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格意义上讲，中国是没有民族主义传统的。中国的民族主义是被动产生的，从1840年开始，遭遇到西方，被外国人欺负。大一统的政治体制敌不过人家的政治民族主义，文化上敌不过人家的文化沙文主义，种族上第一次遭遇到种族主义，一败涂地，惨不忍睹。中国人不服气，因此有了民族主义，实际上是被动产生的。
　　都说中国败是因为文明落后，我不同意。套用一位学者张文木先生的话，咱们的宫女都会背唐诗，那些鸦片贩子谁懂得莎士比亚？当时中国和西方，技术上的差距不算大。中国败，败在体制上。“大一统”为什么敌不过人家的政治民族主义？因为人家政治民族主义是集中了一个民族，上百万人和你斗。咱们的“大一统”呢，靠的是几个精英。日本甲午战争，天皇每天少吃一顿饭，皇太后把首饰卖了买军舰。中国呢？大家都没事，就一个李鸿章和日本斗。人家全国人一起和你一个人拼命，甲午战争当然打输了。
　　——《乱谈民族主义和中国未来》 烟雨苏州 

　　中国文化，很大程度上是由家族来承载。现在来看，家族解体恐怕是一个趋势，但是，家族文化对人的影响还是很重要。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的孩子和普通人家的孩子精神气质就是不一样。中国有很多历史悠久的大家族，山东孔家，福建的林家，那些家族的小孩子，没念过什么书，也都是知书达理，很有礼貌，比大学生还强。保护家族文化，也就是保护中国文化。
　　家族对中国贡献很大。家族就是中国人的宗教嘛。不说别的，近代的名人，从曾国藩起，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蒋介石都是大家族。
　　——《乱谈民族主义和中国未来》 烟雨苏州 

　　中国人跟外国人打交道吃亏，并不是没有种族主义的原因，而是近代中国人不是人家的对手，古代中国人又比“蛮邦”强而不屑争斗。
　　——独孤九绳

　　社会现代化过程就是传统与现代不断冲突、摩擦、融和、演化的过程。然而，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不同文化的消长沉浮、冲突融合、发展变异，不完全是一种人为的设计和控制，实际的文化选择和文化传承不会如“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原则那么简单明快。
　　中国传统教育作为古代文明的成果，它在教育制度、教育思想、教育方法上固然有一些仍有认识价值、能够与现代社会兼容的内容；但作为农业文明的产物，它在整体上已经过时。它以造就少数统治社会的文化精英——士大夫为目的；以知识的继承和传递为主、以既往文化和道德教化为最高价值；与之相应的，是崇尚书本、崇尚先人的思维模式和以记忆、模仿为主的学习方法。所有这些，与现代教育培养合格公民的基本宗旨，及发展个性，学会学习，学会创造的价值是格格不入的。信息时代和知识经济的挑战，以及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进一步显示了现代社会对教育的创造性、适应性更高的要求。
　　——《中国传统教育的现代命运》 杨东平

　　追求现代，重视传统，让反传统也成为我们的传统之一，也许是一种更为恰当的态度。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贡献之一，是为我们民族的思维注入了强劲的批判性，从而使反传统成为一种新的传统。
　　对于文化的发展和创造，强大的传统是可贵的，给我们可以归依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反传统也是不可缺少的，给我们批判和创新的力量。关键在于，无论对于几千年的传统，还是对传统的批判，都不能让其中断。我们应以开放的心灵来容纳它、综合它，让传统的批判成为我们伟大传统的一部分。
　　——《中国传统教育的现代命运》 杨东平

　　中国社会里有些可怕的循环，过去最典型的一幕是婆媳循环：婆婆总是凶恶的，小媳妇总是软弱的。软弱的小媳妇一旦成为婆婆，立刻就会对下一代媳妇横眉怒目起来，仿佛自己当年受到的委曲，必须让下一代彻底偿付。现在农村还有造房循环：农民夫妻自打生了头胎儿子后，就开始为儿子将来娶妻生子积攒造房的资金，他们年富力强的精力基本上都消耗在这个目标上了。一旦儿子成婚，老俩口退场，从此不思不想，整天抱着孙子在田垅上瞎转悠。下一波积攒造房资金的严酷使命，自然落到了儿子身上。今天城市里最常见的循环，莫过于教育循环：有了孩子以后，家长开始为供养孩子读书、培育孩子成人呕心沥血，其中体现出的牺牲精神，真可以惊天地、泣鬼神。孩子娶妻生子以后，下一波惊天地、泣鬼神的民族悲喜剧再次上演，结果便构成这样一个循环：每一代新人的茁壮成长，都是以一代成人的彻底放弃为代价。
　　——《走出“教育循环”》 周泽雄

　　希望每一个中国人，无论在什么地方，也都能既不用恭敬别人，也不用别人恭敬自己，也都从从容容，坦坦荡荡的。
　　——《出人头地的教育和直面世界的教育》

　　大凡一个团体、一个政党，初起之时都是艰难困苦、聚精会神，因而生气勃勃；而一旦环境好转，便惰性发作，人亡政息。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
　　——黄炎培

