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发权利意识，从来都被认为是民主的基本价值，是民主之于社会进步的意义所在。政治民主解除了社会在集权制度下政治权威对社会各个阶层、各种群体管制，为社会各阶级、阶层、群体表达自身利益，开创了可能；为其谋取自身利益，提供了条件。在集权体制下，国家政权对各个阶层、群体的利益进行统一的综合，以一种权威性价值进行社会财富的分配。不言而喻，在集权体制下，社会各个阶级、集团的利益是受到政治权力的约束的。具有支配地位的政治权力要追求其价值目标，就要集中社会资源，就会在不同程度上抑制各个阶级、阶层和集团的利益需求。而在这种体制下，公众和利益集团是处于被动地位的，只有遵守即定的社会规则，服从权力，才能各得其所。实现集团利益最大化的最佳途径是遵守规则，进而也会导致社会普遍的服从心态。集权体制被打破意味着社会统一的、具有权威地位的价值目标的被颠覆，以全社会的名义的对各个阶级、阶层、群体的利益约束被削弱了甚至消失了，结果当然是像当年年轻的毛泽东跃跃欲试，准备到“中流击水”时发出的感叹——“万类霜天竞自由”。
　　——《民主的成本和代价 》 易阳生

　　当统一的权威、统一的价值消失之后，社会的图景一定要彻底翻覆。统一的价值系统，会在心理上维系社会的凝聚力，社会的“崇高目标”、完美的“理想境界”召唤人民，为人民提供道德感。即使是受到压抑，即使是清贫，人民会感觉是在为“社会”和“未来”做出奉献和牺牲，人民能够得到道德的满足，甚至会在一定程度上主动自我克制。而民主的世俗化倾向似乎是专门用来解构高尚和完美的，会轻松地颠覆社会的政治道德感。在民主的状态下，人们会突然感觉到原来没有什么是先验的，没有什么是比利益、特别是自己的利益更本质的了，哪里有什么“社会”、什么“共同体”，其实一切都是博弈的结果。不争白不争，不拿白不拿，不要白不要。
　　于是，竞争成为了唯一的利益获取机制，并进而上升为一种被普遍接受的社会价值。而在竞争的社会条件下，是没有任何谦虚、含蓄、礼让可言的。如果不想被淘汰、不想被吃掉，就要张扬自我，就要压制对手，就要利益最大化。
　　于是，所有的社会群体乃至个别成员，都必须了解自己的利益，确认自己的利益，表达自己的利益，博取自己的利益，没有半点客气的余地。民主打开了欲望的闸门，利益的激流席卷社会，把所有哪怕是隐藏最深私欲都公开化，把所有的社会关系都赤裸化。
　　于是，一种冲突文化诞生了。清官难断家务事，面对无穷的琐碎的纷争，即使铁面无私、明察秋毫的清官也难于判断、懒于计较，因为当人们斤斤计较起来的时候是难以分清是非曲直的，而民主却注定了要使千千万万的人锱铢必较。一个人人计较、事事争论的社会要增加了多少社会事务和相应带来了多少管理成本，恐怕没有人能算得清楚。
　　——《民主的成本和代价 》 易阳生

　　民主的确具有抑制腐败的一面，主要的机制和表现是，民主制度下，多元化的政治力量相互制约，形成一种监督效应，进而可以对腐败产生抑制作用。但另一方面，民主却具有诱发和促进腐败滋生的效应。
　　在民主制度下，利益群体、政治集团在法律上、形式上具有平等地位，这是民主制度的前提。在政治过程中具有平等地位的主体之间只能通过交换和博弈达到彼此的目的。特别是在政治的核心过程，取得政治权力的过程中，存在着大量的利益交换，况且现代民主政治都是在私有产权即市场经济的条件和背景下运行的，人们更不能脱离这个基本的经济背景看待民主问题。在政治交换过程中必然具有大量的资源的投入，以换取政治利益和权力。而这些代价付出后，必然又要在以后的政治过程中取得回馈，以维持政治的运行。这就先天地造成了民主政治的权钱交易，而且这种交易是普遍而几乎是合法的存在。民主化程度越高，民主制度越成熟，这种交易的合法性就越高，也越发隐蔽。
　　——《民主的成本和代价 》 易阳生

　　达·芬奇说过：“限制产生力量，自由导致死亡。” 对于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国情和国际条件限制了这些国家的民主政体的制度选择，适应这种限制而产生的制度，正是发展中国家的力量和效率所在。而如果盲目模仿西方的政治体制，不切实际地把民主、自由奉为最高价值，正好导致了发展中国家的散漫与柔弱。
　　——《民主的成本和代价 》 易阳生

