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维方式是人们大脑活动的内在程式，它对人们的言行（及至影响外部世界）起决定性作用。思维方式表面上具非物质性，象人的思想一样，无色无形，不可捕摸，它主要由后天环境（文化及教育的）影响所致；思维方式其实又具物质性，大脑皮层对相同事物的反映，会引起皮层“触突”产生某种化学反应和物理（生物电）脉冲，并按“既定路径”来变化传递，在大脑中形成一定的观念（思想）。这种非物质性和物质性的交相影响，“无生有，有生无”，构成了思维方式演进发展的矛盾运动。
　　——宝剑

　　中国人思维方式的形成与几千年特有的文化密不可分。中国文化具两个根本特点，一是崇圣性。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实际是专制与反专制的历史。政治上的统治是专制的。各种内讧、动乱、战争，起因在于推翻一种专制，但不管成功与否，目的仍然还是建立另一种专制，以至一直延续着绵绵古国的超稳形态。政治既内涵于文化，政治又高居文化之上，它驾御着文化老车，使之循规蹈矩地沿其旧辙。专制政治须“忠君”，治下文化便少不了“一言堂”，“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当成必然逻辑。后来，经无数打压、围剿、杀戮，如火如荼如血，“异端”近乎赶尽杀绝，中国人“崇圣”的“既定路径”思维终成了主脉。“崇圣”就是崇拜圣人，“圣人”就是过往已成名或可能成名的伟人，且爱屋及乌，这些伟人的观点言论自在崇拜之列，甚至包括那些势大主流的思想学说，比如时行的“全盘西化”论者。中国人虽少宗教，但这种崇拜却是深入骨髓的，比宗教有过之而无不及。其在思想认识层面的表现，就是彻底卸却人之主体性的本能：人在世却不入世，天天碰面无数“实际”，却不屑一顾；现实问题层出不穷，却视若无睹，总在子曰君言，谁怎么说过，哪本书有什么观点，历史是怎样的……，似乎只有拿着圣（别）人的观点，找着过去的东西，自己才有站得住的脚跟，才理直气壮，才可能找到真理。“崇圣”思维经常穿着眩目的正统外衣，具有很大欺骗性（当然是对陷入窠臼者），其错误是认识方法出了偏差，症结是“脱离实际”，游离在过往知识的苦海，不能与时俱进。在当前知识爆炸，实际变化迅猛异常，现实问题的增速大大超过过往知识增速的历史条件下，“崇圣”思维愈显愚钝，它无异于自阉人类宝贵的主观能动本性，终致误己误人误国的恶果。
　　——宝剑

　　只有敢于承认自己的不足，才能找到自己应该努力的方向。
　　中国从清朝的封建王国时，以曾国藩，李鸿章等许多中国知识精英经过数百多年的努力直到现在的发展与国际接轨，仍然还有很大一段距离需要现代的知识精英来继续努力创造而尽快大赶上和缩短与世界发动国家的社会文明，科技水平，法制秩序，军事实力，教育系统等方面的差距。使咱们中国能够真正成为世界强国而努力奋斗之。
　　——吴泫

　　过去的无尽屈辱、无尽穷困、无尽动荡、无尽苦难……直到改革开放后，才开始逐步安定富裕起来。然而，我们整体与人家比起来，还是要差得远，我们各方面的问题还多大呀……检索这些，我们不得不从一些根本性的问题上多来点自省……
　　我们的思维方式、我们的生活方式到底处于什么阶段？这是不是中国落后的一根本性问题？
　　——宝剑

　　文化缺少理性，大家做事（往往还都习以为常）就总是这样幼雏、愚昧、不近情理！
　　——宝剑

　　我们在谈在想要强盛我们的祖国时，最要紧的是冷静和深入。
　　——宝剑

　　一旦一种故有的思维方式沉淀下来， 我们就很难在其内部找到变革它的因素。这种模式中受益的人往往就是坚定维护它的力量，不管他们是否呤唱着进步的口号。这是中国近代史给我们的基本经验之一。发现中国的文化缺陷固然是有意义的，然而改进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则必须用开放的思维，到实践和被实践检验过的真理中去寻找。
　　——cheny

　　美国的意图很清楚，一方面通过广泛结盟，对中国形成战略包围，来压制中国的实力，另一方面通过持续和强有力的意识形态攻势，消除中国改变国际统治秩序的欲望，两者都是为了一个目的，遏制中国对美国霸权的挑战。
　　——《传统文化的影响束缚了中国人民和政府的思维与行动》

　　美国把世界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原则向全世界推广，为的是掩盖美利坚民族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美国利益集团掠夺全世界的真相，并且在刻意破坏弱国内部的团结，就像大革命后的法国与十九世纪的英国的所作所为一样。其实在任何时代，世界主义的国际政治秩序既是最强大的民族国家倡导的，同时也是最有利于最强大的民族国家的。而个人主义原则深入人心的必然后果就是将培养一大批从感情上与思想上疏离母国的一切，对“先进”国家与文明顶礼膜拜的“皈依者”与“独行者”，因而必然会削弱弱国抵抗与打败强国所必需的凝聚力与战斗力。
　　——《传统文化的影响束缚了中国人民和政府的思维与行动》