　　肃贪反腐不能仅仅依靠国家权力机关的自我约束，说到底，还要靠人民大众行使他们当家作主的权利，对政府进行监督。也就是说，归根到底要靠民主的政治制度。
　　——《中国腐败的治理》 吴敬琏

　　法官独立审判和公正执法，是建立法治的一项基本要求。目前，司法人员的腐败和行政干预是实现这一基本要求的主要障碍。为了消除这种障碍，除了完善制度，主要是加强人民群众的监督和各级党委的监督。
　　——《中国腐败的治理》 吴敬琏

　　在法治的条件下，法律必须具有透明性。透明性的基本要求是：第一，立法过程要有公众的广泛参与，法律草案要让公众能够参与立法的过程。第二，法律要为公众所周知。现在有不少机关都把法规当成自己的私有信息，外人都不知道有哪些有关的法规，具体内容是什么，于是不法官员便能上下其手，枉法害民。按照现代法治观念，不为公众所周知的法律，是不生效的法律。第三，要使公民对自己行为的法律后果有可预见性。比如按照法治理念，法律只能管法律颁布以后的行为，不能追溯过去的行为，否则行为主体他就没有办法主宰自己的命运，而只能靠找关系、送贿赂等办法央求具有很大自由裁量权的官员帮忙开特例，才能办成自己的事情。
　　——《中国腐败的治理》 吴敬琏

　　实行宪政的一个基本要求是实现权力制衡，不允许有任何至高无上、不受约束的权力主体存在。
　　——《中国腐败的治理》 吴敬琏

　　过去我们主要采取两种方法处理腐败问题：一种是进行专案查处，另一种是发动严打运动。回过头去看，这两种办法并不是很有效的。今后应当把反腐斗争纳入法治的轨道。法治的最起码的要求，是实现反腐的法制化。这就是说，不是用个别的措施对腐败案件作专题处理，而是从制度层面解决问题，否则很难避免少数纪检干部疲于奔命地到处救火的被动局面。
　　——《中国腐败的治理》 吴敬琏

　　自从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就进入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这是一个令人感到悲痛的时期，传统文化、旧的社会秩序和道德规范已经崩溃，新文化、社会秩序和道德规范却未能建立，人们生活在一个混乱的价值观、道德规范和急剧的社会变革中，因而对时代缺乏安全感，对未来缺乏信心，对前途感到迷茫；这又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期，历史上旧文化、社会秩序和道德规范崩溃的时期常常也是新文化、社会秩序和道德规范建立的时期，也正因为如此，所以许多人常常喜欢将我们这个时代和中国古代最光辉灿烂的春秋战国时代相比，认为我们这个时代在经历了一定的文化崩溃、社会动荡、道德混乱之后必然会建立起一种新的文化、社会秩序和道德规范，从而将我国带入一个新的大发展时期。
　　——《新思想将产生于学院还是民间？》 知原

　　事实上，近现代西方文明虽然在总体上优于中国传统文明，但并不等于它在所有方面都优于中国传统文明。因此辨明中国在哪些方面真正落后于西方，在哪些方面优于西方，才是决定我们应该当学生还是应该当先生的关键。在我们真正落后于西方的地方，我们确实应该当学生，虚心向西方学习；但在我们优于西方的地方，我们是有资格当西方的先生的。
　　——《新思想将产生于学院还是民间？》 知原

　　美国的国父们清楚地认识到权力制衡的重要性。把政府分成三个分支以便争风吃醋相互控制。这种制衡思想深深地扎根在美利坚政治文化的土壤中。不论是舆论上，理论上还是实践中，美国人对政府从来保持着一种深深的戒备和不信任。一方面用秘密警特制约官僚，打击腐败，另一方面又用一套紧箍咒般的法律体系和公民陪审制度套住警特和司法机关。老美认为，如果政府拥有太大的“做好事”的权力，它就有可能用这个权力侵犯公民个人权利。因此美国的司法原则是宁可放走罪犯，也不能让警察特务胡来。 
　　两害相权择其轻。稍稍翻一下人类历史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政府犯下的罪恶百倍于流氓地痞杀人放火的总和。你说要哪一头？ 
　　——《银锹行动——美国反腐败见闻》 三家村

　　绝对权力绝对腐败。人们对专制导致腐败似乎什么争议。然而很多好心人都有一个天真的想法，以为只要有个选票箱，就必定政治清廉。这是不正确的。民主并不是消除腐败的充分条件。
　　——《银锹行动——美国反腐败见闻》 三家村

　　“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这话听起来很悦耳，实际上人民群众常常被政客蒙骗。三权分立的宪政制度虽然可以相对有效地制止政府作出灾难性决策，它本身并不直接地或自动地约束腐败行为。当我们对腐败现象深恶痛绝而呼唤民主法治的同时，必须对民主和廉政的关系有清醒的认识和适当的期望。 
　　——《银锹行动——美国反腐败见闻》 三家村