　　严格讲，任何社会的政治体制下都会有冲突文化，因为利益冲突总是存在的，冲突文化不过是利益冲突的外向表现。
　　专制模式下，所谓的平静是以统治者绝对的政权强制力来维持的，但他并不是消灭了利益冲突，而是压制，这就免不了陷入火山效应的发展逻辑，沉寂时间愈长，矛盾累计愈多，喷发也愈激烈。统治者不是神的化身，作为权利的操纵者，他不可能永远公正，有时一个贤明的独裁者会带来更高效的德政，然而一代明君并不能保证代代是明君,专制帝国总有崩溃的一天，统治者的权威是建立在公正贤明的基础上，丧失了基础，社会也就必然趋向崩溃，但恰恰自律是没有保险的。
　　按照对立统一论，有冲突才有整合，冲突以及否定冲突乃走向统一的必有之路，我们现在是处于冲突激烈的社会状态，选择民主是无选择的，只是形式上的区别（备注：因为我认为革命也是民主溯求的一种激烈的表达形式）
　　民主是有代价的，其代价是为了偿付腐败对社会的透支，因此这个代价和腐败程度成正比。
　　——gewenwei

　　国人应该在明王朝的时候就已经见识了工业革命以后产生于西方的各种物质文明，却甚不以为然，将其称之为奇技淫巧，直到鸦片战争以后，满清王朝被人家打得满地找牙，才算真正领略到什么是船坚炮利。
　　——《争议：全盘西化和中国国情》 阿门王 

　　中国政府热衷于大量引进外资是基于两个幻觉，一是外资效益好，可以增加税收，二是可以为中国提供大量建设资金，“借鸡下蛋”。事实证明这只是两个幻觉而已。 另一个幻觉是“引进外资越多越好”。
　　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根本目的是促进中国工业的发展壮大，这就要求政府在发展战略、产业方针和制度保障上相互协调，彼此促进，为本国工业的成长提供强有力的支持。然而，由于急功近利的“发展主义”指导思想的影响，吸引外资的目的和手段本末倒置。在国内储蓄节节攀升、银行存贷差不断扩大，以及对外贸易保持长期顺差的情况下，仍竭尽全力引进外资，结果并未达到通过参加国际分工、引进外资获取国际先进技术，从而增强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目的。
　　——《出让市场换来了技术进步？──对中国引进外资策略的分析 》 陈 漫 岳健勇

　　齐人只尚空谈，终至亡国，我们能不能少点空谈，多点实际。少点感性的认识，多点理性的思考。少点自以为是的夸夸其谈，多点扎扎实实的调查分析。少点矫情的宣传，多点真心的探讨，少点派系的斗争，多点平心静气的交流。
　　——《寄语强国——让我们更多理性的思考》 阿瑛

　　在围棋上，临界较量会引发战斗。但没有胆量和对手玩这个游戏，就不要下围棋，否则就不可能获胜。没有胆量和政治对手玩临界较量的人，就不要涉足政治，因为这样的人，只能还没有什么动作，就把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出卖净尽。战争是可怕的，没有谁天生喜欢战争。但为了维护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为了维护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我们就必须面对战争。不面对战争，就只有被战争选择。为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而战，为人民的幸福安定而战，是光荣和高尚的。他虽然会有损失，有牺牲，但比起国家的沦陷，比起民族的衰亡，比起人民为他人的牛马来，这些损失，这些牺牲是多么的必不可少。
　　敢于进行临界较量，才可以避免或者推迟临界较量的到来。敢于选择战争，才可以避免战争的到来。没有胆量直面临界较量，没有胆量直面战争的人。一旦成为政治家，一旦掌握了国家的权力。那丧权辱国就会随之而来，而战争也就离我们不远了。
　　——《临界状态》 阿瑛

