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新世纪新阶段，面对改革发展稳定的繁重任务，面对世界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我们要更好地把全国各族人民的意志和力量凝聚起来，万众一心地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而奋斗，就必须大力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不断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的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胡锦涛

　　发展各类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都要坚持正确导向，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做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努力宣传科学真理、传播先进文化、塑造美好心灵、弘扬社会正气、倡导科学精神。
　　——胡锦涛

　　我们要发扬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大力发扬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大力弘扬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成为新的历史条件下鼓舞我国各族人民不断前进的精神力量。同时，我们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辩证取舍、择善而从，积极吸收借鉴国外文化发展的有益成果，更好地推动我国文化的发展繁荣。一切有利于加强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有益经验，一切有利于提高我国人民精神境界的文化成果，一切有利于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管理方式，都要积极研究借鉴。要始终高举社会主义文化旗帜，在文化观念上决不照抄照搬，在发展模式上决不简单模仿，坚决防范和抵御各种腐朽落后的文化观念侵蚀干部群众的思想，确保国家的文化安全和社会稳定。
　　——胡锦涛

　　目前，中国的ＧＤＰ仅相当于美国的１／８，人均ＧＤＰ占有量仅相当于美国的１／３５，位居世界第１００位以后，国际竞争力排名居世界第３１位，金融竞争力仅居第４４位；在经济质量方面，也有很大差距。例如，中国作为第四大生产制造国，有１００多种产品产量居世界第一，但普遍存在六少一缺的状况，即品种少、名牌少、高档产品少、高附加值产品少、高科技含量的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少和缺乏核心技术，许多产品的关键技术和零部件都要进口，中国制造业面临着如何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的艰巨任务。
　　——《走向世界强国之路》 子河

　　军事力包括军事实力和军事威慑力。军事实力由军事思想、军事装备、军事人才和军队素质构成；军事威慑力由常规武器和战略核武器构成。中国的军力虽然居世界前几位，但其军费开支仅相当于美国的１／２５，日本的１／３。在军事理论、军事科技人才和军事技术装备上与美俄等先进国家的差距更大，尚不具备全球作战的能力；而数量有限的战略核武器则难以构成真正有效的战略威慑力。
　　——《走向世界强国之路》 子河

　　文化力包括文化影响能力和文化吸收能力。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和发展中国家，丰富的是古代文化，缺少的是现代文化；拥有的是古代文明，贫乏的是现代文明，目前尚处于学习西方现代文化和文明的阶段，因此，中国文化对外界的影响力和渗透力十分有限。
　　——《走向世界强国之路》 子河

　　人才力包括培养人才的能力和吸引人才的能力。中国改革开放２０年来，教育事业发展迅速，人才培养成绩显著，但中国每万人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很低，而文盲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却占１６％，尤其女性文盲高达２４％，俄罗斯的文盲率仅为０．４５％，差距是显而易见的；吸引人才的能力一是指吸引本国留学人员学成回国的能力。据资料显示，中俄两国是世界上人才流失最严重的国家，虽然中国制定了一系列吸引留学人员归国创业的优惠政策，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扭转人才出多进少的局面；二是指吸引外国人才的能力。在这方面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更大。目前，中国正在制定外国人获得中国永久居留权的法律规定，这对于吸引国外人才无疑具有积极意义。
　　——《走向世界强国之路》 子河

　　所谓思想力是指能够创立新的社会运行机制、解放生产力、推动时代前进并对其它国家产生示范效应的思想理论。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考量指标，却被不少学者忽视了。英国作为工业革命的发源地，不仅发明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蒸汽机，而且创立了君主立宪制，成功地解决了皇权与民权的矛盾，成为近代资本主义的典范。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三大来源有两个来自英国决不是偶然的。美国以民主、人权为核心的三权制衡制度，以其完备的理论体系和科学、严密、有效与成熟的运作模式成为现代资本主义的典范。
　　——《走向世界强国之路》 子河