　　封建帝王为什么要反腐败呢？其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贪官贪的是皇帝银子；其二，腐败动摇王朝根基，官逼民反。因此帝王确有廉政的动机。但是另一方面，帝王的权力，又来自百官的辅佐。水至清而无鱼，要没油水谁替你卖命？所以聪明的天子对宠臣的腐败向来是睁只眼闭只眼。于是纵容腐败又常常是换取效忠的无奈之举。因此，专制者的确一方面希望反腐败，令一方面又不得不利用腐败。这种矛盾状态使得专制政治下反腐败总是投鼠忌器。导使腐败逐渐泛滥，直至王朝覆灭。 
　　同时，腐败还是臣子操在帝王手里的把柄。在王朝末期，专制统治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激化，腐败则是维系王朝的最后一瓶粘合剂。共同的腐败把专制统治者绑在一条船上，要沉大家一起下水。 
　　从官员的角度看，封建专制下反腐败从来是自毁前程的行当。官员职权来自帝王百官，把人得罪光了将来即使不为小人所害，恐怕也逃不掉主子的丢卒保车。中国５０００年文明史，包拯虽有其人，故事还都是虚构的。 
　　——《银锹行动——美国反腐败见闻》 三家村

　　民主政治同时又是漏洞百出的不完美制度。贪官只要足够小心，仍然可以腐败到一定限度。仅仅有民主选举那是远远不够。
　　——《银锹行动——美国反腐败见闻》 三家村

　　“天”成为中国的认识领域最高级别的表述。希腊人生活在海水的拥抱中：海的汹涌澎湃和渊默难测造就了希腊人的性格。中国的包孕万象的天空在人们心中造成这样一个映像：“天”的意志不可违背，天的胸怀能够盛纳万物。天子就是天的人格化。希腊的海侵袭着希腊人的土地，永远洋溢着战斗的力量。对峙的陆地，势均力敌的希腊城邦，造就了世界上最早的民主观念。
　　——《论唐朝人的和谐生存和希腊人的悲剧生存》 枕戈

　　中国文化的秘密隐含在“天人合一”的表述中，其中有两层含义：一是中国人和大自然在艺术的对话中有其亲密融洽的关系；二是一般意志的人和那个最高意志的人即“天子”达到了鱼水融洽的关系，通过一种意志的等级差建立起和谐的秩序。
　　——《论唐朝人的和谐生存和希腊人的悲剧生存》 枕戈

　　希腊艺术如诗歌，雕塑和悲剧体现了统一的生命风格，体现了体魄的强健和生命力之溢满和过剩。
　　在希腊的悲剧里，痛苦始终是人生存的必要状态，他的快乐产生在生命的否定过程中：那作为个体的人虽然毁灭了，但那永恒的生命意志却历万劫而长存！
　　——《论唐朝人的和谐生存和希腊人的悲剧生存》 枕戈

　　希腊人在面对茫茫大海时一定有更多的困惑，而困惑是一切求知的开始。通过清澈的海洋体现它的科学理性的精神，这可以说是区别于中国精神的最显著的地方。最终是希腊人的精神把整个世界带到了现代社会。
　　——《论唐朝人的和谐生存和希腊人的悲剧生存》 枕戈

　　希腊的衰落出于希腊城邦的内讧，或者说因为斗争精神的过于旺盛，求取生存空间的欲望过度膨胀。
　　——《论唐朝人的和谐生存和希腊人的悲剧生存》 枕戈

就像大唐帝国一样，谁要在中央帝国取得永久的和谐，帝国的大厦首先从中心和谐处崩溃。
　　——《论唐朝人的和谐生存和希腊人的悲剧生存》 枕戈

　　中国的封建制是在弱势文化中存活的。这个弱势文化，真是强大，它就是那个“上 善 若 水”的东西。它看上去总是不对的，总是小人味的，总是受气包似的，可是它总是能够吃掉那些强大的 “革命”，包括历代的改朝换代，每一个新生的朝代都会被这个弱势的魔掌慢慢吞噬。所以中国的封建制度最长久，改朝换代的革命最残酷，改革的呼声最高亢，革命的失败最痛苦。因为历代的各种革命都是被这个“弱”的东西慢慢的撕碎。 
　　——《论中国人特质 》

中国的问题不是一段历史的问题，不是宋人嘲笑唐朝昏君的问题，不是满人鄙视汉狗的问题。三民主义没有救得了中国。共产主义革命也进行不到底。大家看吧，-- 看到了吗？只要革命者胜利，中国人就处于团结状态，中国人群体就开始强大，强大到谁都无法想象的程度，强大到任何一个民族不可抵挡的地步，而就在这个时候，以弱胜强的文化就开始起作用，中国的弱势就开始吞吃强势，不论是家族式的革命者还是团体式的革命者都会开始逆向选折，使统治（即团结的力量）一代不如一代，然后就开始分裂，内耗。中国人的这种弱势胜强的力量是更加强大持久的力量。倘若中国人能够持续在团结状态，中国人就很快会进入强大状态。中国人能团结多久，就能强大多久。中国人能够强大到何种程度，就看中国人总体能释放多少智慧。中国人每个都很聪明，如果能象美国这样，能够把每个人的智慧都百分之一百二十的释放，中国要比美国强大多少，大家自己估量吧。 
　　——《论中国人特质 》

