质的差别：小国的发展基本上是国内事务，它可能引起现有大国的关注，但不会引起担心；大国的发展却必然是国际事务，它必然要引起其他大国的担心，各种不顺耳的声音也会随之而来。
　　——《关于现代化理论的若干思索》 陈晓律

　　韩国的腐败现象既不是独一无二，也不是最突出的，但其主要特点却是社会的反应十分强烈，超过了绝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而正是这种强烈的社会反应，成为使韩国成功的重要因素。
　　由于处于新旧政治和经济体制的交替之中，各种制度、法规的不完善，乃至人们观念的滞后，都给腐败留下了生存的空间。要想在很短的时期内完全根除这种腐败，肯定是不现实的，但并不能由此得出腐败是合理的结论。腐败的客观存在使反腐败的斗争显得更为必要，只有社会、政府和民众从舆论、制度等各个方面不断地加强反腐败的斗争，使腐败被限制在一个不致危害发展的范围和程度内，发展才有可能较为顺利地进行。韩国的发展成就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既取决于正确的发展策略，也取决于韩国民众极强的反腐败意识，韩国民众对腐败现象深恶痛绝，将其称之为“亡国病”，以致每届韩国政府，都不由自主地将反腐败作为自己首要的施政纲领，虽然至今尚未根除腐败，但社会反腐败的强大压力，毕竟还是使腐败现象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而在其他一些第三世界国家，比如墨西哥，人民对腐败则“宽容”得多，他们认为，权势者可以贪污受贿，只要不拿得太多就行。
　　韩国历届政府尽管都采取了各种措施，有些在一定时期内有很有成效，但始终未能根治腐败问题，也证明了反腐败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可能一劳永逸。这对于我们的反腐败斗争来讲，也是一个有益的启示。
　　——《发展与腐败──韩国模式透析》 陈晓律 张硕

　　不发展会产生腐败，要发展也会产生腐败，但发展过程中的腐败与停滞不前的腐败毕竟有一些本质的差别：那就是它是一种社会发展的副产品和发展所支付的代价。只有发展成功才可能彻底清除腐败，而要想发展成功则必须坚持反腐败。反腐败越彻底，发展的进程就越顺利，这应当是一条不言自明的真理。
　　——《发展与腐败──韩国模式透析》 陈晓律 张硕

　　在日本的发展过程中，就呈现出所有后现代化国家的一般性特征。这些特征大致如下：1，变革的压力来自外部，而不是本国内部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2，变革一般是由社会精英推动的，在面临民族危机生死存亡的时刻，只有一部分社会精英真正意识到了危机并试图在较高的层次上来应付这种危机。他们大声疾呼，鼓吹变革，并能积极地行动起来团结各种改革势力共同达到这一目标。3，正因如此，这类的变革总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变革，而非自下而上的变革。因为，一般的民众很难从总体上把握变革的方向，他们往往只能做出一些本能的反应。4，由于第三个原因，这类变革的过程中，国家政权起着异乎寻常的作用，没有一个强大的国家政权，这类变革通常是没有结果的，这就使得建立一个愿意推动变革的强大政权成为现代化的首要任务。
　　——《日本现代化过程中的若干特点》 陈晓律

　　英国人也注意到了日本与中国的这种差别，“中国人和日本人在习惯和感觉方式方面存在着差别，这一差别无疑有这样一个结果：在中国人不断后退，并很可能继续后退到帝国彻底崩溃时，日本人即使不实际处于逐渐进步的状态中，也处在从即将洒向他们的一片强光中得益的状态之中，处在利用那些中国人不屑一顾、而日本人在开始更加了解我们时多半不但能够采纳并急于采纳的进步和发明的状态之中”。 
　　比较起来，日本统治阶级的危机意识比中国统治者更强烈，并能更积极和主动地寻找实现现代化的方式。
　　——《日本现代化过程中的若干特点》 陈晓律

　　日本政权的易手，一个最重要的特点是新集团没有自己的私利需要维护，无论是明治天皇还是他周围的明治元老，考虑的都是如何才能挽救国家，并使整个民族富强起来。这种大公的精神，使他们能将现代化作为一种至高无上的命令，凡是有利于现代化的政策就加以推行，凡是不利于现代化的政策就加以抛弃。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日本上层集团很少围绕着某一统治集团的利益而进行，其在民族危机关头显示了惊人的一致性，这也有利于使现代化成为全民族共同的愿望。就是在上层的夺权斗争中，也没有出现那种令人痛恨的内奸和国贼。
　　——《日本现代化过程中的若干特点》 陈晓律

　　要富国强兵，就必须进行整个社会各方面的相应变革。这本来是一个十分浅显的道理，但遗憾的是，在日本国内对是否全面引进的问题只争论了不到十年便告结束，而在中国竟然争论了一百多年都还未结束，这无疑是一种民族的悲哀。所以小平同志一再说，有些问题不要争论了，先干起来再说。
　　——《日本现代化过程中的若干特点》 陈晓律