　　在十六、十七世纪资本主义起步阶段时，西方国家的内部阶级斗争极为激烈，弱者与穷人本能的感觉到，他们本来就在权力关系中处于不利地位，如果这种关系是由财富的占有所决定的，那么他们就永世不得翻身了。但是弱者与穷人的反抗最终没能形成气候，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西方国家大力向非西方世界进行殖民扩张，将原本应由本国内部的弱者与穷人承担的惨痛的代价，大部分转嫁给了殖民地各国人民。美国则是将印地安人赶尽杀绝，霸占他们的土地，外加贩毒贩奴蓄奴和残酷剥削非北欧移民以及疯狂掠夺西半球各国。这种模式到现在有所改良，但其弱肉强食，以邻为壑的本质永远也不会改变！有人将此模式总结为“对内民主，对外扩张”真是一针见血！
　　——《传统文化的影响束缚了中国人民和政府的思维与行动》

　　在西方人看来，一个强硬的、极难对付的敌人，就有可能是一个极有价值的盟友。而一个一触即溃，缺乏战斗的勇气与意志的敌人，根本就没有利用价值。只配当永远的失败者。
　　对于中国来说，强硬的态度有助于它获得西方国家的尊重，精明的作风可以遏制觊觎者的贪婪之心。以柔克刚，哀兵必胜这一套“孙子”兵法对西方人根本无效，他们的眼中只有实力的斗争与斗争的意志！
　　——《传统文化的影响束缚了中国人民和政府的思维与行动》

　　弱国如果不采取积极的行动去改变相对弱势，那么这种弱势地位将永远也不会改变。历史已经证明，没有攻不破的堡垒，也没有打不败的敌人。无论是“大丈夫当如是也”的羡慕，还是“彼可取而代之”的蔑视，反正应该有一争天下，不甘雌伏的雄心。对于中国来说，永保生存的意志、战斗的勇气和必胜的信念来面对一切挑战，将为它赢得盟友，赢得大国的尊严，赢得领袖的资格。
　　——《传统文化的影响束缚了中国人民和政府的思维与行动》

　　现在美国集中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力量，政治与军事、经济与文化，四大霸权在手，当年那些单有军事霸权的游牧民族怎能跟它相提并论？如果不对它的进攻作最认真的反击，恐怕历史上博大精深的中国文明屡次同化野蛮征服者的悲喜剧不会重演，上演的将是鄙俗不堪的美国文化彻底同化中国的闹剧了。
　　——《传统文化的影响束缚了中国人民和政府的思维与行动》

　　文化先进与否并不在于尚文尚武，而在于她的竞争力问题。中国传统文化落后，是它缺少竞争力缘故，已经为历史所多次证明了的。中国传统文化要想创新，就必须吸收现代文化合理的内容，创造出新的文化，中华民族才能再造辉煌。靠中国传统文化自身净化和自我发展，只能死路一条，这也是为历史多次证明了的。
　　——《彻底批判传统文化依然是首要任务》 翟羽佳

　　中国文化始终走不出政治与伦理束缚的阴影，这是中国文化也是世界古老民族最大的弊端。古老文化，如果得不到现代文明猛药的矫治，她会在现代商品化社会的淫威下，不断发出腐臭来。现在很多电视台宣传帝王思想的电视剧泛滥，就是中国古代帝王文化太强大的缘故。古老文化发出的腐臭，在中国的现在和将来很难根除，而且还会不断地以各种形式、各种包装借尸还魂。
　　——《彻底批判传统文化依然是首要任务》 翟羽佳

　　中国要确立科学与民主的态度，必须彻底批判和清理中国的传统思想入手，当务之急，就是要把自由与民主精神的火炬重新点燃起来！中国人要想真得站立起来，就必须从从自卑与自大的阿Q精神风貌中脱胎出来，把自己改造成为现代理念的公民。李慎之说：“中国要想真正的强大，必须坚持不懈地加强思想启蒙。因为世界上没有一个个体不自由的国家，能建造起繁荣强大的社会。自由，中国民主启蒙的基点，民主社会需要脚踏实地的启蒙。但是中国专制文化有着很大的反扑的能力，足以以国家的、民族的、甚至各种形式进行反扑。中国自由思想的启蒙，看来是任重道远，要有持久战的准备，决不可靠一时、一事的运动来解决。
　　——《彻底批判传统文化依然是首要任务》 翟羽佳

　　中国是一个几千年封建统治的国家，专制的封建思想统治下，专制主义和奴性主义刻骨铭心地嵌入国民的骨髓。没有强大的冲击，中国人的专制主义和奴性主义思想是不可能在短时间清除干净的。中国要想立新，就必须坚持民主与自由思想启蒙，彻底清除封建主义和奴性主义思想，让更多的站立起来后，才能真正地“立”起来，否则，在这样的土壤了里，民主与自由的生长也不过是一个歪把子数，是长不好的。
　　——《彻底批判传统文化依然是首要任务》 翟羽佳

　　李未熟先生说：“一个被发霉的历史纠缠住的民族，其心理的沉积不会太薄。”正是因为如此原因，中国首要任务是民主启蒙。只有坚持不懈地坚持民主思想启蒙，改变国民的文化结构，用现代文明武装我们自己，中国的事情才能更好地解决。胡适说：“我们要救国，应该从思想学问入手，无论如何迂缓总是逃不掉的。”
　　——《彻底批判传统文化依然是首要任务》 翟羽佳

　　在当前这场民主化浪潮中，有如此众多的非西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实现了向民主的转变，其中多数国家向民主的转变都是自身民主化条件发育成熟的结果。它表现为：这些国家向民主的过渡多都是以较为和平的方式实现的，很少暴力和流血；民主制度建立后，很少遇到强大的反抗，基本没有反复；民主制度的运作较为顺利，民主制度和民主价值为多数国民所认同。
　　——《当代发展中国家民主化前提的再思考》 丛日云