　　我们中国人到底是什么特征？我们中国人是一群全世界最有智慧的弱者。因为我们中国人有智慧，我们即使在最恶劣的环境中也能存活，我们中国人也是弱者，所以我们中国人没有征服的主动性。
　　——《论中国人特质 》

　　我们的祖先给我们两样法宝也是我们征服世界的利器--道德经和汉字。道德经是中国人平天下的圣经，为此我们要彻底屏弃致使中华民族总是处于革命于反革命的斗争往复的怪圈里的这个儒教。儒教帮助中华民族的革命者在弱势下取得胜利，同时却使中华民族在团结强大的时候开始慢性自杀。 
　　——《论中国人特质 》

　　一个英武强悍的国家，必然是一个进取的国家，否则就是没有希望的弱者之邦。
　　一个进取的国家，必然是一个积极外向的国家。任何一个大国，都不可能“躲进小楼成一统”，必然会受到强大外力的冲击。强国不但要能经受得住外力的冲击，有能力融合外来的冲击，而且要能向外辐射自己创造性的文明。只有自信的强者才能做到这一点。
　　一个胸怀天下的、自信的国家，其进取的方式必然是全方位的，建立在坚强军事力量后盾上的文化上的吸引力是必不可少的。单纯武力扩张，的非长久之道，也许会给民族带来灭顶之灾。但产生不了强大武力、民众毫无尚武精神的文化，只能是弱者的文化，永远的二等国家。
　　中国是有资格和潜力做一个胸怀天下的国家的，但目前各方面的条件还不具备。如果我们还是一个自信的民族，还是一个有远大理想的民族，还是一个能够为人类贡献新文明的民族，我们就应当勇敢地承担起这个责任，焕发出我们的创造力，朝着这个目标做艰苦的努力，而不是整天哼哼唧唧地发出弱者的细语软言。
　　目前的美国就是一个比较成功的“胸怀天下”的国家，但她并不完美，中国可以比她做得更好。
　　没有远大的目标，国家必然“南宋化”，也许我们这个积弱已久的民族（很多人已经丧失了自信）又要再承受一次“同化侵略者”的惨痛代价。
　　是苟安，还是奋发，历史已经把选择摆在了当代中国人面前。
　　——鼎之轻重

　　中华民族是个自虐型的民族，中国人对自己人百倍的残忍，而对别人则百倍的仁慈。中国人对同胞是冷漠的、厌恶的、凶残的，而对外国人却是热心的、喜欢的、敬畏的。
　　中国人会自然而然地、不加思索地、毫不留情地迫害本国“恶人”的后代，而对异族人，那怕你摆出一万条理由，他们也决不会去惩罚人家的后代。
　　中国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用尽酷刑拷打自己的同胞，但是所有那些酷刑从没有施之于日本人，哪怕是罪行累累的日本人。所有这些，都表明中国犯了自虐病，对自己人残忍，对别人仁慈。
　　文化大革命之所以能产生，其根本原因是中华民族存在深深的自虐症，或者说，中国人根本不爱同 胞，不珍惜同胞的生命、权力。 试问，如果没有那样的中华民族的性格，又怎能发动起那么浩大持久的“文化大革命”？单靠几个有野心的政治家是无法掀起那么大的风浪的。所以说，“文化大革命”不仅是中华民族的一场灾难，更是中华民族的一场耻辱。在那场耻辱和灾难中，中国人的一切人性中的劣根性表露无遗。 
　　这些年来有些明智的中国人认为中国之所以落后，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中国的“内耗”太多，这是很新颖也很有见地的见解，这种观点实际上说明了中国人存在着自虐的心理，以致中国内乱无穷。中国人对自己的同胞残忍无情，寸利必争，绝不宽容，让步，而对异族人，中国人却表现得惊人的宽容，大度。
　　我先前总不清楚，为什么中国人时善时恶，好像很矛盾，但后来懂得了，中国人是对外国人善，对同胞恶。外国人好像很讲人道，其实他们是对本国人讲人道，而对别国人讲兽道。 
　　——agree

　　中国有过世界上最反动最无耻的大卖国贼，和世界上数量最大的“汉奸”，这些人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无穷灾难，这些人带来的灾难比其他任何国家的卖国贼给他们国家带来的灾难都要大得多。这是中华民族的悲哀。
　　——agree

　　中国人恭顺、怯懦、软弱、柔和、仁慈、愚善、自卑，缺少冒进、强悍、粗野的性格，要让这样的人复仇，实在难呐！1949年以来，中国没出现过一篇宣传复仇的文章，这是一个奇迹。只是这奇迹是一种悲哀。纵然复仇是非正义的，甚至是反动的，但由于中国蒙受了莫大的耻辱，中国也应出现一篇宣传复仇的文章，这才是正常的。可是这种文章始终没有出现。中国已到了不正常的顶峰。要是其他国家也蒙受了中国这么大的耻辱，那么它们的宣传复仇的文章必会如雨后春笋般暴出。 
　　——agree