　　实力、心理和机会是成为世界强国的三大要素。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强大并不能理所当然地拥有世界强国的地位，有无心理准备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具备了世界强国的实力，而心理准备不足，既使出现机会也将坐失良机。美国就是典型的例子。早在１９世纪末，美国的综合国力就已经超过了当时的世界头号强国英国，但是由于心理准备不足，偏安一隅，长期奉行孤立主义的美国并没有抓住一战送来的大好时机，直到１９４１年珍珠港事件后美国才幡然醒悟，彻底抛弃了孤立主义，抓住了历史赋而它的第二次机会。一心想当世界大国的日本，虽然其综合国力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但是由于日本不能以大国应有的心态面向未来，勇敢地承担起历史责任，阻碍了日本通向世界强国之路。这也是缺乏大国心理准备的一种表现。
　　——《走向世界强国之路》 子河

　　以中国目前的实力显然还不足以全面担当起世界大国的责任，但却不能没有这方面的心理准备。中国应当保持一种平和的心态，既不能头脑发热，也不能无所适从。一方面，中国要主动承担起有能力承担的国际责任；另一方面，要做好今后承担更多国际责任的物质和心理准备。
　　——《走向世界强国之路》 子河

　　一个世界大国，不仅应有积极参与解决重大国际问题和热点问题的意识，更重要的是还应当有参与制定和修改国际机制的意识。目前，全球国际机制主要分为两大类型：一是国际政治与安全机制，如联合国的安理会决策机制、裁军机制与维和机制等等；二是国际经济与金融机制，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及世贸组织等等。前者是二战结束后，以美苏为主导的世界大国参与制定的，后者则是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发达国家参与制定的。在现行的国际机制中，有的随着世界形势的发展已不适应当前的需要，有的则本身就存在着某些不平等与不合理性，其主要维护的是强国和富国的利益，而损害了弱国和穷国的利益。
　　——《走向世界强国之路》 子河

　　中国应当如何塑造自己的大国形象？换句话说，中国将怎样为自己定位？以什么样的形象出现在国际舞台上？每一个成功的企业都有自己的品牌形象，每一个走向强国之路的世界大国都在用自己的言行塑造着自身的品牌形象。定位准确与否，关系到中国通往世界强国之路的成败得失，而恰恰这一点却往往容易被人们所忽略。
　　中国应当怎样为自己未来的大国形象定位？根据时代的发展和中国自身的特点，至少应把握以下五项基本原则：
　　富强－－是大国形象的物质基础。没有这个基础，对内，就无法保障本国居民富裕、文明的物质生活；对外，承担起大国的责任就是一句空话。美国战后在欧洲实施的″马歇尔计划″和对日本、韩国、台湾等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提供的巨额援助与贷款，为它们战后重建与经济起飞发挥了重要作用。苏联也曾向世界６０多个国家提供了多达１７００亿美元的各种形式的援助与贷款。这些，没有强大的物质基础做后盾是不可想象的。
　　民主－－是大国形象的政治基础。在民主与人权已经被国际社会普遍认同的当今时代，不民主不足以立国安邦。在冷战时期，以民主为价值观念的美国向世人展示的是自由、民主和人权“捍卫者”的形象，而体制保守僵化的苏联则给外界留下了缺民主、少人权的不佳形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政治民主化和改善人权状况等方面都有了明显的进步。但经济体制的改革必须有政治体制改革相配合。因此，加速政治民主化进程不仅是中国深化改革，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必要环节，而且是改善中国对外形象的基础。
　　文明－－是大国形象的文化基础。文明包括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中国在发展物质文明的同时应大力提高全体国民的文明素质，把中华古代文明与现代文明有机地融合起来，向世人展示出中国以中华文化为底蕴的现代文明新形象。
　　和平－－是大国形象的外交基础。和平与发展是当代的主流，中国奉行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符合时代发展的主流，这不仅有助于打消弱小国家的疑虑，改善与中国有利益冲突国家的关系，而且使国际上某些别有用心的政客所散布的“中国威胁论”不攻自破。
　　正义－－是大国形象的道德基础。纵观世界历史，不论哪个时代总有一些横行霸道、以强凌弱者，因此也必然需要有人站出来主持正义。能否坚持正义，对大国形象有着直接的影响。
　　——《走向世界强国之路》 子河

　　只有在国际事务中坚持原则、主持正义，勇于承担起大国的责任，旗帜鲜明地反对国际霸权主义和一切不公正的现象，才能赢得国际社会的尊敬，维护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走向世界强国之路》 子河