　　儒家文化影响了日本上千年，并极大的丰富和发展了日本文化，某些东西已经成为日本文化的组成部分。在这样严峻的时刻，日本民族显示了一种勇敢和冒险的精神，果断地做出了抉择：既然儒家文化不能抵御外来侵略，既然它不能富国强兵，那么，就应当毅然地拚弃它，学习更强大的敌人-----即西方各国的文化与文明，学习他们的技术与科学，以便最终战胜他们。结果，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日本人表现出了一种近乎于疯狂的精神。日本政府在教育中虽然提倡“皇学为主，西学为辅”，但在实际过程中，民众几乎是新者皆模仿，旧者皆排斥。这种猛烈地矫往必须过正的做法，使日本在精神方面迅速地发生变化，从而很快地完成了现代化的文化转轨，避免了有些民族那种花长时期陷入无谓的理论纷争的悲剧。不错，日本人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往往把其缺点也学来了，但他们从西方学到的东西，却比任何一个民族都多。
　　——《日本现代化过程中的若干特点》 陈晓律

　　李斯特也承认，国家的福利同人民的智力、道德与勤奋总是成正比例的，但是个人的勤奋与俭约、创造与进取，如果没有内政上的自由、适当的公共制度与法律，国家行政与对外政策，尤其是国家的团结和权力这些方面的支持，就决不会有任何重大的成就。
　　——《发展的困惑》 陈晓律

　　民族主义的核心就是一个具有共同血缘和区域生活传统的人们对自己的利益有着共识，这种共识意味着只有共同利益的人们才会结合在一起并为这种共同的利益而奋斗。
　　——《发展的困惑》 陈晓律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说没有环境与生态保护方面的基本概念，单纯用行政手段，经济手段改变一种传统的经营方式、生产模式是不行的。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发展是一种人的素质的全面发展，我们所希望的，也是在这种基础上的一种社会的健康和全面的发展。早在20世纪中叶，美国学者威廉·福格特就指出，要教育人民，要让人民知道，人类是其环境的一个组成部分，光是改革政治和经济制度是不够的，人类必须与其总的环境建立一种合理的、有利于健康的关系，这不仅为了求得生存，也是为了提高生活标准，使每一个人都能充分发挥他的潜力。为此，生态教育是必不可少的，这种生态教育，并不仅仅是专门的技术教育，而必须是一种全面的素质教育，人们必须了解历史、文学（即人类行为的钥匙），经济、地理、社会学和数学，这样，他们才可能将自己的专业知识与人类生存的整个环境联系起来，才有可能对人类的发展更富有想象力。如果我们的素质教育依然不包括这样的生态教育，如果我们不能培养出具有真正环保意识的国民，那么，在新的世纪，中华民族可持续发展战略所遇到的障碍是难以克服的。
　　——《发展的困惑》 陈晓律

　　自1500年以来，随着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西方世界向全球的扩张，西方的强国就开始了控制世界秩序、制定竞争规则权利的争霸，并且最终在19世纪由英国登上了世界霸主的宝座。但英国和在此之前的西方大国，实际上都没有能力真正完全控制世界，并使其绝对按照自己的意愿运转。因此，这些西方大国之间尽管不时发生冲突和战争，但最终还是通过某种形式的协调维持了国际间的基本秩序。胜利者获得主要的发言权，其余的大国也多少分享部分发言权，维也纳会议在这一点上表现得最明显。也正因为在19世纪以前没有一个大国有实力能够无所顾忌的为所欲为，大国之间总能达成某种默契和合作，所以西方世界虽然不能避免有冲突发生，却始终未能爆发成20世纪的那种世界大战。
　　然而在20世纪，由于德国急于完全按照自己意愿重新安排世界秩序，最终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这两次大战，使所有参战国都筋疲力尽，并且给整个人类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而新的战胜国考虑到历史的教训，在二战后对战败国也网开一面，没有将其再次逼上绝路，这实际上也是一种不对等的合作。同时，在随后的冷战期间，尽管两个阵营之间不时发生冲突，美苏两国始终没有将冲突升级到热战。其中固然有核武器对双方具有同等毁灭的威慑因素，但也有战争一旦在大国之间开打，其后果双方都难以承受的原因在内。美苏双方在上个世纪签订的反导条约，也是在这种默契下达成的一种合作成果。换言之，在二战以后，世界上的大国之间一直保持着某种程度的合作（尽管在很多情况下是一种对抗性的合作），即各方在制定计划或采取行动时，都要考虑对方的反应。这种合作有时并非自愿和愉快（有时被称之为流氓游戏规则），但也就是这种默契式的合作，维持了冷战期间较为稳定的国际关系。
　　——《霸权稳定与大国合作》 陈晓律

　　罗斯福在二战期间，就设想战后的世界应当由几个警察，也就是后来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来维持世界的秩序。罗斯福的这一设想尽管没有完全实现，但大国合作来维护世界秩序的原则却并未过时。无论从经济和政治的角度看，未来世界的发展都必须依赖大国间的合作与协调。美国现在的经济与军事实力虽然在其他国家之上，但技术的领先不可能是永久的，随着技术的扩散，其他国家在经济上的潜力会逐步地展示出来，在军事技术方面也是如此，更重要的是，由于经济上的相互补充，美国与世界其余地区的联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密切。
　　——《霸权稳定与大国合作》 陈晓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