　　本来，复仇是很正常的事，在一个正常的民族，复仇的言论不会遭到多大的反对，一个人只要略略说几句复仇的话，甚至不用说得很有说服力和煽动力，就会引起无数的呼应；甚至不用别人宣传，他自己就会产生复仇的思想；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人心中满怀仇恨，德国的社会上充斥着形式各样的宣传复仇的小册子，这也是后来纳粹党得以上台的心理基础；而在中国，谁要是鼓吹复仇，纵然他说得很有道理，也会遭到无数人的反对。要使中国人接受复仇主义真是难于上青天。
　　那些顽固反对复仇的中国人，看起来思想修养已达至高境界，是个高尚者，其实都很平庸：他们是平庸的高尚者。他们是中国的耻辱，而且是中华民族灵魂的下毒者。 
　　——agree

　　中国是个唐僧式的国家，唐僧的性格即是中华民族的性格。唐僧便是这样，昏聩懵懂，不分是非，懦弱无能，战战兢兢，诚惶诚恐，百无一用；明知是杀人的盗，他也要饶恕；明知是吃人的妖，他也要放掉；他一次又一次地遇妖，一次又一次地吃妖的苦头，却一次又一次地予以饶恕；孙悟空要除恶诛凶，他要阻挠，甚至念紧箍咒；他心中只有“不许杀生”，只知讲仁行善，而没看到别的东西。唐僧这么做，却还能得到回报，他成了佛；而中国却成不了佛。 
　　——agree

　　我国大多数地区还处在从计划经济到初步的市场经济的转轨阶段。即使一些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先进地区，也还没有建立法治和其他的现代社会体制。我们原来是一个高度集权的层级制社会，习惯于用行政命令来管理。很难设想在网络社会还按原来的方式进行管理。那么，管不了就会出现冲突，出现混乱。21世纪将是一个非常有生气，非常动态的社会。适应不了这种状况，社会就会有各种各样的矛盾冲突，各种紧张关系。我们对这一点应该有深刻的认识，并要加以适应。 
　　——《入世与新经济对中国社会的挑战》 吴敬琏

　　政治层面的改革，首先是人民基本权利的保护。现在人民表达自己意志的渠道非常狭窄。贪污腐败全靠由上到下的监督，这怎么可能得到抑制呢？ 
　　——《入世与新经济对中国社会的挑战》 吴敬琏

　　中国人不是不能干，问题在于我们的体制，我们的环境常常抑制了人们聪明才智的发挥。所以，必须改变我们的体制环境，把我们的企业家和发明家的聪明才智发挥出来。 
　　——《入世与新经济对中国社会的挑战》 吴敬琏

20世纪末期以资讯科技为基础的新经济时代的到来，意味着整个社会生活要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一个很明显的事实是，网络经济时代的社会组织将是网络式的，不是层级式的。这就是说，社会的每一个单元都面对着所有的单元。本来市场经济就是对层级制社会组织的一个冲击。这一关我们就没有过。现在问题进一步深化了。从企业组织的“扁平化”到整个社会的网络化，要求社会组织方式和政治组织方式发生改变。如果我们的社会经济组织和政治组织不能适应这种状况，起码新技术发展不起来。新的技术要在新的社会组织下才能顺利发展。在人类历史上，农业经济时期，当使用非常粗笨的工具时，可以用奴隶进行农业劳动；而机器大工业就需要自由的雇佣劳动者大军；到了知识经济时代，人的自由意志就要发挥更大的作用。
　　——《入世与新经济对中国社会的挑战》 吴敬琏

　　我国大多数地区还处在从计划经济到初步的市场经济的转轨阶段。即使一些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先进地区，也还没有建立法治和其他的现代社会体制。我们原来是一个高度集权的层级制社会，习惯于用行政命令来管理。很难设想在网络社会还按原来的方式进行管理。那么，管不了就会出现冲突，出现混乱。21世纪将是一个非常有生气，非常动态的社会。适应不了这种状况，社会就会有各种各样的矛盾冲突，各种紧张关系。我们对这一点应该有深刻的认识，并要加以适应。 
　　——《入世与新经济对中国社会的挑战》 吴敬琏