　　第三次民主化浪潮表明，各国社会经济的现代化进程是民主化的基本驱动力，它以不可逆转的趋势在发展，也以不可阻遏的力量在摧毁权威主义政治，推动着民主化进程。一个民族固有的文化传统可以构成民主化的动因或障碍，推进或延缓民主化进程，但在现代社会经济的巨大变革力量面前，它的作用是有限的。经济发展能够突破文化的界限，或推动文化发生较快的变革。文化的特殊性可以使一个民族走上一条特殊的民主化道路，也可以使一个国家初建的民主制度及其运作着上民族的颜色，但没有一种文化构成实现民主的绝对障碍。第三次民主化浪潮基本上是全球性的，在非西方文化的各个地区和国家都有程度不同的表现。在经济条件成熟的条件下仅因为文化条件特殊而未能实现民主化的事例是少见的。它昭示了现代民主在全世界普适性的光明前景。
　　——《当代发展中国家民主化前提的再思考》 丛日云

　　基督教对民主政治文化建设的积极作用在韩国表现得十分突出。在战后初期，韩国基本上是以孔教为外表的佛教国家，只有1%的基督教徒。到80年代，基督教徒猛增到25% ，即4 千万人口中有1 千万是基督徒。改宗基督教的主要是政治上最活跃的部分：青年人、市民和中产阶级。它使韩国社会孔教的权威主义和佛教的消极哲学让位于基督教的好斗精神。民主运动的两位著名领袖金大中和金泳三都是基督徒，70年代在《民主救国宣言》上签名的都是基督徒，有的是教会神职人员。金大中就曾极力推祟基督教在韩国民主化中的作用，认为基督教是民主运动的精神源泉，教会是民主运动的保垒。
　　——《当代发展中国家民主化前提的再思考》 丛日云

　　一个国家发展达到一定社会经济水平，即进入民主化的“转变带”。但外部影响会使其在进入“转变带”前就实现民主化，或在其进入“转变带”后推迟实现民主化。
　　——《当代发展中国家民主化前提的再思考》 丛日云

　　在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期间，美国虽然口头上也高唱民主原则，但事实上，它常为了战略需要和实际经济利益而牺牲民主原则。世界上许多独裁国家都是仰美国鼻息而生存的。在冷战的年代，为与左翼势力对抗，发展中国家的右派军人独裁政权和传统的君主政体常得到美国的偏爱。
　　——《当代发展中国家民主化前提的再思考》 丛日云

　　交通和通讯技术的发展，国际交往的扩大和深化，已经使当代世界已经日益联结为一个整体。特别以覆盖全球的通讯卫星和国际互联网络为代表的信息技术的发展，创造了一个不分国界的“电子空间”，使世界真正变成了一个“地球村”。这使率先民主化的国家对其它国家产生更强烈更直接更迅捷的冲击。
　　——《当代发展中国家民主化前提的再思考》 丛日云

　　喜，怒，哀，乐这些情感本人之本性，在适当控制下使之流露是需要我们学会的技巧。它们表现的时候如果加以控制就称为“和”，只有谨守“本性”，并使之恰到好处地表露，才能使天地万物各归其位，秩序景然地生生不息！ 
　　——周峰

　　其实造成腐败的原因就有一条，那就是缺乏透明度。归根结底就是缺乏监督机制。说白了也和诚信问题一样，没有人管。那没有什么人管？其实也就是没有老百姓管，或者是老百姓不能管或不敢管或管不了。
　　透明度问题涉及到了权力分配的问题，作为老百姓应该首先享有知情权，然后还得有言论自由的权力。当然既然有了言论自由的权力，那么就理所当然的获得了集会权，结社权和监督权。只有这样才能够保证透明度。否则即使再透明，老百姓也只会落个看着干着急。就象大家常议论的腐败一样，这本是个看得见摸得着的事情了，可老百姓更多的也只是敢怒而不敢言。这也是很徒然的。 
　　时下的中国关于人权，公民权与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话题可谓不少。总结一下无外乎两大类，一类是放权于民会影响社会安定，而最终影响经济发展。实际上这话似乎不无道理。没有稳定的国内国际环境，要想全力以赴地从事生产经营也不太可能。但问题是如果生活在一个缺乏人权，公民权的社会环境中，生活质量也确实难于保障。再加之有些得势利阶层利用所掌握的权力欺行霸市，鱼肉百姓，结党营私，恐怕老百姓也不会总忍着！最终也必将影响到社会的安定和经济的发展。 
　　放权于民其实就是实行民主监督。而民主的功用之一就是防止造反有理。把责任和义务均摊给每个人反倒是人人有责，人人有义务。这样不也是可以促使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吗？ 
　　——周峰

　　由于当前的中国尚缺乏一个完善而可靠的福利保障体系，有65%以上的人口还处于八仙过河的地步。而且这些人大部份是农村里的农民，面对着并没有什么太大发展潜力的农业，真是没有什么好的出路可想。这些人基本上不享受任何政府和社会的福利保障，实在是说不上生活有保障，只要是有个大事小情，天灾病业，那绝对是天踏下来一样！ 
　　——周峰

　　无需缀言，社会是由一个个人组成的，而这一个个的人之间必将发生或直接或间接的相互关系，并最终形成一定的生产关系状态。因此任何一个社会中的生产关系都具有“网络”特征，其中的“个体”是这一关系网的节点。如果把社会不良行为对社会的危害理解成一个网的节点的损坏对整个网的完整性的危害显得过于形而上学，但是完全可以把这种个体不良行为的危害比喻成肌体中细胞发生恶性改变之后对肌体的影响。
　　——周峰