　　疾病一直是人类生存的大敌，严重的疾病流行，常常改变历史，甚至改变文化。公元6世纪，在东罗马帝国爆发的瘟疫肆虐了50年之久，造成上亿人死亡。1348～1351年在欧洲爆发的黑死病，三年时间夺去了6200万人的生命，几乎占当时欧洲人口的四分之一。中国历史上疫病流行更是常常促成了改朝换代。直至近代，大规模的流行病也对人类社会造成巨大伤害。1918年爆发的流感，在10个月内造成世界范围内4000多万人的死亡。然而工业化时代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给人类带来了福音，带来了征服疾病的力量。迄今为止，在公共卫生方面最重要的医学成就是抗菌素发明，它对延长人类人均寿命以及人口的增长起到了革命性的作用。
　　——《SARS启示录》 房宁

　　科学不能为我们解决一切问题，因为，我们在解决问题的同时又在制造着更多、更大的问题。随着科技手段的发展，我们制造问题的能力和速度要远远超过解决问题的速度。这是真正的问题所在。
　　——《SARS启示录》 房宁

　　可承受发展的概念，包括了两个重要涵义，一是对传统发展方式的反思和否定，二是对可承受的发展模式的设计。发展主义是以资源的无限性和漠视环境与生态为前提发展观、世界观，以今世为唯一的价值维度。而可承受发展的观念，改变了对发展的资源与环境、生态前提的看法。而这种改变的背景是，时至今日以现代科学技术武装起来的人类，已经有了足以彻底破坏人类自身赖以生存与发展的环境与生态的能力。于是，可承受发展，作为一种深刻地体现了人类对自身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反省的新思维方式，便应运而生了。可承受发展也是一种新的道德观念，它开辟了一个新的道德视角——代际道德。
　　——《SARS启示录》 房宁

　　盲目与低姿态，也许正是学习者所必备的。我们学习西方并非都是亦步亦趋，也确实有结合自身需求，发于内心的修正和发挥。
　　——《SARS启示录》 房宁

　　发展给人类带来了幸福，带来了快乐，也增强了人类的信心。对于人类来说，恐惧并不可耻，恐惧恰恰是人类自我意识的最基本的表现。而人类意识的发展，则应意味着从恐惧中的获得觉悟，从经验教训中觉醒。
　　——《SARS启示录》 房宁

　　在漫长的进化与发展的历程中，人类长期面临的主题是挣脱和反抗自然的束缚。人定胜天的信念曾鼓舞我们前进。在人类中心主义的自然观中，人与自然是对立的，人类一直希望通过自身的发展与强大最终战胜自然。在自然环境与生态所能允许的可能性空间内，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已经获得充分发展之后，人类中心主义的自然观实际上已经完成了其历史使命：它促使人类在自然界提供的可能性空间中获得了最大程度的自由，又将人类推至毁灭的边缘。
　　——《SARS启示录》 房宁

　　持续发展依赖于对地球的关心，除非地球上的土壤和生产力得到保护，否则人类的未来是危险的。
　　——《世界自然保护大纲》

　　人需要组织，需要伦理，需要纪律和责任，用先进思想武装起来的人需要有自己的理想，有自己的领袖，有自己的国家尊严。
　　——chmhiee

　　推毁一个国家容易，建设一个国家难。十个英明领袖的贡献能被半个不英明的领袖毁掉。
　　——曹国奇

　　真正英明的领袖，就应当是努力建立人民民主制度的领袖，否则，他不能保证不走向专制。
　　——唯实

　　民主政体只是一个过渡，它不是现代社会理想的政体，理想政体的产生不是法律的健全，不是制度的建设，而在于人的精神升华。现在的人还是残缺不全的人，人既是伟大的又是渺小的，人的伟大是人具有终极关怀，能与无限沟通；人的渺小是人只是社会机体的一个细胞，他受制于社会环境。领袖人物首先的一条就是人文关怀，其次是社会经历，只有那些在恶劣的环境中保持人文本色的人，在历史进程这看到时代本质的人，他们才有资格进入统治者的行列，因为他们的思想境界已远远超过了一般人，是政客和官僚望尘莫及的。政客和官僚只有为他们服务的权利，没有干扰和参与决策的权利。
　　——chmhiee