　　滥用的宽容可能是软弱，但真正的宽容却是无上的力量。宽容的力量要求我们从不自命不凡而贬低他人，理解他人的利益和要求，不因为自认为正当的目的就否认他人存在价值，无论在弱小是还是在强大后都不要求他人服从我们的剑，只有在谦卑下不断地勤奋努力，我们才能真正从内心上强大起来。在民族意义上理解宽容，就是既要毫不犹豫地保护本民族的传统和正当利益，又不损害和贬低其他民族存在的价值。
　　——用户名未知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一无外债二无内债，财政实力雄厚。这就是一个势能很高的位置，用金融业的术语就是有良好的信誉。单是吃这个信誉，广借内外债，就可以维持一段舒舒服服的日子。而到了内外债均数以万亿人民币计的时候，再要借债就不容易了，这就必须靠自己的努力。再如，当时中央集权程度较高，这也是一种高势能态，因为分权容易集权难，从集权到分权，顺水推舟，皆大欢喜。但是当形势需要重新部份集权时，比如九四年分税制改革，希望提高中央财政收入的比重，就很困难。更如，土地从三级所有到基本上个人所有，这很容易；但如果此后发生严重的土地兼并，再要重申土地集体所有，就很困难了。 
　　最值得注意的是，改革开放初期，干部的廉洁程度也是个高势能态，从廉洁到腐败容易，这叫从恶如崩，从腐败到廉洁就难上加难，这叫从善如登。正是有这种高势能态的廉洁干部，在一段时间内可以让别人致富，自己守着清贫，基本上可以维持勤劳致富的社会秩序；一旦干部腐败起来，和群众抢夺致富机会，甚至雁过拔毛，社会公平感就会荡然无存，而改革的形象也就会遭到严重扭曲。也就是说，正是改革开放前的历次运动造就的一支相对清廉的干部队伍，支撑着改革开放的大业。 
　　——《中国和印度不同的五十年》

　　一个忘记、歪曲历史的民族，一个得意便忘形的民族，是不会有前途的。　中华民族悠悠五千年文明史相沿不绝，正是表明了中华民族的博大、自信和成熟。我们终究会认真地面对历史的。 
　　——《中国和印度不同的五十年》

　　人们对自己的历史，既不能骄傲自大，更不能妄自菲薄。不能正确认识历史就给将来的发展留下了隐患。
　　——燕山居士

　　我国国防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国家发展大局，防止和避免武装冲突，推迟和延缓战争的爆发，打赢可能发生的战争。为未来20年全面建设小康提供安全可靠的内外环境，为国家在纷繁复杂的国际竞争中始终保持主动提供有力的支撑，维护国家的各种权益，这不是一两年的任务，尤其是要为国家营造长达2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和平发展环境，实属不易。
　　——《未来20年，中国国防关键期——应对复杂国际环境 全面提高军队质量》　紫荣

　　政治问责包括同体问责和异体问责。目前启动的政治问责制主要是同体问责，而不是异体问责。所谓同体问责是指执政党系统对其党员干部的问责，或者行政系统对其行政干部的问责。政治问责制重在异体问责。离开异体问责的问责制是苍白无力的缺乏持续性的问责制。异体问责制的内容主要是五大涉宪主体之间的问责制，其中包括人大代表对政府的问责制；民主党派对执政党的问责制；民主党派对政府的问责制；新闻媒体对执政党和政府的问责制；法院对执政党组织和政府的问责制。至于执政党对于政府及其领导的问责，在性质上仍然属于同体问责，因为各级政府领导主要是由执政党推荐产生的。 
　　同体问责制在执政党的许多文件中都有规定。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出的《关于坚决防止和查处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的不正之风和违纪违法行为的通知》提出，要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干部推荐责任制、干部考察责任制、干部选拔任用决策责任制和用人失察失误责任追究制，形成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责任制度体系。通过体制创新，逐步铲除“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等不正之风和违纪违法行为产生的土壤和条件。这些问责制的形成有利于加强反腐倡廉，追究违纪违法行为的领导责任。 
　　同体问责制的大规模启动对于警戒官员抗击萨斯仍然具有立竿见影的效果。根据中国共产党党章，官员受处分的方式，包括撤职、免职、停职检查、通报批评、党内警告、行政记大过、免职留党观察等，视情节的轻重而定。这些处分措施虽然属于党内问责制的范畴，但对于推进引咎辞职制度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党内问责制启动后，一些地方党政要员开始树立引咎辞职的意识，采取引咎辞职的做法。 
　　要使引咎辞职最终成为一种政治惯例，只有同体问责制还是远远不够的。政治问责制的本质是依宪治政。这里依宪治政所针对的政治行为既包括政府行为，也包括执政党的行为。政治问责制在本质上是依据宪法监督执政党和政府的行为，努力实现依宪治国和依法行政。因此，只有加强异体问责，才能对执政党和政府产生应有的政治压力和制约作用。 
　　——《走向政治问责制》