　　从这个意义上说，其实生活自有它要遵循的客观规律，而这些是没法借助“思想”来改变的。现实的利益是个永恒的问题，也是生活所遵循的原则之一。利益才是一切问题的根本，只有突出利益才能有“良”与“不良”的问题。如果一个人为了自身的利益而不顾甚至损害其它人的利益，这似乎是难于避免的，但却是“不良”的社会行为。而“良”可以是利己利它，不良则可以是只利己不利它，或者既不利己也不利它。
　　——周峰

　　生活艰难的时候需要道德仁义，生活富裕了还需要这些吗？生活的艰难，富裕与否最直接的影响到的是人的欲望的实现和满足，而欲望并不是由道德仁义能够包打天下的。也就是讲究仁义道德的社会可以部份缓解人的欲望。这点看上去有些情同“望梅止渴”，所以还需要一种更强制性的约束机制，那就是法律和专政。仁义道德和法律是制约人的欲望在资源不足的情况下所衍生的社会张力的两道大灞或者是两道围墙。否则人欲横流势必冲击社会安定。从这个意义上讲，道德仁义的理念既有教育引导作用，又有束缚制约作用。因此它们并不是单纯的“好” “坏”和“善”这些属于人的品行的东西所能替代的。尽管世俗地理解道德仁义在很多的情况下就是如此，但理性地分析这些东西就不一样了。 
　　——《道德的命运》 周峰

　　中国，中国人你是否依然继承了诸子百家灿烂的文化？是否准备用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装典人类的今天，明天？你是否依然保留央央大国的气度和宽容？你是否准备带给人类普适的价值观和生存理念？你是否准备让人类更加幸福，平等，友爱，和谐？ 你是否准备让世界更公平，合理，安全和充满希望？ 
　　——周峰

　　古今中外都有”算命”的，中国的算命包括了人的吉凶祸福，身家性命，而外国的算命多是预测一个人是不是运气，什么时候可以尽情地满足欲望等。两者似乎的差别在于前者比较关心生老病死，而后者更多地在意现实的感受。这两种差异有其文化的基础。中国的文化并不过分地强调荣华富贵，特别是道儒佛文化。只要是平平安安地活着，即便是忍气吞声也比死了好得多，此即所谓的“好死不如赖活着”。西方人可以大呼“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也就是说“不自由毋宁死”，而这些中国人是不情愿的。 
　　——《中国人的命及其它 》 周峰

　　在过去的中国，三教九流大谈“无为而治“，大谈”中庸”，大谈“看破红尘”，大谈“仁义道德”，大谈“灭人欲，兴天理”，使人以为活着就得无为，就得中庸，就得避世，就的讲孝悌仁义，忠信贞廉。其实这些适度地讲，适度地用也并非不可以，只是太极端了就有欺人和自欺的嫌疑了。 
　　——《中国人的命及其它 》 周峰

　　几千年的封建文化积淀了精华，但也有大量的尘垢。光凭一场“五四”和毛泽东等人的努力恐嫌不够。必须仰仗每一个有良知而不满现状的中国人一齐努力才行。
　　——《中国人的命及其它 》 周峰

　　人头税是一种貌似公正其实杀贫济富的税种，它的计征对象囊括了所有国民，不分贫富，均需征收。穷人不堪其重负，而富人不关痛痒，会使贫者越贫，加大贫富差距。
　　——《中国现行社会保障制度的实质与改革设想》 林昙

　　土地是农民的社会保障，所以不能私有化，不能随意处置和流转土地，实质上是强迫农民自我保障。
　　——秦晖 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

　　现行的社保体制肯定是持续不下去了，钱不能从天上掉下来。中国的问题根子在不公平，而不是老龄化。养老是工业化的产物，农业社会没有退休。
　　—— 关信平 南开大学法政学院副院长、社会学系主任，教授

　　社会保障与社会安全和社会公正有关。20年来的改革，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资产阶级已经重新崛起，过去的“臭老九”已经加入精英群体，90年代以后，叁种精英形成了联盟关系。80年代的双赢是上层和下层都得到好处。90年代是赢家通吃，好处被少数人分享了，社会发生严重的两极分化，20%的人生活下降。尽管每年以8%的速度在增长，但增长的8%都到哪里去了？都进了哪一部分人的腰包？在国外，精英一般都是在国家与大众之间考虑问题。但在我国，精英根本不负责任，大众又没有权力和权利。在这种背景下，怎么能希望更公平一点？现在的问题是精英疯狂掠夺社会，官员精英是贪污犯，商人精英是奸商，学者精英搞剽窃，吃光拉倒。美国的石油大亨洛克菲勒出钱办基金不是因为坏事干得多了，而是爱这个社会。是美国社会造就了他这样的人。如果连这些人都不关心社会的话美国早就完蛋了。中国精英的贪婪和愚蠢正在吞噬一切。中国今天的贫富差别与西方没什么两样，但公民在权利上无法与人家比。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如何设计中国的社会保障需要大家认真思考。
　　—— 康晓光 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室研究员