　　对一个社会而言，要实现的是每一个人受到比较的相对公正的对待，能最大化的享有追求自己幸福的机会，我们所要考虑的是这种机会如何才可能得到保障，无论民主或集权，在顶层之下都需要有一个庞大的公务员体系，每日的行政事务都是在这个休系内被消化掉的，因而公务员体系的办事效率和公正观念及程度才是最为重要的。
　　——idrop

　　打江山的残酷斗争锤炼出一代英明领袖。那时，打胜仗就是硬指标。坐江山的英明领袖靠什么锤炼？看你能不能给百姓带来好日子。搞得不好，人民请你下来，搞得好，人民拥护你上去。这就是民主。所以，英明领袖只能在民主中产生。
　　——上穷碧落

　　一个政权是不是民主政权关建是看他是不是代表大多数国民的根本利益，看他的政策是不是受到大多数国民的认可和支持。只要符合这两条，我认为这个政权就是民主的政权，产生这个政权的制度就是民主的制度。
　　——君卿枭

　　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是中国在改革开放道路上寻找进一步发展壮大动力的途径。苏联解体使得社会主义中国成为西方假想敌。在国内，一部分知识分子对西方怀有较为深刻的亲切感，密切配合着每一次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改革进入更深层次后，诸多矛盾涌现，现代化道路上出现了诸多路障，中国的处境和改革开放初，以至整个80年代相比，情况已大不相同。有学人用“群敌环伺，内政待修”来形容目前中国的处境，不无道理。在新世纪，如何进一步提升民族气节、培育民族精神，以充盈的精、气、神，使中华民族在新的世纪里克服种种困难，民族主义是这一问题的一个解答。“外抗强敌，内修民主”的思想渐渐成为民族主义思想的核心之一。
　　——《新帝国主义时代与中国战略》 房宁

　　在全球化下，发达国家为了维持全球资本在每一个环节的畅通运行，会允许一些后发展国家在局部和特定时段来提升自己国家和民族的实力。但一个有着10几亿人口的中国的稳步和健康的发展却令先发国家十分恐惧。
　　——《新帝国主义时代与中国战略》 房宁

　　亡国的那种感觉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看到危险逼进而又无力阻止的感觉更让人心碎！
　　——《没有军事保护的经济的发展是脆弱的》 张文木 

　　我研读作为中国文化平台的先秦诸子，发现他们之间的不同之处，固然不少。但在面对现实社会的棘手问题，而难以处理时所采取的规避态度，却是惊人的一致：即回到邈远不可知的至德之世，这已经成为他们思考和观察问题的一个路径依赖。换言之，他们的视野里没有未来，一个民族的思想精英或者说是思想库里，对未来缺乏理性预期及合理前瞻，自然更没有大胆的想象，这是一个我们必须穷根究底的大事件。
　　——《传统文化与中国人》 雪弧

　　一个民族如同一个人一样，要极富想像力和创新能力，那么就得有一整套完善的保护创新能力的机制。不幸的是，几千年来以至于今，都没有这样的制度保证我们。相反倒是“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水必推之”、“枪打出头鸟”这样的训诫，孺妇皆知，成为全民近乎集体无意识的认可准则。有真正良好的保护创新能力的制度环境，人们的创新能力和聪明才智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释放和发挥。这种环境下，人们比的是谁比谁更聪明，谁比谁更有才华，更有创造力。反之，人们不是比谁更聪明，而是比谁更愚蠢，几千年的专制制度形成的文化是一个“比傻文化”，这样的国家是一个比傻的国家。换言之，在这种情形下，人们不是堂而皇之比谁更聪明，而是比谁假装不聪明，至少表面上要如何愚蠢，以便比自己“更聪明”的上司欣赏你，得到他的提拔，于是吹牛拍马，装疯卖傻，便成了人们为了生存所必须的日常行为。 
　　——《传统文化与中国人》 雪弧