　　在政治问责制中，核心内容是民意机关的问责。在各类问责主体中，人大是最重要的问责主体。我国宪法第三条、第一百二十八条明确规定由人大产生的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要对人大“负责”。这里的负责所强调的责任首先是政治责任。此外，在政府组织法、人大议事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中，也有类似的规定。但由于缺乏具体制度、程序与承担责任的形式，所以虽有质询制度，却很少启动；虽然有罢免制度，也主要是对已有违法犯罪的官员才实行。宪法和地方组织法等法律规定了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质询权、特定问题调查权、罢免权等。按照地方组织法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可以撤消本级人民政府个别副省长、自治区副主席、副市长、副州长、副县长、副区长和由本级人大常委会任命的人民政府其他组成人员，人民法院副院长、庭长、副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中级人民法院院长，人民检察院分院检察长的职务。“罢免”和“撤职”是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问责权的主要方式。通过行使质询权和调查权可以对有关官员起到威慑作用。对于需要罢免和撤职的，坚决予以罢免和撤职，这是政治问责制的核心内容。通过人大行使质询权、调查权、罢免权和撤职权，可以导致一些官员为了避免被罢免或撤职，主动提出引咎辞职。随着依法治国的力度不断加大，需要进一步建立不信任投票制、弹劾制以及主要责任人引咎辞职制等，增强人大监督的问责手段和力度。 
　　加强人大的问责制还需要把质询对象由国家机关扩大到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现行法律对质询权的规定很不完善。全国人大组织法只规定了在人代会和常委会会议期间，一定数量的人大代表和常委会组成人员可以书面提出对国务院和国务院各部、各委员会的质询案。而没有规定对这些部门负责人的质询权。地方组织法关于质询对象的规定也不一致。地方组织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议的时候，代表十人以上联名，可以书面提出对本级人民政府和它所属各工作部门以及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质询案”。这里的“政府所属各工作部门”显然要比政府组成部门的范围广。而地方组织法第四十二条规定的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的质询对象中，又不包括政府各工作部门。这些问题的存在不利于发挥人大问责制的作用。 
　　由于近年民意机关监督作用的不断发挥，在政府和法院检察院中，逐步会建立以引咎辞职为核心的政治责任制度。这一点在法院的问责制度的创新中最为突出。九届人大四次会议上，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在报告中提出要“全面推行领导干部引咎辞职制度，对发生重大违法案件负有直接责任的领导干部，除给予相应的纪律处分外，其本人应主动提出辞职，本人不提出辞职的，建议同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罢免或撤换”。这一点引起了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以及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响。这是人民法院做出的勇于承担政治责任的庄严承诺。政治责任的涵义就是要对选出它的民意负责，对人大负责。政治责任的追究制度的加强，有利于对官员产生政治压力和制约，使之尽职尽责。 
　　——《走向政治问责制》

　　由于对执政党的监督力量应当来自非执政党，所以在法治国家中，政治问责制的关键是非执政党的监督。非执政党的监督作用的发挥程度决定了执政党和政府的行为接受约束的程度。按照“十六大”２０年后要实现法治中国的目标要求，政协应在对政府的监督方面发挥更大作用。目前，政协对国家更大事务的决策、对重要法律的制定、对政府重大政策的制定以及对其他一些国家政治生活、政治事务参与的力度不够，参与的深度不够，参与的广泛程度也不够。政协应该在政治文明建设的各个方面起到重要作用。政协在促使执政党行为文明建设方面，应有更多措施，更多渠道。现在，在执政党重大决策问题上，执政党已形成惯例，要与政协、各民主党派进行协商，但这种做法还应进一步制度化，规范化，应该在执政党与政协之间的关系问题上有更明确的制度措施与制度创新。 
　　——《走向政治问责制》

　　我们不断要尊重传统文化的优秀精华，也要虚心学习一切对有利于中国进步发展先进思想。那些狭隘，僵化，固执，偏执的思想应该尽快的抛弃了。不能让这些心理障碍来限制了我们本来可以自由的思想翅膀……
　　——吴泫

　　国人的浮燥心理，实际上更体现在民族整体意义的层面。偶然看到，早在即将跨入二十世纪纪的前夜，梁启超就曾在东渡日本轮船的甲板上，发出豪情万丈的声音：20世纪将是中国的世纪！想想前几年喧嚣不已的所谓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之声，不由悲哀国人如此的健忘和盲目，不认真思察体会发达国家的各层面所表现出来的根本先进之处，而一再发出盲目自大的叫喊，除了徒让人笑话和迷惑自己之外，还能看出有什么意思？振奋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也不是这么个振奋法吧！
　　这种浮燥、盲目的病态心理，和长期过深的压抑有关，和自身作为弱者面对一个高速变化的社会境遇有关。
所以，这个时代的国中人的病态心理，受到这个时代的普遍因素和作为弱势、落后民族的境遇因素。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带点这种病状，你随便往人群中一望，一站，都能很自然地感受到一种病态的气氛。
　　鲁迅就已说过，一个丧失了余裕心的人或民族，一个处在紧张、浮燥状态中的民族，都是极危险极可悲的。它极可能疯狂、崩溃、丧失理智，无从做出正确适当的反应。更有可能由于一再的挫折而丧失了斗志。
　　我们必须警觉并注意调整自我的状态，使自己尽量保持身心的健康。
　　——《需要进行民族性的心态调态》 明远