经济全球化是西方世界对贫穷国家的新一轮的掠夺，这绝对是他们的初衷。他们廉价的购买原料，把高价的制成品返销给你。看起来公平，实际上他获得了巨额利润，你却一无所有。最后你欠了一大堆债，还要感谢他。他还怕你寂寞，给你挑起战乱，你还要请他维和。你说冤不冤。有一个不怎么恰当的比喻，别人把你卖了还在高兴的给别人数钱，还说我还值这么多钱。这是许多贫穷国家的真实处境。
　　别人是狼你是羊，无论你跑的多快，你最终也要被别人吃掉。你只有变成狼，或者老虎、狮子才行。总之要学会与狼共舞，有一天把狼吃掉。有人可能会说，你说的太血腥了，其实国际关系就是功利境界。如果总是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你必然吃亏上当，甚至被他吃掉。如果“自由右派们”非要说被狼吃掉有什么不好，殖民地才是真幸福，那我无话可说。我们自己首先不能自乱阵脚，不要起内讧。集中精力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这才是最重要的。当然，也要兼顾社会公正，要循序渐进，而不是急噪冒进，不要让坏人钻空子。
　　——《小议当今国际关系——兼论中国外交》 燕山居士

　　农民的穷不能完全归咎于政府、制度、政策，农民的富也不能完全指望政府、制度、政策；政府要自律、制度要变革、政策要调整，但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制度一变、政策一改，农民马上就富裕起来了；路漫漫其修远，可求索而不可急！
　　——《不要把“三农”问题的讨论意识形态化——与孙大午先生的商榷》 张德元

　　在中国当前的改革攻坚阶段，没有什么比社会稳定更重要的了，也没有一个政党能够代替中国共产党对转型期的复杂社会进行掌握和控制，一旦政党之争引发社会动荡，改革必然失败，人民就会为“民主”交纳“高价学费”。
　　——《不要把“三农”问题的讨论意识形态化——与孙大午先生的商榷》 张德元

　　华盛顿的“三权分立”并未能使美国一夜“文明”，那时的美国其腐败和“非秩序”较之今天的中国有过之而无不及，否则你今天也看不到“西部牛仔”电影了；可能出你所料的是，当年美国人民所发动的“建立新秩序”的“革命”恰恰是从规范税收、财政制度开始的，由经济改革推动政治改革，政治改革带动社会进步，这才有了你今天看到的“文明”。经济和政治本来就是联动的，不要小看这些经济改革措施，尽管它们还很不完善，但只要运筹得当，这些经济改革措施既能“祥和”地促进政治“文明”，又能避免“暴力革命”。
　　——《不要把“三农”问题的讨论意识形态化——与孙大午先生的商榷》 张德元

　　历史的经验已经证明，中国人民缺少的不是“革命”的经验，而是缺少“和平”的办法，任何借“民主”之名而进行的“革命性”煽动，都是对国家、对人民的不负责任。
　　——《不要把“三农”问题的讨论意识形态化——与孙大午先生的商榷》 张德元

　　我信奉批评是帮助，表扬是鼓励，想做多要帮助，少要鼓励的人。
　　——孙大午

　　就业难实质是创业难。大量的农民没事干，农村又有大量的事没人干。如果有一个宽松的劳动环境，人人都可以创业，家家都可以创业，亿万个农民家庭就是亿万个具备民事行为能力的创业主体，农民会自主、自觉、自愿地改变自己的劳动身份。人人都可以创业，人人都能创业，和可能不可能成为企业家及教科书上“企业家才能”是生产要素、“稀缺资源”不是一个概念。
　　——孙大午

　　我有政治意义上的表述：就是要求经济自由、政治民主、社会共和。实现这一目标，不仅不能用革命的手段，而且甚至不能用改革的手段。我倒是拥护用宪政改良的方法实现。
　　——孙大午

　　一个国家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全面强大，将必然诞生一个国家范围之外的帝国。这既是实用的理论，也几乎为所有已知的历史经验所证实。
　　——《中国，帝国主义昂起头》 拔剑出京城

　　复兴这样一种传统在中国几乎不用任何政治启蒙和号召，就能得到大多数中国人的心理认同。
　　——《中国，帝国主义昂起头》 拔剑出京城

“个人第一性的，最大的欲求不是对孤独个体的关注，而是对整体中存在的关注。因此他第一性和最大的需要也不是基于个体对可能来自于集体的侵害的排斥，而是对个体背离整体共性的担忧。
　　这个命题可能推出的一个结论是：个体对在集体中稳定和安全的欲求要优先于对个体对民主和自由的欲求。中国的改革实践为这一结论提供了至今为止最有力的注脚。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之间出现了“基于传统理解的不协调”，无论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缓慢，还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刻，都远远超出了所有理论家的预期。二者之间如此的不协调，却完全没有妨碍中国成为近二十年来在扩大经济和政治影响方面最为成功的国家，以至于那些传统的民主自由派甚至希望通过抑制中国经济的飞速提升来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增加能量。如果说经济上的富足并不能代替个体对民主和自由的欲求，那么，就必然有一种我们还未曾意识到的神秘力量压抑了民主和自由的欲求。且将这种神秘力量称之为“帝国复兴的使命感”。
　　这一使命感产生了威力强大的凝聚力，使得中国利益关系复杂的各地区和各阶层有可能在一个旗帜下放下各自的分歧，用发展和时间去一揽子地解决问题，而不是通过制度的激变得到道德上暂时的解放，而后者，正是除中国以外绝大多数求变图强者的选择，并为此付出了在稳定和发展上昂贵的代价。使命感也越来越成为共产党政府合法性的基础，她逐渐摆脱了使人厌倦的信仰说教和威权崇拜，而将自身的命运和使命感的实践紧密相连。很显然，到目前为止，她成功地说服了大多数中国人：她正在忠实地履行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中国政府所应该履行的帝国义务，在她的领导下，中国人也许得不到一个纯净的民主自由制度，但却可以争取到一个帝国公民所享有的自由和民主，这两种结果的区别在于，后一种形式上是有限的，内容却丰富实在的多。
　　尽管西方世界一直在向东方人极力美化一个一尘不染的民主自由制度，但另有所图的使命感使得中国的政治精英们难以从内心产生出一种求道的热枕，他们将西方各种制度小心翼翼地挑来捡去，结果构成了一个经济和政治制度上史无前例的大杂烩。很难想象这样一种混杂的制度能够运行，但事实是，和其他口味较为纯正的参照物相比，它运行地还相当的成功，而且世界似乎也越来越为这种成功的延续感到信服。从这个意义而言，中国人显然恢复了他们历史上在制度建设中的政治天才，看起来在毫无规矩可言地拼拼凑凑，但实际上他们已经“创造”出了一种能够继续复兴帝国传统的政治制度。而创造在历史上正是一切大大小小帝国的专利。
　　——《中国，帝国主义昂起头》 拔剑出京城