　　我们将谋略泛化到我们的日常人际交往之后，带来的对我们民族品格，个人品质的灾难性后果，并且大大降低了我们经济生活中的公平与效率，影响了个人生活质量及社会进步，抑制了整个民族的创造性。柏杨说中国人是丑陋的，爱窝里斗，中国人的文化是酱缸文化，并没有错。但中国人为什么一个人是一条龙，两个人是一条虫，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担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呢?柏杨及很多人的思考就不那么让人满意了。因为许多思考中国文化的人，总是喜欢说我们的文化及民族性格的缺陷，而对造成这种缺陷的“罪魁祸首”或语焉不详，或姑息纵容。那是造成我们这种文化及民族性格缺陷的专制制度，因为人是受制度影响很深的动物。这种制度长几千年之久，已经深入侵淫到我们的生活及文化的各方面，使得各色人等习焉不察，或者对此安之若素。因为专制制度缺乏现代民主制度所能够造就的以人为本，信誉至上的环境，于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便缺乏安全感、信任感，民众之间互不信任，政府与民众之间也不信任，这种人际环境使人对自己的将来缺乏理性预期，致使坑蒙拐骗的一次性博弈增多，这样的话，那么选择不说真话而搞阴谋诡计反而成了一种理性行为。 
　　——《传统文化与中国人》 雪弧

　　我敢说，一个中国人从生到死，花在人际交易上的成本是最高的。逢迎、吹牛拍马、说假话、虚套烦琐的应酬都可以说是人际交往中必不可少的，这会消耗掉人的多少青春才华，可惜没有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来做个真切的算度。我曾经说过，在我们这个社会，你有七分才华，三分人际，你失败了；倘若是相反，你倒有可能取得成功。这也就是为什么你才高八斗，也可能怀才不遇，不能获得成功的道理，因为你在人际方面的投入太少了。没有真正的法治，没有信用制度，自然就会使人际投入增加，而人际投入一增加，大家不免互相倾诈，都想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效益，从而增加了交易成本。因此在我看来，耍阴谋诡计或者哪怕是滥用较为中性的谋略，都使我们的经济生活及相应的社会生活成本增加，本来要用谋略来降低交易成本，反而增加了交易成本，这就是我们的社会发展滞后，人的创造性萎顿的真正根源，当然最终是由于制度的缺失所致。 
　　——《传统文化与中国人》 雪弧

　　开放的社会自然是民主社会，而民主社会的敌人便是专制社会。
　　——《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 英国著名思想家波普尔

　　虽然政治改革是我们一切问题解决的关键，但文化问题（包括思维方式、思想观念等）却是最为根本性的。
　　——夜啸

　　我们现在言及改革、言及解决社会问题大都没有立意去作艰苦深入的系统思考，因而存在一定片面性，我曾将之概括为五类：
　　1、偏西化类。简单攀比西方，不顾何时何地何条件一味要求西化，突出表现在多党制问题上，以为除此别无他途。所以遇事往往缺乏深入研究的耐性，甚至象在喊口号。
　　2、偏传统类。以传统为甘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成了信条，一出问题，就以为“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对现代化和发达国家没有系统性认识，甚至幻想以中化西。
　　3、偏情结类。主要是对过去耿耿于怀，常常纠缠在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上无法自拔，殊不知现实复杂，历史更复杂，历史人物则尤其复杂，中国人习惯以史为鉴，却似乎至终也没有形成大的气候。
　　4、偏感受类。对现实“过于”富有感情，遇事容易“跟着感觉走”，然而这种“感觉”也并非纯粹，它极易受到那些现成的且往往是肤浅错误观念的导引而出错，如时下由弱势群体而泛起的阶级斗争论者。
　　5、偏书本类。面对知识海洋时缺少自信，找到权威著作便任其在脑筋里“跑马”，然后拿其虎皮当大旗，面对现实时又过于自信，“什么书”、“谁谁说”经常挂在嘴边，“使者”派头令人乍舌。
　　——宝剑

　　洪荒时代最著名的团结，是黄帝部落和炎帝部落的合并。有了这次团结，才诞生了华夏民族。起初，皇帝部落居住在姬水一带，由于环境恶劣，转而迁徙到涿鹿。炎帝部落当时也居住在这里。两个部落为了争夺这一地方进行过激烈的斗争。最后，他们握手言和、团结到一起，成为炎黄部落。这就是我们自称炎黄子孙的由来。
　　没有两个部落的团结，就没有炎黄部落，团结统一缔造了中华文明！
　　——《众志成城》 刘永谋