　　理论不明确的民族是盲目的民族。
　　精神不健全不强大的民族是虚弱的民族。
　　人生，也一样。人类，也一样。方向方法途径基础等根本不明确的人生是盲目的人生，混沌的人生。
　　没有精神，就是没有实质的人的生命。
　　理论折射现实，世界虽然无可阻挡的走向统一，但一个内在精神贫乏虚弱的民族是不可能有希望的。
　　无限追寻的玄思自有妙处，但更紧要的是对现实发展的明晰把握。
　　如果回避现实，走入寂灭虚无一道，则是和文明发展方向相背道而驰的。
　　如果迁就现实，放弃努力，无异自甘坠落，平庸软弱的选择只会把我们拖向淘汰的边缘。
　　——《理论·精神·方向》 明远 

　　理想是现实设定的完美指向，只有无限，没有极限。
个人不愿正视自己，是虚伪；不敢正视自己，是软弱。组织也一样。政 府，也一样。
　　——《理论·精神·方向》 明远 

　　俗话说“天道酬勤”，但我认为要加上“天道酬明”。一个人，一个民族，都是这样，要看得清，看得正确，并且勤苦奋斗，才会成为真正的赢家。
　　——《理论·精神·方向》 明远 

　　强烈的危机感是每个民族前进的动力；超常的自卑感是每个人发愤成功的缘由。
　　——《一个令人惊叹的民族》

　　犹太人长于经商，还有其它原因。首先，犹太人履行合同，遵守法律。这对经商成功至关重要。其次，他们工于心计，擅长心算，重视了解各国的地理气候与风俗人情。再次，他们讲效率，节约时间。还有，他们努力学习外语，语言能力很好。
　　——《一个令人惊叹的民族》

　　犹太民族有高度概括与抽象能力，思想清晰简练。许多犹太人一旦掌握了西方科学、学术知识与方法后，就能站在更高的高度。 
　　——《一个令人惊叹的民族》

　　犹太人自认为是上帝选出来的成为有道行的民族。他们追求心灵的纯洁高尚。而在历史上，他们遭受迫害歧视。为了摆脱这些不幸与烦恼，一些犹太人专心倾注于精神追求。在精神与文化世界中，他们可以自由地探索和思考，取得成功，忘掉失败与痛苦。
　　——《一个令人惊叹的民族》

　　无论如何，任何人也休想阻挡人类文明走向大同的未来文明，而且历史实践“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的结论是：“先进文明”对“落后文明”具有不可抗拒的“遗传优势”。
　　——绿党

　　监管证券市场，最主要的目的是保护股东利益。目前中国证券市场最大的缺陷在于：还没有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查错、补救、纠错和相互制约的机制。
　　——《补救、纠错机制亟待建立》

　　人类历史上曾有那么多辉煌的大文明衰落消亡，没有理由认为今后不会重演。
　　——《中国文化已丧失整合社会的能力》 王力雄

　　中国传统文化的确有相当多的糟粕，尤其难以适应近代世界与国际社会，不该不变，也不可能不变。
　　问题在于如果仅仅摧毁旧结构，没有新的结构同步产生和置换，社会就会因为失去文化整合而面临危机。
　　法律、制度、组织、强力机构等虽然都是整合社会的手段，然而把天生具有动物性本能的分散个体整合为一个有秩序、各归其位、共同发挥合力的大规模人类社会，最有效的整合只能来自每个社会成员内心。只有每个社会成员的内心存在“自觉的法官”，社会平衡和稳定才有保证，经济、政治的良好发展也才有可能+这就是文化对人类社会的决定作用所在。
　　——《中国文化已丧失整合社会的能力》 王力雄

　　权威在传统中国是整合社会的重要机制。权威与权力的区别在于权威是从人心里被奉为神圣，受到尊崇。然而当今中国人的心里几乎已不存在神圣，什么都不信，什么都不怕，无尊无卑、无大无小、无规无矩、无法无天，除了功利得失，没有其他是非原则，整个国民精神趋向痞子化。所谓“什么都不信者什么都敢做” （Believe nothing ，one can do anything ），正是中国当今犯罪与腐败以惊人速度蔓延的根源所在。
　　中国已出现全民腐败的症状，犯罪问题也越来越严重。虽然警察力量与经费成倍扩张，却日益捉襟见肘，力不从心。警察永远是少数，如果多数人不靠自觉，都要警察看管，结果只能是以少制多的局面，防不胜防。何况一人的罪案往往需要十倍甚至百倍的警力才能破获。如此高昂的成本，再随犯罪增加不断翻番，终有一天会达到不可承受的程度，使社会落入荒谬却真实的困境。
　　——《中国文化已丧失整合社会的能力》 王力雄