和其他国家不同，中国是个有着连续帝国传统的国家，丰富的历史经验使得中国的智识阶层对于帝国的崛起既抱有远虑和自信，又对帝国的未来怀着忧虑和关注。过度和过速膨胀的帝国野心甚至是他们所时刻警惕的，他们不停地研究着历史上光荣帝国的兴衰历史，希望以此为复兴的中华帝国尽可能地延续生命。中国人在复兴一个传统，但需要的是创造一个内容全新的帝国，它不能再在闭关锁国中慢性自杀，更不能在穷兵黩武中给世界留下一片瓦砾，
　　不管世界是否情愿，一个东方古老的帝国已经再次昂起头颅。那里的人所要做的，世界上的人所能期望的，是这个帝国将在人类政治制度史上为帝国主义做出一个全新的解释。
　　——《中国，帝国主义昂起头》 拔剑出京城

　　世界是否需要“制衡先生”？这是大国理论的一个难点。世界政治已经走进大国时代，对于其中某几个国家而言，则是帝国主义时代。制衡的意义首先不在于全球的普遍对抗，而是各个大国或帝国之间势力范围的相对稳定。美国的对外强势政策已经把世界各大国逼到了不得不极端讲求功利的地步，因此可以说，圈地运动已经开始。
　　——《中国，帝国主义昂起头》 拔剑出京城

　　中国人对于一切外来的事物都有选择和加工的欲望，似乎很难接受让它原封不动的融入自己的文化之中。其实，这正是一种帝国主义的主体意识传统。在过去的某一段时间，这种中国式的创造经常遭到讽刺和讥笑，但中国人的经济和政治上的成功显然得益于这种创造的传统，而且以后也不打算将其作为劣根性简单处理掉。
　　——《中国，帝国主义昂起头》 拔剑出京城

　　中国对农业文明的帝国统治，则是文化型的，可以说，这点老祖宗做的很有成绩，中国历史上始终有一种文化上的认同感，即使分裂，也总有一统的意愿，没有象其它帝国一样一旦分崩离析，就一去不复返。
　　——拔剑出京城

　　中国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自己的文化，新的文化。没有新文化引导的民族，必定是一个平庸的民族。我们现在学习的教材还是古代文化。大唐帝国为什能够称霸东亚，因为他们有自己的文化。可是现在的中国人以最冷漠的态度对待自己的民族精英，我怕中国人最多能做一个物质上的帝国，而不能做一个精神上的帝国，而大批中国人尚处在贫困中，何以谈帝国! 
　　——枕戈

　　复兴需要执着于长期目标，不为偶然事件为动，不为过激情绪所动。

　　在这里，过激的民族主义情绪，是十分有害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复兴，必须有一个长期目标，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常常充满了艰难险阻，这个过程还面临着诸多涌动而来却只能作出唯一的选择，偶然之足的舞蹈有时也可能使一个国家的长期目标夭折——历史上并非没有过这样的先例。比如战后日本、德国的经济复兴，就得益于他们的“不出头”政策，二战后一位日本首相访欧，曾被讥为“不象个政治家，更适合当个推销员”，而恰恰恰就是这些“推销员”们，实现了他们的国家长期目标。 
　　——半山

　　中国不是非要戴上帝国主义的帽子，而是决不能背上帝国主义的枷锁。即使我们选择了帝国主义，也必然是一种前所未有的，中国式的天下文明，这一点不但要让国人知晓，也要让世界明白。
　　——拔剑出京城 