　　龙是中华民族的图腾。它的形象的演变就是人民大团结的最好说明。相传，华夏民族最初的图腾是蛇。后来，华夏部落不断扩大，每吸收一个新部落，就把这个部落的图腾的一部分添加到蛇的身上。于是，整个中原统一的时候，作为共同图腾的龙就诞生了。你看，鹿角、鹰爪、牛耳、鲤须……龙身上的每一部分都诉说着一个民族团结的故事！龙就是中国人团结统一、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最好证明。
　　——《众志成城》 刘永谋

　　团结统一是为了共同理想奋斗的进取精神。团结不是一团和气、一团死水，团结不是简单的你好、我好、大家好。更重要的是，要有一个共同的、崇高的目标，才可能有真正的团结。
　　——《众志成城》 刘永谋

　　自古以来，中国人最高目标都是国家统一、民族强盛，其他的个人恩怨、个人利益都要为最高目标让路。为了这一目标，多少仁人志士不计前嫌、不计得失；为了这一目标，多少革命先烈毁家纾难、舍生取义；为了这一目标，多少中华儿女殚精竭虑、致死不悔！ 
　　——《众志成城》 刘永谋

　　许多人一味讲团结，讲稳定，对各种不好的、不法的现象视而不见，只求一团和气。这不是真正的团结。
　　——《众志成城》 刘永谋

　　任何一项工作，都需要不同的人、部门、单位的合作，只有发扬团队精神才能做好工作。讲团结，要反对宗派主义，要反对地方保护主义。团结是为了全体的利益，谋取不是小团体、各地方、本单位的利益。
　　——《众志成城》 刘永谋

　　启蒙运动设计的现代性理念，首先就是对中世纪传统的反动，表现为对超越的背叛，进而发展到对形而上的否定。经验终究不是本体，功利不能作为人生意义的终极根据。所以，这种绝对继续发展，就变成了相对和虚无。一切皆无定数，一切皆为虚空。所以，现世的高雅与低俗、善与恶、理性与荒谬根本没有什么不同，所有的疯狂、荒唐的选择也未尝不可，也不过是终结于虚无。其次，现代性的人类中心主义，出发点是认识自然、造福社会，把自然看作一个对象。随着科技的发展，人类力量的增强，认识自然演变成改造自然、征服自然、支配奴役自然。海德格尔说的好，一般技术和现代技术同为存在揭示的去蔽方式，只是后者的去蔽和揭示是在逼索状态下，以扭曲、无限膨胀、过分曝光的形式实现的。自然不是人造的自然，人不是自然的主人。一方面，在逼索中，自然被扭曲不成为自然，无法本真地“在”；另一方面，人逼索自然，妄图成为自然的主人，因而也丧失了自然的“自我”。再次，现代性的主-客二元对立的观念，是现代认识论转向的基础，是人对自身力量的肯定。但是，以这种对立为基础的对主体的肯定，把世界分为“我”和“非我”两个对立部分，使人类面对“我”和“非我”斗争的泥沼。随着主体力量的增长，人类对世界的控制加强，但并没有使个体得到真正的解放，相反却在现代社会中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独、恐惧和无力。实际上，“我”试图对“非我”（首先是自然）的征服，演变成人对人的征服，最后是“我”对自身的否定。关于这一点，法兰克福学派说的好，对自然的奴役的逻辑扩张就会变成人对人自身的奴役。于是，“我”走向两个极端，即极端个人主义或者完全丧失自我。最后，摈弃超越、主-客二元对立和人类中心主义的观念，导致了感官经验、绝对功利和工具理性的片面发展。工具理性的产生与启蒙运动积极进取的世俗生活观念和对基督教神圣的、超越的终极指向的彻底颠覆是密不可分的。当神从世俗生活中被彻底地驱逐，世俗与宗教生活分立，世俗生活的意义再也不能通过有机相连的宗教生活而由上帝来规定和指导。世俗只能以世俗本身为目的，而不能指向终极意义。于是，只问世俗现实目的的工具理性应运而生，并且迅速地在整个都市化的世俗社会扩散和渗透，成为世俗生活的最高教条。世俗的目的是什么？当代社会的回答就是感官沉浸。这样一来，赛伯空间、虚拟现实和网络文化就以其沉浸性迅速崛起。所以，作为现代生活的新方式，沉浸性、感官沉浸的出现是现代性演化的逻辑产物。它深刻地表征了技术现代性、文化现代性的危机，体现了现代社会实践方式和生存方式的危机。
　　——《技术现代性与文化现代性的困境》