　　中国农民对自身地位的不满和改变地位的迫切愿望，势必成为影响中国未来社会状态的重要因素。
　　农村对城市的敌意、农村失业人口形成的流民大军、农民犯罪增加等已经是当前中国的难题。这个多达八、九亿人口的社会群体之任何动向，累积效应都将是惊人的。同时农村又是政权控制最薄弱的部分，一旦失控，即使把几百万军队和警察全派下乡，也只如杯水车薪。观察中国历史，在所谓缺少文化的农村，从来都最是依赖文化传统而非官府和法律治理的。离开传统和文化，实现这个庞大群体的整合几乎不可想象，而今天中国，恰恰就面临如此现实。
　　——《中国文化已丧失整合社会的能力》 王力雄

　　未来中国最真实的前景和最深刻的危机，并不在经济、政治方面，而是文化结构的解体。单纯的经济、政治都在社会的浅层次，即使有危机也不难度过，文化结构解体所导致的精神紊乱，却会从根上毁掉一个社会。我这样说，还包括对时间因素的考虑。政治结构和经济结构可以在几年或几十年内得到调整甚至重建，文化结构的形成却必须经历几百甚至上千年的演进--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大文明的形成都无例外--并且文化结构不能由人为设计和建设，所以一旦解体，就等于再无依托。近年所开展的“精神文明建设”之无效，已经说明了这种无奈。
　　当然，文化结构的解体并非马上就会导致社会发生解体。几代人的生命在历史长河中不过一瞬，日复一日的日常生活也许浑然了无在劫难逃的感受。把青蛙放进沸水它马上就会跳出，而若把凉水慢慢加热，青蛙就会浮游在水中舒服地昏睡，最终不知觉地死亡。人类历史上曾有那么多辉煌的大文明衰落消亡，没有理由认为今后不会重演，也没有理由认为中国不会落入那种命运。
　　——《中国文化已丧失整合社会的能力》 王力雄

　　近些年来，世界上主要国家纷纷加大对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的投入力度，取得众多突破性成果，生物技术产业化加速推进。据不完全统计，近两年生命科学研究占全世界自然科学总研究经费60％以上，生命科学论文数占全世界科学论文总数的一半以上，生物技术专利数占专利总数的30％。 
　　——《世界科技发展的新趋势及其影响 》　王恩哥 张炳清

　　富煤少油是我国的基本国情。在我国一次能源消费中，煤炭占70％以上，而且这种局面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会改变。目前，国际上在整体煤气化联合循环发电技术（IGCC）方面已基本成熟，是迄今世界上效率最高、最洁净的发电技术，其效率可达40－45％，二氧化硫、氮化物排放为常规带脱硫脱硝设备电厂的1／10－1／20。美国、西班牙、荷兰等国均有商业示范电站。我国在煤的间接液化汽柴油技术方面也已取得重要进展，1000吨／年级煤间接液化中试装置已经完成。洁净煤技术的突破及其广泛应用，将从根本上改善我国日益严峻的能源安全局面。 
　　——《世界科技发展的新趋势及其影响 》　王恩哥 张炳清

　　我国风能资源较为丰富，全国风能发电资源约2.5亿千瓦，已建风电场27座，装机容量40万千瓦。我国600千瓦的风电机组已实现了产业化，正在研制1000－1500千瓦的风电机组。但与世界先进国家相比，我国风能利用技术和发展差距较大，应当借鉴德国、丹麦、西班牙等国家的经验，通过相应的政策支持，加快形成风能产业。
　　——《世界科技发展的新趋势及其影响 》　王恩哥 张炳清

　　美国、日本、欧洲等国的一些燃料电池样车已经展出，可望在今后几年取得实质突破并投入实际应用。估计人们大量使用清洁燃料电动汽车是在2020年左右。另外，发展电动汽车也为我国提供了另一次历史性机遇。目前我国电动汽车技术已经具备了一定基础，应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大力发展电动汽车技术及其产业，实现汽车工业的跨越发展。在这方面，我国应借鉴日本的经验，主要通过政府优惠政策予以扶持，避免因初期开发阶段成本过高半途而废。 
　　——《世界科技发展的新趋势及其影响 》　王恩哥 张炳清