　　天灾并不可怕，只要不是人祸就行。人类和自 然之间的疾病斗争从来就没有停止。
　　——燕山居士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不久，曾任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的艾伦·杜勒斯，就在其所抛出的《战后国际关系原则》中，说过一段对社会主义的苏联如何搞和平演变战略阴谋的“精彩的讲话”：“我们在苏联播种下混乱的种子后，应该不知不觉地把他们的有价值的东西换成赝品，并使他们相信这些假东西……我们一定能在俄罗斯本国找到志同道合者以及帮手和盟友，这就能使那些世界上最不驯服的人民，一场接一场地演出自身灭亡及其自我意识不可逆转地完全消失的规模极其巨大的悲剧……我们应消除文学和艺术的社会本质，使艺术家疏远它，使他们不想去描写和了解人民群众内部发生的事情。让文学、戏剧和电影都来表现和颂扬人的最鄙劣的情感，我们要千方百计地支持和鼓励那些往人的意识里灌输崇拜暴力、色情和叛卖行为的思想，简言之，灌输崇拜各种不道德行为的思想的所谓艺术家。我们要在国家管理部门制造混乱，使人不易觉察地、但是积极而始终如一地鼓励官员们的恣意妄为和贪污受贿，把不讲原则、官僚主义和拖拉作风捧为美德。我们要嘲笑诚实和正派，使之成为谁也不需要的东西，成为过去时代的残余。粗野、撒谎、酗酒和吸毒，相互之间出于本能的猜疑，反复无常，民族主义和各族人民的敌视，首先是对俄罗斯人民的敌视和仇恨等。所有这些东西应该用巧妙的和使人不易觉察的方式加以培养，使之开出鲜艳的花朵，只有少数人才能猜测到或者甚至懂得正在发生什么事，但是我们将设法使这些人处于无能为力的地位，使他们成为嘲笑的对象，我们一定能够找到诽谤他们和宣布他们为社会渣滓的方法。” 
　　——美国的《福布莱特计划》和“十条诫命” 

　　据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海外友好人士所提供的资料证明，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其极机密“行事手册”（Rules for Operation）中关于对付中国的部分，最初撰写于1951年，以后曾经修改多次，至今共成十项。内部代号称为：《十条诫命》（TenCommandment），包括有如下一些险恶的内容： 
　　1．尽量用物质来引诱和败坏他们的青年，鼓励他们藐视，鄙视，进一步公开反对他们原来所受的思想教育，特别是共产主义教条。替他们制造对色情奔放的兴趣和机会，进而鼓励他们进行性的滥交。让他们不以肤浅、虚荣为羞耻。一定要毁掉他们强调过的刻苦耐劳精神。 
　　2．一定要尽一切可能，做好宣传工作，包括电影、书籍、电视、无线电波……和新式的宗教传布。只要他们向往我们的衣、食、住、行、娱乐和教育的方式，就是成功的一半。 
　　3．一定要把他们的青年的注意力，从他们以政府为中心的传统，引开来。让他们的头脑集中于：体育表演、色情书籍、享乐、游戏、犯罪性的电影，以及宗教迷云H信。 
　　4．时常制造一些无风三尺浪的无事之事，让他们的人民公开讨论。就样就在他们的潜意识中种下了分裂的因子。特别要在他们的少数民族里找好机会，分裂他们的地区，分裂他们的民族，分裂他们的感情，在他们之间制造新仇旧恨，这是完全不能忽视的策略。 
　　5．我们要不断地制造“新闻”，丑化他们的领导。我们的记者应该找机会采访他们，然后组织他们自己的言词来攻击他们自己。在一些国际聚会的场所，拍摄照片时要特别留意，这是丑化他们的最佳时机。我们要透过一切可能，让他们的人民在无意中发现，他们的领导是丑陋的，怪模怪样的，卑鄙的和污秽的。 
　　6．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传扬“民主”。一有机会，不管是大型小型，有形无形，就要抓紧发动“民主运动”。无论在什么场合，什么情况下，我们都要不断地对他们（政府）要求民主和人权。只要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断地说同样的话，他们的人民就一定会相信我们说的是真理。我们抓住一个人是一个人，我们占住一个地盘是一个地盘，一定要不择手段。我们的商业机构和人员，都绝不能以占据了商业市场为最后目的。因为商业市场会转眼就失去的，如果我们没有占领政治市场的话。 
　　7．我们要尽量鼓励他们（政府）花费，鼓励他们的信用，使他们货币贬值，通货膨胀。只要他们对物价失去了控制，他们在人民的心目中就会全垮台了。 
　　8．我们要以我们的经济和技术的优势，有形无形地打击他们的工业，只要他们的工业在不知不觉中瘫痪下来，我们就可以鼓励社会动乱。不过我们必须表面上非常慈善地去帮助和援助他们，这样他们（政府）就显得疲软。一个疲软的政府，就会带来更大更强的动乱。 
　　9．我们要利用所有的资源，甚至于举手投足，一言一笑，都足以破环他们的传统价值观。我们要利用一切来毁灭他们的道德人心。摧毁他们的自尊自信的钥匙：就是尽量打击他们刻苦耐劳的精神。 
　　10．暗地运送各种武器，装备他们一切的敌人，和可能成为他们的敌人的人们。 
　　——美国的《福布莱特计划》和“十条诫命” 

　　在种族主义的作用下，为捍卫正当的生存利益，弱小民族常常能够在全民族共同 利益的基础上团结起来，民族主义就是他们的精神武器，民族共同利益就是他们的共同目标。
　　——《深入领会美国的“伟大”决心和美国民众的“良好”素质――兼评中国精英主义者的两封公开信》 老田 