　　以荒谬为荣，乃是我们最大的悲哀。荒谬之后呢？只能是自我否定和毁灭。心灵的虚无和肉体的实有，在意识里凝结出巨大的反差。因为我们没有萨特，没有从虚无中奋起的勇气。因而，虚无之路，对于我们，只是从人通往野兽之路。必须承认，自己在心灵上的脆弱??这才是表现自己仅有的勇气的适当方式。何必再遮掩：正是在这样的懦弱中，才导致政治或者说权力对思考和哲学的强奸，才导致两千多年我们战战兢兢的生活。可是，虚无并不是一种抗争，而同样是放弃自己的责任和权利。在中国，荒谬连无政府主义也滋养不了。它只能产生新的复古，而且是坏的复古，让历史回到最阴暗的老路上。必须时刻记住：最惨痛的莫过是思想的复辟，而非形式的复辟??后者基本上不会发生，而前者似乎已经在发生。思想复辟的最大表现就在于：我们仍然随时准备听命于他人，哪怕是最疯狂的训示??因为虚无，我们已经无比地软弱和神经质。 
　　——《超越即是遗忘吗？》 刘永谋 

　　谈到人类理想，我们又做过些什么呢？事实上，难于启齿。在旧有的秩序崩塌之后，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回避，或者说遗忘。似乎救世良方总会降临，然后无须思考的痛苦就可以取而用之。五四的时候，许多人这么以为，今天还是这么以为。超越只是遗忘吗？遗忘，然后等待，就足够了？难道这么快忘了历史：超越并不是简易的快餐，而是生与死的搏斗。这就是五四所诉说的：需要超越的不仅是制度，更重要的是常识和思想。所以，只有自己超越，舍此无它。温元凯早有断言：我们的问题最重要的是思想的问题。即使在今天，对他的评论也应者寥寥无几。遗忘或者视而不见，似乎成了当代最引以为荣的美德。这样的美德，结果只是全身心的屈服。这样的屈服，并非老子推荐的心灵寂静，结果只是堕落的非人性化。因为虚无并非纯净，而是被非人的东西所充斥。然而，五四任务可能轻易地完成吗？不能。数千年的奴役与奴性，已经成了习惯。但是，非人性的毒疮膨胀起来，还可以剜去。再擦干污秽和血迹，我们还是新人。这一历程难免是漫长和反复的，难免是勉强和血腥的，难免是被迷乱所困的。然而，已经别无选择。对人的概念的忽视与遗忘，证明我们正站在悬崖的边上。迷乱和虚无的泛滥，证明我们正开始失去信心。前进或者后退，在转折之时，只表现为一念之差。历史就在我们手中，怎么能够轻易放弃！ 
　　——《超越即是遗忘吗？》 刘永谋 

　　中国目前的状况极其类似于１８、１９世纪的欧洲社会。“信仰危机”“信誉危机”都反映出社会文化的病态和个人心理的变态。如果单纯依靠市场自身的净化过滤，中国社会公德水平达到西方社会至少需要几十年，而恢复信仰水平可能要更长的时间。对于意识世界里的东西，依靠行政力量是难以根治的，这就需要考验政府的软管理能力、宣传引导能力。
　　——《浅析中国政府管理能力》 老沈

　　中国国家形式既强大又脆弱。看上去强大的国家，却在一些基本问题上显得束手无策，原因就在于国家管理重风俗文化轻制度规则，国家制度化的落后制约了国家管理能力的提高。没有健全的规则，就会显现乱象；有了规则不去遵守，同样会乱象丛生。
　　——《浅析中国政府管理能力》 老沈

　　若要提升中国政府的管理能力，就必须大力加强国家制度建设，包括立国理念、制度安排、治理技术等。其中，最重要的是法治建设，只有将社会生活中的各种规则上升到法律，并且得到政府和民众的严格贯彻，才算实现了国家的法治化。唯有如此，才有望协调社会利益的分配，控制社会冲突的程度，人民才能享受长期富裕太平的盛世。
　　——《浅析中国政府管理能力》 老沈