　　核聚变是人类获取能源的理想方式。从长远来看，核能将是继石油、煤和天然气之后的主要能源，人类将从“石油文明”走向“核能文明”。从高能量、少污染和燃料获取等多方面考虑，核聚变都将是核能利用无可回避的主流方向。因为可用于聚变的氘元素在海水中藏量丰富，如果全部用于聚变反应，释放的能量足够人类使用几百亿年，而且反应产物是无放射性污染的氦。目前，世界上需要投资百亿美元的最大核聚变研究项目———国际热核实验堆（ITER）计划正在积极实施。去年，美国、欧洲以及我国都相继在核聚变研究方面取得重要突破。科学家们估计，到2025年以后，核聚变发电厂才有可能投入商业运营。2050年前后，受控核聚变发电将广泛造福人类。需要说明的是，热核、核聚变等核能的开发与利用，不仅将对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而且对国防建设也至关重要。目前我国科学家也已经加入到这一国际大科学工程中。 
　　——《世界科技发展的新趋势及其影响 》　王恩哥 张炳清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任何一个技术创新活跃的时代，无不伴随着人文创新的导引。十八世纪以来，世界科学中心和工业重心从英国转到德国、再到美国，其中无不包含着深厚的文化根由。今天，科学不仅在物质生活层面上支持和促进人和文化的发展，而且在精神生活层面上关注和推动人和文化的发展，从而给人的生存和发展注入更加完整和深刻的内涵。未来人类的前途虽然取决于诸多因素的交互作用，但是科学与人文的结合无疑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决定性因素，经济社会的发展也将必须建立在科技与人文两个车轮之上。 
　　——《世界科技发展的新趋势及其影响 》　王恩哥 张炳清

　　发达国家产业的知识含量日益增加，知识经济的社会形态正在成为现实，知识资源正在成为主要的财富源泉。以科技创新为主的知识创新活动，将成为人类的主导性社会活动。国民的知识文化水平将越来越高，终身学习成为必然要求，整个社会将成为学习型社会。 
　　——《世界科技发展的新趋势及其影响 》　王恩哥 张炳清

　　今天，科技创新能力已经成为市场竞争成败的决定性因素。美国经济学家在上个世纪末就提出了“胜者全得”的理论，即一个企业在高技术领域领先一步，哪怕是一小步，就有可能占领绝大多数市场份额，其他竞争者将很难生存。最为典型的是英特尔和微软，他们分别占有世界微处理器（CPU）、系统软件90％的市场份额，后来者似乎连参与竞争的机会都没有。 
　　实际上，这种“胜者全得”也越来越显著地体现在国家间竞争的层面上。在世界产业体系中，居于“中心”的少数发达国家，利用自己的科技优势，向不发达的“外围”国家转移低端技术及低技术含量产业，并通过资本力量、金融手段、舆论引导甚至军事手段来固化这种“中心—外围”格局。其结果是强者恒强，弱者愈弱。东南亚金融危机、拉美经济危机等的相继爆发，表面上看是经济体制、管理体制的问题，但更深层上则是对外技术依赖、市场依赖和资本依赖的结果，核心是国家创新能力不足的结果。总体来看，在现代科学技术知识生产和应用的国际分工体系中，发展中国家基本上处于依附地位，面临着日趋严峻的经济安全、文化安全和军事安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知识鸿沟不断拉大的趋势，对于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是一个无可回避的挑战。 
　　——《世界科技发展的新趋势及其影响 》　王恩哥 张炳清

　　无论从传染病防治这一目标出发还是从农村的长治久安的目标出发我们都需要一个健全和有效的农村社会救助体系。
　　——《面对ＳＡＲＳ的农村社会救助体系》 杨善华

　　中国人为什么活得累？总原因在理性匮乏。 
　　1、文化缺理性，泱泱几千年大国，文化根基一直寄偶于往者，对现实往往又都投之不屑，读书人（思想者？）总在放情于籍典，熟读经书“会”吟诗；实际（践）者的所得常常又不能登入“大雅之堂”，只好偏隅一处，自生自灭，终成文化（思想）与实际（践）的严重脱节（国运也衰微了）。而思想走马在“虚空”，“十年寒窗”，身心具费，却谬差千里；实际（践）沉耽于“经验”，守一而终，累交学费，穷于摸索，教你何不累？ 
　　2、思维缺理性。中国人累大都表现在那些非理性的行为上，而这些非理性的行为又是由非理性的思维所导引的。非理性思维最突出的问题是目的不明确、不正确。比如大家常见的打牌，很多人目的不是玩玩和社交的需要，而是要赢钱，造成一种紧张累，赢了喜得睡不着，输了气得睡不着；赢得朋友断腿没人玩心里闷得慌，输得自己断腿又要去找钱累个死。又比如国人习惯的“说假话”。其实，说话的目的就是交流，越明了越准确越省事，可是它却偏要绕着拗着来，有说无，是说非，真假莫辨，硬要生出两套识别器官才顶用，教你何不累？ 
　　3、风俗缺理性。陈规陋习大家见得多了，有些是愈演愈烈。象人情往来，“情”是越送越大，负担却越来越重，人情要记住，送情要想妥，礼节要周全，吃饭还不能误，你看烦不烦。再讲吃喝风，以前缺吃少喝时还是口福，现在经常吃喝却受不了，真是“吃坏了党风喝坏了胃”，但是谁抵制？必要时，即使你再忙、再受不了，也得杯盏相邀，痛饮三下，教你何不累？
　　——虚船子