　　一个英武强悍的国家，必然是一个进取的国家，否则就是没有希望的弱者之邦。
　　一个进取的国家，必然是一个积极外向的国家。任何一个大国，都不可能“躲进小楼成一统”，必然会受到强大外力的冲击。强国不但要能经受得住外力的冲击，有能力融合外来的冲击，而且要能向外辐射自己创造性的文明。只有自信的强者才能做到这一点。
　　一个胸怀天下的、自信的国家，其进取的方式必然是全方位的，建立在坚强军事力量后盾上的文化上的吸引力是必不可少的。单纯武力扩张，的非长久之道，也许会给民族带来灭顶之灾。但产生不了强大武力、民众毫无尚武精神的文化，只能是弱者的文化，永远的二等国家。
　　中国是有资格和潜力做一个胸怀天下的国家的，但目前各方面的条件还不具备。如果我们还是一个自信的民族，还是一个有远大理想的民族，还是一个能够为人类贡献新文明的民族，我们就应当勇敢地承担起这个责任，焕发出我们的创造力，朝着这个目标做艰苦的努力，而不是整天哼哼唧唧地发出弱者的细语软言。
　　目前的美国就是一个比较成功的“胸怀天下”的国家，但她并不完美，中国可以比她做得更好。
　　没有远大的目标，国家必然“南宋化”，也许我们这个积弱已久的民族（很多人已经丧失了自信）又要再承受一次“同化侵略者”的惨痛代价。
　　是苟安，还是奋发，历史已经把选择摆在了当代中国人面前。人民不但需要丰衣足食，还需要安全感，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光荣。这就是帝国。
　　——鼎之轻重

　　帝国主义的一个特点，是将眼光向外看的，中国要想成为一个帝国，就必须有盟友，有伙伴，有帝国的责任感。不结盟政策是一种机略，而不是什么外交的基石。
　　——拔剑出京城 

　　内部不安定不稳固的国家，有可能称霸一时，但是往往昙花一现，好景不长。当然也有这种情况，就是国内很多人的确不服气，但是当国的君主实在强大，所以不敢起来造反，这是一种军事独裁制度下的“安内”，强大的君主一旦死去，昏主或者缺乏威望魄力的人上台，整个国家会重新陷入混乱。比如亚历山大二世领导下的马其顿帝国，阿提拉大帝领导下的匈奴帝国和成吉思汗及其子孙们领导下的几个汗国，等等。而能够延续若干代、具有一定生命力的王朝，必定要以其内部人民生活的稳定为基础。
　　——公主

　　中国目前最需要的的战略资源是时间，争取20年的和平建设的时间，是中国最大的战略利益。当然，我们需要资金，需要技术，需要市场经验，需要教育的普及和发展，但这一切都是时间为主轴的函数。所以，“韬光养晦”的政策就是这样浮出了水面，成为中国的主流治国思想。
　　——公主

　　发展就意味着危险、威胁，这是世界历史的通则。一国的发展就意味着对另一国的威胁，这也是西方外交的核心和基石。西方外交的鼻祖是法国的红衣主教黎塞留，正是他第一个在外交领域走出了中世纪的“蒙味”，开创了现代外交――抛弃任何道德与宗教的束缚，一切以国家利益为轴心旋转。他制定的外交政策使法国受惠200余年，主宰欧洲，而他策划的30年战争则使德国生灵图炭，分裂为诸邦小国，永远处于动荡之中，直到卑斯麦统一德国。而德国统一进程表明，没有卑斯麦的“战争权”，就没有国家的统一，更没有发展权。
　　——公主

　　在中国民间流传着一句话，叫做“死要面子，活受罪”。大意是说，我们中国人往往可以为了脸面而忍辱负重。宁可自己吃大亏，吃闷亏也要在面子上过得去。似乎这样就使自己在周围的人中有尊严，被人看得起，有“面子”！其实这样做的结果很多时候会使人不得不放弃为人处世的一些需要坚守的原则。而失去了原则得到的面子可以说是一文不值。不仅如此，以牺牲原则而得到的面子必然会使社会凭空具有了一种“虚伪”，不仅危害人与人之间的关互信，而且也必将影响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中国人的面子问题》 周峰

　　最近以来国外出现了一个新的趋势，就是大学和企业联姻创办所谓的“大学公司”或“公司大学”。主要的形式是“大学科技园”。成功的例子有英国的剑桥大学科技园，美国的硅谷，台湾的新竹科技园，日本的筑波科技园等。这些大学科技园和工业区使教育和企业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彼此促进，共同发展。一方面为教育的发展提供资金支持和理论联系实际的舞台，一方面为企业的发展提供技术和人材支撑。其它的形式还有所谓的公司承包大学管理，接管学校或者企业工作人员直接出任学校的校董或校长等等。这些灵活多样的形式体现的是教育和产业的密切结合，充份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为教育和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机会。 
　　——周峰

　　高等教育不仅需要对学生进行知识的转播和能力的培养，同时更重要的还必需培养学生自觉创造财富的意识和习惯。使学生在今后的生活和工作当中时刻关注知识转化成现实生活要素的可行性。也就是培养学生的创造动机和行可行的策略。并且鼓励学生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
　　——周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