　　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说，中国改革已进入过大关时期，即人人都会受益的改革已经过去了，需要进行利益的重新分配。在这一过程中，阶层冲突将表现得异常激烈，中国政府的管理能力也将接受更大的考验。
　　——《浅析中国政府管理能力》 老沈

　　现代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的发展，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发展，为政府再造的实现，提供了物质基础和可靠支持。以电脑、网络、通讯为主的信息技术，正在改变着人们几千年来形成的信息传递方式、人际间的沟通方式和社会管理的组织方式，并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生活和政府运作的方式。随着世界工业社会型经济逐渐向全球化的知识经济发展，信息已取代传统的其他资源，成为战略性资源，信息资源管理和知识管理，成为各行业的核心管理领域，信息化时代正在来临。现代信息和通讯技术的发展，对政府管理的理念、政府治理的结构、政府程序和工作流程、政府决策和政策制订都产生了重大的冲击，有效促进了政府行政的现代化、民主化、公开化和效率化，是政府再造的重要推动因素。
　　——《从非典危机谈运用信息技术促进政府再造》 卢永生

　　运用信息技术促进政府再造，就是充分利用以互联网络为主的信息及通信技术，重新定位政府的角色，使政府治理的观念、结构、方式和方法得到根本变革，使政府的内部组织、运作程序及与外部关系得到重新调整，从而建构一个有回应力、有效率、负责任、具有更高服务品质的政府。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推动政府治理观念创新，确立以顾客为导向的政府服务理念。
　　二、通过建立电子化政府，使政府的组织结构得到优化。
　　三、促进政府角色重新定位，建立职责有限的民主政府。
　　四、扩展国家治理模式，进一步完善政府的治理结构。
　　五、建立与民众互动的政府服务平台，构建无缝隙的政府。
　　——《从非典危机谈运用信息技术促进政府再造》 卢永生

　　传统的行政组织形式是科层组织结构，它是与平稳的管理环境相对应的，其最大优点是稳定性强，而弊端在于对外界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较差，而且压抑组织成员自身的全面发展。在社会环境不断变化和信息技术迅猛发展的条件下，各发达国家政府均通过构建电子化政府对政府的原有的组织以及管理进行改革。所谓电子化政府，就是政府有效运用现代信息和通讯技术，通过不同的信息服务设施（如电话、网络、公用电脑站等），对政府机关、企业、社会组织和公民，在其更方便的时间、地点及方式下，提供自动化的信息及其服务的虚拟政府。
　　——《从非典危机谈运用信息技术促进政府再造》 卢永生

　　在传统科层制政府体系下，权力方向是层层往上集中，最终到达顶层；而即使在一个层级上，权力也是集中在该层级最高领导人那里。下层和基层政府人员一般不具有实际的决定权力，由此也就在平时不需担负特别的责任；并同时极大地造成政府基层机构及其一般职员的庸碌和缺乏责任观念。
　　——《从非典危机谈运用信息技术促进政府再造》 卢永生

　　传统的那种强政府、弱社会，政府单独主治的局面实难解决日益增加和复杂的公共问题，无论愿望有多好，皆会受到自身治理能力的限制。政府部门已经无法成为一个唯一的治理者，政府必须与民众、社会其他组织共同治理（cogovernace）、共同管理（comanagement）、共同生产（coproduction）与共同配置（coallocation）。因此，政府、社会、公民（public-private-citizen）的共治已成为当代重要的治理模式。
　　——《从非典危机谈运用信息技术促进政府再造》 卢永生

　　在电子化政府条件下，通过计算机、通信、网络等技术手段的综合应用，政府可能为社会公众提供全天候的、高质量的、“一站式”的公共服务，此即所谓的无缝隙的政府（Seamless government ）。
　　——《从非典危机谈运用信息技术促进政府再造》 卢永生

　　西方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不知走过多少弯路。以现在的眼光看，有的模式已经落伍，有的已经进入死胡同。中国应该汲取他们的教训。
　　最明显的教训是堕落文化对人性的扭曲。人在贪多无厌的商品社会中，被金钱引入歧途，失去了道德准则。在美国社会，所谓的“大自由”助长了暴力、酗酒、乱伦、色情、绝对自私。
　　——《中国外交要有新理念》 关愚谦