　　在我们看待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首先看到的是，我们是这个时代的文明人，全世界所有的人类文明遗产，不管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不管是欧洲的还是非洲美洲的，都是包括我们在内的全人类可以共同享受的文明财富。
　　——丁林

　　整个十九世纪，美国的国力还相对有限，大多数美国总统都遵从了他们的建国之父定下的国策。埋头建设制度，完善法制，发展经济，开展教育，提升道德，全方位地打下了二十世纪强国的基础。1823年，门罗总统针对当时欧洲的战事声明说，“我们永远不参加”。所谓“门罗主义”强调美国在西半球的地位和作用。
　　这样一种“好自为之”的对外政策，有得天独厚的自然和历史条件作为基础，它不需要通过对外掠夺来获取关乎生存的自然资源，也没有必要非打败别国才能保障自己的安全。它没有百年的宿敌。它要紧的是料理自己内部的事务和家门口的事务。
　　——《认识美国——美国走向世界二百年》　丁林

　　如果生而是一个工人，我们要的是什么？劳工神圣，因为劳工和别人一样，是平等的，既不低人一头，也不高人一等。劳工不能让人贬低，也不必受人赞美。劳工的利益在于，他们有权得到他们应该得到的那一份尊严和福利，不能少也不必多。他们还有权得到法律给予所有人的同样的保护，劳工的权利第一条，就是他们有权组织起来成立真正代表他们自己利益的工会，当他们组织起来，能够理直气壮地利用法律保护自己利益的时候，他们才不再是可怜的弱者。
　　——丁林

　　任何权力都必须受到限制，否则，就难免被滥用。
　　——《警察有没有权力搜查你？》 丁林　

　　我们到底需要一种什么样主义
　　对于国家决策者而言，各种主义自有其本来的价值，最为重要的是根据社会的具体情况在处理事务时强调的侧重点就应有不同，为了减少争论和纠纷最好方法是通过立法确定个体所应有权利和所应的义务，并切实使之得以实行。在立法时大家可以争得天昏地暗，法律确定后大家各安其位。因不知叫什么，我也就称之为“综合主义”。其实综合主义也就是没有主义，需要的是一种胸怀，需要的是一种洞察力，也还需一种责任感。
　　——《我们到底需要一种什么样的主义》 泰然

　　从理论上讲任何人都有其自己的政治诉求，一个社会允许人民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这才会有进步。但是不所有政治诉求都能在社会上能够实现，这因为推动社会前进的是社会的合力。
　　——《推动社会发展的是各种社会力量的合力》 泰然

　　我国现在的政策和毛时代的政策有相类似的地方，都是在追求一个经济发展速度，追求人上国际地位，为了这个速度以前和现在的中国人民都付出了巨大代价。
　　以追求一个发展速度为目标的社会，忽视其他方面的东西的情况是时有发生的，毛泽东时代和现时代可能忽视的地方是不同的，强调的力量也是不同的。但是整个社会却有一个相同点：有一部分人的利益没有都得完全的保全，他们的利益被忽视。
　　——《推动社会发展的是各种社会力量的合力》 泰然

　　国人习惯于、倾向于在不平等的等级体制、官僚机构中寻求自己的生存与发展机会，不是平等意识与平等追求带来利益，而是不平等提供了很多人以实际的利益。因而，人们肯定而不是否定现实中的不平等，但在头脑中却可能并没有人与人不平等这样一种明确意识。首先不是个人与个人的关系，而是一种体制是否支持平等主体的自由参与。 
　　——chliucn

　　平等，既要制度建设与制度保障，也要培养社会个体的观念与意识。
　　——绿党 

　　平等需要一定的政治、经济、制度文明这个条件，才有可能平等。同时绝对的平等是没有的。
　　——天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