　　美国的伟大决心在于：坚决地排斥资源分配上的优势地位被削弱的一切可能。如果谁为了生存要分薄美国的资源优势地位，都将格杀勿论，中国人口众多所以当然地成为美国的头号敌人。当然与此有牵连的、威胁到美国企业垄断地位和技术垄断的，也要坚决予以打击，第三世界的企业规模小技术落后，不足以威胁美国企业取得垄断利润，但是第三世界的政府有能力对垄断企业造成实质性威胁，所以几十年来美国坚持不懈地推销“小政府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如果第三世界不听招呼，那么对不起有新发明的“人权高于主权”的战争形式，作为后续手段。对于中国采用战争手段暂时有困难，所以需要使尽一切妖魔化手段，在中国国内的天然盟友---精英主义者（即艾奇逊所指称的“民主的个人主义者”）的接力鼓噪之下，所以妖魔化肯定会起到作用，因为中国的精英主义者总是有理由要避免“友邦惊诧”，并时刻不忘记用行动证明他们的真诚。顺便说一下，著名的刘晓波先生就是以主张中国继续“做300年殖民地”而见称于世的。 
　　美国人民的良好素质在于对美国的“伟大决心”能够心领神会，正如中国许多民众对正义得到伸张大声叫好一样。
　　——《深入领会美国的“伟大”决心和美国民众的“良好”素质――兼评中国精英主义者的两封公开信》 老田 

　　中国最大的敌人是两个：一。动荡并分裂，那就什么都干不成。二．官僚主义的全面复燃。
　　——林昙

　　苏共最主要教训于党的领导集团从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从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者变为人民的统治者，把人民赋予的实现和维护人民利益的权力变为实现和维护统治集团利益的权力。
　　——《全球化与共产党》 贾仕武

　　一个共产党人，如果眼界和心胸不超过自己的裤裆、餐桌、家居墙壁，不超过自己的私囊、官位、知名度，实在可以不必加入共产党。一个党所以不可战胜、长期执政，是因为很少这样的共产党员，尤其很少这样的领导者；所以衰弱乃至下台，则是因为太多这样的共产党员，尤其太多这样的领导者。此类人物越多，共产党越不再是共产党，党离开人民越远。
　　——令狐葱

　　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权力，一定是体现在拥有广泛的权利，比如选举权、被选举权、监督权、罢免权、知情权、决策权等等，等等，只有落实了这些广泛的权利，我们才能说人民群众是国家的真正主人。因此，落实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各项权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
　　——老吴

　　政治（体制）改革应该借鉴经济改革的经验，搞渐进式改革，从易到难，逐步实现。另一方面，几千年来劳动人民总是处在被压迫地位，从未翻身做过主人，因此从翻身到真正当家作主也必然有一个学习、锻炼、提高的过程。
　　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我建议首期目标应落实知情权和议论权。
　　所谓知情权，也还可分为事前、事中和事后，在一开始也不必太计较。所谓议论权属于监督权中的舆论监督，但和批评权还不一样，议论权还包括表扬、包括评功摆好，且主要在事后行使。
　　——老吴

　　落实知情权和议论权，有利于培养公仆意识。办了事要让大家知道，怎么办的，中间是怎么回事，这就告诉干部你不是为上级办事，是为老百姓办事；而直面老百姓的议论，邀请人民群众品头论足，将使干部面对社会压力，有助于冲淡完成上级任务，为个人升官打造‘政绩工程’的念头。
　　——老吴

　　落实知情权和议论权，有助于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的良性互动。通过议论政府可以有很多收获。如果表扬、夸奖的多，说明事情的确办的不错；如果不满意的多，那就可以反思一下，是事情办的不对，还是好事没有办好？事情的结果如何，在事先会有个估计，但究竟如何，还是应该听听群众的反映，不能领导说好就是好，不好也好；领导说不好就是不好，好也不好。而另一方面，通过议论也教育了群众，什么样的事是对的，什么样的事是错的，怎样才能办好，如何避免办坏，等等。
　　——老吴

　　选举首先必须有充分的知情权，否则的话和盲人摸象也差不了多少。选举过程就是对候选人进行品头论足，也就是议论。人民群众行使议论权是提高人们鉴别能力的途径之一。
　　——老吴

治党以严，治国以准，治民以宽。严者，共产党人必须严守誓言和纪律，必须有为国为民的牺牲精神和决心，放弃个人意志和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全心全意为国家服务。准者，国家行政必须依法而行，无法之处必须上咨党意、下询民情而公决。宽者，法律不限可自由而行，完全由自己做主，不受他人要挟和制约，此为真民主和自由。
　　——林昙

　　民主集中制的正确表述是“基础是民主，核心是统一，本质是党的战斗力，目的是国家和民族的繁荣富强”。是治党原则！
　　——林昙

　　人民要的不是动乱，人民要的不是混乱，人民要的不是毫无保障的社会，人民要的不是是非颠倒的革命。
　　——云山

　　我们反美只是反对美国霸权，反对他手伸的太长，而且只反对糟糕的一面，不反对美圆，我们也不会打到美国本土去，不想称霸。
　　——林昙

　　自由主义者应该是不会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也不肯让别人的意志强加于己的人，在日常生活中，只会平等待人，不会因势而对人俯仰；可以不同意对方的观点，但誓死捍卫对方说话的权利。
　　这样的人游离于社会的边缘，十分稀少，但也还算可以见到那么几个。性情并不随和，再不肯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和稀泥，不会因为对方是上级、是有钱人、是有学问的人，而恭顺异常，也不会因为对方是下级、是乞丐、是文盲，而踞傲不已。故而给人感觉不大正常，因为，我们毕竟生在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有着5000年传统的等级观念。
　　——《自由主义者与自由派》 林昙

　　中国的社会象一架具大无比的梯形梯子，人们都拥拥挤挤的站在不同的阶梯上，低处满是最劳苦的蚁民，大多数人都在卖力气的向上一层爬去。这期间，踩人肩膀、头顶、踢人下去的比比皆是，真的已经不需要再为此感叹。
　　——《自由主义者与自由派》 林昙

　　道德不是什么高深的东西，但道德沦丧的民族肯定会比较可悲。其实，社会基本道德才是一个社会的基础，也是一个社会公民的为人的基本标准。发财、治富提高个人的生活水准当然很好。但是，这绝不是为人的最高准则，更不该做为衡量一个人是否有成就的最高标准而被宣传和倡导。
——林昙

　　诚信的意义重于利益。在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政府的眼中，似也应该如此。
——林昙

　　浪费，是暴轸天物，是对自己、子孙的不负责任，是对人类劳动的蔑视。
——林昙

　　大家都看得到，凡是在发展中的，有民族自尊心的，想要振兴民族经济的国家，人民都以消费本国消费品为荣，比如：韩国。
——林昙

　　纵观世界历史，一个民族不断兴盛、强大，从不落后、衰落，好像就从来没有过。那么我们今天的落后，实在是历史的常态，我们不妨以平常心对待之。
　　从中华文明的兴盛到落后，给我们什么启发呢？一个就是说要老老实实承认落后，虚心向先进的工商业文明学习；但另一方面，我们要恢复祖先的辉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必须要超越今天的工商业文明。资本主义工商业文明的顶峰，已经被美国牢牢占据了，我们要想和它抢这个位子恐怕是不现实了。幸运的是，在中华民族正在复兴的关头，人类历史正迈向后工业文明，所以历史把机会给了我们，我们理应抓住机会，超越工商业文明，在后工业文明时代再创中华民族的辉煌。 
　　——老吴

　　面对现实才是自信与发展中最起码的实事求是精神。
　　——吴泫

　　发展的过程就是解决矛盾的过程。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产生了，而解决了新的矛盾 ，更新的矛盾又产生了；人类社会就在不断地解决矛盾的过程中向前发展。
　　——老吴

　　政治关怀你我他。一个社会不关心政治，在一个落后的独裁国家，或许是正常现象，而在一经济高速发展的国家，人民普遍地漠视政治其实是一个危险的事情。
　　——知原

　　一个长期积弱的落后民族在经济上突然崛起必然隐含一个致命的内在危险，即它将加速暴露落后民族特有的“政治不成熟”，这种经济快速发展与政治难以成熟之间的强烈反差不但最终将使民族振兴的愿望付诸流水，甚至会造成灾难性的结局即民族本身的解体。
　　——韦伯

　　现存的政治上层建筑把政治生活限定于极狭小的范围。它根本不适合于发现和分析变化著的社会现实……不适合于动员社会上的智慧潜力去解决涌现的问题。因为决策者的压倒一切的任务是坚定不移地抵制变动，不惜任何代价维持现状。这个任务至高无上，所以最高层要求各级国家机关、党组织、社会科学界、大众传媒都得这么做。它们要帮助掩盖日趋严重的问题，饰以稳定、成功和进步的假相。这么做过，最后一批可以进行公开讨论的孤岛消失了，保密的领域则扩大了。每发生一次领导层所不悦的争论，就会有新的领域被界定为“国家机密”。
　　——高尔基.阿尔巴托夫

　　现代经济发展必然促成多元化的社会和意识，多元化的社会和意识必然导致整个社会日益趋向分散和剥离状态。驾御多元化社会的政治基础，必须是广泛的政治协商。否则，必然影响到国家的凝聚力，最终导致整个社会的离心离德。政治的不成熟，民主对话被堵塞，必然导致人们对腐败的漠不关心。漠视腐败不过是政治不成熟、不民主的一个重要表象。现代政治的基本任务即在于如何创造一种政治过程以使多元分散的社会利益仍能凝聚为民族整体的政治意志和政治向心力，不然的话整个民族将出现只有社会离心力而无政治向心力、只有地方和集团利益而无全民族利益的危险局面，最终导致整个民族呈现分崩离析的状况。
　　——知原

　　人们漠视腐败的现象，不是说明人们腐败现象为人们认可了，而是政治体制把人们反腐败的热情给卡住了。当政治调动不起更多人的积极性之后，全民和解的路子也就被堵塞住了，人们已经没有更多的路子可以选择。等到人们的一切热情都是冷漠了，内心的胸闷没有渠道排泄了，这才是最危险的 。
　　——知原

　　政治的目的是调解利益冲突，每个利益集团都会极力利用政治过程达到增加本集团利益分配的目的。但是，这样的竞争不能是无序的，而必须在某个被广泛认同的理念的基础上进行，因为否则的话一个国家就会陷入奥尔森所说的"不可治理性"，甚或出现动乱和战争。一个关于社会公正的理论就是这样的一个理念。它的目的在于为全体公民提供一个关于社会分配好坏的共识，有了这个共识，人们才能进行和平和有序的竞争。
　　社会公正是一个政治性的概念，而不是一种道德体系。道德不可能取代一个关于公正的理论来调和公民的利益冲突。道德只可以用来调节个人与个人之间相互作用，而不能用来确定一个国家应该做什么或不应该做什么。这首先是因为道德的分散性，在今天的时代，一个人已经很难确定他是否和他的邻居秉持同样的道德观了，因此我们也就无法确定我们应该采用谁的道德。其次，道德所能管辖的范围在今天已经大为缩小了，诸如市场和各种公权力（法律、行政等等）这样的正式制度已经取代道德成为管辖我们日常生活的主要力量。
　　但是，要使一个关于社会公正的理论成为公民的共识，它就必须和道德相一致。
　　——《建构中国社会公正理论 》 姚洋

　　在一个具有健全的市场经济、民主和法治的国家，社会公正是否是必要的？的确，市场经济的竞争规则为几乎所有的交换行为提供了一个约束机制，法治对这些交换行为以及其它社会关系进行了必要的规范，最后，民主又为非市场的资源配置提供了一个可供公民参与的决策机制，因此，再谈社会公正似乎是没有必要了。对于古典自由主义者而言，这的确如此，因为市场、法治和民主保证了程序正义，而后者是古典自由主义者认为惟一合理的公正原则。但是，市场的结果未必总是合意的，市场可能产生大量的失业、贫困甚至饥荒；同时，仅有法治和民主也不可能保证一个国家不至于陷入动乱。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个国家基本政治认同的社会公正就可以成为市场、法治和民主的重要补充之物。
——《建构中国社会公正理论 》 姚洋

　　封建中国依赖两条线索来维持政治统一。一条线以地缘和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地方治理结构，另一条是以国家官僚体系为基础的皇权统治。两者都不具备现代以平等为基础的公正意识，因此 怕会受到来自民间的挑战，从而使中国走向分裂。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的政治底线是靠国家动员所维持的，一个接一个的运动的目的就是要将全体人民的思想统一到一个意志上来。在计划经济的初期，这种动员还可以有效地发挥作用，但在经历文化大革命之后，它的作用已经消耗殆尽。因此，我们必须建立一种新的政治认同理论。
　　政治认同是国民认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我们讨论它的目的不仅仅局限于它对国家政治统一的作用，而且试图通过对它的界定为国家的运作提供一个指导性的框架。“只有永远的利益，没有永远的原则。”这似乎是一个亘古不变的真理。但是，一个没有原则的国家是危险的，因为她的行为具有不可预测性，而且随时可能被别有用心者所篡夺。
　　对于中国而言，坚持一定的原则对内和对外都是必须的。就内部而言，中国正在进行一场剧烈的社会和经济转型，在这个过程中，目标的确定极为重要。一个关于社会公正的理论恰恰是为转型提供了一个最终目标，以它来规范国家政策和法规才能使转型避免混乱。就外部而言，坚持一定的社会公正原则将使中国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世界的舞台。目前的中国外交，尽管很多做法都是对的，但我们如果能够将这些利益放在一个统一的公正原则的框架中进行表达，其结果是大大宏扬了我们的声音。
　　——《建构中国社会公正理论 》 姚洋

　　公民的共识无论是对民主还是法治的良好运行都是至关重要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公开讨论不仅不会削弱国家的行政能力，反而会加强之，因为在公开讨论的基础上所形成的政策不容易出错，且更容易为民众所接受。
　　——《建构中国社会公正理论 》 姚洋

　　民主使得国家架构以及政府政策更趋于稳定，这是因为，民主的结果是妥协和利益均衡，在没有外部的强大冲击的时候，它很难予以改变。国家架构和政府政策的稳定有利于人们形成稳定的预期，从而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
　　——《建构中国社会公正理论 》 姚洋

　　平等也成为各种文化所具备的共同道德特征。但是，个人对平等的诉求可能进入两个极端。一方面，一些人会通过自身的努力达到甚至超过别人的水平；另一方面，一些人也会通过抢夺他人果实的手段达到与他人平等的目的。国家的作用就是通过为个人提供一些必备的条件，诱导个人通过第一个途径获得平等。这不仅仅是因某种目的而采取的手段，其本身就是对人的发展这一根本目的的追求。
　　但是，对平等的追求必须有一个限度。在一个尊重个人选择的市场经济中，对平等的追求导致社会财富的萎缩，最终将损害我们对平等的追求。因此，我们在拒绝古典自由主义的同时也必须拒绝平均主义，这并不是因为平均主义的道德理念是错误的，而是因为它的不可行性。我们的目标是通过对公正及其相关制度的设计达到对平等的追求。
　　——《建构中国社会公正理论 》 姚洋

　　我们的公正理论包括四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关于人身权利的均等分配；第二个层次是与个人能力相关的基本物品的均等分配；第三个层次是关于其它物品的功利主义分配；第四个层次是国家对于社会合谐的考量。在前三个层次中，第一层次优先于第二层次，第二层次优先于第三层次。第四层次是对前三个层次的补充，管辖前三个层次没有涉及的领域。下面我们对这四个层次逐一进行说明。 1、人身权利的均等分配人身权利是涉及到人身自由的那些权利，如自我表达权、政治参与权、自由迁徙权、不受他人侵害权，等等。这些权利的共同特征是普适性和平等性，即一个人对这些权利的拥有不会妨碍他人对他们的同等拥有。他们是古典自由主义者所为之辩护的被动权利，也是正义的基本含义。对于一个非专制的国家而言，国家没有理由不对这些权利进行平等的保护。
　　——《建构中国社会公正理论 》 姚洋

　　中国改革二十年来最大的经验就是，尊重个人选择权是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主要源泉。
　　——《建构中国社会公正理论 》 姚洋

　　教育是一个人发展的起点，在现代社会里，没有教育只能意味着永远的穷困和有限的见识。同时，教育是提高个人能力最有效的方式，有了教育，个人就可以创造收入，就可以进行有效的判断，就可以完善自己的生活，就可以获得自尊和他人的尊重。 
    ——《建构中国社会公正理论 》 姚洋

　　稳定应是积极的稳定；
　　要以发展求稳定，稳定存；
　　以剧烈变革求稳定，稳定亡；
　　以掩盖矛盾求稳定，稳定亡。
　　——燕山居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